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两岸佛教居士组织研究述评

对于何为“佛教居士”，学界有不同观点。吴忠伟认为“居士”有广、狭二义，广义指一切信佛民众甚至所有众生，狭义则特指居家习佛之士人[1]。谭伟认为佛教居士广义上指凡居家信佛者，狭义上指受过三归、五戒者，在中国佛教史上由于对居士之要求并不严格，也没有十分固定的宗教仪式标明居士之身份，因此从广义角度理解比较好[2]。笔者赞同马海燕的观点：“居士”并不完全等同于在家人，佛教的居士作为四众弟子之一，必须皈依“三宝”（特别是僧宝，僧伽而非个人），他们是以僧伽为中心的[3]。以下就对近代以来两岸佛教居士组织的研究进行回顾。由于篇幅所限以及笔者所在地区以汉传佛教为主，综述范围将只限于汉传佛教。

一、有关近代佛教居士组织的研究

（一）相关史实的研究。一些文献从较为宏观的、纵向历史的角度对居士组织的发展进行梳理。邓子美回顾总结了20世纪中国新式佛教教会社团组建的经验教训，其中包括了居士组织[4-7]。曾桂林梳理出晚清至民国时期佛僧团体、居士组织慈善活动的大致脉络[8]。一些文献介绍了近代特定居士组织的相关史实，如高振农[9]、李湖江[10]、佛日[11]、洪修平[12]、雍琦[13]（P34-120）、黄夏年[14]、潘桂明[15]（P835-888）等人的研究。 对于近代高僧大德的研究是近代中国佛教研究的重要方面。许多学者在研究近代高僧大德时都会涉及其建立或参与的或严密或松散的居士组织，不过并没有深入分析这些组织的结构、运作，只是作为高僧大德的佛教贡献而呈现，如道坚[16]（P291-308）、王小明[17]（P21-23）、何宗旺[18]的研究。 一些学者在研究佛教慈善问题的时候涉及到了居士组织和居士活动，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例如余亚斐对台湾佛教团体[19]、于媛对民国佛教慈善事业的研究[20]（P104-116）以及高秀峰的研究[21]（P51-60）。

（二）近代佛教居士组织的特征研究。一些学者提出近代居士组织具有开始脱离对寺院僧人的依附、从事慈善活动、采用现代化的管理手段、承担佛教文化传播等特点。例如唐忠毛用社会学的理论分析其“理性化”“世俗化”“人间化”“社会化”的基本特征[22]。 此类研究还有金易明[23]、佛日[11]等人。

（三）居士对居士组织作用的研究。一些学者提出近代工商业者、军政名流、知识分子三种居士对居士组织的发展包括佛学研究、弘扬佛教文化、慈善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如金易明[23]、唐忠毛[24]、陆德阳[25]、佛日[11]、潘桂明[15]（P887-888）的研究。又如熊友冬以上海佛教居士林为例重点分析了工商业者在近代佛教居士组织中的作用：工商业居士将近代工商业管理制度纳入到其组织建构之中，将现代理性精神融入到居士组织，以其雄厚的财力为组织开展活动提供资金物质保障；通过设立佛学书局、讲经堂讲经说法、编撰佛学著作等方式弘传佛教文化；从事慈善活动[26]（P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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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都市佛教研究中的居士组织研究。大陆的佛教居士组织经历文革的冲击，改革开放之后又获得恢复发展，但是其发展水平远不如近代居士组织。一些文献对当前大陆佛教居士组织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近年来，一些学者关注都市佛教的主题，分析了佛教寺庙在现代都市环境中的组织结构、资金管理、僧人和居士所开展的活动、社会功能等。但这些文献大多把佛寺作为都市佛教的主体，对居士的重要性未予以足够的重视。此外，还有许多以佛教慈善为主题的文献，同样对于居士和居士组织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其实，都市中为数众多的在家居士才应该是都市佛教的主体，即使是佛寺所开展的活动，若没有在家居士的参与也难以有好的社会效果。当然，这种研究现状与我国当前佛教居士的组织化程度不高，而且众多居士依附于佛寺开展活动有关。董晓迎将都市佛教定义为以都市为主要宗教活动场所的佛教僧团及其所从事的佛教活动，例举了一些佛教义工组织、禅修学习班、联谊共修等居士组织[56]（P2，19）。李向平、高虹比较A、B两寺的制度，其中涉及到了其下的居士组织[57]。王佳指出近年来大陆佛教寺院也组建了义工团队，但是这些义工多是针对寺庙提供服务，而非面向社会的义工[58]。

