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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井巴黎外方传教士及其传教考辨

更新时间:2016-07-05

天主教在盐井的确立及发展与巴黎外方传教会(Missions Etrangères de Paris, M. E. P.)的传教活动密切相关。目前,现有研究多从宏观视角来梳理天主教在盐井的发展历程,且多侧重于与盐井相关的教案研究,但对不同时期天主教不同教派在盐井传教的研究仍有不足,而对天主教在盐井奠定者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研究则更缺乏系统的梳理。由于既有研究多依赖汉文文献及翻译后的英、法文献、著述等,因而对1865-1950年天主教在盐井传播、发展的研究存有分歧和空白。本文主要以巴黎外方传教会所藏档案、书信、报刊等资料为依托,结合前人研究,对该会在盐井的传教进行重新考订,以便厘清天主教在盐井传播、发展的历史脉络,从而促进对该问题的后续研究。

巴黎外方传教会赴盐井传教人员及传教的三种表述

保罗、泽拥的《盐井天主教史略》是最早专门研究盐井天主教历史的文章。文中指出天主教在是1865年的9-10月份由毕天祥(Felix Biet)传入盐井,而吕司铎(吕耶)在1866-1869年之间开办了盐井教堂。同时,该文讨论了与盐井相关的教案事件,对参与者梅玉林、蒲德元、丁成莫、杜仲贤作了概述。该文总结时指出毕天祥、丁成莫、吕伯恩、彭茂美、蒲德元、穆宗文、叶葱郁、杜仲贤等17赴盐井传教[1]。但有几个问题该文并未给予解释。首先,吕司铎和吕伯恩、彭茂美和彭茂德(1905年因维西教案被送到大理)究竟有什么关系?而名单中穆宗文、叶葱郁又是谁?其次,梅玉林虽涉及与盐井有关的教案,但在17人名单中并未列出。最后,文中认为有17人赴盐井传教,但却仅列出了8人。

高薇茗的《上帝在藏族村庄中—西藏盐井天主教的本地化》将天主教在盐井的发展划分为传入时期(1862-1869)、发展时期(18世纪60年代-19世纪30年代)和巩固时期(1935-1949)。该文认为在传入期毕天荣(Felix Biet)将天主教传入盐井,而时间是在1865年9-10月后。19世纪60年代(或1858年,作者存疑)邓德(得)亮司铎创建了天主教堂。在发展时期,该文探讨了与盐井相关的教案事件,概述了参与者梅玉林、蒲德元、魏雅丰的活动。此外,其也对教案外赴盐井传教的白司铎、彭培(作者疑为彭茂美)、薄来古、皮尔波根,佩尔斯·波多内克,格兰让作了简述。但总结该阶段时,除了上述司铎外,该文又添加了一位丁硕卧。同时,作者怀疑薄良民(Victor Bonncmin,1904-1960)也曾赴盐井。在巩固时期,作者指出杜仲贤、沙伯雷、罗维(义)为瑞士圣伯尔纳铎会赴盐井的传教士。1933年,该会接替巴黎外方传教会在澜沧江和怒江流域的传教活动,并开启了天主教去殖民化和本土化之路。而巴黎外方传教会赴盐井的则有古纯仁(Francis Gore)、吕维多(P.V.Nussbum)、卜尔定。在总结三个阶段赴盐井传教人员时,作者反而引用了保罗、泽拥的研究,即上文所说的17人的名单[2]。显然,高薇茗拓展了对盐井天主教的认知,而且指出杜仲贤等人为天主教其他教会成员。但文中引用保罗、泽拥的研究导致毕天荣和毕天祥的原名均为Felix Biet,而且也延续了保罗、泽拥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保罗、泽拥的研究相比,高薇茗的研究有以下不同:第一,盐井天主教的传入者、传入时间的分歧;第二,增补了赴盐井的传教人员;第三,有两个天主教教派在盐井传教。

