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协调视角下儒学术语的英译问题——以《论语》中“仁”的解读为例

引言

儒学术语是儒学领域中概念的语言指称，由于中西方文化及语言的差异造成儒学术语翻译的困境，例如，同一术语的翻译版本众多、概念表述不完整、文化内涵的丧失、甚至是误读误译等。而这些翻译问题多数源于儒学典籍在外译的过程中不断地被译者诠释、解读、构建、改写、甚至是挪用和歪曲。因此，在当前全球多元文化背景下，需要尽快对相关术语的概念和翻译进行梳理，以解决多种版本的翻译和误读误译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孔子曾经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目前正是对儒学术语“正名”的最好的机会。但是，鉴于儒学术语的概念模糊性及中外语言的文化差异，究竟采用什么策略来翻译儒学术语仍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目前，“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1]已经公布了400条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诠释与英译，其中儒学术语翻译已有50多条，这体现了儒学术语的重要地位也显示了儒学术语的翻译与当前中华文化传播的密切关系。可见，未来儒学的发展和传播必然期待更多的专家和学者参与其中，而首先要尽快做好儒学相关术语概念的规范化、标准化及术语的准确翻译工作。这不仅有利于消除中外文化交流时的障碍和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化的误解，也有利于更好地做好儒学典籍的信息处理和文献检索工作，从而更好地促进儒学在世界范围内持续健康的发展，激发儒学的当代价值，这对中国文化形象的构建及国家话语权的建立等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1 文化协调视角下《论语》中儒学术语翻译剖析

1.1 文化协调翻译观

翻译的目的是突破语言的障碍，在不同的文化之间进行对话。面对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译者有时采用“协调”(mediation)策略以解决不同文化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结构之间的不对称性(incompatibilities)，其实质仍是跨文化交流。在全球化的时代，不同民族的文化处于一种冲突、协商、协调的状态，而翻译所起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作用就体现在它可以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起到协调的作用[2]。因此，任何一个译作的产生必然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复杂的当代语境中，翻译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拒绝”和“融合”的过程，对原作的择取，译本的增减、变通等翻译策略等，从译什么到怎么译都不是译者单一的抉择，而是受制于以意识形态、诗学准则、赞助人为核心的多种内外部因素的影响[3]。可见，任何翻译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文化协调的结果，在一种文化进入他国时，必然会经历一个文化适应的过程。所以，如何协调两种文化的冲突成为译者首要关注的问题，换言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协调不同的文化，是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关键。

(1)“组织机构”的定义引用自GB/T20091-2006。(2)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定义分别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七条和《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3)组织机构代码的定义源自GB 11714。(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定义源自《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总体方案》。

将整个博弈过程表现在二维坐标上，如图2，(0,0)和(1,1)为两个均衡点，是政府与购房者演化博弈的两个稳定策略，达到哪个均衡点取决于博弈的初始条件。当初始条件位于区域1时，此时政府不釆取激励对策，或者激励无效，购房者选择购买普通房，最终博弈达到均衡点(1,1)，该博弈处于帕累托劣均衡；当初始条件位于区域3时，此时政府采取了激励政策并且有效，购房者选择购买被动房，最终博弈达到均衡点(0,0)，该博弈处于帕累托优均衡。

1.2 《论语》中儒学术语的文本特点

《论语》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距今约2500多年，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追记孔子言行思想的著作，全文采用语录体的形式、文言文的方式展示了孔子的思想及主张。虽然章节或语句简短，但是内容广博。同时，古汉语的词汇多为象形字和会意字，在语义上极为丰富，通假字的使用更是让术语的涵义模糊不清，再加上对偶等修辞手法的使用，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从而导致读者对《论语》语句的理解差异很大。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家“惯于用格言、警句、比喻、事例等形式表述思想”，语句虽然简短，但是包含很多“暗示”和“提示”。《论语》中就有很多这样的语句，如“君子不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等。这些“无限”阐释空间增加了语言理解的“障碍”，也造成翻译上的困难，即当它被译成外文时，它由暗示变成一种明确的陈述；失去了提示的性质，就失去了原著的味道[4]。历代学者对《论语》的不断注疏和阐释展示了《论语》文本的开放性，也正是在这种不断被注释和翻译过程中，《论语》展示出更多的学术价值和魅力。

