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中心化”的背后——中岛敦笔下的混血者

说到“混血”，我们很容易想起西方文学中的黑白混血者形象，比如福克纳《八月之光》里的乔・克里斯莫斯，以及“一滴血原则”（one drop rule）。在西方文学语境中，混血问题鲜明地指向对白人种族主义的批判，指向“人种”、“肤色”等关键词。

然而，如果将场景切换到战前及战时的日本，情形则更为复杂。混血①，一方面被作为促进“大东亚”“五族共和”以共同抵抗“西洋”的有效手段，通过鼓励“内鲜”（宇都宮めぐみ，2016:111）“内台”通婚（黄嘉祺，2013:137）等形式积极纳入到日本殖民政策中，一方面又与“万世一系”的“单一民族国家”这一日本民族主义潜意识构成本质上的冲突。在战前及战时的日本历史语境中，混血问题折射出因东亚内部的新殖民体系与西方对东亚的旧殖民体系并存而形成的，文化上、政治上复杂的权力关系。同时，由于区域内部的文化共通性，混血者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二者间的关系也表现得更为复杂。

在相关文学作品中，中岛敦（1909-1942）的混血者书写特别值得关注。中岛敦具有丰富的殖民地生活经历，且一生中积极将自己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伪满、南洋群岛等地的所见付诸文字，被视为日本殖民地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日本评论家渡边一民（2009:18）认为日本近代史上与他者相关的问题“一切都反映在中岛敦（文学）中”。川村凑（2009a:2）评价中岛敦“表现了与帝国抗争的力量”，小森阳一（1998:247）也认为中岛敦对他者的书写“站在将侵略战争美化为‘大东亚的解放’、‘八纮一宇’的言说的对立面”。田中益三（1992:31-33）则指出，青少年时期辗转生活于朝鲜、满洲等地的中岛敦，具有“无根草的心性”，是“生存在故国与殖民地夹缝中的‘精神的混血者’”。

“与帝国抗争”，站在国策言说的“对立面”，这些评价显示中岛敦是战时日本难得的一位能够与帝国主义的“中心”保持距离的作家。而田中提出的“精神的混血者”这一定位，意味着中岛敦的殖民地书写还具有消解“中心”的倾向。遗憾的是，田中并未就中岛文学中的混血问题展开深入论述。笔者注意到中岛敦有多部以混血者为主人公或主要人物的作品，包括以1920年代朝鲜为背景的短篇《猎虎》，以1930年代北京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北方行》，及去世前完成的南洋群岛见闻录之一《夹竹桃人家的女子》。学界对于中岛敦的殖民地书写论述颇多，然而迄今为止针对混血问题的论述，笔者所见范围，只有日本学者须藤直人（2008）的研究。但该论文将中岛敦文学整体视为混血的讽喻②，除对《猎虎》的主人公略有分析外，并未关注作家笔下实际的混血人物。

笔者以为，作品中的混血者形象直接反映作者对于混血的理解，如果将中岛敦视为“精神的混血者”，这种精神的混血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投射到其笔下的混血人物形象中。笔者尝试通过对《猎虎》《北方行》及《夹竹桃人家的女子》三部作品进行细读，分析其混血者书写的特点，思考作者精神上的混血性的实质为何，是否具有消解“中心”的倾向。相信借助“混血”这条辅助线，能够获得对中岛敦文学的新认识。

一、“豪族之血”的“最后一课”

《猎虎》③的故事发生在1920年代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京城。主人公赵大焕是京城日本人学校的学生，是朝鲜两班贵族与日本女性的混血儿。赵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在学校里表现得既自大又自卑，脸上总是带着“嘲笑的表情”。他爱主动提起自己的名字，暴露自己的朝鲜人身份，但小说点出其实是“正因他对此很在意，才相反地表现出毫不在意的态度”④（中島敦，2001a:77）。

以往的研究通常从“强”与“弱”两种属性的并存来解释赵大焕这一人物的矛盾。小说写赵因桀骜不驯遭到高年级学生殴打，他喊出心中的疑问：“强啊，弱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中島敦，2001a:86）随后的猎虎行动又展现了赵“强者”的一面。赵与父亲带领清一色朝鲜男性，冒着严寒深入森林寻猎东方的百兽之王，在被邀请随同观看的日本人“我”面前，彰显了朝鲜民族在日本殖民统治下被压抑的血性与力量。行动结束时，赵“粗暴地用脚猛踢”吓晕在地上的随从，向“我”抱怨随从“竟然没受伤！”作者写“我”在那一刻从赵氏父子身上看到“他们体内流淌着的这块土地上的豪族之血”（中島敦，2001a:97）。

中岛敦在此前的朝鲜题材小说中通过朝鲜人妓女、巡查等位于社会底层或与底层关系密切的人物，揭示了殖民地朝鲜民众作为弱者备受压迫的现实⑤。而《猎虎》中，作为本土传统有权阶级的“强”、和处于被殖民地位的“弱”，构成主人公身上的一组矛盾，小说借此揭示了朝鲜殖民地社会“复杂、多重的歧视的阶层”（川村湊，2009b:77）。与此前的作品相比，表现被殖民者“强者”的一面的确可说是《猎虎》的一个特色。但笔者以为，还需注意到赵大焕与此前作品中朝鲜人形象的另一重要区别，即朝日混血者这一身份设定。先行研究所关注的“强”与“弱”的矛盾，只是围绕赵大焕“父亲”一方的元素在思考。如果考虑到这一人物的混血身份，就有必要留意“母亲”一方即“日本”元素在人物塑造上的作用。

