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案簿》看荷印吧城华人塾师与文化交流

荷印政府治下的吧城（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市）是华人重要的聚居区。其华人公堂档案《公案簿》留下大量华人社会治理的文献，目前学界对此研究涉及经济、婚姻、妇女、法律、生产技术等方面成果较多。关于荷印吧城的私塾、义学等方面的研究，以往虽有学者论及，但相关私塾和义学等的塾师群体方面之成果比较少①主要有司徒赞：《荷兰统治时期的印度尼西亚华侨教育简史》（《东南亚研究》1963年第1期）简要介绍义学；沈燕清：《从《公堂通知簿》看荷印吧国公堂的社会职能》（《东南亚南亚研究》，2016年第1期）中也谈到公堂对义学书院的管理；沈燕清：《从《公堂清册簿》看荷印吧国公堂的经济职能》（《东南亚南亚研究》，2016年第4期）亦谈公堂对义学管理与资助等；包乐史、吴凤斌著：《18世纪末吧达维亚唐人社会》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一编中“唐人的私塾、义学与书院”，有论及王大海等数位塾师。。文章拟通过《公案簿》中相关记载来梳理塾师群体状况并探讨其在文化交流方面的影响，以求教于方家。

Based on the existing data there are no recommendations or guidelines for surveillance of small bowel beyond the duodenum in FAP. Further research is required to identify what patients with FAP are at an increased risk for small bowel carcinoma[13,19].

一、吧城塾师需求与塾师群体特点

荷印时期吧城华人教育大都是通过私塾、书院和义学完成。现存吧城华人公堂档案《公案》中有塾师来吧规定、塾师聘任、管理与授业等方面有所记载。通过这些资料可大概了解吧城塾师之概况及其特点。

（一）吧城华人对塾师需求

1736年前后，曾在吧城作塾师的福建漳州人程日炌记载说，华人在吧，“操赢余者，扬帆而往，鼓棹而归，无资本者尝流寓，后虽富贵，多忘桑梓，以生以养，众不下数十万”［1］（P175）。程氏所说华人数量应是一个高估数目。据估算，在鸦片战争前后，荷印吧城的华人，“1815年吧城华侨人口为52394人”，1840年全部爪哇华侨人口约为11～12万人［2］。庞大的华人群体使得吧城陆陆续续建立了一批华人私塾和书院义学，并吸引了来自中国的塾师。

不过，随着十九世纪后期因有同地域学生就读义学，吧城也招来不同族群的塾师。1884年3月，因广属贫困子弟前来该义学就读，大玛腰建议增设广属人在义塾为师，“近广属贫家诸人开具弟子姓名，愿就义塾读书。经弟恳李亚二甲大细复家数，果系贫家无力酬师，鄙意谓合增广属人在义塾为师教之？”［11］（P447）公堂同意，并“逐年开用公堂柜项银600盾，为另延广属人在义塾为贰师脩金”［11］（P450）。这体现了跨越地域族群逐步包容的趋势。

三、逐年春秋二祭，期考如处，先生以作诗文定甲乙，僚友公赏。

不过，到了十九世纪下半期，塾师供给人数出现较大增长。教读先生自唐山涌入吧城，竞争聘任义学私塾教职。如1868年8月7日，陈爵用因“疾病缠身，欲暂调养”而恳辞义学掌教，就有颜泾石、林兼善、方夺侯、李方春四名，“入禀恳为明诚书院掌教”［5］（P292）。1870年7月，塾师林兼善辞职时，前来应聘者多达八人：方夺侯等“俱恳补充本年下半年义学训导”，列台斟酌后认为：“入禀八人中，惟方夺侯积学老成，且曾两次授理此任。 则举为师，凑为三任可也。”［6］（P187）

书院义学有正师和副师之分，前来应聘的塾师增多，对于公堂所办书院义学而言，意味着有较多的选择余地。因此，即便是书院义学副师的招募，也会引来众多的竞争者。如1892年12月，福建副教师杨仁史“恳本年终辞任回唐”，此乃副教师之缺，即“有童生杨其寿、施祝三、陈宝华、黄龙池、叶蓁五人，各呈禀请充是任”［7］（P141）。1895年4月明诚书院正师杨仁史“呈禀自行辞任”，照例以副教施祝三升补此缺。但其副师之缺，另须再择妥补授。最终“入禀补者六人，同日面试”［7］（P227）；1896 年 7 月义塾副师杨景松（嵩）“呈禀为下半年辞任他适”，旋即有“呈禀者有八，恳充斯缺”［7］（P257）。可见，吧城明诚书院义学塾师还是相当有吸引力，以致一些来吧城的塾师没有合适教职而改作它行。如公堂讯问新到吧城的朱亚义：“尔初到吧报能教读，今反云要打铁，何也？”朱答曰：“因无书馆可寓，故弃文就武，学习打铁”。据云“朱亚义系是新学打铁，以舌耕而铁耕，等耕耳，却差不多。 ”［3］（P50）

