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是大后方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抗战中流砥柱作用的具体表现，理应得到应有的学术尊重。笔者不揣浅陋，拟以上述思路为线索，从统一战线和群众运动两个角度，全面考察中共湖南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以期增加学术界对抗战史的学术认知。

一、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

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中共湖南党组织领导湖南各界群众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的最有力政治武器。

正确的政策来源于科学的社会分析。中共湖南党组织十分重视对湖南社会各阶层状况的调查研究。1938年9月，中共湖南党组织在分析湖南农村各阶层的政治动态时指出：“最反动而坚决反对我们的，这只是一部分，而这不是最大部分；害怕我们而愿与我们妥协或是不问此事的，这是最大部分；前进、开明、赞助并积极帮助我们的也有不少的一部分”。①1940年8月，中共湖南党组织分析湖南社会各阶层状况时指出：顽固分子“在湖南统治力量中占着压倒的优势”。这其中，薛岳为首的当权派，“对我党成见极深，为最积极的反共份子”。另有统治集团内居于次要地位的C系统的各县党部书记长和某些中学校长，以及何键时代的团防系，也极端反共。依附于上述统治集团的少数商业资本家，“在何键剿共时代为基本的支持者，抗战后即为运销仇货的主要份子，他们大都从上海直运，有的实际上已变成日本的买办资产阶级”。作为大资产阶级亲日派，他们“专在各方散布抗战不能持久或不能久抗之流言”。湖南的社会中间阶层“具有极大力量但无组织，而是极其分散”。因此，中间阶层既是统战的重点，又是统战工作深入开展的难题。湖南中间阶层大致表现为以下四种社会集团：一为各地乡保长，“大都为中小地主或富农、中农，主张团结抗战，但其中大部分对我党骇怕戒惧”。二为大中学校教员和各级党政军公务人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或上层小资产份子，主张团结抗战，对我党不骇怕或骇怕心少”。三为杂牌军或地方武装，地方武装“分置于乡长之中，故大多随着乡长态度之转移，一般的对我党怀疑”。杂牌军“对中央削弱排除异己之阴谋诡计极愤慨，今天对我党态度尚好”。四为中等工商业者，“大都为中产阶级，都主张团结抗战，在政治上不满国民党之苛捐重税、贪污腐化、政治专横，对我党尚好，不同意摩擦反共”②。

在科学的社会分析的基础上，中共湖南党组织投入到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实践中去。

1937年8月20日，已经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共湘鄂赣省委，以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主动呼吁：“毅然决然地不顾一切，肯认中日矛盾为主要，阶级矛盾为次要，直至停止阶级斗争与土地革命，取消敌对阶级思想”，谋求与国民党当局和平谈判，“使湘鄂赣和平得以实现，增强统一的民族抗敌力量，而重湘鄂赣边区防卫工作”③。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湖南党组织为扭转“只有外表的统一战线工作，没有深入到各阶层、党派、军队、政府内面的统一战线工作”，以及“只有公开的统一战线活动，没有秘密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不足，提出：“把现存党员经过审查，依照其能力和党性分配到各种合法政治机关、职工机关和团体中去，到秘密社会组织中去，利用现存统治者间矛盾与其缺乏干部等等空隙，而且可以取得可能的社会地位和可能的工作之开展”⑧。此举在国民党当局在国统区全面镇压中共合法公开的抗日救亡活动的严峻政治局面下，不失为明智之举。

湖南各地以抗日救亡为主要内容的工人运动取得一定的进展。长沙的工人运动，立足于利用合法的工会组织，“一方面注意恢复工会的组织，另一方面是改造工会的活动”。在党组织的推动下，益阳总工会成立，“会员二万余，里面组织的运输队、担架队在益阳惨炸后，担架队起了很大的作用”。汉寿总工会“发动了群众积极破坏公路，并帮助军队在一星期内修筑了工事”。为防止国民党三青团对工会的渗透，党组织加强了党对工会的政治领导：“第一，对付三青团是站在抗战原则上进行工会统一；第二，我们今后着重在各分工会建立我们的基础，使每个分工会有支部起核心作用”。1940年7月，湘鄂西公南特委在总结澧县罢工斗争胜利的经验时指出：“党领导的斗争是尽可能运用调解谈判和经过上层统一战线活动的方式，说服了群众过左的行动和过高的要求”。

