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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种落文献及其研究综述

更新时间:2016-07-05

羌,自甲骨卜辞出现迄今一直为族名,是我国最古老的族群之一。在中华文明形成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族群互动、交融,促进了社会各阶段,特别是上古、中古时期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变迁。但部族内各酋长,不相统属,“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1]2869(卷87)《后汉书·西羌传》载,自无弋爰剑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其“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1]2898(卷87)。种落繁多便成为羌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种,“是指氏族和部落两种族体,但基本上是指部落”[2]1。种落,种人部落。《晋书·刘元海载记》:“天未悔祸,种落弥繁。”元海,“新兴匈奴人,冒顿之后”[3]2643-2644(卷101)。《周书·稽胡传》:“稽胡一曰步落稽,盖匈奴别种,刘元海五部之苗裔也。……自离石以西,安定以东,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间,种落繁炽。”[4]896(卷49)羌人子孙支分、各自为种、强则分种的社会结构形式、生存格局和思想观念,是种姓家支的直接产物。“家支统治与长子继承制或兄终弟及制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的诸子诸孙都有统治的继承权,因此,势必分为家支,以致愈分愈细。”[5]80不断衍生出新的种落。种落既是氏族部落内部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也是对外争夺生存空间和生产资料的社会组织。因此,涉及种落的文献内容丰富,包括历史、民族、文献、军事、语言、宗教、地理等学科领域,研究前景广阔。本文就羌族种落文献的地位和特点、著录及研究、价值等问题进行讨论,以期更好地了解、利用这批材料,并为相关的研究提供参考。

羌族种落文献的地位和特点

由于历史的局限,特别是春秋时期为维护周王朝宗法制度,抵御、驱逐戎、狄、夷而形成的尊王攘夷观念,拘囿了人们的思想,严重歧视少数民族,致使记载羌族的文献零散,而这些零散文献则成为研究羌族历史文化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至今为治羌学者经常利用。特别是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羌族聚居地和文化传承人遭受到巨大破坏和损失,国家民委、文化部启动了羌族文化抢救与保护行动,学界越来越重视羌族历史文化的研究,而对羌族种落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相对成果累累的羌学研究成果而言,尚缺乏系统性。种落文献主要有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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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类型丰富

从已公布和著录材料看,涉及羌族种落的文献主要为传世文献,其次是石刻、甲骨刻辞、简帛等出土文献。这些文献历史悠久,类型丰富。特别是《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赵充国传》《后汉书·西羌传》及来歙、马援、马武等传记以及《华阳国志》等典籍,都有大量的记载。其余各代史书、典籍和方志等都有散碎记载。有的记载语焉不详,是否为羌族种落需要认真考证和甄别。

(二)分布不均匀

羌族种落文献不仅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多寡、分布不均,而且在不同时代、区域分布亦呈现出不均匀的特点。