《论语》的核心是“仁”，在《论语》中，“仁”先后出现109次，并且分布在不同的章节中。因此，“仁”的解读和诠释成为《论语》解读的关键。在《说文解字》中可以追溯“仁”的词源，它是由“人”和“二”组成的，但是孔子并未给出“仁”和“礼”等核心词汇的确切的定义，杨伯峻认为：“一 部《论语》对‘仁’有许多解释，‘克己复礼为仁’‘仁者先难而后获’‘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或者说‘爱人’就是‘仁’，还有很多歧异的说法 。”[5]可见，“仁”不仅是《论语》中的重要儒学术语，也被看成是孔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是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也是其它德行(包括孝、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的基础。再加上典籍的诞生年代久远和古汉语的词汇词义表述抽象等原因，今天来看，每一个古代典籍的汉字都有若干含义，因此典籍作品的解读和翻译一直存在争议，成为学术研究的难点之一。

新课程的核心理念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高考其实与新课程的这一核心理念并不冲突。高考将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考查有机地融为一体，其核心是对学生能力的考查。作为国家选拔性考试，高考承担着为高等教育选拔人才的任务，试题要有一定的区分度，必然对学生的能力有着较高的要求。因此，在日常教学中如何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历史学科思维能力是每一位高中教师所要面对和解决的核心问题。教与学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其基本的环节包括课前、课堂和课后，而课堂是最重要的环节。那么，如何在课堂上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呢？

1.3 《论语》中儒学术语“仁”的翻译问题

综上所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任何翻译都不是在真空发生的，都是多方势力和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是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在不断更新的时代语境里，每个译本都背负着时代的烙印，译本的差异一方面反映了不同国籍的译者为了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为完成翻译目的而采取翻译策略和手段，另一方面也展示了译文的地域差异性和历史局限性，每个译文版本都是在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相互碰撞和融合中产生的，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综上所述，译本的差异不仅体现了译者不同的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也体现了译入语文化语境对译文词汇的择取和译本的最终形态的制约，这在《论语》的翻译上更为突出。有些译本在解读儒学术语及概念时的意识偏见、歧视、甚至是失误(有些译者故意为之)也暴露出更多的问题，而在未来的研究中这些问题必须得到更多的重视，从新的视角进行深入的研究。

但是哪种翻译表述方式才能忠实翻译“仁”的涵义？理雅各、韦利、苏慧廉等国外传教士及汉学家和辜鸿铭、林语堂等国内译者分别给出了不同的翻译，但是多数情况是译者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进行的翻译，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主观性。由表1可以看出，理雅各把“仁”翻译成benevolence、virtue、 true virtue，而韦利则把 “仁”解读成the Good 和Goodness，这些解读都包含到了“仁”的涵义，但是仍然无法表达其词源的本意。十九世纪末，辜鸿铭不满西方的解读，他试图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的文化，在其《论语》译本中把 “仁”解读成moral life或moral character。他是从道德的高度对“仁”进行阐释，向西方人展示中国人的伦理道德体系。林语堂把“仁”翻译成true manhood，则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体现一种人性本真。进入新世纪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前的儒学术语的翻译出现了新的变化，国内外的儒学研究者和翻译家开始反思这些早期的译本是否传达了儒学文化的真正的内涵，同时，也开始寻找更佳的策略和方法来解读儒学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和探索。他们主张在翻译中国典籍时要避免用西方的宗教术语或哲学术语来阐释中国文化，应该对“仁”进行了全新的解读，有的学者建议把“仁”翻译成ren或rennism。但是究竟如何准确又清晰地来诠释这些特殊文化内涵的术语依然是当前研究的重点之一。

表1 译者对 “仁”的翻译及译文

  

