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二元对立原则浅析《卡斯特桥市长》的悲剧思想

一、二元对立原则与《卡斯特桥市长》

二元对立原则是索绪尔创立的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索绪尔指出了语言和言语，共时和历时，所指和能指等二元对立的区别性特征[1](4)。这些对立项相互对立，但却相互联系。

正是这种对立的关系使得彼此才有区别，赋予彼此意义。二元对立原则不仅极大地影响了结构主义，而且影响到了整个文学领域[2](2)。作为结构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原则和研究方法，二元对立常用于文学批评领域，即把一部文学作品看作一个由多个系统组成的整体，再从系统中分析出对立但又相互联系的二元对立项，然后剖析对立项，解读隐藏的深刻含义。不少的文学创作者都把结构主义二元对立运用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卡斯特桥市长》便是代表之一。作品描写19世纪初，资本主义在英国发展并向农村渗透时，发生在英国南部乡村威塞克斯市镇上的一出悲剧。亨查德年轻时醉酒后将妻子和女儿卖给路人，事后戒酒赎罪，并凭借自己的勤奋努力，发家致富，并成为了卡斯特桥市长。但自从妻子和女儿回到他身边之后，灾难便接踵而至。事业上，由于他的刚愎自负和固执己见，他辞退合伙人法尔弗雷，并在与其的竞争中破产，以至失去市长的公职。情感上，妻子去世后，他发现女儿并非自己的孩子，家庭破碎；就在他打算明媒正娶真爱露赛妲的时候，她却与他的生意竞争对手法尔弗雷秘密成婚。当年卖妻丑闻几乎同时公之于众，破产和羞辱使他狼狈不堪，无地自容，最后他黯然地离开卡斯特桥，在乡间小屋悲惨离世。从结构主义角度纵观全文，《卡斯特桥市长》中存在大量的二元对立现象。作者巧妙地运用二元对立原则，通过描写亨查德、露赛妲与命运抗争的悲剧，突出人物美好愿望与无情命运的对立；通过描写两位女主人公伊丽莎白和露赛妲的婚恋经历，折射出父权社会体制解体前女性所受压迫和束缚的悲剧；通过对比机械化过程中旧有文明与新文明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差异和变化，揭露了资本主义确立初期，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巨大冲击。

二、二元对立原则视角下《卡斯特桥市长》的悲剧思想

(一)美好意愿与残酷命运的对立：人物命运的悲剧

在哈代的性格与环境小说中，神秘而强大的宿命论决定了人物的悲剧命运[3](137)。他的命运观深深植根于希腊悲剧中[4](102)，并透露着德国哲学家夏本豪和哈特曼的悲观主义思想痕迹。小说中两个主要悲剧人物亨查德和露赛妲在追求爱与幸福的斗争中，失败的结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命运的捉弄[5](152)，体现人类美好意愿与邪恶命运的直接对立和剧烈冲突，突出表现了作者宿命论的悲剧思想。

1. 亨查德的斗争与悲剧

文献[14]根据地下水资源系统数值模拟模型，利用历史系列观测资料，反求出了河南省安阳市平原地区的4个县的降水入渗补给系数值；当降水量PN在(500 mm

露赛妲和亨查德、法尔弗雷的婚恋经历再一次证明，女性无法冲破重重束缚自由追求爱情和婚姻。她和亨查德两情相悦，并决定托付终身。而亨查德却因为赎罪，背弃了给予她正当名分的诺言。作为二人亲密关系的受害者，失去贞洁的她无法要求正当的名分，任由亨查德背信弃义。由此可见，女性在两性的恋爱关系中处于劣势，根本无法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但她仍然诚心诚意地为主人公保持忠贞，期待取得名正言顺的地位。在得知苏珊离世后，她在给他的信件中写到“我应当设法驱散由于我的‘过头’使我名誉受到损害的阴影，同时要求你实行原来对我的承诺”[7](143)。然而在无尽的等待亨查德的过程中，她逐渐发现自己曾经“怀有的热烈的忠顺的感情，现在已荡然无存”[7](150)。当她心中的爱情之火却被魅力四射的法尔弗雷重新点燃时。她尝试挣脱妇女道德的束缚，勇敢地追求爱情。而亨查德却恼羞成怒，多次威胁要暴露二人的亲密关系。尽管最后她不顾胁迫，冲破重重阻碍，与爱人秘密完婚，却逃不过那场致命的恶作剧，羞愤死去，悲剧收场。可怜的勇士最终还是无法挣脱社会舆论的戕害，困在妇女道德的牢笼中，无法自由追求爱情和婚姻。