颜小华的《关于藏边盐井村的宗教与现状考察》中并未过多纠结与盐井相关的教案问题,指出罗勒拿、倪德隆和白义思曾赴盐井传教。与此同时,该文认为Felix Biet是毕天荣,而盐井教堂由邓德亮建造。但在结尾处作者列出了17位赴盐井传教的名单,即罗勒拿(Renou, Charies Alexis)、邓德亮、毕天荣、梅玉林(Brieux, Jean Baptis Honore)、丁成莫、华朗廷(Pierre Sylvain Valentin)、倪德隆(Giraudean)、彭茂美、蒲德元(Pierre,Marie Bourdonnec)、魏雅丰(Andre, Alphone Vignal)、穆宗文、叶葱郁、吕神父(Victor Nussbaum)、卜尔定(Burdin)、罗维义、杜仲贤、古纯仁。[3]可见,该文的问题是前文指出的白义思,却未在17人名单中出现。与前两个研究相比,该研究又增添了两位赴盐井的传教士,即罗勒拿和华朗廷。其次,该研究纠正了前人研究中对传教士原名的错误,即吕维多(吕神父)的原名应为Victor Nussbaum。最后,前两个研究存有的疑问仍未解决。

值得注意的是,高薇茗已经指出罗维义或罗维、杜仲贤、沙伯雷均属圣伯尔纳铎传教会,因而他们均不属于本文探讨的范围。尽管如此,上述研究仍有一定的争议。首先,巴黎外方传教会赴盐井传教人员及其人数的不确定。其次,有关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传教活动的不确定。特别是,天主教传入盐井的时间、传入者与盐井教堂的创建者,以及除清末教案外,传教士们的传教活动等。可见,巴黎外方传教会在盐井传教的基本史实尚未得到充分的辨析与澄清。

同时,该文也指出毕天荣、丁成莫(丁德)、吕伯恩(吕思伯)、蒲德元、白义思、魏雅丰(魏雅)、古纯仁(薄来古)、华朗庭、倪德隆等9人曾赴盐井传教。其中,吕伯恩在盐井未曾创建教堂,因而并非是建造教堂的吕司铎。此外,梅玉林是负责巴塘传教点向盐井、阿墩子配发物资的传教士,而并非负责在盐井传教的司铎[6]。而学界认为罗勒拿曾赴盐井的依据是伯戴克的《中国与去西藏的欧洲旅行者(1860-1880)》,但就笔者检阅该文并未有这样的记载。[7]最后,既有研究多将彭茂美和彭茂德这对兄弟的原名与汉名搞混,而且也多将1910年四川传教士教产调查表中的盐井天主教司铎彭棓(1901年入川)认为是彭茂美。但从两兄弟入川时间对比来看,彭棓应为弟弟彭茂德。其主要在云南藏区传教,曾到盐井游历,西昌、盐源等地传教,病逝于1941年。哥哥彭茂美曾也去盐井游历,主要在云南藏区和巴塘传教,后于1914年被劫杀[8]655[6]。因此,彭茂美、彭茂德、丁硕卧、罗勒拿、梅玉林等5人均未赴盐井传教。尽管如此,仍有10个人的原名、身份等问题待考,分别为叶葱郁、穆宗文、皮尔波根,佩尔斯·波多内克,格兰让、薄良民、卜尔定、吕维多,邓德(得)亮以及建造教堂的吕司铎。

考证巴黎外方传教士及其在盐井传教的两个思路

(二)德格定(邓德亮)(Auguste Desgodins,1826-1913)。其于1865-1888年在盐井与毕天荣一起传教,且租土地建造教堂和传教士住所。

有关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人员汉名与原名对应的问题,上述研究也有涉及,其中以颜小华提供的名单最为详细。但作者提供的九人名单中有个最有争议人,即Felix Biet。上世纪90年代,房建昌在《西藏基督教史》(下)中指出有两位姓毕的司铎曾赴西藏传教,推测Felix Biet可能是毕天祥。此后保罗、泽拥引用了这一结论[1]。值得注意的是,房建昌在2002年的《天主教打箭炉教区历任主教小传》中又指出Felix Biet为毕天荣[4]。2004年,徐君则利用中文、法文档案、书信等证明了Felix Biet并非毕天祥,而是他的弟弟毕天荣[5]

