论黄霑词作对于辛词的继承与创新

词，本就是音乐文学，为了配合乐曲以便于歌唱，于是有了长短句之分。宋词便是这种文学形式发展中的重要形式之一，也可谓是现代歌词作品的先宗。作为宋代的代表词人之一，辛弃疾的词作成就无可厚非。“自如地以词记事、咏史、抒情、言志、咏物、感怀、寄愁，几乎无施不可，而他在词的创作中也拓宽了表现手法，将词的艺术成就推向了顶峰。”［1］（P001）章培恒给出了极高的评价。但词的巅峰不止于宋代。现代文明的开化也促进了词这一文学体式的发展，在传统继承的基础之上更多地被融入了现代的流行元素。“在词人中黄霑的代表作数量未必最多，但其开风气之先，对粤语流行歌词现代化的贡献却始终是首屈一指的。”［2］（P191）黄霑，作为香港流行乐坛里的词宗，他的词作不仅反映了近现代香港社会的迅猛变化，更是后人歌词创作的楷模。

跨越800多年，辛弃疾与黄霑这两位时代代表性的词人，词作风格隶属于相同的“豪放”一派，但二人对于这一风格的表现形式，却又有着诸多相异之处。无论是在自述或是讲话中，黄霑不止一次地提到辛弃疾之词对于自己创作的借鉴作用。这不仅使黄霑作品中处处可窥见辛词之影，更能看出时代的相异在歌词创作中留下的痕迹。

一、哲学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既是文学样式之一，隶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词不可避免地受时代背景下的主流意识所影响。无论是宋代居士风在辛词里的隐约若现，抑或是黄词里的独具特色的传统因素，都佐证了这一点。

宋代的居士之风蔚然，苏东坡、黄庭坚等都是典型的居士文人代表。当参禅学佛与三家的知识谱系建构成为文人的社会性普遍要求，身处此时代的辛弃疾虽然不能被明确地纳入佛教居士之列，但其作品已显露出了佛学对其的修养之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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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词作中最显而易见的佛学因素之一便是其词所用意象里的寺庙。在后期退居上饶的生活中，辛弃疾词里所叙的寺庙游历日益频繁，单单是一个博山寺便在其作品中出现的有17次之多，如《丑奴儿》等为其“道中壁”的名篇佳作。

刘婷婷，裴丽，王一群，等.基于光载波抑制调制的可调谐高倍频毫米波信号发生器[J].光子学报，2018，47(12)：1206003

“他的词曲作品,虽然映入了世俗的光影,虽然染进了粤语的方言,但依然纯然是中国传统文艺的一支余脉。”［3］尽管黄霑是香港流行乐坛的代表，现代元素在他的词作中却掩盖不住传统文化的光芒。纵观黄霑的作品，既有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又有道家超然洒脱的底蕴，还为佛家的随遇而安所浸润，可谓包含了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涵。

可窥探出佛学因素的还有辛词中佛家语的使用。社会中佛经的风靡，加上相似的多才让其以王维自喻，佛家典故在其词中亦不为少见。辛弃疾所尚的苏东坡和白居易对于佛家语的信手拈来也增加了辛词中佛家语的使用频率。

后期仕途的坎坷让辛词中参禅的内容多了起来。被迫退居，沉入仕途的谷底，让辛弃疾在佛学的世界里寻求释然。既有未被政事缠身的闲暇，又有郁郁不得志的失落，心境条件和时间条件让辛弃疾的参禅有了收获，如《醉书其壁》中，他不仅吸纳了“色即是空”的佛学观念，更突破“色空”，得出了“清凉之境”的领悟。也正是这种释然和超脱，与豪放之风相契合。