在感情上，执着地追求爱情和幸福的亨查德不断与残酷的命运抗争，却以失败告终。酒精的刺激加上众人的推波助澜，亨查德不顾妻子苏珊的哀求，将其和女儿卖给路过的水手。酒醒后，他发誓戒酒赎罪，并四处打听母女下落。18年后，苏珊带着她的女儿意外地出现在卡斯特桥市。出于歉疚，同时为了掩盖卖妻丑闻，他小心翼翼地照顾苏珊母女，甚至放弃自己的真爱，与苏珊重结连理。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爱情，以实际行动表现他掌控自我命运的决心。但是，看似幸福美满的家庭因为苏珊的突然离世和伊丽莎白身世的揭露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市长苦心经营的美满家庭突然支离破碎。命运的无情嘲弄让他绝望地认为“整个大地在他面前都是绝对的黑暗：没有出乎意料的好运，没有可以期盼的快乐。”[7](287) 与此同时，命运却安排露赛妲回归卡斯特乔市，让她爱上他的生意竞争对手法尔弗雷，并不顾胁迫与法尔弗雷秘密结成夫妻。由此可见，尽管他歇斯底里地与命运抗争，但“苏珊、法尔弗雷、露赛妲、伊丽莎白一个一个离开了他，有的是由于他的过错，有的是由于他的厄运。”[7](286)

一旦监测到污染信息，应在ZK2和ZK3附近区域及时采取地下水污染治理修复补救措施，如在场地下游绿化带中开挖东西向排水沟，收集渗漏污染的地下水，同时及时查明发生渗漏原因。

妇女从属的社会地位历史悠久。早在《圣经》中就有明确的说明：女性是由于男性的需要而创造的[8](45)。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的父权制也是相当明显的。当时女性的社会地位远远低于男性，作为“他者”的女性从属和依赖于男性，被认为是忠诚顺从、没有欲念的家中天使[9](13)。很显然，这体现了父权社会赋予女性的特定形象：没有自我意愿、自我决策权利和自我行为的物化了的附庸。小说中男性和女性在地位和权利方面的对立在该作品中集中体现在家庭地位和婚恋权利的对立。

2. 露赛妲的抗争与悲剧

另一方面，她和法尔弗雷的爱情和婚姻也由于命运的捉弄和玩笑再次破裂。被亨查德抛弃后，露赛妲意外收获远房亲戚的遗产，并决定彻底遗忘过去，重新追求爱情。当她发现自己对亨查德的爱消失殆尽，情不自禁地爱上法尔弗雷的时候，她勇敢拒绝亨查德地求婚，不顾亨查德的威胁，与法尔弗雷结为夫妻。她敢于追求自己的真爱，与命运抗争，试图挣脱命运的束缚和舆论的谴责。然而，命运没有让她得偿所愿，反而酿造了一场悲剧。当刚被亨查德解雇，紧接着被露赛妲无情拒绝成为法尔弗雷的新助理的约普阴差阳错地拆开了露赛妲和亨查德昔日的秘密信件，发现二人的亲密关系时，他悲愤交加，与众人策划一出闹剧，将带有二人面貌和衣着特征地稻草人形背靠背地放在一头驴背上，当街游行，当众讽刺二人私情。亲眼目睹讽刺的滑稽戏后，露赛妲癫痫发作，惶恐不安，最终含恨离世。

小说中女主人公露赛妲的悲剧加剧了人物美好意愿与无情命运的对立，突出了哈代的悲剧观。一系列的巧合接踵而至，使得露赛妲在追求爱情和婚姻的路上困难重重，最终也落得惶惶离世，悲剧收场的结局。一方面，她和亨查德的爱情因命运的安排搁浅。她与亨查德两情相悦，亨查德也允诺将明媒正娶这位在他重病期间给予无微不至照顾的爱人。但苏珊的突然出现使她的梦想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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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男性和女性的对立：父权社会中女性的悲剧

在事业上，他历经宦海浮沉。起初，他的勤劳踏实和不懈努力使得粮草生意蒸蒸日上，并赢得了良好声誉，获选市长。但好景不长，法尔弗雷的出现，为他事业的衰败埋下悲剧的种子。当初市长惜才心切，费尽心思留下他。但这位思想先进、沉着冷静的得力助手逐渐赢得了人们的拥戴，危及市长的社会地位和声誉。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和声誉，亨查德立马解雇了这位得力助手，导致粮草生意每况愈下。最后，二人变成了生意场上的劲敌。凭借科学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法尔弗雷的生意日渐繁荣，而亨查德却由于经营不善，负债累累。祸不单行，卖粥老妇人时隔十九年后突然出现，当众揭露市长卖妻丑闻。商场的失意加上丑闻的揭露，市长身败名裂，社会地位摇摇欲坠。法尔弗雷和老妇人的出现似乎是命运不可抗拒的安排。“几乎是一霎那，昔日之锦绣、往日之荣耀从此成了水中月、镜中花。说来也怪，当年的显赫，正在不断地急剧下落，仿佛到了摇摇欲坠的地步。[7](210)”