其次，吧城义学塾师大都是来自落第儒生。如曾任雷珍兰陈文速求任义学教读时也说：“晚弟素本以砚田为业，自惭驽力虽不能奋志于天朝”［7］（P29）；1857年2月方夺侯请求教读自述：“窃晚一介庸愚，驽钝舌耕……迩闻义学欲延西席，训益童蒙，晚实不敏，请从其事。 ”［9］（P9～10）

（二）塾师群体结构

式中，νi为土地利用生态效益系数，定义为各类用地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多年平均值[15，16]，即νi=(112.579,54.161,0)，单位为万元/hm2。

首先，从动态结构来看，因竞争较大、酬金少且多变，塾师聘任更换频繁。1873年2月，义学师方文标、陈玉华入禀称：“在院掌教生徒，公馆给束金壹千盾。标等二人经既收领分发，计开全年祭祀油香伙食什费外，所剩无几”，求“酌给加添，勿使旋归有素手空囊之叹。 ”［8］（P538）显然，塾师颇嫌束金之菲薄。

 

1865-1875年明诚书院塾师就任、离任时间表②据《公案簿》第十辑，包乐史等校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34、582页；《公案簿》第十一辑，聂德宁等校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1、146、197、292页，相关记载整理而成。

  

应聘人 就任年月 离任年月 备注（去向）郑润祥 1 8 6 5.2 旋故里许明三 1 8 6 5.2 1 8 6 6.3 方夺侯副先生苏英甫 1 8 6 7.1 2 陈文速甲不同意陈爵用 1 8 6 8.1 1 8 6 8.8 疾病缠身林兼善 1 8 6 8.8 1 8 7 0.7 回唐方夺侯 1 8 7 0.7 1 8 7 2.2 第三次任方文标 1 8 7 2.2 1 8 7 3.7高大雅 1 8 7 3.7 1 8 7 5.6 谢世方文标 1 8 7 5.6

上表数据，表明在1865—1875年10年内，明诚书院义学塾师更换九人次。正如1872年塾师方夺侯所说，义学塾师“中有鸿儒博士接踵，而受恩掌教义塾者，或一载两载而遄征旋归，且或一载半载而疾病身故，皆有初鲜克有终”［8］（P392）。 可知，塾师更换频繁，教职稳定性较差。

她停住脚步，艰难地转身，迈回几步台阶，却复又停下。她也不能走……如果电光真的报复他怎么办？在一楼和二楼之间往返犹豫，直到上课铃声响起，纠结的雷染君只好先回到教室。

775 Advances in aquaporin inhibitors and molecular targeted therapy

义学塾师亦有来自唐山幕友师爷，如1890年6月杨善初求补明诚书院广属副师称：“监生杨铭汤（即杨善初）籍隶嘉应州，现年四十二岁，向在两粤地内游幕二十余年，曾就徐晓山中丞（即徐延旭1882年任广西巡抚）聘请，二次襄阅试卷。光绪八年至十二年，在雷州府凤参戎署教读。戊子年，受潮州方柳桥太守（即潮州知府方功惠）聘请，襄办书启笔墨事件。其间或道署或州县署，俱系就教读席面。生自顾何人，忝遭非分，书香三世，羁旅半生，读孔孟之书，廉隅是励……迩闻明诚书院塾师罢任，学毛生之自荐，希当道之提携。 ”［7］（P58～59）可见，杨曾作两广巡抚、知府等幕友，亦曾作教读。