在路桥施工中,它有其独特的特征,如材料种类繁多、数量巨大,而且还涉及到很多新材料,而不同新材料又对应不同的要求与规范,这对现场施工管理而言,无疑提出了很高要求,必须引起管理人员的高度重视。

至此,我们将保罗、泽拥等人提供的赴盐井的巴黎外方传教人员及其早期活动全部考订完毕。1865年,10月之后,由毕天荣和德格定将天主教传入盐井,并由德格定(邓德亮)租地建造盐井最初的教堂,而后赴盐井传教的人员依次有丁成莫(丁德)、吕伯恩、蒲德元、倪德隆、白义思、魏雅丰(魏雅)、古纯仁(薄来古)、华朗庭、吕薄、卜尔定,常保禄(格兰让)。

汉名原名毕天荣FélixBiet丁成莫或丁德LéonTintet吕伯恩GustaveBehr彭茂美JeanThéodoreMonbeig彭茂德EmileCyprienMonbeig蒲德元PierreMarieBourdonnec梅玉林JeanBaptisteHonoréBrieux丁硕卧JosephMarieChauveau白司铎(白义思)MarieBénigneAlexandreCouroux魏雅丰(魏雅)AndréAlphonseVignal古纯仁(薄来古)FrancisGoré罗勒拿CharlesRenéAlexisRenou华朗庭PierreSylvainValentin倪德隆PierrePhilippeGiraud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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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葱郁、穆宗文两人原名以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无法考证,但可以通过两人赴盐井的目的来对其进行考索。据汉文献记载两人曾在宣统年间游历盐井,如穆宗文在1911年3月曾到盐井[8]647,650-651。值得注意的是,清政府的档案中均将两人称为英国牧师,但对巴黎外方传教士则称司铎,如“法司铎吕思伯”[8]655。清政府对于英、法传教士的称呼为何有所不同呢?实际上,据宣统元年四川洋务局对外国传教士教产的调查表记载,叶葱郁是耶稣教内地会英籍牧师[9]185。耶稣教内地会就是英国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创建的中国内地会 (China Inland Mission),隶属基督新教[10]17。而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法国教士均为天主教,所以清政府用司铎和牧师加以区分。因此,叶葱郁、穆宗文都是基督新教传教士,而基督教新教在盐井并未设立会口[11]690。可见,这两人仅为游历,且并未在盐井传教。

皮尔波根,格兰让,佩尔斯·波多内克等三人的情况源自李安泰等译的英国人戴维斯的游记。文中指出戴维斯在游历金沙江一带遇到的上述传教士,其中佩尔斯·波多内克为德国人[12]283。但据笔者查阅英文原文发现三人原名为皮尔波根(Père Bourgain)、格兰让(Père Grandjean)、佩尔斯·波多内克(Père Bourdonnec)。首先,Père为神父、司铎之意,因而其并不是名字,应译为某某司铎。其次,波多内克原文记载的是法国司铎,而并非德国人[13]217,263。据法文档案记载,三人均属巴黎外方传教会。其中,波根原名为Joseph Bourgain,主要负责德昌、冕宁泸沽等地的会口,且至其去世从未踏入盐井[14]。而格兰让和波多内克分别是汉文档案中的常保禄和蒲德元,且两人均去过盐井传教[6]。高薇茗认为薄良民曾在盐井传教。薄良民原名Victor Bonnemin,主要在小维西、茨菇、白汉洛和秋那桶一带传教,并从未涉足盐井的传教活动[15]。卜尔定原名Emile Burdin,而吕维多(吕薄)原名Victor Nussbaum,两人都曾在盐井传教。但吕维多于1908年才赴康区传教,因而他并非是最初盐井教堂的创立者[16]241。有关吕司铎创建盐井教堂的记载源于刘君的《康区外国教会览析》。该文所引的资料在冉光荣的《天主教“西康教区”述论》中也有使用,但该文中却仅写由吕司铎主持教堂,而非由吕司铎建造教堂[17]。而经笔者查阅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发现仅有吕伯恩和吕维多曾赴盐井传教,但两人均无建造教堂记载。因而,吕司铎并非教堂创建者而是主持者。

