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职业教育反贫困研究：现状与反思*

所有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将面临贫困问题，贫困还会衍生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从而严重束缚个体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贫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大多都是从物质层面出发要求各级部门进行经济投资和产业扶持，忽视了人们在精神层面的贫困。值得庆幸的是，随着社会对贫困理解的深入，教育反贫困的作用也得到了更多的认可和重视。很多研究已经证明，教育是具有反贫困的功能，其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又尤为突出。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教育是开发人力资源的主要途径”，其中第六章进一步肯定了职业教育对于推动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等的作用。职业教育直接面向学生的工作、面向市场，对今后社会的经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力。目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进教育扶贫，试图通过在各个贫困地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从而真正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以及恶性循环，最大程度地解决贫困问题，促进整个社会的健康快速发展。

目前传统的药学教育培养人才体系正在转化，美国率先将药学教育从以“药物为中心”的服务工业的人才培养体系转化为“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临床的人才培养体系。2016年12月国际药学大会就药学教育问题发表了《南京宣言》，内容明确肯定了目前药学教育体系围绕两个方向：为医药工业输送人才的药物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的药学科学体系；为医院和社区患者的安全、有效、合理经济用药的临床服务的药学实践人才培养体系[14]。药学生的培养体系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除了需具有扎实的专业素养外，人文素养和职业道德教育必须强化。

一、关于“职业教育反贫困”概念的研究

（一）贫困与反贫困

贫困一般被认为是一种经济现象，贫困程度以各国的贫困线为标准。但是除了物质的贫困，目前文化贫困和能力贫困等也受到了社会的重视。美国学者迪尼托（Diana M.Dinitto）就对贫困的含义进行了详细的探究，他认为贫困的内涵包括5类，即贫困是匮乏、是不平等、是文化、是剥削、是一种结构。[1]但是为了便于理解和研究，结合实际情况并根据李珍主编的《社会保障理论》一书中的观点，我们可以将“贫困”界定为：人们由于在较长时间内缺乏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而不能维持他们的基本生活水准的一种状态。[2]

但所有这些学者对上述堆积体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探索，并取得了不错成效。但这类形成时间早、成因及结构复杂、工程性质特殊的堆积体分布极为广泛，之前学者的研究结果具有一定地域特殊性，其它地区的堆积体借鉴价值有限。本文以汉源九襄地区堆积体为例，对这地区山岳沟谷堆积体的沉积特征、粒度参数、成因进行分析和探讨。

我国反贫困在过程上有三种表述，即减缓贫困、减少贫困和消除贫困，反贫困的具体行为过程一般也会用“扶贫”一词来指代。[3]我国反贫困的过程是比较漫长和曲折的，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经济体制等因素的限制，全国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依然贫困。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大力开展扶贫工作，据统计，从1978-2007年，中国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大约下降到以前的1/169。[4]在此后的近10年，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反贫困取得了极大的成效。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

2）高压喷射防渗加固。高压喷射防渗的方法主要是借助高压射流的冲击力，将水泥混凝土浆液喷射覆盖于坝基层面，在喷射的同时，向坝基部分灌入水泥浆液，通过两者的相互胶凝作用，提升坝基出的防渗水性能，并且能够在坝基层面形成一道防渗墙，能够有效地避免水泥的渗透。

职业教育反贫困，就是通过为贫困地区人民提供适合的办学模式和施教方式，以此来帮助他们摆脱贫困。有研究显示，我国中职学生80%来源于农村，其余20%的学生大多来自城市低收入家庭。[6]因此，职业教育可以为我国反贫困战略的实施做出重大贡献，因为很多贫困家庭的孩子就是通过接受职业教育掌握就业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从而成功就业，实现其人生价值。职业教育为我国反贫困战略的实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三）职业教育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思想最早是2013年习近平到湖南考察时提出，后来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落实。2015年，习近平就扶贫开发工作进一步提出“六个精准”的基本要求。2017年10月，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的开幕会上又再次提到反贫困问题，使得我国“精准扶贫”工作变得更加重要和急迫。“精准扶贫”不同于以往的物质扶贫，更加强调对人的扶贫，基于此，教育反贫困，特别是职业教育反贫困就尤为重要。

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就是通过在广大贫困地区发展职业教育，改善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水平，优化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结构，进而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可以发现，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与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特性具有内在一致性。结合精准扶贫的观念，我国职业教育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改革：（1）在招生制度上，实现“精准招生”；（2）在资助政策上，实现“精准资助”；（3）在教学实践上，实现“精准培养”；（4）在技能培训上，实现“精准培训”；（5）在创新创业教育上，实现“精准就业”。[7]以上这5个方面，从学生的输入、培养、引进等各个方面入手，不仅有助于完善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体系，更有助于反贫困的顺利推进。

