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宣翻译的特点及原则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一方面，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由重在引进转为重在输出，实施了一系列的“走出去”的战略举措；另一方面，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在全球治理等诸多领域做出贡献，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得到加强，使国际社会认识、了解中国的需求不断增多。中国的崛起，对整个世界是个好事，对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对某些西方国家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它们诋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千方百计阻挠中国的发展，甚至抛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这里有深层的原因，那就是西方国家长期对中国怀有偏见和敌意，对中国独特的文化制度认识不够、理解不透。另一方面，我们一些好的思想观念，没有很合适的国际表达，有时别人听不懂，有时使人产生误解，也就是没有达到对外话语融通。如“一带一路”最初译成“One Belt and One Road strategy”就引起了西方人的反感，以为中国在实施侵略战略，火药味比较浓，后来改译为“Belt and Road initiative”才稍为好一点，但仍然不能完全改变它们的错误观念。

对外话语融通是外宣翻译的应有之义。外宣翻译既要体现中国立场，准确阐释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有效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也要把握国外受众思维习惯，运用国际能够广泛接受的表达方式，使我国的对外话语易于接受和传播。

一、外宣翻译的特点

外宣翻译是指各级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个人等通过各种媒介或交流平台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对外宣传报导的翻译。外宣翻译是特殊翻译，兼有“宣”和“译”的属性，所以国内翻译界有外宣翻译是姓“宣”还是姓“译”之争。外宣翻译兼有“宣”和“译”的属性表明，译者身兼两职，他既是传统意义上的翻译工作者，起“传声筒”的作用，同时也是对外宣传工作者，肩负对外宣传的使命。译者翻译的过程就是对外宣传的过程，译作就是对外宣传的内容。外宣翻译不完全等同于广义的汉译外。对外宣传是个广义的概念，涉及一系列活动、一系列行为，其中包括文本或口头活动的话语的语言转换问题。专门的外宣活动有明确的目的性，它有特定的出发点、行为主体、目标受众，有明确的、希望达成的效果，这是广义的汉译外行为未必具备的。作为特殊的翻译类型，外宣翻译既有普通翻译的特点，如同样是文字转换和文化信息的传递，但也有其迥异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受众的多样性和传播效果的差异性

外宣翻译的读者主要是国外读者，国内读者一般阅读本族语写的宣传文本，如阅读外宣翻译文本，主要是想提高外语水平或做翻译研究。国外读者是相对国内读者而言的，是个宽泛的受众群体。从政治制度分，有资本主义国家的读者，也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读者；从文化语境分，有高语境文化(如日本、朝鲜等)的读者、低语境文化(如德国、美国、法国等)的读者和中等语境文化(如希腊、意大利等)的读者；从价值取向分，有重个人主义国家的读者，也有重集体主义国家的读者；从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看，有友好国家的读者，也有不那么友好甚至敌意国家的读者；从宗教信仰看，有信仰基督教的读者、信仰伊斯兰教的读者、信仰佛教的读者和信仰其他宗教的读者。由于不同国家的读者的文化背景、政治态度、宗教信仰、价值观念、认知方式、审美情趣、社会习俗都彼此迥异，因此，外宣翻译的受众也表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受众的多样性与外宣翻译的传播效果密切相关。同样的外宣内容，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反应，因而传播效果存在很大的差异。具体而言，如果受众的认知结构与传播主体所传递的信息之间具有一致性，或者说，受众的“既有倾向”与所传递信息相融，这时受众会倾向于对这些信息采取“优先式解读”。如果受众的认知结构与传播信息之间相矛盾，亦即两者之间相排斥，这时受众会产生所谓的逆反心理，对这些信息进行“对抗式解读”。如果受众的认知结构与传播主体所传递的信息之间既有相同部分，也有矛盾部分，这时的受众自身的认知图式对这些信息进行“选择性解读”，以利于自己的决策[1]。因此，相同的外宣内容，相同的表达方式，在一国的读者能接受，在另一国的读者那里可能引不起他们的阅读兴趣，甚至抵抗，这些皆是他们的政治态度、价值取向、宗教信仰等因素使然。所以外宣翻译要从受众出发，根据不同受众的文化背景、价值取向、信息需求和阅读心理，采用不同的宣传文本，尽力传播文化间的相似点，避免与读者的主流价值观相冲突，满足特定文化群体的信息需求，“在语言风格和思维习惯方面体现受众中心化”[2]，最大限度地获得读者的认可。

