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传奇“史才”“诗笔”的叙事功能及文体意义探究

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抄》卷八中云：“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显然，赵彦卫认为唐传奇是唐代科考举子们为了迎合当时的“温卷”之风而创造出的作品，而官员们通过 “温卷”行为了解考生的才华是否达到了可以向朝廷举荐的水准。正因为如此，考生投递的作品必然要能代表他的全面才华，它要求考生在一篇文章中“文备众体”，把自己的史学叙事能力、诗歌抒情能力以及价值判断能力全面展示出来。赵彦卫关于唐传奇“文备众体”说的价值在于：他指出了唐传奇是一种新的文体，它不同于传统的史传和小说，从而具有了文体独立的意义。

一、唐传奇的概念与内涵

研究唐传奇是不应回避什么是“传奇”这一问题的。“传奇”一词有多种含义，有人认为它最初的读音应该是“zhuàn qí”而不是“chuán qí”[1]（P4），其意义就是为奇人、奇事作传。 而我们今天所说的是“chuán qí”，是专指唐代一种特殊的小说形式。其实，不论是“zhuàn qí”还是“chuán qí”，它都具有两个层面的指向：其一为内容方面的奇异性；其二为语言方面的叙述性。唐传奇的内容多是以“传”“记”“录”“叙”的方法来讲述具有“奇”“怪”“异”等特征的人和事。 “奇”“怪”“异”本义相通，指人物、事件的超常性；“传”“记”“录”“叙”的意思相当，都有记述传达之意。正如明代陈与郊在《鹦鹉洲》传奇卷首所云：“传奇，传奇也，不过演奇事，畅奇情。”所以，从文体学的角度来说，唐传奇具有相对独立的文体特征，它摆脱了对史传的依附，也有别于那些稗官野史、道听途说之文；更与后来兴起的诸宫调、戏曲、唱诨、杂剧等不同。在唐代，传奇小说的内容已经从专门记录事物之怪异，扩展到表现奇人、奇事、奇情，而文词表达上则突显了鲁迅先生所说的“叙述宛转，文辞华艳”的特点。因而，内容之奇异、叙述之宛转是唐传奇内外相合、不可或缺的重要品质。

目前学界在关于唐传奇的界说上，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许多论者习惯把唐代所有的小说称作唐传奇。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前言中说：“唐代小说，许多人习惯叫做传奇小说。”[2](P1)周绍良在《唐传奇笺证》也指出：“鲁迅指出了‘传奇’的特征，也区分了什么是‘传奇’和什么不是‘传奇’，可是后来治文学史者，不独没有从鲁迅的基础上再推进一步，却相反地竟又混淆起来，有的把传奇与所谓小说仍扯在一起，有的则把‘小说’作为‘传奇’的代词，虽然不错，但从‘志怪’‘述异’等角度看，则完全分不清了。”[3](P4)这种混淆显然忽视了唐传奇文体的独立性。

笔者认为，唐传奇是唐代小说的一种特别形式，是以独特的语言叙述方式，以及独特的人性视角讲述故事、表现情感的小说形式。它突出表现的不是历史现实中被动的人，而是小说世界中因不同欲望、不同心理采取行动而走向不同结局的人。我们这么来理解唐传奇有三个目的：一是使唐传奇可以区别于从前的“小说”形式，唐传奇之前的小说还不善于讲故事，大都是“残丛小语”，缺少情节的铺陈；二是使唐传奇可以区别于后续出现的其他传奇形式，唐传奇是唐代以话语叙述的方式讲述故事的文体形式；第三是使唐传奇可以与唐代其他类型的小说形式区别开来。唐传奇正是依据其独特的内在品质而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它是唐代以特殊的叙事方式来讲述奇异故事的文体，它与历史叙事不同，传统的历史叙事依历史事件的时间性展开，它指向历史现实，关注历史事件过程，具有开放性。唐传奇叙事是文本性的，故事结束于文本之内，人物事件或行为矛盾都在文本中得到解决，它着重探讨人物事件的情感动力和因果关系。

