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提出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7页。坚定四个自信是巩固全党全社会共同奋斗的重要思想基础之一，这是习近平在建党95周年讲话之后再次明确提出四个自信，而且强调“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注]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页。将三个自信发展为四个自信，是历史发展、价值呈现、空间博弈、主体认同以及四个自信内部总体性统一的多重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丰富的战略意蕴和现实指向。

一

从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逻辑来看，我们经历了一个由高度自信到自我怀疑、文化自卑再到逐渐实现文化复兴、坚定文化自信的民族心态变化历程。近代以前，中华民族不存在文化不自信的问题，五千年未曾间断的中华文明孕育了丰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处于引领地位[注]季正聚：《改革开放与“四个自信”——兼驳质疑改革开放的错误观点》，《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4期。，形成了高度的文化自信。但自近代以来，外有西方强敌入侵，内则晚清政府腐朽衰败，中国志士仁人历次救亡图存却不断加深强化一个逻辑：我们事事不如西方。梁启超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概括为：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再从制度上感觉不足，后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注]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梁启超全集》第7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30—4031页。1840年以来中国大门被西方强行打开，在西方坚船利炮面前，国人首先产生了器物不如人的自卑，于是洋务运动谋求“师夷长技”；洋务运动失败后的结论是制度不如人，康梁和孙中山苦苦探索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治体制，在变法失败、共和流产后的反思是思想文化不如人，且缺乏伦理的、文化的和人生的觉悟；新文化运动促进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外来思想文化在国内的迅速传播，对中华传统文化却简单化地一概否定。直到一战结束传来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之前，国内的文化倾向都是崇羡西方的，是自认文化不如人的，所以文化自信无从谈起。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便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传承者和弘扬者，在探求中国出路的过程中，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中。虽然在建国后也曾出现过否定传统文化的混乱年代，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不断地创造性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伟大实践中引领、践行、总结、升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而在历史进步中实现着文化进步，而且文化发展成就增强了中华文化自信。在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更需要明确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1页。

2.我国老年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不均衡性。有学者指出，我国老年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不均衡性表现在招收学员和校际发展的不平衡这两个方面。从招收的老年学员成分来看，多数学员是机关干部、知识分子等，而普通城镇居民和农村老人享受继续教育的机会很少。也就是说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较高的老年群体正在接受继续教育，不断提高适应现代生活的能力；而生活水平和文化层次较低的老年群体则与现代生活距离较远。在发达地区、中心城市的老年教育、老年大学发展势头良好，而欠发达地区和非中心城市，特别是县乡、尤其是广大农村的老年教育仍然停留在贫乏落后的低水平上。办学水平和教学软硬件条件参差不齐，校际存在巨大差异。

从改革开放四十年历史发展的逻辑来看，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然而，有些人仅仅从改革开放这四十年的成就作为自信归因的时间维度，认为中国道路的自信主要来自于绩效比较，假若未来一旦没有了这种高绩效，自信也就不复存在。这种观点忽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不可剥离的文化价值底色，却更凸显了提出坚定文化自信这一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力量的时代意义。的确，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国际治理绩效的比较中，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的面貌，我们有充足理由产生强烈的自信心。然而随着全面改革走向深入，深层次的问题逐渐显现，为应对这些问题，我们主动将经济增长从高速调整为注重质量的中高速增长，以优化经济结构实现更好的发展，这也体现着更深远的价值追求。这种速度上的调整却在国际上招致新一轮所谓的“中国崩溃论”，西方继续唱衰和抹黑中国，国内也有人随声附和，由此产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不自信。所以，我们党明确提出坚定文化自信并与其他三个自信并列，就是要回应这些质疑和声音，阐述清楚对中国道路的自信不仅仅来自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来自硬实力的比较，而且有着更深厚、更基础、更持久的精神力量和价值支撑。这就需要丰富深化对“三个自信”的理解，对蕴涵在道路、理论、制度背后的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三种文化形态的价值内核产生自信，能够在即使经济增速减缓甚至出现暂时波动的情况下依然保持对未来发展的饱满信心。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注]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页。如果说中华民族站起来解决了挨打、受人欺凌的问题，富起来解决了挨饿、不温不饱的问题，那么在强起来的新时代，必须要在国际思想文化有形或无形的空间博弈中，解决挨骂的问题，这就需要坚定文化自信，从而奠定核心价值观的稳固基石，不断增强国际话语权、提升国家形象和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中，中华文化的复兴是其核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彰显了一种文明的成功，包含着鲜明独特的价值内核，特别需要坚定文化的自信、价值观的自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注]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页。新时代伟大成就的取得，在根本上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且适合中国传统、中国文化、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在其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我们实现人民群众向往的美好生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正确理论和制度保障。这种不断探索和取得成就的过程本身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密切相关，而且积淀了革命文化，形成了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习近平之所以明确将文化自信与其他三个自信并列，形成文化自信思想，是要从核心价值上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一元化发展模式，坚定探索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文明发展道路，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二

