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时期中国东北地区日本人用小学汉语教科书研究——以《初等支那语教科书（稿本）》与《初等支那语教科书》为例

1905年9月，随着日俄战后《朴茨茅斯条约》的签订，日本从俄罗斯手中接管了“关东州”，此事件标志着日本正式入侵我国。自1932年辅助溥仪建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到1945年日本战败，日本对中国东北实施了长达40年的殖民统治。期间，为了解决日本国内矛盾，巩固殖民统治，扩张殖民侵略，大量日本移民被输送到中国东北。到日本战败时，除了日本军人以外，约有155万日本移民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

面对庞大的当地人口和不断增多的日本移民，重视教育的日本政府开始在中国东北推行殖民地教育。此时的殖民地教育可以分为对中国人的奴化教育和对日本移民的殖民教育两类。日本的殖民教育，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当时日本殖民主义的政治目的。而当时在日本国内和中国东北地区编辑出版的大量教科书作为见证这段殖民历史的一手文献，则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

2006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蓝印花布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吴元新先生通过整理、收藏上万件明清以来实物及图片资料以及上万件纹样纸版，出版了《中国蓝印花布纹样大全》藏品卷。然而，利用先进的信息化、数字化等技术手段感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蓝印花布”项目传承与保护的研究、开发工作却少之又少，尤其是利用图像数据库技术来对蓝印花布纹样进行管理则处于空白阶段。

在日本，不乏研究日本殖民地教育用教科书的学者。其中关于殖民地汉语教育的研究，安藤彦太郎、那须清、六角恒广、野村章、竹中宪一等均有所论著。其中，以笔者管见，竹中宪一关于中国东北地区日本移民的汉语教育研究最为全面。而在中国相关研究甚少，近年王宇宏（2013，2015，2017）对军用汉语教科书做了系列的研究。

（2）饮用水（桶装水）中检出铜绿假单胞菌，原因一是桶装水的生产设备消毒不严格，或某一部位消毒不完全；二是桶装水水桶消毒不完全。提示我市监督部门应加大监督管理力度，定期采样监测检验，保证市民喝上放心的饮用水。

本文将研究的视角聚焦于殖民地时期中国东北地区日本人用小学汉语教科书之上，即《初等支那语教科书（稿本）》(以下简称《稿本》)5卷与《初等支那语教科书》（以下简称《修订本》①）5卷。通过对这两套汉语教科书的编辑出版背景、教授对象和教员、内容、教学方法等的分析对比，一方面可以了解殖民地时期日本移民儿童的汉语学习情况，探析日本殖民主义政权是如何通过学校教育控制日本移民儿童的思想，塑造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另一方面可以了解当时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进程及其政治目的。

本文的研究对象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因此现存教科书原本稀少，文中所用研究资料为矶田一雄等（2000a）编制的复刻版教材。关于教科书的初版和复刻版情况，具体见表1。

医院工作质量水平与患者的生命息息相关，护理质量管理是医院质量管理重要组成部分，护理质量的低下可直接增加患者病死率、并发症发生率和感染发生率［1-3］。2009年美国医学研究所(Institution of Medicine，IOM)在“患者安全战略”报告中指出，通过构建循证管理模式、最大限度提高员工的能力、预防和减少差错的发生、构建安全文化理念来改进健康保健机构护理服务质量［4］;并制定了21世纪医疗护理质量的6大目标——以患者为中心、安全、效果、及时、有效和公平。护理质量是反映医院医疗护理技术水平、服务水平和整体管理水平的聚焦点，提升护理质量是医院护理管理者面临的挑战。

一、编辑出版背景

（一）《稿本》

中国东北地区日本人学校的汉语教育始于1907年，安东寻常高等小学。1908年《南满洲铁道附属地小学校规则》颁布，汉语作为“随意科目”在“满铁附属地小学”设立。因为不是必修科目，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正式编辑出版小学汉语教科书。取而代之的是教师的板书以及《急就篇》等市面上贩卖的汉语学习资料、教师手刻版学习资料等。随着殖民侵略的深入，日本“内地延长主义”教育问题凸显，“乡土化”、“地方化”等“现地适应主义”教育呼声高涨。《南满洲教育会教科书编辑部一览》“沿革”部分对教科书编辑情况作了解释：“在关东厅及满铁会社经营的日本人小学中，使用国定教科书无可厚非，但是因为儿童的生活环境与在日本本土显著不同，为了实施符合这种情况的教育，必须要有收录了地方乡土信息的教科书。……教科书编辑事业开启。”（磯田一雄等，2000b:132）②