(二)文本的选择性

内宣和外宣的区别在于宣传文本的不同，有些内宣文本不一定适合外宣，如选材不当，宣传效果会适得其反。如过去宣传计划生育的内宣文本就不宜外宣，因为会给西方读者落下中国不讲人权的把柄。同样地，有关中国城管执法也不宜对外报导。因为城管执法在国内也是负面新闻多于正面报导，在西方读者心目中，中国的“城管”成为暴力执法的代名词，就连“城管”都是音译成chengguang，以示其特殊含义。当然，涉及国家机密的文件更是不宜外宣翻译，否则有泄漏国家机密之嫌。还有随处可见的具有中国特色宣传标语(如政治宣传标语、城市宣传标语、农村宣传标语、计划生育宣传标语等)也不宜外译。这些宣传标语有的起政策导向作用，有的告知城市/农村建设规划，还有的规范市民的文明行为，对国内读者产生深刻的影响，但如外译宣传，对国外受众产生不了影响。因此外宣翻译的译者应该起到“过滤器”的作用，对外宣文本进行筛选和过滤，对不宜外宣的文本坚决不译。在外宣翻译中，译者起着不可或缺的把关作用，其专业性不可替代。译者对外宣文本所做的进一步合理操作是外宣文本得到良好接受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外宣行为取得良好效果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中国良好国家形象建构的必要条件之一[3]。对于不宜外译的文本，译者要与原文作者或宣传单位进行协商沟通，说明不宜外译的理由，以免落个“失职”或“推诿”的名声。

·一年后，程云染接任第二任盟主，白羽令、江湖盟三条规则都是程云染在任时制定，也是在程云染任职期间，江湖盟正式成为江湖中的重要力量。

综上所述，通过阅读大量有关CT辐射防护研究资料，回顾分析笔者认为对CT辐射防护方法总结如下：（1）对CT扫描的剂量严格规定，确保参数设置的灵活性，综合患者的实际情况确保医师操作技术的准确数量，确保图像质量从而能够达到辐射剂量最低下，获取最高图像质量；（2）合理选择屏蔽方面并且积极研发新型屏蔽设备。下一阶段需要针对CT设备的全面辐射防护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

(三)文本的真实性和时效性

此外，外宣翻译还有文化性、政治性、严谨性等特点，鉴于有关文献已经作过阐述，而且在下面的外宣翻译原则中多少有所涉及，在此不再赘述。

(四)翻译策略的灵活性

外宣翻译的目的是传播中国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为使译文读者阅读译文的效果达到源语读者的阅读效果，译者在忠实原文的基础可采用灵活多样的翻译策略。Peter Newmark认为，外宣翻译是一种交际翻译，强调受众的理解和反应，译者可以对原文本进行调整以适应目标语的语域和风格[4]。实际上，有些按照汉语思维写的对外宣传报导如一字不落地译成外语，这样的译文在语言层面是不符合译语行文习惯的。比如，我们在报导经济建设中所取得的成绩时，喜欢加上主观性的评论话语，如“这是在某某英明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成绩” “是社会主义优越性之所在”等。实际上，客观报导如加上主观评语，违反了新闻报导的客观性原则，反而会给读者“假、大、空”的感觉，其宣传效果适得其反。用事实说话是对成绩最好的脚注。从传播学角度看，外宣翻译是一种信息传播活动，注重传播效果，即信息引起的各种反应。因此，外宣翻译有别于其他翻译，具有信息突出性、信息召唤性、信息简洁性的特点[2]。所谓信息突出性，是指突出宣传报导的信息价值，删除无关紧要的文字。所谓信息召唤性，是指外宣翻译应该注重读者反应。所谓信息简洁性，就是削繁就简，使译语文字简洁精练，符合译语表达方式。译者应根据外宣文本的文本类型、使用场合、使用目的等不同因素，遵照不同的翻译原则，采用不同的翻译手段。如政策性文本宜采用直译为主的方法，而新闻报道等类型的文本在文字转换过程中往往采用编译、摘译、缩译等方式。