小学语文教育是我国教育系统中最基础、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作为小学语文中的重中之重，习作教学更是近些年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话题。为了提高学生的人物描写能力，教师首先要做的便是让学生对人物描写产生认知与理解，明白习作教学的目的与具体方式。辅以趣味化的教学训练方法，最大化学生的习作人物描写能力。

事实上，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可以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不可能剥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底色，更不能无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深层次的价值内核。比如，渊源于传统的“民本思想”的“人民至上”价值原则始终指引着我们事业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具体体现为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走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之所以有强大的吸引力、感召力，就是因为它的目标指向是要建立一种体现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就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使“公平公正”的传统伦理价值得以实现。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把促进社会和谐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从理论和实践上提升了人类对社会和谐的理想追求，也使促进社会和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鲜明的价值取向。[注]参见秦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价值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2016年第5期。这些都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其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上，也包含着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核和精髓。这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点，也是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和话语权的主体性原则的体现。因此，植根于中国现实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心骨”,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强大精神力量。“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的形成，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对其文化精神和价值内核的理论自觉的基础上深刻提炼并广泛传播，是进一步深化推进社会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继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不竭动力的坚实力量。

然而有些人将文化价值因素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相分离，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价值内核。这种错误观点的传播，更加凸显了明确提出坚定文化自信的现实问题指向，紧迫地提醒我们必须阐释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底色和价值内核。应当说，这些人并不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伟大成就，但是在具体解读中国道路成功的原因上，却存在有意或无意剥离文化底色和忽略价值内核的问题，从宏观上忽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力量，认为中国的快速崛起与价值观指引没有关系。[注]祝大勇：《核心价值观成为海外学者观察中国的新视角》，《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8期。部分学者仅仅从经济微观层面、从改革开放进程的时间维度来分析，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是因为搭上了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便车，或者认为中国的所谓试点式探索改革，不过是一种水果沙拉式的政策拼盘，没有明确的文化根基和文化理念指向，也就更谈不上一以贯之的价值指向。也有人将观点上升到文化价值层面，但却显露出明显的西方中心论式的优越感。西方人引用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来源于基督教新教伦理的文化价值，而中国缺乏起码的文化伦理、价值观念的支撑。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取得成功不过是用实用工具理性思想作指导，用“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论”的论断加以错误佐证，认为这是典型的缺乏价值内核，不加价值评价的实用主义、拿来主义。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今天的成就，到底有没有文化价值的因素？比如，到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没有关联，到底有没有形成丰富的革命文化和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要回答这些关于中国发展成就错误归因的问题，更加需要突出强调文化的自觉和自信。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并没有抛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而是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本土化、民族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时又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实现了革命化、大众化、现代化[注]刘省非：《中国方案是文化自信的思想之果》，《学术交流》2017年第10期。，在实践探索中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建立了符合中国文化价值传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底气的中国方案，让世界为之震撼。因此，怎么能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没有文化价值因素呢？那些拿实用主义工具理性进行批判的人没有看到，无论是“摸着石头过河”，还是“黑猫白猫论”，都有统一的最高的尺度作为评价标准——“三个有利于”，其中所蕴涵的正是国泰民安、人民为本的中国传统文化伦理观念，我们党围绕“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实践积累了深厚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三

进一步讲，在国际空间格局的博弈中，我们不仅要有阵地意识，积极应对“普适价值”的渗透、警惕以历史虚无主义为典型的西方各种思潮，回应“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与此同时在国际思想文化空间博弈中，又不能仅仅采取守势，应当有所破、有所立、有所作为，更加彰显坚定文化自信的重大意义。具体而言，就是除了要守住阵地，还要通过夯实基础和内功，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向世界说明和传播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积极走出国门，主动接触海外受众，及时向他们传递来自中国的声音，讲清楚中国方案，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习近平非常关心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问题，曾在多种场合多次强调讲好中国故事，精心构建有鲜明特色的对外话语体系，更好地向世界表达中国。总而言之，无论是国际文化空间中的阵地防守，还是讲清楚中国故事积极走出去，都需要坚定的文化自信，将文化自信与其他三个自信并列，具有深远的国际国内战略意义。

