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都塞“偶然相遇唯物论”的主体观

阿尔都塞希望以“偶然相遇的唯物论”重新审视人类历史的基本问题，即推动历史进程是否应完全归结为经济基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必然性)？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在社会政治斗争之中，无产阶级政党是否可以采取与人民群众联合的形式创造新历史(偶然性)？在解答上述问题时，他与经济决定论者之间产生了明显的理论分歧。为此，阿尔都塞通过理论迂回考察了霍布斯、卢梭等人的政治观点，重点关注具体社会形态的过渡问题，并从阶级斗争在社会范围内的效果与表现来解释历史进程，提出了与经济决定论不同的看法：其一，人们在生活世界中结成的社会关系并非永久。当“事件”无症兆地降临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会发生改变；其二，人们会在联合过程中创造新历史。这就和经济决定论将历史理解为如同机械规律按照固有方式前进的论点产生了差别。

此外，阿尔都塞也否定了用正当的经济交往活动或是以法的普遍有效性说明人类历史是合乎目的的连续性活动的观点。人们不可能以占有观念的形式通过“自觉”的理论活动来推动历史变革。这种建立在人类普遍理性法则或目的性活动基础之上的解释只是由不变的历史本质制造的精神幻觉。在唯物论哲学传统中，哲学家们恰恰是要从人们的生活条件本身去思考如何创造历史。藉由意识形态的政治实践研究，基于创造历史的主体形成条件，阿尔都塞认为，“观念……无论怎样在形式上得到了证明，它们也只有在具备了群众意识形态的形式并被阶级斗争所采用的情况下，才可能获得历史的能动性”[1](217)。因此，这就有必要以政治主体为线索考察经济决定论、观念论与阿尔都塞历史观的异同。

媳妇缓过点神来。但脸还蜡黄着，嘘嘘地喘着气。哥们儿朝洛蒙想媳妇在老家是个有名的假小伙子。媳妇身体壮硕，冒冒失失，天不怕地不怕。春天敢独自一人爬悬崖捋榆钱儿，夏天敢一个人驾着犟牛去山坡种荞麦（那可是顶死过人的公牛呵！），现在却被城里小小的虫子吓倒了！他下地把媳妇扶起来，替她掸掉身上的土。

（3）临界线（轴）:在相对资源承载力动态分析图中，某时间段Ps=0之连线我们称之为临界线，若以此连线作为分析图中的坐标轴，我们称之为临界轴。某时间段同一研究对象（地区）的Ps值连线我们称之为Ps线。

一、批判经济决定论的主体观

实践主体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及它的表现历来是历史唯物论研究的重要问题。总体来看，以考茨基等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观点与“苏联教科书”体系，在历史唯物论的科学性方面没有异议，但在如何理解自然辩证法与《资本论》的关系上存在分歧。而这种分歧又来自于它们对于科学含义的理解。在这个问题上，他们都认同将科学解释为探索规律性的学问，是对研究对象本身蕴含必然性的解释。历史的必然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有应用科学方法对历史的本质进行揭示，实践主体才能依靠规律从事改造世界的活动。因此，人的功能只是将必然性的内容及时地反映到社会交往的各个领域之中，并在其中充当中介作用。而辩证唯物论则作为对象的内在联系与主体思维联系的桥梁发挥着联通思维与对象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之中，实践主体的价值选择无法介入到社会形式的改变之中。

具体到历史领域，经济决定论对历史的发展持有这种看法：生产关系完全是由生产力所决定。不同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只是生产力水平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结果。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社会形式会自发地由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历史就是由生产力所规定的具有普遍本质的连续性进程。由于它在过去和现在的表现中都维持了自身的统一，人类的未来便可以由此奠基实现因果性的必然关联。根据这种观点，无产阶级在政治实践活动中被搁置一旁。历史进程成为了与人的意愿完全无关的自发性活动。在其中，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程度通过两种途径来表现：

根据GB/T1730-93标准，将光敏涂料涂于表面光滑的专用载玻片上，置于光固化机中，在100%的光强下固化120 s。固化后将薄膜脱落，使用傅里叶红外光谱仪分别对固化前的光敏涂料和固化后的薄膜进行红外测试。

康德没有将人类历史理解为无数个体的共同活动，在历史之外，他引入了一个具有纯粹理性的先验主体，在他看来，人类的实践活动是否具有必然性并不取决于行动主体对于自身行动准则的认可，而在于实践行动的法则是否为先验理性法则所演绎，只有那些经过先验范畴演绎后的实践行动准则才具有必然性。由于先验主体只是在认识论的角度保证了实践主体的自由，这就为康德将历史解释为人的共同行动创造了理论条件：