儒家的积极入世在其词作里屡见不鲜。“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教科书时，公然篡改侵略中国的历史，激起了华人的愤慨。黄霑和王福龄合作了歌曲《我的中国心》。”［4］（P45）无论是在红遍了中华大地的《我的中国心》这样的爱国优秀作品中，还是在《近代豪侠传》这样的侠义热血创作里，都不难映射出他那颗拳拳的爱国之心和英武之气。黄霑词作里淋漓尽致的爱国激情每每让人激情澎湃，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黄霑历来向望宋代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使其词宗地位屹立不倒，而其对于宋代“豪放”风格继承后的创新，更难能可贵。当今的文化亦是如此，对于古文化的继承为根基，注入新鲜的现代血液，才能真正迸发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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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表外的佛寺意象到内里的参禅之悟，不难归结出辛词中的佛学因素，亦可见出其词内涵主干为佛学。

道家的超然洒脱更是融入了其词作的灵魂之中。经典名作《沧海一声笑》被称是传神地契合了金庸作品的内蕴，是《笑傲江湖》的完美诠释，正是因为其中的“沧海笑”“苍天笑”“清风笑”“苍生笑”，一声声笑中升华出令狐冲那种傲立于武林，看透了世事，醉于凡尘之外的逍遥和快乐。同样的逍遥自在在他的《只记今朝笑》等作品中也可以被窥见，词如其人，他的侠骨仙风在这类作品中表露无遗。

佛家的参禅领悟隐匿于他的哲思之中。细看《家变》“月缺后月重圆,缺后月重圆”便有了对世间变幻，星移斗转的思考，平实的语言却蕴含了深刻的哲思。而《鳄鱼泪》又从对人生的思辩入手，将自然万物比拟于人生，有一种非沧桑老者不能有的大彻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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褪去了意象和语言的表象，黄霑作品中所体现出的佛家浸润较为隐匿，与看透世事的辛弃疾有相承之处。二人对于“豪放”的表达相交于看透人生荣辱和笑对失意的旷达。

虽另辟蹊径，以景为象，单个意象在辛词中的作用亦不可被否认。以其山水词为例，所歌咏的山水开阔了词的整体意境。无论是《贺新郎》中那妩媚的“青山”（我见青山多妩媚），或是《沁园春》中峥嵘的“青山”（青山意气峥嵘），无论如何的千姿百态，此“青山”皆因词人的深情而嵬嵬，不仅可窥见作者阔达的襟怀，更能洋溢出对祖国山水的深挚热爱。

正是立足于传统文化的根基，又融入了现代的深情，让黄霑的词作不仅有着深厚的底蕴，更能够脱离传统沉重的桎梏，在香港的流行乐坛中独树一帜。

二、文体的继承与创新

自宋代词风转变之后，愈多的词人始变革词体，尽己所能利用一切可入词之法，逐渐地丰富词的内涵及体式，苏轼对于词的意境开阔即可谓成功之例，亦使词达到了可与诗相媲美之势。而后各路词人对于词体的改革及词体观的提出实践推动这一音乐文学地位的逐步确立。

随着词的不断发展，这一文学样式逐渐开始摆脱了只传颂于民间的不入流之位，呈现出正统文体的包容性。辛弃疾首创的“以文为词”的词体观念，无疑更推动了这一进程。章培恒就在他的译著里给出这样的肯定：“苏轼以诗为词，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稼轩进一步以文为词，用散文笔法，几乎将其他文学样式所能抒写的内容，一并写进词中，极大地开括了词的境界。 ”［1］（P15）

词的发展和进步这一社会背景对于辛弃疾“以文为词”词体观的使用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其个人的性情禀赋更是核心要素。“有稼轩之心胸，始可为稼轩之词。”抗金为国的抱负、立志的高远让他的词中有了豪迈的激情，非以文不可尽抒。

虽是以“文”入词，却又不是繁缛而冗长，个人的才情让他的词作充满了才学修养。自艺术角度入手，最鲜明的才学体现之一就是其词作中的叙事性。“用经用史”是辛词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在悄无声息中融进古代典故。无论是《贺新郎》里通过一系列怨事以达己怨，抑或“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这样的名句中对于李陵、苏武的化用，贵不在所叙之典故所展示的辛弃疾之富学，而在于利用跳跃性的叙事来借古抒怀。既免去了实述典故带来的冗杂弊端，又达到了抒己之心的功效，可谓妙哉。