从目前国际思想文化舆论的基本格局态势来看，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依旧凭借他们强大经济实力拥有强大的思想霸权、文化霸权和话语霸权，在国际文化空间格局上占据优势地位，无论是传统媒体的电影、电视、广播，还是虚拟空间的互联网世界。比如，美国的电影放映时间占世界总放映世界的50%，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和60%以上的广播节目的制作生产；美国四大广播电视公司[注]即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ABC美国广播公司、NBC全国广播公司、FOX福克斯广播公司。所发布的新闻信息量是美国以外地区的百倍，是中国发表的信息量的千倍。[注]李宗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新思想》，《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2期。在全球新闻空间流动的新闻数据中，汉语数据仅仅占到5%。约瑟夫·奈在本世纪初认为，虽然中国经济硬实力快速发展不断与美国拉近距离，但尚不足以与美国匹敌；而文化软实力的差距更大，“要花更长久的时间才能取得接近美国当前水平的影响。”[注][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的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91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是凭借这种文化霸权、思想霸权和话语霸权，对我们进行无边界的思想文化渗透、价值观入侵以及理想信念的腐蚀。具体表现类型包括：一种是实施以“普适价值”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渗透——认为中国的成就具有暂时的过渡性，在价值上最终还是要走向“自由民主”的西方文明；另一种是用各种历史虚无主义混淆视听、扰乱思想——认为对领袖人物、历史事件需要进行再评价；此外，一些西方媒体由于意识形态立场固有的偏见或者因为信息不充分造成的不对称认知，对中国的报道总是或多或少地存在偏差，甚至恶意抹黑、唱衰中国的发展成就，出现各种各样的“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西方凡此种种方式手段，在国际空间内频频使用，以此颠覆我国民众的价值观念，腐蚀广大干部群众的理想信念和精神信仰，企图在思想文化上完全支配我们，削弱党团结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共同思想基础，因而我们需要格外警惕和注意防范。

而在看不见的国际互联网虚拟空间中，文化思潮、价值观的激荡交锋显得更加尖锐激烈，也越来越引起我们的关注和重视。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的统计，截止到2017年12月，我国网民7.72亿，网络普及率达到55.8%，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7.53亿，占比达97.5%。这表明网民正在无时无刻地接入互联网，每天生产着海量的网络信息，客观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交锋博弈空间。

工作量证明（PoW）的目的是阻止网络攻击，如当今网络环境下常出现的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DDoS），就是用来发送许多假的请求以耗尽计算机网络系统资源，导致服务器宕机，真正的用户则无法登录到中心服务器上[9]。

从我们党重视文化建设的历史发展来看，提出坚定文化自信并与其他三个自信并列，有其发展的必然逻辑。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注]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4页。我们党历届领导人都非常重视文化建设，从坚定文化自信表述提出的历史发展来看，有其内在的必然逻辑，而不是突然之间提出的。毛泽东非常重视文化建设，他领导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并坚持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出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邓小平始终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可分割的内在组成部分，在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经验和不断思考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始终强调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注]参见张志芳：《邓小平文化建设思想的现实启迪》，《前进》2013年第10期。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特别强调要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胡锦涛也高度重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问题，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形成的公报《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党的十八报告中提出，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习近平多次强调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在2016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注]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将文化自信与道路、理论、制度自信并列，明确形成“四个自信”的提法，并在此之后多次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注]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49页。。回顾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对文化建设、文化自信问题的重要论述，可以看出在文化建设问题上，我们党的立场是坚定的，态度是明确的，认识是不断深化并持续发展的。当前我们学习和理解习近平关于文化自信的论述，应当特别警惕和辨析地对待文化建设问题在历史发展上的断裂论，应当看到文化建设的发展和文化自信思想的形成贯穿于我们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始终。

