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纵论视角下庞德《大学》英译本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引言

《大学》作为儒家经典之一，位列四书之首，几百年来备受中西方学者关注，林语堂、马礼逊、理雅各等人都曾对其进行过翻译。在所有译者中，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尤为特别。庞德集诗人、批评家与翻译家于一身，不仅是意象派的代表人物，还为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庞德一生对《大学》进行过三次翻译：第一个译本Ta Hio，The Great Learning of Confucius出版于1928年，是他在还不具备任何中文基础的情况下，根据法国人鲍狄埃(Guillaume Pauthier)的法语《大学》译本La Grande Etude翻译的。1942年，庞德在学习中文和研究理雅各的英译本后重译《大学》并将其翻译为意大利语。1947年，他又将该意大利语版本翻译成英语The Great Digest。翻译界对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处地位这个问题曾进行过深刻而广泛的探讨，传统观念认为翻译仅仅是源语言到目的语的转换，译者只是语际转换的介质，一味要求译者逐字逐句忠实于原文，一概否定译文中出现的“偏离”现象，进而忽视了译者的主体性，使得译者地位边缘化。自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后，开始关注社会文化背景以及译者的身份、动机、语言观等层面，译者的地位得到了认同，译者的主体性也得到彰显。西方世界在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均遭受重创，庞德在这个时刻举起儒学旗帜，用《大学》为新世界描绘蓝图。在这一翻译目的影响下，The Great Digest和其他学者所翻译的《大学》大相径庭，使儒学在西方国家成为一道独特风景。本文以操纵论为视角研究庞德第三个《大学》英译本，The Great Digest，从翻译目的、翻译风格、翻译策略及修辞手法等几个方面探究庞德的译者主体性在该译本中的体现。

1 操纵理论

1.1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及操纵理论的形成

操纵理论由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Even Zohar)的多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衍生而来，用于文学翻译研究，旨在探讨译文生成的原因而非方式[1]。20世纪70年代，佐哈尔提出多系统理论，把翻译研究引向了“文化转向”的道路。1976年，在比利时的卢万举行的“文学与翻译论坛”上，比利时文论家、比较文学家和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 提出将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翻译研究由此开始了广义上的“文化转向”。1980年英国学者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rIett)在《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中指出翻译研究应该从文化角度进行整体性思考，由此开启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门。1990年，苏珊·巴斯内特与勒菲弗尔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正式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英国当代翻译理论家赫曼斯(Hermans)认为从目标文学的视点来看，所有的翻译都意味着为了某种目的对源文本进行的某种程度上的操纵[2]，这被认为是操纵论的雏形。之后勒菲弗尔提出把翻译研究纳入多种“重写”和“折射”研究的范畴之内，并在《翻译、重写和文学名声的操纵》(Translation，Rewriting，Manipulation of The Literary Fame)指明翻译是译者对文本的操纵，并系统地阐释了“操纵”这一翻译观，“操纵学派”(school of manipulation)由此正式形成。

1.2 操纵理论的主要观点

传统翻译理论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应该掺入个人主观思想，译文应忠实于原文，在精神和风韵方面与原文对等。德莱顿曾说：“译者是戴着镣铐跳舞的奴隶。”[3]杨绛也在《失败的经验》中说：“这是一项苦差事，不能自作主张，而且是一仆二主。同时伺候着两个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译文的读者。”[4]

多数企业将信息技术应用于企业管理，财务会计在使用信息技术的过程中可以提升数据处理效率。这种背景下，企业选择将职能部门进行合并，减少人员使用的同时，提升员工的工作效率。

近30年兴起的操纵理论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翻译理论对于译者角色的误判，肯定了译者的地位和作用，对翻译研究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勒菲弗尔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中系统地论述了文化翻译观，他指出翻译必定受译者和当权者的意识形态、文学观念的影响，提出“翻译就是对原文的改写”，改写即操纵。而改写受到诗学观(poetics)、意识形态(ideology)及赞助人(patronage)三个因素的操纵[5]。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受内外两个因素影响，内因是由批评家、教师、翻译家等组成的“专业人士”，他们关心的是“诗学”；外因则是能够推动或阻碍文学翻译和创作的机构，也就是“赞助人”，“赞助人”关注的通常是文学的“意识形态”。简而言之，影响翻译活动的主要因素就是诗学和意识形态。勒菲弗尔指出翻译并非在两种语言的真空中进行，而是在两种文学传统的语境下进行的。译者作用于特定时间的特定文化之中，他们对自己和自己文化的理解，是影响他们翻译方法的诸多因素之一[6]。这个崭新的翻译视角将翻译理论的重点从语言对比转移到对两种文化的评判上来，促进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热释电模块工作原理：当人体红外传感器感应到有不速之客进入到监控范围时(检测范围为6米)。传感器检测人体辐射的红外线，它将其转化为微弱的电信号。信号处理器对电信号进行处理、分析后，会输出高电平到MCU。MCU会分析具体的情况，当情况满足报警条件时，它给报警电路发送相应的报警指令。报警电路会控制声光报警器报警。同时MCU通过串行口通信接口RS232，控制GSM短信模块把相应的情况以短信的方式发送到用户手机上。通过上述过程来实现防盗防气体泄漏报警。

