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龙之介的近代批判与反思——对《中国游记》的反东方主义解读

萨义德在指出东方主义属于西方建构的产物、旨在突出西方文化优越性的同时，特别提出19世纪的欧洲人看待东方的眼光都脱离不了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的观点。简言之，“东方学归根到底是一种强加于东方之上的政治学说，因为与西方相比东方总处于弱势，于是人们就用其弱代替其异。”（爱德华・W・萨义德，2007：260）东方主义由此成为后殖民主义理论之一而风靡世界。而原本作为欧美东方主义观察对象的日本却因其特殊的历史状况成了一个例外。正如萨义德《东方主义》一书的日文版译者今泽纪子所述，“由于近代日本选择了跻身帝国主义列强队伍的道路，在殖民地经营上积极汲取西方思想。（中略）因此，日本同样摄取了西方的东方视点，将自己置身于东方主义的主体=观察方一边。”（サイード,1993：393）由此而来的，便是诸多中国学者用所谓“日本式东方主义”来批判近代日本人的中国纪行这一现象。

大正年代与芥川龙之介（1892—1927）游历中国时期相近的几位代表性文化名人留下的文字记载里，中国成了日本人眼中难以理解的、充满异国情调的、乃至色情的地域，是神秘故事的居所、是残酷和野蛮的上演地、更是劣于近代日本的所在，这类看法和观点的确是日本式东方主义的典型体现①。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自然资源部联合印发《关于建设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通知》，支持14个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各省、市自然资源部门或政府网站日前陆续公布了各示范区的主要任务。

然而，对于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②，批判其“东方主义”的焦点则集中在芥川对中国脏乱环境的过剩描写上。这种批判究竟是由表及里地触及了问题的实质，还是仅仅停留在外观层面的以偏概全？对此有必要联系芥川中国之行前后的一系列作品加以探讨。

一、与“东方主义”无关的“粪尿谈”

芥川本人认为《中国游记》归根结蒂是发挥了其“新闻记者式才能”（芥川龙之介，2005 c：613）③的产物，也正因此，书中多有对现实中国的新闻报道式描述，其中不乏令人瞠目结舌甚至恶心反胃的场景。讨价还价的马车车夫以及贪得无厌的卖花老太构成的最初印象还是其次，书中多次出现的“粪尿谈”着实令读者倒足胃口、掩卷不及。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游览湖心亭时撞见一个身穿棉衣、头顶发辫的中国人向池中小便的情景：

令人不解的是，丁韪良及同时代的其他中外译者更倾向于选择意译词处理国际法著作中包含的大量近现代政法制度方面的概念，例如与当时英国官制相关的名词包括“管国帑大臣”“持玺大臣”“户部大臣”“兵部大臣”“内国务宰相”“外国务宰相”等。

且说这个中国人正在悠悠然地向池子里撒尿。对于这个中国人来说，陈树藩叛变也好，白话诗的流行已走下坡路也好，日英两国是否继续结盟的议论也好，这些事儿根本不在话下。至少，从这个中国人的态度和脸色上，有一种十分悠闲的神色。一间耸立在阴沉沉天空里的中国式破旧亭子，一泓布满病态绿色的池水，一大泡斜斜射入池中的小便……这不仅是一幅爱好忧郁的作家所追求的风景画，同时也是对这个又老又大的国家可怕且具有辛辣讽刺意味的象征。我久久地注视着这个中国人，怀着刻骨铭心的感怀。（芥川龙之介，2005c：625）