2018年4月，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讲话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注]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8年4月11日。。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中国也将在思想文化的国际空间中深度融入全球，思想文化舆论的交流交融一定会越来越频繁，交锋与对话也会越来越激烈，而且中国将在意识形态、理想信念、价值观念、文化产业事业等方面面临越来越多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国际思想文化舆论空间格局的基本态势，既要善于借鉴吸收国外文明优秀成果、实现中外优秀文化的融合发展，又要善于创新形式、更新话语体系，讲清楚中国道路，切实提升国家形象。与此同时，还要及时应对西方强势文化霸权和价值观渗透的危机与挑战，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培育和践行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守好自己的阵地。正是在这个维度上，明确提出“文化自信”，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有着长远广阔的国际格局空间视野，是在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背景中，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使命。

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和凝聚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回顾过去，我们思考的是这种团结和凝聚因何得以实现？因为我们党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让群众产生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深深认同和高度自信，凝聚了思想共识。放眼未来，我们需要继续深入思考：当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时，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任务更加艰巨，怎么实现更加广泛的团结和凝聚，从而让更多中华儿女自觉地投身到伟大的事业中去？

如果说“三个自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密切相关，其具体内涵主要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展开的，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终极价值追求，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其主体指向更多的是认同、信仰并践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干部群众。那么如何凝聚更广泛的其他社会群体，如何培育他们实现从认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产生坚定的自信，这是我们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与理论创新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道路的自信表达和话语构建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文化自信的提出并与“三个自信”并列，提供了实现更广泛、更深厚地认同凝聚的方案，能够最大可能地扩大和增强对中国道路自信的受众范围和认同程度。如此才能夯实中国自信的根基，让人民群众从文化自信中感受到国家的强大、感受到社会制度的优越、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完成从爱国的文化心理认同路径出发，达成爱国与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的政治认同路径汇合并产生坚定的自信，所以“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注]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49页。。

在科学施用有机肥的基础上，农户还应根据花生的生长特性以及种植地区的土壤性质进行其他肥料的配方使用。例如花生的根瘤菌可以起到固定氮素的作用，因此对于氮肥的使用应该适量减少，并增加磷钾肥的施用。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对中微肥以及生物肥进行相应的补充，这样才可以保证花生更好的生长。在普通花生地块中，可以采用每亩施用尿素16kg、过磷酸钙50kg以及硫酸钾12kg的施肥量进行施肥。对于高产花生田可以将其中一半的化肥用量转化成控释肥，从而更好的保证花生生长的后期不会出现脱肥的现象。对于中微肥的使用应按照其使用说明严格进行，防治因为用量过大引起的出苗困难。

但应当注意的是，我们今天所强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三种文化样态中具有实现更广泛认同的基础，并不是说传统文化从未被中国共产党加以创造性地转化和创新性地发展，更不是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完全脱离意识形态属性，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以时代性创造和发展，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抹去的深厚的文化底色。

事实表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家国情怀，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曾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尤其是广泛调动了海内外中华儿女建设祖国、建设家乡的积极性，是实现文化认同、完成精神纽带联结、获得事业发展的最初动力。例如，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设立的四个沿海经济特区，就充分考虑文化在家国认同和精神纽带上的重要作用。邓小平指出：“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6页。他所讲的这个“地理”实质上是一种文化上的区位优势，是便于通过文化实现身份认同的地理，是连接海外华人的文化血脉的地理，是发掘落叶归根、建设家乡的文化基因，依靠海外华人对祖国、对故乡的深厚情感获得原初的经济推动力量。据统计，在改革开放前期的1987年，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到大陆投资设厂占外商投资企业总数的80%，投资额占外商投资总额的70%。直到2006年，这两个指标仍旧维持在70%和60%的比例。[注]任贵祥：《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先声——邓小平侨务思想述评》，《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6年第5期。一句话，八十年代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启动时代，海外华人投资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如果说政治的、经济的、制度的等因素是显性的，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纽带则发挥着隐性却不可或缺的作用。所以说，中华传统文化本身是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未来仍然是民族复兴的关键因素。

从文化自信的三种文化形态内涵来看，它具有不同的主体认同指向，同样回答了如何最大范围地团结和凝聚中华儿女的问题。一般而言，文化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个体而言，具有主体自我认同的精神纽带与自我辨识的显著标识。[注]张明：《论新时代文化自信的三重关系》，《求索》2017年第10期。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注]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1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自信在内涵上包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这三重形态揭示了文化的不同维度和内涵，对于实现主体的认同具有不同层面的重要作用和意义。文化自信的三重内涵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精髓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一种具有广泛的、某种超意识形态的文化形态；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实中运用和发展形成的，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是一种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形态，集中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和精神风貌，比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雷锋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等；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是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开放年代呈现出勃勃生机和活力，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文化自信所包括的这三种文化形态，具有不同的主体认同指向范围，成为党团结领导最广大人民群众、成为治国理政实践主体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的宝贵精神资源。