如汉代,特别是东汉,羌汉矛盾冲突多,羌族种落文献记载就较详。仅爰剑以后子孙分支为种落者就有150种,还不包括发羌、唐旄、牦牛、白马等非爰剑之裔种落。据王宗维先生统计,有52种,即婼羌、卬羌、番和(卑和或卑禾)、葱茈、白马、黄牛、烧当、留何、罕开(罕、幵)、先零、封养、封煎、封何、牢姐、勒姐、彡姐、吾良、当煎、当阗、累姐、卑湳、钟羌(钟存羌)、烧何、黄羝、煎巩、且昌、且冻、傅难、巩唐、句就、乌吾、零吾、滇那、长离诸羌、那离、唐旄、发羌、武都参狼、黑水、白水、紫羌、广汉白马、牦牛(牦牛或越隽羌)、大牂夷种羌、龙桥、薄申、虔仁(虔人或钳耳)、全无、沈氐、岸尾、摩蟞、同蹄等,并认为白马羌与广汉白马羌“或原本系两部,或一部分裂为二”[6]277-293。马智全先生继之统计为48种,除与上相同外,补滇零、封僇、东羌、牢羌、号良、号多、效功、离湳、狐奴、良多等10种。又,将“乌吾”之“乌”,误作“鸟”[7]5。《后汉书·段颎传》载,延熹四年(161)冬,“上郡沈氐、陇西牢姐、乌吾诸种羌共寇并凉二州,颎将湟中义从讨之。”[1]2147(卷65)他人续补,又有研、狼莫、狼何、莫须、卢水、荡姐、零昌、比铜钳、青羌、号封、义从、义渠、垒羌、聊羌等种[8]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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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种落中强者又分种为酋豪,发展衍生出多个种落。如研种烧当、留何;烧当分出烧何、当煎、当阗、比铜钳诸种。先零种,与烧当相伯仲,其后有滇零,滇零之后有滇那、零昌。再加上垒羌的分支垒渠归、垒甬、垒卜茈、龙耶;聊羌的分支聊榼良、聊藏耶茈、聊卑为茈等,大小种落可记者至少在83种以上,其活动区域主要在陇西、汉阳、金城及塞外,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等地[9]1689(卷52)。“魏、晋之后,西羌微弱,或臣中国,或窜山野。”[10](卷198)到隋唐,羌人聚居地大大缩小。“从文献上看,这一时期羌族的主要聚居地区,除了他们的原始居地河曲及洮水、白龙江流域而外,主要就是岷江上游、黑水流域及其西北直至今青海南部一带”[11]159,自然,羌族种落就没有汉代那么繁多了。但总体而言,数量仍可观,需要花功夫认真梳理。

(三)内容广泛

羌族种落文献内容广泛,包括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各个阶段的政治、经济、军事、羌人组织、社会结构、经济生产、生活方式、古代地理、民族融合、人口迁移、姓氏名号、世系谱谍、风俗习惯、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宗教信仰、天文历法等广泛领域,可以为羌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十分珍贵的材料和广阔的空间。

但是,历史上羌族种落究竟有多少,羌族种落文献有多少,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各个时代的社会历史、经济文化以及羌民族的发展,羌族种落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这些情况都没有进行过彻底、系统的清理,使得对羌族种落问题的研究难以深入展开,更制约了对材料的科学利用。

羌族种落文献的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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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所见最早的成系统的汉语文献材料殷商甲骨卜辞中,“有关羌人的记载数以百见”[12]65,随着考古发现有关羌的辞例“近2000条”[13]24。著录着羌龙、羌方、王羌、多羌、多马羌、先羌、北羌、田羌、岳羌、京羌、土羌、岔羌等种落名号。其中,羌王、羌方王等字样,表明该种落羌人势力较大,敢于称王。如《后汉书·安帝纪》中有先零羌别种滇零移居北地,渐盛,方敢“称天子于北地”[1]211 (卷4),并东出冯翊,远及魏、赵[14]71。《北史·宕昌传》:“有梁懃者,世为酋帅,得羌豪心,乃自称王焉。”[15]3190(卷96)根据夏王朝的主要部落是羌的认识[16]110,商取代夏,羌人势必经常与商对抗,不断侵扰商的西、北边境。商王朝也频繁征伐羌人,掠夺大批羌人做奴隶,或用作人牲祭祀先公先王及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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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材料零散

