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本监辅《万国史记》的传入与影响

《万国史记》是日本学者冈本监辅撰写的一部世界史著作。该书的“万国史”撰述形式和风格对中国历史编纂学产生了重要反响，是中日两国之间文化交流和史学交流的组成部分。学界已有关于《万国史记》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周建高的《近代中日世界史学交流研究—以〈万国史记〉为中心》（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舒和新的《一部由日本流入中国的〈万国史记〉》（《图书与情报》2006年第5期）、刘雅军的《明治时代日本人的世界历史观念》（《历史教学》2005年第12期）等。从中外史学交流角度来认识这部史书在近代中国的流布与产生的反响，尚有很大研究空间。

一、冈本监辅与《万国史记》的撰写

冈本监辅对中国晚清社会的发展了解颇多，多次前来中国考察，与中国学者何如璋、王韬、宋恕等交往频繁。

冈本监辅（1839—1904），字子博，号韦庵。日本天保二年（1839年）出生于日本阿波美马郡（今德岛县美马郡）三谷村，自幼好学，耕耘间隙手不释卷。1861年，他到江户，成为幕府儒官杉原晋斋的食客随从。日本文久三年（1863）赴库页岛考察，幕末赴敷香从政。庆应元年（1865年），他穿过间宫海峡抵黑龙江口，积极主张日本的北方利益，是首位完成环绕库页岛航行的日本人。根据《冈本韦庵先生略传》和《续对支回忆录》的记载，1873年冈本监辅受日本陆军省参谋局编纂课嘱托，学术研究兴趣转向中国大陆。他先后四次来华，考察中国发展。鉴于欧美势力觊觎东亚，他有志于启发中国朝野与日本合纵抵挡西方。1874年，冈本经上海到北京。因清政府尚对日本侵略台湾事件而对日本人抱有疑惧，冈本监辅此行无功而返。1875年，他再次来到中国，六月至北京，七月入沈阳，向中国朝野倡议“日清合纵”，与游历之地的文人唱和颇多，后经武昌、上海归日本①与冈本监辅有着深厚友谊的王韬在《扶桑游记》中写道：“（冈本）曾两游中土，尝自京师至牛庄，后由山东至河南、襄阳、汉口、扬州、江宁，揽长江之胜，而后遄归，往返八月有奇。”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7页。。1877年，冈本创办《东洋新报》，该刊在1878年12月停刊。1881年，他被任命为东京大学预备门御用挂①“御用挂”即顾问之意，类似于当下的智库专家。，且任第一高等中学讲师。1897年7月，冈本监辅前往台湾，任中等学校老师。1898年7月，他从台湾学校辞职回到日本东京，开始兴办中正义塾。1900年底，他再次到中国，经上海前往杭州、武昌等地活动。同年，应聘北京警务学堂。第四次来中国，任教习八个月，于1902年7月归国，后生活窘迫，1904年病逝。

冈本监辅著述颇多，据统计其著作已刊32部97卷，未刊者20部。除了创办《东洋新报》以外，他还编撰了《万国通典》十二卷（1884 年），《亚细亚的存亡》一卷（1899 年）、《西学探源》四卷（1901 年）和《知新学源》（1902年）等。在中国较为流行的有《万国史记》《万国通典》《西学探源》《大日本中兴先觉志》《日本维新人物志》等书②数据统计来源谭汝谦主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王宝平主编：《中国馆藏日人汉文书目》，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