由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直接呈现在实践主体对实践对象的认识之中，这就使实践主体处于“缺席”状态。人类活动在理论上则转变为没有“人”的参与。这是因为：实践活动的对象是没有主体参与的内容。历史原本是对人们实践活动过程本身的描述，经济决定论为了制造理论上的“规律”效果，将人类的实践活动过程解释为知识与对象之间在内容上从异化到克服，即重新回复到自身的过程。这种解释，虽然从反对唯心论历史哲学的立场出发，可以对抗以人的意志突出历史发展无序性的唯意志论的观点，但是，它却在引入“规律”解释人类历史的同时，否定了历史活动的属人性。

从这个观点出发，阿尔都塞认为，能够终结现有生产关系的力量只能来自于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并非仅表现为直接对抗性的社会冲突，也可以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其中，当统治阶级的力量压倒被统治阶级之时，现有的社会生产关系便会顺利运行，反之，则会逐步趋向瓦解。因此，在事件到来之时，广大被统治阶级只有不断地去意识形态化，才能利用这个机遇创造新的历史，从而获得自我解放。由于阿尔都塞采用了从生产过程所依赖的社会结构观点来解释历史，这就使他的历史观抛弃了以观念论的同质性和连续性诠释实践活动的观点，选择了以生产关系的异质性和社会结构的非连续性观点来阐明上述问题，使他的观点能够在克服经济决定论和唯心论历史观的基础上，找到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交叉点，即它在承认阶级斗争创造历史的同时，又没有将阶级斗争的范围完全限制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之中。如果坚持以无产阶级规模不断扩大的理论视域审视终结历史，那么，这种理论又会堕入经济决定论的陷阱。

如果以经济决定论的观点解读人类历史，那么，历史就是“无主体”的现实。历史相对于人的唯一意义便在于：它使人们知道自己因何如此，自己将要走向何方，在理解了过去和未来的运动轨迹之后，人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在劳动过程中，使历史的发展进程按照时间顺序的先后呈现在人们面前。然而，无论经济决定论如何回避人的意志问题，只要它解释的对象是人类历史，那么，它便无法回避历史活动的真正前提只能是人的存在及其活动。诚然，这种主张可以通过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形式中的“主人翁”地位为自己实现辩驳，但是，它依然难以解释以下三个问题：首先，它否定了阶级斗争对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推动作用。如果取消了这种观点，这就使历史发展完全成为了直线进程；其次，它否定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无产阶级的支配作用。在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维护统治的方式就是实现无产阶级对现有国家秩序的认同；最后，它否定了人们在追求自由过程中可以挣脱经济链条的束缚。人们追求的价值对社会现实具有导引和规范作用，在特殊条件下，可以实现对现有经济状况的超越。由于经济决定论将历史解释为按照特定目的、客观性的规范性活动，这就使阿尔都塞在汲取这种教训的同时，重新思考实践主体的历史地位。

牛皮糖稳住身子，很平静，但话语里透露着杀机。大家都看到了。今天就到此。我去治伤。你记着，你不得我脱皮。

二、批判康德及黑格尔的主体观

其次，原子化个人是主体形成的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之中，既然具体的个人先行于作为以生产关系为纽带的集体活动的整体，那么，个人在人类历史活动中便具有了独特意义。它体现在个人与集体之间存在着两种基本关系：其一，认同现有的生产关系。在这个前提下，个人会主动地融入到现有的社会分工体系中，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物质承担者积极地参与社会生产活动；其二，拒绝现有的生产关系。如果个人不同意自己被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内容所同化，这就迫使他必须从其他途径来反对现有意识形态内容的支配，并在与更多人实现联合的前提下促成新的历史主体。于是，这就为历史的创造性活动开辟了满足主体价值选择的空间，它的形成取决于没有被具体的社会结构所支配的独立个人。

用丙酮配制浓度分别为0.38，0.33，0.29，0.23，0.046，0.033 mg/mL的辣椒红色素标品溶液，以丙酮作参比，于波长460 nm 处测吸光度，以标品浓度为横坐标，峰面积为纵坐标，进行线性回归，得标准曲线(见图1中C)：辣椒红色素在0.033～0.38 mg/mL范围内呈良好的线性关系，回归方程为y=5.5226x-0.0112，r2=0.9999。

