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变迁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引言

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理论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不具备全面发展的资本和资源，均衡发展道路在这些地方是行不通的，应当集中有限的资本和资源优先发展一部分产业或区域，以此带动和扩大其他产业或区域经济的发展。自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总量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按当年价格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78.7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744127.2亿元。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不断推进，非均衡发展战略在我国暴露出不少问题，突出表现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贫富分化现象严重等。对此，21世纪伊始，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战略接连推行，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战略在我国遍地开花，但效果并不显著。2016年中国人民大学公布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发现，从表面上看，2015年我国区域经济呈现“西快东慢”的增长态势，但受地区经济总量差距的影响，中西部地区未能与东部地区在经济总量上缩小差距，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差距依然存在。可见，在拉动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逐步缩小区域间差异仍是我国经济维持发展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2.专业素质：三级指标主要包括专业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学习态度、计算机与英语能力。部分指标值基于学生的学习成绩获得。

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资本、劳动、技术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因素，而新结构主义者则认为，作为一个连续变化的过程，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应要求产业多样化、产业升级以及基础设置的相应改进[1]，强调从产业视角、结构主义视角去解释经济发展问题。鉴于此，本文提出，人力资本是引起产业结构变迁的源动力，是与产业结构相配套的最为重要的基础设置，人力资本发展水平的不均衡将导致地区产业结构变迁进程的不一致，因此在探讨产业结构变迁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时，二者不应割裂开来。从现有的文献来看，产业结构、人力资本的确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首先，从产业结构视角来看，严成樑 [2] 基于产业结构的总体变迁过程出发，认为相比于人力资本等，产业结构变迁对我国东部地区比对中西部经济发展的作用力度更大。干春晖等 [3]则将产业结构变迁分为两个维度，即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并指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更加稳定，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带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彭冲等 [4]所提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熨平效应”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周期性效应”与查贵勇 [5]对上海市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均证实了干春晖(2011)的观点。其次，从人力资本视角来看，人力资本空间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严格正相关，人力资本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和较高的产出弹性[6]。朱承亮、师萍等[7]对人力资本及其构成对区域经济增长效率的实证表明，人力资本及其结构对经济增长效率存在滞后效应，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效率的改善力度更大。高素英、赵曙明等[8]则认为，一般人才比高层次人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反而更大。

诚然，产业结构和与之配套的基础设置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因此，本文在探讨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时，将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变迁同时引入到模型中，以分别考虑它们对经济增长的相对重要程度。

1 产业结构变迁与人力资本的定义、测量及其趋势特征

1.1 产业结构变迁与人力资本的定义与测量

1.1.1 产业结构变迁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大部分文章都将产业结构的整个变迁过程分成了两个维度，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过程以及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在现有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条件下，遵循再生产过程中对比例性的要求，实现产业规模适度、增长速度均衡、产业联系相协调以及生产要素合理配置的过程。产业结构高级化，也称之为产业结构升级，是指在技术进步作用下，产业结构系统由较低级形式向较高级形式演变的过程，标志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和发展方向，从产业结构的发展方向来看，整个产业结构将由第一产业占优势顺次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优势的方向发展。

(1)产业结构合理化测量。按照干春晖(2011)的解释，产业结构合理化反映的是产业间的聚合质量。一方面它可以反映的是各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另一方面它也能反映要素投入结构与产出结构的匹配度。通常，人们用产业结构偏离度来衡量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水平，即有：

 

(2)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在1%的水平上均显著为正；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有区域差异，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产出效应比较显著，而在西部地区则表现出抑制效应，但抑制效应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

(2)产业结构高级化测量。克拉克定理认为，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力将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其次是向第三产业转移，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将逐渐减少，第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将随之增加，劳动力结构的转移将引起产业结构的变革，也即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将使一国经济发展重点或产业结构重心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顺次转移，具体表征在各种要素密集程度、产品形态以及产业重点的顺次转移。而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产值比，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产业结构的总体演进规律和发展方向，是当前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中比较常用的工具，也是更具有现实意义的一种测量方式。本文将借鉴干春晖[3]这一指标作为衡量我国各省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重要工具。

1.1.2 人力资本

第二，西部地区应注重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效应。相对于中部地区而言，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积累对区域经济影响的程度明显更高，因此，西部地区应高度重视人力资本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加强文化建设、教育发展、职业技能培训、人才引进等各方面的工作，逐步提升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实现地区经济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可置否，各区域经济发展内外在条件是不同的，东部地区就业机会更多，收入增长空间更大，吸引了大批中西部地区的高素质人才，西部地区主要由受初中等教育的人才在拉动，提高高素质就业人员比重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对此，西部地区还应特别特别注重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