(五)是译者的主观能动性

We must always stick to this theme, continue to develop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work hard to reach the goal.(P7)

课堂教学不单是为了让学生掌握语文知识技能，还是学生和教师进行沟通交流，培养感情的主要场所。只有拉近师生、生生之间的关系距离，学生才能敞开心扉，真正融入语文学习中。因此，语文教师要增加和学生进行沟通交流的机会，为学生创造与其他同学交流探讨的时间。比如在进行《观沧海》文章教学时，教师可以和学生开展互动交流。教师可以首先提问：“同学们，在你们看来，曹操是枭雄，还是奸雄呢？”学生会根据教师的问题展开激烈的探讨。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可以和学生多进行交流，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进行分享，和学生一起探讨。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从而让学生爱上语文学习，提升语文学习的主动性。

外宣翻译的目的就是真实、客观地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传达给国外受众，使其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现状。因此，外宣文本应该具有真实性，译文也要以传递信息为依归，务求真实、确切，做到信息等值，语言应该朴实，切忌词藻堆砌，真正做到“事实胜于雄辨”。文本的时效性有两层含义：一是文本在一定时期和地域有效，一旦时过境迁、政策发生变化，文本内容自然失效；二是国外受众通过译文文本的阅读迅速了解事实，并在此基础上，有了心理和文化认同感。

二、外宣翻译的原则

外宣翻译是翻译的一种形式，必须遵循翻译的一般原则。翻译的一般原则，一言以蔽之，就是忠实原文，表达通顺，文体贴切。但外宣翻译是一种目的性很强的文化活动。为了达到其预期效果，外宣翻译必须根据自身的特点坚持某种原则，如“外宣翻译三贴近”原则(贴近中国发展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5]，“内外有别”原则(把内宣和外宣区别对待)，“外外有别”原则(根据不同的受众采用不同的宣传文本和翻译策略)，等等。这些原则对外宣翻译都有很强的指导性。下面对这些原则进行细化：

(“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3个同义结构短语，增强了表达的语势和气势，其核心意思就是“共命运”，所以译文对原文进行删减，而非逐字对译。)

(一)政治意识和国家利益原则

有些外宣翻译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体现了源语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6]。这一特殊性决定了外宣译者要有很高的政治敏感性，因为相对于外宣文本的语言功能而言，其社会功能更为突出[7]。

任何翻译都受意识形态操控，政治是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制约作用尤其明显。译者的所有翻译活动都应该在政治操控下“画地为牢”，不可“越雷池一步”，违反政治原则、触犯国家利益，将受到惩罚。社会主义国家是这样，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如此。资本主义国家虽然言论自由，党派之间会相互攻击，诋毁对方的政策，甚至个人还可以谩骂总统或其他国家领导人，但在对外方面保持统一口径，绝不做有损国家形象的事或发表破坏国家统一的言论。

准确性原则是翻译的基本原则。翻译的准确性主要是指用词用语的准确性。用词不当轻则不能表达源语词语含义，重则引起国外读者误解。比如，“毛泽东思想”的翻译，是翻译成Mao Zedong thought(Mao Tsedong thought)还是Mao Zedong’s thought？从“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内涵来讲，译成Mao Zedong thought(Mao Tsedong thought)更准确，因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如果译成Mao Zedong’s thought，变成他个人的思想，这是不对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个词语在《汉英大辞典》中被分别译成family planning policy和birth control policy,就明显忽略了跨文化意思的考量。前者在许多西方读者眼里实则指“鼓励生育”，而后者除了容易让人产生忽视人权的法理困惑外,还混淆了“计划生育政策”所实际倡导的“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本质内涵[10]，译为one-child policy就体现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内涵。李克强在任期第一份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建立大部制”，外国汉学家在翻译时出现了理解问题，译成了“to build bigger ministries”。李克强的意思并非要将部门规模变大，而是把一些部委的功能合并，减少重叠，建设服务型政府，因此正确译法是to merge government agencies to reduce overlap administration (power)。“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有特殊含义，官方翻译为political restructuring。很明显，这个英文表述的含义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并非根本的政治体制的变革，而是内部运行组织或结构上的改革[6]。“打铁还需自身硬。”有下面几种译法：

