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王刘安谋反与否的重要文献新解——《谏伐闽越书》意图辨析

一、关于《谏伐闽越书》意图的两种相反理解

汉淮南王刘安谋反一案，其《谏伐闽越书》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自古至今，学者们围绕这篇谏书的意图，形成了两种较为典型的理解。一种认为《谏伐闽越书》刻意与汉王朝作对，是刘安谋反的先兆。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从地理区划、政治形势、历史沿革、文明教化等四个角度，分析了“越之不可不收为中国也”的局势，认为刘安“乃今又欲分割天地于山海围聚之中”“挟私以讦武帝”，得出“淮南王之谏伐南越，不问而知其情也。读其所上书，讦天子之过以摇人心，背汉而德己，岂有忧国恤民仁义之心哉”[1](59-60)的结论。王夫之并未明确说明刘安究竟有什么私心，读“乃今又欲分割天地于山海围聚之中”一句，似乎是指刘安有割据一方，脱离汉王朝政权管辖的意图。王云度《刘安评传》引用王夫之《读通鉴论》，认为“王夫之能觉察刘安的别有用心，聪敏的汉武帝当然会感到刘安是有意在与他作对”“实际上汉武帝与刘安之间从此就有了深深的裂痕，刘安在政治上的压抑感就更加重了”，于是刘安“开始作造反的准备了”[2](104-105)，实际上就是把《谏伐闽越书》看成了刘安谋反的导火索。

另一种理解则认为《谏伐闽越书》是刘安忠心于汉王朝，不顾私利，敢于直谏的表现，在这样的理解下，《谏伐闽越书》只能证明刘安不会谋反。清吴汝纶《读淮南王谏伐闽越疏书后》：“淮南王谏伐闽越，为汉计谋至忠恳，而世辄以谋反少之。吾考之史，淮南之反，则审卿、公孙弘构之，而张汤寻端治之，盖冤狱也。”[3](86)马庆洲《淮南子考论》从《谏伐闽越书》的内容、语气、上书事件的发展等方面作了分析，认为《谏伐闽越书》“情文并茂，言之有理，表露出刘安对朝廷的赤诚之心，丝毫没有‘讦天子之过以摇人心’的意味，把它作为刘安干涉朝政、企图谋反的证据，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与文章内容不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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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种理解截然相反，至今仍在学术界同时并存，并且直接影响到对于刘安是否谋反的判断。鉴于《谏伐闽越书》在刘安谋反一案，乃至刘安研究及《淮南子》研究中的重要性，关于这篇谏书的确切意图，还有进一步辨析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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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谏伐闽越书》刻意与汉武帝平叛闽越决策相左

庄春波《汉武帝评传》在论述刘安上书谏阻汉朝平叛闽越时说：“刘安认为汉中央控制三越，淮南国必受制于汉，欲避免这种态势出现。”[9]尽管他并没有具体的分析，但是这个结论总体上应该说是正确的。自汉景帝采纳晁错的建议，各诸侯国“恐削地无已”[6](2825)，于是有七国之乱。在吴、淮南等南方诸侯国与诸越有着紧密联系的情形下，直接对南方诸侯国用兵，一是容易引发南方诸侯国与诸越的联合反抗，二是各诸侯王兵败后仍有退路，这是七国之乱带给汉王朝的经验教训。七国之乱平定后，汉景帝曾对淮南三王的封地作了调整，其中庐江王因为“边越，数使使相交”，被“徙为衡山王，王江北”[6](3082)，调离了原来与诸越相接壤的封地，实质上就是汉王朝对淮南国与诸越间紧密联系的一种防范。首先打击诸越势力，切断诸越与其他南方诸侯国之间的联系，消除潜在隐患，成了七国之乱后汉王朝军事策略上的不二之选。汉文帝时原淮南国被一分为三，汉景帝时又调整封地，这些都是刘安的亲身经历，毫无疑问，他要为自己的生死存亡考虑。对于汉王朝来说，在七国之乱后彻底解决诸越这个隐患，包括铲除可能潜在的刘濞残余势力，是大势所趋；而刘安则出于维持封国的考虑，努力要避免汉王朝对诸越用兵，防止汉王朝完全控制诸越后，淮南国就失去了这颗可以利用的重要棋子，这是刘安《谏伐闽越书》的确切意图。