2 操纵理论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

传统翻译理论认为译者应该跟在作者与原著后面亦步亦趋，不得越雷池一步。而现在进入了文化研究阶段的翻译研究更强调译者主体性[7]。译者主体性在特定历史语境的操纵下有三个特点：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

正如美籍意大利解构主义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所说，翻译是一系列连续的对译者施加影响的情境，译者需要在特定的选项中进行选择[8]。译者作为翻译过程中最重要的主体，通常会选择源文本和翻译策略，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解释源文本最终形成目的语文本。

回顾性分析我院2015年01月-2016年12月内收治的50例老年消化性溃疡患者的临床资料,调查患者的临床症状表现。50例患者中男性27人,女性23人,患者年龄62.5-81.2岁,平均(69.8±7.6)岁。其中38人(76.00%)存在明显症状,为症状发作就诊患者,症状包括反复性腹痛、反酸烧心、呕血黑便、泛酸嗳气、食欲不佳等;与此同时,有12人(24.00%)无明显的临床表现,为健康体检偶发患者。利用X线钡餐检查可确诊50例患者均为老年消化性溃疡患者,包括胃溃疡34人(68.00%)、十二指肠溃疡16人(32.00%)。

最后，从目的性看为我性。翻译的目的不是把原著翻译成新的语言作品，而是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使翻译后的成果发挥最大的作用。这一目的直接影响着翻译的全部过程。比如为颠覆主流思想的翻译行为在考虑意向读者时更偏爱高级知识分子，因此会采用文雅的译法以吸引意向读者；以强化意识形态为目的的翻译行为，则会在作品选择上表明立场，声援读者。

3 庞德《大学》英译本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3.1 庞德选择翻译《大学》为西方新世界描绘蓝图

首先，从哲学解释学角度看能动性。伽达默尔是哲学解释学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他反对那些只注重方法与概念的传统解释学，认为理解并无“唯一正确”的原意，不应该只是简单地复制，而应是一种主观能动的再创造行为。对译者来说，翻译过程也是基于已知领域去认识未知领域的过程，最终达到“视界融合”的境界。简单来说就是译者不是翻译机器，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翻译出自己的风格。

在庞德的《大学》译文中，译者的主体性在整个翻译过程中都有清晰的体现。他颠覆了传统翻译理论中作者与译者的关系，成为自己的主人而不是作者的奴隶，他的所有译文都体现了他自己的特点。在他看来，原文不是绝对的权威，而是代表了历史和传统，不应该被神圣化；作者也绝对不是主人，而是一个沉默的声音。他认为有必要继承历史和传统中有用的内容，但不应该把自己隐匿起来。

As prince he came to rest in humanity，in the full human qualities，in his manhood.(庞德)

庞德与马礼逊、理雅各不同，他不是传教士而是意象派诗人；与林语堂这样的中国学者不同，他是美国学者。因此，他翻译《大学》的目的既不是为了传教事业，也不是为了传播中国文化，而是为了用儒家思想去拯救西方文明于两次世界大战与经济危机的水深火热之中。与其他三位大家的翻译相比，这毫无疑问是译者主体性在选择源文本这一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相同的源语言——《大学》对四位译者来说有不同的意义，相同的文字既可以用来传播中华文化并且促进西方宗教在中国的传播，也可以拯救欧洲物质文化文明，因此从一开始译者的主体性就体现得淋漓尽致。

