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文化产业政策的经验及启示

一、文化产业与文化的经济功能

文化经济功能的实现与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密不可分。由于现代社会中大众文化需求量远远超过农耕文明时期的精英文化，所以促使文化产品走上工业化发展的道路，最终使文化生产也成为生产领域的一个独立部门[1]，文化的经济功能日益凸显。至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发展遭遇滞胀危机，迫切需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来解决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恰时，大众文化的旺盛需求让一些西方国家看到了文化产业发展的潜力和经济能力，这些国家一改往日对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的批判态度，转而默许文化产业的发展，并从政策上给予支持。如1976年美国修改了《版权法》，随着这部法律的修改，美国版权保护不断加强，与国际版权保护的发展趋势保持一致，并逐步趋于领先水平，奠定了美国以版权为核心的文化产业在世界文化产业中的地位。无独有偶，1996年前后日本的经济泡沫、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日本和韩国也先后将文化产业作为重点支持的产业，日本甚至提出“文化立国”的口号。韩国的“内容产业”、日本的“娱乐观光业”在亚洲文化产业中遥遥领先。

为保证社会保障兜底脱贫工作落到实处，酒泉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找出了影响社会保障兜底脱贫工作的症结所在，为社会保障兜底脱贫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文化经济功能发挥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直接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如报刊、出版、广播、电影等以获取利润。得益于文化产品易于复制和传播的特征，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边际成本极低，加之信息传播渠道的畅通，文化产业有良好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预期；二是通过赋予其他产品和服务，如玩具、旅游、设计等较高的文化附加值，提升其价值创造能力，带动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无论以何种方式，文化都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到了经济活动中，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但是期间必须遵循经济活动的基本逻辑和规律。文化产业发展是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文化市场、文化消费共同成长和发育的过程，世界各国在文化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也紧紧围绕这三大主题。

二、主要西方国家文化产业政策的经验

西方发达国家在长期文化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实践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和特点。美国注重构建自由竞争的文化市场，英国注重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法国更倾向于对文化消费和文化贸易进行规制，日本则致力于文化资源开发。

美国文化产业政策最重要的原则是有限干预原则。自由竞争是美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基本出发点，美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均来自于这样的自由主义传统。文化产业在经济领域并没有特殊的地位，文化产品与其他产品也没有什么不同，政府对文化产业的干预，如同对其他产业的干预一样，都应当是有限的[2]。美国的文化产业管理模式充分体现了市场的力量，为美国文化产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奠定了其在世界文化产业领域的领先地位。据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数据显示，早在2014年，美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就已达到25%，为美国三大支柱性产业之一。高度自由竞争的文化市场吸引了大量民间资本和丰富的民间创意进入到文化产业领域，即使是政府出资的文化项目，在市场运作上依然会遵循商业逻辑，通过职业经理人等方式进行管理。充沛的资金、源源不断的创意、先进的管理是支持美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强大后盾，诞生了迪士尼、环球等文化巨头，造就了好莱坞、百老汇等享誉世界的文化标杆。

较之于美国较为放纵的管理模式，英国政府对于文化产业的管理遵从“一臂之距”的原则，对文化采取分权式的行政管理体制。政府部门负责文化政策的制定实施以及财政拨付而不直接参与文化机构和团体的管理，具体文化管理事务交由非政府的公共文化机构执行。“一臂之距”的原则集中体现在财政支持上所遵循的“三三制”结构，即政府、社会和文化机构各负担1/3。政府负担部分，除直接通过中央文化财政预算支持文化发展之外，彩票基金、政府配套和税收优惠等间接资助措施大大促进了英国文化产业的发展。通过“三三制”下的财政支持政策，英国政府既支持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又通过公共文化服务的完善刺激了潜在的文化消费动力。英国在文化领域的财政支持政策，对于中国通过财政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拓宽文化产业融资渠道等方面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法国在文化政策方面最突出的特点是“文化例外”，认为文化产品不能等同于其它工业产品和服务产品，所有属于精神文化的产品应当置于世界贸易谈判的范围之外，其核心是政府主导的民族文化的保护策略，旨在应对强势文化的渗透。相关法律规定，所有电视台要把每年3.2%的营业额投放到欧洲电影的制作中，其中2.5%为法国片，收费电视台更是被要求用9.5%的营业额投资法国本土电影；电视台60%的时间必须播放欧洲大陆制作的影视内容，其中40%必须是法国本土片。文化产业与一个国家的文化安全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一个国家文化安全的经济命脉，因此，对文化产业的保护是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3]。通过坚守“文化例外”原则，法国在支持和保护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对于保障目前处于相对弱势的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国家文化安全具有借鉴意义。需要指出的是，“文化例外”并不是一味地排外，也不是文化贸易上的国家保护主义，法国一样吸收和欢迎外来优秀文化产品，但是在文化产品的进口上会有严格的质量控制。