二、我国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途径

（一）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

首先，对于贫困对象的识别，要建立贫困对象分类识别系统，即建立省、县、乡三级贫困对象分类识别系统，对每个贫困村、贫困户建档立卡，解决贫困对象信息不准确的问题。[25]其次，必须建立职业教育反贫困管理机制和规范体系，把顶层制度设计作为现阶段职业教育反贫困工作的重中之重。[26]职业教育反贫困的顶层制度设计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要贯穿于扶贫工作的方方面面，还涉及政府、职业学校、公司企业等各个主体之间的利益和权责划分，因此，需要权衡各方利益，围绕工作目的进行精心规划和设计。

（二）职业教育定向人才培养模式

职业教育定向人才培养模式是在借鉴“定向招生、定向就业”的高校招生就业政策的基础上构建的。这一培养模式是指一些贫困的职业学校为了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专门为本区域人才紧缺或条件艰苦的行业以及企业等有针对性地培养和输送人才的模式。与普通高校的异地培养、异地就业定向模式不同，承担定向培养的学校是本地的职业院校，生源是本地学生，学生毕业后主要是在本地完成就业或进行创业。此外，承担职业教育定向培养的学校会根据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调整他们的专业结构、教学内容等，在这些学校中，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特点也更明显。[8]

（三）非学历职业教育

非学历职业教育又称非学历职业培训，是一种不以获取学历为目的的短期性职业技能培训，是通过为贫困人口提供技能培训来提升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的一种教育扶贫形式。目前，我国非学历职业教育扶贫主要涉及“雨露计划”“阳光工程”“科技致富二传手”等项目。[9]其中，雨露计划作为专项扶贫的重点工作之一，是一项以提高农村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促进转移就业增收、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为基本目标的人力资源开发项目。目前，雨露计划已经在我国得到了全面的实施，陈平路、毛家兵等对我国四省雨露计划进行调查，结果发现，雨露计划显著改善了中职就读情况，试点县的政策效果较非试点县更加明显。[10]

（四）借鉴国际经验

所有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都会遭遇贫困问题。要解决我国的贫困问题，不仅需要从我国的发展实践中寻找经验，也需要借鉴已有的经验和理论。西方人口与经济发展理论对于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我国人口和贫困的现实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包括马尔萨斯人口经济模型、停滞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以及新经济增长理论等。[11]此外，我们还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在职业教育反贫困方面的成功经验。以印度的农村教育“喀科运”为例，他们通过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推动农村经济发展。[12]发达国家“双元制”的职业教育模式也值得我们借鉴，这一模式的代表国家就是美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都是企业、学校双主元，但实施上又各有其特点。[13]

教师应及时把握图学科学与图形技术的发展。改变过去将制图传统内容与现代产品设计方法和技术分开学习的方式，体现科学技术的新进展，体现课程的前沿性和时代性。将计算机技术作为支撑环境与制图传统内容的教学有机结合，使学生在制图知识不断丰富的过程中，计算机绘图及辅助设计的能力也同步拓展。同时了解机械制图在现代产品设计制造过程中的作用，为学生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使他们掌握本门课程所涉及的前沿技术。

三、我国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中的问题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体制有待健全

职业教育反贫困是一项综合性的大工程，需要多方力量的通力协作、相互配合。但我国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体制还不够健全，这就导致不少地区的职业教育扶贫工作落实困难、推进缓慢，极大地制约了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工作成效。[14]从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经费来看，大多贫困地区职业学校经费紧张短缺，而且还有相当部分学生交不齐学费。从职业学校的区域分布来看，学校一般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而相对偏远的县乡却少有职业学校。[15]从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来看，大多数职业学校的专业设置一般沿袭原有的专业或者跟随本科学校新增专业，缺乏统筹规划和自身特色。[16]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与市场需求有待连接

职业教育反贫困自身必须拥有清晰的目标定位，才能更好地完成反贫困的目的。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定位还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没有立足于本地实际情况，很多农村职业教育追求劳动力的城市转移就业，忽视了本地实用人才的培养。其次，一些地区的职业教育追求“升学”“学历”，从而使职业教育丧失了本身的特点。此外，一些民族地区的职业学校排斥少数民族文化，盲目举办一些热门专业。[23]因此，我国职业教育反贫困还需要进一步调整自己的定位，既要扶“智力”消除绝对贫困、扶“发展”缩小相对贫困，又要扶“权利”消解能力贫困、扶“精神”消除文化贫困。[24]