(七)魏雅丰(André Vignal,1874-1958)。其于1899-1905年在盐井,协助蒲德元传教,后接替了蒲德元在盐井的职位。最终,其因教案事件被遣返回国[25]

遗憾的是,徐君、房建昌等人的研究的并未对所有巴黎外方传教士汉名和原名进行全面的订正。2015年,赵艾东,高琳的《1846-1919年康藏地区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新考》重新考辩了1849-1919年进入康藏地区的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的原名和汉名。与上述研究相关的传教士姓名见下表[6]

其他赴盐井传教的巴黎外方传教士及其该会在盐井传教简述

巴黎外方传教会,除上述13人曾赴盐井外,是否还有该会其他教士赴盐井传教呢?赵艾东、高琳的研究给我们又提供了2位曾去盐井的传教士,分别为窦元楷(或窦柏来)和李雅德(静)[6]。因此,该会共有15人赴盐井传教,详情见下:

(一)毕天荣(Félix Biet,1838-1901)。其于1865-1877年在盐井传教,建立流动图书馆,创建医药点救治天花病人,并尝试种植法国带来的蔬菜和水果的种子[21]

笔者认为正本清源、还巴黎外方传教会在盐井传教的真实面貌,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第一,应将汉文献中传教士的中文名或译名与传教士原名相对应;第二,应辨析该教会每位传教士赴盐井的目的。这可以明确传教士的身份和职责,而且也可辨清该会传教士究竟有哪些人曾赴盐井进行传教。

(三)白义思(Marie Bénigne Couroux,1856-1894)。其于1879-1880年、1890-1894年在盐井传教,关心来盐井避难的新教徒,因教案出逃后,1890年绕远路重回盐井艰难地开展传教事业[22]

(四)倪德隆(Pierre Philippe Giraudeau,1850-1941)。其于1880-1885年在盐井传教[6]

新型防水涂料具有许多优点,例如可以与混凝土组成完整、耐久的整体;可以在新鲜或初凝混凝土表面施工;固化速度快,施作48 h后可以进行后续施工;可以抵抗海水和其他盐分的化学侵蚀,起到保护混凝土和钢筋的作用;有些新型防水涂料无毒,可用于饮用水工程。但是,目前对于新型建筑防水涂料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还需要积极开发新的产品,以更好地满足工程的需要。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体系的基本特征将公民分为两类,对城镇居民和农民实行不同的政策。然而长期实行这种体制的后果就是农村和城市的发展不均衡,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生产力造成了严重束缚。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体系,可以从户籍制度改革和土地集体所有制入手。政府应采取相关政策,解除户籍制度的限制,实现农民与城镇居民户口的平等;并改革土地所有制,对土地制度进行一定的调整,制定相关详细的法规并加以规范,充分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只有实行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才能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体系,保障农民的土地产权。

(五)蒲德元(Pierre Bourdonnec,1859-1905)。其于1882-1887年、1891-1905年在盐井传教,致力于天主教经典的藏文翻译,同时致力于在盐井发展天主教学校和本土传教士[23]

(六)李雅德(Antoine Léard,1853-1920)。其于1895-1899年在盐井传教,并遭到当地藏人反对[24]

