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清末民初黑龙江流域达斡尔族的转型发展

达斡尔民族是世居黑龙江流域的古老民族，也是黑龙江省三小民族之一，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一支。目前，多数学者认为，达斡尔族起源于契丹民族，达斡尔即原来契丹皇族“大贺氏”的音译。17世纪中叶前，达斡尔族主要生活在西起石勒喀河，东至精奇里江(结雅河)，北到外兴安岭，南到黑龙江中上游的广大区域。达斡尔族以渔猎为主，兼营农业。到17世纪中叶，部分居住在黑龙江中上游以北的达斡尔族遭到清军的征服和沙俄侵略者的掠夺，被迫向南迁移，大部分迁移到嫩江流域中游地区居住和生活。在南迁过程中，清政府加强对达斡尔族各部落的统治，并把这些部落纳入八旗制度中，进行集中管理，同时，达斡尔族开始满洲化进程。编入八旗后，达斡尔族既要服兵役又要交纳一定的贡赋，在一段时期内生活比较安逸，成为清政府统治黑龙江地区的主要力量，为黑龙江流域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到清末民初，黑龙江流域内外环境发生很大变化，这种内外变化的压力促使达斡尔族进行转型发展。

一、清末民初黑龙江流域社会的转型发展

清末民初黑龙江流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清末，清政府对东北地区开禁“新政”，实施对东北行政体制的改革，开启黑龙江区域近代政治经济的转型发展；中东铁路的修建及日俄在东北地区的角逐，加速了黑龙江区域经济转型发展，并带来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

1.清末民初黑龙江流域社会状况的变化

晚清以来，由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清政府开始实施对黑龙江流域的全面开禁，形成清末黑龙江流域移民开发、垦殖实边的高潮。吉林、黑龙江及蒙旗大规模放垦，移民基本来自山东、河北和河南的汉族农民。开禁与招民放垦使黑龙江流域人口迅速增多，由于移民大量涌入，人烟稀少的黑龙江地区人口骤增，至1931年，已达600多万[1]。

古代对于过一段时间的意思有各种不同的表述方法，如“顷之”、“居顷之”、“良久”等。英译文本中对此也采取了不同的表达：“平旦”译为“When dawn came”；“居久之”译为“after some time”；“顷之”译为“following this”；“居无何”译为“shortly after this”；“居顷之”译为“sometime after”；“良久”译为“after some time”。

经过清末的开禁、移民，黑龙江流域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与农业相关的传统手工业开始向近代工业转化，当地民族资本主义逐渐产生和发展。随着日俄加紧对该区域的资本输出，近代科学技术和生产设备逐渐传入，清末，伴随“新政”的推行和奖励工商业政策的实施，黑龙江流域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主要有吉林机器局、漠河金矿等一批近代工矿业，同时，各行各业经济迅速发展，成为黑龙江流域经济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黄金时期。

达斡尔族在清前期编入八旗，既有俸饷又有农业、畜牧及狩猎等副业的收入，生活还很安逸。但清中期以后，财政拮据，八旗官兵俸饷开始出现拖欠，之后积压过多就减成折扣，至1883年欠饷200余万两，达斡尔兵丁基本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就使饷无蒂欠，悉依原额，已难足岁有余，而况积欠之多，加以折扣，领全饷的，岁不过十余金，领半饷的，岁不过八九金，……积贫成弱，实有不能整饬之势。”[7]

2.清末民初黑龙江流域自然环境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党和政府采取多种措施，致力于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取得了重大历史性进步，但不可否认，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由于经济高速发展、文化建设相对滞后、人们生活发生巨变等，会出现某些制度体系不健全、不协调、不完善的情况，从而为腐败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

利用反应谱分析方法对一座具有高桥墩的非对称矮塔斜拉桥——津保桥的裸塔和全桥模型桥塔的抗震性能进行了研究。得出两种模型在地震作用下的响应规律。

首先，黑龙江流域人口急剧增长，土地得到大面积开发。清末，清朝政府为鼓励黑龙江移民垦荒，颁布一系列奖励办法，如招垦人招有犁移民50人者，给奖金100元，并以荒地2方按半价卖给招垦人；招得移民100名以上者，给招垦人以住宅奖励。用这样的办法刺激着大量移民主要是汉人不断扩张耕地，来到新的垦区。至光绪三年(1911年)，黑龙江地区的荒地均己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开垦，改变昔日人迹稀少状况。耕地开垦一直深入到鄂伦春族生活腹地西布特哈、东布特哈、墨尔根，即今天的内蒙古、黑龙江省鄂伦春族聚居地区。据调查，1911年，黑龙江有居民187 739户，206万人，垦地306万垧[2]，粮食自给有余,并作为商品粮投放市场。除粮食外，还有大量种植烟草、甜菜等外销的经济作物。除垦荒种植带来的人口外，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中东铁路的出现及沿线的城镇，也带来大批量的人口。再加上漠河开采金矿需要的人力，达斡尔族生活的黑龙江中上游区域周边人口大幅度增多。外部人口的进一步增多，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开发也不断深入，日益威胁着传统渔猎生产所需要的生态环境。