5.生活禅夏令营相关研究。生活禅夏令营是内地比较有特色的居士组织活动，由柏林禅寺首先发起，以青年知识分子居士为参与主体，后来全国各地寺庙山林也纷纷效仿举办宗教夏令营。不过夏令营每年临时从全国各地招募营员，活动时间短，活动一结束营员之间就没有联系，只在营员中开展活动，并不对外提供服务，因此生活禅夏令营只能算是一种比较松散的居士组织。一些学者对生活禅夏令营进行了研究。“宗教在当代青年学生中传播的内在机理研究”课题组回顾了1993年以来柏林禅寺举办的历届生活禅夏令营[77]。虽然多数人对于生活禅夏令营赞赏有加，还是有研究指出其不足之处，李向平、高虹指出夏令营受到较多的政策性因素的影响、活动成果缺乏完整的保留以及前述的组织松散的问题[57]。

6.其他研究主题。一些学者注意到了居士组织在从事佛教活动和慈善活动时遭遇到了误解及去宗教化的重要性，如刘元春[71]、王佳[70]、吴桐[67]。一些学者提出我国的居士组织有依附于寺庙、依附于佛教协会、独立的居士组织三种类型，例如高虹[76]、王佳[70]。

二、有关当代佛教居士组织的研究

（一）有关当代台湾佛教居士组织的研究

2.其他研究主题。除了佛教团体的组织运作之外，还有一些特别主题的探讨。如台湾佛教团体在大陆地区的合法性问题。由于内地政府对于民间组织采取严格控制的管理政策，而台湾佛教团体具有宗教性又关乎两岸政治的敏感问题，台湾教团如何在大陆获得开展活动的合法性就成为一些学者关注的问题。郭玉辉用社会交换理论分析慈济合法身份的获得[47]。其他的主题还涉及到台湾佛教团体在生态环保领域的实践，如陈红兵，秦克寅的研究[48]；现代化传播手段，如李阳露，吴巍巍的研究[49]。钟洪亮、吴宏洛以慈济为例分析佛教慈善组织在养老服务提供中的优势[50]。张仲娟对佛光山的财富观进行分析[51]。孙雪扬提出慈济全球慈善救助方面的突出贡献在台湾“国际空间”的拓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52]（P28-43）。何绵山陈述了台湾解严后佛教居士团体的发展情况，对居士团体开展的各种活动有详尽的分类[53]。许多学者对当代台湾人间佛教发展进行较宏观的梳理，其中涉及到居士团体的发展，不过并没有深入地分析这些团体的组织运行，如缪方明、于姝[54]、李尚全[55]等。

与内地当前正处于恢复和初步发展阶段的居士组织相比，台湾的这些佛教团体具有更成功的组织和运作模式，因此，许多研究都关注台湾教团的组织机构设置、理念、人员管理、慈善活动的开展、功能、背景、资金管理、特点等。这方面的研究既有单个教团的分析，也有不同组织之间的比较。一些文献对慈济的仪式、语言、环境、服装、饮食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分析。例如，陈诗颖对慈济的组织文化进行了研究[32]（P18-28）。肖燕研究了慈济志工从融入组织到认同组织的过程[33]（P12-42）。雒少锋分析了慈济的慈善理念[34]。毛勤勇、邓子美除了介绍慈济的佛学思想基础、发展历程、文化理念之外，还分析了慈济基于会员的善款募捐方式、对主力会员的组织管理、社区救助网络、利用女性私人领域里的人际关系网络来发展会员[35]。觉多介绍了佛光山的文化教育事业，既有惠及僧俗的机构设置和活动内容，也有专门针对在家信徒的信众教育[36]。仲鑫对慈济南京会所的劝募方式、志愿者关系、慈善项目、“立体琉璃同心圆”的科层制的特点、与政府的关系、重视女性的需求有很好的分析[37]（P38）。杨林富分析了慈济基金会昆明会所慈善活动的特点和社会功能[39]（P56-85）。郭玉辉用社会交换理论分析志愿者动员机制[40]。