再次，从地域来分。由于吧城华人主要是来自福建南部，因此早年塾师来自漳州、泉州一带是比较多。如1846年作玛腰私塾教读的陈学林，乃“在唐生长，住居漳州府漳浦县、东林社，年三十八岁，幼奉严命，从师受业，讲明诗书之理。自辛（辛丑道光二十一年）年登吧教读玛腰门下，于今六年”［10］（P51）。又如1859年1月，塾师赖观澜“系生唐山漳州，现年53岁，明婚所出，自幼学习文字，于和1824年到吧，即为教读先生六年，诸学父俱无间言，后即为船主掌理船事，商贩四方，亦皆如意……因念自居34年，始终或理公或理私，未有巨细事迹，在上下干刀，无非勤慎所致也”［9］（P163～164）。 公堂选聘时强调塾师须讲闽南话，1883 年 11 月，塾师黄钟英被革去，方文标、蔡澄秋、林文塾、杨诒谷四位先生呈禀词“恳掌教义塾”，甲必丹陈文贵谕云：方文标已为老耄，而“林文塾系福州人氏，音语与我漳（州）大不同，唯蔡澄秋、杨诒谷学问皆堪取”［11］（P435）。由此表明，该义学还是有较强的地域观念。

据《公案簿》记载1846年7月11日，荷印挨实嗹致书玛腰（陈永元）云：“教读先生、财副、医生，未知此三等人现时要用若干”，并命公堂详复 “今年并逐年该用数目”。公堂认为，“论此三等人逐年在吧约用600名，内中宜作三分而算，或有死亡，或有代其该亲轮流回唐，或有经商即旋归。由此而论，居吧者尚伸无几……若如此决定其数，未免多艰。何也？仍外出者，本所未料，如挨实嗹肯恩典，祈一尽开禁，任从等人来吧，则青头船可配 300人，红头船配 200人，甲板船配 100人之为美哉！”［3］（P299）①挨实嗹，荷兰语，英语resident，驻扎官，荷印省（州）级最高行政官。玛腰，荷兰语Majoor音译，此为吧城华人公馆首长的最高头衔。1837年始有甲必丹陈永元加“玛腰”衔最后，公堂 1846年 7月 22日回复道：“论在吧约用教读160名，财副360名，医生80名，然此三等人，本堂细思，内中或有死亡，或有代其该亲轮流回唐，或有遂即回归，由此而论，约在吧者尚伸无几。”［3］（P312）此应是吧城教读先生（塾师）需求的一个大概数目。

广垦糖业集团是集农工贸、产供销一体化支柱型产业集团。集团成立于2005年，注册资金6亿元，总资产约100亿元，年总产值约80亿元，职工总人数约1.3万人。目前，糖业集团下辖两家农业公司，11家糖业公司，5家专营公司，共计18家二级企业。辐射周边19个种蔗乡镇，农户9万户，种植面积约60万亩，带动湛江垦区农场种植甘蔗40万亩。糖业集团年营收近40亿元，总资产近100亿元。集团年产糖能力达80万吨，约占湛江地区总产糖量的60%以上，约占广东省总产糖量的50%以上，约占全国总产糖量的5%以上，是广东省规模最大的国有糖业集团。

（三）塾师群体特点

取水权转让已有《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以下简称460号令）规定，实践中取水权转让等水权交易已有很多案例。概括起来有三种类型：①跨区域转让水权，如浙江省东阳—义乌、余姚—慈溪、绍兴—慈溪的水权交易，由某一地区的水库向水资源短缺的另一地区供水，后者向前者交纳水权交易费；②跨行业转让水权，如宁夏、内蒙古的“投资节水，转让水权”，即企业向灌区投资节水，灌区节约的水量指标转让给企业；③灌区农户水票交易，如甘肃张掖市、甘肃民勤县、新疆呼图壁县灌区内部农户将持有的水票进行交易。

1.品行端庄，勤学敬业。“义塾为巴城首善之区，实列宪造士之本，俾贫寒子弟得沐圣教，化民成俗莫过于此。历来掌理厥职职者，类皆学问纯粹，品行端方，教法有矩有度。”［9］（P534）1863年 12月，陈玛力自述：“晚在唐原系舌耕为活，及居吧十有余载，恪遵规矩，经之营之，惟卑自牧”；高大雅，“住大南门，年居四十载，在吧十三载，教读为业。存忠厚以待人，守正值以一己。”［9］（P434～437）这些敬业的塾师，符合民众和公堂的期望。以明诚书院义学为例，大都要求品学优长，如1892年公堂选择义学师时，强调对于童生一一验看，“择品学兼优，堪为师范者，于彬雅咸集中拔其尤者”［7］（P141）。公堂尤其强调品质方面，1896年7月，公堂强调“为义塾立教明伦，不但文章而已，且以饱读文章者不少，惟有德者鲜矣。而今陈心铭虽其学业不甚深长，然其品行端庄，可堪为义塾副师之职”［7］（P258）。