外宣翻译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翻译，政治意图更为明显，也更加注重国家形象的建构与国家利益的维护。“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国家的对外宣传和翻译工作实际上都是坚持本国所持政治立场与方向，服务本国利益与形象建构的政治表现行为与意识形态传播活动。”[8]因此，外宣译者需要头脑清醒，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高度的政治敏感度。例如，我们的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其中的“多党”是指各个民主党派。如果中国的“民主党派”译成“democratic parties”，西方受众就可能会产生误解：把共产党等同于不讲民主的专政党。译成“other political parties or groups”可以淡化外国人头脑中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完全对立的错误印象[5]。

外宣翻译中，当涉及领土主权、重大国家领域等问题时，关键词语的翻译要 “以我为主”，注意摒弃其中对我国不利的意识形态符号，特别要注意避免译词产生的不当政治含义，因为“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字是一个国家的重要标志与符号，在对外宣传中坚持用自身文字及其称谓来指代本国事物既是对外传播本国语言文化，提升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形式，也是扩大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表现”。比如，我们在对外宣传“南沙群岛”时，就不宜将其翻译成西方人所称的“the Spratly Islands”或“the Spratlys”，而应该采用“Nansha Islands”的形式来表明我方的国家主权利益[8]。“钓鱼岛”应为Diaoyu Islands，而不使用Senkakus(尖阁列岛)，以维护中国政府和人民不承认日方对该岛屿的拥有权。“中国大陆”应该翻译成China’s mainland，而不采用西方国家媒体常用的mainland China，因为以mainland作为China的修饰语，暗示“大陆”以外还有另一个中国(主要指台湾),译成China’s mainland避免产生“两个中国”的暗示意义[9]。“中外合资企业”可字面理解为“中国和外国的合资企业”，但实际上还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合资企业，如果是后者，把“中外合资企业”译为Sino-foreign joint venture是不对的，等于把它们当作国家看待，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二)准确性原则

土木工程的项目施工过程有很强的流动性，当前施工工程规模不断扩大，造成了当前土木工程的施工地点往往不固定，施工中需要进行多次的移动。同时，土木工程中施工人员大都未能经过完善的训练和学习，专业施工技术的缺乏使得土木工程施工技术使用存在不足，且施工人员流动性强。这两类问题往往造成了施工内容和施工质量的不稳定，直接影响了土木工程施工效率和施工质量。

(1)To be turned into iron, the metal itself must be strong.

(2)To forge iron, one must be strong.

工作了几个月后，黄雯知道了自己当初会被转正的原因：原来在黄雯实习的时候，注意到业务部业绩很好，材料却很乱，尤其一些客户的电话号码关键时刻总是找不到。于是黄雯就每天抽出一定的时间来专门整理这些客户的电话，等黄雯实习完的时候，这些客户的资料已经整理得很整齐了。而就是这份资料，业务部一直想整理，却始终没有人愿意整理。

影响添加微胶囊的相似试件的力学性能的因素很多，笔者主要考虑的因素是微胶囊的掺量、粒径、养护龄期。因此选用掺量(0.2%、0.5%、0.8%)，粒径(150、200、300 μm)，养护龄期(3、5、7 d)进行试验，通过试件愈合前后的力学性能研究裂隙修复情况。采用正交试验设计方法，选用L9(33)正交表(表1)。

“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原意是指打铁的人需要有着强健的体魄，而习近平的喻意是：一个政府要想做出成绩，需要从严治党，清正廉明，这里的“铁”正是用以比喻“党”，从这个角度理解，(2)(3)译文更准确。

