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后湖南人才群的开放精神

研究近现代社会运动中改革开放启蒙思潮，很有现实借鉴意义。19世纪上半期，西方资本主义进入大规模海外殖民时代，清朝嘉庆道光的统治，社会危机日益严重，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军备废弛，社会动荡不安，人民起义不断。在鸦片战争前后，湖南兴起了经世改革人才群。在中国古代到近代转换的历史关头，面临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陶澍、魏源等人，从吏治实践到经世学术领域渐次形成初具近代意义的开放意识，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吹响了近现代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号角。

一、陶澍、贺长龄、魏源的开放意识渐次增强

安化人陶澍,少时即有“以天下为已任”之志，道光时官至两江总督。他是鸦片战争前后湖南人才群的核心领袖，初步显示了湖南人才群的经世改革、开拓创新精神。

作为经世改革家，陶澍认为首先要“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1]99处处“留心经济之学”[1]100“以实学教授”学生，[1]99抨击当时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学风，认为“高谈性命，逃之于空虚，议论日多而无当于实用”[2]30。主张博学多思，求真求实。针对乾嘉汉学和宋学各立门户、相互攻伐的弊端，陶澍主张广纳各派，通经致用，并说为学、为政、为文都要做到通经用经。他学习史志舆地之学，以为经邦济世；他认为学习要注意态度端正，读书得法，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学为有用”[2]64“研经究史为致用之具”[3]120。可见，陶澍具有强烈的经世精神和浓厚的致用色彩。

陶澍又是一位经世实行家，“为翰林能诗，为御史能言”[2]3，曾被道光帝嘉为“干国良才”，一生主要政绩表现在整顿积弊甚深的漕运、盐政、河工水利等财政、经济方面，不愧为清代理财能手。陈文述将陶澍比汉、唐理财家桓宽、刘晏，陶用舒更认为“陶澍超过了桓、刘二人，不仅仅是理财家，而且是中国近代经济改革的先驱”[3]167。

总量控制能够实现循序渐进与代际公平。在当前水质较差的情况下，“入河污染物总量”较往年下降就是治理业绩，鼓励采取综合治理措施，逐步治污减排，不下陡坎、不“一刀切”，不因往届前任的问题而“代人受过”。

的确，陶澍改革有许多与传统不一般的新举措、新特点。他用“散轮”法疏散积盐，又以“票盐”法支持自由竞争，这些都遵循了商品市场的价值法则，并且重商用商，保护商人利益，这是一种近代商业意识的体现，在衰世症候突出的时代，这尤为难能可贵。他对当时诸多大吏的改革方案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一方面，他吸纳了魏源、包世臣、贺长龄等人有关海运、漕政、盐务、河工等问题的正确意见，共同积极予以推行；另一方面，他对许多不合时宜、缺乏可操作性的建议弃而不用。如针对漕粮北运问题，他主张海河并运，批评或则废河、或则废海的观点。又如盐政改革，有许多客观的困难，但他认为最大的困难在于盐商和有关官僚的阻挠，在票盐实施过程中，既得利益者非议种种，陶澍则一一予以驳斥，排除阻力，推进改革，并统筹指挥，使河、盐、漕三大改革协调进行。

无疑，陶澍是一位比较成功的地主阶级改革家。不过，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陶澍改革只是在封建制度框架内“补天式”改革，其思想也“不具备近代新学的特点”[2]254，因而“不具备突破性因素”[2]255。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嘉道年间地主阶级最优秀的代表之一，陶澍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许多做法客观上具有近代意义，他的思想对解决社会问题有积极作用，是中国近代改革开放思潮的源头，正如张佩纶所评述，“陶实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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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国学习、引进西方文明，除器物方面的“长技”之外，还可以且应该有政治制度、民主思想等各层次的文化，只是由于阶级的历史的局限，对西方的民主政治、自由经济制度等更高层次的“长技”，魏源只不过心向往之，而当时并未能置之于“师夷”的范围之内。一个人的思想、一个民族的思想要得到解放，自然有一个渐次开放的发展过程，我们不可苛求于前人。即便如此，魏源“师夷”“制夷”之说，已是对陶澍、贺长龄、包世臣、龚自珍、林则徐等先哲时贤思想的有益总结、大胆创新及发展了。如果说陶澍还只有某些改革中的做法具有客观上的近代意义，仅仅是传统文化范围内自发开放意识萌芽的话，那么经历了鸦片战争以后列强欺凌之苦的魏源，则对嘉道经世思潮和实践已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和多次的总结与提高，并开始自觉地从较高的理论层次上慎重提出和着手解决渐具近代意义的改革开放问题。魏源“师夷”“制夷”的思想主张，虽说不上具备近代化或改革开放的理论形态，但从它对当时有力地破除阻碍中国进步的传统观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积极作用来看，它确实为近代中国从闭关锁国逐步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在从中古到近代转换的思想启蒙运动中，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意义。

