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唐代洛阳的水路交通

洛阳地理位置优越，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周公营建洛邑，称之为“天下之中”；汉高祖刘邦亦曾感慨“吾行天下多矣，唯见洛阳”；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更是建都于此；之后洛阳城虽毁于战火，但大业元年隋炀帝即下令再次重建洛阳城。洛阳城经过历朝历代的发展，到了唐代，交通条件已较为完善，尤其是水路交通[1]。城中河流众多，河渠纵横，桥梁密布，水路交通条件优越。

一、洛阳城的自然河道

洛阳“北据邙山，南直伊阙之口，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2]130。《新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二》中亦有“都城前直伊阙，后据中山，左瀍右涧，洛水贯其中，以象河汉”的描述。洛水、谷水、瀍水、伊水构成了洛阳城的自然水系系统。洛水自西向东贯穿洛阳城，将洛阳城一分为二；洛水之北，有城名阳，故宫城和皇城位于洛水西北岸，外郭城位于东北岸及南岸。谷水、瀍水、伊水则从南北方向流经洛阳城，连接洛水，形成“河汉之象”。《管子·乘马篇》载“凡立国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3]，依靠天然资源，凭借地势之利，或依江河，或临湖海，洛阳城河流纵横，符合中国古代城市依水而建的理念，也是发展水路交通的必然条件。

洛水是黄河的支流，是城中最大的天然河流，源自陕西省商洛县，《水经注》载：“洛水出京兆上洛县遭举山，《地理志》曰：洛出冢岭山。”[4]234《元和郡县图志》卷五载：“洛水，在县西南三里。西自苑内上阳之南弥漫东流。”[2]131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载，雒渠，即雒水，“雒水西自苑内上阳宫之南，流入外郭城。东流经积善坊之北，分三道，当端门之南立桥。过桥，又合而东流。经尚善、旌善二坊之北，南溢为魏王池。又东北流经惠训坊之西，分为漕渠。斗门之西旧中桥，过斗门又东，流经新中桥。又东经安众、慈惠二坊之北，有浮桥。又东流经询善、嘉猷、延庆三坊之北，出郭城”[5]443。伊水、瀍水、涧水、谷水从南北相继汇入洛水，“伊水出南阳鲁阳县西蔓渠山，经过陆浑县、新城县、伊阙中、洛阳县，北入于洛。”[4]242坊西南流入外郭城，南流经进德、履顺二坊之东，又东南流，穿思恭坊至南门南流，经此坊入漕渠。”漕渠亦最终向东汇入洛水。“涧水出新安县南白石山，东南注于洛，涧水出于其阴，北流注于谷。”[4]246“谷水出宏农黾池县南墦冢林谷阳谷，东流注于洛。”[4]248谷水，即今河南省渑池县南渑水及其下游涧水，东流至洛阳市西入洛河。“洛水之北，有分谷渠。自苑内分谷水东流，至城之西南隅入洛水。渠南隋有石泻，后入上阳宫。”[6]208谷渠即谷水，在洛阳城西南。洛水横贯城中，城北有瀍水、涧水、谷水的补充，城南有伊水的补给，流量得到保证，是发展水路交通的先天条件。

二、洛阳城的人工渠道

自然水系天然而生，受时节限制，降水量不尽相同，流量充足但不稳定，且河道终年流淌，势必流沙堆积，河道变窄，河流之间不能实现完全联通，这些都会给水上运输带来不便。《旧唐书》卷四十九《食货志下》曰：“本州正二月上道，至扬州入斗门，即逢水浅，已有阻碍，须留一月已上。至四月已后，始渡淮入汴，多属汴河干浅，又船运停留，至六七月始至河口。即逢黄河水涨，不得入河。又须停一两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即漕路干浅，船艘隘闹，般载停滞，备极艰辛。计从江南至东都，停滞日多，得行日少，粮食既皆不足，欠折因此而生。”[7]二月出发，八九月才能到达，运输的时长超过半年，且处于粮食不易储存的春夏季节，若单单依靠天然河流，诸多限制，河流间不能完全贯通，受时节影响大，船只滞留耗时数月，折耗大量粮食，致使成本大大增加。为便于舟船运输和行人往来，减少水灾危害，唐代常对河渠加以开通疏凿，故设水部郎中一职，即专司津济、船舻、渠梁、堤堰、沟洫、渔捕、运漕、碾硙之事，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以导达沟洫，堰决河渠。城内修筑以洛水为主干的多条人工渠，洛水北岸的漕渠、泄城渠、写口渠，洛水南岸的运渠、通津渠、通济渠，方便城内南北两岸的出行交流及与城外的交通联系。