以朝鲜历史上抗击倭寇的名将金应瑞和名妓桂月香合力铲除日本武将小西行长这一传说为蓝本写成的《金将军》（1924年），画龙点睛之笔在于最后一段关于历史的评议：

孙立春认为，此类颇具鄙夷意味的描写建立在“近现代日本与中国处于先进/落后、文明/野蛮、洁净/肮脏等一系列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之上”。东方主义原指西方对东方的图式，但是经过明治维新后跨入近代国家之列的日本看待中国的心态已经产生了巨大变化，蔑视中国的二元对立思维逐渐变成了“日本式东方主义”（孙立春，2006：148）；刘雪飞也认为，“清洁与不洁成为包括芥川在内的日本作家判断中国这个他者优劣的尺度”，并由此断定芥川“不仅以近代日本为依据，还以‘伟大的古代’来排斥、边缘化近代中国”、其中国认识带有“日本式东方学”的特质（刘雪飞，2009：294）。然而，王升远却指出，对于“先进文明国家的文人在后进、‘半开化’（福泽谕吉对中国的定位）国家看到遍地‘粪便’，据此联想到‘先进（清洁）——落后（肮脏）’的近代文明价值论”，这种研究思路看似顺理成章，却“鲜见有人基于个案”细致严谨地对“东方主义的‘东亚适用度’作出反思”。因为，根据思想家渡边京二以及华盛顿大学教授苏珊・B・韩利整理和研究前近代赴日西洋人的日本论述来看，“未被西方近代文明污染、侵蚀的日本是简朴、富裕、洁净、秩序井然的。仅以卫生状况为例，日本的‘清洁’并非是西方近代文明东渐的产物。”④既然日本的清洁卫生都是在日本人“知道微生物和病菌的存在之前，与科学无关，与西方近代文明也无缘。如此说来，芥川们对中国遍地粪便的批评与‘西方文明’基准又有多少必然的内在关联呢？”(王升远，2011：28，30)简言之，崇尚洁净的日本人看到异国他乡与本国截然不同的糟糕的卫生状况时露出惊愕乃至鄙夷之态，不过是对超出自身想象的事物所产生的自然反应，何以就上升到东方主义的高度？

二、西洋批判的目光——从《烟草与魔鬼》到《南京的基督》

纵观《中国游记》全书，比起这些由于卫生状况或饮食习惯⑤迥异而生发的惊诧言论，更为醒目的其实是芥川对西方文明侵蚀下已然变质的中国古老文化的惋惜，以及对中国人沉湎于乱世而不自知的昏聩现状的痛斥。比如对于颇为西化的上海，芥川“并不认为什么都西洋化了才算进步”（芥川龙之介，2005c：642）；看到“古色苍然的城墙上，用鲜艳夺目的油漆写着广告”这一“俗不可耐”的景象，不无幽默地讽刺“日本在这方面也是竭尽了邻邦的深厚情谊”（芥川龙之介，2005c：667）；在旅馆门口目睹一个满嘴脏话的美国人面对门外“旁若无人地站着就地撒起尿来”的情景时，更是“心中燃烧起十倍于水户浪士的攘夷精神”（芥川龙之介，2005c：674）；游览西湖时发现红、灰两色的近代砖瓦建筑“几乎如硕大无朋的臭虫一般，蔓延于江南一带的所有古迹、名胜之地，结果把这里的风景早已破坏殆尽。”芥川甚至感叹，“再过十年之后，很可能在西湖鳞次栉比的洋房之中，都会有喝得酩酊大醉的西洋人，站在门口随地小便。”（芥川龙之介，2005c：679）

芥川对西方乃至西方人的反感，还体现在《中国游记》中的多处细节上。出游之始，在前往中国的航船上饱受晕船之苦的芥川就用“很可能是个怪物”、“牙齿有三十九只啦、屁股上长着小小的尾巴啦等等”充满讽刺的语调来形容头等舱里唯一没有晕船的一个美国人（芥川龙之介，2005c：616）；在参观苏州孔庙的大成殿时发现了蝙蝠窝，又感慨道，蝙蝠在日本原本也是受人喜爱的风流之物，但是“受了西方的影响，不知不觉之间，如盐酸似的把江户的本来面貌给腐蚀殆尽了”（芥川龙之介，2005c：699）；评价苏州是“江南第一”的好地方，给出的理由只是“那里还未像西湖那样沾染上美国佬的气息” （芥川龙之介，2005c：707）。

1)PJM电力市场中，电能供需基本均衡。美国容量市场价格的设计原则为：在供需平衡的情况下，容量市场的价格等于发电成本减去在能量市场和辅助服务市场中已补偿的成本。在供过于求的形势下，RTO获取更多的容量，但价格也会相应下降。总体定价的原则为补偿其需求部分机组的全成本。

这种对西洋的负面书写，并非始自《中国游记》，早在大正五年（1916年）的《烟草与魔鬼》中，芥川就用烟草的传入寓意了西方文明给日本带来的正反两面的影响，以告诫世人：西方的善进入东方时，恶也随之而来。

⑥ 详见《宛似西洋画的日本画》。（芥川龙之介，2005c：367）。

我觉得这则古老的传说包含着更深刻的意义。因为魔鬼没有得到牛贩子的肉体和灵魂，烟草却从此在日本全国普及开来。正如牛贩子的胜利伴随着堕落的一面，魔鬼的失败不也伴随着成功的一面吗？魔鬼什么时候都不会吃亏。当人类以为自己战胜魔鬼的引诱时，说不定已经失败了。（芥川龙之介，2005a：109）