对品行不端的塾师，如即行革去。《公案簿》中记载两例，一是塾师疏懒吃鸦片。1889年10月甲必丹李晋郎官提告“义塾副师杨柳汀学规疏懒，品行不端，敢于学舍恣吸洋烟，合无革退，以警将来”。公堂列位也即行作出决定：“为师吃烟，教徒必懒，公堂所弗取也”［7］（P29），即依李晋郎甲大请，将塾师杨柳汀罢去。二是塾师违规，被严厉逐革。1883年9月，义塾师黄钟英上书恳补公堂朱葛礁之缺。但其严重违规，乃因“前经总管明诚书院属员吴经纶舍谕伊若要辞义塾，或公堂要罢伊义塾之任，六个月前须先通知，讵知黄钟英近因公堂朱葛礁开缺，潜入西字禀于（荷印）大淡恳补此任，并无预知于弟及属员。召询钟英，亦自供如所请”；对于“如此伎俩，但知利己不顾损人，苟听其自便，将视公堂若髡毛矣。”公堂最后会议议决：黄钟英“暗地上书，绝无顾忌。独不思身关教授之责，妄以义塾为狡兔之窟。同堂召讯，彼既吐实，过失已彰，势难复挽。务宜革出义塾酬下半年两月学金”［11］（P422）。该塾师越过公堂管理属员，径直向荷印官员恳请，引起公堂震怒而罢免之。

2.“学而优则仕”、光宗耀祖的观念强烈。前来吧城的塾师，不论以舌耕为业抑或转作商贩，大都努力寻找各种机会转向公堂、美色甘等华人管理机构谋职。如上文提到来自唐山漳州赖观澜，“于和1824年到吧，即为教读先生六年”；“至和1853年曾蒙王上8月13日第20号案夺，即是举为公堂二朱之职……所任大朱，每月得俸120盾至今五年”，“今闻敖文明欲举一窒兼以雷职，任事和美惜甘，每月得俸金1000盾。”［9］（P164）此公堂职位薪水虽少，但是任雷职等事务能使有更多的商业机会，因而极有吸引力。

1861年3月1日，周淡、王成权、黄波光、徐秉章、陈笃生五人，投书公堂“恳补二朱之职”，除了黄波光外，其余四人都参加科举，三人甚至都是以舌耕为业。到1863年12月，周淡在公堂二朱任上去世，即共有陈玛力、方夺侯、王祯祥、陈笃生等九人，“恳补二朱周琰缺”，其中以舌耕为业的至少有陈玛力、方夺侯、王祯祥、高大雅四人，另外陈笃生是出生吧国，曾回国受业［9］（P434～437）。此种热衷入仕途的趋向，可从周淡上书时所吐露出的心声最有代表：“晚生切思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夫亦奚敢自夸于学优登仕也乎？《论语》曰‘学也，禄在其中矣。 ’也窃愿有望也。 ”［9］（P299）

为了保证确定薄膜弹性模量和厚度的方法准确、可靠，采用理论分析与实验结果相结合的方法，将力学分析所得薄膜弹性模量与厚度代入原表达式中，可以得到薄膜的最大变形量与所受的压力（压强）的变化关系。同时，将这一变化关系与用有限元分析法和光学检测法求得的薄膜最大变形量与压力的变化关系进行比较，可以得到图10所示结果。从图10中可以看出，理论分析结果与有限元分析和实际光学测量方法得到的结果相吻合。从图10中还可以看出薄膜的变形量基本上与所受到的压力（压强）成线性变化关系，也就是说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薄膜还体现着薄板特征。

二、吧城塾师在南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

在吧城舌耕多年的塾师，一部分暂时回唐山省亲，一些则告老还乡返回中国。1870年7月，义学师林兼善入禀恳辞掌教回唐，“事因欲回唐故也”；公堂列台议曰：“既要回唐，甚然美事，恳辞掌教，准之可也”［6］（P180）。1892年12月，义学的福建副教师杨仁史，“恳本年终辞任回唐”［7］（P141）。塾师自海外吧城回到中国故地，对耳闻目睹的海外资讯，或通过口口相传方式或著述立书，使之在国内传播。

义学建立后，公堂通过捐出俸银以及募捐的形式提供义学塾师束金，并制定相关条款进行约束师生的教读行为。如1868年1月公堂订立明诚书院教读规则：

2）微课的概念与内涵。可以从课程理论的角度来认识微课和微课程现象，从中抽象出微课和微课程的概念。课程理论指出：界定课程的基本原则要基于当代的学校教育情境，结合学术界对课程的理论探讨描述课程的本质含义。笔者认为界定微课程的内涵应从四个维度进行：①课程是学校科目和活动；②课程是学习者的经验和活动体验；③课程是教育活动的计划与学习者的学习过程；④课程是各种学习资源和学习者的对话。

