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与业缘：民国江西旅沪群体简析——以1946年《江西旅沪同乡会会员入会志愿书》为中心

同乡会是以地域观念和同乡关系为主要纽带形成的一种社会组织。同时，有学者认为“同乡会是在新式与旧式商人、士绅与新知识阶层、男性与女性、资方与劳工等更广泛的参与上建立起来的地缘性自治组织。”[1]由此可见，对同乡会成员的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体群体有所认识。江西旅沪同乡会于1909年成立[2]，1926年改组、整顿之后，会务能力得以提升。同年9月，北伐军进入江西，民众深受战乱的影响。江西旅沪人员为便于同乡救助，大量商人、工人、学生等加入到同乡会之中。如“江西旅沪同乡会自去年(1926)成立以来，对于会务进行力加整顿，闻旅沪绅商工学各界近日报名入会者甚多”[3]。之后由于国共冲突(20世纪30年代)和一系列的自然灾害的爆发，江西旅沪同乡会成为救助原籍民众的最主要的组织之一。根据20世纪30年代的《江西旅沪同乡会简章[4]》表明，此时江西旅沪同乡会已经成为“以联络感情促进全赣福利为宗旨”，“凡江西旅沪各界照章缴纳入会金及常年会费者均得为本会会员”的较为可广泛参与性的地缘组织。抗日战争爆发后，包括同乡会在内的江西旅沪同乡团体演变为江西旅沪同乡赣灾救济筹备委员会，对抗日战争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如江西旅沪同乡赣灾救济筹备委员会于1939年募集了五万五千余元用于救济江西省境内难民[5]，又为乡梓购置及征集药品和负责与上海红十字会接洽联系等[6]。

方：回望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图书馆事业取得了巨大进步，各种新出现的观念、理论在图书馆从业人员中引起强烈的思想碰撞。这种思想解放大潮所带来的变革，在您的工作中具体有哪些方面的表现呢？

抗战胜利之后，江西旅沪同乡会于1946年初予以恢复，并于同年4月开始招收会员，到同年10月20日截止，共招收会员892名[7](其中有一名女性原籍广东清远，嫁至赣县，按赣县籍处理)。这些会员当中就职业来分有商人、政员、军人和工人等等，就籍贯来分有丰城、南昌、宁都、九江、横峰、铅山、吉安等地，就工商业者所从事行业来分又有茶业、瓷业、板箱业、棕棚业等行业。本文拟以此892名会员的籍贯、职业和所处行业的状况作一简要分析，对江西旅沪群体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和影响进行一定的探讨。

从小额诉讼程序具体适用情形看，在韩国的民事案件中，标的额较小的案件所占比率为70.03%，如根据其2011年司法年鉴，2011年一审的民事案件共计985333件，其中和解案件为55374件，独立审判的案件 239920件，小额案件 690239件。［10］可见，韩国小额案件程序不是仅仅针对一般意义上的小额案件，而是民事诉讼通常程序外的所有案件。

一、江西旅沪群体之籍贯及职业、行业状况

笔者统计了《江西旅沪同乡会会员入会志愿书》所记载的892名会员的籍贯及职业状况，如表1所示。

 

表1 江西旅沪同乡会会员籍贯与从业人数 名

  

籍贯军警、政员商人教师、学生医生工人摊贩百货自由职业者其他不明者安福1113安义112东乡112都昌6129丰城530629843518369奉新1219114浮梁11抚州11赣县11327高安25225319广丰123贵溪22湖口112横峰56570吉安25234117吉水11215

 

续表1

  

籍贯军警、政员商人教师、学生医生工人摊贩百货自由职业者其他不明者金溪13127进贤112靖安112九江2131629143乐安33乐平3115莲花11临川263104429南昌1324226123117125南城44112113南丰123南康112宁都213萍乡11鄱阳314铅山1328133清江12115上饶231121120石城1113万载11新建3339新余213修水11寻乌11宜黄11永丰11永新213余干11玉山2412312云都11樟树11不明者184527总计701222265042278257892