1. 家庭地位的二元对立：权威与服从

而如今，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络如条条舞动的巨龙，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离不开的一部分，更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运输大动脉。

在婚恋权利方面，男性和女性的对立冲突体现在男女追求爱情和婚姻的权利上的差异。男权社会既定的伦理道德观渗透到女性人物的性格内部和思想意识深处，使女性自觉自省地对自己正当的感情权利进行遏制和扼杀。小说中伊丽莎白和法尔弗雷，露赛妲和亨查德的爱情和婚姻便是最好的体现。

选择我院实验组护理专业的实习生120名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法的方式将120名实习生划分为实验组(n=60)与常规组(n=60)。实验组实习生中女性46例,男性14例,入校时的理论平均成绩为(68.5±6.9)分。常规组实习生中女性47例,男性13例,入校时的理论平均成绩为(68.7±5.8)分。两组实习生多项一般资料无明显差异,具备可比性。

苏珊和亨查德的不平等的婚姻关系体现了男性与女性家庭地位的对立。在夫妻关系中，丈夫拥有绝对的统治权，妻子必须无条件服从和依赖男性。夫妻二人徒步前往威塞克斯村庄的路途上，面对冷若冰霜，不理不睬的丈夫，苏珊毫无怨言，紧紧跟随丈夫的脚步，她“毫不惊讶，仿佛认为这是一桩极自然的事情”[7](4)。丈夫的有意疏远显然是一种家庭冷暴力，甚至可以说是精神虐待。而后发生在甜粥铺的故事深刻描绘出妻子在丈夫绝对权威下卑微无助的弱势形象。亨查德与粥铺客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能干的男人往往毁在坏老婆的手里”[7](7)体现了对女性的不公待遇。而苏珊对这般侮辱和人格的践踏忍气吞声。女性的默默付出不仅没有赢得理所应当的赞美和尊敬，反而招致社会的无辜谩骂。相反，亨查德甚至将妻女贱卖给路人。传统陋习和伦理观念让苏珊丧失了自由。小说中“据众多村志记载，这些农家女都服服帖帖地跟着她们的买主过活，无不从一而终”[7](23)，暗示卖妻事件在当时社会比比皆是。由此可见，女性在父系社会体系中没有任何家庭地位。她们处于社会的边缘，依赖外在力量而生存，在男性的夹缝中求生存，丧失独立和自由的权利。

伊丽莎白和亨查德的关系也体现了男性和女性家庭地位的对立。作为父亲，亨查德将伊丽莎白视为自己的附属品，对女儿实施完全的控制。女儿完全处于父亲的监督下，屈服于父亲的权威。作为父亲，亨查德密切关注女儿的言行举止，监督女儿的衣着打扮。为取悦父亲，伊丽莎白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处事谨慎，生怕做出有违父亲意愿的事情惹怒父亲。就连佩戴自己喜欢的绿色发带都惶恐不安，支支吾吾地解释道“我手头恰巧有一条缎带，就把它佩上了”[7](86)。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处在豆蔻年华的伊丽莎白似乎失去了一般女孩的青春活力，变得谙于世事，过于早熟。亨查德甚至武断要求将伊丽莎白·纽逊改为伊丽莎白·亨查德，将一个专横霸道的父亲的形象描绘得淋漓尽致。在得知伊丽莎白真实身份后，亨查德对女儿态度冷淡，对女儿的小过失严厉批评。在父亲面前，严格要求和谩骂指责让女儿逐渐失去自我意识。父亲的权威和控制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言行举止的监督上，更体现在亨查德多次介入阻扰女儿的爱情上。出于对法尔弗雷的厌恶和嫉妒，父亲严厉呵斥女儿断绝与其交往，甚至亲自写信要求法尔弗雷停止追求女儿。因为父亲的一己之私和只言片语，伊丽莎白的初恋就这样被扼杀在摇篮里。而后，这位专断独裁的父亲写信给法尔弗雷允许女儿与其继续来往，心里却想着“他会认为这意味着和好，还有一份结婚遗产，他不会想到我在家里嫌她烦，遗产一点儿也不给”[7](132)。事实上，这位自私专横的父亲完全没有考虑女儿的感受，女儿的感情完全取决于父亲。这再次验证，在男权社会，女性处于被制约、被限定、被束缚的状态下，无法追寻独立自我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了[10](48)。