其中e1和e2为当前设计点及MPP的Kriging预测误差。通过比较当前设计点可靠度指标与目标可靠度，并考虑关键点建模误差，可避免对概率约束有效性的误判。

载氧体量过少不利于生物质热解和气化，需外加热量为燃料反应器提供能量；当载氧体过量时，生物质将完全氧化，碳转化为CO2，氢转化为H2O，这对高H2/CO比合成气制备极为不利。因此，需合理选择载氧体量[29]。本研究中生物质化学式可简化为CH1.70N0.72O0.76，如生物质在载氧体Fe2O3上气化，并分别转化为CO、H2和FeO，则理论Fe2O3/C比为0.244；如生物质完全氧化为CO2和H2O，则Fe2O3/C比为2.0。因此考察了Fe2O3/C比在0 ～ 2.4范围内的影响，TFR设为825℃，无水蒸气添加。为强化对CO2的捕集，将CaO/C比设定为1.0，结果如图4所示。

1996年，《21世纪文化立国方案》标志着日本“文化立国”战略正式开始，随后又相继提出了“知识产权立国”“观光立国”等战略构想，这是日本在实施“经济立国”之后的一次重大战略转型，是为应对工业经济增长乏力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日本实施“文化立国”战略的重点是文化资源和文化要素的挖掘和开发利用，充分重视保护和开发文化产品内容的独创性和民族特性[4]。在娱乐观光业的发展上，日本力推“一村一品”的发展模式，把娱乐观光变成文化享受，把乡村农业、农副业发展与文化产业发展相融合，这种模式输出到东亚、东南亚国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是我国“特色小镇”建设的主要灵感来源。又如日本动漫，形式上多采用日本传统的绘画和填色技巧，甚至大胆吸收“浮世绘”的表现手法，剧情上采取章回小说的叙事逻辑，具有鲜明的日本文化特色，与美、韩等国的动漫有明显区别。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同时我们也拥有十分丰富的传统文化存量和民族文化资源，加大文化资源的开发，有很大的潜力，这是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需要特别加以关注的。

三、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政策给中国的启示

当然，释放市场活力并非完全放弃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而是政府这只手不能伸太多、伸太远。如英国的“一臂间隔原则”和法国的“文化列外”政策就值得我们学习。他们政府对文化事业的管理职能更多的集中在文化事业管理和文化安全等方面，产业层面则以市场原则为主导。

（一）“供给-消费”双侧共同施力的政策导向

“无形的手”的理论来自于古典经济学思想。现在我们一般认为“看不见的手”即市场。在工业经济发展过程中，这只“看不见的手”被认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手段，因此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文化产业发展中对这只“无形的手”解放最为彻底的就是奉行“新自由主义”的美国，这也确实让美国成为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领头羊。我国目前的文化产业政策中，由于文化事业管理方式的传统和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文化市场的活力还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解放。发展我国文化产业，需要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遵循文化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微观经营主体的市场竞争，采用文化产业商业运营，辅之以政府的税收调控政策促其做大做强[6]。今后文化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需要理顺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之间的关系，把文化产业层面更多的权利赋予市场，在文化产业领域再现市场经济改革的辉煌成果。

晚上，伟翔腻着我，搂着我的腰，说起公司里相互倾轧的事，末了会加上一句：“多亏你没在公司里，不然，被人卖了，你还得帮人数钱呢！”