隋炀帝时开通远渠拓广漕运，供应洛阳粮食，到了唐代称为漕渠。《元河南志》载：“漕渠，本名通远渠，隋开。自斗门下枝分洛水。当洛水中流立堰，令水北流入此渠。有余水，然始东下。”[6]207隋炀帝认为此处水滩泄，多积石，无法通舟航，于是下令开凿此渠，六十里后到达偃师西，又与洛水汇合。漕渠东北流至立德坊南，西溢为新潭，大足元年“长安中司农卿宗晋卿开，以通诸州租船。四面植柳，中有租场。积石其下，于上布土。潭石柱，马吉甫为其文，锺绍京书。”[6]207外来漕船可到此停留，卸粮于岸上租坊。此渠后又东流经归义坊西南的西漕桥，景行坊东南的漕渠桥，再向东流经时邕、毓财、积德三坊之南，从郭城西南流出。

泄城渠在洛阳城北部，立德坊北。《元河南志》载：“自含嘉仓城出，循城南流，至宣仁门南屈而东流，经此坊(立德坊)之北至东北隅，绕此坊屈而南流入漕渠。”[6]209写口渠同在洛阳城北部，“从宣仁门南，歧分泄城渠南流，与皇城中渠合，循城南流，至此坊之西南隅，绕出此坊，屈而东流入漕渠”[6]209。泄城渠始于含嘉仓，便于漕运粮食；写口渠沟通皇城，便于皇城人、物外出，二渠最终又汇于漕渠以通漕运，便于舟船入城，串联整个洛阳城北，以减轻陆运负担。

当金属层数变为2层时，在谐振点处也可观察到环偶极子现象。双层金属结构超材料表面电场和磁场分布如图4所示。图4（a）为双层金属超材料低频谐振表面电场分布，在图4（b）中可以观察到磁偶极子首尾相连呈旋涡状的环偶极子。图4（c）是双层金属超材料高频处表面电场分布，图4（d）为高频谐振处的磁场，可以观察到一个明显的环偶极子。对比单层和双层金属超材料，可以看出双层金属的超材料单元结构磁场能量更强，同时环偶极子响应也更强。

运渠在仁风坊南面。《唐两京城坊考》卷五载：“运渠，自都城之东，西北流至外郭之东南隅，屈而北流，经永通，建春门外，又屈而西流入城。经仁风坊南，又西经从善坊南，分为二流，屈曲至临阛坊南而合，至南市北，有福先寺水碨，又北流经延福、富教、询善坊西入雒。”[5]445其伊水一支北行后，又分二支，西支正北入城，经归德坊西，折而东流向北流经正俗，永丰西，再折向东南流经修善、嘉善南，于东支汇合。东支东南入城，经兴教坊西，折而东流经宣教、集贤坊南，再折而北流经履道坊西，东经永通坊北，最后折而北流经利仁、归仁、怀仁坊东，汇入于运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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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景行坊东南，有漕渠桥，横跨漕渠，又名通远桥，“大业初造，初曰通济桥。南抵通远市之北西偏门”[6]208。桥南即隋代有名的通远市，故以此而得名，“自此桥之东，皆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旅贸易，车马填塞，若西京之崇仁坊”[5]446。繁华之势可见一斑。在通远桥西，归义坊西南，又有西漕桥、南直中桥，为高宗乾封时所造[15-16]。永济桥“在县西十七里。炀帝大业三年置，架洛水。隋乱，毁废。贞观八年修造舟为梁，长四十丈三尺，广二丈六尺。”[2]141以上的桥梁都是为了沟通洛水和漕渠两岸交通，大大便利了城中人们和四方行旅。