当被告人没有聘请辩护律师时，就不应该召开庭前会议，因为，庭前会议时控辩双方会对证据等问题发表意见，看是否持有异议，并且会确认争议的焦点。像这样专业的法律事项，在缺乏辩护人参与的情况下，庭前会议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也不利于保护被告人的权利。当被告人聘请了辩护律师为其提供充分的法律援助，并且正确理解了在庭审前对证据不表示异议的法律后果和意义的情形下，才能适用庭前会议程序。在这种情况下才能真正做到既提高了诉讼效率又保障了被告人的权利。其次，因为考虑到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现实情况，对于那些当事人没有争议并适用简易程序审判的案件，通常无需召开庭前会议。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投入有待增加

我国职业教育反贫困行动一直都在稳步推进，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经济整体快速发展，反贫困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职业教育反贫困举措中仍然有不够完善的地方。首先，贫困对象的脱贫意识不强，很多都有一种“坐吃山空”的心态，陷入了“一扶就脱贫，不扶又返贫”的循环。其次，扶贫举措没有与其他领域的扶贫办法有机融合，导致不少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措施看起来很美好，但实施起来制约因素众多，难以取得实效。[21]最后，我国职业教育的培训内容、培训形式、就业帮扶等举措还缺乏精准性。[22]

1951年，哈电电机成功制造的新中国首台水电机组，单机容量仅为0.8兆瓦；1980年代，葛洲坝电站12.5万千瓦轴流转桨式水轮发电机组成功出世，因其优异的综合性能，被授予国家质量奖金质奖章，这也是我国发电设备获得的第一块金质奖章。自主研制之路艰难坎坷，哈电电机不畏险途，为研发更大容量、更优性能的机组积蓄着力量。

（四）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举措有待改进

近年来，社会对专业技术技能型人才需求量迅速增长，但由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水平还不高，很多公司都出现了“用工荒”。随着我国开始关注学生就业、关注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也有了一定的增长。但是，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经费无论是教育经费所占比重还是增长速度都明显偏低，职业教育无论是学校数量、专任教师数量还是招生数量都表现出相对的劣势。[19]基于此，我国不仅需要合理安排职业学校的数量，还要加大经费投入，扩大职业教育的规模，丰富职业院校的资源配置。[20]

（五）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定位有待明确

长期以来，我国职业院校由于受到传统应试教育体制的影响，在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育内容、教学实践等多方面难以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导致职业院校培养的人才不能很好地满足用人单位的岗位需求，严重制约了我国职业教育水平的提升。[17]不少职业学校或培训机构开展职业教育培训时，没有对学生的就业机构以及就业市场进行充分的调研，只重视职业教育规模而不管市场就业形势。此外，许多学校没有建立相应的毕业生就业信息反馈机制，对学生就业的后续发展情况缺乏深入了解，这就会造成生产和市场两者之间的相互脱节，从而严重影响学生的就业质量，并最终影响职业教育扶贫开发成效。[18]

四、对我国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建议

（一）统筹规划职业教育反贫困体系

为了减轻贫困地区中等职业教育的压力，促进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2013年6月，《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提出：“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中等职业学校的免学费补助资金，其中，中央每年平均给每位学生2 000元学费补贴。”这一政策是普惠性的，但是相比而言，对贫困地区的学生影响最大。贫困地区的普通教育资源相对不足，教育水平落后，而且贫困地区留守儿童数量较多，这必然导致贫困地区学生升学率偏低。这一政策通过减免学费以及发放助学金，正好解决了贫困学生进行中等职业教育的后顾之忧，推动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进程。

（二）加强贫困地区职业技能培训

职业技能培训是最直接和有效的职业教育反贫困手段，因为技能培训实用性更强，可以使贫困人群短期内获得一定的技能，从而参与工作、获得收入。为了加强贫困地区职业技能培训，政府需要在这些地区设立扶贫专项资金，为贫困地区的人们提供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并努力推动中高职的学历教育和短期职业技能培训相结合。[27]此外，由于当前职业教育和培训机制实施教育的机构还比较单一，因此，可以鼓励当地社区以及社会机构加入进来，让职业技能培训活动变得更加丰富，为更多人提供帮助。[28]

教育反贫困，也可以说是教育扶贫，是指针对贫困地区教育和受教育人口进行投入和资助服务，使他们掌握一定的知识技能，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从而促进当地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早在1997年，我国学者林乘东就提出“教育扶贫论”，他认为通过教育可以斩断贫困的恶性循环链，这也是教育反贫困的特殊意义。此外，他也重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提出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甚至还可以超过普通教育的发展。[5]可以看出，在教育反贫困的功能中，职业教育具有其独特而重要的反贫困功能，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三）加强贫困地区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是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教育教学质量有极大的影响，但这也是贫困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个短板。近几年，我国努力建设职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以及职教教师企业实践基地，对职业院校教师队伍素质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国职教师资队伍状况仍然不够理想，不仅数量不足，素质也需要提高。[29]因此，贫困地区的职业院校一方面还需要继续引入和培养职教教师，另一方面还需要按照“双师”的标准建设现有的教师队伍。此外，还要提高职业院校教师的待遇，让优秀的职教教师能够潜心从事职业教育。[30]

