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渝文献总目·碑刻文献》的研究价值——纪念毛远明先生

2009年，以蓝锡麟、杨恩芳、周勇等为首的一批重庆本土专家学者，充分认识到整理巴渝文献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第一次提出了在编纂《巴渝文库》之前，先编纂一部《巴渝文献总目》(以下简称《总目》)，摸清家底，然后再系统、完整地编纂《巴渝文库》。在进行充分的论证之后，重庆图书馆特藏文献中心的核心团队经过6年的收集整理，反复修改，《总目》终于在2017年5月正式出版，按“古代”和“民国”两个时期编排，分著作和单篇文献两大类型，共7册，两百多万字，收录巴渝著作类文献7212种，单篇文献29479条。其中古代单篇文献8989条，古代单篇卷中包含有碑刻文献1285条，占14%，是除了诗词歌赋类以外的第二大类文献。这些碑刻文献的整理离不开恩师毛远明先生的亲自指导与关怀。遗憾的是，先生于2017年3月23日因劳累成病而仙逝，未能见到此成果，但作为碑刻文献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毛先生曾经为《总目》编纂出谋划策，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特别是在《总目》即将出版的后期，先生于病榻上还在关注碑刻文献分目的整理情况，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

笔者曾跟随毛先生攻读硕士和博士，深受先生教诲和德行感召。先生出生在四川简阳，工作生活在巴渝大地，对巴蜀两地的文献广博深知。很早的时候，一些学者提出编纂大型丛书《巴蜀全书》，收录周秦两汉至1949年历代汉文文献中的巴蜀文献。方案提出之后，毛先生即充分肯定这项整理工作的重大意义。他认为，《巴蜀全书》可以填补四川作为传统文化大省没有一部集大成的文化典籍的学术空白，编纂《巴渝文库》势必将为突显和传扬重庆本地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特色作出积极贡献。现今《总目》作为前期成果，已经面世，并且受到社会各界较高评价。《总目》首次完成了对巴渝历史文献大规模系统摸底工作，标志着重庆市在全面深入挖掘、梳理、研究巴渝优秀文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在推动巴渝文化的阐释、传承和弘扬等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虽然这套总目的出版算是基本上摸清了巴渝文献的家底，但对《总目》本身的研究却还处于起步阶段，急需进一步探讨、挖掘。笔者参与了《总目》单篇文献的整理工作，现利用先生所传授的专业知识，结合笔者正在进行的重庆图书馆碑帖编目工作实践，就《巴渝文献总目·碑刻文献》之价值作一探讨，以期为《总目》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些参考意见，期待能有更多深入研究巴渝本地碑刻文献的项目和成果涌现出来。笔者曾在毛老师指导下参与先生主持的重庆市社科重点项目《重庆石刻整理与研究》(批准文号：2005-yw03)，今天撰作此文，既是表达对先生逝世之周年纪念，也是对该项目的后续关注与研究。

关于《巴渝文献总目·碑刻文献》的研究价值，笔者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该书尽可能详实地搜集了巴渝地区的碑刻文献名录，可以系统了解巴渝碑刻文献的历史脉络

然而，在室内环境中测量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更为复杂，结果更不具体。有时很难确定哪些特定的材料要对异常高的读数负责。