考虑到实际绕线过程中，槽满率越高，绕线工艺性越差，绕线越困难，而以传统作圆求交点法所制梯形槽电枢冲片槽满率经验值一般不超过68%，对比以上槽满率数据可知，若以理想梯形槽参数所制电枢槽满率可达到70.7%，留余取整得70%，此时，电枢绕组可选择规格较粗的漆包线以使热负荷降低。

国内学者王丽丽是研究多丽丝·莱辛的先行者，并著有《多丽丝·莱辛的艺术和哲学思想研究》(英文版)一书。随后国内对多丽丝·莱辛作品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尤其是当多丽丝·莱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蒋晴霜及卢婧从心理视角及精神崩溃方面分析了《野草在歌唱》中女主人公玛丽的内心矛盾及生活状态；王雪和霍晓霞则从弗洛伊德理论和拉康理论探讨了玛丽在镜像阶段的心理发展特征，并描述了玛丽欲望的选择与主体的分裂。还有学者从女性主义及后殖民主义视角分析了造成玛丽困境的原因，从生态主义视角分析《野草在歌唱》的作品数量也在逐渐增长。

首先，“史才”观站在历史叙事的角度给唐传奇以肯定性的赞美，主要是针对它不同于从前那种“稗官野史、残丛小语、道听途说”的叙事形式，具有了“正史”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而正史的突出特点表现在它对历史现实真实性的把握，在于它对历史客观性的尊重。所以，真实的现实生活、真实生活中人的情感欲望、真实的社会群体心理应该是“史才”观最核心的内容。正是把唐传奇放在了从前的“稗官野史、残丛小语、道听途说”以及六朝时期的“鬼神志怪”等小说的语境里，才发现了唐代传奇与之大不相同的活生生的现实精神和情趣，从而表现出了从前只有历史家们才关注表达的内容。于是，我们在唐传奇中看到了众多极具时代特征的人物，即使是虚构的鬼神灵怪们，也无不带有同时代人的情感欲望和精神品格。正因如此，赵彦卫的“史才”观，首先强调的应该是唐传奇叙事中表现出的作为一种具有把握历史、展示一定历史观点的学识和才能，一种具有像历史学家那样对人类社会现象的认识和评价能力。这是古代传统文评的共识。李肇在《国史补·卷下》中对并非历史文体的《枕中记》《毛颖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寓言之类。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二篇真良史才也。”

二、唐传奇“史才”观的叙事功能及文体意义

其次，由于唐传奇的作者是在有意讲故事，便会在一定程度上追求讲故事的效果问题。为了使故事讲述得好，有吸引力，就必然会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增加一些技法，实现对故事情节性的强化，从而更能表现出故事的趣味性，使讲故事行为本身表现出摆脱对历史认识、道德教训、宗教宣传等外在意义的依附性，进而使讲故事具有了以讲故事本身为目的的审美特征。当然，唐传奇在叙事创新的过程中仍然尊重传统的叙事理念，它把中国传统叙事的空间意象性与历史发展的时间进程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有别于历史叙述的情节观。不难发现，唐传奇的情节演绎，常常以空间的转换变化来实现，而不是依据自然时间的发展顺序。主要表现在：在唐传奇小说中，故事情节的发展变化，常常不是依靠情节的开端、发展、矛盾、冲突、逆转、高潮等时间形式来表现的。与西方叙事传统相比，唐传奇的情节表现不是以人物的性格和行动为中心，而是通过空间场景的对峙与转换，潜在地暗示着情节事件的矛盾、冲突与发展变化。人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常常不是因为人物各自的性格不和所导致的行动偏差，而是因为不同的空间场景准则所构成的对人物行动的制约所致。所以，在唐传奇中，故事情节的进程就与各自的空间场景建立了一种特殊关系，它不是以故事情节的发展，扩展人物活动的空间内涵，丰富人物的经验和知识，刻画人物的性格；而是以空间场景的切换，驱动、参与小说情节的发展变化。因为唐传奇还处在中国小说文体独立的初期，对故事情节发展转换的因果关系的描写还不充分，因而空间转换便成了唐传奇故事情节演绎的发生器，并进而实现了对故事情节发展因果关系的暗示和联络。