（四）相关多方共同参与、相互配合

职业教育反贫困关系到各方的利益，在实施的过程中，需要反贫困的各个利益主体相互配合。首先，政府要加大统筹和保障力度，出台政策并对职业教育反贫困工作进行统一的协调和安排。其次，职业院校作为反贫困中的重要主体要发挥自身主动性，主动配合各方需要调节具体的教学实践。此外，企业也应该积极参与，并与职业院校进行合作，在贫困地区建立劳务培训基地，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质量，更是为自己公司培养了充足的后备劳动力。最后，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宣传力度还应该增强，有力的宣传可以改变群众的思想观念，形成全社会扶贫解困的社会氛围。[31]

五、职业教育反贫困研究的总结与展望

（一）加强职业教育反贫困理论研究的系统性

职业教育反贫困是近年来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关于职业教育反贫困模式的研究数量还是比较多。一般可以归结为“奖、助、贷、补”相结合的奖助模式、长短结合的技能培训模式与科技扶贫相结合的对口帮扶模式。[32]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的成果经验和发展模式，以便我国学习和借鉴，如朱容皋就总结了国外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经验和启示。[33]但是，目前职业教育扶贫模式与贫困发生机制的研究还存在明显的脱节现象，不仅对于贫困发生机制的研究还不够透彻，而且对于职业教育扶贫体系的构建也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认识。[34]总的来讲，对于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系统研究以及如何处理在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还需要进行更多系统的、深入的研究。

（二）加强职业教育反贫困理论研究的跨界性

贫困问题是社会科学领域关注的重点，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学科领域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包括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都有他们的独特的视角和自身的优势，但也有自身的局限。因此，从多学科角度出发更容易获得完整的研究成果。近几年随着“精准扶贫”概念的提出，对于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研究的数量也比较多，如贾海刚、曾小兰等人的研究。[35]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路径、定位以及策略等，研究还不够充分，大多研究就“教育谈教育”，视野比较狭窄。职业教育应该是一种“跨界的教育”，基于此，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研究可以多结合一些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等领域的理论对我国反贫困的实施进行研究，为此后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提供可借鉴的方向和路径。[36]

自2005年来,普惠金融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联合国和G20国家领导人对普惠金融的研究和推广给予了大力支持。许多机构系统地总结了普惠金融的实践经验,指出:普惠金融需要各国政府在政策、软硬件基础设施上发挥主导作用和促进作用,并在实施的过程中，提供各种服务产品，除了储蓄、汇兑、期权外,还有保险、贷款等。在追求商业利益与履行社会责任之间保持平衡。

（三）增加职业教育反贫困实证研究的可操作性

随着职业教育在反贫困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我国也出现了不少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证研究，其中既有基于某种模式进行的研究，又有基于某一地区以及某一群体进行的研究。例如，李蒙等基于四省雨露计划的调查，对职业教育专项扶贫机制的政策效果进行评估。[37]黄进丽对少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精准扶贫的路径进行研究，[38]同时，丁岚峰等总结了职业教育服务黑龙江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措施和建议，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反贫困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39]袁红辉等还针对职业教育对滇西边境片区反贫困的作用进行分析，经实证分析，区域内职业教育的发展能促进人均收入提高。[40]尽管这些研究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他们针对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提出了很多相类似和操作性较弱的建议，真正具有针对性、独特性的建议依然比较少见。因此，今后的研究还需要增加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证研究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四）增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评估和监督机制研究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理论基础和具体实施固然重要，但是对于职业教育反贫困效果的监督以及评估也极其重要。在已有的研究中，李蒙等搜集了全国2010-2014年扶贫开发建档立卡面板数据信息，抽样调查了4个省（区、市）的8个试点县和非试点县，获得试点政策效果对比数据信息，并开展基层抽样调查获取问卷及访谈数据信息，对职业教育专项扶贫机制的政策效果进行评估。[41]此外，袁红辉等根据历年《云南省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进行计算，由此分析职业教育对滇西边境片区反贫困的作用。[42]可以发现，以上2个研究都是实证研究，但都是对调查数据的简单分析，并不是对评估机制本身的研究。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反贫困效果的评估研究数量还是太少，而对于职业教育反贫困效果的评估机制或监督机制的系统研究几乎没有。因此，学者们还应该努力进行这些方面的研究，从而完善我国的职业教育反贫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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