散文化语言的自如运用亦是其“以文为词”不可不提的要素之一。如名句“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采用散文的疑问句式作为全词收束，铿锵有力中又不乏隽永的韵味。又如《菩萨蛮》中的“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以典故入词，夹叙夹议，二者相辅相成，充分地发挥了散文化议论的效用。

即使是“以文为词”，但辛弃疾恰如其分地抓住了词的最终之质——以配乐成歌。所以讲求音乐美又是辛词的重要特点之一。《贺新郎》中“甚矣，吾衰矣”以日常化的语气入词，既契合了“文”的日常化特点，又能辅乐以达朗朗上口，便于广泛传唱。同时，辛词也抓住了利用适宜的乐感对词中情感的表达起到推动作用，如《摸鱼儿》中“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利用仄声使简单的典故变得荡气回肠，更深刻地传达出作者的壮志未酬和忧国忧民之情。

“你看看你，又瘦了许多。我要好好责罚珠儿，看她是如何照顾你的。”他的手穿过我的发丝，轻轻梳弄着，一如曾经的温柔。

纵观黄霑的词作，不难发现短句在其作品中大量出现，细究其作品，更能发现其对短句句式的钟爱和娴熟。在能搜罗到的137篇作品中，句长度均不过8字的就高达70%。一来短句契合了现代文化的开明，以短来便于被识记，推动了黄霑词作的普及。最广为流传的《沧海一声笑》，最长的一句歌词不过11字，前几句歌词中多用三字的短句，令听者听一遍便可诵来。二来借助短句与乐感的相应相和，更充分地发挥出词作表达情感的作用。《爱你到发狂》中反复使用“发狂”与“爱你”两字短句，在急促与重复中汹涌出爱与痴狂，更富有感染力。

虽为短句，富有现代的简洁气息，却不乏丰富的内蕴。若说俗是推动黄霑走上现代潮流音乐之路，雅却是他能立于巅峰的根基。对于文言的借鉴写法在黄霑的词作中屡见不鲜。如《两忘烟水里》的名句“笑莫悲，悲莫悲，两忘烟水里”，借用短句与古代意象“烟水”相融入词，既有短句的干练摆脱了文言的繁琐拖沓，又吸纳了古代文言所含的韵味情怀。

雅俗共赏的淋漓发挥还在于黄霑利用短句所营构出的唯美意境，充分体现在他的爱情主题词作中。如《流光飞舞》中，“那风中一片片红叶，惹心中一片绵绵”“用冰清轻轻吻人脸，带出一波一浪的缠绵”两句，用“红叶”这一意象与下个乐点相偶，构筑出暖色调的情感氛围，使词中的爱情更为感人和深情。

在短句中化用古典诗词让黄霑的词作在现代气息中品出文化的气韵。如《人生如此》中的“人生如此，浮生如斯，缘生缘死，谁知？谁知？”朗朗上口的风格与传统《诗经》风格相似，又在短短的词中富含了无限的情感。另一例《好学为福》则又来自于《论语》段落，体现了黄霑词作中的文化传承。著名词人林夕曾这样评价黄霑：“以文言笔法写词有如行钢线，一不小心便会一面倒，只有学贯五经才能欣赏。”［5］（P21）可见黄霑词作雅俗相融的成功。

以词体的角度观辛、黄二人的词作，相同之处立显。二人都善于遵循词的本质，利用词韵与乐感的相搭配来抒发恣肆豪迈的情感，这也恰是二人同属于“豪放”一派的缘由之一。同样二人的抒情都并不粗鲁莽撞，在短短的词作中富含了无限的内涵和文化底蕴。辛词善用古代典故，而黄词善于化用文言之语，这让二人的豪放风格不显得毫无节制，而是在深厚的学识基础上的情感爆发。