比较详细地记载羌人及其种落的应该首推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这是首次在史书中为羌人立传;范晔在《后汉书》中,更是首次在史书中单列专传《西羌传》,后世凭此传得以比较清晰地了解羌人历史及其发展,涉及诸多羌人种落。房玄龄等在《晋书》中列姚氏《载记》,较为详细地记录烧当种之后姚氏转战迁徙、建立后秦及衰落灭亡的过程,但很少涉及其他羌人种落。此后各代史传、典籍、方志等也有一些记载。如关于岷涪江上游羌人种落,《旧唐书·东女国传》有“西山八国”[10]5279(卷197);《宋史·蛮夷四·威茂渝州蛮传》有“威州保霸蛮”“茂州诸部落”[18]14238-14239(卷496);《明史·四川土司一》有“黑虎番”“白草番”[19]8027-8028(卷311),同书《陈敏传》有“黑虎番”[19]4466 (卷165),《李应祥传》有“杨柳番”[19]6396(卷247);《万里武功录》也有“白草羌”“罗打鼓羌”“杨柳番”[20] 310-314(卷5),即石泉、茂州、叠溪诸羌的记载。《乾隆茂州志·武备志》载明代“松茂诸蛮”[21]170(卷4)。《清史稿·土司二》之威茂番、孟董番、九子番、黑虎番等[22]14234(卷513),《汶志纪略·瓦寺土司》记为威茂生番、孟董生番、九子生番、黑虎生番,及草坡番等[23]53(卷4),都是历史上不同时期羌人种落名,有的是同种异名,有的是其族源之一,但具体脉络,不知详情,亟待爬梳材料,厘清关系。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量学者对羌族族源的考察和实地调查;五十年代民族调查和民族识别中对羌族社会历史和语言的调查;1978年,费孝通先生“藏彝走廊”概念的提出[24]178-179,再至“藏羌彝走廊”的确立[25]第6版,羌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著录和研究羌族种落的著作急剧增加。著录形式主要以下几种:

(一)图录

同样,党员有具有时代性,近年主要推行“两学一做”强调坚持学习党的基础知识,不忘初心坚定自己的信念,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好了理论知识关键在做,在生活中履行党员的义务,起到党员的榜样,正如“一名党员一面旗帜”。对党员的教育也具有时代性,过去只是通过简单的书本教育对党员教育,现代可以通过网络党员自主学习,还可以通过多媒体等电子产品将党员集中教育,丰富了教育方式,教育的效率也有所提升。

(二)释文

释文,特别是图录加释文,将图版与释文结合一并公布,是著录出土文献较为理想的方式。涉及羌族种落的主要有《甲骨文校释总集》《甲骨文合集释文》《甲骨文合集补编》《甲骨文献集成》《殷周金文集成》《居延汉简甲乙篇》《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石刻史料新编》《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中国历代石刻文献全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羌族石刻文献集成》等,收录历代出土文献,其中的释文便于研究时直接利用。如石刻材料中就有数量较多的汉代至清代羌族种落,包括青羌、黑羌、白羌、西羌、钳耳、儁蒙、夫蒙、同蹄、弥姐、黑虎等。

取一定量的样品置于样品盘中,设置升温程序为:30~510 ℃,10 ℃/min,吹扫气体为氮气,流速 20 mL/min。将所得的 TG曲线进行一阶求导得到 DTG曲线,并利用软件标示热失重速率曲线的Peak温度。

(三)传世文献

我国传世文献数量大,种类多。据初步估计,传世文献数量在十二万种以上。著录羌族的传世文献主要有《尚书》《诗经》《逸周书》《左传》《国语》《汉书》《后汉书》《史记》《三国志》《晋书》《魏书》《南齐书》《宋史》《陈书》《周书》《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元史》《明史》《清史稿》《华阳国志》《水经注》等,但散碎,需要组织力量、投入精力展开整理研究。

除上述资料而外,目录类资料,如《宋人著录金文丛刊初编》《清代金文著录表》《中国出土简帛文献引得综录》《寰宇访碑録》《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羌族卷》等等,便于我们按目检索资料,但因为无图版、释文,文献价值不高。

羌族种落文献的研究现状

(一)研究成果

羌族种落文献素来为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历史、文献、文字、语言、考古等领域学者所重视。出土文献中涉及羌族种落的多是原始材料的汇纂:有的著录目录,如《寰宇访碑录》《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羌族卷》,后者收录羌族碑刻文献目录129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有的汇编拓片图录,如《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国西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有的公布图版和释文,如《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羌族石刻文献集成》;有的过录释文,如《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等。主要利用传世文献探究羌族源流、历史、文化,成果丰硕,涉及羌族种落,如《羌族源流探索》《氐与羌》《羌族史》《羌族简史》《羌族通史》《氐羌源流史》《中国西南氐羌民族源流史》《早期党项史研究》《唐代党项》等民族学、民族史论著。还有许多论文,根据文献中所见羌族种落,从考古、历史、文字、民族等视角进行文史考证或断代史、专题研究。在此举隅一二。