明治以来的文明开化让日本一举进入了近代国家之列，与此同时，日本固有的文化传统也受到了腐蚀而变形。芥川以鹿鸣馆现象为背景创作的《舞会》（1920年）辛辣地讽刺了日本上流社会对西方潮流的东施效颦；同年参观中央美术社展览时，面对放眼望去一大片“宛似西洋画的日本画”，芥川也毫不留情地批评说这是受了“崇洋之弊”的影响⑥。创作于同一时期的《偶人》⑦，则通过一个衰落的士族家庭无奈将祖传的宫廷偶人卖给一个美国人的故事，表现了对近代化浪潮下传统阶级和传统文化没落的惋惜之情。创作后记中作家提到自己目睹一个红头发的外国小女孩将一个古玩偶的脑袋当作玩具随意摆弄时，不禁联想到故事中的宫廷偶人也许遭受的是同等“厄运”。（芥川龙之介，2005b：308）

芥川对待西方以及西化现象的这种批判态度，还体现在中国之行前创作的《南京的基督》（1920年）上。

秦淮河畔的暗娼金花染上了梅毒，同伴告诉她一个迷信的偏方：与人同房就能将病传出去，自己马上就好。信奉基督的她不愿违背教义坑害他人，从此拒绝接客。然而，一天夜晚闯入一个醉醺醺的外国人，居然与她珍藏的十字架上的受难基督长得一模一样。惊讶的金花在这个外国人的诱惑下心旌摇荡，从他的亲吻中感受到了“如火一般的爱的喜悦”（芥川龙之介，2005a：762）。一觉醒来，枕畔的外国人早已不知所踪，金花却发现自己的梅毒居然在一夜之间治愈了，不留一点痕迹。金花由此认定昨晚与自己同床共枕的人就是基督，从此愈加虔诚信教。然而，翌年春天，造访她的一个日本青年旅行家听说了这个奇迹之后，却一下子就明白了金花所说的“基督”不过是一个日美混血的无赖汉，那人曾经在友人面前得意洋洋地吹嘘过自己在南京睡过一个暗娼、没付嫖资就偷偷溜走的风流韵事。据说后来得了恶性梅毒而发疯。青年旅行家看着眼前的金花，心中想到：“这样看来，或许是这个女人传给他的。而她，至今还把这个无赖混血儿当成耶稣基督。我究竟该不该告诉她，让她开开窍呢？还是缄口不言，让它像古代的西洋传说一样，成为一个永远的梦？……”（芥川龙之介，2005a：765）

水是生命之源，它的重要程度，自不必多言。不过，也有一些东西，不应含有水分，比如，各种报表、统计以及产品介绍、个人简历之类。面对这些东西中的不真实，人们会讽刺其“太水了”。

关于这篇小说，黎杨全从病的隐喻和文化冲突的视点进行了非常精辟的解说。“秦淮之地，六朝古都，正是古代中国无数文人墨客反复歌吟的浪漫之乡”，因此，“秦淮妓女”这一意象也成为了“极具中国文化情趣的象征性符号，承载与生发着芥川龙之介对古代中国诗兴想象的全部空间。”现代的“秦淮妓女”金花之病“隐喻着现代中国的衰败”，金花误将日美混血的外国人认作救世主表现了“芥川对中国‘西化’的强烈质疑与忧虑”。而这个外国人的“日美混血”特质，正是“芥川对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裂变过程中所借鉴的文明形态与输入路径的隐喻性概括”，因为，在中国的近现代化过程中，“日本扮演着中国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中转站’角色。”（黎杨全，2009：85）

齐亚乌丁曾指出“神化白人男性综合症（the white man as god syndrome）”也是东方主义的特征之一。这种通过文学等形式刻意制造的意识形态无非是为了表明欧洲天然的优越性。他说，“在前现代东方主义看来，当西方第一次与伊斯兰和中国的伟大文明碰撞时，被神化的白人是带来了基督教训的传教士。在其与非洲以及美洲的‘新世界’相遇时，传教士被无知卑贱的野蛮人误认为神”（齐亚乌丁・萨达尔，2005：12）。如果说对西方白人的“神化”是典型的东方主义意识形态，那么，芥川将金花深信不疑的“耶稣基督”拉下神坛的设定无疑是对此意识形态的解构与否定。再者，《南京的基督》是芥川受到谷崎润一郎《秦淮一夜》的触发而作⑧，然而，与谷崎沉醉于古老的“中国趣味”中、将秦淮之地塑造为具有浓郁东方异域气质的烟花柳巷相异，芥川的重点在于批判中国盲目的西洋崇拜，二者在此实质上的不同，也可谓是谷崎的中国题材作品带有东方主义色彩、而芥川却不能与之归为一类的理由所在。

