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锦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贡献

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健康发展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发展潮流，并日益显示出强劲的动力和生机勃勃的局面，中国经济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得以顺利推进。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胡锦涛同志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在推动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明发展的同时，大力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四级地的耕层质地中，轻壤和砂壤比例增加，中壤比例降低；障碍层存在少量的砾质层；土层厚度明显降低，近20%～30%的耕地土层厚度为30～60 cm；灌溉保证率有所降低，近一半耕地不能灌溉。该区域土地质量较好，但缺乏相应的灌溉设施，存在一定限制性。五、六级地中轻壤比例逐渐降低，砂壤比例进一步增加；存在明显的砾质层；绝大多数耕地的土层厚度小于60 cm；同时，不能灌溉的耕地面积进一步扩大。该区域障碍层明显，灌排设施较为薄弱，阻碍作物的生长发育。

一、阐明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在强调重视文化建设方面，胡锦涛同志有着许多论述，但从整体上看，主要从三个角度来阐述了加强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

首先，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增强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必然要求。人类进入新千年以后，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国际竞争模式，文化竞争成为了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方面。以至于国际之间的文化交流、交融与交锋日渐明显、日益激烈。文化的这种交锋既表明文化已经成为了约瑟夫·奈所谓的“软实力”，又印证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合理性一面。面对这样的时代大背景，胡锦涛同志深刻分析了加强文化建设对增强软实力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综合国力竞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战略。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手续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的背景下，谁占据了文化发展制高点，谁就拥有了强大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赢得主动”[1]。

其次，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满足人民日益增强的文化需要的现实需求。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不但积累了丰富的物质财富，而且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人们从“温饱”到“小康”转型的过程中，他们的现实需要层次也在不断提升，文化需要变得越发突出和重要，正如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所指出的，“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2]。显然，在人们对文化“如饥似渴”的时代中，我们加强文化建设就是要创造更多、更精、更美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除此之外，加强文化建设也是解决我国文化领域中存在问题的需要。一段时间以来，由于人们对经济建设的“偏好”，使得我国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对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以致文化管理缺位，文化产品不丰富，文化服务体系不健全，甚至出现了思想文化上的“道德失范”“价值观扭曲”“诚信缺失”等现象，与经济发展快速对照，国民的文明素质亟待提高。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唯有加强文化建设，才能解决文化领域的这些实际问题。

最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诉求。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体现在物质文明建设上，还体现在精神文明建设上，形象地说，“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就是要塑造人们崇高的理想信念、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以及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彰显社会主义强大而高尚的思想境界。我们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既要确保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看作是社会主义社会本质属性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精神旗帜；又要把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使命紧紧结合起来，充分认识到“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4]；还要积极发挥人民进行文化建设的主体作用，正确处理文化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让人民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不把自己的“经验”和“智慧”给予孩子（除非孩子主动要求，即使主动要求，也要慎重再慎重），而是尽量保持理智。然后理解孩子，明确对孩子和大人都尊重的健康界限。然后找到合适的方法，引导孩子自己找到解决方法，并且允许孩子和自己不一样，也做好孩子和自己都会犯错的准备。

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首先，强调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学习。作为十四届、十五届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胡锦涛同志强调了全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学习的重要性。显然，这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主要是指邓小平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方面，胡锦涛同志从党和国家事业的高度出发，要求全党深入学习、研究与宣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了中央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定位，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5]，而“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深入下去，关键是努力在全面系统把握理论体系和运用理论武器解决实际问题上下功夫。要理解和掌握好邓小平同志著作中的理论观点、科学体系，必须认认真真研读原著。”[6]另一方面，对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进行了科学阐释。在胡锦涛看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世纪之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基于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的形势下，对“党肩负的历史任务和党的自身建设实际的情形认识和准确把握”，“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总结历史、分析现实、前瞻未来作出的精辟论断”，“是对党的性质、根本宗旨、根本任务的新概括，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对新时期党的建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项工作的新要求。”[7]因此，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并身体力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保持先进性的内在要求，又是提高思想觉悟、勇于担当、提升境界的时代需要。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实践的深入发展，理论创新也随之即来。