1.利用甲骨卜辞考察研究殷商羌人,涉及羌人种落及羌人地位。如陈福林的《试论殷代的众、众人与羌的社会地位》(《社会科学战线》,1979第3期),王慎行的《卜辞所见羌人考》(《中原文物》,1991第4期),罗琨的《殷商时期的羌和羌方》(《甲骨文与殷商史》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等。

刘新民的《甲骨刻辞羌人暨相关族群研究》(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颇有独见。全面搜集、整理甲骨刻辞中羌族种落,研究羌族种落及分布,羌人与商王朝及其他族群的关系。

2.探究族属源流、与其他族群的关系、民族融合,如胡昭曦的《论汉晋的氐羌和隋唐以后的羌族》(《历史研究》,1963第2期),李绍明的《关于羌族古代史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63第5期)、《论氐和羌、戎的关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1980第4期),史文的《古羌人的起源及其迁徙》(《民族论坛》,1987第2期),何耀华的《古代羌人与藏区土著居民的融合》(《中国藏学》1988第3期),陈琳国的《西晋内迁杂胡与杂胡化趋势》(《学术月刊》,2007第10期),段丽波等的《白马氐与白马羌辩》(《思想战线》,2008第5期),王明珂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周伟洲的《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等。

顾颉刚的《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社会科学战线,1980第1期),综合利用甲骨卜辞、史传、典籍,考察商周至元明羌人种落、源流。

任乃强的《羌族源流探索》(重庆出版社,1984),阐释羌人的形成、与华夏文化的关系;考辨由羌族衍生的各民族与羌族的族源关系;提出古羌人的迁徙与盐池分布地关系密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图录包括甲骨卜辞、金石拓片、照片、摹本,简帛照片、摹本,保留了文献产生时字形原貌及文物形状、纹饰图案,是珍贵的一次性文献,文献真实性强。《甲骨文合集》《金文小品集》《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中国简牍集成》《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故宫博物院藏历代墓志汇编》《中国西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等,比较集中地展现了我国甲骨卜辞、金石、简帛整理与研究的成果,其中涉及羌族种落。如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8-1982),收录了1892-1978殷墟甲骨拓片、照片和摹本41956片,其中就有北羌、马羌、竹黾羌、焱羌、羌龙等种落。

羌族种落是彼时彼地的真实存在,因而保存在历代文献中。从甲骨卜辞、简帛、金石,到各类典籍、史传、方志等,都记载着羌族种落。

耿少将、罗进勇的《冉駹——古代的四川羌族》(方志出版社,2011),专论冉駹。徐学书的《大禹、冉駹与羌族巫文化渊源》,认为“今日聚居于岷江上游的羌族与古冉駹人具有重要渊源关系,……大禹、冉駹与羌族在岷江上游地区在巫文化上呈现的重合现象,反映了三者之间存在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26]33,对探究岷江上游羌族种落、族源和民族融合具有重要意义。

和过来人聊天,她总会嘱咐孕产妇们在孕期要多活动活动,否则顺产比较费劲。可是以往人们总觉得怀孕后就不适宜再做运动了,应该在家静养,以免动了所谓的“胎气”。其实不然,孕期适当地锻炼有利于分娩的顺利进行,是安全有益的。

对羌族种落的研究,成绩突出,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4.考察羌族种落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如史卫民的《党项族拓拔部的迁移及其与唐、五代诸王朝的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历史学专集),1981增刊),郑铁巨的《赵充国治羌》(《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第2期),李大龙的《东汉王朝护羌校尉考述》(《民族研究》,1996第2期)等。上述郭声波的文章亦探究了唐宋对西南诸羌的治理。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是此诗的首句。《致橡树》是写给男性的诗,诗中以第一人称“我”为视角,说明全诗是站在女性的角度,以女性立场发出声音。“我如果爱你——”作为“开场”,表明女性作为独立个体发声的态度:若要进行一段恋情,将会以何姿态面对。“绝不像”、“绝不学”的“不像”与“不学”说明女性有意挥别过去,一“绝”字,体现了新时期女性渴望彻底改变的决心。