例如,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十月八日《乐善文墓志》，首题“唐故涪州永安县令轻车都尉乐君墓志铭”，考《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渝州，隋之巴郡，武徳元年置渝州，因开皇旧名，领江津、涪陵二县，其年以涪陵属涪州”[6]1542。两《唐书》不载涪州之永安县，仅《元和郡县志》卷十七在汾州“孝义县”下载“贞观元年，以县名与涪州名同，改为孝义县”[7]，由此可知涪州有永安县。志文可补史传之阙。又如1982年重庆江北发掘出土的大夏天统四年(1366)九月六日《明玉珍玄宫碑》，墓主明玉珍曾称帝，成一方之割据政权。《明史》卷一百二十三有传[8]3701，又见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五。碑、史记其事迹互有详略，可考证之处颇多。如明玉珍的享年，史载“三十六”，碑称“三十八”；其葬地，史载“永昌陵”，碑称“叡陵”；其卒年丙午，史载“天统五年”，碑称“天统四年”等，我们认为碑志是当时所记，应该更加可靠。又如，2004年3月于重庆市云阳县旧县地址，汉晋朐忍县故城遗址出土的熹平二年(173)《巴郡朐忍令景云碑》，碑断为两截，断处文字损坏十一字，余完好如新，甚可宝贵。碑高182cm，宽81cm，隶书，四周镌刻对称花纹图案。额作晕首，无题铭，左雕朱雀，右刻玉兔，中镌妇人掩门图。碑侧浮雕青龙、白虎，制作精美。《中国书法》2005年第5期《〈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考》有详细考证。碑文记载：“汉巴郡朐忍令，广汉景云叔于以永元十五年季夏，仲旬己亥卒。君帝高阳之苗裔，封兹楚熊氏，以国别。高祖龙兴，娄敬画计，迁诸关东豪族英杰，都于咸阳，攘竟蕃。大业既定，镇安海内。先人伯况，匪志慷慨。术禹石纽，汶川之会。帏屋甲帐，龟车留遰。家于梓湩，九族布列。裳絻相袭，名右冠盖……熹平二年，仲春上旬，朐忍令梓湩雍君，讳陟，字伯曼为景君刊斯铭兮。”其中对巴渝古地名就有很多补充。《汉魏六朝碑刻校注》校注如下：朐忍：县名，汉属巴郡，故城在今重庆市云阳县旧县。以其地下湿，多朐忍虫而得名。朐忍即蚯蚓的音转。其得名理据，参《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九、《本草纲目》卷四二[9]。碑主景云以永元十五年卒，至熹平二年，已历七十年，新任胊忍令雍陟始为之立碑，以彰其德，可见也是巴渝地区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人物，可以再结合其他史料进行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重庆古属巴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的文化传统。历代的界域不断变化，与古代的蜀国、楚国之地多有相交之地。重庆市后来归属于四川省，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发挥了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历史作用。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为该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大好机遇，成为了改革开放和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布局的西部龙头经济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与重要行政地位，重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西南重镇，这里的人民创造了悠久灿烂的文明。研究重庆的过去，石刻是最好的原始材料之一。

石刻属于同时文献，具有很强的真实性。它们或长期立在地面，或保存于山崖峭壁，或长埋地下，遇到偶然的机会，又重新面世，属于出土文献的范围。现有资料来看，最早著录我国碑刻文献的是司马迁。司马迁考察山川，搜访历史资料，撰写《史记》，在《史记》中录下了秦始皇和秦二世巡游天下时，命丞相李斯所刻的郎琊刻石、峄山刻石等，这些刻石是十分珍贵的文献史料，可是由于年代久远，有的已经完全毁没，不见踪迹；有的虽然还保存遗物，但是长期风雨剥蚀，早已残缺模糊，只能见到一鳞半爪。因《史记》它们才得以著录了下来，基本完整地保存至今。到了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随水系记录山川名胜，介绍了他所见到的各地所立汉代石刻一百余通。叙述了立碑之地，碑刻形制，碑石留存情况，并摘录了一些碑刻铭文的字句，可惜没有过录全文。这些碑刻后世大多已经亡佚，仅能凭《水经注》略知一二，详细情况则堙没无闻。《水经注》所录碑刻，已具有文献著录的影子，但仍然不是真正意义的文献著录。其记录碑铭的目的虽然是为了广见识，博异文，考地理，证古迹，省风俗而已，但还是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知青赵天亮赔罪道:“对不起老爷子,刚才发生了一点小摩擦,您千万别生气,我们保证归放原处。”说着,将地上的谷物一样一样拾起,其他知青也纷纷帮他。

该书首条材料为东汉地节二年(前68)《杨量买山刻石》，碑文记述“地莭二年□月，巴州民扬量买山，直钱千百。作业□子孙永保，其毋替”。此碑原石在清道光年间出土，后移浙江湖州，为归安钱安父所得，后又归吴重光，到清咸丰十年石毁。不过，对于此碑石的记载，已见诸清人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证》卷二。后来，现代碑刻研究成果如《四川碑刻》第3页、《秦汉碑述》第56页、《中国书法》1994年第1期《谈买地券》等都做过相关研究和著录。作为今所见最早的买地石券，赵之谦、罗振玉以为伪作。罗振玉谓“汉有巴郡，无巴州”，故亦将其断为伪刻。该碑文字浑朴苍劲，属西汉隶法，当为西汉故物。对于这种有争议的碑刻文献，《总目》均予收录，客观呈现各家著录情况，能够起到一书多用的作用。

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出土的墓志和新发现的碑刻不断扩充，已有的区域性目录，比如收录巴蜀地区碑刻较多的《四川历代碑刻》[2]《新中国出土墓志·重庆卷》[3]《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四川重庆卷》[4]等这些大量涉及到巴渝地区的碑刻目录、图录专著，也因着时代的变化、当时收录的范围和条件所限，内容需要进一步更新。特别是巴渝地区的一些相关碑刻也因地方建设而进行了搬迁，比如三峡库区的碑刻文献有的就进行了迁移，已经不在原处。这些都需要详细的碑刻文献编目，全面介绍出土、流传、保存等信息，才能为访碑、索碑提供准确线索，为相关研究提供科学支撑。从历代著录碑刻的各种文献中，我们清理出其中所载巴渝地区的碑刻文献条目，这样就能对巴渝地区碑刻文献的发展脉络有一个清晰的了解，也为深度地探索巴渝文献和文化提供更多历史材料。