注：表1是由笔者根据上海市档案馆Q-117-32-3号档中的《江西旅沪同乡会会员入会志愿书》统计而成的。

第三，业缘特征。就江西旅沪群体所从事的行业而言，其种类过于集中，大多承袭了明清以降江右商人的传统行业。据表2所示，江西旅沪群体所从事的行业主要有板箱业、茶业、木业、制床业、瓷业、棕棚业、漆业和布业。而传统江右商人所从事的行业主要则有粮食业、茶业、瓷业、纸业、布业、木材业、烟靛业、药材业、盐业、典当质押业、书业和杂货业[10](377-390)。前后比较而言，1946年的江西旅沪群体所从事的行业基本上是承袭了传统江右商人所从事的行业，但部分行业诸如粮食业、纸业、烟靛业、盐业、典当质押业、书业等却销声匿迹。针对江右商帮的衰落，有学者就全国经济格局、商人的经营观念、市场竞争等方面分析出十条原因。(1)全国经济格局变化，江西经济地位转弱；(2)在外省的江右商人在当地落籍，削弱了江右商帮的实力；(3)江右商人的经营观念未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转变；(4)不遵守市场规则，违背诚信原则，受到惩罚；(5)江右商人的经营资本未能扩大和转化；(6)经营方式和经营行业固守不变；(7)市场竞争加剧；(8)政府抑商和盘剥；(9)地方对商人的抽血；(10)生活性投资分解了商业资本[11]。然则，既然传统江右商帮已经衰落，那么为何直到1946年江西旅沪群体还在承袭传统行业呢？笔者以为民国时期的江西商人所从事的行业如同传统江右商人一般，其“经营行业也多以本地物产为依托” [10](377)。也依然有“资本小，小本经营为主” [12]的经营特点。这就使得民国时期的江西商人也无法有充足的资金进行其他行业的投资，即难以完成行业转型。同时，江西商人又继承了原先诸如“瓷都”“药都”的地域性的商业品牌和一定的行业技术，这就使得民国时期的江西商人在板箱业、棕棚业、茶业、瓷业等行业仍然有一席之地。如根据1946年2月上海市板箱作业同业公会理监事履历表显示，在28名理、监事中有12名为江西籍[13]。诸如表2中所列的以工人为代表的江西旅沪群体只能依靠血缘、地缘在原籍商人所在行业之中工作，所以，直至1946年，江西旅沪群体大多依然承袭着传统行业。

 

表2 江西旅沪同乡会工人籍贯与从业人数 名

  

籍贯板箱业棕棚业木业茶业布业洋货业瓷业漆业制床业其他总计安义11东乡11都昌516丰城103376511573634298奉新279高安415湖口11横峰6565吉安1113靖安11九江111416临川621110南昌2510152126南城11铅山2828上饶9312石城11玉山22总计1053776104111532123955486

注：表2是由笔者根据上海市档案馆Q-117-32-3号档中的《江西旅沪同乡会会员入会志愿书》统计而成的。

二、 江西旅沪群体之特征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江西旅沪群体中业缘与地缘有极大的关联。那么究其原因，正如美籍学者韩起澜先生所言：“以往的研究已经用很多材料证实了私交和同乡关系对求职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使是在上海最新式企业里亦是如此。”[14]即私交与同乡关系是造成业缘与地缘相关联的重要因素。如九江在《天津条约》签署之后，开埠通商。其相对于江西其他地方而言，与西方的接触也更为直接和便利。因此，九江籍旅沪工人群体可以直接通过私交或同乡关系在洋行工作和从事西服的制作。再如横峰和铅山两地的工人群体，其主要从事茶业。正如上文所言江西商人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原先江右商帮的地域性商业品牌，而横峰和铅山两地正处于被称为“红河区”的茶区，横峰和铅山两地的工人便可依靠私交和同乡关系，进入到同籍商人的茶行之中工作。