与陶澍、贺长龄相比，魏源思想具有越来越多的开放意识。

鸦片战争爆发后，魏源亲历沿海抗英斗争，目睹清政府腐败无能，因而比陶澍具有更强烈的改革、开放意识，他的特殊经历使他从内政的改革转向注意外敌的入侵，开始睁眼看世界，了解和研究世界。1842年，魏源辑成《海国图志》50卷，后增至100卷，该书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向中国人民介绍整个世界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是为中国知西政之始。鉴于近代中国明显处于弱势、落后挨打的之状，魏源在书中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长处。这样，魏源奠定了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改革家、政治家的地位，成为鸦片战争前后湖南人才中最杰出的代表。

长沙人贺长龄与陶澍同朝为官，官至兵部尚书、贵州总督。他们都是消寒诗社成员，都有经世之志、经世之才，二人成为莫逆之交。贺长龄一生最大功绩是积极倡导经世致用思想并在职权范围内付诸实践，由他主持策划、得到陶澍支持、主要由魏源编辑刊印的《皇朝经世文编》，集嘉道年间经世文献之大成，“数十年来风行海内”[3]211。同时，贺长龄仕宦生涯40年，以经世致用为指导思想，致力于生产、文教等各方面事业，勤政爱民，业绩斐然，将思想和事业很好地结合起来，于经世理论与改革实践的结合上，在湘系经世思潮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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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澍的大政改革及其思想对当时的同乡同僚贺长龄、魏源，对稍后的中兴名臣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均影响很大。

其二，进一步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重大理论问题。魏源论述了“师夷长技”的前提、必要性和可能性，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师夷”“制夷”的战略、策略。在《海国图志·筹海篇》中，魏源详论了泰西确有超过中国的长技即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他没有停留在一般地介绍西方长技的层次上，而认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4]868，这正是“师夷”的前提。并且，他对西方长技、对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不歧视、无偏见，认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4]847，这正是不盲目排拒外来事物的开放态度、开放精神。他指出，师夷长技，有必要“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4]206，而且还从国力、人才等方面论证了其可能性。至于师夷长技的方式方法，魏源认为，延聘西洋技师来华制器司教，或效法俄国彼得一世“游于他国学习工艺”，均是学习、掌握西技的有效捷径。他还反对闭关，主张保持和发展对外贸易。[6]108总之，从西方器物的优劣分析、具体“长技”的取舍，到中国人应以积极、开放的姿态引进西技，即从“师夷”的宏观战略到策略方针、方法，魏源都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论证，而这些都是以富国强兵、抵御外侮为宗旨。可以说，一部《海国图志》，特别是《筹海篇》，既有鲜明的理论主张，又有具体的措施办法，堪称“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纲领性文献”[6]109。

邵阳人魏源自小聪慧过人，小陶澍15岁，但由于祖上世交，得到陶澍赏识和多次荐举，先后入幕贺长龄和陶澍，因同乡关系，三人之间十分亲密，每每“以文章经济相莫逆，凡海运水利大政，咸与筹议”[4]948，他们共同编印《皇朝经世文编》，总结整理经世理论，又首倡漕粮海运，成就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主要事功。陶、魏共事十余年，结成忘年之交。在陶澍培育、帮助下，魏源才识大长，名声大起，成为名倾一时的改革理论家和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其一，比较全面地介绍西方，尤重民主。魏源《海国图志》对西方的介绍，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宗教等方面状况。讲到英国君主立宪制、美国民主共和制时，作者钦羡地称“西土之桃花源也”[5]1337。强调欧洲人“善于远思，长于制器”[5]1118，美国人奖励科技创新，于是有了优于中国的长技。又如欧美人面向社会，广设学校，教育内容全面，优越于中国的八股取士，西方更有封建专制、纲常伦理禁锢下的中国人不知为何物的民主自由：“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的民主制，[5]1611“富贵贫贱皆一妻，无妾”[5]1465一夫一妻制等等。

二、开放精神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在鸦片战争前后的湖南人才群体中，魏源和陶澍、贺长龄等都是其中的卓越代表，陶、贺较早进入官场，均位至总督，任内均能锐意改革、开拓创新，政绩斐然，可谓政治精英。魏源科场失意，仕途坎坷，他在协助陶、贺开创了近代地主阶级经世改革事业而外，先后编辑《皇朝经世文编》《海国图志》等领先当时思想潮流、影响整个近代社会的宏篇巨著，第一次喊出向西方学习的口号，可谓思想解放的闯将。经世改革丰富的实践是改革开放思想的来源和养料，开放的思想理论又反过来指导经世实践运动。陶、贺、魏等人的经世事功和开放精神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贺熙龄说，“今文毅既已辉煌，元听渥邀宸翰耀宇内矣，四方之人因资江以思沅湘，其神衔澧蔺沅芷之间者，当不知何如”[2]227。十分赞赏陶澍崛起后湖湘文化在全国扩大了影响。近人孟森对陶澍在湖湘经世派中的地位以及湖湘经世人才群在当时全国的影响有如下概括：“嘉道之时，留心时政之士夫，以湖南为最盛，政治学说亦倡导于湖南，所谓首倡经世文编之贺长龄亦善化人，而澍以学问为实行，尤为湖南政治家之巨擘”[7]。更重要的是，作为思想原料，陶澍、贺长龄、魏源的著述，特别是《海国图志》《皇朝经世文编》等思想巨著，以及其中闪烁的开放精神火花，在近代化运动中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齐思和认为魏源倡导和光大晚清学术，“汇众流于江河，为群望之所归”，乃“一代大儒”“新学之蚕丛”[8]5。章开沅称“魏源兼揽众长，各造其极，且能施之于行，不徒托诸空言，不愧为晚清学术运动之启蒙大师矣”[8]8。这些史学前辈的真知灼见表明，魏源在千载难逢的大变局下，积极、自信而又冷静，具有“受光于天下照四方”的开放精神。