其次，森林资源大幅度消减。在黑龙江开禁之前，达斡尔人长时间生活在茫茫的原始森林中。大小兴安岭虽然气候属于寒温带气候，但森林资源丰富，几乎是一望无际遮天蔽日的大森林，生物多样性丰富。大小兴安岭上还有各种灌木和乔木。除各种树木外，野生可食的野菜、野果、药类和可食的根茎类植物也很多。由于森林资源丰富，成片的森林和林中的产物为各式各样数量庞大的野生动物提供了优良的栖息地，同时,也有利于动物种群繁殖。大小兴安岭绿色林海中有狍子、马鹿、驯鹿和野猪等动物，其中狍子分布最广，数量最多，这些野生动物是达斡尔族主要食物来源。森林中植被茂盛区域还有灰鼠等啮齿类动物生长。丘陵地带有大型食肉动物如虎、金钱豹、狼、猞猁、黄鼠狼和马熊等，尤其盛产紫貂，貂皮对达斡尔民族生活非常重要，既可以完成向清政府的纳贡，也可以换来一些余钱，改善自身的生活。但随着清末民初黑龙江流域经济开发，建设城镇聚集区和铺设铁路，都需要土地，很多土地都是从森林之中转化而来的。比如，绥化城镇的建设，绥化原名“北团林子”，说明绥化于1862年(清朝同治元年)建制时，此地是密林地带，后来伐林建镇。城镇的土地原来就是林地。此外，日俄侵入黑龙江流域，不断掠夺黑龙江流域的森林资源。俄国开矿铺路时，肆意采伐铁路沿线的森林，破坏我国森林资源。“据不完全统计，在20世纪初，沙俄每年掠夺黑龙江、吉林两省的木材价值在一亿银元以上。”[3]森林的减少，动物栖息地遭到破坏，动物资源锐减。有些达斡尔族习惯生活在森林中，森林的减少，促使其从无林区转移到更为偏远的森林中，活动区域受到限制，活动空间受到挤压。

2.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观察 经过治疗后，干预组呼吸功能改善总有效率和吞咽功能障碍改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两组患者疗效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表3。

无机2013，2014，2015级晶体学课改班与对比班成绩统计见表3．由表3可见，无机2013，2014，2015级课改班期末平均成绩分别为65.00，66.30，72.40分，对比班期末平均成绩分别为60.50，63.12，69.50分．课改班比对比班期末平均成绩分别高4.50，3.18，2.90分．无机2013，2014，2015级期末平均成绩和总成绩逐年提高，说明课改效果显著，满足了学生个性化学习需要，促进了自主学习和知识内化过程，因此学习成绩比对比班有明显提高．

研究得出数据通过SPSS19.0软件统计处理，以数（n）或率（%）表示计数资料，以χ2检验，P＜0.05说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清末民初黑龙江流域达斡尔族的转型发展

经济类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可用的技术和正在开发利用的资源性质，随之经济类型也会对社会制度包括居住方式、人际关系、村社规模和位置、风俗习惯等诸方面产生强烈影响。这种相互作用、相互适应的过程，有助于各民族的生存和文化的延续。达斡尔族在适应变化的环境中也不断调试自身的经济和生活方式。

经过对取样的研究分析，可以判断鲕粒的形成过程为：有一粒灰岩碎屑，在海水中不断悬浮沉降，形成多层同心层，成为真鲕。其后由于粒度变大，悬浮较困难，碰撞、摩擦相应变少，有微生物开始附着生长，在周期性的潮汐作用下，不断滚动生长。但是某些环境因素的改变，导致微生物逐渐消亡。在鲕粒的最后生长阶段，形成的鲕层与胶结物无异。最后，由于泥质的加入形成一层光滑的泥质薄膜，终止了鲕粒的生长，最终形成巨型鲕粒。鲕粒形成的环境始终是动水环境。

1.达斡尔族传统狩猎业难以为继

达斡尔民族南迁到嫩江流域过着农耕和渔猎生活，渔猎生活方式属于低级、简单的完全向自然进行索取的生活方式，所以，近代化以前，达斡尔人的衣食住行都依赖大自然的恩赐。黑龙江和嫩江及其支流水系发达，在密如蛛网的河流中，盛产种类繁多的鱼类。丰富的森林物产和动物资源，是达斡尔族渔猎文化的根基。