与依靠城市工会不同，中共湖南党组织在农村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建立民众学校或夜校、流动图书馆、农民合作社，来接近并组织农民群众。于是，农民运动，“多半是依靠在小学教员身上”。党领导小学教员主要通过平民学校和农民夜学，向农民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党组织利用国民党当局在农村推行民众武装壮丁队的机会，“一方面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与真实本事，另一方面则以上层活动，争取壮丁队中之排长、队长之位置”，以争取抗日工作的领导权。1940年2月，中共湖南党组织总结道：“提高党员的社会地位，设法把握现存行政机构，进行广泛的民主教育，逐步改善民众生活是我们巩固统一战线的最好方式”。因此，湖南党组织认为：“现在我们并不去组织什么农会，主要的是以改善乡、保、甲下层行政机构着手，竭力争取进步分子或是自己同志党乡、保、甲长”。在此基础上，一方面“依借保、甲机构可以训练民众，如组织联保队，训练壮丁”，另一方面在“农村中进行文化运动，推动进步分子办学校，或介绍进步分子或同志当教员”，或“经过小学教员可以做家庭访问，开办学校、补习班、识字班等政治宣传和文化工作”。1940年8月，中共湖南党组织重申：农村工作要“握紧农民活动份子，重视农民切身要求，并为此积极地参加保、甲会议，通过保、甲形式将农民组织到我们手里”。

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湖南党组织利用张治中主政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为打消湖南社会各界，特别是中上层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和国共合作诚意的顾虑，中共湖南党组织主动配合国民党当局的抗战动员工作，本着“争取一切抗日力量，同时避免与国民党摩擦和不失自己的立场”，特别强调“国共纠纷问题能用谈判解决最有利”的处事策略。具体到针对社会上层的统战工作，“上层的对象，争取个别有实力的、有名望的、有能力的愿抗日的分子，经过他，在他们掩护之下进行下层群众工作”④。1939年4月23日，徐特立同志提出：“对我们同情的人，无论他是否国民党员，要从各方面帮他。最主要的是：要他们不脱离旧的社会关系，纠正他们左的倾向，教他们某些妥协的办法，少和他们通信，少在群众面前称许他们。如果是有社会地位的人们，留作转党的干部，勿轻易介绍入党，以保全他们桥梁作用”⑤。1939年4月，新四军驻平江嘉义通讯处提出：在统战工作中，应“教育每个干部和同志，首先自己化除成见，以极诚恳的态度，帮助政府各种动员工作。用具体的工作表现，去取得当局的信仰，细心而耐烦的去与同盟者共商”。工作重点是“推动中间和同情分子去建立上层统战工作，同时更要注意争取学生知识分子成为开展统一战线桥梁”。统战工作尤需“克服以为没公开机关或公开的人就不能进行统战工作的倾向。只要细心研究各地环境，寻找各种有利机会，从各种各样的方式与方法下，把统战工作逐步开展起来”⑥。

大革命失败后，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湖南工人运动陷入低潮，工会组织被国民党当局、黄色工会和叛徒所控制。中共湖南党组织不畏艰难，以“寻找下层中的活动分子”为突破口，“开始时是着重于参加过第一次大革命的下层活动分子的寻找”，从而“通过他们，党便与广大的其他下层积极分子取得了直接的关系”，进而“逐渐地吸收同志，建立支部”。中共湖南党组织也并不放弃对国民党当局控制下的工会组织的上层人物的争取，“首先着重于那些真正工人群众的领袖或愿为抗日服务于工人谋利益的上层分子，即使是国民党党员与无政府主义者。当然，这时还不是以共产党的面目出现，而以为救国、为工人的事业来活动”。1940年2月，中共湖南党组织总结道：“在群众运动中，要努力阻止小规模的真正的群众组织，以群众力量争取合法公开(如益阳、常德总工会)”。1940年8月，中共湖南党组织提出：“应该以各业工会与合作社的基层组织为中心来进行工人群众活动，并从这些团体中深深的埋下党的精悍的基础”。

各地党组织根据各自地方特点摸索统战工作的策略。地处湘北前线的岳阳中心县委的统战工作以积极配合国民党当局正面战场抗战为宗旨，“动员同志和群众帮助政府进行了征募、侦察敌情及运输等工作；动员同志和群众在战场上及邻战区进行了打扫战场、作向导、送茶水饭食、慰劳伤兵、设伤兵招待所等帮助友军的工作；动员青年参加八十二师青年学生救国团”，总之，“尽一切可能从各方面设法消去或减少政府与国民党或国民党与三青团，或驻军与政府与国民党以及其内部之各种不利于抗战的矛盾冲突”。1938年6月，湘南特委负责人建议：“应将工作重心移到城市，更灵活的从各方面去运用统一战线，特别抓紧抗日这一点”。1939年11月，湘西党组织提出：“进行统一战线时必须彻底了解对方的情况，分清各阶层各集团各个人间的矛盾。要抓紧他们任何一点小的矛盾而进行工作”，尤其“要注意争取那些有群众拥护和有社会地位的中间分子”。由于湘西在土著军阀陈渠珍下台后政治环境趋向右倾，湘西党组织有针对性地提出：“一方面争取社会上公正绅士出面领导，向党政备案；另一方面则争取同国民党所领导的群众团体合并，并自动解散那些由进步青年所组织的狭隘的小团体，而参加到国民党所领导的群众团体中去”。湘西党组织的工作因此更加注重深入到基层，“把主要群众工作放在工人夜校、民众识字班、保甲工作上，以及利用社会上各种群众斗争去进行活动并领导斗争；每个同志都利用自己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去进行较小的灰色的群众组织，以团结一部分群众，准备将来有机会时再把它扩大”。