在我国出土文献宝库中，碑刻产生的历史十分悠久，数量特别庞大，内容极其丰富，体式最为纷繁，反映社会生活面非常广阔，其材料的丰富性和文献的真实性，使之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在史学、经学、文学、经济学、宗教学、民族学、民俗学、书法学、美术学、语言文字学以及天文、地理、测绘、水利、建筑、医药等科学技术领域，都具有十分广阔的、有待拓展的研究空间。特别是墓志的志文，在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固定格式：先叙姓名、籍贯、家世谱系，再记生平事迹和官职履历，颂扬功德，最后记载卒葬年月和葬地。然后有铭辞，表达悼念哀思之情。墓志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谱牒方面的信息。通过《总目》中所收录的碑刻文献条目可知，巴渝地区的碑刻最重要的特色有三：一是保存了大量的水文、水利资料；二是石刻造像及其题记；三是出土了相当数量的墓志。从这几个角度切入，深入挖掘巴渝碑刻文献的研究价值，应该说是传承巴渝文化的一项重要措施。

第三，该书为巴渝地区历史地理、人物职官等相关文史研究，提供了基本素材和佐证资料

再如，原在重庆市忠州东门外的东汉时期的《丁方阙》，原在云安军(今重庆市云阳县)的东汉时期的《金恭碑》，两碑《隶释》卷13—9上、《金石录补》卷6、《宝刻丛编》卷19—15等均有记载。东汉《金恭阙》，出土地点为重庆市夔州府云安县(今重庆云阳县)，此阙见载于《隶释》卷13—8下、《宝刻丛编》卷19—16上、《金石录补》卷6—3上。出土于重庆市中区1号桥崖墓，现藏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汉代《江州庙宫条形砖》《都尉府造砖》《犍为武阳砖》《资中城壑砖》《绵竹城砖》《雒官城壑砖》《雒城砖》等等，《四川文物》2007年第3期曾刊布发掘报告，《四川汉代地名砖考》进行过考释。还有《宝刻丛编》卷19《夔州》记载的东汉永平七年(64)《汉巴官铁量铭》，《舆地碑记目》卷4记载的原在重庆忠县的东汉建初二年(77)《修道碑》等等[5]，这些材料《总目》悉数收录。

从历史经验方面考察，当某种文献材料发展到一定规模，自然会有人出来进行辑集、整理。据史传记载，重视并搜集、整理、研究碑刻文献，大致是从南北朝开始的。但因史书的失传，语焉不详，多是不可确信。现存最早著录碑刻的专书是宋代的欧阳修的《集古录》。此后代有新作，而且形式各异，体例纷呈，价值也各不相同。因此，大约从宋代开始，出土文献被统称为金石，那是因为早期出土的文献材料主要是镌刻在金器和石头上的铭文，研究金石的学问被称为金石学。自宋代勃兴到有清一代，在强调实证、注重考据的时代风气影响下，金石学被推上显学的地位，备受学界青睐。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地下材料不断大量发现，出土的资料日益丰富，考古学的巨大发展，研究理论的深入阐扬，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学科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学科分支日趋细密，原来的金石学已经远远不能包容出土文献的全部，尤其是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带来学科研究革命性的飞跃，促使新兴学科的分离，于是在出土文献领域中，甲骨学、简牍学、碑版学、敦煌学相继建立起来。在代代金石学、碑刻学人的不懈努力研究下，专门搜集、记载各种碑刻文献目录、图录、原文等著作也层出不穷。可以说自宋代赵明诚所编《诸道石刻目录》起就已经产生的按照地域著录碑目的风气，到了清代更是产出了《吴郡金石目》、《山左碑目》、《苏州金石志》等诸多区域性的碑目。这种从地域的角度考察碑刻文献方法，有利于对碑刻文献的分布情况、地域特征等进行全面的把握，对于研究地方的文化历史十分有用[1]。

一位年轻教师问询：班上学生纷纷表示受不了新调来的一位老教师，我作为这么年轻的班主任，怎么去和这位教师沟通呢？

《巴渝文献总目·碑刻文献》完整反映出巴渝地区碑刻文献的存佚情况，其内容既包括现存的巴渝碑刻，又包括文献所著录但实物已经泯灭的碑刻文献。丰富的著录内容，整体上反映出巴渝地区碑刻文献的历史状况，可为后期实地调查录访提供线索，为文物保护和开发利用提供方案。当然，在查考相关资料时，有实物存在，并经前人著录过的，为《总目》提供了直接参考。一些实物亡佚，文献只有零星记载的，则会因前人记载不全、著录有误等各种问题，《总目》在综合调查基础上尽可能加以收录，对内容缺误进行了补正，以全面反映各种碑刻的历史与现状。下面举例分析。