3.2 庞德《大学》译本采用的翻译策略：解释性翻译

确定源文本之后，译者接下来应该决定翻译策略。关于各种翻译策略的争论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不同学者对采取何种翻译策略意见不一。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任何翻译策略只要能够达到翻译的目的就是合适的，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最终由译者做出。庞德翻译《大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复制原文，而是借用儒家思想来挽救衰落中的西方物质文化文明。他的翻译不是文学上的或客观上的，而是政治上的主观的[9]，他植入了自己的想法，并在自己的创意中发挥出自己的创造力。因此他的《大学》译本被其他学者视为“创造性翻译”，甚至在很多汉学家眼中是“不忠”的翻译。庞德认为好的译文绝不应该是对原文的重复，译者应该根据目的语的表达规则和习惯，用自己的语言风格对原文进行欣赏和解读，这是一种再创造。庞德认为源文本中词汇的含义和所表达的精神并不重要，为了使读者能够更深入的理解原文，他甚至会采用自己所说的“粗暴”的方式进行翻译。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庞德的《大学》译本就是勒菲弗尔提出的“改写”，他所处的时代的意识形态对他的《大学》翻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庞德翻译《大学》时，维多利亚时代的诗歌仍然流行，他讨厌维多利亚时代诗歌所表达的情感、抽象的节奏以及不准确的冗长的语言。为了抨击维多利亚时代的诗歌，他倡导表达的精准和简洁，他认为语言的衰败是西方文明和艺术衰落的根源，因此“精准的词”是人类思想和社会秩序的基石。但是这种观点不可能只用意象派诗歌来表达，因此庞德需要转向中国寻求来自儒家思想的理论支持。

3.3 庞德对《大学》主要思想的解读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是读者，所以对源文本的理解直接影响译文的质量，译者主体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译者不应该被动接受作者的观点，而应该积极地理解、阐释原文。不同的译者在教育背景、社会地位、美学标准、生活经验和语言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对同一源文本有各种不同的理解。译者在理解源文本时不能摈弃自己的想法，正如鲁迅曾说：“对于红楼，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10]在翻译中国古典文学时，译者会遇到许多英语中没有对应翻译的概念，《大学》也不例外，如文中很多重要的思想“德”“君子”“仁”等等。由于庞德所处的独特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以及他自己的语言能力和动机，他采用不同于马礼逊、理雅各和林语堂的方式对这些思想进行翻译。

3.3.1 对“大学”不同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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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马礼逊、理雅各和庞德四位译者对“大学”这两个字有不同的理解。在开篇第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马礼逊、理雅各和林语堂对“大学”翻译分别是the great science [Ta-Hio]、the Great Learning 和 the higher education，而庞德则把它译为the great learning[adult study，grinding the corn in the head’s mortar to fit it for use]。理雅各在脚注中指出，“the Great Learning”是对这两个汉字的直译，其中“大”意味着“伟大”；“学”意味着“学习”。庞德对“大学”二字的翻译是基于理雅各的版本、朱熹的评论以及他自己的理解，认为“大学”意味着成人的学习。

3.3.2 对“德”和“慎”不同的翻译

“德”是《大学》的重要思想。马礼逊和理雅各都把它翻译成了“resplendent virtue”或“illustrious virtue”。庞德认为理雅各的翻译太模糊：“把‘德’简单地翻译成‘virtue’等同于把犀牛，狐狸和长颈鹿简单地翻译成‘四足动物’。”[11]他认为“德”应该有更具体的含义。因此，通过查询字典，他首先把“德”分成几个偏旁，包括“彳”(a small step or pace)、“罒”(eye)和“心”(heart)。然后他将这些偏旁结合起来，形成了他的定义：“What results，i.e. the action resultant from his straight gaze into the heart”或“clarifying the way wherein the intelligence increases through the process of looking straight into one’s own heart and acting on the results.”庞德非常重视自我修养，他认为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改善提高个人，使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更完美的人”[7]。因此，他通过自己的理解整合并丰富了“德”这个概念。通过他对“德”的偏旁的意象解读，儒家思想的“德”并不仅仅意味着马礼逊和理雅各翻译的“virtue”，还成为自我反省的行为(looking straight into one’s own heart)。

庞德重视自我反省也反映在他对“慎”这个字的翻译中。对“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这句话理雅各和庞德有不同的译文：

Therefore，the superior man must be watchful over himself when he is alone.(理雅各)

Therefore the man of real breeding who carries the cultural and moral heritage must look his heart in the eye when alone.(庞德)

“慎”的本义应该是“小心，当心”。但是在庞德看来，“慎”这个字由“忄”(heart)和“目”(eye)组成，因此他把“慎”翻译成“look his heart in the eye”。

3.3.3 对“格物”不同的翻译

“格物”是《大学》的另一个重要思想，儒家和新儒家在其确切意义上有很大分歧。对“致知在格物”这句话理雅各和庞德有不同的翻译：

The great learning [adult study，grinding the corn in the head’s mortar to fit it for use]takes root in clarifying the way wherein the intelligence increases through the process of looking straight into one’s own heart and acting on the results；it is rooted in watching with affection the way people grow；it is rooted in coming to rest，being at ease in perfect equity.(庞德)