在近代转型过程中，清末,黑龙江地区进行旗政改革时，也考虑到八旗官兵家属的生计问题。清政府指令，在官荒中实行“计口受田”。对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业的八旗，则依其旧俗进行变通。主要通过土地、牲畜的私有化，达斡尔旗兵开始由旗人向普通平民、农民、木人身份及生活转化。因为在达斡尔族满洲化过程中保留许多本民族的特质，语言、习俗和服饰及生活方式都有自己本民族的特色，如达斡尔族语言类似蒙古语，服饰“以狍头为帽，双耳挺然，如人生角。”在近代转型中，达斡尔族开始强化本民族的意识及特色，民族认同感增强。

2.达斡尔族满洲化趋势停滞

达斡尔族身份逐渐平民化，在平民化中本民族认同趋势增强。在17世纪中叶，清政府征服达斡尔后，对达斡尔族统治采取旗佐制和贡貂制。归附清政府的达斡尔族被择地安置，壮丁被编入八旗，成为八旗兵丁，领取俸禄，成为清政府对黑龙江区域统治的支柱。康熙初年，由于人口的增加，达斡尔族佐领的数量也不断增多，初步形成黑龙江驻防八旗，并在乾隆年间稳定下来。在黑龙江八旗中，清政府进行旗学教育，维护“国语骑射”，这是达斡尔族满洲化的高峰期，此后八旗制度逐渐衰落，军事职能逐渐淡化，逐渐凸显行政职能。清末，新政对兵制进行深度改革，确立民治体系。黑龙江八旗被大大压缩和裁减。1907年，黑龙江巡抚程德全对东、西两路布特哈八旗佐领进行裁撤，“该城共九十二佐，一佐甲兵十余名或数名，甚至有无兵之佐。拟将东、西两路各留八佐，共十六佐。其余七十六佐概行裁撤，不分部落，均做公缺。”[5]黑龙江八旗直到清末清政府被推翻，才退出历史的舞台。黑龙江区域开禁后，汉人急剧增多，已进入达斡尔族聚集区，并远远超过达斡尔族人，达斡尔族满洲化彻底结束。

据计算，从事打猎和捕鱼的族群所必须的生活条件是，一平方公里不超过0.05人；草原上的狩猎族群一平方公里不超过0.09人[4]；在清末民初之前，黑龙江流域大部分地区等于没有完全开发的处女地，达斡尔民族狩猎的范围远远低于一平方公里0.05人，打猎、获取猎物比较容易。但随着清末黑龙江流域的开发，移民不断涌入，侵入动物的栖息地，致使黑龙江流域动物数量急剧下降，达斡尔人狩猎困难。原来捕貂很容易，贡貂也容易，后来捕貂日益困难，达斡尔人到集市上买貂完成贡貂任务，至1911年，要求贡貂任务缓交。达斡尔族猎区缩小，树林日益稀疏，禽兽惊遁远方，狩猎困难，猎获物非常有限。现实生存的压力迫使达斡尔族人逐渐放弃传统狩猎业，开始注重农业生产。

3.达斡尔族经济开始出现商品化趋势

黑龙江流域经济的现代转型发展，也促动达斡尔族聚集区生产的商品化趋势。中东铁路修成后，中东铁路站齐齐哈尔附近达斡尔族区农业种植原来以谷子为主，燕麦等比较少。粮栈和由于中东路附近的俄商大量收购燕麦，需求的增长使从事农业种植的达斡尔人也受这种商品需求影响，不断扩大燕麦的种植面积，有些地区燕麦种植面积超过30%以上；不仅是农业开始商品化，其他副业也如此，如达斡尔族传统的畜牧业和传统放木排业等。

三、清末民初黑龙江流域达斡尔族转型发展存在的问题

清末民初是黑龙江流域向近代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在东北开禁后，大量内地汉人涌入黑龙江流域，“全部赌之，汉人为多，满、蒙次之，索伦诸族(包括鄂伦春、鄂温克及达斡尔等族)，日见其少。”[6]达斡尔族由于长期处于比较封闭的环境从事农业和渔猎业等传统生产，人口在区域中比例较少，所以，向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总是处于被动地位，因而，达斡尔族近代转型发展存在一些问题。

达斡尔族主要聚集区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发生巨大转变，这种转变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促使达斡尔族生活和生产方式发生改变。

长期以来，黑龙江流域沃野千里、地广人稀，经济发展落后。清末民初，随着黑龙江流域全面开禁和日俄两国的侵入以及经济向近代转型，黑龙江流域自然环境发生巨大改变，主要表现如下。