郭声波的《唐宋雅州边外羁縻州部族探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第4期)、《唐宋岷江西山羁縻州民族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社版),2002第4期)、《唐代弱水西山羁縻部族探考》(《中国藏学》,2002第3期)、《唐弱水西山羁縻州及保宁都护府考》(《中国史研究》,1999第4期),专项研究唐宋西南地区羌人种落,考证唐宋岷江西山羁縻州境内羌人种落分布、户数、迁徙情况[27]74-79;认为雅州灵关路民族大致属诸羌范围,有辟惠羌、叶川羌、贵川羌、嘉梁羌、逋租羌等种落[28]49-64,弥补了宋朝雅州边外羁縻州民族由于文献资料较少无明确系统记载的缺憾。

5.利用羌族种落文献从事文史研究,其中最有分量的是马长寿先生。《氐与羌》整理、研究了汉代羌族种落及其分布[11]107-111。《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收录关中地区碑刻25通,过录原文10通,多是有关羌族的碑刻。利用碑刻中的材料,就人物姓氏、官爵、姓氏变迁、婚姻关系、阶级分化、聚族而居、部族融合等情况进行研究,涉及很多羌人内容[14]1-111

上述研究,利用文献载体相对单一,其成果往往呈现某一历史时期或某一区域羌族种落,大量羌族种落文献还没有涉及,尚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二)不足之处

3.考察研究某一时期、区域的羌族种落与迁徙,如李绍明的《唐代西山诸羌考略》(《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80第1期),汤开建的《隋唐时期党项部落迁徙考》(《暨南学报》(哲社版),1994第1期),何光岳的《西南域外羌族诸属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第1期)等。

周人为夏人的一支,与羌人关系密切。《西羌传》:“及武王伐商,羌、髳率师会于牧野。”[1]2871(卷87)羌的上层与周人姜姬世代通婚,成为舅族显姓,封申、吕、齐、许等姜姓诸侯,为周所倚重。所以,西周金文很少出现羌字。《居延汉简》有“卬羌”[7]5,应是爰剑曾孙忍的季父卬之后裔。《敦煌悬泉汉简》记载垒羌、聊羌[17]240。石刻中也有西羌、儁蒙、弥姐、黑虎等种。

羌族种落文献散碎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中,过去治羌者,主要关注传世文献中的羌族种落,没有人将之作为一个整体,整合为羌族种落文献集群,进行调查、搜集、著录和整理。情况不明、家底不清,无法科学利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份宝贵的材料大多被埋没了。如段丽波的《中国西南氐羌民族源流史》(人民出版社,2011)考察秦汉牦牛羌、参狼羌、青衣羌、冉駹;唐宋白兰羌、党项羌、西山诸羌。比较集中考察羌族种落的,如《秦汉西羌的部落和部落组织》有52种,《从出土汉简看汉代羌族部族》有48种,《东羌与西羌辨析》有23种[29]31-37,并互有重复,且都只是历史长河中羌族种落的一小部分。这种状况与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传统的民族史是很不正常,很不相称的。

2.材料原始,缺漏甚多

记载有羌族种落的甲骨卜辞、简帛、金石等出土文献,有的有图录无释文;有的有释文无图录;有的有释文,但衍、脱、错讹比较严重。记载有羌族种落的传世文献零散,需要花大力气去清理、爬梳、甄别。

3.缺乏完整专门的羌族种落文献研究成果

利用该材料进行历史文化和其他学科研究的成果也零碎,不系统;研究成果与出土文献整理、传世文献校正尚待有机结合。

羌族种落文献研究价值

羌族种落文献研究,既属于民族学范畴,也属于文献学范畴,涉及学科领域广,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一)研究羌族历史的珍贵文献