但是所处的时代不同，让二人对于利用词来抒发豪迈的句式不同。辛弃疾处于文明不断开化的宋代，市民文化的兴起让词的内容、意境、地位均发生了变化，辛的“以文为词”不过是顺应了文学不断向前的洪流。而黄霑处于现代气息风靡的香港，外来文化与华夏本土的文化相冲击，碰撞出了雅俗相融这样的火花。更为新异的短句并不使黄霑词作的传统文化内涵逊色于辛词。反之，正是因为短句之短，让黄霑为了容纳入丰富的内涵而更加精心地进行雕琢。黄词所纳可谓百川，在辛词的家国情怀基础之上，又辅以电影中的侠骨柔情，以其短更著内容之长。而黄霑的“雅俗共赏”之观又让其在作词时善于进行文白相融，在文言的短句歌词中融入白话，以使现代大众可接受。这便在辛弃疾“文”的基础之上融入了现代的口语新词，又显现出了黄将文言白话无缝衔接的高超，在辛词之上进行创新的高超。

三、手法的继承与创新

辛词与黄词中的豪迈之气相通不难看出，而二人作为古今词宗，因时代背景与文化惯性的不同对“豪放”的表现各有千秋。辛词迎合了古词中词与诗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体现出了词之所以为文学的可赏价值，但是也因难以摆脱诗的条条框框而显得过分繁缛。历经“诗体大解放”与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国现代文化，造就了黄霑词作的现代性，在不失古词的文学效用下，发展了词的现代文化和本质的音乐性，体现出了二人在美学角度的异同。

从美学的角度，如从修辞的角度观辛、黄二人之词，可将其细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是从语言层面看二人词作中所借用的意象之不同，其二是从叙述层面看二人将意象进行组合的方式的不同。如此，不难看出二人风格的异同。

若将意象与“豪放”相置，自然的联想莫过于王维的“大漠孤烟”或是东坡笔下的“西北天狼”。而辛、黄二人皆弃寻常而取蹊径，以非“豪放”之象抒“豪放”之情。比兴寄托在辛词里俯拾皆是。辛词对于“意象”一词有了新的诠释，在其词里常见全景入词，以抒特别之情。如《青玉案》中，虽有“宝马”“雕车”等单个普通意象，却利用意象的相似而组合成意象群，勾勒出元夕灯彩焰火的盛况。繁华之象的盛大不是词所达之情，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结束，前景与后情相照应，繁华污浊更突出了作者的孤高风标。

而黄霑没有把着眼点只放在这仅有的哲思之上，辛弃疾在仕途不顺之后寄情于山水，多作慨叹之词，黄霑却不然。即便看透了人事音书的寂寥，也淹没不了他那满腔的爱国热忱。语言浅白的呼唤，正是一个个海外游子的心声，不仅激荡着他们的爱国之情，更令在大陆的中华儿女为之动容。

图2为污水流速对水侧换热系数的影响.从图上可知，污水流速为0.2 m/s对水侧换热系数的影响很大，换热系数由4 368增大到5 545 W/m2·K，增大约27%，而后当污水流速再增大到0.25 m/s，水侧换热系数约6 048 W/m2·K，增大为仅9%.说明从0.2 m/s后，污水速度提高对水侧换热系数影响趋势不太明显.

同是借物抒豪情，黄霑的短句令他没有了可以类似辛词连象成景的优势，却造就了他词作中意象的简洁深刻。典例如《焚心如火》，全词扣紧词题中的“心”与“火”两个意象，仅辅以动词“燃烧”与“扑火”便串成了全词，突出了被情爱所折磨的心犹如被火所燃，折磨之感如切肤，奔腾如火的爱情如亲触。“心”与“火”本是平实之象，似与豪情无过大瓜葛，黄霑利用“燃烧”与“扑”这样剧烈的动作，使火的熊熊之大与心的跃动相映衬，寥寥几笔便立动景于听者目前，实为高超。

而同是一个意象，“火”在《熊熊圣火》中没有了“心”这一意象的衬托，不仅不会显得单调无趣，反而因背景的简化而茕茕孑立，更令人印象深刻。歌词中“熊熊圣火”“炎炎圣火”以叠字衬意象，上口明朗简洁，让听者在短短的一个“火”的不断重复中感受到世事对人的折磨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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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兴寄托是辛、黄二人信手拈来之道，辛词以普通的意象相组合达其情，而黄词亦善用普通的意象令听者感其情。无论是家国之情或男女之爱，在二人的词中都是相似的奔腾和恣肆，可见黄霑对于传统表情达意之法的娴熟运用。