“母亲”并未出现在作品中。有论者借用美国学者Loomba在《殖民/后殖民》一书中的观点，认为“宗主国女性与殖民地本土男性的结合，在占支配地位一方的殖民地表述中，是对殖民统治的不安和对原住民的恐惧心理的表征”，赵的母亲作为“禁忌”遭到了回避（須藤直人，2008:55）。但由刻意表现朝鲜“豪族之血”的强悍面等小说内容来看，以上解释有些牵强。关于“母亲”的隐身，小说是这样描述的：“大家都说他的母亲是内地人（日本人）。我好像曾听他亲口告诉过我，但也可能只是我自己想当然。我跟他那么亲近，却始终没见过他的母亲”（中島敦，2001a:74）。“大家都说”，而赵本人却似乎没有说。这段话其实暗示，是赵本人有意回避、淡化日本人母亲的存在。

据相关者回忆，当时京城的日本人学校里朝鲜学生为数极少，“只有日韩合并中有功劳的贵族子弟，才有资格进入”（湯浅克衛，1978:231）⑥。站在赵积极认同的朝鲜民族身份立场，这种“功劳”无疑是可耻的卖国行为。小说中写赵的父亲“韩国时代是非常大的官”，“日语并不好”，可见赵父母的跨国婚姻并非普通的恋爱结婚，很可能是家族不光彩历史的一部分。由此推测，对外回避、淡化日本人母亲的存在，应是体现赵对自身“日本”血统的内心纠葛，并从侧面印证赵鲜明的朝鲜民族身份认同。

然而赵与“日本”仍然存在着深厚的关系，这一点在赵与日本同学“我”的真挚友谊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作者用诗性的语言描写赵与“我”共同成长的岁月：“他的，不，我们的感伤的恋情，随岁月流逝，随我们脸上青春痘的增加而渐渐失去了影踪”（中島敦，2001a:78）。作者特意突出“我们”一词，强调“我”与赵的一体性与连带感。小说以“我”替代被隐去的“母亲”，表征与赵亲密联系的“日本”。从这一角度来看小说结构，可以发现小说内容的铺陈遵循主人公的混血特性，均衡体现了父母双方的相关元素。小说共七个小节，分别是①关于虎的传言；②赵在学校的表现；③“我”与赵的友情；④“我”与赵的“金鱼事件”；⑤赵被高年级生殴打；⑥猎虎行动；⑦“我”与赵的再会。如果说，②⑤⑥侧重表现“父亲”一方元素，即朝鲜身份带来的“强”“弱”两面性，那么围绕与“我”的关系展开的③④⑦小节则侧重表现了“母亲”一方的元素。

细看第三、四、七小节，第三小节着重渲染二人的亲密关系，第四小节则记录了二人的冲突。这一节重点叙述“金鱼事件”。赵异常兴奋地邀请“我”一道参观三越百货展出的热带鱼，“我”意识到“这可能是日本最早的热带鱼展”⑦。当“我”被热带鱼的美丽折服时，“故意”对赵说，“是挺漂亮，不过，日本的金鱼也有那么美”，赵露出“对我不理解纤细之美的怜悯之笑”和“对我不怀好意的讽刺态度的抗议”，此后“一个星期都没搭理我”（中島敦，2001a:79-80）。

“金鱼事件”表面上是两个中学生的意气之争，实则在表现赵与日本的关系上具有多重含义。一切皆因此次在朝鲜举行的热带鱼展是“日本最早”的热带鱼展。“我”“不怀好意”地打压赵“过度的夸张”，暴露出“我”的宗主国心态。而“我”这种宗主国心态，提醒了混血儿赵作为被殖民者与宗主国日本在政治上的根本性对立，使得赵与“我”的关系陷入危机。

笔者以为此处“我”刻意强调“日本的”金鱼，还有另一层深意。金鱼16世纪初由中国传入日本，后在日本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金鱼文化（野地恒有，2003:196），不仅培育出和金、兰寿等著名的金鱼品种，还形成了夏季节庆时捞金鱼等文化习俗。因此“日本的金鱼”也是“日本文化”的象征。赵带“我”看展时“过度的夸张”神情，不仅有对审美水平的自傲，更有因朝鲜的热带鱼展早于日本内地而获得的文化上的优越感。需要注意到，赵引以为傲的热带鱼展是由朝鲜三越百货举办的，“朝鲜三越”无疑是日本经济文化在朝鲜的影响的象征。赵因此而获得的优越感，是将自己置身于日本文化内部而获得的文化优越感。而“我”以“日本的金鱼”强压赵引以为傲的“朝鲜三越的热带鱼”，则是在向赵宣示更为纯粹、先进的日本文化的存在，而这样的日本文化是殖民地混血儿赵大焕无法触及的。换言之，“我”用“日本的金鱼”宣告了赵对于日本文化的他者性。

其实，混血儿赵大焕在语言和文化上具有明显的日本属性。作者在介绍赵大焕时写道“谁也看不出他是半岛人（朝鲜人）”，当“我”得知他的朝鲜姓名时，“反反复复”确认了“好几遍”，才最终相信了他的朝鲜身份。赵不仅“日语非常好”，“还经常读小说，生活在殖民地的日本少年根本没听说过的江户方言他都会”。赵大焕遭到高年级学生殴打，原因之一便是他“那时就爱读荷风⑧的小说”（中島敦，2001a:82）。他热切地要与日本好友分享“热带鱼”的“异国之美”，也是在爱好“荷风”的耽美趣味的延长线上，因此才露出“对我不理解纤细之美的怜悯之笑”。对“剑道”不感兴趣，偏爱“荷风”，显示赵已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兴趣与审美标准，他对日本文化的接受方式是主动、主体性的。混血者赵大焕对于政治意义上的日本怀有强烈的抵触，对于文化意义上的日本却是认同的，他对于日本语言文化的了解甚至高于周围日本同龄人的水平。他在日本人学校里的自大表现，时常显露出的“嘲笑”“怜悯之笑”，不仅是因为朝鲜的“豪族之血”，也源于文化上的先进性带来的自信与优越感。小小的“金鱼事件”在混血少年赵大焕成长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宣告了他对于日本在文化上的他者性，打破了他对日本的文化想象。