其二，决定生产力水平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作为劳动者天然能力的延伸，提升了他们认识和改造对象的活动能力。它是确保实践主体占有关于对象真理的根本保证，也是提升驾驭对象能力的前提。由于主体与对象之间存在的异化状态使前者为后者所支配，只有在劳动过程中，主体重新占有对象，也就是以生产工具为途径拥有关于对象的真理性认识，主体在对象之前丧失的自由才能重新为其所获得。因此，知识是人类以劳动形式获得的必然结果。人类的实践活动等同于关于对象的知识不断向主体复归的过程。因此，只有完成对知识的占有，实践主体与对象间的异化才能够得到根本上的克服，才能在改造对象过程中，重新获得自由。

其一，主体的内在一致性。历史是一种建立在人类活动基础上的连续性进程，不是某个人经历的记述。它只能由代表人们普遍意志的实践活动所构成。但是，这种代表人们普遍意志的活动又不是以每个人共同具有的相同意志所表现的。究其根本原因便在于，具体人的价值选择活动具有依赖于与经验性内容发生直接关联的根本特点。由于经验对象在内容上的特殊性，人与人之间在价值选择上便具有了分歧，如果承认这种分歧，那么，人类的历史活动便无法得到解释[2](109-126)。而康德预设的先验主体的巧妙之处便在于，先验主体只是实现人们普遍意志的认识论工具，它不具有任何具体性内容，也不做任何价值方面的预设，这就为统一具体人的个别意志提供了先决条件。人们在公共领域的共同生活便成为了具有普遍意志的主体的内在选择活动。

相较于康德以预设主体的方式解释包含普遍意志的人类历史活动，黑格尔则将人的自由发挥到了最大程度，这种自由是通过主体在自在状态中所经历的“空无”状态来实现的。在他看来，主体在“空无”状态所拥有的自由还不能算真正的自由，只能是任意的，人的真正自由的实现有赖于占有对象的本质，只有扬弃对象实存的外观，从思维的形式上占有对象，人才能从自在状态中走出，成为自为的存在。人类的历史活动就是绝对理念不断外化的过程，就是主体以占有理念来实现普遍意志的过程。在社会交往领域，它的具体内容建立在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因矛盾而使国家法不断扬弃自身的过程之中。当法在内容上消除了各种矛盾之后，它便能够成为包含普遍意志的内容，便具有了必然性。黑格尔选择了法及其现实化表现“主体”，这种解读与康德历史观明显不同：

其二，主体性在先。尽管康德并未就人们共同生活所应具有的主体性进行详尽的说明，但是，由于先验主体预设已经赋予了具体个体以一般性的思维法则，这就使个体在实践活动之先获得了主体性[2](121-123)。由于我与他人的交往需要，私人法便在社会交往和经济交往领域中被设定起来，成为了个体行动的一般准则[3]。这种主体性的赋予是通过以下方式完成的：首先，康德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为公众服务的知识分子身上。因为他们拥有纯粹理性批判的能力，可以为人类生活的现象界立法；其次，人们在日常交往过程中的互相检查与彼此担保，使公共生活的立法具有了“普遍意志”；最后，由于康德已经在人类生活的现象界消除了意志内容的矛盾性，这就为共同生活的必然性法则消除了可能威胁它的内容。

一方面，历史主体以不在场的方式支配主体。在历史领域，黑格尔没有效仿康德为人类的历史活动预设先验主体构筑具有普遍意志的具体活动，而是从实践行动的过程出发，通过思维的对象与关于对象的思维之间内容的差异将人类的活动诠释为“主体”缺席状态下的具体活动，以隐藏的“主体”实现了对具体人的支配；另一方面，历史是“主体”的目的性活动。黑格尔将人的自由理解为占有对象本质的目的活动。他把这种直接性活动扩大到整个社会领域，使个人与对象的直接性活动不仅建立在人与物的关系上，还要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中，并使后者具有了普遍唯一的关系。这就使人类历史产生了以追求目的为起点，以目的实现为终点的循环过程。这就否定了存在任何通往其他方向的可能性[4]。