而黄霑高于辛弃疾之处，在于其意象的简洁而深刻。辛词善以文为词，虽能尽达其情，而要细究方能凌然大悟，不免繁琐。而黄词的短句，寥寥几字，便能使听者在脑中自行建立出语言未尽之象，体验到其所叙之景及情。更短，更简洁，更深刻，是黄霑在传统基础之上的飞跃。

意象于量上的创新是其一，情感容量的扩大则可称为质的猛进。黄词中继承了辛词里比重较大的家国之情，对于故土的深挚热爱在黄霑《我的中国心》等代表作中满溢。对于家国的博大情怀不足为奇，难能可贵的是黄霑在词作中引入了男女之爱，却不流于小家碧玉，而是《忘尽心中情》此种洒脱，成为其“豪放”的另一番韵味。另外在《做人爱自由》中，“青山”和“秀水”没有被一般地与山河之情相联，而是出奇地表达了对自由的渴求和追逐，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豪气壮胆。

词作的情感之所以动人，涤除意象所带来的画面冲击感，语言的组合方式亦是不容小觑的因素，通俗来说，即辞格的正确使用。辛、黄二人虽均能遵循词的本质达到与乐相和的效用，但因所处时代的不同，二人词作分别在辞格方面体现出了词与诗关系的密与疏。

“辛弃疾善于化用前人成语，经史子集，烂熟于胸，故信手拈来，皆不觉生硬。”［1］（P17）章培恒老先生对于辛词的评价代表了大众对于辛词所取辞格的一致认同。辛词语言的多姿很大程度上赖于他对比兴寄托这一古老方式的娴熟运用。

情感的恣肆没有让辛词的语言变得粗俗或狂放，巧用相似的物象、景象来婉曲地进行表达使他的豪放之情中又融入了艺术感染力。最为形象的典例莫如《摸鱼儿》一词，在此词中辛弃疾大胆地在通篇都运用了比兴手法。南宋的风雨飘摇、国势的欲坠却被他巧妙地借助惜春、留春之情得到表达。对于花期的被误、蛾眉的见妒痛恨之情，让被隐喻的政局更令读者所愤懑，抚时感事的国仇家恨因深婉曲折的表达而更惊人心魄。

比兴寄托的自如离不开经史典故的引用，词人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学识令这“用典”这一辞格的使用变得轻而易举。如《贺新郎》（绿树听鹈鴂）中连续化用昭君出塞、庄姜送妾、李陵别苏武、燕太子丹送荆轲等四个典故，最终只为了引出深沉的离别之殇与愁绪，家国之恨与身世之感因典故的化用而自然贴切，荡人心胸，此非词人心中有豪迈之气而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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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兴与典故的频繁使用并未磨灭其余辞格的采用，比喻、对偶等常见辞格亦为辛弃疾所青睐。然而大量的比兴与用典，也正显现了辛词所代表的宋代词作与诗仍然密切相关，对语言的音乐性并未过多讲究，以顺其自然，若要真谱以曲成为视听艺术，似乎还未能真正为当时的市井大众所认可，因此也可见出辛词辞格繁复、词作内蕴过深的利弊。

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外来现代音乐曲调的进入，给当代的歌词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脱离了传统诗的束缚，歌词开始有了现代性的自身理论建设和发展，成为现当代文学中的一支。黄霑作为现代词作的先锋，顺应了“诗体大解放”的潮流，突破了古体词的规范，现代通俗辞格的使用功不可没。

与一般词作中“以情动人”的方式不同，黄霑更注重利用辞格使词句以委婉曲折的方式进行表情达意，在达到唱来亲民的同时亦具有了文学性的欣赏价值。在辞格的选用上，黄霑充分地考虑了大众的接受心理，选用常见的辞格来达到提升词作欣赏价值、降低词作晦涩程度、加深词作内涵意蕴的三者合一。