由以上分析可知，赵大焕自大与自卑的两面性不仅源于父亲一方的朝鲜贵族血统带来的“豪族之血”与被殖民者身份间的冲突，也源于母亲一方的日本血统带来的文化自信与文化归属不确定性的并存。这个混血人物身上体现的朝鲜与日本的矛盾，并不只是“支配”“歧视”等反映“国家间力量关系”的矛盾（山下真史，1987:60），还蕴含着来自母亲一方的语言文化和来自父亲一方的民族身份之间的根源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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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即小说最后一节，描写多年后赵大焕以一副危险分子的风貌再次出现，向“我”表明他已不再依赖“语言”，只相信“感觉和感情”的记忆，而“我”再次从赵眼中看到猎虎时“豪族之血”的眼神。赵与“我”提及的“语言”无疑是日语。结尾部分似乎暗示，赵大焕正在努力克服对于“日语”“日本文化”的依赖，从认识上和行动上克服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分裂，从而成长为真正的朝鲜“强者”。正如论者所言，小说中的“虎”是朝鲜的象征（山下真史，1987:63），也是赵大焕的象征（南富镇，1994:98）。笔者以为，“猎虎”象征着混血少年作为朝鲜人的自我同一性的建构过程。在以宗主国与殖民地为两端的身份天平上，混血主人公坚定地选择殖民地。这种拒绝被帝国主义中心同化的态度，在日本作家的殖民地题材作品中是罕见的。《猎虎》可说是延续了中岛敦初期殖民地书写的批判路线，体现了作家的抵抗精神，在当时日本的政治氛围下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同时，通过关注主人公的混血身份，可以发现文化认同与民族身份认同的分裂是这部成长小说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由此方可理解小说开篇的两句话：“我想讲一个猎虎的故事。我说的猎虎可不是达拉斯贡的英雄戴达伦的猎狮那种瞎编的故事”（中島敦，2001a:73）。法国作家都德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不是《达拉斯贡的戴达伦》，而是当时已被选入日本国文教材的小说《最后一课》。评论家川村凑（2009b:75-77）极富创见地指出，时任国文教师的中岛敦在小说开篇提及都德，是在借《最后一课》中被剥夺法语的人们的处境，喻示赵“不得不时刻披上”“不同于自己身体发肤”的“日语外衣”的悲哀。川村先生的观点深具启发性，但如果从赵的混血身份及小说对其文化趣味的描写来看，日语对赵而言，其实并非单纯的统治者的语言，也意味着母亲的语言。

笔者以为，《猎虎》与《最后一课》深层的相似性正在于此。《最后一课》中的阿尔萨斯本是德语方言区，历史上其治权多次在法国与德国间转换（方明生，2004）。尽管身为法国人的都德模糊了法语并非阿尔萨斯人母语这一事实，一味渲染阿尔萨斯人被划离法国时对失去法语这一“世界最美语言”的感伤，但细心的读者依然能从中读出民族身份与文化认同的错位。而《猎虎》的作者否定了都德式的“瞎编”，真实描绘出混血者赵大焕分裂的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作为一部混血者的成长小说，《猎虎》在展现殖民地混血少年与歧视抗争的成长轨迹、书写被殖民者的反抗精神的同时，也立体地呈现了混血者因身份认同的分裂而产生的内心纠葛以及舍弃“母亲的语言”的文化抉择。

二、交错的混血故事

《北方行》是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⑨，由日本青年黑木三造前往北京探望孀居的表姐白夫人写起，描写1930年中国军阀混战、以日本为首的各路国际势力展开利益竞逐的大背景下，因各种缘由聚集在北京的一系列不同国籍、身份的人物间围绕国际政治、爱与阴谋而展开的故事。虽然小说最终半途而废，但不少日本学者仍认为该作是日本现代文学中少见的试图立体地描写现代国际社会的实验性作品。这部小说包含了许多或隐或显的“混血”元素。作者设置了多个混血人物，重点着墨在白夫人的两个中日混血女儿——丽美和英美。

与《猎虎》一样，“语言”在《北方行》的混血人物塑造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语言”得以透视人物各自的精神属性。作者写“大女儿和儿子的性格像丈夫”，让大女儿丽美继承了中国人父亲“软弱被动”“老好人”的性格（中島敦，2001b:132）。丽美迷恋浪荡不羁的日本大学生，不料此人与母亲白夫人也有肉体关系。软弱的丽美在“日本”带来的“残酷、丑恶的现实”面前只会以一句中国话口头禅“没法子”来自我敷衍，“安静的放弃”抗争（中島敦，2001b:148）。丽美象征着不懂得抗争、软弱的“中国”，丽美的恋爱也因此带上了强烈的隐喻色彩，暗示软弱麻木的“中国”被失德堕落的“日本”拖入泥沼。