浮桥“东经安众、慈惠二坊之北”[6]206隋名利涉桥，北抵通远市南壁的西偏门，再向北即对着安喜门。隋末唐初王世充时，桥、市俱废，高宗显庆中复置，南抵南市北壁的东偏门，再向北依然对着安喜门，乾封中又废，又有人以舟为梁造浮桥[13]。至天宝年间才由商人李秀升募集资金建造南北长二百步的石桥，此桥沟通南北两市，活跃了商业发展[14]。

三、洛阳城的桥梁

洛水东西横贯洛阳城，为了解决两岸的交通问题，城内沿河自西向东相继修建了天津桥、中桥，通济桥等多架桥梁。天津桥“在县北四里。隋炀帝大业元年初造此桥，以架洛水，用大缆维舟，皆以铁锁钩连之。南北夹路，对起四楼，其楼为日月表胜之象。然洛水溢，浮桥辙坏，贞观十四年更令石工累方石为脚。尔雅‘箕、斗之间为天汉之津’，故取名焉”[2]132。天津桥分为三段横架洛水，《元河南志》卷四《唐城阙古迹》载“洛漕诸渠，而洛水西自苑内上阳宫之南，流入外郭城，东流经积善坊之北，分三道，当端门之南，立桥三，南枝曰星津桥，中枝曰天津桥，北枝曰黄道桥”。天津桥初期为浮桥，因毁坏且此桥为沟通皇城与外郭城这条南北大街的中心桥梁，地当冲要，为官民商旅频繁往来的地方，故贞观中改为石桥[9]。至今洛阳八大景中还有“天津晓月”的美谈，可见天津桥不仅有实用性，也具有欣赏性，白居易笔下的天津桥“津桥东北斗亭西，到此令人诗思迷。眉月晚生神女浦，脸波春傍窈娘堤”[10-11]，令人神往。

中桥，“咸亨三年造，累石为脚，如天津桥之制”[2]132。中桥有旧中桥、新中桥之分，旧中桥隋名立德桥，对着徽安门，因被大水冲坏，“显庆中建都后，置干封中司农卿韦机移入东街”[6]206中桥新址在东街，南对长夏门，北通西漕桥，南北长三百步，称作新中桥。此桥建成后，连接洛阳城中部，大大方便了行人舟船[12]。“后漕水复坏，永昌中敕将作监少匠刘仁景修缮，李昭德统其事，殊为坚壮，号永昌桥，寻废其名。”[6]206故新中桥又名永昌桥。

城内诸渠勾连着内部的交通，通济渠作为南北大运河的一段则连接了外部交通。南北大运河的开凿，可谓中国水利工程的一大壮举，《资治通鉴》记：“(大业元年三月)辛亥，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馀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复自板渚引河历荥泽入汴；又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8]5724通济渠分东西两段，洛阳城内的为西段，在通济坊南边，向东北流，“经西市东，折而东流。至河南县之西，又北流。至宽政坊之西北隅东流过天门街，经宜仁、正平坊北流，至崇政坊西，过河南府、宣范、恭安坊西北，又东北抵择善坊西北东流，经道德、惠和、乐成、富教、睦仁、静仁六坊之南，屈而北流，过官药园、延庆坊之东入于洛”[5]209。通济渠又称汴渠，“在县南二百五十步，亦名蒗荡渠。禹塞荥阳，开渠以通淮、泗。后汉初，汴河决坏，明帝永平中命王景渠筑堤，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自宋武北征之后，复皆堙塞。隋炀帝大业元年更令开导，名通济渠……亦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之以柳”[2]137，后“又发淮南民十馀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杨子入江”[8]5724。大业四年以后，又陆续完成永济渠、江南河的修建，北通涿郡，南抵江都的大运河完成。通济渠、永济渠交汇在洛阳，江南河和邗沟作为通济渠的延伸，呈“人”字形将江淮地区，中原地区和河北地区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以洛阳为中心，西通关中，北抵河北，南达江浙的庞大运河体系，漕运得到极大发展，成本也大大降低“从都至陕，河路艰险，既用陆运，无由广致。若能兼河漕，变陆为水，则所支有余，动盈万计……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陆运之佣四十万贯”[7]2115-2116。