同时，快车节约时间可利用快车断面客流及越行段的节省时间得出。以远期早高峰(见表5)为例，上行方向留仙洞站—上屋北站的断面客流为5 876 人次/h，快车共运行4个站，节省4.0 min(按照快车越行1个站节约1 min的原则)，则快车在上行方向留仙洞站—上屋北站的节省时间为392 h。以此类推，其余时段及各区段节省时间计算方法同上，则早高峰、晚高峰及平峰快车节省的时间分别为3 710 h、3 358 h、19 894 h。因此，全日快车节省时间约为2.70万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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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靠群众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中共湖南党组织在坚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同时，始终立足于为全民族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宗旨，深入社会基层，通过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各种群众团体，联系与动员群众，扩大党的影响，宣传党的政策，粉碎国民党当局对中共抗日救亡活动的压制。

中共湖南党组织在农村的统战工作，以争取乡保长的合作为重点。这些乡保长“关于行政、民运上都颇有些作用”⑨。尽管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重重阻挠，中共湖南党组织在争取保甲长方面的工作仍然取得一定成效。1938年9月，中共湖南党组织表示：“在我们有组织的二十多县之内，每县至少一个乃至五个党员当乡、保长。这些同志多数都能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及党的策略路线”⑩。1940年8月，中共湖南党组织重申：“农村工作在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的策略下，应该是力争保、甲长位置，展开保、甲长的活动，百倍地提高对小学教员地位的认识，并加紧其工作”。

第一，加强水利财务工作，是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建立水利投入稳定增长机制的迫切需要。2011年中央1号文件和中央水利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建立水利投入稳定增长机制。2011年以来，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推动水利投资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初步发挥了政策效力。但要看到，一些配套政策措施还没有出台，有的政策落实得还不够好，水利投资整体水平特别是地方配套资金与实际需求相比依然存在较大缺口。必须紧紧抓住全党全社会重视水利的极好战略机遇，继续在细化实化和用足用好政策上狠下工夫，积极争取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逐步形成以政府投入为主导、金融部门大力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多元化水利投入格局。

由于薛岳主政后推行反共政策，湖南政治环境逐渐趋向右倾。湖南中共党组织因势利导，及时调整工作思路。1940年2月，中共湖南党组织认识到：“统一战线的巩固主要的是下层做得好，上面的统一战线容易碰到一群不谈合作、面善心狠的顽固派，下层绅士反倒可以得到很多了解我党政策、同情我们的、诚心和我们合作的进步分子”⑦。1940年8月，中共湖南党组织提出应利用党能够动员的社会资源开展统战工作。“一部为中下层机构中的同志，一部分中、小学教育中的中、小学教员同志”②。统战对象“首先是乡保长与各级公务人员”，公开名义“一般的要以派系利益、自身利益、亲戚朋友关怀或民族志士的面孔出现”，时机“最好是在对方困难的活动位置急须帮助时”。工作中要对统战对象的公开身份特意加以保护，做到“隐蔽朋友，均不以为朋友有地位就可随便，不仅自己要隐蔽，自己和他来往要注意，而且要设法使朋友懂得隐蔽，懂得在具体环境中的交友之道”。总之，统战工作的原则是：“切实地隐蔽与巩固现有基础，展开中间圈的活动，发展各种隐蔽曲折的工作方式，推动各地朋友，扩大联系”②。

目前，中美贸易战重新燃起，美国一方面限制高技术产品向中国出口，企图遏制中国崛起；另一方面向中国倾销农产品，尤其是转基因食品，为摧毁中国农业提前布局。中国应该顺势而为、未雨绸缪、自力更生，通过加征农产品高额关税，抵制美国农产品出口，采取强力措施推进我国农业升级转型，实现粮食自给，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中。

中共湖南党组织领导的青年运动，首先充分注重发挥党在宣传工作上的优势，充分利用抗敌工作团、剧团、歌咏队、读书会、座谈会、青年训练团体或学校等多种为青年所熟悉和容易接受的组织形式，在青年学生和小学教员中开展抗日宣传工作。由于薛岳当局执行顽固反共政策，中共湖南党组织决定化整为零，在进步团体中活动的骨干转移到“生产的岗位上去”。结果，“有三十多个党的和群众团体的干部转到学校的教员岗位上去了。此外，尚有一部分青年党员进到学校去了。其次是有几人打入到‘工人合作社’系统中去作合作社的指导干部”。1940年8月，中共湖南党组织明确提出：学生工作，“以国立、省立的中学为中心，巩固现有的阵地，创造新的隐蔽的支部。提高自己的学科程度，从学术的研讨中，从同等的各种爱好中，加强党与他们的联系”。教员工作，“对教员位置应巩固现有组织，创立新的基础，它在影响青年的思想中有着极重要的意义”。