统计两组患者的住院时间，对照组住院时间为（58.74±2.12）d，观察组住院时间为（39.35±2.34）d，两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7.466 4，P<0.05）。

1.2 我国三大区域产业结构变迁与人力资本水平的趋势特征

根据前文所述的有关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以及人力资本的测量方式，分别计算得出2005～2015年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与人力资本水平，其变化趋势如下图1-图3所示。

图1显示的是以结构偏离度值表征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结构偏离程度与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为反向关系，即结构偏离度值越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也就越低。在我国三大区域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明显低于东中部地区，而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又略低于东部地区，即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自西向东呈阶梯化递增趋势，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合理性最佳，其次是中部地区，最后是西部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自2007年以来，在我国三大区域之间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差异基本保持稳定，各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也趋于稳定。

星期六，我做完作业，想去找李立涵玩，可是他不在家。我又想去找周玉清，得知他和父母外出旅游。回到家后，我闷闷不乐地躺在沙发上，爸爸看见后，放下手机对我说:“儿子，我来给你表演个魔术吧！”

图2显示的是我国三大区域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可以看出，近些年我国三大区域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是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自2005年以来，中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一直落后于东西部地区。而就东西部地区而言，2009年以前，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略高于东部地区，但自2009年以后，东部地区赶超西部地区，成为我国三大区域中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最高的区域。 但显然，“十二五”期间，我国三大区域产业结构均得到了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不断在升级、优化。

图3显示，我国三大区域人力资本水平均处于比较低的状态，且差距显著，呈现自东向西阶梯化递减趋势，即东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又明显高于西部地区。就我国三大区域人力资本水平差距而言，虽然自2011年以来，人力资本水平在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有所减小，但差距依然存在；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则相对比较稳定。

  

图1 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

  

图2 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

  

图3 人力资本水平(单位：万人)

整体而言，近年来，我国三大区域的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以及人力资本水平均处于不断上升阶段，但区域差距依然存在，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与人力资本水平均优于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变迁与人力资本是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由于各区域地理位置、政策扶持以及资源禀赋等内外在条件不同，导致我国三大区域产业结构变迁进程不一致，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在区域之间差距明显，而各区域产业结构变迁进程的不一致将导致人力资本发展水平的不均衡，资本原始积累东中西部存在显著差距，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使得现阶段我国各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和发展水平不一致，区域间经济发展协调度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成为当前我国亟待解决的突出现实问题。

2 产业结构变迁、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2.1 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2.1.1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1)数据来源

(a)Minimize benefit to self(b)Maximize cost to self

本文选取的是2005～2015年全国28个省份(云南、西藏与黑龙江除外)的面板数据，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文中对三大区域的划分如下：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7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四川、重庆、贵州、山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0个省区。

(2)变量选取

研究方法主要采取问卷调查方式进行开展，主要研究592名学生价值观与自我价值感之间的关系，具体可以从自我观、群体观、法治观等方面进行衡量，阐明社会人际、社会心理以及个人道德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社会取向、自我价值感以及个人取向之间的既定关系，在各个维度之间进行合理分析，确定青少年价值观、道德判断与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说明三者之间的关联性，并表明具体的研究结果。

豪斯曼检验用来筛选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的类型，检验数据模型是随机效应还是固定效应，其原假设为应建立随机效应模型。由表5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变量拒绝原假设，且不管是个体随机效应还是时间随机效应均不存在。所以模型回归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②解释变量。产业结构变迁测量指标采用前文所述的产业结构合理化(TL)、高级化(TS)测量值。人力资本测量指标也采用前文所示的每十万人中受高等教育的人数(HC)作为代理变量，单位以万人记。

③控制变量。由于地区资本存量的数据比较难以获得，而以各省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地区GDP的比值(PC)作为地区物资资本投入水平的代理变量，能够反映地区总产出中用于扩大再生产过程的部分，比较具有现实意义。城镇化水平(UR)以地区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来反映，人口增长率(POP)以各地区常住人口计算得出。以上变量单位均以%记。

(3)人力资本水平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1%或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且相比于物资资本来说，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稳定，其作用效果均显著为正。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基本形式有：