加强项目监管实现多方位。全年制定出台东北四省区节水增粮行动、农村饮水安全等管理制度21项。对23个省份的饮水安全和25个省份的小农水重点县进行了稽察和督促整改，通过“飞行”检查、专项督导、信息化跟踪、约谈通报，以及强化农村水利项目稽察、督促整改等措施，进一步强化重点项目和关键环节的有效监管。强化绩效考核，不断完善小农水重点县、饮水安全和灌区改造等项目绩效考核办法，并兑现奖惩，有力促进了地方资金落实和项目规范建设。

2. 婚恋权利的对立：主动与被动、自由与束缚

在家庭地位方面，男性作为一家之主，拥有与生俱来的绝对权威和统治权利。而女性只有绝对的服从和依赖。小说中女性和男性在家庭地位的对立和冲突集中体现在夫妻和父女关系中。

在伊丽莎白和法尔弗雷的恋爱和婚姻过程中，法尔弗雷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自由选择。一方面，伊丽莎白在父亲的干涉和妇女道德风范的桎梏下，完全处于被动状态。她和法尔弗雷的恋爱多次遭受到父亲的介入。出于对父亲权威屈服，她对父亲的干预不敢有半点违抗。而社会舆论的压力也剥夺了女性主动追求爱情的勇气和权利。作为身份显赫的市长继女，伊丽莎白在与法尔弗雷的交往过程中谨小慎微地把握分寸，生怕做出有违妇女风范的事。另一方面，法尔弗雷积极掌握主动权，吸引伊丽莎白的注意，设法接近并向这位天真的少女示爱。收到市长的威胁信后，法尔弗雷立马中断追求。收到市长允许恋爱的信件后，他处心积虑地把握尺寸，以退为进，甚至立马爱上了另一个女人，抛弃了伊丽莎白。得知昔日情人与露赛妲的婚事后，伊丽莎白绝望而默默离开。最后在露赛妲去世后，二人重归于好也是由法尔弗雷再次主动接近争取得来的结果。纵观二人的恋爱和婚姻过程，男性始终把握主动权。而伊丽莎白，受制于父权社会的种种约束，在婚恋方面完全失去主动追求幸福的自由和权利。

美好愿望与残酷命运的对立直接导致了亨查德的悲剧。由于命运的捉弄，接连不断的意外和巧合交织重叠，导致他感情和事业双重破产。尽管他试图与命运抗争，但最终孤独离世的悲剧下场证明，在悲剧命运面前，他的挣扎是徒劳无益的。正如李田意所说“在强大的厄运面前，亨查德的悲剧是注定的”。[6](69)

(三)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对立：工业文明进程中农业文明的衰败与没落

1. 物质文明的对立：进步与落后

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在英国如火如荼地进行，在维多利亚时代达到全盛，英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机械化进程带来的巨大的物质积累促进了英国北部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而落后的南英格兰及其封建贵族势力大减，以农业为生的农民阶层纷纷破产。在艰难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工业文明稳步前进，而农业文明在物质方面和精神层面都遭受到剧烈冲击，最终导致农业文明的衰落。

进步的工业文明与落后的农业文明不断碰撞，正面交锋，最终农业文明逐渐褪去昔日的光辉。小说中农贸集市的面貌和亨查德、法尔弗雷经营的粮草生意状况的对立集中体现了两种物质文明的对立。

首先，农贸市场的面貌在工业化进程中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由兴盛转为衰败，突显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对立冲突。小说三次提到座落在威敦· 普利奥斯旷野上的农贸集市，深刻描绘了集市的面貌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变化。20年前，亨查德和苏珊路过的农贸集市生机勃勃，农产品和手工艺琳琅满目，来往过客络绎不绝。当苏珊十八年后路过此地，明显感觉到岁月沧桑、世事变迁。“新式的大市场开始严重地干扰这里沿袭数世纪之久的贸易”[7](19)，测力器和体重秤等透露出浓厚的工业化气息。曾经繁盛的农贸市场逐渐在机械化进程中褪去昔日辉煌，日渐衰落。最后，失意的亨查德回到这片土地追忆往事的时候，昔日兴盛的集市却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一片旷野，萧条不堪。在这座举行过无数次一年一度的盛大集市的小山上，“现在却没有一个人，几乎没有一件东西”[7](309)。昔日的农贸集市在机械化过程中逐步破产，最后销声匿迹。农贸集市的消亡折射出农业文明的悲剧，落后的农业文明逐步衰败。