This completion of knowledge is rooted in sorting things into organic categories.(庞德)

高河瞪圆了双眼，用力摇着头：“不、不是，不是这样，他说谎。我知道，他一定会把自己做的事都推在我的头上……”

理雅各依据朱熹的解释将其解释为“the investigation of things”。而对于庞德而言，知识的延伸是通过“将事物分为不同类别”来实现的，因此就应该基于事物的性质按照“善”和“恶”分类。

政府部门宜进一步推动对“河长制”相关信息公开建设的规范化工作的落实，加大“河长制”信息建设投入，尽快理清河流水系对应的行政区划和上下级河长。同时，规划制度实施目标、时间进度、完成指标等必要信息在政府政务信息公开门户上的定期定时公开，保证社会公众对制度实施相关情况的知情与监督，确保“河长制”工作的更加有效的开展。

3.3.4 对“仁”不同的翻译

[1]陈静. 从操纵理论和译者主体性看“文革”语境中的外籍译者群[J]. 上海翻译，2017(4)：31-33.

“仁”是儒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大学》讲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因此“仁”在《大学》中主要是指仁政。然而，庞德对“仁”这个字有不同的理解。比如对“为人君，止于仁。”这句话，马礼逊、理雅各、林语堂和庞德有不同的翻译：

如表1所示，实习生护理法律知识平均合格率为53.33%。不同学历实习生护理法律知识合格率经χ2检验，χ2=12.60，P＜0.01，差异有显著性；经χ2分割两两比较，本科与大专实习生合格率经 χ2检验，χ2=5.61，P＜0.05，差异有显著性；大专与中专实习生合格率经 χ2检验，χ2=32.00，P＜0.01，差异有显著性。

A prince’s utmost excellence consists in benevolence.(马礼逊)

As a sovereign，he rested in benevolence.(理雅各)

As a ruler，he dwelled in benevolence.(林语堂)

针对这些问题，分别从专业方向建设理念、知识体系、课程体系三个方向出发进行综合分析规划，探索一套适合大数据背景下的信息安全人才培养体系，对信息安全人才的培养机制加以补充和完善，以应对大数据对信息安全造成的威胁。最后对构建较为完整的信息安全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思考。

其次，从权力话语角度看受动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考虑源语言和目的语的特征、表达习惯、文化背景、审美观念等客观因素，这就是受动性。因此能动性是受受动性限制的。

很显然马礼逊、理雅各和林语堂都把“仁”翻译成“benevolence”，而庞德选择用“humanity”来翻译。事实上在他几乎所有的儒学译本中，“仁”这个字被翻译成“human qualities” “humanitas”“human”或“the full contents of man”。庞德翻译的“仁”反映了他“对儒家思想的人文解读”[12]。

庞德把“仁”译为“humanity”而不是“the policy of benevolence”有两个原因。首先，在庞德看来儒家思想注重个人修养；其次，在庞德的时代，诗歌的文学权威受到了散文和小说威胁，作为诗人，庞德认为自己应该通过提高个人修养来承担起拯救和繁荣诗歌的责任。基于这两个原因，庞德对于“仁”这个字的理解与其他三位译者有了不同之处。

很明显，庞德在对《大学》的重要思想的翻译中与其他三位译者有不同的理解是因为不同的译者由于历史、社会、文化和社会等原因对同一思想会产生不同的前理解。

3.4 庞德《大学》英译本的修辞手法

虽然《大学》的篇幅不长，但思想博大精深，语言优美。它采用了各种修辞手法，如排比和回环，使得语言更优雅，思想更深刻。在书面语或口语中，排比是中国人常用的基本修辞手段。排比的行文有节奏感，朗朗上口，有极强的说服力，能增强文章的表达效果和气势，深化中心思想。对于开篇第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四位译者翻译各不相同：

The great science [Ta-Hio]contains [three things]：a clear illustration of resplendent virtue；of the renovation of a people；and how to proceed to the utmost bounds of goodness.(马礼逊)

What the Great Learning teaches，is—to illustrate illustrious virtue；to renovate the people；and torest in the highest excellence.(理雅各)

（8）双眼合像法根据人类视觉生理,人们在看近时，双眼必须视轴向内集合，调节增强，瞳孔缩小；当看远时，双眼视轴散开，调节放松，瞳孔恢复原来大小或增大些，这些现象可借助双眼合像仪通过看近看远锻炼眼肌力恢复调节力，缓解视疲劳提升视力。