有的人认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就是不发展了，从而没有辩证看待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有的人仍然受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修复的旧观念影响，认为在追赶发展阶段“环境代价还是得付”，对共抓大保护重要性认识不足。[1]那么，如何从“经济—社会—环境”整个大系统辩证地考察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呢？

宋代赵彦卫对唐传奇“史才、诗笔、议论”的叙事特征的总结，一直影响着后世人们对唐传奇叙事艺术的讨论。许多论者都以此为依据来讨论唐传奇小说的叙事特征，好像只要把“史才、诗笔、议论”组合在一起自然就形成了唐传奇文本了。其实，从现代小说观念来看，“史才、诗笔、议论”并不是小说叙事不可或缺的话语方式。因为随着中国小说叙事的成熟，由唐传奇开启的“史才、诗笔、议论”的叙事方式最终还是退出了历史舞台。本文主要探究的是“史才、诗笔”在唐传奇时代所具有的叙事功能及文体学意义。

然而，如果唐传奇的文体意义仅仅是把属于“稗官野史、残丛小语、道听途说”的叙述，提升到了所谓正史的高度，那显然还不能说明它具备了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小说文体独立的意义。唐传奇小说文体的独立，恰恰不是其对历史叙事的依附，而是其如何摆脱了历史叙事的制约从而构建出了符合现代小说标准的叙事模式。许多学者在讨论所谓“史才”含义的时候，常常将“史才”理解为像历史文本那样的叙事性。这种理解虽不为错，但显然不够全面。历史叙事是对历史现实的再现，它需要历史真实为其证明，要求作者尽量不要流露自己的主观情感，以免歪曲历史从而误导了读者。而唐传奇叙事是自为地构建出了一个特殊的故事情境，然后讲述在这个情境条件下的人物命运演绎，及其因果结局。也可以说，唐传奇的文本世界是一个自足的自我封闭系统，它有自己的故事逻辑和叙事视角。即便是讲述某些真实的人物或事件，唐传奇叙事也要把他们投放在自己构建的特殊情境里，展示在这个情境中人物命运演绎可以发生的理由和条件。这正是现代小说的叙事法则。

探讨唐传奇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必须回答唐传奇是如何完成了现代观念下的小说文体独立的。如果正如赵彦卫所说，唐传奇兴起于“温卷”，是科考举子为了显示自己的作文才华而新创的文体，那么这种文体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是为了实现作者写作意图而从事的修辞性叙事。这种修辞性叙事的核心是讲述一个可包容“史才、诗笔、议论”多种表达手法的故事。如此，可以感受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唐传奇兴起的论述：“小说亦如诗，至唐而一变，虽尚不离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有意为小说。”[4](P46)应该说，赵彦卫的因“温卷”而“文备众体”与鲁迅的“有意为小说”可谓不同视角下的异曲同工之说。因有意为小说，从而使小说改变了先前的面貌，不再是简单地记录野史传闻、道听途说了，而是有意增加了叙述宛转性和文辞华艳性，从而表现出了为写小说而写小说——也即为艺术而艺术的特征。

唐传奇通过人物的时空转换，来暗示人物命运变化可能原因的叙事方式，其实是强化小说情节发展变化的一种中国式艺术手法。可见，唐传奇叙事虽然不是直接以故事情节在时间链条上因果关系的发展来扩展人物活动的空间内涵、丰富人物的经验和知识、刻画人物的性格，但却采用了以空间场景的转换来驱动、参与小说情节的发展变化，从而表现出了人物外在行动与内在心理的因果关系。这种时空的转换一方面表现出处在小说文体独立初期的唐传奇，对故事情节因果关系的描写还不充分的特点；另一方面，它也表现出了唐传奇有意强化故事情节的叙事努力。可以肯定地说，唐传奇小说情节中时空结构关系的创立，其实是作家有意为小说的重要标志。唐传奇小说对人物活动时空关系的创设与转换，不但成为小说对人生现实进行虚幻化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将非真实的艺术幻境进行现实化的艺术实践。我们在唐传奇小说的时空结构中，常常看到作家们对现实世界的虚幻化的想象，同时也看到了作家们对虚幻世界的现实性表达。毫无疑问，唐传奇小说通过时空转换，在叙事上真正实现了从“史传”“志怪”等文体的叙述什么转变到了强化怎样叙述的质的变化。