二、义学春秋二祭之费，先生自支。

一、全年束金银捌百盾正。

三、每旦暮内外二厅神前香火，及逐月朔日、望日神前香烛，先生自支。

四、凡生徒入学贽仪及逐节仪（表敬意的礼物），随所奉多寡，先生可收。

肺结核最易发生在双肺上叶及下叶背段，临床分多个分型：如原发性肺结核、血行播散型肺结核、继发型肺结核、结核性胸膜炎，这里主要分析继发型肺结核分型，继发型肺结核以增殖、浸润病变为主、可有干酪病变、空洞等多种改变。

五、义学内当整洁雅观，不得坐视秽积。

立常规五款，顺发谕知。 ［5］（P197）

此规则尤其突出礼节、春秋二祭以及祭祀内外厅神。“慎终追远”，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集体祭祀是对祖宗先辈的缅怀，不仅加强了族群的交流，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负责主持该仪式即是义学塾师。

1881年1月19日，公堂再次制定学规。司理义学公勃低陈文贵甲拟定明诚书院学规，上呈玛腰大人暨公堂列位宪台鉴察施行，该书院学规是：

一、公堂逐年所请先生一位，则列开公项束修银1200盾，及春秋二祭在内。准教学童不得过三十人，倘有过三十人或至五十人者，公堂另请一位先生以为之副，每年束金若干，公堂另开。

二、倘有学童要附学者，司理人当先查该学父堪还与否。倘其学父家事果属清淡，则准其入院就读，免还束修。如该学父家资饶裕，亦当查该学童所读深浅，以定其束修若干，将项交公堂收入。

但是，1852年荷印总督下令“禁止医生、教师、账房居吧”。即挨实嗹于1852年4月13日致书玛腰（陈永元）云：“1852年7月1日起，改削和1846年12月27日第7号条规，凡医生、教读、才副诸人等俱不准居吧。祈将此例，谕知唐船主或甲板税主，务宜恪守。”［4］（P76）1854年荷印政府还再颁布了“注意民众教育条例”，限制华人子弟入学肆业。吧城塾师的减少，可能对华人子弟教育造成不利影响。

四、逐月朔日，考院内学童所做诗文，对句、写字、算法、字说、世事，通则有赏。

五、学童背诵书不清三句，即略责之□□□至熟。

六、倘学童不循规矩，玩戏无度，背诵不明，当罚其写几十百字，或掌责、或罚纸笔、或留馆一二点钟久，始放出院。

七、若学童读书勤谨，事事循规蹈矩者，赏以笔纸什物以勉之。

八、公堂逐月委员考察院中诸事。

九、凡学师者，宜在院中居住。若有事故欲往别处，当先请明于司理院人。

十、为学师者，必照此条规，逐款而行。 ［11］（P300-301）

智慧水务管控平台，需要整合GIS系统、管网模型、SCADA系统、供水调度决策支持系统、管网管理业务系统、智能抄表系统、客户服务系统、漏损分析系统、VR值守系统等。

公堂列台审阅学规后要求将此条规张帖在义学院，告于众人，“庶几各人知学规，整肃而兴勉后学也”。与1868年义学规则相比，此次更突出春秋二祭，并通过塾师做诗文，僚友公赏等活动的环节，并加强学童对传统诗书等文化的传习。

对于招募来自唐山塾师，以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公堂也发挥其应有协调功能。如为解除唐人新客通往州府禁令，1846年公堂奉书进谏曰：“凡敖文明各号条规，无如严禁新客一条，我唐人在吧最为艰辛，何也？……从和1844年3月16日第8号案夺至今，敖文明亦曾开恩少助，是以本年有一唐船来吧。然可来者匠人百工，所禁者文人学士，实有负于圣教所云，恐仁、义、礼、智之风，尽泯于今矣！余诚私心痛之！夫童子自幼须教以礼仪，至其长大，方能知诗识理，通权达变，而利生焉。既无贤人教督，势必至庸愚，商贾贸易，谁能掌数？又且愈久愈忘，其为害伊于胡底耶？静言思之，不觉泪下！况在吧富翁以及有位之人，俱有子女要择贤婿，恐在吧奎维未必人品皆善，门户相对，则不能成事，若苟简许配于匠，实是玷污衣冠名节！惟有新客来吧，不用厚奁，必然许允。虽曰现时亦有些少儒生、医生、财副，徒有其名而无实，辛金又且高贵。”［3］（P279～280）①敖文明，荷兰语Gouvernement，指荷印政府。公堂意识到自唐山来到吧城的文人学士对孩童教训、对华人传承中国文化、礼仪的重要性。