其次，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要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从国内情况看，这一理论的提出，不但是完成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历史任务的时代要求，而且是解决当时国内发展区域、城乡以及群际差别、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现实所需；从国际背景看，这一理论的提出，又是借鉴世界发展经验和教训，避免陷入“拉美陷阱”现象、避免矛盾凸显而引发社会不稳定的历史启示。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大势，胡锦涛同志审时度势，围绕着“什么是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在总结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上，明确要求全党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的理念，逐步形成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理论。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8]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思想体系，它以发展为第一要义，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以全面协调可持续为基本要求，以统筹兼顾为根本方法。从理论层面看，科学发展观既依据我国基本国情，依然紧扣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牢牢把握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又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把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价值追求（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理念紧密结合，从而彰显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既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着力解决城乡区域发展的不合理、不协调、不平衡，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又着眼于科学的方法论，将全局与局部、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有机结合起来。在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中，中国经济社会保持了健康而高速的发展，也正是基于此，党的十八大明确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汇报演示型”课堂互动模式，也就是课堂上开展以小组为单位的汇报演示，重点考察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协助精神以及创新意识。“汇报演示型”课堂互动模式要求各小组根据教师课前布置的相关任务组内成员分解准备，课中以小组为单位开展汇报演示，且汇报结束后对现场师生的实时提问进行解答。在实施过程中，课中环节按照高度结构化的设计准则(见表1)，将课堂活动设计到分钟尺度，即教师讲授5min，每组汇报15min，每组师生提问讨论3min，每组师生评分2min，教师总结5min。在此过程中，教师作为支架，全程参与指导，帮助学生消化吸收、答疑解惑。

第三，规范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体系的表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产生了丰富的理论成果，而且产生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科学表述，从一定意义上讲，如何表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体系也同样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它乃是理论创新的应有之义。就理论体系的表述而言，我们党曾经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并列理论成果。然而，随着实践创新、理论创新的深入，我们党在理论建构上有了重大突破，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重要理论范畴，并以此来涵盖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所有成果。于是，在党的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两次理论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成果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说，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而明确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9]。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在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时，再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阐明，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10]。因而，从指导思想的理论高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思想基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思想保障。当然，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的表述和划分，是有着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标准的。通常来说，会综合许多因素来进行思考，换句话说，既重视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各自贡献，又会虑理论的内在逻辑；既注重理论所解答的问题，又切中时代实践的脉搏。正是按照这样的综合考量，在理论体系的表述上，胡锦涛同志规范化、科学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表述，在我们看来，这无疑也是一大理论贡献。

三、展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在总体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胡锦涛同志结合新世纪的世情、国情和党情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诸多方面取得了历史性贡献，揭开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历史序幕。

其次，确定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目标。进入21世纪之后，在思想文化上，中西文化之间呈现出交流交融交锋的基本态势，这种局面的出现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又是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大调整的现实反映。在世界范围内，文化不但成为了综合国家较量的重要因素，而且成为了一种软实力、巧实力，由此，文化不再处在“外围”，而是挤入了“中心”，转变成举足轻重的力量，在国际竞争中，哪个国家和民族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哪个国家和民族就拥有更强的软实力、就能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基于这种形势，胡锦涛同志提出了“文化强国建设”的新目标。因为在我们党看来，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仅有物质上的丰富是不够的，“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14]当然，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既要增强国内文化建设的自觉与自信，又要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就前者而言，胡锦涛同志提倡在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实现文化创新，找准我国文化的发展方位，“创造民族文化新辉煌，增强我国文化的国家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15]；就后者来看，胡锦涛同志积极倡导文明的多样性，认为多样性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各种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高低优劣之别”[16]，文明要在取长补短、求同存异中发展，于是，人类文明之间应该采取对话的方式来展开交流，本着这样的思路，胡锦涛同志提出，要在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基础上，以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不断扩大其认同力和影响力。