第一，性别比例特征。女性所占比例极少，但所从事的行业、职业较为多元。《江西旅沪同乡会会员入会志愿书》表明，在892名会员之中，只有24名女性，不到全数的3%。在这24名女性之中，所从事的行业却有家政服务业、木业、制床业、棕棚业和杂货业，就职业而言，有木工、帆布床工、商人、教育工作者和军政人员。从江西女性赴上海工作而言，对于男子外出，妻子在内持家的江西传统家庭分工有一定的突破。但我们可以从女性所占比例上看出，这种突破程度是极为有限的。

第四，业缘与地缘的关系。(1)职业与地缘。江西旅沪群体的职业与地缘有极大的关联，以奉新和九江两地为例。奉新有9名工人，两名从事瓷业，其他7名归于“其他”类。而根据《江西旅沪同乡会会员入会志愿书》所示，此7名工人都在上海联业公司工作。再如九江有16名工人，其中有11名归于“洋货类”，此11名工人中有9名为四川路卜内门洋碱公司工人，1名在九江路公茂洋行，1名在南京路三友宝业社工作。另外，九江籍有4名工人归于“其他”类，此4名工人从事西服制作。(2)行业与地缘。江西旅沪群体所从事的行业与地缘有极大的关联，以横峰和铅山两地为例。通过表1可知，横峰有工人65名，铅山有28名。通过表2可知，横峰65名工人和铅山28名工人皆从事茶业。

更为明显的是，丰城籍人员占有很大比例。如表1的892名会员之中，丰城籍人员达到369人，占到41.37%。再如表2的486名工人之中，有丰城籍工人298名，占全数工人的61.32%，而其中板箱工人所占比例最大。究其缘由，笔者以为有以下两点。一为丰城人口较多，其商品经济比较繁荣，与上海贸易联系密切。1948年之时丰城已有在籍人口38.7万人[15]，其农作物如瓜子和黄豆，矿产物如煤，都大量运销上海[16]。丰城民众于上海频繁的贸易往来，使得丰城民众的视野得以开阔，并对上海的繁荣具有一定的向往。二是地缘的作用。据《上海工商人物志》[17]所收录人士的籍贯与职业表明，其中收录赣籍人士12人，就有10人为板箱店店主，而且皆为丰城籍。大量的丰城籍民众慕名到达上海，其通过私交和同乡关系加入到丰城籍商人的行、店之中。

由表1可知，其中工商业者达到626人，占到全额的70.18%。因为122名商人所从事的行业大多不甚明了，所以本文只对工人群体的籍贯和行业再次列表说明。同时由于有18名工人籍贯不详，所以此次只将486名工人的籍贯和所从事行业制作成表格，如表2所示。

第二，地缘特征。就江西旅沪群体的籍贯分布而言，其大多集中于江西北部与东北部。据表1所示，江西旅沪人群大多来自于丰城、南昌、横峰、九江和铅山等地。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地理优势。赣北与赣东北相比之赣南、赣西地区，其依靠传统水运到达上海，更为快捷、便利。九江就是得此之便。二是因为交通条件得以改善。1937年9月，浙赣铁路全线通车[8]。此时，正值战时，浙赣路虽以运输军用物资为主，但亦有“大批茶业、桐油、锑砂等运销外洋” [9]。通过浙赣路、沪杭甬路，江西货物可直接进入上海进行销售，亦便于江西旅沪群体在沪经商或务工。丰城、横峰和铅山正是处于浙赣铁路沿线，所以，江西旅沪群体中有大量成员来自以上三地。