2017年7月，中国电影《战狼2》上映，非常火爆。英国BBC于8月4日发声，评价该片是一部“民族主义动作电影”(nationalist action film)。nationalist在英文中常带有贬义，指某人怀有一种“本民族优于其他民族”的非理性情绪。而对于大名句“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BBC是这样翻译的：“Anyone who offends China will be killed no matter how far the target is.”这句话可直译为：无论目标多远，冒犯中国的人都将被杀死。该译文给西方读者的印象是“中国人全是惹不起的民族主义者”，这样，中国及中国人多年树立的亲善形象，毁于一旦。其实，“犯我中华者”中的“犯”应该是“侵犯、攻击”(invade/attack)之意而不是“冒犯、触怒”(offend)的意思，后者的词义分量过轻。这也是用词不当的典型例子。

外宣翻译中，有些词语最初的翻译不符合目标语言的习惯表达，现在改为更准确的表达。如汉语的“精神文明”是和“物质文明”相对应的，译为spiritual civilization。但在英语中，spiritual一词具有宗教色彩，所以曾经有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精神文明”避免译为spiritual civilization，而译为cultural and ideological(或ethical)progress。“宣传”旧译propaganda,propaganda在英语中有贬义，现在改译为publicity。

1.5.1 提取DNA 将鱼体背、腹两侧及尾部肌肉200 g剪碎后使用DNeasy®Blood&Tissue Kit试剂盒对样本进行提取，按照说明书的步骤进行操作，所得DNA溶液作为PCR反应的模板。

(三)话语创新原则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11]

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是外宣翻译的应有之义。对外话语体系的根基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其独特的历史文化、独特的发展道路、独特的价值观念既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也是我们对外宣传的底气和源泉。中国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理念的更新，必然会出现大量独特的文化词语。中国的对外话语体系是由具有中国特色文化内涵的术语词汇构成的，这些文化词语没有现成的目标语汇可用，翻译创新也就成为必然。

从某种意义上说，翻译本身就是创新。翻译是再创作的观点已成为译界的共识。外宣翻译话语创新就词语而言，有两层含义：一是通过音译词语创造新词。许多独特文化词语没有相应的目标语语汇，只好音译。有些音译由于反复使用，成为目标语词语，如“阴阳”“风水”等，有些词语的音译只是临时借用，后来被意译取代，如“小康社会”音译为xiaokang,现在意译为moderately well-off society(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二是通过直译或意译赋予目标语词语新的含义，实际上是中式的思想穿上西式的外衣。比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的概念，在中国语境下有特殊含义。“住房公积金”(housing provident fund)指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事业单位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其他的如Deng Xiaoping Theory(邓小平理论)，“Eight-honor and Eight-shame”outlook(八荣八耻)，Three Represents theory(三个代表理论)，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科学发展观)，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the economy’s “New Normal”(经济“新常态”)，anti-graft campaign(反腐运动)，Internet Plus(互联网+), the strategy of “Made in China 2025”(“中国制造2025”战略)，debt-for-equity swaps(债转股)，deleveraging of SOEs(国企去杠杆)，“zombie” enterprises(僵尸企业)，等等，这些词虽然穿上西式外衣，但是具有丰富的中国思想内涵，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