首先，坚持了党关于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方针。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包括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和灵魂，因此，无论是在思想宣传，还是在其他文化工作中，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为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引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事关文化改革发展全局的根本问题。”[11]二是继续全面贯彻“二为”方向与“双百”方针。文化建设的“二为”方向、“双百”方针是在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起来的，并被证明为符合我国实际需要的重要文化原则。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在经济浪潮的席卷中，西方文化思潮也不断涌进，出现了中西文化交锋与激荡的局面，面临如此复杂的思想文化现状，胡锦涛同志指出，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从而“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影响，不断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主流思想文化。”[12]三是提倡以人为本、“三贴近”以及“三个面向”的导向。这里所谓的“三贴近”就是指“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所谓的“三个面向”意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胡锦涛同志看来，在当代中国进行文化建设就是要坚持“三个面向”，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因此，文化建设不但要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变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让文化扎根于现实生活，而且要抓准文化建设“为了谁、依靠谁”这个事关社会主义文化性质与方向的重大问题，从而既把满足人民的文化需要作为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又把文化建设视为重构中华民族精神的心灵工程。最后，强调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在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中，中央明确强调，“加强和改进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是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根本保证”[13]，显然，这也是推动文化建设顺利展开的根本保证，更是我国文化建设取得丰硕成果的根本经验。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健康发展就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因此，在思想宣传工作、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宗教工作等方面，胡锦涛同志始终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重大意义。

在善意取得之关系中，无权处分人乃“始作俑者”，其无权处分行为正是开启善意取得制度的钥匙。从无权处分人处继受取得权利是否符合逻辑，就要研究无权处分人在善意取得中的逻辑关系地位，这也是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再次，展开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建设。在21世纪的文化建设中，我们党非常重视核心价值问题，开启了核心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建设的探索，这也是十六大以来文化建设的亮点之一。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来说，一方面，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看作是我国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内容，并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就这样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2]，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进一步提出了三个“倡导”，凝练并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二十四个字、十二个概念、三个层面的形式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提出了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和任务。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为‘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17]，应该说，这是党中央在重视和加强军队思想建设的同时，狠抓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建设，努力提高思想政治建军的水平，从而能够确保官兵政治坚定、思想道德纯洁，能够确保军队成为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

最后，提出了若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观点。思想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总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改革发展每一次深入，都会反映到思想文化层面上，从而生发出文化建设的许多新观点、新思想。就这方面而言，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贡献在于：一是提出了“和谐文化”的新理念。根据新世纪我国社会转型矛盾凸显的时代特点，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了“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大理念，并把“和谐”作为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追求目标，与此相适应，在文化建设领域提出了和谐文化建设的任务。胡锦涛同志认为，“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贡献，社会现阶段我国文化工作的主题”[18]，因而，他不但把和谐文化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应有之义，以和谐文化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而且将和谐文化与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中国主张有机结合起来，并作为西方“文明冲突论”的时代回应。可以说，和谐文化建设是我们党在新世纪初立足本国世纪，放眼世界而提出的文化建设新理念。二是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的新举措。在我们党的正式文献里，“文化产业”这一表述被提出来大体可以追溯到十六大报告，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来看，文化产业的出现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是文化建设与市场经济契合的产物，它的出现突破了文化事业独占文化领域的局面。自“文化产业”被提出之后，文化产业的发展就被看作是市场经济背景下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以及满足人民文化需要的重要途径。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发展文化产业方面推进了一步，明确在文化发展中要实现“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明显提高、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19]的要求，显然，这就意味着文化产业是文化事业的重要补充部分。在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党中央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系列重大举措，不但要求构建现代文化产业的基本体系，而且还第一次明确把文化产业看作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中央既坚持了“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定位，又提出了处理文化发展效益的重要原则：“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20]从一定意义上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发展和完善过程中，我们党不但适应时代需要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重大改革举措，而且通过不断深入的实践和理论认识，理顺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关系。三是推动了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胡锦涛同志高度重视人才问题，实际上，这也体现了他对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视，在他看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是应对国际竞争、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及巩固政治地位的必然要求，因此，全党必须树立科学的人才观，把人才看作是第一资源，把人才看作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重要创造者和传播者”[21]，从而将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当中来。此外，在网络文化建设、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以及生态文化建设等问题上，胡锦涛同志也提出不少观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做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贡献。

总之，进入新世纪以来，胡锦涛同志集中立足世情、国情和党情，准确把握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点，审时度势，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发展的同时，以改革的谋略和创新的勇气推进我国文化建设，在实践和理论上积累较为丰富的经验，给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J].求是,2012,(1).

[2][3][4][13]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1-10-26.

[5][6][7][9][14][15][16][18][19][21]胡锦涛文选 (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46,133,426,621,538,539,354,540,628,129.

[8]胡锦涛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22.

[10][11][12][17][20]胡锦涛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21,563,564,183,6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