不同组织的比较涉及理念、组织结构、慈善活动、会员管理、资金运作等方面，如郭天红、王佳[41]对佛光山和慈济、朱健刚、梁家恩、胡俊峰[42]对慈济与法鼓山异同的比较。邓子美、王 佳对比慈济和以厦门南普陀寺慈善事业基金会为代表的大陆佛教慈善组织，指出慈济“会员→委员→会长”的劝募模式、深长型的会员组织方式、利用女性私人关系网络、社区志工联络网、十诫、善款善事公开、善款专项专用、产业与管理分离的慈善管理模式对于慈善事业的发展极具优势[43]。仲鑫总结了“一碗饭运动”、乐施毅行者、慈济“竹筒岁月”筹款策略的共同特点[44]。虽然台湾各大教团都重视依法不依人、组织的制度化以使志业永续经营，研究者还是强调高僧大德的个人魅力在台湾教团勃兴中的作用，如谭苑芳提出大陆佛教慈善组织要像佛光山、慈济等教团那样将宗教“卡里斯玛”(charisma)典型与科层化管理结合起来[45]。万里比较了佛光山、慈济与中台山、法鼓山，也提出佛教居士组织不宜过分去宗教化[46]。

1.台湾四大佛教团体相关研究。1987年台湾“解严”之后，宗教团体的活动空间得以扩大，人间佛教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号称“四大山头”的慈济、佛光山、法鼓山、中台禅寺等大型佛教团体迅速崛起，并陆续在大陆设立分支机构或开展活动。这些佛教团体虽然多为僧人创办，但拥有数量庞大的会员，会员主要是在家信徒，且具有严密的组织和成熟运作模式，因此也可以视为佛教居士组织。许多学者对这些佛教团体进行了研究，其中又以对慈济的研究最多。

（二）有关当代大陆佛教居士组织的研究

（四）近代居士团体的结构运作、现代化转型过程的分析。唐忠毛以上海佛教居士林为例对近代佛教居士慈善组织的组织结构、功能、慈善形式、资金运作作了细致的分析[24-27]，将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慈善运作模式区分为常态化的社区服务模式与临时性赈灾两类[28]，还运用社会学理论阐释近代居士佛教的转型[22]。潘炜对上海佛学书局的诞生背景、贡献、独特的弘传模式作了较全面细致的研究[29]（P8-20），（P24-33）。

我院社区获得性肺炎住院患者临床路径变异原因及用药情况分析 ………………………………………… 李玉婷等（16）：2282

与之不同的是，傈僳族的竹书文字是在西方侵略者和传教士入侵和民族主义的话语背景下创造产生的。傈僳族的竹书作为一种本民族内部创造出来记事符号，亦承载了民族英雄的故事和抗争的意义。如竹书的起源传说讲到，其创造者是来自社会底层的贫苦农民汪忍坡，他为了改变傈僳人被剥削和被奴役的社会地位、阻止西方教会的文化入侵而创造出竹书文字。从其书写功能上看，竹书主要记录了供原始宗教祭祀使用的经书和傈僳族传统的民间文学。此外，民间还用之记账、通信等。[注]杨光远、赵岩社：《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概论》，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460页。

3.居士组织的运作研究。王佳对比厦门南普陀寺慈善会、厦门同心慈善会和福建省佛教协会佛教教育基金委员会等三个佛教慈善组织，根据服务内容的不同将三个组织区分为“救济型慈善”“服务型慈善”和“弘法型慈善”，根据发展历程的纵向对比将三个组织区分为“创新派”“传统派”“落后型”[70]。刘元春介绍了上海“耀华路念佛小组”制度化的宗教活动和慈善活动情况，慈善活动涉及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信徒在从事慈善活动的过程中不仅关注个人积功德和个人解脱，也关注信仰层次的提升[71]。王佳指出当前我国佛教慈善组织呈现出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趋向[72]。杜钢探讨了净土宗居士教育的组织形式[73]（P89-93）。

2.大陆佛教居士组织化的探讨。一些学者对内地居士组织化程度不高的问题予以关注，如刘元春[59]、李向平[60]（P472-473）、高璐[61]、高虹[62]（P151-154）、钟洪亮、吴宏洛[50]。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内地居士已经表现出一定的组织化趋势，如卢云峰、和园[63]。还有一些学者意识到了居士组织化在促进修习佛法、发挥社会慈善功能等方面的重要性，如方华[64]、李向平[65]（P88），[66]（P83）、吴桐[67]、唐忠毛[27]、王月清、刘丹[68]、王雷泉[69]。