五

文化自信的提出并与其他三个自信并列，标志着以四个自信为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体系的成熟，蕴涵着完整的内在逻辑关系。文化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丰富完善走向深入的必然结果。习近平多次强调指出，“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注]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9页。文化自信思想形成后，四个自信成为具有逻辑发展关系的完整体系，浑然一体，各有侧重，互不能取代。

具体来说，道路自信根源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寻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不断摸索走出来的、独立自主发展的正确道路，是对这条道路的发展方向的高度自信，是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根本和前提；理论自信来自于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了被实践证明正确的理论总结，是对这套理论体系的科学性、真理性、正确性的自信。理论自信是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思想引领，是一个政党成熟和自信的重要标志，是夺取事业胜利的指向航灯和精神保证；制度自信来自于形成了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制度体系，是对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的自信，是其他自信稳定性保障；文化自信是对中国自身主体性文化价值的坚定信念。坚定的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内在要求和目标追求，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价值支撑。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丰富和发展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阐释，它们共同组成一个有机统一体，从而构筑起中国方案的自信体系。

政府会计制度改革是一个必然过程，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下，改革措施更适合当前的体制。虽然机构计费系统仍然存在，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社会福利机构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会计制度改革将会更加完善。现代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增强了事业单位会计的资产管理能力，适应了制度的发展，同时也适应了社会的发展。

进一步深入分析文化自信与其他三个自信之间的逻辑发展关系，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四个自信是紧密关联的整体。一方面，文化自信是其他三个自信发展的逻辑必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拥有其固有的历史文化根基，文化上的自信心是在其他三个自信强化过程中获得的恢复和弘扬，在不断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得以清晰地提炼表述，让坚定的文化自信能够更好地为道路、理论和制度发展完善提供滋养和生生不息的持久源动力。正是在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文化自信是更加基本、更加深沉、更加持久的自信。有人持有将文化自信与其他三个自信割裂开来、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对立起来的看法，认为文化自信是对其他三个自信“失效”后的救场，[注]参见本刊记者、侯惠勤：《坚定文化自信的理论自觉——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侯惠勤》，《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1期。我们应当看到这种论调的目的是为了抹黑中国，是为了阻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胜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的历史进程，是从根本上削弱中国人的自信心、再度显现西方中心论的傲慢与自负。

另一方面，文化自信也离不开其他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是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社会价值文化体系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取决于其建立的社会现实经济基础。文化自信是以文化为主体内容的自信，但又不单纯归属于文化，它与国家的综合实力的提升密不可分。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在探索完善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没有综合国力的提升，没有国际地位的明显提高，文化自信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比如，某些人割裂了文化自信与其他三个自信的辩证关系，在他们看来，因为民国时期出现了一些文化界的著名学者，便成为值得向往回顾的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成为享有充分文化自信的典范。这种观点没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断裂了三个自信与文化自信的辩证关系。民国时期著名学者的文化功绩和学术贡献不可否认，但在当时之中国，政权腐败、国势衰微、民众困苦、内无民主、外无主权，仅靠一些有名气的文化人，无法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地位，也就实在难以撑起整个民族文化自信的脊梁。

总之，习近平明确提出文化自信，并将坚定文化自信与其他三个自信相并论，形成完整统一的信念体系，有着多重逻辑必然。深刻理解这些逻辑必然，对于新时代全国各族人民增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心和信心，更好凝聚起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具有明确清晰的现实指向、深远重大的时代意义。

（5）结合某大跨径连续刚构桥实例，对结构温度分布确定方式应用进行了简要说明，最后得出沿箱梁高度方向分布的温度和以上十分接近，但和现行规范要求有很大差异；沿桥梁长度方向分布的实际温度大致相同的结论。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

[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

[3]陈曙光：《中国时代与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0期。

[4]邵芳强、魏晓文：《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探析》，《思想教育研究》2017年第10期。

[5]陈先达：《文化自信的本质与当代意义》，《光明日报》2018年1月8日。

[6]李文阁：《提升新时代文化自信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哲学动态》2017年第11期。

[7]曲青山：《关于文化自信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