在色谱分离过程中发现,溶剂体系的pH对色谱的出峰时间有很大影响。当体系pH由3变为2时,出峰时间可以减少2.0 h左右,而分离度变化不大。

有关盐井教堂的建造者为邓德亮的记载多见于近代编篡的各类方志[18]272,但其他文献对邓司铎的记载相对较少。由毕天荣的传记来看,当时与他一起赴盐井开创会口的还有另一位司铎,此人就是德格定(Auguste Desgodins)[6]。那德格定是否就是邓德亮呢?据法文档案和传教简史载,1865年崩卡传教点人员被驱逐后,德格定通过贿赂的方式平息了反对天主教僧人的愤怒,辗转抵达盐井后租借土地,为追随他和毕天荣的天主教徒们建造了住所和一座小礼拜堂[19]250。而有关基督教传入盐井的时间,法文档案及书信的记载较为模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时间应在1865年10月之后,因为1865年10月30日的时候他们还在江达[20]154

因为铀是具有放射性的稀有金属元素,所以铀尾矿库成了一个潜在的放射性-金属复合污染源。铀尾矿漏天堆放会通过雨水淋虑、风化、尘土飞扬、径流等外界作用,使铀及危害性重金属元素活化迁移。物理化学条件的改变也会对铀尾矿中重金属元素的危害产生影响。如某些铀尾矿中富含硫化物,通过氧化作用导致尾矿库内酸性加大,从而加剧了重金属元素的活化迁移。朱莉[21]通过对铀尾矿的铀淋虑试验研究表明:淋浸剂的浸泡时间、pH值、尾矿的粒径大小均不同程度地影响铀尾矿中重金属元素的活化迁移量。因此这些因素都是铀尾矿对周边土壤造成污染的主要因素。

(八)丁成莫(丁德)(Léon Tintet,1860-1920)。其于1905-1914年在盐井传教,致力于盐井天主教在1905年巴塘教案后的恢复工作,且康藏纠纷时协助了盐井教徒,深受当地教徒和非教徒爱戴[26]

“世上的事,本来就是信则有,不信则无,前进则有,后退则无。这四个孩子都不错,姓袁的孩子宽厚,姓吴的孩子实诚,这两个都有大成之象;上官家的丫头聪慧,你们李家的小子也有情有义,他们没有袁、吴两少年的浑成刚毅,凭其智计,足以在乱世中保全其身。眼下万花谷也是一盘棋,到了风云变幻的时刻,不知道东方宇轩的这一着,会引出什么样的变化。乌有兄,我近年修道,觉得天命既可为,也惟危,不如不为。天地无言,是造命,还是听命,吾不知也。我们今天晚上,来干犯天地,凿开万花因,予万花谷,也不知是福是祸。”

(九)常保禄(罗)(Paul Clélestin Grandjean,1862-1943)。其于1905年后到盐井、巴塘、亚日贡等地传教,1909年回到打箭炉[27]

(十)吕伯恩(Gustave Behr,1882-1908)。其于1906-1907年在盐井实习传教[28]

(十一)窦元楷(或窦柏来)(François Alphonse Doublet,1880-1942)。其于1906-1913年负责盐井和茨中的传教工作[29]

(十二)华朗庭(Pierre Valentin,1880-1962)。其于1913-1921年在盐井传教,在1915年因藏人反对而逃往云南,后为法国红十字会在盐井募捐300法郎[30]

(十三)古纯仁(Francis louis Goré,1883-1954)。其于1920-1930年在盐井传教,在其负责时盐井有教徒300人,传教时搜集寺庙和印度的藏文书籍,从事藏文化研究[31]

专案组人员说,像谢晖这样霸道、贪婪的官员令人咋舌。他的人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无限放大“主观能动”,疯狂地把权力当作谋取私欲的工具。执法犯法,践踏法制,一步步“搬进”了自己亲手筑起的牢笼。案情披露,在对谢晖立案审查前,纪检部门已掌握其涉嫌收受张某等3名私营业主650万元人民币,兑换外币480万元,将2000余万元交由张某等保管的违纪违法事实。其余涉及收受私营业主及干部贿赂、滥用职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非法持有私藏弹药等违法问题,均是对谢晖审查期间,其本人如实供述的。公诉机关在起诉时,并未就谢晖所供述的非法持有、私藏弹药行为提出控诉。