历代羌族种落文献数量可观,年代跨度大,上自商代,下迄清代。借助这些材料,一方面,可以廓清羌族种落及其分布、变迁与发展脉络,并在现有条件下最大限度追根溯源,呈现出较为完整的民族发展史。另一方面,羌族历史特别悠久,与汉、鲜卑、吐谷浑、藏、彝等族群的融合关系特别密切,也特别复杂。可是由于自身没有文字,加上历史上民族歧视,正统文献对羌民族的记载很少。甲骨卜辞、简帛、金石文献就成为研究羌族历史特别珍贵的实证材料,通过整理、研究,出土与传世文献互相补充、校核,可以从一个方面较为完整地呈现羌族族群、各种落及其分支发展脉络,展现羌族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地理分布、生产生活状况,直接为羌族政治、经济、地理、历史、哲学、文学、宗教、民俗、建筑等多学科研究提供珍贵资料和文献支撑,弥补羌族文献少的缺憾,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

(二)推进民族研究向纵深发展

羌族种落文献蕴含丰富的文化信息,具有多重专项研究价值,研究前景广阔。

Agilent 1260 色谱系统:在线脱气机、四元泵、恒温柱温箱、在线进样器和二极管阵列检测器(Agilent,美国);Bruker Compact 四级杆飞行时间质谱仪(配电喷雾离子源,Bruker,德国);分析型1010A摩尔超纯水机(摩勒科学仪器有限公司,上海);R-1001N旋转蒸发仪和SHB-IV循环水式多用真空泵(郑州长城科工贸有限公司);Blue Star B紫外分光光度计(莱博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北京);KQ-50DB数控超声波清洗仪(昆山超声仪器有限公司);400Y多功能粉碎机(永康市铂欧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如利用石刻和史传中羌族种落及酋豪名,研究羌族家支制度、家族关系、父系连名、姓氏谱牒、通婚情况。《后汉书·西羌传》载爰剑玄孙之后为研种,研十三世孙烧当,子孙以为种号。烧当玄孙滇良,子滇吾、滇岸。滇吾子东吾、迷吾、号吾。东吾子东号。东号子麻奴、犀苦。迷吾子迷唐。父子连名,各自为种。永平元年(58),滇岸诣护羌校尉窦林降,“林谬奏上滇岸以为大豪,承制封位归义侯,加号汉大都尉。明年,滇吾复降,林复奏其为第一豪,与俱诣阙献见。帝怪一种两豪,疑其非实,以事诘林。……怒而免林官”[1]2880(卷87)。可知滇吾、滇岸兄弟二人,虽为各自家支酋豪,但该种大豪只有一个。结合《晋书·姚弋仲载记》:“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3]2959(卷116)。其先填虞,烧当七世孙。以及北魏《姚伯多兄弟造像碑》《姚尊造像记》、隋《姚辩墓志》、唐《姚孝宽墓志》《姚思忠墓志》、五代《姚嗣骈墓志》等姚秦石刻,不仅可以梳理、考证研种、烧当种滇良、姚秦世系脉络,而且还可将姚秦世系补至五代南唐。但两支烧当种有什么关系,不得详知其情,需要深入研究、考证。

如整理羌人战争中归降或被杀、俘虏人数及损失畜物等,考察羌族种落经济生产状况。关于先零,《后汉书·来歙传》载,东汉建武十年(34),来歙于金城郡破先零等种羌,“斩首虏数千人,获牛羊万余头,谷物十万斛”[1]588(卷15)。同书《马援传》载,建武十一年(35),马援乃发步骑三千人,“击破先零羌于临洮,斩首数百级,获马牛羊万余头。守塞诸羌八千余人诣援降。”[1]835(卷24)《皇甫规传》载,永和六年(141)冬,“先零诸种羌慕规威信,相劝降者十余万”[1]2133(卷65)。又,关于迷唐,《邓训传》载,章和二年(88),邓训“发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击迷唐于写谷……得马牛羊万余头”[1]610(卷16)。《西羌传》载,永元五年(93),护羌校尉贯友“遣兵出塞,攻迷唐于大、小榆谷……收麦数万斛”[1]2883(卷87)。永元九年(97),征西将军刘尚等破迷唐,“得牛马羊万余头”[1]2884(卷87)。从羌人被抢夺的谷物数量“十万斛”“数万斛”、牛马羊万余头等,可知河湟地区羌人农耕、畜牧发达。根据畜牧、谷物数量,结合农耕技术条件等,可进一步考察耕地规模、种落人口数,甚至地理、气候等,该时期先零种、烧当种迷唐的种落人口规模、经济生产、社会生活等便可逐渐清晰起来。