图5孔数约1000个，孔数较少时气流无法均匀到达热盘表面，在径向流动过程中产生较大的相互干扰，整个腔室内流场混乱无规则。

(3) 元素分析：测试仪器EL Ⅲ型为型元素分析仪，OLYMPUS公司，测试约2 mg样品的N、C、H和P元素含量。

Yit=AKβ1itLβ2it

(1)

(3)其他控制变量。相比于人力资本积累，物资资本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更能立竿见影，但这种方式很难持续。而且，物资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区域差异，就东部地区而言，现阶段加入物资资本投入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有助于经济持续增长，但在中西部地区，物资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更为明显，资本投入未能有效转化成实现生产力，反而阻碍了区域经济增长水平和增长速度。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区域差异也十分明显，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时，适当的人口集聚是利好现象。但很明显的是，人口城镇化并不是拉动这些地区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无论是哪个区域，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均负向相关，说明提升人口质量而不是数量才能有助于区域经济持续增长。

lnYit=α0+β1lnLit+β2lnKit+εit

(2)

式(1)、式(2)中，Y表示产出水平，能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通常用地区人均GDP来衡量。L反映人力资本存量，K反映物资资本存量，L和K是影响产出水平的主要因素。本文将以每十万人中受高等教育的人数(HC)作为衡量人力资本存量(L)的代理变量，物资资本投入比率(PC)作为衡量物资资本存量(K)的代理变量。事实上，影响地区产出水平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地区产业结构变迁、城镇化水平以及人口增长率等，为进一步考察产业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我们在式(2)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指标。为避免控制变量选择的随意性，借鉴干春晖在相关问题上的处理，以产业结构变迁、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交互项作为控制变量，将其拓展成如下函数形式，如式(3)。

LnPGDPit=α0+β1lnHCit+β2lnTLit+β3lnTSit+β4lnPGDPit×lnTLit+β5lnPGDPit×lnTSit+β6lnPGDPit×lnHCit+β7lnURit+β8lnPCit+β9lnPOPit+εit

(3)

式(3)中，i代表地区，t代表时间，PGDPit为被解释变量，反映的是i地区第t年的人均GDP，解释变量URit、TSit、TLit、HCit、PCit、POPit分别表示的是i地区第t年的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水平、人力资本水平、物质资本水平以及人口增长率，α0为常数项，εit为随机扰动项。

2.2 实证结果

表1 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LLC检验检验结果变量LLC检验检验结果lnPGDP8．32非平稳△lnPGDP104．81∗∗∗平稳lnTS52．33非平稳△lnTS125．42∗∗∗平稳lnTL35．30非平稳△lnTL172．25∗∗∗平稳lnHC4．16非平稳△lnHC162．58∗∗∗平稳lnPC28．07非平稳△lnPC168．95∗∗∗平稳lnUR38．48非平稳△lnUR107．37∗∗∗平稳lnPOP59．34非平稳△lnPOP173．37∗∗∗平稳

为避免由于数据的不平稳而导致的伪回归，本文拟选取ADF检验进行单位根检验。由表1显示的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来看，所有变量一阶差分序列的P值均小于0.01，也即可以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符合I(1)过程。为确定正确的模型形式，需要进行相应的F检验和Hausman检验。

金石学可以说是朱熹的家学。朱熹之父朱松喜欢收藏石刻拓本，这对朱熹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使他从少年时代开始就养成了对“古金石文字”的爱好。

由表2的F检验和Hausman检验的检验结果来看，无论是全国的样本数据还是各地区的样本数据，皆表明适合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其模型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2 我国东中西部以及全国面板数据的模型形式选择

  

区域F检验F值临界值结论Hausman检验卡方值结论全国15．181．53个体固定效应模型282．78(0．00)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东部15．021．93个体固定效应模型109．46(0．00)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中部2．801．93个体固定效应模型29．59(0．00)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西部6．502．40个体固定效应模型32．54(0．00)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表3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以及全国的面板数据估计结果

  