此时期张之洞亦主张在南洋设书院，他在1887年说：“选择流寓儒生，随时为华人子弟讲授，使其习闻圣人之教，中国礼仪彝伦之正。则聪明志气之用，得以扩充而愈开，水源木本之思，益将深固而不解，从此辗转传播，凡有血气未必无观感之思。”［13］（P455）张亦认为书院教习对传承中国文化和代代不忘家国故乡的重要作用。

如前义学规则规定，塾师传承中国文化和礼仪是其掌教书院的一项重要任务。1872年1月29日时任义学塾师方夺侯感叹曰：“自壮至老，前后计有三任……不过就义塾行义事，整顿学堂，清洁圣像，勤拾字纸，礼送字灰，募建字亭。又怜其故先生游魂无依，设立奠安之位，上则敬圣，下则教徒。执此数端，无敢小懈。”［8］（P392）在书院义学的塾师作为对于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惜字、敬祀孔子等儒家文化和人文修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塾师在日常教学活动外还主持了祭祀等传统中国活动。公堂在1883年9月，承大淡公文特准“逐年开公堂柜项银200盾，为义塾明诚书院春秋丁祭之费”［11］（P422），对此项传统文化活动予以支持。

三、吧城塾师返回中国传递海外文化与信息

吧城义学初设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大王唠冥实德初即位，是年雷珍兰高根观“倡首会六雷，向甲大议举观音亭后地，营建义学一所，为雷珍兰之大学，崇祀紫阳禄位，额曰‘明诚书院’；城内曰‘南江书院’，崇祀紫阳圣像，令作甲大学，各延师往内，教授贫穷生徒，岁设二丁祭祀，畅饮以文会友。二雷一朱监场，考订甲乙，赏以膏火，南江书院亦然，有如是，斯文风之盛，彬彬如也”［12］（第五四页）。对设此义学书院，陈雪澜之按语云，自万历至乾隆的一百五十年来，“我唐来吧，已有甲必丹，未尝有思及此，然而筑佛寺、建神庙有之，此不外祈福求福之想，未有念及贫穷失教之忧。独高根先生，居蛮狛之邦，未忘中国是圣教，如今儒风未泯，真是可仰可敬！”许云櫵按语云：“明诚书院”及“南江书院”，“堪称南洋华侨学校之鼻祖”［12］（第五六页）。《公案簿》有曰：“义学之设由来久矣，盖为义学者，欲小子有造，以继夫子之道。 ”［8］（P302）可见，书院义学在传播中国文化，不忘先祖传统风俗等方面有重要的作用，塾师则是主体。

宋初的《册府元龟》在《帝王部·明罚》中关于张均之记载如下：“然凶恶之类，自招其咎，人神所弃，天地不容，原其本心，皆合殊死。就中情状，仍有区分，达奚珣等一十八人，并宜处斩；陈希烈等七人，并赐自尽；前大理卿张均，特宜免死，长流合浦郡。”②周绍良辑录，周啟瑜整理：《〈册府元龟〉唐史资料辑录》，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462页。此记载与《旧唐书》中张均发配合浦郡的说法亦同。“陈希烈等七人，并赐自尽”其中应该包括张垍。

（一）从吧城舌耕返回中国的塾师带回海外文化和资讯。如来自漳州的吧城塾师程日炌（字逊我），其在所著述《噶喇吧纪略》中称：“炌年弱冠，思偿父债，当隆冬盛寒，北风迅发，浮海而南”，“始至时无相识者，思欲为人佣力。尝一至山，操械以行，丛林密莽，死骸相枕藉，不能一朝居。后走垅城，再至吧城，舌耕糊口。 ”［1］（P173、P181）①光绪《漳州府志》卷四十九，纪遗中，亦有载：“程日炌，字逊我，漳浦人。少丧父母，以家贫多负债，流徙外国，杂佣作度日。偶题联句于丛祠，外国富人见而异之，延至家，将赘于女，日炌辞焉。富人怒而逐之，仍故业。居数年，拮据积累，遂归，尽数以偿旧债”。程日炌到南洋初始是作力佣，辛苦异常，后来到吧城做塾师，舌耕为业。