1.达斡尔族普遍贫困化的问题

晚清以来，东北成为日俄两个帝国主义角逐之地。1897年，俄国在中国东北开始修建中东铁路，铁路占地及其附属地，侵占黑龙江流域大片土地，也侵占煤炭和森林资源。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的势力侵入南满地区，并进一步向黑龙江流域发展。日俄在东北进行经济掠夺，冲击着黑龙江流域原有的社会秩序，同时，也促使资本主义经济在黑龙江流域的扩展。

由于清末黑龙江流域大规模开禁及中东铁路的修建，原来地广人稀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变，由于垦荒种植及近代工矿交通事业的兴建，大片原始森林被开发，导致达斡尔族以渔猎业为主的副业难以为继，捕获的野兽数量急剧下降，不能补贴生活。

再加上达斡尔族人口自然增长率低，男丁作为八旗兵经常被清政府征调，参与各种征伐，损失惨重，生还者十不得一。作为主要劳动力的精壮男丁的减少，影响达斡尔族家庭生活和家庭收入。此外，清末民初黑龙江流域社会动荡，盗贼横生，日俄入侵，社会动荡对达斡尔族安居生活也有很多负面影响，加重了达斡尔族生活的普遍贫困化。

2.在近代转型发展进程中达斡尔族的边缘化问题

黑龙江流域的大规模开禁及经济的转型是从清末开始，到20世纪20年代才完成。在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虽然达斡尔族本身也努力适应新环境和新社会，改变自身处境，但成效甚微。由于达斡尔族长期处于黑龙江流域封禁的环境中，擅长渔猎业及简单的农牧业，进入农耕社会环境还有一定的适应性，但马上进入工业社会，达斡尔族的适应能力就很差。

首先，对近代社会的人际交往不适应。达斡尔族对适应商品社会的汉人和日俄等国的商人还按达斡尔族淳朴的待客之道处理，经常吃亏和上当受骗。大多数人还不了解近代商品社会的买卖和契约关系，对转型中的社会人际交往无法把握，致使有些在近代人际交往中上当受骗的人采取退缩，选择远离现代人群的深山大川地区居住和生活。

其次，对近代工业社会经济生产不适应。达斡尔族长期从事传统生产使其形成观念和技能等方面的局限性，这加大了参与铁路、工矿业等现代化生产的难度。民国初期，随着中东铁路的运营，在中东铁路附近有中国人兴建的许多近代民族企业和俄国人创办的工矿企业，在这些企业中很少能看到达斡尔族人。

再次，对中国黑龙江流域城镇化的不适应。在中国黑龙江流域近代社会转型的主要标志城市中，达斡尔族在城市中居住和生活的非常少。清末民初，由于移民的大量涌入，人口的急剧膨胀，再加上中东铁路的修建进一步促进黑龙江流域城镇化。一大批近代城镇在黑龙江流域内拔地而起。包括吉林省的辽源、黑龙江省的鹤岗、鸡西是矿业或工矿业城镇；吉林省的安图(又名娘娘库)、长白、汪清，黑龙江省绥化、依兰、安达、富锦、勃利、密山等是移民垦荒兴起的城镇；哈尔滨、牡丹江等伴随着铁路交通发展而兴起的城镇。这些城市和乡镇由铁路、公路等交通线相连接，形成一个个社会网络的枢纽，具有产业聚集、经济辐射与文化核心的功能，近代社会人口就是以这些点和线为中心，呈扇形辐射。而达斡尔族始终处于这种扇形辐射面的最外延，远离城市中心。达斡尔族人口数量少，又由于有以上诸多的不适应因素，所以，达斡尔族在黑龙江流域转型发展中处于边缘化状态，不能起主要作用。

总之，清末民初时“封禁”的彻底废除，清政府控制下的汉族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到黑龙江流域，土地资源开发，农业的兴起，城镇、市场的涌现，无疑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达斡尔族传统的社会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日益渗透并侵蚀达斡尔族的农牧业，推动着达斡尔族传统文化的转变。面对社会变化带来的生活压力，达斡尔族自身努力适应社会环境新状态的同时，也在转型时期出现很多困难。这种情况表明，弱小民族在社会转型中仅靠自身力量适应社会转型发展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外界诸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这样才能做到各民族共同发展和富裕，实现中国各民族繁荣和昌盛。

参考文献：

[1]孙占文.黑龙江省史探索[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280.

[2]何群.环境与小民族的变迁——鄂伦春文化的变迁[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4：59.

[3]金士宣,徐文述.中国铁路发展史[M].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1986：49.

[4]沈斌华,高建纲.鄂伦春族人口概况[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53.

[5]徐世昌.东三省政略(卷八)旗务▪黑龙江省▪官兵篇[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1371.

[6]万福麟,张伯英.黑龙江志稿(卷十一)经政志▪氏族[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512.

[7]徐宗亮.黑龙江述略(卷五)兵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