其一，被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作为生产力的反映，随着后者水平的不断提高，表现为社会分工形式与经济生产之间的自动衔接。这种结果是资本家为了在商品竞争中攫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和剩余价值，使资本主义的生产规模满足其在世界市场竞争需要的表现。它在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从自由竞争过渡到经济垄断，扩大了无产阶级的组织规模。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统治关系被理解为异化关系。这体现在：无产阶级作为实践主体既是社会化生产的直接参与者，又是这种以实践形式表现出的统治阶级应用知识支配它的结果。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实现对自身异化的克服，才能完成解放自己的历史任务，获得管理国家机器的能力。

因此，在康德和黑格尔的历史观中，历史就是主体意志的完成，是按照人类价值选择的需要而建构的属于人类自身的世界体系。但是，这种观点虽然以人的普遍意志实现为前提，将历史解释为符合人的价值需要的实践活动，却在迎合这种需要的同时，抛弃了人们实践活动的前提是建立在现有的物质生产和前代人留下的生产生活条件基础之上的，引发了维持人的物质危机问题。不仅如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出现的阶级斗争之中，将法律解释为代表普遍利益的法则，已经暴露了黑格尔的法哲学体系不可能代表所有人的利益。

在阿尔都塞看来，这种以主体意志的实现解释历史的做法，只能是唯心论哲学家一厢情愿的幻想。“黑格尔或胡塞尔的理性的目的论的圆圈，使我们看到‘认识问题’的这一空间是封闭的空间”[5](51)，倘若历史存在目的或者起源，人们便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自由不是建立在实践唯一性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实践主体自身的谋划之中，这种谋划取决于具体的境遇，“只有通过理论上有根据的逃逸……建立新的总问题，才能够提出被意识形态的提法的再认识结构所歪曲的现实问题”[5](51)。因此，只有抛弃历史的主体预设或目的论的国家观才能使人们在政治实践活动中获得真正的自由。

三、历史是联合主体的创造活动

经济决定论将人解释为历史实现自身过程中的“旁观者”，而唯心论的历史哲学又忽视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活条件，强调人们的普遍意志是决定历史进程的唯一条件。无论哪一种观点，它们都不能充分说明人们在争取自由的过程中，是如何摆脱必然性对自身的束缚的。在阿尔都塞看来，目的论、决定论和起源论的解释无法理解历史的原因就在于它们将自身建立在已经完成事实的基础之上，进而对其进行揭示或反思，而不是从未完成的事实(意愿)角度去揭示人类的历史问题。他认为，只有从否定“偶然性”的怪圈中挣脱出来，才能从历史的本来面目去看待人们的政治实践活动。因此，这就促使阿尔都塞必须基于“偶然性”视域重新思考历史问题。

在阿尔都塞看来，人类的历史活动是由具体的人参与的物质生产活动，这是人类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但是，它又并非纯粹地表现为人借助生产工具与对象之间的直接关联性活动，而是表现为建立在广泛社会分工基础上的集体协作活动。人们若想使这种生产活动不断地延续下去以满足自身需求，就需要不断地以再生产过程来维系现有的生产活动；既然人们的生产关系需要在生产过程中延续，那么，在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之中，便有相应的话语来完成这个职能——使他们认同并维系现有的生产关系；而一旦这种支配社会运行的意识形态体系瓦解，那么，它的物质存在形式——法律、道德等也将难以维继，从而使现有的生产关系趋向瓦解，并终结既存的社会政治结构。

并且，实践主体也成为了不关涉对象的中介。历史活动表现为人们在追求价值过程中对社会事实的规范性活动。由于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否定了人的价值，这就使历史活动缺少了蕴含于实践活动中的规定性，使它蜕变为表现着某种社会事实的活动。经济决定论的主张为了否定主体的作用，从认识论的角度对主体的概念进行了相应的改造。它的结果就是使主体成为了实践对象与知识之间的中介。主体只是一种可以言说的工具，它的功能仅在于以自己的言说能力将关于对象的内容表达出来，这就使人的地位被降低到和客观的对象物等同的水平上，否定了人在历史活动中的创造性。

同时，阿尔都塞也否定了历史的发展取决于所有人的共识，因为这种观点不可避免会与唯心论发生关联，而是强调要注意意识形态在政治实践中的积极功能，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使观念能够为群众‘意识形态的形式’所采用，这不可能单纯通过宣传来实现，而是有赖于阶级斗争的种种组织形式”[6](218)。通过意识形态的凝聚力量，人民群众才能联合起来，成为创造历史的主体。而这种政治实践主张与他就历史主体的重新界定有着密切联系。阿尔都塞认为，以意识形态形式塑造出的历史主体有如下三个特点：