4.居士组织与公民社会建设的研究。一些学者注意到居士组织是公民社会建设的一个载体。李向平的研究较为突出。李向平、赵翠翠指出组织信众从事宗教活动和慈善活动，共同构建一个信仰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内，信徒能够表达信仰、彼此交往、服务社会、实现共同体成员资格的身份认同[74]；李向平还提出私人信仰应该转向公共信仰、集体信仰并构建信仰共同体[75]。钟洪亮、吴宏洛也有类似观点[50]。高虹认为当代中国佛教信仰实践呈现出一些公民性特征[62]（P154-161），并分析了上海“企业家信仰团体”所促成的信仰共同体，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间组织和市民社会的逐渐发育[76]。

其他的研究主题还涉及到居士组织从事的临终关怀活动（明成满[30]）、僧俗关系（佛日[11]）、分类等。唐忠毛提出近代佛教居士组织有两种类型：居士知识分子发起的以佛学研究为目的的学会、研究会和大型的、综合的佛教居士林组织[27]。胡新认为近代居士组织有三种组织形式：居士佛教研究组织，佛教弘法、慈善居士组织，全国性居士和僧伽的联合组织[31]（P15-39）。

综上现状分析不难发现，学校教育亟需基于人工智能，展开教学系统重构的系统性研究，实现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线上线下资源、教学、管理等系统的深度融合，创新动态开放的课程构成和教学模式，改变教学机制与学习范式，进而构建智能化、精准化、个性化的教育新常态，使“人工智能+”教育变革落到实处。鉴于此，本文拟通过辨析认知人工智能的功能效用，对“人工智能+”对教育变革的影响、变革理念与实现路径展开深入探讨，以推动“人工智能+教育”的发展，提高学校教育实效性。

2）市场需求：通过客观审视可以发现，我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地区）间存在医疗卫生和医药产业的互补性，这是甘肃中医药产业深化发展的现实基础。甘肃中医药资源丰裕度高，国际竞争力较强；而中亚、西亚及东欧对中医药有较好的认同，需求量较大；许多国家医疗服务相对薄弱对外依存度较高。所以，中国与中亚、西亚以及阿拉伯国家间中医药贸易往来的契合点较多，甘肃中医药产业能够借助推动沿线国家卫生事业的进步而发展。

三、佛教居士组织研究的视角和方法

综观近代以来佛教居士组织研究，特别是有关近代的居士组织研究，从历史学、宗教学、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文献居多。如以下学者的研究：何绵山[53]、佛日[11]、张仲娟[51]、何宗旺[18]、马烈[78]、陈金龙[79]、洪修平[12]、唐忠毛[27]、邓子美[4-7]、陈红兵与秦克寅[48]、胡新[31]（P8）、熊友冬[26]（P5-7）、潘炜[29]（P2）、黄夏年[14]、曾桂林[8]、明成满[30]、潘桂明[15]（P835-888）。 高振农[9]、李湖江[10]、雍琦[13]（P5）介绍了特定居士组织的相关史实[13]（P5）。 杜钢从佛教教育史的角度探讨了净土宗居士教育的组织形式[73]（P4-7）。一些是从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还有一些文献并没有鲜明的理论视角。已有的相关文献以理论研究居多，而实证研究较少。有实证研究的主要是有关当代的居士组织研究，并且多以社会学为视角。郭玉辉用社会学的社会交换理论分析慈济合法身份的获得和志愿者动员机制[47]。李向平、赵翠翠用社会学统计方法，对上海、河北、浙江和江苏四座寺庙进行实证调查，以“公民社会要素”作为基本概念工具,分析以寺庙为中心组织信众培育公民社会要素的可能性[74]。李向平的《缘分公德共同体——佛教信仰的私人性与社会性》也是从社会学公民社会理论的角度来探讨私人信仰向公共信仰的转变[75]。谭苑芳以社会学的视角分析法鼓山以“法布施”为核心的佛教社会福利实践[80]。卢云峰、和园运用社会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对北京的3个学佛小组和昆明的学佛小组进行研究，分析当代佛教在城市中的变迁和融合[63]。刘元春用社会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分析上海“耀华路念佛小组”的慈善活动[71]。高虹用社会学参与式观察、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分析上海玉佛寺“觉群慈善功德基金会”和“企业家信仰团体”以“制度化行善”的方式参与佛教慈善事业[76]。谭苑芳运用社会学的权威理论分析大陆佛教慈善组织的过分科层化倾向及纠偏策略[45]。李向平、高虹运用社会学理论和田野调查方法比较A、B两寺的制度，其中涉及到了其下的居士组织[57]。唐忠毛运用马克斯·韦伯、帕森斯等人的社会学理论分析近代居士佛教转型的社会历史背景、特征[22，24]。仲鑫采用参与式观察及访谈法，运用福山等人的社会学理论，以慈济基金会南京会所为例，分析宗教慈善组织在内地的运行模式[37]。仲鑫、张爱华采用参与式观察及访谈法、运用马克斯·韦伯等人的社会学理论研究慈济在南京运作中女性视角的运用、科层制中情感的运用、“公”域与“私”域的交融[38]。杨林富运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方法、默顿的功能主义等社会学理论分析慈济基金会昆明会所慈善活动的特点和社会功能[39]（P7-10）。李向平的《“寺庙”与“教会”——佛耶制度比较论》[60]（P472-511）、《都市佛教的社会特征》[66]（P64-85）也是社会学的视角。张倩从心理学的角度[81]（P6-14），运用扎根理论三重编码进行数据分析[81]（P24-50），研究僧众和居士组织成员的心理契约维度。高璐运用荣格提出的个性类型概念内倾、用问卷统计、个别采访、集体访谈三种田野调查方式，对陕西榆林佛教净土宗信众的日常宗教生活进行研究，发现信众的分散性、封闭性等特征[61]。其它的研究视角还有：陈诗颖以社会工作视角[32]（P32），运用参与观察法和半结构性访谈[32]（P2-3），从社区、小组和个案三个案例来分析慈济的组织文化建设；孙雪扬从国际政治的视角分析像慈济这样的宗教非政府组织在拓展台湾“国际空间”中的作用[52]（P1-5）；肖燕从人类学的角度[33]（P4-10）采用参与式观察法和访谈法[33]（P5-6）关注慈济志工从融入组织到认同组织的过程；李湖江运用企业管理的蓝海战略分析在台湾佛教市场供过于求的情况下佛光山如何吸引信众[82]。