The principles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consist in preserving man’s clear character，in giving new life to the people，and in dwelling (or resting) in perfection，or the ultimate good.(林语堂)

Such extension of knowledge lay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ings.(理雅各)

原文通过使用三个排比句(在……)，逻辑清晰层次分明地表达了“大学”三个内涵。相应地，理雅各将这个句子翻译成排比句式，采用三个不定式(to …)来构成这个句子。马礼逊完全忽视了原文的排比结构，用一个名词短语、一个介词结构和一个名词组成“疑问代词加不定式”的结构，使原文表达的三个内涵混乱无章；林语堂的翻译使用了三个介词(in…)忠于原文的结构；庞德的翻译相比其他三位译者稍长但他的译文更加出色，因为他保留了原文的句式，他将三个排比句分成有相同的谓语结构三个从句(takes root in 或 is rooted in)。

上述比较分析清楚地表明译者主体性在《大学》的每个选定版本中起到重要作用。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不断发挥自己主体性作用，从源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到对源文本的翻译，再到在目的语中再现源文本，译者的主体性使得《大学》有了众多版本，庞德的The Great Digest在其中独树一帜。他在The Great Digest的形成中充分发挥其主体性和创造性。庞德选择《大学》作为源文本，为衰退中的西方文化寻求治病良方，他的解释性翻译策略和对《大学》重要思想创意解读实现了他的翻译目的。此外，作为意象派代表人物，他的《大学》译本中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充满了意象主义诗歌的特征并且保留了原文的风格。虽然The Great Digest经常因为它对原文的所谓的“不忠”而被人诟病，但是从译者主体性角度来看，具有可以接受的价值。

4 结语

《大学》是儒家经典《四书》之一，原为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一篇，既是道德入门之篇，又是修身养性之大全，是构建齐家治国平天下体系的重要典章，大量学者为其翻译和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庞德独树一帜。他痴迷于《大学》，一生对其进行了三次翻译。翻译是有目的的活动，翻译目的在源文本和翻译策略选择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与其他三位译者不同，庞德翻译《大学》是为了拯救西方衰败中的精神物质文明，庞德认为《大学》中阐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是西方文明所迫切需要的，他相信《大学》可以为西方世界新秩序规划蓝图。意象派代表人物这个身份使得表意文字法巧妙运用并贯穿在他翻译《大学》的过程中。庞德采用表意文字法通过自己对汉字的独特理解翻译了《大学》的重要思想，使儒学成为西方一道独特的风景。由于他对汉字和儒家思想的独特理解使得The Great Digest中有一些误读和误译，很明显这也是庞德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的结果。希望本文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证明庞德译本的合理性，同时也希望本文能为《大学》的翻译研究提供一些启示，并为传播和推广中国儒家文化做出一点贡献。

参考文献：

反冲质子磁谱仪基于中子与聚乙烯靶的n-p散射及反冲质子在磁场中的色散、偏转和聚焦等物理过程，其基本原理包含核反冲和磁分析2个过程。在实验室坐标系中，与中子入射方向成角度φ的反冲质子，其能量Ep和中子能量En间的关系为

岸田俊子和丈夫中岛信行与1884年结婚，婚后在同年星享主编的《自由的灯》发表《高同胞姐妹书》强调男尊女卑是野蛮的，男女之间应该互相怜爱。1894年，在中岛出使意大利期间，充分发挥了贤内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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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管材选择原则，对比PCCPL、DIP、SP三种管材的优缺点，进行经济技术比较，确定主管材采用PCCPL及DIP。穿越铁路采用混凝土箱涵，内套SP；穿越高速公路、国道省道采用混凝土顶管，内套SP；穿越县级公路，挖槽铺设SP，管顶设置混凝土垫层；穿越堤防，SP外包钢筋混凝土；穿越河渠，明挖敷设，当渠底长小于20 m采用SP，大于20 m采用PCCPL或 DIP。同时在穿越建筑物和管道弯折处选用SP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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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财税激励政策的实施，有学者发现，财税激励政策在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中并未达到理想的激励效果，为了弄清楚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很多学者从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面对其在企业技术创新方面的实施效果进行了评估研究。张晖明和周岚岚等用问卷调查和因子分析法对财政激励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研究表明，当前我国财税政策过于分散、对企业技术创新各环节的需求考虑不足、税收优惠设置不合理等是造成财税激励政策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的主要原因[4],学者张源和杜玮等也支持这种观点,并提出财税激励政策顶层设计不合理等也是一个重要原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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