此外，在“混血”语境下言及郭沫若，还令人联想到佐藤春夫同时期有关混血的小说《亚细亚之子》。这部小说主人公明显影射郭沫若，并将郭沫若与日本妻子的结合歪曲为有意识地通过混血为“大东亚共荣”做贡献（王升远，2016:130-133）。《亚细亚之子》最早发表于1938年，而中岛敦的《北方行》起笔时间较早，关于最后搁笔日期则有多种观点。笔者不敢臆测中岛敦是否有感于《亚细亚之子》对郭沫若小说中混血母题的恶意歪曲，而特地在描写英美的一节中加入“郭沫若的小说”。但若要比较《北方行》和《亚细亚之子》这两部作品中的混血者书写，二者可谓形成鲜明对照。《亚细亚之子》将日本女性的身体比喻为亚细亚的母体，以中日混血象征“融合”的亚细亚，有意识地迎合国策（董炳月，2006）。而中岛敦在《北方行》中将日本人母亲塑造为陷入不伦畸恋的堕落形象，并指明堕落的原因在于“中国”与“日本”不可调和的对立带给她的精神压力。同时英美这一混血人物的理想性，也体现在她身上“中国话”与“日本话”、“中国”与“日本”充满张力的抗衡上，而非强调“融合”。中岛还塑造了姐姐丽美这一较为负面的混血形象，从而将“中日混血”相对化。中岛敦的混血者书写并非迎合国策的投机行为，其中不乏针对“大东亚共荣”的不和谐音。

与姐姐不同，英美是双语者，在精神上也具有中日混血的属性。她难以确定自己的语言身份：“到底自己一直是在用中国话想问题，还是用日本话呢？”这种思考深入到“元语言”的层面：“比如现在，在想‘是用哪一种语言想问题’的，是哪国话呢？”（中島敦，2001b:145）英美无法确定自己的思考语言，表示中日两种元素在这个混血者身上势均力敌，呈现一种紧张的平衡。作者写英美外形上“集中了父母血统中的缺点”，实际暗示她精神上集中了父母的优点。她“不懂得什么叫‘没法子’”，没有中国父亲的软弱，继承了日本母亲的刚强。她又对母亲的堕落行为深恶痛绝，推崇“郭沫若小说中的恋爱”，精神上与进步的中国相联系，因此，在日本人母亲看来，英美是一个“可怕的女儿”。作者让中文和日语在英美身上相互抗衡，同时赋予她中国的思想性和日本的力量感，有将这一混血人物理想化的意图。作者试图借英美体现混血产生的新的精神，并暗示这种精神有可能突破日本与中国各自的局限性。

日本学者田中益三（1992:31-33）基于《北方行》及其他初期殖民地相关作品，指出中岛敦是“生存在故国与殖民地夹缝中的‘精神的混血者’”，以此说明中岛敦对殖民地的亲近感和对日本归属感的淡薄。田中又将“精神的混血”进一步解释为“无根草的心性”“去日本的样貌”，表明他所指的“精神的混血”的实质是一种政治上的去中心化倾向。再看川村凑、小森阳一等其他日本评论家对中岛敦殖民地书写的积极评价，其实也是针对这种政治上的去中心化，针对其作品中对被殖民者的深切同情，对歧视、压迫、杀戮等殖民主义之恶的揭露，和对“五族共和”口号掩盖下的日本帝国主义本质的批判。

（1）就钢混凝土叠合梁主梁上部的桥面支架设计来说，其基本结构使用钢管扣件式支架加顶托的设计方式，在主梁的底板上直接安装钢管支架，底板中的支架间的距离要控制到1m左右，纵桥的距离达到约1.2m左右，支架间的步距控制在2m左右。支架的顶部使用可调式的顶托设计，同时为了使支架获得更好的稳定性，其水平方向的杆也要另外安置可调式托架，对此详见图1所示。

但同时又必须注意到，《北方行》中还写入了另一经典“混血”文本——近松门左卫门的《国性爷合战》。小说的线索人物三造在一个月夜听到二胡声，“想起曾几何时在筑地小剧场看过的国姓爷合战的舞台”，感觉自己变成了“陶醉在异国的怀古情调中”的“无用人”（中島敦，2001b:206）。乍看不经意的一笔，放在小说的“混血”语境中看来却十分醒目。《国性爷合战》是江户时代著名的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以中日混血的历史人物郑成功为原型创作的净琉璃，在日本脍炙人口。剧中郑成功以日本身份“和藤内”出现，在日本神明的庇佑下乘着“神风”，抗击鞑靼收复了中国故土。

三造作为小说的线索人物，正如论者所言，在小说中的位置“无限接近作者”，是用以“吐露作者观念、思考、感慨的装置”（菅野昭正，1978:79）。三造由《国性爷合战》而生的“怀古”之情，，进一步透露了中岛敦对“中日混血”寄托的理想的具体内容。我们不难从既有日本母亲的刚强性格、思想又深受中国影响的英美身上，看到“和藤内”的影子。英美“觉得保护弟弟免受家庭道德不洁之害是自己的义务。就像二十几年前，婚前的白夫人觉得保护老实人白先生不受世间的毒害是自己的义务一样”（中島敦，2001b:144）。作者在英美身上寄托了代替堕落、失败的母亲，如“和藤内”一般，以日本的“刚强”“保护”“软弱”的中国的理想。

英美身上对等地存在中日两种元素，这一点也与《国性爷合战》中“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相似。剧本虽带有日本中心主义色彩，但其中，中国人形象较为正面，且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尊崇，因此美国学者唐纳德・基恩认为，“该剧好似两国的联姻，而非日本的胜利”（转自王翀，2011:18）。然而近松的文本是江户时代中日政治格局下的产物，在中岛敦写作《北方行》的1930年代，日本的侵略野心不断膨胀，中日相互尊重前提下的对等合作无异于痴人说梦。“和藤内”式的以日本的力量“拯救”中国的理想，更是沦为日本侵华的借口。作者其实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此前作者已借三造之口毫不避讳地指明日本“对支那具有最多野心”。三造怀想《国性爷合战》时以“无用人”自比，显示作者也意识到自己的理想在现实中不过是虚幻。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无用人”，借用自德国浪漫派诗人、作家艾兴多尔夫的小说《一个无用人的生涯》。三造抒发关于中日混血的怀古幽情时，不忘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这一点不可忽视。《北方行》虽以北京为舞台，但小说第一章先从日本与西方的关系写起。细读第一章便会发现，作者在这一章里，也有意将西洋元素与混血母题关联在一起。