四、佛教居士组织研究的不足及可待发展的空间

1.总的来说，关于近代以来佛教居士组织研究数量不多。

佛教一直被视为一种制度性宗教，这主要是因为佛教出家僧尼是在佛教寺庙这样一种宗教组织中修行。综观有关佛教的研究，以寺庙为主题的非常多。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仅以篇名中包含检索词“寺院”或“寺庙”就可以检索到3643条结果。相比较而言，与居士组织有关的文献数量要少许多。以篇名中包含检索词“居士”检索只能得到576条结果，在此基础上再加上“组织”或“团体”的限定就只能检索到10条结果。以篇名中包含检索词“居士林”检索所获得文献也是直接与居士组织有关的，但只有41条结果。此外，以“佛教”并含“组织”、“佛教”并含“团体”、“佛教”并含“慈善”等相关的检索词可以检索到一些结果，不过以这种检索策略获得的文献并不全部都与居士组织有关，即使其中部分文献与居士组织有关，也并不是直接以居士组织为研究主题的。前文所回顾的研究大多是以这种检索策略获得的。笔者在前文有提及一些关于慈济、佛光山、法鼓山、中台禅寺等台湾佛教团体的研究，这些佛教团体中有大量的佛教在家信徒，也可以视为居士组织，不过这些研究大多是把这些佛教团体看作慈善组织，而非从居士组织的角度来分析。内地居士组织的相关研究也存在类似问题。前文提及的一些有关依附于寺庙、依附于佛教协会、独立的信徒组织的研究，也多是从是慈善或寺庙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可见直接以居士组织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很少，居士组织的研究未得到足够重视。

佛教居士组织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近代以来在中国佛教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居士的作用和地位凸显，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组织化特征。一些学者如谭伟[83]和何劲松[84]都认为居士佛教是未来佛教发展的主要趋势。另外，居士组织的发展关系到我国公民社会的培育，也与我国的民间组织政策有关。社会自治组织是公民社会的主要表现形式。民众需要形成社会自治组织，通过社会自治组织实现共同体成员资格的身份认同、社会交往、表达观念、服务社会、维护共同利益、互助，既保持个体的相对独立性，又可以获得对某一社会团体的归属感和依附感。佛教在中国经过近两千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拥有深厚的社会根基，信徒广泛，可以预见，佛教将会成为民众结社的一个重要基础，佛教居士组织的发展深具潜力。更多地开展佛教居士组织研究，有助于政府对这些组织采取合理的政策取向，更好地管理这些组织。