变量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lnTS0．08∗∗∗(2．77)0．35∗∗∗(5．32)0．12∗(1．94)-0．03(-0．35)lnTL0．25∗∗∗(20．59)0．30∗∗∗(12．75)0．11∗∗∗(2．71)0．25∗∗∗(7．64)lnHC0．32∗∗∗(12．96)0．38∗∗∗(13．20)0．14∗∗(2．59)0．23∗∗(2．34)lnPC0．04∗∗∗(2．80)0．04∗∗∗(2．00)-0．01(-0．23)-0．13∗(6．17)lnUR0．22∗∗∗(3．02)-0．02(-0．22)-0．22(-1．45)1．34∗∗∗(6．17)lnPOP-0．05∗∗∗(-5．64)-0．01(-0．74)-0．07∗∗∗(-4．42)-0．11(-0．07)lnPGDP×lnTL-0．20∗∗∗(-35．88)-0．22∗∗∗(-16．86)-0．25∗∗∗(-8．67)-0．30∗∗∗(-8．48)lnPGDP×lnTS-0．01(-0．52)-0．13∗∗∗(-4．30)0．06(1．38)0．03(0．40)lnPGDP×lnHC-0．34∗∗∗(-33．89)-0．28∗∗∗(-11．02)-0．43∗∗∗(-13．19)-0．21∗∗∗(-6．95)C0．06(0．21)1．27∗∗∗(2．85)1．36∗∗(2．34)-3．36∗∗∗(-4．41)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2.3 结果分析

(1)人力资本水平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关系显著。无论是从全国范围来看，还是从东中西部地区来看，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都有助于经济增长。具体表现为：全国每十万人中受高等教育学生数每提升1个百分点，将平均拉动国民经济总体增长约0.32个百分点，其作用效果在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分区域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小在各区域略有不同，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效应由大到小依次是东部、西部和中部地区，其弹性值分别为0.38、0.23、0.14，中部地区人力资本的作用效果略次于东西部地区。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效应略高于中部地区略令人意外，原因是一直以来我国人力资本水平在地域间呈非均衡分布状态。西部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落后的区域，有着明显的粗放型经济特征——资源依赖，靠天吃饭，靠地养人，对人才培养和引进重视程度不够，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尤其是高素质人才极为匮乏。随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的不断提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将不再适应市场需求，经济增长将更多依赖于人才、知识、技术创新等生产要素。因此，在人力资本相对丰富的东中部地区与人力资本相对匮乏的西部地区之间可能会呈现出两种极端趋势，即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投入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反而更大，鼓励人才培养将成为拉动这些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

江苏省淮安市新一轮总体规划提出“东扩南连、三城融合、五区联动”的发展战略，淮安生态新城成为淮安市未来发展的重点建设区域。淮安生态新城西片区属渠北地区，境内河网密布，周边有京杭运河、淮河入海水道、苏北灌溉总渠及二河等流域性河道，区域内有柴米河、大治河、蛇家坝干渠及运南干渠等主要灌排河道。如何立足于整个流域水系，就防洪、排涝及灌溉等方面对西片区水系进行综合规划，打造优美的水生态环境，成为水系规划的重点与难点。本文对水系规划的难点进行分析，提出相关对策。

(2)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区域差异，其系数有正有负；而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之间正向关系在东中西部地区均十分显著。从全国范围来看，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以及高级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均比较显著，其中，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程度更大。分区域来看，相比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我国东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大；在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比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大，作用效果也更为显著。

式中：P为泥石流冲压力，KN；α为建筑物受力面与泥石流冲压力方向的夹角(°)；λ为建筑物形状系数，圆形建筑物λ=1.0，矩形建筑物λ=1.33，方形建筑物λ=1.47。

首先，就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而言，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各区域均保持为正值，具体表现为：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其值分别为0.3、0.11、0.25，在东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效果更加明显。同时，相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来说，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更加稳定。

其次，我们来讨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就模型(3)的回归结果来看，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我国三大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各有不同，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以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之比率来衡量。就东部和中部地区而言，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越高，即第三产业占比越高，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越大，反映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每上升1个百分比，将分别平均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约0.35、0.12个百分比；而在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与地区经济增长则呈负相关性，即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越高，反而不利于地区经济增长。究其原因，一方面，我国大部分的资源型城市都分布在资源较丰富的西部地区，这些地区产业结构单一，资源依附性比较强，使得产业转型升级的基础比较薄弱，因此，依托于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增长很难对资源型产业的衰退发展产生缓冲作用[9]。另一方面，相比于东部地区，我国西部地区企业的国有成分往往比较浓厚，使得西部地区在产业转型过程中暴露更多问题。因此，受制于资源、产权、体制等多方面条件的约束，使得现阶段我国西部地区产业升级并不能对区域经济产生增长效应。破除资源、体制机制等壁垒才是促进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首要任务。