译者及译本出版年份英语译文译者及译本出版年份英语译文JamesLegge(理雅各，1861)benevolence，truevirtueEdwardSoothill(苏慧廉，1906)virtue，kindness辜鸿铭(1898)morallife，moralcharacter王辉(2001)humanityWaley(韦利，1938)thegood许渊冲(2005)thegood林语堂(1938)truemanhood，kindness杨平(2008)ren刘殿爵(1979)benevolence金乃逯(2009)renRogerT．Ames(安乐哲，1998)authoritativeconduct(ren)林戊荪(2010)humaneness李天辰(1999)benevolence戴祥萍(2010)moralcharacter丁往道(2009)humanity陈国兴(2010)authoritativeconduct

2 文化协调视角下“仁”的翻译策略及译文对比

中国的文化典籍要想成功“走出去”，必须依靠译者的翻译，即把一个文本从一种文化语境中转化到另一种文化语境中，这个过程不是文本的直接转换，而是两种文化之间不停协商的复杂过程。当时间跨越到二十一世纪，我国的文化战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何在全球多元文化语境下实现文化的“走出去”成为我们当前的重要目标之一。因此，本文将依据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在目的论的指导下考察在《论语》译介史上三个成功的译本，这三个译本代表了不同历史语境下中外译者对《论语》的解读，分别是理雅各(James Legge，1861)、林语堂(1938)和安乐哲(Roger T. Ames，1998)的译本，并选取了《论语》中关于“仁”的经典章节的翻译作为研究对象，在文化协调翻译观的指导下分析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策略及文化协调能力，并对比分析译文的差异及差异存在的原因。

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思想理论创新是神圣的使命。学问之道的最高理想，正如古人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境界，是每个真诚的学子都在内心中追求的。走进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不能忘记我们未来的使命，那就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

术语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词汇与短语，在文献中一般都有具体的出处。儒学术语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来源于《论语》。《论语》全书共20篇、492章，是一部语录体散文集。在《论语》中，弟子们频繁地向孔子问“仁”，而孔子总是根据不同的意图给予诠释，例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及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等等。同时，孔子对“仁”的意义也相当抽象，必须有参照才能被理解。例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和“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里仁》)。可见，孔子通过不同的方式向弟子解读“仁”的涵义。那么译文的差别又是如何呈现的呢？

例1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论语·学而》

The Master said，“Fine words and an insinuating appearance are seldom associated with true virtue.”(James Legge)

Confucius said，“A glib talker with an ingratiating appearance is seldom a gentleman.” (林语堂)

The Master said：“It is a rare thing for glib speech and an insinuating appearance to accompany authoritative conduct(ren仁). ” (安乐哲)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要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这为职业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规划了前景。职业教育站在新起点，要担当新使命，把握新要求，实现新作为。

例2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论语·子罕 》

看着花儿一样的阿花，林强信起了贼心，在阿花熟睡的一个深夜，强行睡了阿花。阿花哭闹，林强信就哄她，打什么鸟工？做我的小情人吧，老子一月给你三千块，比干啥都强。阿花才知道林强信原来是个老板。阿花说我要去你厂里打工。那时大发厂正处于爬坡的时候，林强信老婆还在厂里做会计呢。后来大发厂稳定了，他老婆才离开大发厂安心做富婆去了。林强信自然不敢安排阿花进大发厂，又经不住美人泪，最后想了个两全齐美的办法，出资五万元开了景花厂，交给阿花。林强信还从业务单位那儿挖来了高文鹏，专门负责生产。当时景花厂只有十台抛光机，十来名员工，订单是大发厂给匀的。

The Master said，“The wise are free from perplexities；the virtuous from anxiety；and the bold from fear.” (James Legge)

(1)跨中加速度：采用东方所941B竖向拾振器。为测试行车过程中试验梁跨中加速度时程，在试验梁跨中混凝土板顶面布置竖向传感器，并通过微型拨动开关选择加速度档。

Yen Yuan asked about perfect virtue. The Master said，“To subdue one’s self and return to propriety，is perfect virtue.”(James Legge)