陶澍、魏源的思想实为近代中国改革开放思潮的近源。[10]后起的湘军人才群，“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皆标榜经世，受陶澍、贺长龄之薰陶者也”[9]。他们都重视对陶澍文集、《皇朝经世文编》《海国图志》的反复学习，奉为经典，他们首倡“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将前人“师夷”“制夷”思想付诸实践，推动了近代改革开放的进程。曾国藩日记中常有阅读《皇朝经世文编》《陶文毅集》的记载，左宗棠除读陶澍家藏书籍之外，非常爱读魏源的著作，《皇朝经世文编》《海国图志》等著作“案头不可一日离”,并认为自己办洋务就是“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是继承了魏源的思想和事业。他处理外交和办理洋务能坚持独立自主和自己培养科技人才，具有赶超西方的开放精神。冯桂芬曾为《海国图志》作跋，对“师夷长技以制夷”非常赞同，继魏源之后，他重申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并进一步指出其学习步骤：“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并首倡“中体西用”观。郭嵩焘对《海国图志》的“师长说”极表赞同，叹其不能为人所识，在他出使英法后，思想大为解放，敢于面对现实，面对世界，对西方文化不存偏见，能认真研究、积极介绍西方，并开始突破“中体西用”观，[13]提出变更封建政治经济制度的主张，尤重于西方精神文明的借鉴。这种开放精神基于“师夷”“制夷”说，但在思想认识上提高了一大步。甲午战败，震惊全国。在短短几年内，《海国图志》又被三次刊印，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在认识西方、学习西方的问题上已超过《海国图志》所达到的水平，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无不读过《海国图志》，受过它的影响。杨毓麟说，“道咸之间，举世以设洋务为耻，而魏默深首治之。湘阴郭嵩焘远袭船山，近接魏氏，其谈海外政艺时措之宜，能发人之所未见，冒不韪而勿惜”。梁启超一再高度评价《海国图志》，称“清季思想家，默深筚路蓝缕之功高也”，如此等等。直到20世纪初的留学风潮，辛亥以来民主政治、经济改革，新文化运动中民主与科学思想潮流的涌进，乃至五四前后的留洋勤工俭学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在整个近代化过程中，中国人学习西方经历了一个从器物层次到制度层次到思想层次的文化提炼过程，湖湘大地也涌现了嘉道人才群（即鸦片战争前后人才群）、湘军人才群、维新运动前后人才群、辛亥革命时期人才群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才群等五个前后相承的人才群体，对全国政局均产生极重大的影响。可见，在回首近代中国认识西方、学习西方的历程时，《海国图志》作为与中国近代化运动相始终的一代名著，被定为最初的坐标，以陶澍、魏源为最杰出代表的嘉道湖南人才群及其“师夷”“制夷”思想，乃是近代中国改革开放经世实践和思想启蒙运动的发端。

综前所述，在鸦片战争前后，以陶澍、魏源等人为核心的湖南经世改革人才群，在外敌入侵、国势日衰的历史背景下，将他们最初的改革开放思想与经世实践相结合，走出湖南，走向全国，并开始“睁眼看世界”，这种开放精神对近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正书必须读好，这是没有什么异议的，因为它是你立足的基础。但是，正书的阅读对于很多人来说不是快乐而是负担，因为这种阅读是被动的，或者是强制的。尤其是青少年学生，枯燥乏味的课堂阅读，没有多少人留恋。但是，闲书的阅读就截然不同了。可以这样说，任何一个读闲书的人，都是兴之所至，趣味盎然的。课余时间的校园一角，火车上旅途中的快意，躺在被窝里的会心一笑，哪个不是启发灵感的阅读共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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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段超.陶澍与嘉道经世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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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魏源.海国图志（卷下）[M].长沙：岳麓书社，1998.

[6]刘泱泱，郭汉民，等.魏源与近代中国改革开放[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7]孟森.明清史讲义（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1：618.

[8]章开沅.受光于天下照四方——《魏源全集》序言[J].船山学刊，2003（2）.

[9]萧一山.清代通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6：735.

[10]欧阳恩涛.魏源和陶澍的旷世情谊与经世思想[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