（二）进一步解放“看不见的手”，提升文化市场效率

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政策主要的施力方向在于文化供给上，这也是目前我国文化政策的主要方向。事实上，我国与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程度、居民消费水平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西方发达国家有深厚的工业经济积累，良好的社会福利，居民的消费层次和结构早已超越了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需要。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西方国家国民拥有较高的文化消费自觉和文化消费能力，这点是我国目前所不能及的。所以，我国在文化产业政策上除了促进文化供给之外还需要想办法刺激文化消费，在供给侧改革的基础上推动文化供给和需求的双侧协同改革进程。[5]一方面想办法从供给源头上降低生产成本，包括给予企业税收优惠、直接资助文化企业和文化生产者个人、通过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支持等，或从消费端进行补贴，逐步扩大、放开文化消费试点，引导和鼓励文化消费。另一方面，文化消费需求是需要培育的，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加强国民文化和审美教育，刺激潜在或者培育未来的文化消费需求。

美、英、法、日代表了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几种典型模式，在不同方面为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我国需要在此基础上博采众长，科学认知、合理利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经济规律和市场法则，紧扣文化产品、文化市场、文化消费三大主题，提升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效率，更好地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国民经济优化升级。

（三）攻守兼备的文化外贸政策

攻守兼备的外贸政策主要是指在文化产品进出口过程中要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利用国外丰富的文化供给和文化消费市场来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同时在进口国外文化产品的过程中要有一定的限制，特别是面对西方的文化霸权，应倡导“文化多样性”，客观对待文化产业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不断发掘和培育民族文化，增强文化自信[7]。

必须承认我国文化产业及相关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还处在相对落后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要进入国际市场需要国家政策上的支持。一方面要引导树立文化自信，通过出口退税、财政补贴等形式激励文化企业走出去，打开文化消费的国际市场；另一方面通过政策引导国内文化产业的内容创新，提升国际竞争力。在文化产品进口上，一方面鼓励国外优秀文化产品进入中国，并在进口流程、关税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便利和优惠，以丰富人们的文化产品选择；另一方面要加强进口文化产品的内容审查和数量限制，防止“三俗”内容和文化霸权主义造成国内文化产业环境的恶化。

（四）立足资源优势的文化产业化开发政策

我国目前正处在产业结构升级，国民经济增速放缓的新时代，需要文化产业为国民经济发展增添新动能。除直接支持文化生产之外，文化资源的开发也是促进文化生产、推动文化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手段。我国地大物博，拥有非常丰富的文化资源，其中有产业开发潜力者也并不少。文化产业开发的政策导向上，应该立足于各地区的文化资源优势。在东部地区，现代化水平较高，科学技术、人才条件较为成熟，应加强引导文化产业创意升级；在中部地区，历史文化渊源深厚，可以以历史文化遗产开发作为主要的政策重心，给予财政等方面的支持；对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应着重支持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开发，支持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立足文化资源优势就是要认识到我国文化资源的多样性价值，树立文化自信，让更多的文化资源成为文化产业的生产要素，为文化生产“开源”。

四、结语

文化产业的发展能将文化的经济功能极大的发挥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任何国家、政府都必然会对文化产业进行政策上的规制与引导。文化产业政策要实现其影响力，需立足市场的基本逻辑，即生产、消费等经济活动的运行规则。由于我国文化产业起步晚、文化市场发育程度较低，西方发达国家已有的、运行良好的文化产业政策能够给我们更多的启示，助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

参考文献：

[1]薛良帅,崔存明.大众文化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J].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13,(03):37-40.

[2]张慧娟.美国文化产业政策及其对中国文化建设的启示[D].北京：共中央党校,2012.

[3]王丹.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及其体系构建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3.

[4]霍桂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前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文化政策对我们的启示[J].民族艺术研究,2003,(05):30-33.

[5]胡守勇.公共文化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推进路径[J].图书馆，2017（10）:35-41

[6]李丽萍,杨京钟.英国文化创意产业税收激励政策对中国的启示[J].山东财经大学学报,2016,(02):48-54.

[7]熊澄宇.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