首先，主体的不在场。具体人的活动只能是基于自身需要的感性活动，还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历史活动。历史活动只能是基于人民群众的整体性，但是，这种整体性又不存在于现实之中。如果为现实人的历史活动引入“主体”因素，那么，这个“主体”只能是特定话语的产物。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的功能就在于把具体的个人“询唤”为主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并非各种法律所规定，而是由法律的意识形态效果，即法在缺席状态下产生的虚假关系所完成。这种效果来自于产生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它以言语为媒介通过知识形式支配具体的个人与其生存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使具体的个人与作为整体的历史主体之间存在着一种想象关系，并使之转换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承担者[6](298-300)。受此启发，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从具体的现实表现出发，与各种话语对抗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话语霸权。从而使人民群众能够在话语体系的支配之下结成总体，但是，这种历史主体的整体性仅仅是由话语来塑造并承担的，而并不是某个具体人，更不是唯心论强调的人的普遍意志。

与经济决定论在历史领域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对于人类历史的推动性作用不同，唯心论的历史哲学则基于主体角度将历史解释为建立在理念或先验主体基础之上合乎价值选择的人类实践活动。在它的理论视域中，现实的含义不是指客观的物理存在物，而是主体目的性活动的结果。在历史领域，这种观点认为只有为人类的价值选择性活动排除偶然的、任意的影响，实践的主体才能在共同价值取向的基础上向着特定目的共同前进。不过，在如何理解实践主体上，康德与黑格尔的理论出发点却并不相同。

最后，意识形态形式的历史主体必须有具体的政治组织或个人作为维护总体的“制约者”。这个问题在阿尔都塞论述意识形态如何把个人传唤为“主体”的解释中并没有被给予更多探讨，他只是从意识形态相对于实践的重要性与具体的个人作为意识形态的物质承担者的角度论述了话语的重要作用。[6](302)这种解读很容易给人造成误解，以为这种历史主体的形成仅是单纯话语实践的结果，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由于缺少类似国家暴力机器的有效制约作用，以话语形式联结的政治实践主体的结构极为容易因社会形势的变化而丧失对人的感召力，使正在形成的联合趋于瓦解，从而使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归于失败。应当说，阿尔都塞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马基雅维利与我们》中，他以“新君主”的暗喻不仅强调了政治组织在宣传与组织人民军队中的重要性，也强调了他必须善于调动各种惩戒形式防止正在形成的联合趋于瓦解。而这种惩戒方式大体上可以被划分为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从积极方面来看，“新君主”要成为人们追求理想的化身，要使人们能够在他的身上看到自己，并促使人们积极地投身于实现这种理想的政治实践之中，即“对主体和被传唤为主体的个人的镜像的承认”[6](302)；从消极方面来看，他要调动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各种“恶”的形式使加入者意识到破坏联合的行为将会受到惩罚[6](407-410)。相对于具体的个人而言，他要“自由地接受了对主体‘诫命’的臣服地位”[6](312)。这种“臣服”对于政治实践活动而言十分重要，以致于“除非由于主体的臣服，除非为了主体的臣服，就不会有主体的存在”[6](312)。正是如此，以人民联合形式存在的政治实践主体才能够创造历史。

盱眙县明祖陵镇陈某饲养大小猪共150头，其中45日龄猪12头，90日龄猪10头（均为自家母猪繁殖），二窝猪相继出现发病现象。有的猪精神沉郁、食欲减少，出现急性死亡未见体温升高；病程长的病猪，体温在41～42 ℃；有的猪开始出现便秘，1～2 d后有的出现腹泻现象；病猪步态不稳，走路肌肉震颤，四肢无力，倒地四肢呈划水状，叫声嘶哑；病程长的猪身上出现红色斑块、消瘦无力、拉稀、眼脸苍白水肿，1个月左右衰弱死亡（已经死亡4头份）。

由于阿尔都塞基于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对历史主体概念在上述三个方面进行了改造，从时间上来看，这就使他的历史主体观在形式上表现为“暂存”的人民联合。这是因为，只要有特殊利益集团出现，这种联合便会遭到破坏，那么，对于代表人民利益的组织或个人而言，它就必须设法以共同理想的方式重新实现人民的总体性联合，从而改变人民被特殊利益集团支配的政治现状。换言之，阶级斗争在历史领域乃是不可避免的。而如果将这种“暂存性”引入到历史领域，便可以得到两个独特的论点：