根据以上表格，可知江西旅沪群体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2018年7月，江苏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指出，“建设自主可控的先进制造业体系，突出体现标准的主导力”。这对我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为我省制造业标准提升指出了方向。从当前实际看，推动江苏制造向江苏创造转变、江苏速度向江苏质量转变、江苏产品向江苏品牌转变，高质量建设制造强省，必须把提升制造业标准摆上战略位置，着力破解突出难题，积极借鉴先进经验，认真落实关键举措，努力做到以标准提升支撑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江西旅沪群体在继承江右商帮行业技术和商业品牌的同时，也承袭了江右帮人本身作为地缘性商业组织的特点。近代以来，江西旅沪群体依然受惠于传统行业，却同时也受制于此。何炳棣先生曾言到：“一般而言，无论地缘观念最初如何深固，同业的经济利益迟早能克服同业之内原来的窄狭的地缘观念，所以最后总是趋向于超地缘的业缘组织的形成。”[18](102)然而，江西旅沪群体在加入各种业缘组织的同时，其诸如会馆与同乡会的地缘组织依然存在，并经过整顿、改组之后，其地缘性越强。虽然何炳棣先生亦言道：“清末民国近代水陆交通的兴建，西方思潮的输入，民族意识的蓬勃，工商组织新法令的颁布，都加速了小群组织的衰微。”[18](114)但这种近代化对于地缘组织冲击的同时，江西旅沪群体还需要应对来自所在城市、原籍地方和国家层面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的压力。这种压力在当时具体而言便是战争和自然灾害。江西旅沪群体面对诸如战争和自然灾害时，其无法通过仅有的业缘关系进行自助与自救，而只能依靠凭借同乡情感与认同组建成的传统的地缘性同乡团体。如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后，只能由江西会馆建立难民收容所、遣送赣籍难民返回原籍和开设救济工厂。再如1948年8月份的水灾，造成“全省八十二县市被灾竟达七十县之多，永修一县四十五堤，除一堤亦仅距水高七寸多，余均被水冲毁，鄱阳全县八十四堤，全被冲倒，又为滨湖某县全城被淹，水中城墙上通行舟楫”[19]。所以，就江西旅沪群体而言,面对诸如战争和自然灾害之时，只能依靠地缘性组织进行自救。所以，即使在1946年，地缘性组织的存在依然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表3 江西旅沪同乡会部分会员具体居住情况

  

姓名职业籍贯 住址杨长生水木工丰城石滩街海宁路488号杨泉水板箱工丰城石滩街靶子路永吉里11号杨阿生水木工丰城石滩街海宁路527号裴喜元漆工丰城石滩街塘沽路568号裴泉寿不明丰城石滩街武昌路368号裴德寿帆布床工丰城石滩街武进路四川路321号

注：表3是由笔者根据上海市档案馆Q-117-32-3号档中的《江西旅沪同乡会会员入会志愿书》统计而成的。

综上所述，江西旅沪群体最大的特点是地缘性极强。江西旅沪群体的籍贯大多分布在赣北和赣东北地区，其主要从事的行业主要是继承了明清江右商帮的传统行业。这种地缘性极强的特点对于江西旅沪群体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以及其宗教信仰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通过以上表格，我们可以发现在江西旅沪群体之中，往往以县为基本地缘单位，形成很明显的行业分布。那么，这种地缘性极强的特点，为何在民国时期依然存在，又对于江西旅沪群体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三、江西旅沪群体特点存在的原因及影响

而且，宗教信仰与地缘、业缘亦有较大关联。根据《江西旅沪同乡会会员入会志愿书》显示，在892名会员之中，有153人信仰基督教。而在这153人之中，很明显地受到地缘、业缘的影响。如主要信教的人员的籍贯为丰城、横峰、九江、南昌和铅山等地，当然，由于以上五地的人数本身相对较多之外，诸如上饶、南康、临川等人数较少之地亦有人信教。但如奉新、高安、吉安、南城、新建、玉山等地虽人数也有一定数量却均无人信仰基督教。如李其林、周学诚、胡文毅、胡光义、胡佰全、胡告化、胡日新、徐炳仔8人，籍贯均为横峰，又均为茶工，而且全部居住于上海武进路521弄19号。再如表3所示6人，所从事的职业有水木工、板箱工、漆工、帆布床工，其住址也不尽相同，但其籍贯都为丰城石滩街。