因为，一国的法律文化与一国的政治、经济相互交融。不同政治体制、经济发展道路的国家所表现的法律文化往往大相径庭，此时要直接通过法律文化变化的方式发起自主的法律趋同，不仅理论上不可能，实践上也难以进行。不过，法律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一国的法律文化也并非封闭、守旧的，文化的交流在“地球村”的背景下一直在进行，此时，若一国的法律文化在两国交流的过程中被他国理解、接受并认可，进而产生法律文化的借鉴与融合，致使一国的法律文化发生变化，则可能使原本拥有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发展背景的国家自主地向经济发达国家趋同，甚至相互趋同。而这里的关键因素就在于法律的相互理解、接受、认可，即法律认同。

The Master said，“the wise(zhi 知)are not in a quandary； the authoritative(ren 仁)are not anxious; the courageous are not timid. ” (安乐哲)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清晰地看到译文的翻译差异，从儒学术语选词到译文的句式，处处体现着译者的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理雅各(James Legge)在翻译《论语》的过程中将“仁”视为孔子思想的核心，在译本中把“仁”解读成true virtue(真正的品格)或perfect virtue(完美的品格)，把“仁者”翻译成The virtuous等。而林语堂把“仁”诠释成manhood，把“仁者”翻译成the true man，体现了在林氏的解读中，“仁”与“人”相关，并标明是“人”的一种特性。安乐哲的解读则体现着新时期国外汉学家对《论语》解读的哲学视角，他把 “仁”翻译成authoritative conduct (ren仁)或者authoritative person，体现了“仁”的社会性，也让“仁者”成为一个公认的典范。

再如对下面这句经典语句的翻译，不仅体现了译者的翻译策略与翻译目的，同样也展示了译者当时所处的时代文化语境的差异。可见，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除了受自身条件限制外，还要受文化语境与社会因素的影响。

例3 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 《论语·颜渊》

Confucius said，“The wise man has no perplexities，the true man has no sorrow，and the brave man has no fear. ” (林语堂)

Yen Huei asked about true manhood and Confucius said，“True manhood consists in realizing your true self and restoring the moral order or discipline. ”(林语堂)

林语堂在其著作《孔子的智慧》序言中认为：“西方传教士或学者诠释的孔子及《论语》不太符合实际。”因此，他尝试将儒家的著作进行重构，从提炼主题、筛选内容、翻译策略选择和使用都体现着他的真实目的是想将真正的儒家文化“传真”到西方世界。在对孔子思想及儒学著作的翻译时，他并没有按照《论语》等著作的原文依次进行翻译，而是对内容进行了重新的编排，在1938年完成编译了《孔子的智慧》，英语题目为: The Wisdom of Confucius，用英语将中国的经典文化进行阐释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在其著作《孔子的智慧》中他没有沿用以前的翻译，而是根据自己对孔子思想的理解把“仁”翻译成true manhood、gentleman、true man等，这是从“仁”的人性的角度出发的，体现了一种人性的本真。同时，林语堂在介绍中国文化时也不再将中西文化二元对立，而是将两种文化放在世界文化的坐标中，采用恰当的方式使两种文化在碰撞的过程中达到某种程度上的相对和谐，从而实现彼此的价值和意义。综上所述，林语堂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他高超的语言转换能力，而且采用自己特有的翻译表达模式最大程度地传递了原文所蕴含的文化信息，使汉语中所承载的丰富文化信息与异域文化相协调，开创了一种崭新的交流模式。

例3的三个译文不仅展示了译者对 “仁”和“仁者”的解读差异，也体现了译者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对译文的影响，对颜渊的名字翻译就印证了这一点。颜渊，即颜回(前521～前481年)春秋末鲁国人，字子渊，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理雅各和林语堂的翻译使用的是威妥玛拼音(中国清末至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前，在中国和国际上流行的中文拼音方案。这个方案被普遍用来拼写中国的人名、地名等)来翻译了颜回和《论语》中其他主要的人物的名字，如 philosopher Tsang(曾子)、Tsze-ch’in(子禽)、Tsze-kung(子贡)(子夏)、Tsze-chang(子张)等等。而安乐哲的译本产生于1998年，汉语拼音方案已经实施了40年，安乐哲不仅使用汉语拼音翻译了人名，也解读了仁(ren)、道(dao)、君子(junzi)、礼(li)、德(de)等核心文化术语。