从之后汉武帝出兵的实际效果来看，《谏伐闽越书》中的许多说法太过夸张，完全不符合当时局势的真实情况，因而可以视为是对汉武帝的恐吓。谏书中刘安说“臣恐后兵革无时得息也”“曾未入其地而祸已至此矣”“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5](2778-2781)，而实际情况则是“汉兵遂出，未踰领，适会闽越王弟馀善杀王以降。汉兵罢”[5](2786)，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还没有打仗就赢了。用汉武帝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此一举，不挫一兵之锋，不用一卒之死，而闽王伏辜，南越被泽，威震暴王，义存危国”[5](2788)。可以说，刘安谏书中历数的种种灾祸，一样也没有发生。汉武帝又专门派了严助向刘安说明平定闽越的战果，而刘安也迅速承认了错误：“臣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诛，使使者临诏臣安以所不闻，臣不胜厚幸！”[5](2789)王云度《刘安评传》认为汉武帝“派庄助去宣读圣谕，表面上是‘嘉王之意’，实际上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向刘安示威”[2](104)。从刘安迅速承认错误的反应来看，王云度的理解应该说是正确的。也就是说，汉武帝其实并没有把《谏伐闽越书》简单地看作刘安“为汉计谋至忠恳”的表现，而是觉察到其中的深意。

建元三年闽越发动的战争，虽然在汉王朝的干预下最终失败，但刘濞之子的下落《史记》却没有记载，似乎是逃过了汉王朝的制裁。建元六年闽越攻打南越，很可能仍是出于刘濞之子或其残余势力的怂恿。建元六年的战争，与建元三年的战争之间仅仅相隔三年，仍可视为吴楚七国之乱的后续。七国之乱时，刘濞曾“发使遗诸侯书”“告越、楚王、淮南三王，与寡人西面”[6](2828)，要求东越、楚国和淮南三国会合吴国，自东而西攻打汉朝。虽然刘安并没有真正参与战争，但他也并非置身事外，汉王朝在七国之乱以及之后的诸越战争中，所持的态度，制订的决策，他应该是很清楚的。《谏伐闽越书》反复劝说汉武帝不可出兵，有这么几层意思：一、越地偏远，人民不开化，不用天子法度，不值得出兵攻打；二、越人不讲信用，经常反覆背约，即使占领了也不好长期维持；三、越地多山水屏障，易守难攻，中原兵将不服水土，一旦发动战争死伤众多，得不偿失，甚至会导致更多的动乱，影响社会稳定；四、越人入侵中原也需翻山越岭，又没有车骑弓弩，不习惯陆地打仗，对中原形不成威胁，没有必要出兵；五、如果能用怀柔政策，不用出兵而效果更好，越地人民必将感恩戴德。把这几层意思加以归纳，就是正反两个方面，正面的意思是不出兵则天下安生乐业，汉武帝威德并行，泽被万世；反面的意思是一旦出兵则天下大乱，局势难以收拾。与田蚡在建元三年反对出兵的意见相比较，可以看出，《谏伐闽越书》的要点，都是田蚡提到过的。田蚡说“越人相攻击，固其常”，《谏伐闽越书》说“自汉初定已来七十二年，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田蚡说越人“又数反覆”，《谏伐闽越书》说“且越人愚戆轻薄，负约反覆”；田蚡说越人“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谏伐闽越书》说“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田蚡说越地“自秦时弃弗属”，《谏伐闽越书》说“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并且引用秦朝尉屠睢击越而最终导致山东之难的例子[5](2777-2785)。刘安在反对出兵闽越的问题上，与田蚡意见如此统一，很可能是得到了田蚡的指点。田蚡在建元三年反对出兵闽越的意见没有被汉武帝采纳，刘安在明知汉王朝最终决策的情况下，于建元六年再次以同样的理由反对汉武帝出兵，刻意违背汉武帝平叛闽越的决策，其用意就绝不能是吴汝纶《读淮南王谏伐闽越疏书后》所理解的“为汉计谋至忠恳”那么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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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淮南国与诸越的关系看《谏伐闽越书》的确切意图