臭氧具有非常强的氧化能力，对于工业废水中的生物难降解物质的处理具有处理效果好、降解速度快、占地面积小、无二次污染、自动化程度高等优点，因此，臭氧氧化法及其联合技术广泛应用于工业废水处理中[1]。

通过资源整合，广垦旅游集团争取在酒店、旅行社、出租车队三大核心板块上实现效益较大突破，力争在“十三五”期末营业收入达到五亿元。

每隔一段时间，团队会在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工作方面进行反省，然后相应地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调整。为了保持团队的敏捷性，必须随环境一起变化。

现代中国有什么？政治、学问、经济、艺术，不是全在堕落吗？特别是，要说到文学艺术，嘉庆、道光以来，有一部可以引以自豪的作品吗？而且，国民不分老少，尽在讴歌太平。是的，在年轻的国民中，也许出现了一点儿活力。然而事实却是，他们的呼声还缺少巨大的热情，以至于还不能震撼全中国国民的心。我已经不爱中国。我即使想爱她也爱不成了。当目睹中国全国性的腐败之后，仍能爱上中国的人，恐怕要么是荒唐至极沉迷于犬马声色之徒，要么是憧憬中国趣味的浅薄之人。唉，即便是中国人自己，只要还没有心灵昏聩，相比起我一介游客，怕是更要深感嫌恶的吧。（芥川龙之介，2005c：737）

芥川的逆耳忠言不止于此。1925年7月发表的《侏儒警语》中的以下两节，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彼时中国所处的困境：

中国

相比昭和时期日本明目张胆的战争侵略，大正时期的日本对华扩张尚处于暗流涌动的阶段。蔑视中国论与侵略中国论作为彼时日本国策下最为自然的意识形态渗透到了日本社会的各个层面，芥川身处其中却难得地保持了一种较为客观与清醒的立场。如前文所述，《中国游记》中芥川对中国的嘲讽和轻蔑都是针对中国的环境卫生或西化堕落的一面，并没有以中国之弱作为中国可欺之口实；文中更多的是他对于西方近代文明裹挟下失去自身方向的日本和中国文化的反省，亦不乏对近代帝国主义扩张行径的讽刺和揭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用所谓“东方主义”来解读《中国游记》缺乏合理性和必然性，文中芥川不局限于一国一地、对近代整体（包括文化和政治）的反思与批判才是值得关注的重点。

又

今日中国的最大悲剧，就是没有一位足以给无数国家浪漫主义者即“年轻中国”以铁的训练的墨索里尼。（芥川龙之介，2005d：252）

从对西方近代文明入侵的警醒、到对近代帝国主义行径的批判，芥川的矛头指向愈发尖锐。墨索里尼的比喻放在当时也并不恰当，然而1925年的中国处于军阀割据混战的状态、缺乏强有力的统一政权却是不争的事实。《侏儒警语》的这段文字，可以说是游记中对中国的年轻一代尚且缺乏震撼全体国民的力量表示遗憾之情的一种延续。

三、对“帝国”日本的怀疑——从《金将军》说起

此外，当芥川在某菜馆向跑堂的询问厕所在哪里时、居然被一个“满身油污”的厨师亲身示范向“厨房洗碗池下的水槽里方便”（芥川龙之介，2005c：646）；在浔阳江边目睹了船篷里露出“丑恶可怕的屁股”“大胆而从容不迫地向江中拉着粪便”（芥川龙之介，2005c：741）；什刹海的永乐大钟“一半埋在了土里，事实上正被用作公共厕所”（芥川龙之介，2005c：748）；更有某名人故宅入口处写有“君子自重，有小便壶在此”的“杀风景至极”（芥川龙之介，2005c：754）的字句。

行长并没有在征伐朝鲜的战争中丧命。但是粉饰历史的并不只是朝鲜一国。其实在日本教育儿童的史书里——或是在教育和儿童差不多的日本男人的历史里，也充满这样的故事。比如说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里，哪有一次关于打败仗的记录呢？（芥川龙之介，2005b：430）