《论语》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也是最早被译介的文化典籍之一。自十六世纪末期就开始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英语为主)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迄今为止，英译本就有六十多个，这反映了《论语》在中外交流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纽带。在《论语》的翻译过程中，由于中西文化和语言的巨大差异和译者思维方式、信仰及价值观等不同带来的术语翻译问题已经形成当今典籍英译的困境。这源于译者在原文的解读和译文词汇的选择时的差异性，有的术语多达十几种不同的翻译译文，还有一些术语翻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学术争议和分歧。

3 译者的翻译目的与文化协调能力

文化典籍的翻译不仅仅是一种民族文化符号转化、阐释与再生的过程，而且还能够体现译者的民族意识、翻译目的及动机。在上述例句中，不同译者诠释了“仁”究竟是什么？从译文来看，这些解读是有道理的，或至少提供了一个开放性问题。文本的意义在不断研究中被充盈，但是“仁”仍然让我们困惑，需要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些带有译者主观意识的解读，否则容易将读者引入歧途，背离“仁”的本质。 在一定程度上，译者只能根据自己的学识、翻译的目的、读者的对象以及自己的价值取向和个人的因素选择自己认为能够自圆其说或相对合适的观点进行翻译[6]。这种解读和翻译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是文化对抗、冲突、协商、协调的结果。可见，不同的译本都有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是在特定历史场合产生的，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又有自己的动机和目的[7]。而为了在双重文化的背景中解决文化的冲突，达到交流的目的，考验的就是译者的文化协调能力，下边将依次分析理雅各、林语堂和安乐哲在翻译《论语》时呈现出来的文化协调能力。

不可否认，理雅各早期的身份是传教士，他的翻译目的就是帮助来华的传教士了解儒家文化。从上述例句中看出理雅各的选词标准体现了他的翻译策略仍是在基督教文化的参照下，但是他试图将《论语》与基督教经典进行严肃而有意义的对话的尝试却体现了他的文化协调能力。这种对话模式显现出了自我与他者共在的可能性，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儒学与基督教经典之间的交流。当然，在理雅各的《论语》译本中，“以西释中”和“以耶释儒”也就成为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所以在《论语》译本中隐含着许多西方的基督教意识形态。但理雅各也是把“四书”“五经”等诸多中国古代经典译成英语的国外第一人，他的译著足以被称为汉学史上的一座丰碑。由此可见，理雅各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其译本的权威性和流传的普遍性，更在于理雅各本人的基督教文化背景及其试图在基督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进行对话的努力[8]，正是这种主观的努力，使两种不同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交流，也促进了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尽管其译本中有诸多的误解和误译，但是瑕不掩瑜，他在中外交流史上的贡献和解读中国经典著作时的策略仍然值得研究。

李老师的话音刚落，就听有人呀地尖叫了一声，老樟树上一棵粗粗的枝丫居然不堪承受大雪的重压，断裂了砸了下来，砸下来时枝丫与雪嘎嘎嘎刷刷刷地叫着，充满力度和气势。尽管没有砸到人，但那巨大的声音仍然砸得大家面面相觑，半天也没有反应过来。

Yan Hui inquired about the authoritative conduct(ren仁). The Master replied，“through self-discipline and observing ritual propriety(li礼)one becomes authoritative in one’s conduct.”(安乐哲)