第一章写三造与他的日语学生、英国海军参谋汤姆逊同船前往中国，二人在一起的最后一个小细节是汤姆逊寄明信片给日本女孩冈野良子。“别后已是第四日，感觉已过了很久很久”，明信片上的语句显示汤姆逊与女孩关系较为亲密。小说特地说明“冈野，是东京汤姆逊寄宿的人家，良子，是那家里今年刚从女校毕业的女儿”（中島敦，2001b:127-128）。寄宿家庭的女儿这一设定暗藏玄机，使汤姆逊寄明信片这一小细节与后文的混血故事产生了呼应关系，因为后文混血故事里的母亲白夫人便是“嫁给了当年在家中寄宿的支那留学生”。事实上不仅这部小说，在近代日本女性跨国婚恋中“寄宿”是一个常见的关键词，同时代涉及跨国婚恋题材的小说中，女主人公常常被设定为寄宿家庭的女儿。“寄宿”这一充满暗示性的关键词使汤姆逊寄明信片的小细节具有了复杂的含义，引发读者对于另一段跨国婚恋乃至混血故事的联想。最重要的是，这一细节出现在第一章三造与汤姆逊的故事末尾、白夫人一家的故事开始之前，在小说结构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有了这个小细节，第一章里的西洋元素便与后文的混血母题产生了关联。

作为小说里唯一的西洋人物，汤姆逊代表着西洋。汤姆逊看似彬彬有礼，实则粗俗不堪，又有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思想。他对三造表面的尊崇背后隐藏着“人种带来的优越感”以及对三造“人种的怜悯”，认为三造努力想要“忘记人种歧视，——准确说是由此产生的文化劣势观”，是“太过孩子气的反抗”（中島敦，2001b:124）。小说通过描写三造与汤姆逊的交往，凸显了西洋与日本之间基于人种的对立与力量的强弱对比。这部分频繁出现的“人种”“皮肤”等语词，明显是与西方旧殖民体系相联系的话语。作者把这一部分与后文的中日混血故事勾连在一起，是有意将中日混血的故事放置于西方对东方的殖民语境之下。如此一来，作者寄托在中日混血上的理想也就增添了另一层含义，即联合中日的力量反抗西洋。

三造试图以文化为武器反抗西洋。他在汤姆逊面前，内心时刻意识到“有色人种”对“白人”的人种劣势，同时又充满对汤姆逊这一“不学无术、趣味低下”的“俗人”的文化蔑视。这令人联想起《猎虎》中以文化自负的赵大焕。藉由文化的先进性克服种族身份、政治身份的劣势，在这一点上《北方行》与《猎虎》具有内在的共通性。三造试图从“黄河、恒河”孕育的“东洋”文化中寻找足以与西洋抗争的资源。他读到法国诗人把先进的精神比作葡萄酒的结晶，“立即想到，自己的文化中并未注入可供形成结晶的最初的葡萄酒。但，后来又重新做如是想：‘不是没有倒入葡萄酒，只是倒入的酒的种类不同罢了。不就是用地中海、爱琴海的微风养就的葡萄来酿的酒，与在黄河、恒河旁酿造的东洋之酒的区别而已吗？’”（中島敦，2001b:124-125）

以东洋的力量与西洋抗争，通过混血联合中日的力量“拯救”中国，可见中岛敦的思想具有严重的历史局限性。他对待西方的态度陷入种族主义的窠臼，对中日之间“纯洁的爱”以及对等合作的幻想严重脱离实际，极易落入战争意识形态的陷阱。这导致中岛敦在《北方行》中的混血者书写在客观上与“大东亚共荣”“中日亲善”等日本侵略、殖民的口号形成呼应。然而，也有必要看到，中岛敦在该作中指明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并通过描写不伦恋等批判了日本带来的“残酷与丑恶”。他对中日联合的构想并非单纯以日本为中心。尽管这一时期日本的亚洲主义已异变为侵略主义，中岛敦的思想中仍可见初期朴素的亚洲主义或文化亚洲主义的成分。

三、“夹竹桃”与“银竹”

① 日本的“混血”概念趋于广义。《广辞苑》第六版中“混血”释义为“不同种族通婚的结果”，“混血儿”释义为“不同人种的父母间的小孩”（新村出，2012：1071）。同样根据《广辞苑》的释义，日语词“人种（じんしゅ）”对应“race”（新村出，2012：1449），“种族（しゅぞく）”对应“ethnic group”（新村出，2012：1344）。可见日本的“混血”概念同时涵盖以肤色区分的“人种”（race）与以文化区分的“民族”（ethnic group）。（新村出.2012.广辞苑 第六版[Z].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作品聚焦在混血女子的“眼睛”。初见时女子“直勾勾地盯着”“一直看”“目不转睛”“漾起热病般的异样眼神”“没见过这么盯着人看的女子”，日本男性“我”在她主动大胆的目光支配下只能被动揣摩“她的凝视的含义”（中島敦，2001a:262-263）。“我”与“女子”之间“被看”与“看”的关系，颠倒了宗主国男性与殖民地女性之间固有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原理。尽管旁人评论该混血女子“只要是内地男人都喜欢”，似乎显示该女子有意迎合宗主国男性，作者却描写该女子再见时“视线根本不投向我”，表明“喜欢”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女子一方。美丽却有毒的夹竹桃象征女子“强者”的性格，这一混血人物可谓颠覆了被动迎合宗主国男性的传统殖民地女性形象。反观“病后身体衰弱”的“我”，是被“去势”了的宗主国男性。在肯定殖民地女性的主体性的同时，对宗主国男性即日本人“我”进行自我去势，可见作者对日本殖民主义的反叛态度。