通津渠在洛阳城南。《元和郡县图志》卷五载：“通津渠，在县南三里。隋大业元年，分洛水西北，名千步碛渠，又东北流入洛水，谓之洛口。”[2]132此渠与通济渠同时开凿，《唐两京城坊考》载：“通津渠，隋大业元年开。于午桥庄(在长夏门南五里)西南二十里分雒堰引雒水，又于正南十八里龙门堰引伊水。以大石为杠，互受二水。雒水一支西北流，名千步碛渠。又东北距河南县三里，名通津渠。由厚载门入都城，经天街北、天津桥南入于雒。”[5]444通津之名，大概因通天津桥而得。这样南郭城的水路网也被串联起来。诸渠的开通对于都城水路网建设和居民生活都起着重大作用，真是极大的便民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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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元河南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

用SPSS20.0统计学软件分析研究数据，计量资料用（±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n（%）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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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83.

本文中所说的“冰臼”、“冰壁龛”等类冰川地质遗迹现象，是否最终认定确实是冰川形成，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因为，上述地质现象的成因至今尚存在着争议，即除了“冰说”外，还存在着“壶说”、“风说”、“风雨说”等多种说法。

[4]郦道元.合校水经注[M].王先谦，校.北京：中华书局，2009.

[8]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1]洛阳市地方史志办公室编.洛阳上下五千年[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259.

交通是城市的血管，它们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给城市发展带来不竭的动力。洛阳城是典型依水而建的城市结构，发展水路交通有着天然的优势，洛水横贯城中，南北方向又有多条支流补给，加之人工河渠的修建，使洛阳城中水系密布[16]。水路交通的优势在于长途，货物量大的运输，漕运的主体就是粮食的运输，相较于陆路运输，成本较低。城中水系纵横，缓解陆路交通的便利，桥梁巧妙连接起水路与陆路，水陆兼济，互补互利，为洛阳成为当时国际化都市添上不可磨灭的一笔。

[7]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6.

本次模拟主要针对废水污染物浓度最高的老化装置进行，老化压缩液中主要污染物为硝酸盐，占13.127%，浓度为151.68 g/l。假设设备非正常运行发生泄漏，污水已穿透第四系黏土层，进入含水层中。共设置3种情景，假设老化装置发生滴漏(点源污染)，老化压缩液泄漏量分别为污水总量的1%、5%、10%，对应流量为0.608 8 m3/d、3.044 m3/d、6.088 m3/d，连续泄露120 d后切断污染源，此时对应的污染羽中心浓度为94.554 mg/l、472.541 mg/l、944.51 mg/l。切断污染源后，模拟残留污染羽在地下水中运移情况(表3)。

[9]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577.

[10]白居易.白居易集[M].顾学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9：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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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6：429.

本文通过体外抗氧化实验对香水莲花多糖进行功效测定,但由于生物体内抗氧化作用途径和影响因素较为复杂,关于多糖在生物体内的抗氧化作用机理以及细胞水平上多糖的抗氧化效果,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再者,在香水莲花多糖4种体外抗氧化的实验中,其抗氧化效果的最佳浓度有所差异,因此在实际利用中,如何有效的筛选最佳浓度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16]周晓薇，王其祎.隋东都洛阳城坊考补[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29(2)：113-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