如岷涪江上游羌人反抗明朝统治的斗争贯穿始终,特别是明朝中后期,羌人遭到残酷镇压,石刻和传世文献都有较为详细的记录。仅宣德九年(1434)冬十月一役,《蒋贵神道碑》称“连破黑虎等四十余寨,斩首千五百级,生擒称是。投崖箐死者无算”[30]152(卷14)。《明史·蒋贵传》:“讨平龙溪等三十七寨,斩首一千七百级,投崖坠水死者无算。”[19]8027(卷311)《明实录·宣宗实录》:“讨平龙溪等三十七寨,前后斩首一千七百余级,坠崖赴水死者无筭,余寇帖服。”[31]4(卷113)比较各书,《明实录》记载最详,方政破西北大寨,蒋贵破任昌大寨,赵得、宫聚等平龙溪等三十七寨,实破羌寨39寨,斩首1700余人。明《陈敏及妻王氏墓志》:“率土民直捣贼巢,一鼓而破黑虎等寨。”茂州知州陈敏,参加了此战[32]1168(3)。碑铭与史乘互补,《蒋贵神道碑》将诸将之功集于一人,难免有溢美之嫌。黑虎,明清文献出现频率较高的羌族种落名之一,已成为岷涪江上游羌族顽强坚毅、不屈不挠精神的代名词。今茂县黑虎乡小河坝后山将军林还伫立着清代《黑虎将军墓碑》。彻底梳理这些材料,可以探究明清黑虎羌的人口规模、风土习俗、宗教信仰、生存环境、地理条件等。

其中:Xi为第i个景区的网络关注度;n为景区数量,本研究中,n=9.当Pi取值越接近于100%时,游客对该景区的旅游偏好程度越高.

根据出土文献中保存丰富的字形和字体材料,可考察殷商至唐宋的汉字演变、发展;还可研究羌族聚族而居、聚族而葬的习俗;关陇、关中、中原、三晋、巴蜀地区羌族种落间的关系,与汉、鲜卑、吐谷浑、藏等其他族群的关系、互动;羌族种落与华夏民族的融合;羌族种落名号的文化特征及得名理据;羌族的宗教信仰等。除此而外,还可以利用这些材料开展经济、社会、语言、教育、体育、音乐、舞蹈、医药、地理等研究。

在“南航”读完学士、硕士,又到“上海交大”读完博士,再到“北京大学”博士后出站;一直坚持“计算机软件开发、研究”的梅宏,1999年3月,到美国贝尔实验室作访问科学家。

结语

关于殷商至今的羌,王俊杰先生认为殷商时,“由于部落复杂,互相隔绝,联系不多,知识缺乏等等原因,对那些不甚了解的牧羊人都笼统地以羌泛称。”“长期以来,史学界把商代的羌看作一个民族,并且把商代的羌同秦汉以后的羌看作一脉相承源远流长的古老民族,这是一个值得重新探讨的问题。”[33]79台湾学者王明珂先生运用大量的历史、考古和人类学资料从事羌人研究,认为作为“‘羌’并不是代代住在中国西疆的某一‘民族’,而是代代存在华夏心中一种对西方异族的‘概念’”[34]146。民族,“泛指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的共同体”[35]1427。羌人与殷商之战、与周人的联盟、与东汉中原王朝的抗衡、十六国时期姚氏后秦政权建立、唐时于唐蕃两大势力之间斡旋、以党项为主体民族的西夏政权与宋辽的对峙、明末与明军的残酷战斗,无不显示出羌人族群的自我认同及所形成的较为坚固的共同体。在此,我们无意探究民族学理论,只是希望结合文献学、历史学、民族学、文字学、考古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彻底调查羌族种落文献,并进行科学整理与相关研究,为学界提供真实可靠、全面具体、方便使用的文献,以推动羌族历史文化等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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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晓梅,吴明冉
《阿坝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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