对上式(1)两边分别取对数，即有：

3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我国三大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以及人力资本发展水平的特征事实出发，提出地区产业结构变迁进程的不一致以及人力资本发展水平的不均衡是造成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的重要原因，并实证考察了2005～2015年我国三大区域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

(1)从总体上看，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水平、高级化程度以及人力资本水平均处于不断上升阶段。

上式中，E表示产业结构偏离度，n表示产业部门数量，在这里n=3，为我国的三次产业部门。Yi为i产业产值，Y表示三次产业总产值，Li表示i产业就业人数，L表示三次产业总的就业人数，Yi/Y反映产业结构，Li/L反映就业结构。当E等于0，说明此时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耦合程度最好，产业结构的合理性程度最高；当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趋同时，也即E越接近于0时，产业结构越接近于均衡状态，产业结构的合理性程度越高；反之，若E不等于0，则表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存在偏离，E值越大，产业结构越偏离均衡状态，产业结构就越不合理。在现实生活中，产业结构偏离度E不等于0是常态。E取绝对值反映的是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间的绝对偏离程度。

2.1.2 模型设定

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现实问题，现阶段要想逐步缩小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必须意识到各区域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略有不同，坚决反对“一刀切”的做法。鉴于生产要素地域分布或发展的不均衡，各地区在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时，就应该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制定出适合本区域的、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

第一，东部地区应注重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积极引导非农就业，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与此同时，要更加注意人才的培养和物质资本的积累，要合理引导人口在区域内与区域间自由流动，避免因人口过度集聚反而制约了产业结构升级与地区经济增长之路。

人力资本是指劳动者受到教育、培训、实践经验、迁移、保健等方面投资而积累的知识和技能，其中，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核心。人力资本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 斯密(1776)《国富论》一书，他提到分工能使工人技艺更加熟练，最终使得产能大大提高，这属于最原始的人力资本积累形式。舒尔茨于1959年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在他看来，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真实源泉，其原因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将最终超过物质资本，而教育能通过提高人们处理不均衡状态的能力来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可见，受教育水平是衡量地区人力资本存量的重要指标之一。为此，本文将以各地区每十万人中受高等教育平均在校学生数作为衡量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指标，认为各地区受教育水平的不同将显著影响到人力资本的积累结果，进而导致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增长。

在天然湿度状态下的土层中开挖沟槽，且地下水位低于槽底时可开直槽，不设支撑，但对槽深有限制要求：砂土和砂砾土土层的深度不大于1.0 m；亚砂土和亚黏土土层的深度不大于1.25 m；黏土土层的深度不大于1.5 m。

①被解释变量(PGDP)。被解释变量地区经济增长水平将以各省份在研究期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作为衡量依据，为保证数据的可比性与一致性，本文以2005年为基期，对各地区各期名义人均GDP进行指数平减，计算得出各地区各期实际人均GDP，单位以万元记。

第三，就中部地区而言，由于中部地区有很强的工业基础优势，现阶段还应以工业主导，但同时，产业结构升级是拉动该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发展该区域传统工业的同时，还应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工业主导型向服务业主导型转变，推进经济服务化的建设。此外，在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各产业间的关联关系与协调发展程度，要注重要素结构与产出结构的合理配置，以形成协调、健康和可持续的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

参考文献：

[1]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J]. 经济学，2010，10(4)：1-32.

[2]严成樑. 产业结构变迁、经济增长与区域发展差距[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4)：40-53.

[3]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 经济研究，2011(5)：4-16，31.

[4]彭冲，李春风，李玉双. 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波动的动态影响研究[J]. 产业经济研究，2013(3)：91-100.

[5]查贵勇. 上海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 当代经济管理，2014，36(2)：78-84.

可以看出,陈、张两位先生对借代辞格的类型划分大体上是一致的。只是借代的小类名称和数量略有不同:《发凡》中的“事物和事物的作家相代”,《修辞学》中没有涉及；《修辞学》中的“以特征的喻体代本体(可以看成比喻兼借代)”在《发凡》中没有提及。

[6]包玉香，王宏艳，李玉江. 人力资本空间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以山东省为例[J]. 人口与经济，2010(3)：28-33.

[7]朱承亮，师萍，等. 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效率[J]. 中国软科学，2011(2)：110-119.

[8]高素英，赵曙明，王雅洁. 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动态相关性研究[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1)：84-90.

[9]张米尔，武春友. 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障碍与对策研究[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1(2)：3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