(四)语用对等原则

翻译的最基本原则是语义对等，最高原则是语用等效。所谓语用等效是指翻译时在理解语言的明示意义和暗含意义的基础上，舍形取义，用译文中最贴近而又对等的自然语将原文内容表达出来，以求等效[12]。语用等效表现在词语、语法、语义等不同层面。外宣翻译要做到语用等效，就要了解中外语言的表达差异。有些中文表述，如按字面直译成英语，就不符合英语表达习惯。如“请保管好个人物品”，译成Please take care of your personal belongings，就不如译成Please Do Not Leave Your Personal Belonging Unattended地道，因为Please take care of隐含责备人没有保管好自己财物的意思，应纠正错误的意思，用在这里不恰当，建议译文“不要不照管”的意思，没有责备的隐含，语气也更委婉礼貌。“老弱病残孕专座”如译成Seats reserved for the elderly, the weak, the ill, the disabled and the pregnant，就会引其读者不好的联想。在中国文化中“老弱病残孕”受到社会的尊重和照顾，但是在西方文化中不少人觉得这样的做法是把他们看成有缺陷的人，为了尊重英语国家的习惯，这里应译成Priority Seating/Courtesy Seats。汉语中同样的意思往往有多种表达形式。比如，“禁止践踏草坪/花草”的公示语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而同样与之具有强制性社交语语用功能的变异的表达有很多，表现出汉语丰富多彩的公示语表现形式。笔者在江西财经职业学院就看到了如下公示语：一花一草皆生命，一枝一叶总是情；多一片绿色，多一份静美；花草能装扮校园，更能美化心灵；花果共赏，严禁采撷；绿色环保，从我做起；足下留青，手下留情；爱护花草，从我做起；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您的呵护。笔者所住的凯美怡和小区也有这样的公示语：绿草茵茵，脚下有情；爱护绿化，关心未来(原译：Cherish flower and grass to care about future)；小草也有生命，请您脚下留情；朵朵小花草，寸寸园丁心；追求绿色时尚，拥抱绿色生活；草木皆生命，足下请留情。在修水县的马家洲公园，笔者还看到这样的公示语：手上留情花自香，脚下留意草如茵；我的发型很酷的，请不要弄乱了哦！请爱护花草，您向花儿点头，花儿向您微笑；你给我多一些爱护，我给你多一些芬芳；绕步三五步，留得草儿绿；小草给我一片绿，我给小草一份爱；您给我一份温馨，我给您一点清新；小草依依，请您爱惜；芳草青青，踏之何忍；小心迈步，花草需要您的呵护；小草睡觉，请勿打扰；草木无情皆愿翠，行人有情多爱惜；我很弱小不能承受您大脚的亲吻；小草正在生长，踏入请想一想；青青园中草，暖暖心中情；手边留情花似锦，脚下留意草成茵；小草正在生长，踏入请想一想；青青园中草，暖暖心中情，等等。从语用等效角看，上述公示语无论有多么煽情，多么富有诗意，其语用意义是相同的，都可以译成“Keep away from the grass，please”或“Take care of the grass，please”。

(五)信息凸显原则

所谓信息凸显原则是指根据不同国外受众的信息需求、思维习惯和接受心理，调整原文结构，突出重要信息，弱化或虚化无关联信息。信息可分为核心信息、次要信息和冗余信息。核心信息可以是明示的概念意义，也可以是暗含的概念意义以及潜在的文化、美学和风格信息，甚至形式。如果核心信息没有传达，译文可认为是不合格的译文；次要信息是指原文中具有一定价值的信息，在翻译中具有从属性，如果在不影响核心信息以及译文通畅的前提下能传达为最佳，但如果与核心信息及译文通畅有矛盾可考虑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冗余信息是指原文中多余、混乱或者错误的信息。由于外宣翻译中很多稿件原来是为国内读者写的，其中很多信息在中文中并不冗余，但在翻译中如以目的论来评判则变为冗余信息。针对冗余信息，译者应该果断剔除[5]。英文表达中，一般不会出现同义的重复，如果把两个同义或意义相近的词放在一起，就被认为是产生了冗余信息。而汉语中，有时为了加强语气，却经常加上一些意义重复的修饰词，如“毫无根据的捏造”“共同合作”等。如把它们译为groundless lies和common cooperation就太不恰当，应该把表达冗余的信息去掉。再如，南昌城市规划用语：“全市一盘棋、一个调、一条心，建设美丽南昌、幸福家园”，其中“一盘棋、一个调、一条心”是个形象比喻的说法，讲的是同一个意思，也就是共同的目标(common goal)。下面例子选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其中划线部分就是冗余信息：

(1)我们要紧紧抓住这条主线，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聚焦点、着力点、落脚点。(P7)

外宣翻译文本的选择性和翻译策略的灵活性表明，译者具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一方面，译者不会对外宣文本不加甄别地全部照译，而是有选择地翻译，另一方面，外宣文本的翻译不是字比句次的翻译，而是追求功能对等的翻译。在功能对等的前提下，译者可以采用灵活机动的翻译策略。这些都是译者主体性发挥的表现。

(3)To forge iron, you need a strong hammer.