冈本监辅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思想的学者。他在《万国史记凡例》中写道：“自古各国相踵，未有一姓绵绵如日本国也。”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国内了解外界的渴望日益强烈，而日本没有一部关于介绍各国发展现状的世界史著作。明治维新初期，政府倡导“文明开化”，大力推进改革，然而历经千年形成的旧俗积习难以更改，怀有报国之志的志士经常感叹“亚细亚之不振”，“同文诸国之民不达外国事情者，滔滔皆是，自古文章者，首推中国……而其能求智识于海外者，盖无几矣”[1]（万国史记跋）。在对外部世界不求探求的背景下，导致“人心逐日偷薄，风俗随世凌迟”。没有新知识的输入，学校教育一仍其旧，学生“旦夕讲诵者，唯有《国史略》《日本外史》数书耳，未有及海外万国沿革事迹者，或有之，亦非其全备者。 ”[1]（万国史记跋）读书人的阅读世界仍然停留在过往的层面上。相比经历工业革命蒸蒸日上的欧美各国，日本已经偏离了世界发展的主流轨道，“是古非今，谈时事辄曰世运日降，论人道则曰风俗不古，其不求进益。 ”[1]（冈千仞，万国史记序）冈本监辅不仅对清王朝的发展现状有所洞察，还不断与“泰西人往来”[1]（书万国史记后），增强了他对国际形势和区域形势的掌握。日本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在历史进程中常把中国作为学习对象，然而清王朝当时也没有撰写出“满意”的世界史著作。日本学者重野安绎描绘了清王朝对域外世界的认识，他在《万国史记序》中写道：“吾每阅汉土史乘，至所谓《外国传》《异域志》，未尝不嗤其自小。彼以中土自居而俨然临万国，虽强大轶己者，不夷狄视之，则藩属待之，其政治得失不相关也，国势强弱不相问也，彼为彼，我为我。其所以自大，即其所以自小。近时，有魏默深者，好论海防，能通天下之故，然其著书题曰《海国图志》，是以五洲诸邦为海国也。夫大瀛寰之何往而不然，汉土亦一海国而已，何问大小哉？彼虽国大，而不过方数万里，寝处乎数万里之内，目不接海波，而自外来者皆帆于海，遂以海国而自称中土，是童观耳、井蛙之见耳。默深以达识著称，犹局于素习而不自察，则其他可知已。”[1]（重野安绎，万国史记序）鉴于此，冈本监辅有志于修史。从明治十年（1877年）五月开始，他遍览旧史，同时参阅汉译西方历史著作数种，于明治十一年（1878年）冬，用汉文撰写的二十卷本《万国史记》脱稿。后在朋友的资助下，于1879年付梓印行③在日本的原版图书上版权印有“明治十二年五月出版编纂兼出版人东京府平民冈本监辅”。参见舒和新：《一部由日本流入中国的〈万国史记〉》，《图书与情报》2006年第5期。。

先后有七位名重一时的日本著名学者为《万国史记》撰写了序文和跋文，副岛种臣（题词）、重野安绎、中村正直、冈千仞为此书撰写了序文；鸟尾小弥太、川田刚、岛田重礼撰写了跋文。书后附有冈本监辅撰写的后序。重野安绎、鸟尾小弥太等人与中国学者王韬、黄遵宪等交往颇多，他们都有很深的汉学造诣，能够及时关注国际形势变化。中村正直为《万国史记》既作序又担任了校阅全书的任务，他是日本明治初年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曾担任日本派遣英国留学生的监督，对西欧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变迁有深入了解，但是由于长期受儒家思想影响，在精神道德领域囿于传统思想。

从整体上来看，《万国史记》采用的是国别体编年史叙述风格。《万国史记》全书20卷，具体标目如下：卷一，万国总说、亚细亚总说、日本记、日本记附录；卷二，中国记、中国记附录；卷三，印度记、波斯记、鞑靼记；卷四，亚西亚记、巴勒斯坦记、腓尼基记、西里亚记、亚喇伯记、亚细亚诸国记；卷五，亚非理驾总说、挨及国记、亚非理驾诸国记；卷六，欧罗巴总说、希腊记、马其顿记；卷七，罗马记；卷八，东罗马记、罗马教宗国记、意大利记、土耳其记；卷九，法兰西记上；卷十，法兰西记中；卷十一，法兰西；卷十二，西班牙记、葡萄牙记、荷兰记；卷十三，日耳曼记上；卷十四，日耳曼记下；卷十五，瑞西记、奥斯地亚记、普鲁士记；卷十六，俄罗斯记、波兰记、瑞典记、丁抹记；卷十七，英吉利记上；卷十八，英吉利记下；卷十九，亚美理驾总说、美国记、墨西哥记、秘鲁记、巴西记、亚美理驾诸国记；卷二十，阿塞亚尼亚总说、阿塞亚尼亚群岛记。从时空观上来看，全书是由洲到国，由远及近，概述一洲或一国的历史进程。这符合当时人们的认识规律。重野安绎认为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书名和体裁符合时代发展趋势，“其义何居宇宙至大、万国至众，林林然。各称雄长而无相统一，史作于此时，则国别为宜焉。而昔之国别限于一方，今之国别通于四方，广狭虽异，体制则同”，认为观此书可以得知万国“所以废兴存亡治乱得失者，以自观省。殆以万国之史为一国之史也。”[1]（重野安绎，万国史记序）若将日本《万国史记》与中国《海国图志》相比，重野安绎认为冈本氏之书“体制之得宜，命名之不谬”。无论将该书命名为“万国史”，还是采取国别方式进行史书撰述，显然都受到西方传教士著作输入的历史著作和早期魏源等人著作的影响①日本“万国史”的认识和著作要比中国早，早期的日本学者在“万国史”的概念形成过程中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详见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93-95页。。冈本监辅也认为，其著“文虽用汉字，其体反仿泰西史例”。实际上，《万国史记》的体裁是中国传统史书体裁与西方史书体裁相结合的产物。