随着翻译的文化转向和范式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及译者主张在翻译中国典籍时要避免用西方的宗教术语或哲学术语来阐释中国文化，Roger T Ames(安乐哲)在1998年推出的《论语》新译本中就以哲学的态度对儒学的关键术语进行了思考和重译，把“仁”翻译成authoritative conduct/person，而不是沿用以前的译文。安乐哲认为文本归属于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要理解这些文本，我们要尽我们的想象之力把文本放回到他们的阐释域境 (interpretive context) 中去[9]。同时，他认为“天”几乎被译成heaven也是不太恰当的，因为heaven是“天堂、天国”之意，是基督教的词汇。如果译成heaven便是强加了若干中国文化没有的意象，在中国文化中，“天”不是基督教世界回应个体需要的“个人化”的神，因此应该恢复其汉语的本意。安乐哲的译本，在西方引起了较大的影响，同时也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并于2013年荣获第六届世界儒学大会颁发的“孔子文化奖”和2016年的“会林文化奖”。他主张用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来讲述的译本，开辟了中西哲学和文化深层对话的新模式，使中国经典的深刻内涵越来越为西方人所理解、所接受，不断推动着古老的东方智慧在太平洋彼岸广受欢迎。

作为孔子思想体系核心的“仁”，被赋予了独特的内涵，又因其承载着特殊的民族文化内涵，在英语很难中找到一个意义完全对等的词汇来翻译“仁”。译者依照自己的一套标准选用了不同的英语词汇来表达对“仁”的理解，选用频率较高的词汇有： humanity(人性)、benevolence(仁慈)、perfect virtue(完美的品格)、goodness(善)、virtue(美德)、manhood(人的状态)、甚至是love(爱)等等。本文梳理了《论语》的英译史，整理了译者对“仁”的翻译，主要译文见表1。

4 儒学术语翻译的发展趋势及建议

翻译作为民族建构的重要文化手段对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每个民族不仅要包容和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更要努力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重视文化传播[10]。作为中外学者了解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的经典著作，《论语》在西方国家的翻译、传播、接受的过程是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传播的一个缩影，回顾典籍的译介历程，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译者的翻译动机与译本的最终形态之间的关系。

二十世纪以前，儒学经典的翻译主要工作是通过西方传教士完成，他们的翻译目的主要是为了传教，儒家文化在这一文化生存环境中作为他者而存在，用以构建基督教这一主体地位，儒家思想被置于边缘、属下、低级的地位[11]。在翻译过程中，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翻译目的，往往从自己的文化背景出发来理解中国的经典，这样就难免出现误读或者是有意无意的曲解。霍跃红也指出在文化翻译和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如果一切听凭西方译者自己的选择、翻译中国的典籍，那么我们就会失去弘扬中华文化的自主权[12]。可见，这个时期的译本在翻译和输出的过程中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变异问题，成为典型的西方为中心的译本，对中国文化形象的构建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直到辜鸿铭和林语堂以华人译者的身份翻译和传播了《论语》，打破《论语》翻译被西方人垄断的局面，其目的是为了传播中华文化和改变西方人对中国的态度，正是他们的积极构建使以《论语》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开始以一种正面的形象出现在西方世界。华人译者积极参与《论语》的翻译，不仅提升了孔子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也促进了儒学的持续发展。至90年代出现了《论语》翻译的高潮，更多的译者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对《论语》进行解读、阐释和翻译，他们试图借由《论语》来了解中国的政治、文化及历史，这就迫使译者将研究的视野放到中国文化语境中。例如，刘殿爵、安乐哲与罗斯文的译本都展现了《论语》在多元文化语境中从边缘走向主流的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中外文化平等交流的先河，使《论语》的阐释走向多元化，也为儒学在国际上获得了更多的文化认同。

目前，必须尽快做好儒学术语及概念的国内规范化和标准化，进而解决这些术语的翻译问题，这需要中国儒学界和翻译界的共同努力。既要遵循一般术语翻译的规律和方法，也要认识到儒学术语的特殊性，追溯儒学的发展历史以更好地把握儒学术语概念。可以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概念的具体化和标准化；翻译过程的程序化和创新化；成果推广的渐进化和权威化；儒学研究的国际化和全球化。