在不同的空间场景下，唐传奇中人物的行为举止常常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其人物往往不是以自己固定的目标来行事，而是在什么空间场景中，就遵守这个空间场景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做这个场景下该做的事，表现与这个空间场景相对应的行为举止。通过场景的对峙与转换，潜在地暗示着人物行动的矛盾、冲突与发展变化的动因。比如，元稹的《莺莺传》对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情悲剧性表达，来自于两个空间场景之间的矛盾和相互作用。一个空间场景是普救寺，这是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空间，在这个空间场景下，爱情的时间链以男女主人公的情感体验为中轴，虽然矛盾却也浪漫地发展。另一个空间场景是张生为仕途奋斗的“京城”，在这个场景下，两个人的浪漫爱情故事因社会现实的价值尺度被阻滞。所以，对于张生和崔莺莺爱情的悲剧结局而言，不是时间的障碍，而是空间的阻隔。当张生从普救寺这一空间进入京城的空间领域时，也就割断了两人爱情的时间链条。正是因为崔莺莺真实地感受到了张生对仕途空间的强烈渴望，她才宁可自己忍受失恋的痛苦，也坚决地与张生断绝关系，其目的是避免堕入婚姻不幸的深渊之中，因为按照现实的法则那个空间的婚姻不属于她。在蒋防的《霍小玉传》中，男女主人公爱情故事的悲剧发生同样不是两个人感情的时间问题，而是官场空间和家族婚姻空间对他们爱情时间链的无情碾轧。当李益要进入官场和婚姻空间的时候，他就必然要接受这个空间的准则并以此行事。有论者认为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是因为男主人公性格软弱造成的。其实这不是人的性格问题，而是唐代婚姻法则的权力不可侵犯造成的。在白行简的《李娃传》中，荥阳公子郑生就是因为追求爱情而耽搁了科举考试。郑生的爱情行为不但无视现实婚姻法则，更丧失了进入官场空间条件，因而他被父亲无情地鞭打并遗弃街头。日本学者妹尾达彦认为，传奇《李娃传》中郑生的父亲因其沦落底层社会而把他带到当时长安的“曲江西杏园东”鞭打并丢弃，是因为这里是进士及第的祝宴之地，这才是郑生应该为之奋斗的场所[5](P527)。因而郑生与父亲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是因为他们各自的性格所致，而是他们所持有的不同空间场景法则之间的较量。

三、唐传奇“诗笔”观的叙事功能及文体意义

显然，这种不注重人物内心活动的叙述方式，对正处于小说的文体独立时期的唐传奇叙事来说实在是一种不小的制约。因为不注重描写人物的内心活动，不但难以全面表现人物的性格品质，难以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且对人物行动及结局的因果关系也难以呈现，不利于对小说情节发展变化的表达。然而，在唐传奇小说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十分醒目的事实，即它对人物内心活动的表现已有所加强。如果说即使是以外化的人物内心独白的方式来表现人物心理活动的方法，在《左传》中还是个“唯一的一个例外”现象的话，那么在唐传奇小说中，这种方式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表现方法了。不仅已经表现出了以“心曰”“思曰”来将人物的内心活动外化出来，而且也通过更多以“自以为”“独念”等间接引语来表现人物心理活动的现象①这种笔法在唐传奇《霍小玉传》《李卫公靖》等作品中都很常见，尤其在《李卫公靖》中，还出现了“公私念”等表现人物心理的直接引语笔法。。这是中国叙事史上对人物心理表现的一个具有本质意义的飞跃。它表明唐传奇叙事有表现人物内在心理、情感动因的必然要求和特殊方式，不应该被无视。也正是由于唐传奇在对人物的心理揭示、欲望表达以及环境描写、情境渲染等方面有了本质需要和突破，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它也才表现出了小说文体独立的特征。