表1 《稿本》与《修订本》初版、复刻版时间

初等支那语教科书初版时间 复刻版收录版本·出版时间 初版时间 复刻版收录版本·出版时间卷一昭和三年（1928）四月 昭和八年（1933）五月九版 卷一 昭和十二年（1937）三月 昭和十六年（1941）五月四版卷二昭和三年（1928）十月 昭和五年（1930）四月三版 卷二 昭和十一年（1936）三月 昭和十六年（1941）五月八版卷三昭和四年（1929）四月 昭和六年（1931）九月五版 卷三 昭和十三年（1938）三月 昭和十五年（1940）二月三版卷四昭和五年（1930）三月 昭和六年（1931）十月三版 卷四 昭和五年（1930）三月 昭和十五年（1940）十一月改订再版卷五昭和五年（1930） 昭和九年（1934）三月四版 卷五 昭和十五年（1940）三月改订初版 昭和十六年（1941）一月改订再版初等支那语教科书（稿本）

1922年1月关东厅和满铁共同成立了南满洲教育会编辑部，开始着手编辑出版统一教科书。为了让日本人尽快了解中国概况，适应中国生活，编辑部首先编辑出版了“满洲补充教科书”。但是在殖民侵略的过程中，日本政府逐渐意识到，汉语学习并不是简单的语言学习，而是一种殖民侵略的手段。“满洲补充教科书”《满洲（一）》教师用书的总论中提到“通过满语③的学习，可以深入洞察大陆情况，理解满人的生活、习俗、思想等，同时谋求日满两族的意志相通，使物质与精神上的沟通顺畅，进而运用满语完成在大陆的皇国民使命。”（磯田一雄等，1989:138）1925年“满铁附属地小学”率先将汉语设为必修课，1927年“关东州所属小学”也将汉语设为必修课。随后，“南满洲教育会”教科书编辑部开始着手编辑汉语教科书（磯田一雄等，2000b:327）。《稿本》5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编辑出版的。

（二）《修订本》

1932年傀儡国家政权“满洲国”成立，日本人作为“满洲国”的支配者出入各地。为了顺应殖民政策的变化，日本的教育开始全面大步向法西斯教育转变，进而迎来了教科书修订大潮。1935年教科书编辑部决定“为了迅速适应满洲新形势，对教科书进行全面大修改。”（教科書編輯部，1943:6）这一时期教科书修订的特点是：中国东北地区日本人用教科书的修订要早于日本国内，且在教科书中强化军事色彩，强调在东北地区进行政治、经济开发的紧要性，贯彻“民族协和”精神的必要性（磯田一雄等，1989:55）。《修订本》5卷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进行修订改版，作为正式的小学汉语教科书出版发行的。

358例报告中ADR/ADE累及器官最多的为全身（195频次，占28.97%），其次为呼吸系统、皮肤和附件系统。见表3。

《满铁教育沿革史》中曾提到，了解当地人或原住民的语言，在殖民地经营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人能够理解并使用汉语是最重要的。（转自海老原治善等，1993:987）

连接段落（见例4）只有上下两个乐句，保留了主题旋律的原型，时值放慢了一倍—由八分音符变为四分音符，仿佛模仿狮子梳理毛发时安静平和的情景。在这一段落中应以意境为重，节奏不必卡得太过死板。左手旋律线条悠长，气息不能断；而右手的装饰音触键模仿古筝的手法，使琴弦产生余音缭绕的效果。在此处，上、下句采用了不同音区，演奏时在音色处理上也应有丰富的想象力。