二、《万国史记》体裁、体例与内容

对于刚刚走出幕府统治，步入近代化初期的日本而言，以欧美国家为学习对象，把握历史发展大势，推动全面现代化是重要的时代任务。冈本监辅深知自由、民主、法治对日本维新运动的重要性。他在开篇《万国总说》中直言道：“古初各国概皆君主专治，其人亡则其政熄；德行文章，与君主存灭。百年以来，学者唱自主说，曰：独立不倚，游于法中，为生人通谊，天下公器。人身至重，不可委大权于一人而受其制缚。 ”[1]（卷一，万国总说）这几句话充分显示了作者撰著此书的真正目的，“使蒙士博通万国，事蹟民情风俗”[1]（万国史记凡例），掌握世界各国兴衰的根源，了解世界和东亚最新发展动态。在《后序》中，冈本监辅再次提醒读者，此书撰写初衷不在于仅仅提供以个别事实，实现道德鉴戒，或褒贬善恶、激励人心。他写道：“欲励人才、劝风俗，皇国之史备矣，然天下至大，万国至纷，非博征往籍，则无由详悉治乱而论究得失”，“余撰此篇，……在读者取长去短而详察焉耳，纵横数百余国，上下数千余年，固得失之林，治乱之所系也”[1]（冈本监辅，万国史记后序）。 这对于维新志士探索世界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思考日本在世界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史论是史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读史者提供借鉴，也反映作者的见解和观点。史论是《万国史记》的一大特色。作者为每篇史志都撰写有评论。罗马是欧洲诸国中号称大一统的帝国，疆域、文化无与伦比，“民主政者有之，君主政者有之，国家文章，粲然具备，德行、理学、政事，照前垂后”，然而庞大的帝国最终还是以分裂衰落落下帷幕，冈本评论道：“窃疑共和政治之不足”或“人智未达，风教未洽之故”[1](卷七P23)，分析了罗马由兴盛到衰落的过程。在《土耳其国记》中，他评论该国道：“土耳其即罗马之东境，……马何默德第三以来，国势不振，内讧接踵，屡与俄人战，未为其所兼并者，非以回教固结人心也，实由于英法诸国扶持而排解之。英法存土，非爱土也，恐俄之兼并，势将不可制而已。”[1](卷八P18)道出了在对外扩张背景之下，各列强奉行的所谓“保护国”的真实目的和意图。美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国家，在19世纪50年代强迫日本实行开国政策，作者这样评价美国：“美国独占正带之位，精华萃焉。榛莽日辟，生产渐滋。若尽其地力，当容几亿人民，不让中国全土。加以人性灵敏，卓绝五洲，各罄谋虑，担当国事，期数百年，其势未易测也。”[1](卷一九P15)对美国的侵略行为，冈本不但没有批评，反而认为美国的发展不可限量。最后，冈本监辅将美国的强大归于人民的勤勉，认为世界各国家“兴于强勉，亡于安逸”。

在体例方面，《万国史记》也有交代。如，在纪年上，在叙述日本历史时使用天皇年号纪年，记叙其他西方国家历史时采取公元纪年法；文中记载外国君王之死一律用“卒”，以从简约，其他不为王者一律直呼其名，用“死”一词；人名、地名、官名、物名等一律用音译。