表面上看，所谓的“诗笔”是指把诗歌笔法融进唐传奇的叙事之中，是唐代诗人创作传奇时对诗歌笔法的不自觉的运用。由于在唐传奇的创作中，许多作家都是当时很有名气、很有才华的文人，甚至是著名诗人，他们当然会把自己擅长的诗体运用于传奇创作中。然而笔者认为，诗体进入唐传奇的文体之中，还有其文体内需的必然要求。诗歌在唐传奇文体中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要素，并且在唐传奇文体独立的过程中起到了毋庸置疑的推动作用。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叙事中，并不注重或者说不擅长表现人物的情感、心理、思想活动乃至环境渲染、场景营造等等。美国学者王靖宇对中国早期叙事作品中缺少人物的心理描写特点的现象有过论述。他指出：作为西方叙事文的技巧之一的心理探索方法，“在早期中国叙事作品中可以说看不到这种方法”[6](P13)。他还全面考查了《左传》的叙事特点，并指出作为心理描写方法，在《左传》中是不存在的，唯一的一个例外现象，还以人物的自言自语的方式外化了出来。

那么“史才”到底具有怎样的时代语境，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和阐释它对于中国小说文体的独立意义呢？这个问题应该从唐传奇叙事内容的功用性和叙事结构的创新性两个方面来看。

除了本地较高的可降水量,要产生暴雨,还必须要有足够的水汽从源地不断向该地区供应,而水汽通量就是表征水汽输送的一个物理量,对水汽通量分析后发现(图略),水汽通量的条件越好,产生的暴雨强度越强,从季节分布看秋季暴雨过程的水汽通量条件最好,这与秋季暴雨主要是台风造成有关,夏季次之,春季最小。日常预报中若水汽通量的数值出现在第一到第三四分位之间时,则需要关注暴雨和强暴雨的出现。

但是，直接去呈现不可见的人物内心活动，毕竟不符合中国古人的审美习惯。中国传统美学有“以‘中和之美’为核心的审美理想，重直观感悟的思维方式，含蓄内蕴的情感世界”[7](P78)的特点。在中国人的认知心理中，只有眼见之物才是真实可信的，不可见的事物，包括人的心理，都不应直接表现，如要表现，就必须转换成外在可见的形式，比如心理活动被转换成人物的独白性语言等，或者是由意象性的事物来隐喻暗示。王靖宇也认为：“中国一个基本哲学观念是：真相只能暗示而不能直接表达。”这种理解是正确的，它也与中国的写意画、诗歌中的意境创造构成一种统一的审美整体。杨义先生认为：在古中国文字中，“叙”与“序”相通，叙事常常称作“序事”[8](P10)，而序事主要是指事物之间的次序位置，它是空间性的。所以，在中国传统的叙事观念中，事物的次序位置具有特殊的意义性，因而其本身就是叙事。而中国诗歌的意象排列、对意境的创设就是中国叙事特征的最佳表现。可见，中国叙事的本质具有空间性、意象性的特点，它需要读者的意会与联想方可领悟，而不是对事物真实存在的细节性描述。

这样，唐传奇作家们以诗歌的笔法融入小说，用于表现人物的情感、心理以及情境、场景等，就是唐传奇叙事所必要的艺术选择。一方面，它继承了中国间接、暗示、意象等叙事传统。另一方面，它也弥补了中国传统叙事缺乏对不可见事物现象表现的不足。事实正是如此，许多论者都讨论过“诗笔”在唐传奇小说中所具有的功能和作用。石昌渝先生在其《中国小说源流论》中认为，诗赋在传奇小说中有五个方面的作用：“一、男女之间传情达意；二、人物言志抒情；三、绘景状物；四、暗示情节的某种结局；五、评论。”[9](P167)董乃斌先生在其《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中认为：“诗歌在这些作品中，既是故事发展的推动因素，又是刻画人物，特别是揭示其内心世界的有力手段。”[10](P251-252)