有的碑刻只在传世文献有过记录，其中一些传世文献今已失传，只能从其他诸书加以辑佚者，《总目》都一并收录。《总目》所载碑刻类文物有很多需待日后寻访，对访得的文物要加强保护，以期让其更久远地传播历史的文明。当然，保护的同时可进行更好地开发和利用，让其在当代突显其文化特色，吸引游客，创造出经济价值。

第二，该书反映出巴渝地区碑刻文献的存佚情况，可为后期实地调查录访提供线索，为文物保护和开发利用提供方案

樊嘉认为，作为国内第一方阵的医院，中山医院的整体定位，一方面要充分体现公益性，另一方面要在医、教、研和管理方面做到引领和示范。“如果中山医院不去做一些创新和探索的话，墨守成规，永远跟在别人后面，也就起不到引领示范的作用。”反观中山医院MDT的发展，不就是在创新之下，一个引领和示范的好例子吗？

采用SPSS 19.0软件分析，计量资料以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

整理研究重庆碑刻，还可以帮助我们研究不同历史时期重庆的社会生活习俗、礼仪制度、城乡地理，考察社会政治状况、经济发展水平、思想文化特征、书法艺术等众多领域，可以补充和校正史书的缺误。比如奉节出土的《隋金轮寺舍利塔铭》提到信州，可知奉节在仁寿二年时仍叫信州，对于奉节地理沿革提供了原始材料。并且，石刻因埋藏地下长期保存，不易为他人窜改，呈现给我们的是更为真实的第一手材料。

第四，该书为重庆本地金石研究，特别是《重庆碑刻集释》《重庆图书馆藏碑帖目录》等项目奠定了研究基础

利用《巴渝文献总目·碑刻文献》的目录，结合以前《重庆石刻整理与研究》项目成果和重庆图书馆正在进行整理的《重庆图书馆藏碑帖目录》，将碑刻文献的原物照片和拓本，与已有的部分录文、题跋、石刻文字汇编等资料详细校勘，补充阙漏，辨正讹误，从文字、词汇、典故、史事等方面对石刻内容进行必要的注释，可以形成《重庆碑刻集释》《重庆图书馆藏碑帖之地方碑帖研究》等诸多成果。在广泛采纳前人研究的成功经验，吸收其成果的基础上，对重庆碑刻文献进行更加广泛的搜集、整理与研究，这批成果有五个方面值得期待：其一，搜集材料比较丰富。其二，体例比较完整。其三，释文认真准确。其四，校注细致科学。其五，碑刻文献整理的理论与实践编目整理的提升和结合。

1.1 研究对象 回顾性分析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自2008年3月至2016年10月收治的72例原发性小肠肿瘤(十二指肠肿瘤除外)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38例，女性34例；平均年龄(62±14)岁；平均住院时间(15.9±7.7) d。

值得一提的是，为贯彻落实“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进一步推动全国碑帖普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加强碑帖编目整理工作和培养碑帖编目人员，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与重庆图书馆(重庆市古籍保护中心)合作，分别在2015年、2016年举办了两期“全国碑帖编目与鉴定研修班”。邀请故宫博物院施安昌研究馆员、尹一梅研究馆员，国家图书馆冀亚平研究馆员，北京大学图书馆胡海帆研究馆员等四位碑帖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进行授课和实践编目的指导。目前，我们清理出重庆图书馆馆藏碑帖菁华约5000余种，其中不乏巴渝地方特色拓本，如灌县经洞岩唐经残石、涪陵白鹤梁水文刻石、夔州刻石等。这些巴渝本地的碑刻文献可以补充和修订《总目》的不足和讹误之处，进行更深入的相关研究。

巴渝地区碑刻文献，前代学者曾从不同角度进行过搜集、整理与研究，产生出一批研究成果，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中华文化财富。但过去的整理与研究存在明显的缺陷，比如缺乏系统性、条理性和科学性，严重制约了巴渝地区碑刻文献的全面深入研究和有效利用。因而，编纂《巴渝文献总目·碑刻文献》目录，并梳理其研究价值，对于深度研究《总目》，后续编辑出版《巴渝文库》，均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毛远明.碑刻文献学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 高文，高成刚.四川历代碑刻[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

[3] 胡人朝，重庆市博物馆.新中国出土墓志·重庆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4] 重庆市博物馆.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四川重庆卷[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

[5] 任竞，王志昆.巴渝文献总目[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7.

[6] 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8] 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9] 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M].北京：线装书局，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