《日本记》中，冈本监辅记载了日本自传说立国至幕府统治时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他评论了19世纪中期的日本政治，提出加强与各国交往，学其之长补己之短，文中写道：“方今皇运中兴，克复旧物，与万国交通，取其所长，文运大兴，其裨益民生，有过前古。苟不修实德而专事虚文，则恐有邪说惑众，暴行踵起，将至现黑暗世界。”[1]（卷一，日本记）在《中国记》中，他首先叙述了中国历史沿革，然后述说了中国官制和学术思想的变化。他认为，中国“自秦以前，明辟贤佐，后先相望，采择舆论，行政才智之士，皆得自奋，有独立自主之风。及秦人尊上贱下，君民隔绝，下情不通，后世因袭以君主独裁为常，天下唯知仰君上，侥幸成风”[1](卷二，中国记)，指出中国政治统治中出现的问题。在《中国记·附录》中,他说道：“清人墨守旧俗，持事自安，不悦外人新奇之说，贱外人为夷狄”，清人“阳称亲睦，内实恶之，判信行诈”[1](卷二，中国记附录)。 这实际上是对中国闭关锁国，不关注世界发展形势的批评。从亚洲置于篇首，到首列日本、中国记，加上附录进行补充参考，是否可以看作是冈本监辅对东亚崛起，特别是日本崛起寄予的厚望，力图改变史书撰写以欧洲为中心的观念。

冈本监辅对《日本记》的记载有所交代，对日本发展史不打算过多记述，“我国史乘纂备，人人记之，不必赘言”，只需做到“提纲摭要”，国家的典章制度，特从省略。但是，笔者经过对比发现，文中对日本国家制度因革的叙述并不少。与其他国家史志不同，《日本记》和《中国记》后面还有附录，内容是西方史籍中记载日本、中国历史中的谬误之处。冈本监辅认为，附录撰写的目的是将其作为反观中日两国发展的参照[1]（卷一，日本记附录）。

作为日本第一部汉文编纂的世界史②周建高：《近代中日世界史学交流研究-以〈万国史记〉为中心》第二章第二节，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万国史记》在内容上搜罗甚富。全书“辑和汉近人著作数十部”，同时，“翻译诸书，摘录其要”，以满足当时启蒙维新之士对域外世界的认识要求。《万国史记》对各区域国家的叙述顺序是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太平洋群岛。卷一有《万国总说》，介绍世界自然地理概况，将世界分为五大洋、六大洲，并有南、北美洲之说。记叙各国起源说：“万国古今沿革，不可胜记，其说天地开辟，互有异同。……至于西人所传，详诸亚细亚记。”[1](卷一，万国总说)紧接下来的是《亚细亚总说》，记述亚洲的地理概况、国家分布，人种、宗教信仰、风俗人情。文中认为亚洲诸国不仅在经济发展上落后了，而且学术发展同样滞后于西方诸国，“洲内诸国学俗优绌不同，昔时文物制度卓绝五洲，今则瞠然在欧罗巴之后”[1]（卷一，亚细亚总说）。

小学低年级的学生对于识字学习，是他们的难点也是重点。因为刚上小学的学生还处于孩童阶段，他们好动顽皮，常会注意力不集中，但是有着强烈的好奇心。识字学习中可能认得快也容易忘记。因此低年级学生的识字教学十分重要。

在公共政策冲突的治理方面，学者们主要从体制、利益关系调整和沟通反馈机制等方面提出对策。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如改革政策制定体制，加强各政策制定部门的相互协调，做好执行过程的信息反馈工作。除此之外，也要在承认中央与地方利益区别的基础之上，寻找地方利益和中央利益之间的均衡点，协调政策之间的冲突。

1.2.7.4 规范医疗废物处置 （1）将ICU内负压传输通道进行全面整修，对通道进行分类，设置MDRO专用传递通道；（2）规范MDRO感染医疗废物标识；（3）规范医疗废物处置流程。

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中日两国之间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一直不断。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标志着中日关系进入一个新时期，两国留下了大量有价值的著作、游记、诗文集，是中日文化（史学）交流的有力见证。光绪四年（1878年）郭嵩焘从日本参赞苏邹吉处借阅了《日本外史》[2](P743)，王韬曾前往日本交游，与日本著名汉学家史学家重野安绎、中村正直、冈千仞、冈本监辅等保持着友好关系[3]（P194，197，202），就是其中的例子。