综上所述，儒学术语的翻译研究有利于准确地诠释儒学经典，减少与世界文明与文化的交流中的误解，纠正外国媒体与读者对中国的误解，加深互相的理解。针对当前译本众多，误读误译的现象及历史译本的诸多偏见和宗教倾向等问题，我们要正确对待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摒弃一些传统的固有的偏见，以历史的目光和开放的视野关注当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在相互的文化交流和沟通中让中国文化在异域空间获得全新的生命，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彰显出中国文化的魅力和智慧。

5 结 语

[3]吴赟，蒋梦莹. 中国当代文学对外传播模式研究——以残雪小说译介为个案 [J]. 外语教学，2015(5):88-95.

参考文献：

将利用GPS实际测量的数据于南方CASS9.0软件中展点，并沿着测量边界点绘制一个闭合的区域作为计算的边界[10]，绘制边界使用“复合线”并要求边界为闭合边界。表面积计算方法与实体表面积计算方法均使用同一个固定的计算边界线以便比较分析两种方法的测量结果，计算结果见表2。

[1]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中华思想文化术语[Z/OL].http://www.chinesethought.cn/single.aspx?nid=95&pid=132 .

[2]王宁.民族主义、世界主义与翻译的文化协调作用[J].中国翻译，2012，33(3):5-12，128.

当前，儒学术语的英译视角和翻译策略都需要重新审视，对翻译中存在的偏见、误读及误译需要进行全面研究和修正，避免用西方的名词术语来表达中国思想，对那些表述模糊的儒学术语进行重新翻译，使其回归儒学的本源，汲取孔子的智慧并尝试在新的时代语境里激发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同时，未来的典籍翻译之路必须在坚持翻译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总结成功的经验，在对传统和自我文化形象进行准确定位的前提下，积极通过翻译的方式来建构民族文化身份和国家形象，推荐中国优秀文化“走出去”，在国际舞台上表达自己的声音，建立中国的对外话语体系，以便在世界文明与文化的交流中更好地展示当代中国形象。

[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赵复三，译.新世界出版社，2004：12 .

[5]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16.

[6]黄国文.典籍翻译:从语内翻译到语际翻译——以《论语》英译为例[J].中国外语，2012，9(6):6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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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地震载荷作用下，摩天轮的位移和强度满足设计要求，整体结构均未出现屈服，不发生断裂，且结构仍保持弹性，结构变形较小，说明结构的抗震性能良好。

[9]常青，安乐哲.安乐哲中国古代哲学典籍英译观——从《道德经》的翻译谈起[J].中国翻译，2016，37(4):87-92.

[10]张慧琴，徐珺.《红楼梦》服饰文化英译策略探索[J].中国翻译，2014，35(2):111-115.

已批准的创新性项目进入实验室的项目小组一般由3～5名学生（包括研究生） 组成，组长负责团队的管理与协调工作，并及时与指导教师联系沟通。团队内部考核工作由组长负责组织，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实验室出勤率、项目任务完成情况、小组组会讨论参与情况、科研创新贡献情况（新发现、新概念、新方法、新理论或新材料等主要贡献者） 等。指导教师根据每一个团队的项目执行情况、团队成员的合作情况、团队整体素质和创新能力提升情况对每一个成员进行考核评分，认真培养每一个学生成长成才[1]。

[11]刘珍珍.《论语》翻译的他者与我者文化视野[J].外语教育研究，2016，4(4):45-50.

综上可知，民营企业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相互勾连的背景下，形成了《2009年纪要》对于“关联性企业”的特殊认定方式。这也是民营企业逐利的特性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相关制度缺位共同导致的结果。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关联性企业的涌入表面上带来了市场的繁荣，实际上却是恶化了不正当的市场竞争，由合法的交易方式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敛取财物，最终壮大了黑恶势力。所以，在认定关联性企业的“涉黑”要素时，不仅要在财产的流向上锁定关联性企业，也要通过“涉黑”要素的认定，分离出关联性企业中合法的财产和人员。

[12]霍跃红.典籍英译:意义、主体和策略[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9):5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