芥川在质疑日本历史教科书的记载之后，引用了古籍《日本书纪》中白村江之战日军被大唐水师击退的一节作为了这篇小说的结尾。在近代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历史潮流面前，芥川颇为难得地保持了一个知识阶层应当具有的相对性眼光⑨。《中国游记》的最后，芥川看到仅奉天（今沈阳）一处车站就有众多日本人，不禁感叹“差点儿赞成了‘黄祸论’”⑩；对于日本用来掠夺和输送中国东北部资源的“南满铁道”，更是直言其“犹如一条蜈蚣在高粱的根部爬行” （芥川龙之介，2005c：761）。

值得一提的是，不仅仅是《中国游记》，从讽刺乃木希典的《将军》（1922年）、到戏谑征伐鬼岛是一种侵略的《桃太郎》（1924年）、再到揭露日本殖民政策的《马脚》（1925年），都可以看出芥川对日本帝国侵略扩张行径的批判态度。

案例研究法是实地研究的一种，研究者选择一个或几个场景为对象，系统地收集数据和资料，进行深入地研究，用以探讨某一现象在实际生活环境下的状况，适合研究者无法设计准确、直接又具系统性控制的变量的时候，回答“为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

萤的幼虫以蜗牛为食时并不完全置蜗牛于死地，而只是使其处一麻痹状态，以便常食鲜肉。以我们日本帝国为首的列强对中国的态度，归根结蒂，与萤对蜗牛的态度并无不同。

注释：

众多的体育项目中，都有规范的动作要领，体育老师在动作示范时，大多要借助体育器材进行精准演示，老师凭借优秀的专业水平让学生直观地观看自己标准的动作示范，然后进行模仿练习，对于一些动作快难度大的体育项目，为确保演示出动作的力量，速度和幅度来，体育老师可选择轻便的示范器械来代替实操器械，让自己的示范演示一气呵成。

① 德富苏峰1917年游历中国的经历被连载于其本人主持的《国民新闻》报上。在他的《中国漫游记》中，将“满洲”视为日本理所应得的战利品等诸多言论均流露出明显的国家主义乃至帝国主义倾向，详见：德富苏峰.2008.中国漫游记 七十八日游记[M].北京： 中华书局）；谷崎润一郎于1918、1926年两度访华，他所创作的一系列中国题材作品充满了异域风情想象,详见：西原大辅.2005.赵怡译.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大正日本的中国幻想[M].北京： 中华书局；佐藤春夫1920年厦门之旅后写成的《南方纪行》用令人恐惧不安的怪异氛围来形容厦门、将高唱革命口号的陈炯明建设的漳州视为“赝品”等言论体现了其作为先进文明开化国家国民的优越意识，详见：高洁.2012.佐藤春夫《南方纪行》的中国书写[J].中国比较文学，（4）：113-123。

② 芥川龙之介受大阪每日新闻社之命，于大正十年（1921年）三月下旬至七月上旬间游历了上海、南京、九江、汉口、长沙、北京、大同、天津等地。这些沿途见闻陆续连载在《每日新闻》上，并于1925年十月结集成《中国游记》出版。

③ 本论文引用的芥川龙之介作品译文均出自高慧勤 魏大海主编.2005.芥川龙之介全集[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其中《中国游记》译者为陈生保。

在“统施”环节，采用公司自主研发的液体自动施肥机，减少施肥人工，提高施肥效率，同时还可以减少传统施肥带来的养分淋洗和肥料浪费。“通过现场使用对比，自动施肥机非常受农户欢迎。”胡义熬说。

④ 对此可做一个佐证的,还有美国社会学奠基人E.A.罗斯在其1911年的著作《变化中的中国人》中记述的见闻：“在日本，任何东西看上去极其整洁干净。……在日本的村庄，人们看不到在中国大多数乡村随处可见的这些街景：成堆的垃圾，粪堆，污水池，泥坑，下陷的屋顶，倒塌的墙壁，腐烂中的草屋以及散乱的碎石。……我觉得世界上只有荷兰、法国的诺曼底、英国的某些地方的环境才能与日本整洁的环境相媲美。” 详见：E.A.罗斯.2006.公茂虹 张皓译.变化中的中国人[M].北京： 中华书局。

玩手机更危险。湖北恩施一辆客车上载满了放假出行的高中生，司机在高速上驾驶时竟然玩起了手机，不停地刷微信。一名乘客拍下视频并投诉。民警调查监控发现，司机拿起手机21次，玩手机长达25分钟。