(2)这“三个总”的概括，高屋建瓴，提纲絜领，言简意赅。(P10)

The foundation, plan and objective are succinctly and pointedly defined.(P11)

(3)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P16)

——and maintain close ties and share good and bad times with them.(P17)

区块链技术的基本特点是区块链得以成为区块链的关键，而功能特性则是对数据进行不同的语义赋值之后得到的特性，例如：可追踪、匿名和可编程。

纽马克的交际翻译原则告诉我们，交际翻译注重功能，强调译文的效果，为突出信息，译文不必保持原文的形式和比喻元素，可以牺牲原作的特点，调整原文的思想与文化，让读者读懂，允许对原文加以增删整合，所产生的译文通俗易懂，清晰规范，自然通顺，符合特定的语域范畴。例如：

这种形势下，专业的人在西王做得了专业的事吗？对于大纪和大龙来说，他们是西王的“外人”，尤其是大纪，在集团和俱乐部来说属于“客人”，最终的话语权在西王老板及其老乡身上；大纪本身的性格特点，也决定了他不争不抢，对于西王方面的一些不合理的事情，估计大纪也难有勇气去抗争。

(4)“烟水苍茫月色迷,渔舟晚泊栈桥西。乘凉每至黄昏后,人依栏杆水拍堤。”这是古人赞美青岛海滨的诗句。青岛是一座风光秀丽的海滨城市,夏无酷暑,冬无严寒。西起胶州湾入海处的团岛,东至崂山风景区的下清宫,绵延80多华里的海滨组成了一幅绚烂多彩的长轴画卷。

北美刺龙葵也是诸多植食性昆虫的“港湾”，增加了作物的染病率[5]，昆虫包括马铃薯甲虫、美洲马铃薯跳甲、马铃薯茎象甲、马铃薯尖翅木虱、红叶螨[6]。在美国西南部地区，北美刺龙葵正逐渐成为花生田里极具危害性的问题杂草，其在沙质土壤中与花生一样生长良好，与作物竞争养分。它的果实在花生中是一种杂质，影响花生品质的分级，还会引起干燥花生的腐败。但在花生田控制它非常困难，因为很多种控制措施都会影响花生的产量[7]。

Qingdao is a beautiful coastal city. It is not hot in summer and not cold in winter. The 40-km-long scenic line begins from Tuan Island at the west end to Xiaqing Gong of Mount Lao at the east end.

译文中删减了中文资料中对译文理解没有帮助的东西。中国人在写事状物时喜欢引用名人名言或古诗古词加以验证,中国读者读了会加深印象,并从中得到艺术享受,而在外国人看来似乎是画蛇添足。译文中把古诗全部删去,但不影响译文读者对原文中其他部分的理解,反而干净利落,明白晓畅,而译文中的第一句却正是对前面古诗简洁的概括。

(六)读者意识原则

译文读者这个概念具有相当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就其实质而言，译文读者作为译语信息的接受者，既是有喜怒哀乐等情感与生理特点的个体，又是社会群体的文化人，负载着社会、文化的属性。译文读者是完整翻译活动的终端，也是翻译活动信息流通的目的地和实现翻译价值的最终环节。外宣译文的成功与否往往可以直接通过受众的认可度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目标受众对被宣传对象的理解深化程度来衡量[13]。也就是说，翻译的最终价值和全部意义只有在影响译文读者的效果上得以体现。读者读取翻译作品的信息后，开始关注该问题，改变原来的态度，发生个体或群体行为变化[6]。

外宣翻译的读者意识，从宏观层面讲，就是外宣翻译应该面向目标文化受众，满足他们的需求，并树立为读者服务的意识。具体来说，为了更加贴近外国受众的兴趣和需求，从根本上增进不同文化实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认知，就要了解读者的个体特征、群体特征，了解他们的价值取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进一步推测其对外宣传与翻译作品的期待视野、信息需求、理解能力，并以此为基础，因地制宜、有的放矢，制定合理的翻译策略，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多元文化需求，增强对外宣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这就要求外宣内容的选择应该“内外有别”和“外外有别”，尽可能多反映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话语共同点、利益交汇点。