2.从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来看，实证性的特别是运用定量研究方法的文献偏少。

有关居士组织的研究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从宗教学、历史学、哲学的角度来进行的，或是回溯某一居士组织建立、发展、变革，或是回溯自近代以来某一区域居士组织的发展史，或是在研究某一高僧大德的史迹时涉及其参与的居士组织，或是从宗教学、哲学的角度分析某一居士组织的理念。这些学科视角在近代居士组织的研究中特别明显。还有一部分是社会学的角度的研究。由于居士组织以组织、团体的形式存在，或多或少具有某种程度的制度化，适合于用社会学中的韦伯的科层制理论、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公民社会理论等来分析。在这类文献中社会学的实证方法获得了展示空间。由于居士组织以团体的形式存在，又广纳会员，特别适合于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即研究人员成为所研究团体的一员，在某一时期内多次参与团体活动，在此过程中获得有关该团体的制度构建、人际互动、活动开展、仪式、成员观念以及过程、细节的信息。这在本文第三部分所例举的文献中可以看出以社会学为视角的研究对这一研究方法的偏爱。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案例研究或案例比较分析被广泛地运用于居士组织的研究，真正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方法的文献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另外，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分析居士组织非常罕见。前文提到的李向平、赵翠翠[74]、高璐[61]运用了问卷统计的方法。不过这些用问卷统计方法的研究也只限于统计描述，并未涉及变量间关系的统计分析，定量研究方法的优势未充分展现。问卷统计方法与科学的抽样相结合，能够根据局部资料推断总体特征，不仅可以对社会现象进行描述，也可以研究解释社会现象，分析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因果关系，还可以对社会现象的发展进行预测，是检验研究假设最主要的方法；适合于研究群体的态度、意见、行为、社会人口背景；还可以通过操作化的过程将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指标，从而对抽象的社会现象和概念进行具体测量。这些优势对于居士组织研究同样有效。可以运用问卷统计方法对居士组织成员的理念、宗教活动、慈善活动、社会人口背景进行描述，并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当然，在居士组织中进行问卷调查的难度要远大于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可能遭到居士的误解和排斥，部分居士填答问卷可能存在困难，问卷调查可能占用居士时间。因此研究需要更精心的设计。另外，社会学的视角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许多社会学研究者对佛教缺乏深入了解，缺乏佛学功底，在使用一些研究工具时，如问卷调查，可能观念不当或表述不当，致使居士未能理解问卷或填答不当。还有一些社会学研究者未能持价值中立或理解佛教的立场，而将个人的情感强加于研究对象。因此，社会学研究者在进行相关研究时除了要发挥实证方法的优势，还应该加强佛学的功底，并避免极端的立场。

3.从研究的主题来看，已有的文献未能对居士组织进行多层次的研究。虽然有关近代以来的佛教居士组织研究涉及到了多样主题，但笔者认为尚有欠缺，即未能对居士组织进行多层次的研究。对社会组织的不同层次的研究一直都是存在着的，如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研究、霍桑对组织内部人际关系和非正式群体运行的研究，马斯洛和赫茨伯格等人则研究了组织内个人的感受与动机，并以此为基础来解释组织的运作。居士组织作为一种中观层次的社会结构，是连接微观社会现象和宏观社会结构的桥梁，可以对其进行多层次的研究。前文所回顾的文献有相当一部分是从中观层次的角度来研究佛教居士组织，涉及组织机构设置、理念、人员管理、活动的开展、功能、资金管理、特点等。还有一部分文献是从较宏观的角度回溯佛教居士组织的发展史。还有个别文献是从较微观的层次进行研究。总体而言，从中观层次分析居士组织运作的文献较多。从历史的宏观的角度分析居士组织的文献也有一定数量。有少量文献分析了居士组织与宏观社会结构的关系，如有关居士组织在公民社会培育中的作用、居士组织的合法性问题、居士组织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等主题的研究，如唐忠毛对近代居士佛教组织转型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分析[22]。不过宏观视角的文献大多未能把中观层次的居士组织的运作与宏观的社会结构联系起来考察。而微观的层次，如心理层面的研究就很少见了。笔者认为，应该对居士组织进行不同层次的研究，不仅要分析居士组织的运作机制，还应当分析居士组织与宏观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以及居士组织运作与诸如居士心理等微观层次的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这样我们才可以对居士组织的整体运作有更清晰更全面的理解。

(3)在水流冲蚀作用下，水稳性团聚体的数量和质量，影响着土的结构和抗蚀性，表现为水稳性团粒含量越高，土体抗冲蚀能力越强，从而土体的分散性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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