淮南国与诸越之间就是这样一种利用关系。《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汉文帝六年(前174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谋，以辇车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闽越、匈奴”[6](3076)，淮南厉王刘长因此受牵连而死。据《史记·吴王濞列传》，七国之乱时，“吴使者至庐江，庐江王弗应，而往来使越”[6](3081)。可以看出，淮南国与诸越之间一直都存在着联系，往来密切。又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刘安与伍被谋划反叛，“又欲令人衣求盗衣，持羽檄，从东方来，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发兵”[6](3092)，想要冒充“南越兵”入侵，并以此为借口起兵反叛。伍被又献计“南收衡山以击庐江……南通劲越，屈强江淮间，犹可得延岁月之寿”，刘安说“善，无以易此。急则走越耳”[6](3092-3093)。“南通劲越”“急则走越”，都说明了诸越在刘安的谋叛计划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虽然由于汉武帝时期重用酷吏，治狱往往“微文深诋”[6](3152)，从而导致《史记》中关于刘长父子谋叛的文字存在疑点，未必可尽信；但即使是构陷，也须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可以反映出汉王朝的某种忧虑，所以淮南国与诸越之间的紧密联系，也可从这些文字中得到印证。《谏伐闽越书》中则提到“臣安幸得为陛下守藩，以身为鄣蔽，人臣之任也”[5](2785)，因为诸越的不稳定，所以淮南国要“守藩”，这是把诸越的威胁作为淮南国存在的一个理由，从中也可以看出淮南国对于诸越的利用。

汉代闽越与南越、东瓯(东越)等诸越，同为古越国灭亡后，于越族人民长期生活的地区，西汉初分别受封成为诸侯国。随着西汉王朝的日益强大，中央政权与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闽越、南越等国因其地处边陲，有着天然的山水屏障，更是西汉王朝的重大威胁。清梁廷楠《南越五主传·序》称南越“名虽汉藩，实自行号令，官吏将卒咸自设，专于古诸侯”[7]，指出了诸越与汉王朝关系貌合神离的实质。不仅如此，由于诸越与吴、楚等南方诸侯国接壤，关系密切，屡次在诸侯国谋反中被利用，被“反叛的西汉诸侯王视为后盾和逃亡之所”[8]，是南方反叛诸侯国主动联合的对象和反叛失败后遁逃的首选地。吴楚七国之乱，吴王刘濞就“南使闽越、东越，东越亦发兵从”[6](2827)，并且声称“寡人素事南越三十余年，其王君皆不辞分其卒以随寡人，又可得三十余万”[6](2828)，说可以从南越借兵三十多万人。刘濞兵败后，“乃与其麾下壮士数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东越。东越兵可万余人，乃使人收聚亡卒”“吴王子子华、子驹亡走闽越”[6](2834)。后来东瓯受汉王朝收买策反，又杀了吴王刘濞，而“吴王子子驹怨东瓯杀其父，常劝闽越击东瓯。至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6](2980)，迫使汉王朝又一次兴师动众，调动会稽军队渡海相救，才终于平定了战火。司马迁在刘濞本传最后总结说刘濞“亲越谋宗，竟以夷陨……‘毋亲夷狄，以疏其属’，盖谓吴邪？”[6](2836)，直接指出了刘濞与诸越的亲密关系。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诸越始终是包括汉王朝在内的多方势力竞相利用的一颗重要棋子，其与南方诸侯国之间的紧密关系是威胁汉王朝政权的一大因素。

《谏伐闽越书》写于建元六年(前135年)，起因是闽越攻打南越，南越向汉王朝求援，于是汉武帝“大为发兴，遣两将军将兵诛闽越”[5](2777)。而就在三年前，即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在吴王刘濞之子的策动下，发兵攻打东瓯，在汉王朝的干预下最终失败。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后，汉王朝在决策过程中，太尉田蚡反对出兵，他说：“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覆，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弗属。”而中大夫庄助则力主出兵，最后汉武帝给出的结论是“太尉未足与计”，并“遣庄助以节发兵会稽”[6](2980)。田蚡在当时“以王太后故，亲幸，数言事多效”[6](2843)，但在发兵闽越一事上，汉武帝并没有采纳他的主张，而是坚持发兵平叛。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在建元三年到建元六年这三年中，对闽越的用兵态度越来越坚决。建元三年第一次发兵闽越，他说“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6](2980)；而到了建元六年，他就明显没有这么多顾虑，直接派“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农韩安国出会稽”[6](2981)，决策更为坚定。可以说，自建元三年起，汉武帝平叛闽越的决心就一直没有动摇过。