从微观层面讲，外宣翻译要贴近外国受众的思维习惯和语言习惯，消除外国读者阅读中的语言障碍和文化障碍。译者精通中外语言，在翻译过程中兼具读者和译者的双重身份。他首先是原语的读者，然后才是原语的译者。外宣翻译中，由于译者具有母语文化背景，对原语的理解一般不成问题。即使含有丰富文化信息的缩略语，也可以结合文化背景和上下文理解其义。如“五四三”活动委员会，其中的“五四三”是指20世纪80年代提倡的“五讲四美三热爱”。但作为原语的汉语有些表达习以为常的词句一旦按字面直译，就会使外国读者产生阅读障碍。例如，“新中国”以前比较普及的翻译是New China，然而这个表述在外国人看来很难理解，他们不知道什么时期的中国可以称为“新中国”。如果把“新中国”的所有信息完整呈现出来，即译成“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则扫除了外国读者阅读的文化障碍。所以对于具有丰富思想内涵的中国特色文化词语，应采用文化缺省弥补策略。文化缺省弥补策略包括文内套译、释译和文外注释等手段。再如，汉语修辞讲究词句对仗工整，喜欢辞藻华丽，渲染烘托。西方话语推崇质朴自然，不喜欢用词强烈华丽，感情色彩过于显露的接受习惯。鉴于中外语言的差异，外宣翻译尽可能删去华丽不实之词，用朴实无华文本表达思想内容。在语篇方面，英汉语篇结构体现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同样存在很大差异。从目标语言的行文规范出发，汉英翻译时应该对原文结构进行调整或增删。

总之，读者意识应贯穿外宣翻译的整个过程。即使翻译完成后，在付梓之前，译者还要作为译文读者去审视译文，从外国受众的角度思考译文是否明白晓畅、是否符合译语习惯，以完善译文。

(七)非歧义原则

语言意义具有不确定性特点，同一句话可作多种解释，这在文学语言中表现犹为明显。正是语言意义的不确定性，才导致文学文本的多样性解读。语言意义的不确定性导致文学翻译的不确定性。同样的文学文本，可以有多种译本，甚至有意误译都有其合理性。但是外宣翻译要尽量避免模棱两可的表述，选词用语方面做到语义清晰、没有歧义。比如，说某个商品价格便宜，“便宜”这个在英语中有两词与之对应：cheap和inexpensive，前者除有“便宜”的语义外，还给人“便宜没有好货”的联想义，后者就没有。“三高农业”如译为three high agriculture，会使读者理解为“三个高级农业”，其实“三高农业”指“高产量、高效益、高技术农业”，译为high yield,cost-efficient and high-tech agriculture才准确。“芳草”牌(牙膏)如音译为Fang Cao，就会产生歧义，因为Fang在英语中具有“犬牙”之意。“五讲四美三热爱”中的“四美三热爱”如译为four beauties and three loves，就会让外国读者理解为“四大美女和三个情人”，这完全违背了原意。“科学发展”最初被译为scientific development，然而这种直译并没有被外国受众所接受，因为他们所理解的scientific是something related with science，所以scientific development容易被误解为progress in the science field。我们所说的“科学发展”含义广泛，远远超过了科学研究领域，故现译为sound development/balanc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一是句式结构准确性不够。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使英语句式表达与汉语的次序习惯不同甚至相反。因此，译者要准确把握语言句式结构的变化，转换为与该国文化相应的句式。如汉语语序一般按照动作发生的先后排列，而英文则常常将动作的先后顺序打乱。

结 语

针对外宣翻译的特点，为使外宣翻译达到预期效果，我们要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增强对世界的了解和认知，多反映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话语共同点、利益交汇点，尊重各国公众的心理特点和接受方式，既要体现我国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色，形成中国声音“本土化”表达，坚持中国立场，又要符合对象国的文化背景和审美习惯，要多贴近外国受众的思维习惯和语言习惯，用对象国容易接受的语言和逻辑方式去表达问题，让外国受众看得懂、听得进，又亲切自然，让人乐于接受，做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1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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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春光. 论外宣翻译中受众中心化与译者主体性的和谐统一[J]. 天津：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2,19(4):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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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王大来. 翻译中的文化缺省研究[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10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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