由此可见，日本殖民政权确确实实是将汉语作为侵略工具在利用，正因为如此，伴随侵略的步伐出现了汉语教科书的更替现象。

通过以上对美国幼儿身体活动环境相关政策的综合分析，结合我国幼儿体育政策的现状，为今后我国幼儿体育的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二、教授对象与教员

（一）教授对象

由于《修订本》是《稿本》的改版，所以两套教科书的教授对象群体相同，都是寻常小学④4年级到高等小学2年级的学生。

（6） SO2耐受性。调整模拟酒中的SO2质量浓度分别为50，75，100 mg/L，接种酵母并于28℃条件下静置培养24 h，测定产气体积[18]。

一是学生缺乏学习意愿。当时身处中国东北的日本人并没有融入到当地的中国百姓生活中。因为他们是“一等国民”，高高在上，不屑于与中国人交往，也就没有学习汉语的迫切愿望。据那须清所言，当时课堂中没有一个学生认真听讲（那須清，1992:30）。

满洲的第一外语是汉语，要充分有效地教授汉语，就应该在小学低年级时通过游戏从耳朵和舌头开始适应，稍正式的教授则应该从寻常小学四年级开始。……通过这样前后大约四年的学习加上身处汉语语言环境，普通会话及日常生活都不会有问题。

（转自海老原治善等，1993：1027-1028）

（二）教员

殖民地时期中国东北地区日本人小学里的教师主要为日本人。竹中的调查结果也证明日本人小学的汉语教师主要是由日本人担当，而中学的汉语教师主要是由中国人担当（竹中憲一，2004:415）。1915年，“满铁教育研究所”成立，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培训来华日本人教师。从日本各县派来的优秀教员要在研究所里重新进行培训。培训的内容主要为：汉语、中国风土人情、中国地理、中国历史等。培训结束之后这些教员中的一部分会被分配到各个学校从事汉语教学工作。

伴随着日本侵略的脚步，中国东北地区面向日本人的汉语教学规模不断扩大，汉语教师严重不足的问题凸显出来。为了解决燃眉之急，日本殖民政权放宽了对小学的汉语教师的要求。例如，根据《满语教育》记载，在1941年时，判断一个日本人是否可以担任小学汉语教师，由其是否通过“满洲国语学检定考试”来决定。有意成为汉语教师的人，在汉语教师讲习会内学习几个月后，如果能够达到检定考试三级左右的水平，即可以成为一名汉语教师。（转自那須清，1992:31）满洲国汉语检定考试有三级、二级、一级和特级四个级别；考试形式分为汉译日、日译汉、听写、作文等，但三级考试没有作文题（李素楨，2013:59）。由此可以推测通过三级水平的汉语教师的汉语水平令人堪忧。

日本殖民政权为了更好地进行汉语教育，培养优秀的汉语教师，除了在各地开办教师讲习所之外，1940年起决定派遣留学生去北京学习。但是当时的师资队伍，仍旧直接影响了殖民地时期中国东北地区面向日本人的汉语教学。

三、教科书插图与文本内容

如果说外语是一种用于交流、获取传播知识文化的工具的话，那么殖民地时期中国东北地区日本移民儿童用的汉语教科书可以说就是一种殖民统治的工具。日本殖民政权通过控制汉语课堂教学，将殖民统治的思想灌输到日本移民儿童的脑海里，然后反作用于东北的土地上。

1941年《关东州国民学校案·在满国民学校案说明要领》印证了这一观点：“对在满洲的日本人进行教育的目的是，必须让他们能够明确把握两国历史现实状态，清楚在满洲的日本民族的历史使命，努力培养处于领导地位的核心民族的实力。至于满语，也并不是简单的外语学习，通过满语的学习要加强对大陆情况和其他民族的了解，有助于培养出能够贯彻民族和协这一满洲国国策的日本人。”（转自磯田一雄等，2000b:72）那么，具体到小学的汉语教科书中，是如何体现的呢？

（一）插图信息

《稿本》在编辑的过程中大量使用插图，尤其是卷一卷二只有插图没有文字的教科书形式，可谓是一种大胆的尝试。那么为什么要采用大量插图，插图中又传递出什么样的信息?