夹竹桃人家的女子敢于直视的“眼睛”、浅黑色的皮肤、怀抱婴儿充满生命力的形象，构成“健康”的主体，与“衰弱”的“我”形成鲜明对比。正如平松真子（2015:89）所言，这令人联想起《环礁》系列中另一篇随笔《正午》。在这篇随笔中作者感叹道：“不畏惧现实的人，以非借来的・自己的眼睛看个清楚的人，任何时候都是健康的。可是，你体内那‘穿着古代支那衣冠的伪君子’，‘戴着伏尔泰假面的狡猾小丑’，又当如何？”（中島敦，2001a:279）日本人“我”的问题，不仅在于身体的衰弱，更在于只有“借来”之眼而欠缺“自己的眼睛”，亦即自身的文化主体性的缺失。

事实证明，昌乐蓝宝石不仅是当今世界上少有的优质蓝宝石，而且还伴生多种宝玉石矿物，昌乐方山蓝宝石原生矿是世界唯一的宝石原生矿床，是世界宝石矿的圣地。

而“夹竹桃人家”的混血女子与我构成了极大的反差。作者通过聚焦女子“不畏惧现实”、“非借来的・自己的眼睛”，突出了这一混血人物鲜明的文化主体性。尽管女子是日本人与岛民的混血儿，且在日本殖民当局开设的“公学校”接受了日语教育，但她从未试图用日语与我交流，甚至在“我”用日语说再见离开时，她也“什么都没回答”。反观“我”的表现，与女子形成鲜明对比。作者写到，一场大雨后心情转好的“我”，“望着大条的白色雨线，脑中清爽地浮现出昔日支那人用过的‘银竹’一词”（中島敦，2001a:265）。即便身在南洋，“我”用以抒发心境的不是日语，而是“昔日支那人用过的”“借来的”语言。

在汉学氛围浓厚的家庭中长大的中岛敦，从小浸染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代的文学、文化可说是已化为身体的一部分。不仅作品中的“银竹”一词，面对南洋群岛的景色吟诵中国古诗词句的例子多次出现在中岛敦的南洋群岛见闻录中。从唐朝戴叔伦的“一汀烟雨杏花寒”，宋代苏东坡的“暮云卷雨山娟娟”“墙头荔子已斑斓”，到清代王渔洋的“扶桑花下小回廊”，作者面对南洋的风景总是情不自禁地浮想中国古典诗词（陳愛華，2004:287）。值得注意的是，《夹竹桃人家的女子》暗含作者对自己这种情不自禁地穿上“中国古代衣冠”的行为进行反思的意图。作者以“夹竹桃”表征混血女子鲜明的南洋认同与文化属性，以“银竹”凸显“我”缺失的文化主体性。“夹竹桃”与“银竹”这一对互为对照又相互呼应的关键词，透露了作者的写作意图。笔者以为，小说之所以用大量篇幅突出“我”与混血女子的紧张对峙，用意就在于将“我”与混血人物放在同一水平线上进行观照，以此映照出“我”在文化上的混血性。

自古以来，便有人制作傀儡，傀儡形状不一，鸟兽鱼虫、人、一棵草、一朵花，都可以，它们纵高伏低、疾退趋避，不是靠翅膀、脚什么的，而是靠身上的补石。

中岛敦一直憧憬南方，他曾借“野性、充满活力与力量”的南洋猪与“因文明而被去势”的猪的对比来赞美南洋，强调南洋岛屿未开化、野性的价值（中島敦，2001a:107-108）。在南洋群岛实地生活后，南洋本土文化强烈的个性，反过来刺激了中岛敦对于自身文化主体性的思考（陳愛華，2004:286）。《夹竹桃人家的女子》中的混血女性在民族和文化归属上，都表现出鲜明而纯粹的南洋属性。她对日本男人的“喜欢”，也是以南洋的方式，体现出她作为南洋岛民的主体性。回顾前两部作品中的混血人物，“夹竹桃人家的女子”与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分裂而苦恼的赵大焕，以及无法明确自身身份归属的英美相比，可以说是作者在混血者形象塑造上的一个突破。作者用这一具有鲜明主体性的混血者形象与“我”这一日本男性角色形成对照，反衬出“我”作为被去势的文化混血者的可悲。在这部小说中，对于混血问题的思考回归到了作者自身，反思日本人自身的文化混血性，以及文化主体性的缺失成为作品的主题。

四、“去中心化”与“去边缘化”