纵观其作品，不难发现为其所钟爱的几种辞格。

其一便是对偶。在《摘下满天星》一作中，黄霑用“漫漫长路远，冷冷幽梦清”这一对偶句开篇，不仅唱来朗朗上口，更是为全词奠定了幽清的氛围，令听众不自觉想往下探寻。这样的例子在其作品中举不胜举，一来利用偶句的对称，使歌词更易上口，便于记忆，推进了词作的传播流行；二来造成豪迈的气势，使听众在这样整齐而又富于变化的句子中体味到词人的深情。

“另外一点还需要注意的是，假如，中国对美国的猪肉增加关税，这并不代表中国以后就完全不会从美国进口猪肉，中国从美国的猪肉进口量可能会减少，但是中国可能会转向其他国家进口更多的猪肉。”“因此，这并不意味着货物运输就一定会减少，而是货物运输的方向可能会发生改变。”

其二是夸张。典例为《男儿当自强》中以“铁”比“胆”、以“钢”喻“骨”，听众深知此番坚韧并不可能见于日常之中，而这样的夸张并未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或信口雌黄，因与词作所要传达的男儿豪情相映衬，达到了情借势起，势涨情威，豪迈不羁。

抚顺矿业集团的两个页岩炼油厂共拥有1台20 t燃气锅炉、2台10 t燃气锅炉和88台套瓦斯发电机组，每年利用干馏瓦斯尾气一方面可生产蒸汽供油页岩炼油生产，另一方面可发电9 500万kW·h，并对发电后的烟气余热进行回收利用。据统计，利用88台瓦斯发电机组产生的余热，每年可回收蒸汽17.64万t，回收热量40.78 GJ，供暖15万m2，节约标煤约8 600 t。

其三是反复。无论是名作《沧海一声笑》中反复出现的“笑”，抑或是《我love你》一作中反复出现的“我爱你”，都借助情绪关键词的反复使用达到了强化词作所达之意的效果，而听者的情绪在词的渲染之下得到进一步强化。

黄词中的辞格远不止此三种，究其效用，均是加重了情感的表达和提升了词作的审美空间。由此，亦可窥见黄霑“以辞动人”的成功。

利用修辞使句子变幻多姿，在文学性中融入豪迈的情感性，是辛、黄二人在词作中共有的成就。利用雄厚的学识基础入词，连绵的典故令辛词细细品来有韵可究，而黄词中的各种辞格调用和意象的简略也给了听众更多的解读空间，二人的作品可赏性难分高下。再论词作的情感感染力，辛词善用古代常见或偏远典故来相缀，在一系列的国仇家恨中寄寓自身的慷慨国情，黄霑的情感天地更为开阔，不同的意象切合了不同的情感氛围，二人不愧为古词与今词词宗。

原使用简易倒车平台尺寸为6.0 m×1.5m，大小与钢板路基箱相同，但由于通行的生活垃圾运输车辆属大吨位车辆，重车总质量最高可达35～40 t，由于车辆对简易倒车平台的覆盖面积相对较小，车辆在简易倒车平台上通行时平台稳定性较差。现对简易倒车平台进行优化改进，将其宽度增加至2.4 m，增加车辆对平台的覆盖面，从而提高车辆通行时平台的稳定性。路基箱棱角去除后，卸料时稳定性有明显提高，两侧采用镂空设计便于清扫，质量适中挖机移动方便。改进型卸料平台如图3所示。

然而作为词，辅以配乐成歌，终归要便于传唱，才得以显现出词的最终音乐文学的本质。辛词中的典故多需要文人学者或至少有一定程度的文化底蕴的人才可进行解读，在当时的情况下，宋代市民恐不能尽详其意，难免阻碍了词的流传。“中国的现代流行音乐本身就是舶来品，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融在里面扎根下来，就会处于无根的游离状态。”［6］（P143）而黄霑在立足传统的基础上，取利避弊，使用常见的意象，配合通俗的辞格，读来不仅朗朗上口，更符合了现代大众的通俗性审美，不仅未失辛词所拥有的文学可赏性，而且雅俗共赏，做到了对辛词的继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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