程日炌在其《噶喇吧纪略》中，记载了域外吧城的华人情况，如吧城以“漳、泉、湖、广之人”居多；吧城的八芝兰“唐人所居”，爵子街“多唐人银匠居”，暗涧是唐人店铺，“晚市尤甚，近港有马寮、赌棚”，圃仔多“唐人住家”；城西米涧是唐人经营的“聚米之所”，“其旁多唐人住家”，蚤市是唐人经营的“卖鱼市”，碗街“横直俱唐人所住，贸易者最众”。城之大小南门外 ，“番唐杂处”。城郊之外 “有唐人义冢”，有“报恩寺”，祀观音”［1］（P175～177）。 反映了华人社会经济乃至宗教情形，华人社会则是奉行甲必丹制度：“甲必丹，则唐人之长也，位一人，次雷泽兰，两之，又次雷珍兰，四之，若抚直迷，则岁举一人，三年而更。 ”［1］（P181）

吧城作为荷印东印度公司的首府，程日炌对荷印文化也感兴趣。其官职“王曰甲必丹勿，秉国之均；二王司财赋”，“礼法传位以贤”“用人以功”；尤其是中西文化差异：吧城的荷人基督教文化，如“七日一礼拜，不以买卖，相率嬉游”；而荷兰“见唐人拜泥塑像，焚冥赀，则痴（而笑），不重淫词也”［1］（P178～17）。

程日炌在南洋吧城 “前后七年”，感觉到“彼荷兰者，睹唐人之日众，渐有厌薄之意，重加剥削，横征无艺”。受到荷印欺压，华人社会“贫者不聊生，遂有无票被刑者，有负贷逋逃者，有暗卖私货者，有见财行盗者；富者又不自检，竟为奢淫以为乐。己有不得不弊之势矣。”最终于“庚申（1740年）之秋，一二环狭之徒，不忍荷兰之酷,倡为首祸，激而成变”。此时程日炌已自吧城返回国内，“因计偕（到）京师，谒葛山蔡先生，先生闻余尝游吧，命记之，遂录此以献”［1］（P180～181）。 吧城“红溪惨案”发生是在乾隆五年（庚申年 1740 年）秋，程日炌在京城谒见翰林院编修、同乡蔡葛山（蔡新，字葛山），受命撰写《噶喇吧纪略》。刘希程提到“乾隆初年，浦邑程君逊我，未第之前，尝游吧而作记……故相国文恭蔡公谓其足以裨志乘，资博闻”［14］（PxIII）。蔡新对此书丰富的记述予以赞赏。

吧城发生“红溪惨案”后，闽省“大吏上其事，请禁南洋商贩，以困荷兰。议未定，内阁学士方苞，以（蔡）新留心经济，致书访问。日介忝为相国同乡，又曾身历吧境内，因相国之下询，故为此文以应”［1］（P193）。蔡新随后写就《答方苞议禁南洋商贩书》，说闽粤“一旦禁止，则以商无赀，以农无产，势将流离失所，又弃民间千百生民之食矣，此其病在目前者也。数年之后，其害更甚，闽广两省所用皆番钱，统计两省岁入内地约近千万，若一概禁绝，东西之地每年顿少千万收入，不独民生日蹙而国计亦绌，此重可忧也”。后禁南洋“议遂不行”［15］（卷三十三）。 因此，“蔡新的主张至少通过某种渠道上达当时柄政者，并对中央决策有一定影响”［16］。这应该与亲历吧城的程日炌提供了翔实的资讯有关。

乾隆十三年（1748年），《噶喇吧纪略》出版。曾任翰林院检讨、亦是漳浦同乡的进士李实蕡在为其所写的“题”中说：“近获观程君逊我所为《噶喇吧纪略》，叙述周悉，外邦情形，宛如目见，辄矍然而喜”；“其遗文亦无从多见，然寥寥一卷，君之阅历在焉，君之操履在焉。且可裨志乘，资博闻，亦基生平精神所托，以不朽者也”。［1］（P173）在当时闭塞的环境下，该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海外殖民者和华人海外活动的重要资讯，因而受到有识之士的重视。

福建另一位自吧城返回的塾师是漳浦人王大海，其在所著《海岛逸志》中说：“余始到吧，继迁于三宝垄，又之北胶浪，后仍来吧，设账于南江。”［14］（PxIV）“南江”乃是吧城的南江书院。因历来书籍笔记有关“外洋番国则阙焉，盖外国有难焉者。或有不奉贡献，或不通中国。其相通而贸易贩其地者，第思射利而不知书，既无心志之，亦不能志之”；而王大海于“癸卯（1783年）之年，曾为甘旨之谋而航海者。舌耕之余，采风问俗”［14］（PxIII），因而亲身游历吧城的文人王大海所编纂资料，就比较珍贵。