的确，诗歌融入唐传奇叙事之中，为唐传奇叙事增添了许多诗性品质，“使小说的内在特质诗化、小说叙事抒情化，获得诗的意绪和情趣”[11](140)。但诗歌在唐传奇中的运用，其文体独立意义却主要不是要使唐传奇诗化，使其具有诗歌的审美品性。如果单纯强调唐传奇中诗歌的诗性作用，会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中国小说叙事早已完善成熟，而唐传奇不过是对其进行了诗化的处理，去追求一种诗意的审美情趣和理想而已。如果如此，唐传奇小说的文体独立就成了一个伪命题了。唐传奇诗歌运用的主要功能是对中国传统叙事缺失的弥补，因为小说文体的本质特征是叙述性而不是诗性，它所追求的审美标准是对事物细节逼真性的把握和呈现。所以，随着中国小说叙事功能的逐渐健全和完善，诗歌所具有的这方面功能便逐渐被描写性语言所替代，诗歌在小说中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也就弱化到可有可无的地步了。关于这个问题，杨义先生关于唐传奇中的诗歌使用与宋话本中的诗歌使用的比较可以给我们一定的启示，他认为：“话本诗行多是世俗伦理对叙事情节的外在解释，传奇诗章则多是对叙事情境的内在渗透。话本只能是韵散交错，而传奇则是韵散交融。”[12](P207)显然，两者的偏差就在于唐传奇时代诗语很好地行使了文本内在的叙事功能，而宋话本中诗句更多表现的是说书人用来显示自己才华性情的干预性话语，因而显得不那么自然。其主要原因在于宋话本中情节演变的因果关系较之于唐传奇更加完善了，情节因果关系的相对完善增强了事件连续性的叙述，使诗歌的叙事功能弱化了。比如宋话本《红绡密约》，当男主人公要娶新人时，便以一段“自思”“沉思”等心理活动揭示出了因果关系，这较之唐传奇更多使用人物自言自语的方式外化显现、很少去直接描写人物心理已有了很大进步。

不可否认，唐传奇中使用大量的诗体形式的确使小说表现出的一定的诗化特征，但诗化特征不是小说的本质特征，也不是小说文体独立的标志。正如我们前面所提，这种现象反映的是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从尚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必然选择。而选择诗语来实现对传统叙事缺失的补充，也与中国审美文化中的含蓄表达、感性认知特点相关。由此可见，唐传奇中的诗体运用，是一种特殊的叙事性表现，其主要的文体功能是对古代小说叙事不足的补充和辅助，而并非去有意制造小说的诗化倾向。当然，由于唐传奇“史才”“诗笔”的叙事功能存在，也使唐传奇成为唐代知识分子们书写个体欲望诉求和情感抒发的最佳文本，成为他们实现极具个性化的社会诠释与评价的最佳文本。

试论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王凯平（6-148）

所以，在小说文体独立的过程中，首先是创作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以一种正史之外的“残丛小说、道听途说”来界定小说，而是把它看作是以讲故事的方式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物性格的特殊文体。其次是唐传奇作者叙事的主观意图增强了，历史的客观性原则被搁置一旁，不再是创作必须遵守的原则。再次，故事文本的结构系统更加完整、更加丰富。一方面作为小说内在品质的三要素：人物、环境、情节相对完善了；另一方面，在小说的叙事形式上，与“三要素”相对应的叙述结构、叙述视角也更加丰富有效了。最后，随着创作主体性的增强，唐传奇的虚构性品质被突显出来，唐传奇的场景渲染、情节铺陈、词语运用、想象力的扩展、趣味性的强调、情感色彩的突出以及对人物命运的特别关注等，都有了非常生动的表现，从而表现出了唐传奇特有的审美价值，这是唐传奇摆脱史传与传统小说叙事的最核心特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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