三、《万国史记》的传入与反响

中日之间文化交往源远流长，日本学术发展深受中国的影响。随着日本开国，“全盘西化”的推进，汉学界也开始突破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万国史记》的编纂即是一个标志。他们以万国历史反思日本国史长短，为日本的崛起提供资鉴。同时，日本近代史学家将世界视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认为只有经过和其他国家历史进程进行横向比较，才能认清日本所处的位置，以比较真实客观的认识来制定国家发展政策。

《万国史记》在华的传播是中日之间史学交流的又一例证。王韬阅读了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认为此书“搜罗颇广，有志于泰西掌故者，不可不观，固必传之巨制，不朽之盛业也。况日邦近尚西学，得此书著其情伪，则尤切于用。”[3](P248)王韬应该是最早读过《万国史记》的中国学者。

那么，《万国史记》究竟是由谁介绍到中国来的呢，学界还没取得一致意见。邹振环认为，“汉文日书的最早刊行则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1875年广东就出版过日人以汉文撰写的《日本外史》，1878年有中村正直选、冈本监辅译的《万国史记》。”①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第87页。看来这种说法是有些武断。《万国史记》序文的时间作于明治乙卯五月，大致相当于1879年6月或7月，怎么能够在1878年在中国出版呢，再者，原书由汉文写成无需翻译。马金科和洪京陵编著的《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认为，有一种是程世爵翻译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②马金科、洪京陵编著：《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24页。至今，笔者没有查阅到这个版本。。中国图书馆既藏有日本原版图书，又有国人翻刻的《万国史记》。据王宝平主编的《中国馆藏日人汉文书目》统计，辽宁省图书馆、苏州市图书馆、苏州大学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收藏有日本刻本，首都图书馆和清华大学图书馆有《万国史记》明治年间的铅印本[4](P143-144)。安徽皖西学院也藏有一部日本原版图书[5]（P14）。另外，中国翻刻的版本比较多，谭汝谦和周建高都做过统计[6]（P478）。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万国史记》的版本有：上海申报馆铅印本（10册），1897年上海六先书局本（8册），1898年上海著易堂线装本（6册），1901年上海书局石印线装本（6册），1901年上海两宜斋石印本（10册）等。另外，王锡祺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收录了《万国史记》中的八篇史志③参见周建高：《近代中日世界史学交流研究—以〈万国史记〉为中心》第三章第三节，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王韬说他的《法国志略》也利用了《万国史记》的材料，“取资于日本冈千仞之《法兰西志》、冈本监辅之《万国史记》，而益以《西国近事汇编》。不足则复取近时之日报，并采辑泰西述撰有关于法事者以成此书。”[7](凡例)

冈本监辅着重描绘了法国、英国的历史发展。《法兰西记》分上、中、下三卷，既记载了法国面临的内忧外患，又叙述了法国在国家统治巩固后的对外扩张行为。作者认为：“法兰西人，欧罗巴难治之民也。盖自高卢桀警自律，抵抗罗马，哥路易豪迈，大扩疆宇，沙立曼英武，推倒全欧”[1]（卷十，法兰西记中），虽然法国疆域扩张，地位提升，但是随之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纲纪坏乱，国人分党，互相仇视，杀戮相踵，“渐生无上之风，猖狂恣睢，无所忌惮，非洩诸外，则发于内，祸乱相因，日甚一日”[1]（卷十，法兰西记中）。 法国人才辈出，但国人却不能享其福，冈本氏希望日本能够汲取法国的教训，也可能是对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扩张行为的一种警告吧。《英吉利记》分上、下两卷。作者对英国的君主立宪政治是极为推崇的，在《英吉利记》中写道：“立宪政治者，以天下为共有，其设政府，不过为万民，故制度法令，皆从公论定之。君民上下，常同优乐，政府不敢肆其私。 ”[1](卷一八，英吉利记下)他认为英国国力强大，冠于欧洲源于制度先进。