正如《猎虎》暗含对《最后一课》的指涉，《北方行》中作者也采用了类似的手法。细读作品会发现，作者富有深意地提及了多个与混血密切相关的重要文本。首先，小说多次提到“英美在看书”，并两度明确指出看的是“郭沫若的小说”（中島敦，2001b:136，2001b:143）。1930年这一时间点上英美爱读的“郭沫若的小说”，笔者认同日本研究者平松真子（2015:93）的观点，应当暗指1929年新兴书店出版的《漂流三部曲》⑩。《漂流三部曲》是郭沫若自传体小说的代表作（余玲，2005:59-64），写男主人公东渡日本求学期间与日本女性相恋生子，因得不到双方家庭认可而陷入困境，二人却不改对爱的执着。小说彰显了纯洁的爱的力量，作者显然是借“郭沫若的小说中的恋爱”与“她身边实际发生的恋爱”，即以日本浪子为中心展开的三角不伦恋相对比，让“郭沫若的小说”成为英美应对家庭危机的精神指引，暗示中国的文学、思想中潜藏着可以与日本带来的“道德的绝望”和“现实的残酷与丑恶”相对抗的力量（中島敦，2001b:143，2001b:147）。同时，《漂流三部曲》的中日混血儿是纯爱的结晶，英美对“郭沫若的小说”产生强烈共鸣，还由于她从中发现了足以肯定自身混血身份的价值。“郭沫若的小说”的另一层含义，就在于暗示作者理想化的中日混血，是以中日之间“纯洁的爱”为前提。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岛敦的混血者书写也体现了作者这种“精神的混血”性，即去中心化的倾向。他在《猎虎》中直面殖民地的歧视问题，在《北方行》中指明日本的侵略野心，批判日本的失德堕落。他强调混血者的殖民地认同，不对笔下的混血者冠以日本姓名，一贯地侧重描写混血者的殖民地属性而非日本属性，表明他对于中日联合的梦想并非以日本为中心。可以说，中岛敦的混血者书写也是作者政治上去中心化的殖民地书写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混血这条辅助线，还使我们看到中岛敦混血者书写的另一面，那便是对于文化认同的思考以及作为“文化的混血者”的自我认识。《猎虎》描绘了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分裂带给混血主人公的苦恼，《北方行》同样塑造了无法确定自身归属的混血主人公，且暗藏以东洋的文化对抗西洋殖民威胁的潜在构图，《夹竹桃人家的女子》则书写了具有鲜明而统合的身份与文化归属的混血人物，并通过与之对比，表达了作者对自身的文化混血性及文化主体性缺失的反思。如果说“精神的混血者”指出了中岛敦试图消解“帝国”日本这一“中心”的倾向，那么，他对于“文化的混血者”的自我反思，则包含了对日本的文化主体性的渴望，是一种文化上去边缘化的诉求。

从寄望于“黄河、恒河旁酿造的东洋之酒”以对抗“用地中海、爱琴海的微风养就的葡萄来酿的酒”，到将“古代支那衣冠”与“伏尔泰假面”一同作为“借来”之物而加以反思，在首度脱离汉字文化圈、体验南洋的风物之后（这一时期也与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间重合），中岛敦对于自身文化混血性的思考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应如何看待这一变化？这一变化是否与日本同时代的思潮（例如被视为战争意识形态推手的日本浪漫派等）相呼应？此外，自南洋归国后，中岛敦开始了他生命最后爆发式的创作。在奇迹般的八个月里，他集中创作了《名人传》《弟子》《李陵》等一批对中国古典题材进行改写、再创造的作品。也正是对中国古典题材的改写和再创作，奠定了中岛敦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中岛敦对中国古典题材改写和再创作的行为中是否包含重塑日本文化主体性的企图？其实质为何？笔者认为这些都是中岛敦研究接下来的重要课题。

注释：

中岛敦在去世前不久还写下了另一描写混血者的短篇《夹竹桃人家的女子》。该作品是《环礁—密克罗尼西亚巡岛记》系列短篇之一，以其时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南洋群岛为舞台，写日本人“我”在一处盛开着夹竹桃花的屋子偶遇美丽的混血岛民女子。女子向“我”投来充满魅惑的眼光，“我”因身体极度虚弱未作回应。稍后再度与该女子在小径相遇，女子却全然漠视我的存在。

② 该文将中岛敦笔下的玄奘法师、孔子等视为“内地人男性”，沙悟净、子路，李陵、司马迁、南洋岛民等视为为“岛民妻子”，通过对这一系列讽喻的分析对中岛敦文学进行了大胆的解构。但是，这种解构的结果难以反映当时日本、中国等之间真实的政治关系。

③ 「虎狩」。1934年初稿完成，中岛敦以该作品参加当年《中央公论》的文学新人选拔，被评为“选外佳作”未能发表，后于1942年7月收入作品集《光与风与梦》。《猎虎》几经修改，评论家山下真史认为它是中岛敦有着相当的偏爱和自信的作品。

④ 引文皆为笔者所译。

通常，IEEE802.11p在120公里每小时下，一般可以执行18 Mbps左右的接入速率，以此来计算，已经有足够的冗余，能充分满足车联网需求。

⑥ 作家汤浅克卫是中岛敦朝鲜时代的同班同学。

⑦ 原文站在当时的日本帝国主义立场，将朝鲜殖民地也作为日本领土。原文中使用的“半岛人”“内地人”等模糊朝鲜与日本之分的称呼亦然。特此指出。

⑧ 日本耽美派作家永井荷风（1879-1959）。

⑨ 最早发表于《表现》1948年春季刊。写作时间一般推测为1933年至1939年之间。第四章结尾有1935年8月的时间标记。现存一至五章。

《北方行》中以片假名表记「タウゲニヒツ」。Aus dem Leben eines Taugenichts，艾兴多尔夫1826年的作品。

⑩ 日本研究者平松真子曾提及这部小说与《北方行》的关联性。平松论文分析了《夹竹桃人家的女子》《游泳池边》《北方行》《李陵》等作品，认为中岛敦对文化混合持否定或保留的态度。平松在论文注释里提到，中岛敦可能关注到了郭沫若的自传小说《漂流三部曲》。笔者考证发现，《漂流三部曲》1924年发表于《创造周报》，1926年收入小说散文集《橄榄》，1929年再收入同名小说戏剧集《漂流三部曲》，由新兴书店出版，时间点上与作品中时间十分契合。

例如学者勝又浩曾认为作者直至1939年左右才完全放弃该作（转自中島敦，1993），后又指出放弃的时间应在1936年左右（转自中島敦，2001b）。（中島敦.1993.中島敦全集3[M].東京：筑摩書房.）