据上分析，江西旅沪群体最大的特点就是地缘性极强。而其业缘与地缘存在着极大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对于江西旅沪群体的发展曾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起初，江西旅沪群体初到上海，“为联合力量以应付其面临的新的都市环境，来自各地的移民组成了会馆、同乡会等地缘团体”[20]。以地缘为基础的会馆、同乡会等同乡团体在成立之初，对于江西旅沪群体的发展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会馆建成之前，据1926年所刊印的《上海江西会馆征信录》道：“其时(1841年—笔者注)赣人之旅沪者，尚不及三数百人，贸易之最先而稍可称述者，厥维棕会。”[21](856)而会馆建成之后，并恰遇洋务运动时期，到甲午战争之前，江西旅沪群体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如据《上海江西会馆征信录》道：“光绪二十年，吾赣之仕宦及商贾于沪上者，称盛一世。如上海道有庐陵黄幼农，上海县为萍乡黄蔼堂，乃由巨商唐公泉伯，朱公拱之，陈公润夫，包公晖章等，联络官商，创修客所戏台，闻是役共费五千余元。然商厘之收入，亦大非昔比，因除棕而外，尚有纸、茶、烟、夏布等项也。”[21](856)诚然，地缘基础上的会馆、同乡会等同乡团体在江西旅沪群体的发展过程中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空间立体Ω的质量可以看作密度不均匀的柱面薄片 D（θ,z）的质量，求出面密度 ρ（θ,z）后就可以进而求出空间立体 Ω的质量。对区域D（θ,z）内的任一点（θ,z），从而

江西旅沪群体需要面对来自于所在城市、原籍地方和国家层面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的压力。所以尽管江西旅沪群体也加入到诸如板箱作业同业公会的业缘性组织，但其无法摆脱地缘的影响与制约。如我们上文所言江西旅沪群体在诸如板箱业、茶业、瓷业等行业有一定的品牌和市场。但以上表1和表2所示，这些行业往往以诸如丰城、横峰、铅山等县为基本地缘单位，而缺乏足够的市场竞争和担负一定的市场风险的能力。因此，虽然江西旅沪群体最初得益于地缘性组织的成立，但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地缘性组织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江西旅沪群体的发展。由于其需要面对多种来源和形式的压力，难以摆脱地缘的影响与制约，所以不得不将地缘与业缘并重。

现阶段，浙江省政府大力推进“智慧城市”“数字城市”建设，水利作为公益型和信息密集型行业，在信息时代所承担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日益凸显，必须加快“智慧水利”建设，推动水利部门现有管理职能和业务流程的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充分开发和高效利用水利信息资源，有利于推进水利政务公开，加强水利部门与社会公众的互动，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有助于深化水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审批项目、流程和规则的公开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有助于打破部门和行业分割，建立支持涉水事务管理的信息平台和协同运作方式，促进团结治水、合力兴水。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的江西旅沪群体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没有摆脱传统的地缘和业缘关系。究其原因，从其自身发展而言，是江西旅沪群体继承了江右商帮行业技术和商业品牌，使得其在某种行业之内，依然有一定的优势。而这种优势恰恰使得江西旅沪群体缺乏行业升级、转化的原动力，同时，由于受自身资金等条件的限制，导致江西旅沪群体严重缺乏金融、大工业制造等现代行业。从外在而言，中国近代缺乏一个可以让江西旅沪群体进行行业转化和升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江西旅沪群体需要应对来自所在城市、原籍地方和国家层面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的压力，其中更为具体的是需要应对战争和自然灾害。因而无论是战争还是自然灾害，江西旅沪群体都无法依靠简单的业缘组织，而只能通过地缘性组织得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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