《万国史记》成书后，被送给中国驻日使馆人员何如璋、黄遵宪等人。何如璋非常欣赏《万国史记》。国家图书馆藏的日本出版的《万国史记》，有何如璋题写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十个大字。何氏认为，此书美中不足的是“杂采西史，漫无别择”，对于中国部分的论述，“词多鄙陋，不足取信。”[8]（P154）黄遵宪对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评论很高，认为它是第一部汉文欧美史，编辑宏富，“书综纪万国，序上称三古，可谓一纵一横，论者莫当。”同时指出，《万国史记》没有志和表，“不足考治乱兴衰之大者”，还亲自为冈本监辅发凡起例，冈本监辅十分赞同黄遵宪的意见[8]。郑观应读了《万国史记》感受颇深，作七律一首，“粤稽上古达民权，尧舜无为重择贤。专制不从平等政，普天那望大同年。欧洲议政院无私，究竟君民共主宜。试看富强英吉利，女皇端拱扩洪基。万姓脂膏奉一人，穷兵黩武不行仁。欲吞欧亚愚黔首，那悉亡如二世秦。”[9]（P1291）通过阅读该书，郑观应深刻地感受到了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表达了对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的向往。

在德国，一般将垃圾分成4种基本类型，即城市生活垃圾（以下简称“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矿山垃圾和工业垃圾（主要来自生产和贸易）。按照产生来源，城市生活垃圾分为家庭垃圾和其他垃圾。其中家庭垃圾包括普通家庭生活垃圾、公共垃圾、大件垃圾、有机垃圾、可回收利用的垃圾；其他垃圾包括街道清扫垃圾、市场垃圾、其他混合生活垃圾等。

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及徐维则辑、顾燮光补《增版东西学书录》等对此书都有所评论。宋恕早年重视西学，与冈本监辅关系甚笃，撰写有《冈本子跋》和赠别诗《赠冈本韦庵先生》。宋恕在19世纪后期读了《万国史记》，从中受益颇多。以中国传统史学标准为准则，他认为冈本子博将日本史列于万国之首，“体例实未为得”，对于文中内容的编排，他也有微词。他说：“今子博编次本国数千年事止盈一卷，限于平列之势也，非所以使习史者详本国也；盖本国之史即欲节略便习，固宜自为一编也”[10]（P63）。但是，在当时万国史并不丰富的情况下，宋恕还是承认该书刊刻的重大意义。1897年2月，宋恕为天津育才馆列的“第一级正课书目”中，推荐了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10]（P254）。《万国史记》的传入不仅对倡导西学的维新志士有着重要的启导意义，而且对20世纪史学家同样有着重要影响。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思勉说自己于11岁（1894年）时读了邹沅帆的《五洲列国志》、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才开始对世界史略有所知。20世纪疑古派史学代表顾颉刚称自己6岁（1898年）随意翻阅《万国史记》《泰西新史揽要》等书懂得了一点世界史[11]（P12）。

对于高校层面来说，要将人才培养的规模扩张逐渐向优化人才培养结构方面转化，需要克服扩张规模的冲动，要根据自身学科的基础以及所具有的办学条件，充分结合当地的经济产业结构以及政府的人才规划来优化人才培养的结构，培养多样化、复合型的人才，这是值得深度思考以及认真研究去解决的课题。作为高校，首先要有这方面的整体考虑，作为思想基础，以后才有可能去采取措施来切实地保障优化结构的目标实现。

要之，《万国史记》的传入对近代士大夫的觉醒具有重要意义。它的输入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影响同样不容忽略。在西方传教士大量翻译、刊刻国外书籍的情形之下，《万国史记》依然能够产生巨大反响。除了该书用汉文写成，作为东亚人撰述的一部世界史，它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也非常重要。在“学问饥荒”的年代，《万国史记》成为知识分子求知于域外的枕中鸿秘。

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二个故事，开着奥迪的帅大叔，行驶在人烟稀少的公路上，很偶然地随口讽刺了挡在自己路上的一辆破卡车，而那卡车司机非常凶悍兼仇富，两人互相谩骂。

参考文献：

[1]冈本监辅.万国史记(20卷8册)[M].上海：上海六先书局，光绪丁酉年（1897年）.

[2]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M].钟叔河整理，长沙：岳麓书社，1984.

[3]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4]王宝平.中国馆藏日人汉文书目[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

[5]舒和新.一部由日本流入中国的《万国史记》[J].图书与情报,2006(5)：73-77.

[6]谭汝谦.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

[7]王韬.重订法国志略[M].光绪庚寅仲春淞隐庐刊本.

[8]黄遵宪.评《万国史记序》[C]//近代中国：第九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9]郑观应.郑观应集（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10]宋恕.宋恕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3.

[11]李洪岩.回眸二十世纪史学[J].美中社会和文化,1999(1)：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