为了有效利用护理人力资源，充分调动护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不断提高护理质量，我院根据卫生部关于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完善分配激励机制的相关决策要求，在重症监护病区(ICU)率先开展了护理绩效考核制度的建立与实施，取得很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其一，创造历史的活动不再为代表普遍意志的观念论所决定。唯心论的历史观为了突出人类历史选择的必然性，将人的意志诠释为所有人应当具有的价值选择，排除了个体选择的偶然性。由于阿尔都塞实现了对历史主体的重新解读，这就取消了代表普遍意志的先验主体预设或法的合法性，从而使之转变为意识形态的支配效果。由于实现人民的联合必须借助唯物论哲学的理论武器，即批判性话语的力量能否真正发挥效果取决于，它是否能够从现实出发，在指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统治的虚假性同时，回应人民的共同意愿。这就使人类历史转变为由两种趋势所主导的政治实践活动，一种是由统治阶级执行的维护意识形态统治的政治活动，另一种则是由被统治阶级以共同理想所建立的联合大众的政治反抗活动。由于双方在历史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取决于各自在社会领域中的实际表现，这就使创造历史的活动不再是所有人共同参与的活动，而是取决于阶级斗争中占据优势的一方。因此，这就使阿尔都塞的历史观在强调人民共同意愿的同时，又保留了使之得以产生的现实性。

其二，创造历史活动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能否利用机遇使人民的意愿主导社会现实。机械唯物论将历史解释为没有主体参与的活动，这就将社会形式的改变视为与经济发展水平彼此适应的自动演变过程。由于阿尔都塞将创造历史的活动解释为在意识形态支配下的个体参与活动，并且这种参与又必须同时考虑人民的意愿与现实处境，这种解读就使人类的历史活动既要考虑到已有的经济基础之中阶级矛盾的表现形式，又要从人民的共同意愿出发，以人民联合的形式使旧的矛盾服从于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从而使无产阶级不再被动地等待自身力量的壮大，而是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稳固和保证自己的政治地位。因此，这就使社会形式的改变与经济发展程度之间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分离，即社会形式的改变不再为相应的物质基础所完全决定。在不具备物质基础的情况下，机遇的到来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提供改变既存的社会政治形势的条件，以实现人们争取自由的愿望。

“做好食品安全工作不仅仅是监管，更应该是服务”。本着这一理念，工作中全科上下拧成一股劲，以“监管+服务”为原则，以“着力改善发展环境”为目标，大力推进商标名牌战略，进一步鼓励、支持、培育一批具备市场竞争力和静海特色的“新生代品牌”，促进食品行业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通过培育发展，“陈官屯冬菜”成功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静海区炒货行业已拥有“岳城”等市级著名商标5件。同时，通过实施“明厨亮灶”，让“舌尖上的安全”看得见，“量化分级”使“笑脸”走上百姓餐桌，“严格评创”完善餐饮监管长效治理机制，努力为消费者营造出“诚信经营、放心消费”的餐饮消费环境。

结 语

鉴于阿尔都塞基于自己对意识形态塑造主体功能的理解实现了对历史主体含义的重新解读，“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哲学范畴在历史领域中的位置便相应地发生了根本颠倒，实现了他所追求的“偶然性”在先的理论目标。从无产阶级在法国社会的政治实践需要出发，阿尔都塞以“偶然相遇的唯物论”捍卫了历史唯物论强调的阶级斗争原则，肯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应当主动与群众接触，积极地争取联合，从而改变历史。不过，在阐述新的政治实践理论的同时，他并没有忘记以此来进入政治哲学史，寻找其理论上的同盟军——伊壁鸠鲁、霍布斯、卢梭与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文本，以表明这种政治实践绝非只见于列宁、毛泽东，甚至马克思。正如阿尔都塞在《论偶然的唯物论》中所言：“被构想为‘偶然相遇唯物论’的哲学对自身的未来抱着确信的态度，这是因为，其功能的主旨就是对事实进行思考，并在必要时通过从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吸取教训而先行于事实。”[7](194)在这个传统之中，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他们都不是等待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去适应那个“大工业”的出现，并等待无产阶级的壮大。“哲学应当离开书斋而深入到人民群众之中(毛泽东)”[7](194)，以使人民群众能够掌握它，自觉地与各种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进行斗争。因此，“仅在世界史中，我们可以说，万岁！哲学的首要性！这是最后的斗争！我们曾经取得过胜利，今后也会如此。这是永不可逆转的潮流”[7](19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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