其次，以亨查德和法尔弗雷为代表的截然不同的生意经营方式他们商场竞争的结局也突出了两种文明的对立。亨查德生意的失败与法尔弗雷生意的成功深刻揭示了传统农业文明的弊端，突出了先进工业文明的优势。思想落后、缺乏科学知识、甚至迷信的市长严格遵循着传统的生意经营模式。他“凡事全凭脑袋记忆，交易只靠动舌头”[7](87)，“一向用粉笔画道道计算他有多少粮食，用两只胳膊测量草堆的大小，草捆的重量用手掂，干草的质量好坏用嘴嚼”[5](104)，甚至反对引进新式农业器械。更为致命的是，由于自己的迷信和愚昧，错信巫师对天气的预测，对粮食的收成做出完全错误的判断，导致他在与法尔福雷的价格战中损失惨重。而法尔弗雷思想进步，善于运用科学的方式，高效打理生意，积极引进新式器械，使得生意蒸蒸日上。事实上，依靠传统落后方式经营的生意的失败暗示农业文明的失败，亨查德传统生意的悲剧即传统农业文明的悲剧。

2. 精神文明的对立：和谐与失衡

19世纪的英国在工业革命期间取得了巨大的物质成就，但是，这些物质财富的积累是以牺牲传统精神文明为代价的。卡斯特桥市民在工业革命时期疯狂积累物质财富，不惜践踏传统精神文明，导致精神失衡的悲剧。卡斯特桥市民的商业道德与当地风土人情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对立揭示了农业文明的精神文明的没落与衰败。

一方面，商业道德的剧烈变化加剧了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之间的冲突。对物质财富的盲目追求使得曾经诚实的农贸商成为狡猾的、惟利是图的小人。摒弃了传统商业道德的商人在生意场上如鱼得水，而诚实做生意的农贸商人却逐渐被残酷地奉行利益至上原则的生意场淘汰出局。当年，亨查德和苏珊路过的粥铺里的稠粥配料丰富，而现在稠粥已偷工减料成稀汤。正如20年前农贸集市的卖粥老妪所说“这世道真没记性。堂堂正正做生意挣不到钱，这年头，只有骗子和滑头才走运”[7](21)。传统商业道德的沦陷从侧面体现了精神文明的转变，甚至是衰退。

（五）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达成的评价是比较难的，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就要目标设计中要注重结果的开放性、多元性。教师只要指明学生需要从事的学习任务是什么，不精确规定每个学生应从这些活动中习得什么，目标是追求每个学生学习结果的个性化表现。

另一方面，当地风土人情的巨大反差也加剧了两种文明的冲突。对于卡斯特桥来说，物质的不断积累仅为小部分人带来了利益，贫困农民和破产的农贸商人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物质资料和社会地位巨大差距导致部分市民精神上的失衡。他们曾经是善良、淳朴的好市民，生活在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美好天堂，正如书中所叙，“市民的心里恬静如镜，从未动过雨伞会被顺手牵羊的念头”[7](56)，却变成仇恨社会的不良市民。他们集中居住在米克巷，“在这巷子里，令人伤心、下流不堪、伤天害理的事情比比皆是，司空见惯”[7](247)。曾经的天堂似乎正慢慢沦落成充满肮脏和邪恶的地狱。精神失衡的市民甚至开始仇视贵族并伺机报复，以此寻求心理慰藉和平衡[11](54)。约普发现露赛妲和亨查德的旧情后，便和朋友说道，“这城里的一个高高在上的人，我要叫她出出丑”[7](250)，随后便引发了那出致命的闹剧。在工业化进程中，卡斯特桥市民不仅遭受到物质破产，精神世界也不断崩溃。由此可见，在追求物质积累、追赶时代潮流的过程中，卡斯特桥市民美好、传统的精神家园却逐步瓦解。

结 语

综上所述，《卡斯特桥市长》中存在大量的二元对立现象。运用文学批评领域下的二元对立原则分析文本中存在的主要的二元对立项有助于理解作品的主题，发掘作品的深刻意义。本文通过分析三组二元对立，即人类美好愿望与无情命运，男性与女性及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冲突对立，深刻揭示了小说的悲剧思想。小说中主要人物的美好愿望与残酷命运的对立暗示哈代的带有悲剧色彩的宿命论思想，即人物的斗争在强大命运面前有时是徒劳无益的；男性与女性在家庭地位和婚恋权利的对立揭露女性在父权制社会男性权威下的悲惨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以及丧失自我意识的悲剧；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对立揭示传统文明的落后与衰败的悲剧。作者巧妙地运用二元对立原则，成功地深化了小说悲剧主题，渲染了小说的悲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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