⑤ 《中国游记》中还有对中国人食用动物内脏（芥川龙之介，2005c：714）、将猪剥皮倒挂（芥川龙之介，2005c：740）等现象抒发的惊叹。

魔鬼变成传教士跟随方济各・沙勿略神甫来到了日本，百无聊赖之时将自己带来的烟草种子播种了一地。面对好奇地想知道这种植物叫什么名字的牛贩子，魔鬼提出和他打赌。牛贩子如果猜出了植物的名字，就能得到这片地里长出的所有东西，如果猜不出，就要将自己的肉体和灵魂全部都给魔鬼。牛贩子心生一计，在夜晚将自己的牛赶入地里四处踩踏，受惊的魔鬼忍不住探出头来喊了一句“这畜生，怎么踩踏我的烟草地？”——牛贩子就这样赢了魔鬼。然而，对于这个看似圆满的结局，芥川写道：

⑦ 最终完成于1923年。

回到竹溪街，何牦第一件事是写遗嘱。他共有五万元存款。这次去北京的旅费加住院费，花了一万六，何美宁办出院手续时，他站在何美宁身后，见何美宁把九千元钞票塞进医院的收银台时，心痛得快要流眼泪了。这些钱都是计划留给橘红的，是让橘红过上好日子的希望和保证，上次在滨湖三医院住院，大病医疗出了百分之八十，自己还交了三千五，这次是全费，百分之百的自己交。交的不是钱，是希望，是性命。他活着的希望和意义，就是赎回年轻时的过失，让橘红过上好日子，把钱都花了，就算找到橘红，还有能力、条件让橘红过上好日子吗？那一把把的钱交得他心里发颤，好像受了惊吓似的，抖动。

⑧ 详见《南京的基督》附记（芥川龙之介，2005a：766）

不该禁的地方坚决不禁：各个地方要科学的划定禁养区，防止盲目扩大养殖范围，禁养区必须按照标准来划定，避免只要环境不要生产的极端做法。

⑨ 《侏儒警语》的“倭寇”一节中，芥川也对日本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讽刺：倭寇显示我们日本人具有完全可同列强为伍的能力。即便在劫掠、杀戮、奸淫等方面，我们也绝不比来找“黄金之岛”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吉利人等相形见绌（芥川龙之介，2005d：247）。

了解了中国之行前芥川的此种近代文化观后，就不难理解《中国游记》中芥川对中国大放厥词的如下片段了：

⑩ 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让西方国家感到了巨大的威胁，这一时期黄祸论的主角为日本。芥川对于日本人在东北人多势众的局面发出“黄祸”的感慨，这一态度与1908年来中国旅行的诗人小林爱雄形成了鲜明对比。小林对于当时日本在华势力比不上英美德等西方列强的状况非常不满，字里行间都在呼吁日本的年轻人应该来到中国投入“开发事业”，实质上就是在鼓吹侵略中国论。详见：小林爱雄.2007.李炜译.中国印象记[M].北京： 中华书局。

中国之行前写就的《南京的基督》中，妓女金花是中国衰落后迷信西方文明的一个负面意象，体现了芥川对中国西化现象的讽刺与批评；《中国游记》结集出版后创作的《湖南的扇子》（1926年）里，妓女玉兰却是作为一个性格坚毅、颇具胆识的奇女子登场，联系作品开头对于湖南人的革命性格所做的褒扬，很显然芥川参观长沙的学校时目睹学生排日运动的经历对此起到了影响。邱雅芬指出，《湖南的扇子》是芥川唯一取材于中国之旅的纪行体小说，分析了主人公谭永年的革命先锋性以及整篇作品所具有的现实关怀，并点明芥川的中国观终于由“诗性的浪漫幻想提升至理性的现实认识，显示了作家精神世界的飞跃”(邱雅芬，2006：140)。这固然对《湖南的扇子》做出了有效的解读，然而纵观芥川在中国之行前后创作的一系列作品来看，或者通过寓言、或者进行戏仿、或是通过直言不讳的警句，芥川对日本和中国的现实关照并非以中国之旅为起始，而是自始至终一直都在。《中国游记》作为新闻报道类文体，呈现的是芥川的直观见闻以及由之而来的所感所想；而中国题材的作品《南京的基督》、《湖南的扇子》作为小说创作，前者以奇谈、后者以写实的方式对芥川的中国观进行了艺术的再现。两者结合起来对照阅读，方能更好地理解芥川的中国观以及近代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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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芥川龙之介.2005c. 高慧勤 魏大海主编.芥川龙之介全集(第三卷)[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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