余 论

吴汝纶《读淮南王谏伐闽越疏书后》说“此国家利害，不得顾己私，是乃安之所以为忠恳也。且武帝用兵，决于英略，无敢讼言争论者。……独王安于闽越之举，庄言切过，不稍避忌”[3](87)。前文已分析过，刘安《谏伐闽越书》刻意与汉武帝平定闽越的决策背道而驰，对于汉武帝政权而言是不能说“忠恳”的。那么，有没有可能刘安真的为天下百姓着想，不愿看到战争带来的死亡与灾祸，担心战争动摇了大汉王朝的社会基础，从而体现出对于大汉王朝的“忠恳”呢？建元六年，刘安已经45岁，曾经亲眼目睹过七国之乱和建元三年伐越之战，价值观早已形成，如果他真是出于大公无私的考虑，为什么建元三年他42岁时不谏？《谏伐闽越书》提到秦朝尉屠睢击越之战，提到刘长平定南海王之战，说明刘安对这些历史上涉及越地的战争很熟悉，但他却完全不提发生在近前的建元三年伐越之战，因为一旦他提到那场战争，就暴露了他建元三年不谏的事实。这些都只能说明刘安的谏书并非出自公心，而是别有用意。

吴汝纶《读淮南王谏伐闽越疏书后》还记载了一种理解：“或曰：‘王安方以读书、鼓琴、养生之术自溷，闽越用兵，当取道淮南，安乃欲谏止其役，似恐汉知其国阨塞地利者，不益中汉朝之忌乎？’”[3](87)说刘安上书阻止伐越，是因为害怕汉王朝伐越经过淮南，从而知道淮南国地处要冲，占据有利地势，这样反而更触犯了汉王朝的顾忌。这种理解也是有问题的。其一，淮南国的地势如何，不必汉军过境才能知道。单从汉景帝调整淮南三王封地一事就可以看出，汉王朝对于淮南国乃至诸越的地理是一清二楚的。其二，《谏伐闽越书》反复形容越地山水险恶，并说“淮南全国之时，多为边吏”[5](2781)“臣安幸得为陛下守藩，以身为鄣蔽”[5](2785)，对于“阨塞地利”并不讳言。可见这一理解也不对。

还有一种理解，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王夫之《读通鉴论》认为刘安“乃今又欲分割天地于山海围聚之中”[1](60)，似乎是指刘安谏书有割据一方，脱离汉王朝政权管辖的意图。这种理解也经不起推敲。吴楚兵败，刘濞身死异乡的现实就在眼前，原淮南国一分为三的情景恍若昨日，汉王朝中央政权日益强大，刘安除了维持现状，力争暂时避免封国被削外，不可能有更高远的雄心壮志。正如王夫之所说，“越之不可不收为中国也，天地固然之形势，即有天下者固然之理也”[1](59)。历史的趋势不可更改，这一点恐怕刘安自己心里也明白。《谏伐闽越书》的意图，充其量也不过是一时的应对，只是一种缓兵之计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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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个附带的问题可以在此一并分析，那就是武安侯田蚡为什么要在建元三年反对汉武帝出兵。据《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因为田蚡是汉景帝的内弟，汉武帝的舅舅，所以“亲幸，数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趋势利者，皆去魏其归武安”[6](2843)，是当时官吏们巴结讨好的主要对象。而田蚡为人骄横无礼，贪图享受，“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而市买郡县器物相属于道。前堂罗钟鼓，立曲旃；后房妇女以百数。诸侯奉金玉狗马玩好，不可胜数”[6](2844)。在各路诸侯双手奉上的金银财宝里，就有来自刘安的一份。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刘安于建元二年(前139年)入朝时，与太尉田蚡有过一段私下的对话，于是“淮南王大喜，厚遗武安侯财物”[6](3082)。到了建元六年，田蚡当了丞相，“天下士郡诸侯愈益附武安”[6](2843)。与此同时，刘安以为“天下有变，诸侯并争，愈益治器械攻战具，积金钱赂遗郡国诸侯游士奇材”[6](3082)，这里当然也少不了田蚡的一份。田蚡接受刘安赠金一事，当时就已为人所知，以至于后来他和将军灌夫闹矛盾的时候，“灌夫亦持丞相阴事，为奸利，受淮南王金与语言”[6](2849)，成了他人手中的把柄。制造矛盾并从中渔利，正是田蚡从包括刘安在内的各路官僚那里套取金钱的重要手段。他在建元二年对刘安说“非大王当谁立者”[6](3082)，并非想要辅佐刘安取代汉武帝，而是在故意促成刘安与汉武帝之间的对立，以便从中捞取好处。出于这个考虑，田蚡并不愿看到汉王朝迅速平定南方局势，这是他在建元三年反对汉武帝出兵诸越的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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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云度. 刘安评传[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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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清)梁廷楠. 南越五主传[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1.

[8] 张荣芳，黄淼章. 南越国史[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356.

[9] 庄春波. 汉武帝评传[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