与程日炌一样，王大海也惊讶于吧城贸易的繁荣：“百夷聚集之区，诚一大都会”，“货物悉皆各处属国辐辏以赴贸易者，并非吧中所产也”，“我朝德泽远被，四夷宾服，不仅通商。鼓棹扬帆而往者，皆闽广之人，其留寓者，生齿日繁，奚止十万之众”［14］（P2）。在此贸易人中大都是来自中国闽粤两省，尤其是一些大商户，印象尤其深刻。如陈豹卿，“漳之石美人……贾帆数十，发贩州府，所到则其利数倍。不数年，富甲一方”，“华夷皆领其资本，经商者不知其数”，“真为华人生色也”［14］（P43～44）。

王大海认为 “程日炌《噶喇吧纪略》，志其方土颇详，而人情未尽也”。为此，《海岛逸志》卷二“人物考略”记述了九位人物，评价他们的重要影响：“黄井公之古厚，陈豹卿之慷慨，许方良之雅量，连木生之隐逸，皆表表可传也。西洋荒服之国，竟化为邹鲁之乡者，皆被朝德泽，虽遐陬僻壤，莫不感化。”［14］（PXIV）王大海属于上层社会，“赘于华人甲必丹家，衣食丽都，侍婢数十”，生活优逸，他自觉此有可惜之处：“无诸子百家以资博览，无知己良朋以抒情怀，无幽岩古刹以肆游玩”［14］（P6），其实是“家有老母，但作南柯一梦，拂袖而归”，“有礼义廉耻以相维，不能极乐”［14］（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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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从吧城归来两位塾师，陈育崧先生在《〈噶喇吧纪略〉著者考》一文中，将俩人作比较，感叹道：“日炌为偿旧债，只身南渡，宁执贱役，不为赘婿，真奇男子也。《海岛逸志》作者王柳谷，以文战不利，飘然乘风作海外之游，赘于甲必丹之家，衣食丽都，侍婢数十，极人间之享乐。居十年，自谓南柯一梦，拂袖而归。人或称之，以视逊我之狷介贞洁，为何如耶？ ”［1］（P192）

（二）塾师亦有在吧城出生，长大后回到中国祖籍地拜师学业，科举落第或未及第后重新回到吧城。因他们自海外带来不少文化和资讯，他们接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亦促进了吧城和中国的文化交流。王成权“生于吧地，幼还桑梓，寻师求友，读书多年，正思奋志功名，以备上国之用。何期庚癸频呼，再回生产之邦，材不甘匏落志，常慕梗楠”；徐秉章“1851年北旋受业，及1859年转棹来吧，只以舌耕为业，秉承庭训，凡诸人情风土稍知一二”；陈笃生 “自幼回唐负笈从师业，虽未就，其人情物理颇知一二，至壬子年（1852 年）为父所召，转棹来吧，特以生意计，穷且将舌耕以度口”［9］（P299）。

在现行的多版本教材中，都将“用字母表示数”作为“方程”这一课时的前提知识来编排。从知识结构来讲，有其合理性。因为方程中必然涉及未知数的表达和运算，因此，提前学习“用字母表示数”会有助于学生更快掌握方程内容。

总之，近代吧城塾师大都能勤勉训教学童，主持祭祀等传统活动，由于他们常在荷印的三宝垄、吧城等不同地区流动，因而在南洋一地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吧生华人回中国受业后又返回吧城，继承和传播了中国文化，同时也使得双方除了在经济等方面外又多一沟通渠道。不过，因塾师对文化的不自信，以及公堂等华人组织被动宣传中国文化，如挨实嗹屡次致书公堂要求解释关于华人案件纠纷中的立誓、春节燃放鞭炮“敬神之日”等华人习俗诸问题［3］（P83）。此种情形表明中华文化虽然传到吧城，但并没在南洋广泛开枝散叶，扎根生长，此中缘由，当今仍令人思索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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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案簿[M].第十一辑.聂德宁,校注.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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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公案簿[M].第十二辑下.包乐史,校注.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

[9]公案簿[M].第十辑.包乐史,校注.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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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沈定钧.漳州府志（光绪五年刊刻）[M]//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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