(十四)吕薄(或吕维多)(Victor Nussbaum,1884-1940)。其于1932-1940年在盐井传教,凭借其非凡的个人魅力周旋于喇嘛、西藏地方政府之间,使天主教在盐井得以保存[16]

(十五)卜尔定(Émile Burdin,1909-1945)。其于1940-1945年在盐井传教,接替吕薄成为盐井的司铎,1945年死于伤寒[32]

结语

综上所述,巴黎外方传教会在盐井的传教由1865年至1945年,历时81年。期间,除涉及清末教案事件外,该教会利用各种形式和盐井优越的地理位置,试图不断扩大天主教在该地的影响力。而1913年之前,该会在盐井至少保有2位司铎,而且赴盐井的司铎已经开始了天主教本土化的计划,如翻译藏文天主教经典、创办天主教学校。这秉承了该会一直提倡的本土化的传教策略[33]86-145。同时,尽管1933年圣伯尔纳铎传教会开始负责该会在澜沧江和怒江流域的会口,但是该会对该地区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1945年。因此,盐井天主教的本土化和摆脱殖民化的时间点不能简单定在圣伯尔纳铎接替巴黎外方传教会工作的1933年。这对我们有以下三点启示:第一,由整体性的视角来研究盐井天主教发展历史;第二,由多维性的视角来研究盐井地区中、西文化的交流;第三,重新挖掘这段历史促进少数民族村寨的传承与保护。

注释

① 张丽萍认为叶葱郁是叶长青(J.H.Edgar,1872-1936),但是该文并未给出证据,因而存疑待考,详请参考张丽萍.中国内地会在中国藏区传教活动研究[J].宗教学研究,2015,(1),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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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Une Notice de Bonnemin. M.E.P.[DB/OL].[2017-11-5] http://archives.mepasie.org/fr/notices/notices-biographiques/bonne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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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Une Notice de Biet.M.E.P.[DB/OL].[2017-10-25] http://archives.mepasie. org/fr/notices/ notices-necrologiques/biet-1838-1901.

[22] Une Notice de Couroux.M.E.P.[DB/OL].[2017-10-25] http://archives.mepasie.org/fr/notices/notices-biographiques/couroux.

[23] Une Notice de Bourdonnec.M.E.P.[DB/OL].[2017-10-25] http://archives.mepasie.org/fr/notices/notices-biographiques/bourdonnec.

[24] Une Notice de Léard.M.E.P.[DB/OL].[2017-10-25] http://archives.mepasie.org/fr/notices/notices-biographiques/laard.

[25] Une Notice de Vignal.M.E.P.[DB/OL].[2017-10-25] http://archives.mepasie.org/fr/notices/notices -necrologiques/vignal-1874-1958.

[26] Une Notice de Tintet.M.E.P.[DB/OL].[2017-10-25] http://archives.mepasie.org/fr/notices/notices-biographiques/tintet.

[27] Une Notice de Grandjean.M.E.P.[DB/OL].[2017-10-25] http://archives.mepasie.org/fr/notices/ notices-biographiques/grandjean-1.

[28] Une Notice de Behr.M.E.P.[DB/OL].[2017-10-25] http://archives.mepasie.org/fr/notices/notices-biographiques/behr.

[29] Une Notice de Doublet.M.E.P.[DB/OL].[2017-10-25] http://archives.mepasie.org/fr/fiches-individuelles/doublet-1.

[30] Une Notice de Valentin.M.E.P.[DB/OL].[2017-11-4] http://archives. mepasie.org/fr/annales/ga-c-na-c-rosita-c-des-chra-c-tiens-de-yerkalo.

[31] Une Notice de Gora.M.E.P.[DB/OL].[2017-10-25] http://archives.mepasie.org/fr/notices/notices-biographiques/gora.

[32] Une Notice de Burdin.M.E.P.[DB/OL].[2017-10-25] http://archives.mepasie.org/fr/notices/notices-biographiques/burdin.

[33] 郭丽娜.清代中叶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川活动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

高琳
《阿坝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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