我对老爸说:“你当初如果苦点累点，我现在就是富二代了，就可以什么都不做了。”老爸:“嗯，有道理，不如这样，你现在苦点累点，以后你孩子就是富二代了，就可以什么都不用做了。”我:“凭啥？哦，我现在受苦受累，白便宜那小子了。”老爸:“我也是这么想的。”

⑤ 中岛在较《猎虎》更早的《有巡查的风景——1923年的一个素描》《游泳池边》中描写过朝鲜妓女、朝鲜巡查等人物（「巡査の居る風景——一九二三年の一つのスケッチ」1929年发表于校友会雑誌322号。本文所参考的文献出自于2001年出版的《中岛敦全集》（第一卷）；「プウルの傍で」，写作时间估计在1933年左右）。妓女作为社会地位最低的女性，代表着受压迫最深的殖民地社会底层，而朝鲜巡查作为殖民权力根系的末梢，在殖民社会中也处于中下层。本文所参考的文献出自于2001年出版的《中岛敦全集》（第二卷）。

智慧交通包括两个部分：静态交通和动态交通。在智慧吉首PPP项目中，静态交通以“智慧路边停车”名义单独设置，包括业务管理系统、呼叫服务系统、路边停车检测系统和停车告示系统，动态交通以“智慧交通”名义单独设置，包括交通诱导系统、智慧公交系统、路况监控系统、电子警察系统、信号控制系统和雷达卡口测速系统等[1]。

关于留学潮与跨国婚恋，参见中村みどり的研究（中村みどり.2006.放蕩留学生と日本女性―『留東外史』及び『留東外史補』『留東新史』について[J].野草，(2)：18-35.）。关于同类题材小说中的寄宿，例如朝鲜作家张赫宙就在自传体小说《遍歴の調書》中写到朝鲜男性娶的日本妻子多是“酒馆的女招待和寄宿家庭的女子”。（参见南富鎮.2004.「内鮮結婚」の文学——張赫宙の日本語作品を中心に[J].人文論集，(1)：181-210.）也有相关研究，例如，李郁蕙在《日本語文学を読む》（東北大学出版会, 2014年）一书第五章中分析了多部描写朝鲜、台湾留学生与日本女性婚恋的作品中寄宿家庭的特征及其含义。（李郁蕙.2014.日本語文学を読む[M].仙台：東北大学出版会.）

参阅：盛邦和.2005.日本亚洲主义与右翼思潮源流——兼对戚其章先生的回应[J].历史研究，(3)：129-144；杨栋梁 王美平.2009.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思潮辨析——兼与盛邦和、戚其章先生商榷[J].日本学刊，(3)：117-130. 其中，盛文指出文化亚洲主义主张抵御“欧化”，文化自立；杨文界定朴素的亚洲主义为肯定亚洲的传统和价值，提倡区域内平等合作，反对把日本凌驾于亚洲各国之上。

「夾竹桃の家の女」。收录在作品集《南岛谭》中出版。小说中的南洋群岛即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密克罗尼西亚在一战后被纳入日本殖民管辖，日本政府自1922年起在帕劳设立殖民机构“南洋厅”。中岛敦由于长期受哮喘之苦，出于个人健康及生活的考量，经任职于文部省的好友钉本久春推荐，于1941年7月至1942年3月初南下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任“南洋厅编修书记”，工作任务是编写适合在当地使用的日语教科书。（中島敦.1942.南島譚[M].東京：今日の問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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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企业创始人和高管团队的访谈过程中发现，产品上市前后的资源拼凑模式有所不同。通常，在产品上市前，企业面临着很大的市场风险，只能拼凑现有的手头资源，利用自身优势研发产品，开辟市场。在产品上市之后，企业自身的资源禀赋难以满足市场拓展的需要，急需外部资源的支持，并且随着企业的发展，积累的良好信用记录也为其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取外部资源提供了可能。因此，按照产品上市前和上市后两个阶段，进一步将涉及到资源拼凑模式的资料进行编码，如表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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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S9与不加S9的情况下，在相同实验条件下重复两次检测，各剂量组回变菌落数均未超过未处理对照组的2倍，而阳性对照组的回变菌落数均超过未处理对照组的2倍，因此木棉花对鼠伤寒沙门氏菌不具有致突变作用，结果为阴性。

艺术高校的管理人员要提升对安全管理工作的认识，引导教师参与到学生安全监管过程中，定期开展相关内容的教育培训活动，构建长久而稳定的管理机制，依照法律文件和管理制度落实工作内容，还要加入心理教育的课程，设立心理咨询室。安保人员是维护校园稳定的主要组成部分，学校要加大安保人员培训的投入力度，创建专业化的安保队伍，在校园内定期巡逻，尤其要加强夜间的防控，要具备突发事故处理的素质，对于校园门口和周边环境要加强管理力度，还要与当地的公安部门配合，避免校园内部出现任何违法活动［4］。除此之外，宿舍是学生安全事故的高发地点，舍务老师要有安全管理意识，运用柔性手段来代替强制性管理，使学生自觉遵守、自我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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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容器的变形主要集中在右封头上，左封头没有受到直接的碰撞无明显变形。右封头的变形程度不大，由于受到内部压力的限制，其变形也受到一定的阻力，导致形变不是很严重，中心凸台只向内部最大位移58 mm。右封头由于发生直接碰撞，开始后产生的最大等效应力时刻的等效应力如图12所示。碰撞带来的冲击应力对右封头的应力影响非常严重。由于是满载情况，造成的形变不很明显，但是应力却比较大，应力达到了424 MPa。根据应力单元的位置可以知道其发生在中心凸台的周边，所以在内部满载的情况下极有可能造成裂缝并泄漏，因此需要将此处的结构加强，以满足安全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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