中共湖南党组织领导的妇女运动，在抗战初期，以国民党当局官方妇女团体妇女慰劳将士委员会为工作重点。“党在湖南群众方面的活动，首先就打入这团体，并依靠它在各方面进行工作。女同志加入妇慰会工作者最多时有三十余人，而且都为各部门的主要负责者”。此外，女党员还积极活动于妇女民众训练干部学校、妇孺教育院与儿童保育院、女青年会、各县妇女会、各女校等团体中。1940年8月，中共湖南党组织提出：“妇运仍应该是加紧学校与工厂的活动，尤其是学校，这是主要的；其次仍是积极参加妇女会与争取某些中、上层妇女”。1941年10月，中共湖南党组织提出：“利用合法机关保存妇女干部，使她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埋头苦干，慢慢的进行教育群众工作，严禁左倾幼稚病；通过湖南党组织，在乡支部提高每个同志对老婆及姐妹们的政治认识，通过他们的关系，慢慢的用(党)的组织形式去团结广大农村妇女群众”。

综上所述，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中共湖南党组织领导湖南各界群众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的最有力的政治武器。中共湖南党组织十分重视对湖南社会各阶层状况的调查研究。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湖南党组织利用张治中主政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主动配合国民党当局的抗战动员工作。薛岳主政后湖南中共党组织因势利导，及时调整工作思路。中共湖南党组织在坚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同时，始终立足于为全民族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宗旨，深入社会基层，通过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各种群众团体领导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粉碎国民党当局对中共抗日救亡活动的压制。

注释：

① 聂洪钧关于湖南党三个月工作的总结(1938年9月6日)，湖南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7页。

② 高文华关于湖南形势及党的工作情况的报告(1940年8月)，《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第202-204页。

③ 中华军委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布告(1937年8月20日)，《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第1-2页。

④ 徐特立在湘十个月的工作报告(1938年9月)，《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第11-13页。

⑤ 徐特立关于湖南二、三两个月统一战线工作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9年4月23日)，《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第90页。

⑥ 新四军驻平江嘉义通讯处给周意的信(1939年4月)，《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第173页。

⑦ 任作民关于湖南诸般情形及党的工作的报告(1940年2月21日)，《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第264页。

⑧ 聂洪钧关于湖南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1941年)，《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第356-357页。

⑨ 徐特立在湘十个月的工作报告(1938年9月)，《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第38页。

⑩ 聂洪钧关于湖南党三个月工作的总结(1938年9月6日)，《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第59页。

高文华关于湖南形势及党的工作情况的报告(1940年8月)，《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第211页。

杨锐、许诺关于岳阳中心县委一般情形的报告(1940年5月27日)，《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第320-321页。

王涛关于湘南特委工作的报告(1938年6月10日)，《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第83页。

梁春阳关于湖南湘西党的工作的报告(1939年11月)，《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第163页。

梁春阳关于湖南湘西党的工作的报告(1939年11月)，《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第158-159页。

徐特立在湘十个月的工作报告(1938年9月)，《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第20-21页。

任作民关于湖南诸般情形及党的工作的报告(1940年2月21日)，《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第265页。

高文华关于湖南形势及党的工作情况的报告(1940年8月)，《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第214页。

郭光洲关于湖南近况的报告(1938年3月28日)，《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第51页。

中共常益中心县委工作报告(1939年)，《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第168-169页。

密家藩关于湘鄂西公南特委的工作的工作报告(1040年7月21日)，《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第303页。

聂洪钧关于湖南党三个月工作的总结(1938年9月6日)，《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第64页。

徐特立在湘十个月的工作报告(1938年9月)，《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第34-36页。

任作民关于湖南诸般情形及党的工作的报告(1940年2月21日)，《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268页。

高文华关于湖南形势及党的工作情况的报告(1940年8月)，《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第211页。

徐特立在湘十个月的工作报告(1938年9月)，《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第31-34页。

郭光洲关于湖南党的工作给中央的报告(1939年11月30日)，《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第100页。

高文华关于湖南形势及党的工作情况的报告(1940年8月)，《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第219页。

徐特立在湘十个月的工作报告(1938年9月)，《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第37-39页。

高文华关于湖南形势及党的工作情况的报告(1940年8月)，《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第223页。

湖南妇女工作报告(1941年10月)，《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历史文献选编》，第3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