《稿本》卷一教师用书的绪言中写到：

二是专业汉语教师稀少。一方面大量移民涌入，扩大了办学规模，而日本政府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受过专门培训的汉语教师稀缺，很多教师仅仅是通过了汉语检定三级考试，语言知识、语学能力薄弱，无法胜任直接教学法的授课。同时，随着日本殖民势力的不断扩张，各行各业对汉语人才的需求也在增加，很多汉语水平高的人都跳槽去了待遇好的地方。

八、儿童用书中的图片主要采用的是中国事物，这是为了便于儿童了解中国概况，亲近乡土。（转自磯田一雄等，2000a:44）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日召开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和《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通过上述两条内容，我们知道之所以大量采用插图，一是为了更加彻底地贯彻直接教学法；二是运用插图鲜活直观的特性，促使儿童对汉语学习和中国社会产生浓厚兴趣。本节中，笔者主要从插图传递出的政治信息入手进行分析。

如图4B所示，在处理过程中，增温处理下美国薄荷叶片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较对照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但并不显著。

首先，《稿本》5卷115课，其中99课配有插图，所占比例约为86%。卷一15课、卷二20课均仅有插图无文字。卷三20课则全部由注音字母与插图组成；卷四30课中25课配图，卷五30课中19课配图。课文选材、社会背景均为中国，通过对各图片的观察分析，发现在描述家庭生活、一般社会生活、自然地理等时，几乎都是中国人、中国风情。只有卷四中“十一 卖菜的”“十二坐船”“二十三 雇小孩儿”；卷五中“十 浇花儿”“十一卖鱼”，这5课的插图中有日本人的出现。从整体上看，图片大多描绘的是中国大陆优质的生活环境，丰富的物产，到处都是一片祥和。

其次，《修订本》5卷共109课，其中81课配有插图，所占比例约为74%。卷一、二、三全部配有插图，同时这三卷在每课插图的上面都编入了相应的文字内容。卷四30课中13课配图；卷五26课中15课配图。此时，全套教科书的背景是“满洲国”（中国东北），不同于《稿本》的是，与日本、日本人相关画面大量出现在书中的插图上。具体来说，卷一中“二 来了吗”；“五 做客（一）”“六 做客（二）”“十四 吃东西”；卷二中“第八 晚上”“第十三 鸡子儿”“第十四 做菜”“第十五冬天”；卷三“第四课 访问”“第六课 在那儿住”“第十课 功课”“第十五课 满洲菜”“第十七课 语学”；卷四“第十六课 坐船”；卷五“第七课 买鱼”，多达15课。这些插图主要展现了日本人在中国东北与中国人“和谐共处”的生活。

通过对两套教科书中插图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一、在《修订本》中中日两国人“友好和谐”相处的画面很多，例如：卷一“二 来了吗”的插图（见图一）中是中日两国儿童手拉手跑在原野上。二、同样的场景，在《稿本》中是中国人出场，在《修订本》中则换成了日本人。不论是数量上的变化，还是人物形象的更替，无不彰显着日本侵略的进程，由最初的中日独立平等到日本对“满洲国”的支配。结合日本对中国的殖民侵略进程，不难想象，这就是一种隐性的殖民侵略行为。相对于日本国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下，经济危机严重，很多农民阶层流离失所，社会矛盾激化。《稿本》中展现出来的中国人富足祥和的生活、《修订本》中日本人在“满洲”的和谐生存状态，对于心智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儿童无疑会产生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作用，让儿童们在学习汉语的同时，自然融入中国社会。

图一 《修订版》卷一 二来了吗⑤

图二 《稿本》卷二 十四鸡子儿⑥

（二）文本内容

从《稿本》到《修订本》，汉语教科书编辑部的编辑者不仅在插图运用上下足了功夫，而且对课文内容的编辑也是煞费苦心。覃建川提到：“在日本的近代教科书中，对于中国形象的创造，体现出近代日本期待对尚处于低幼年龄阶段的儿童释放出一种强制性的、显性的精神影响，促使其形成对国家天皇服从和忠诚的政治意识，为日本民众支持并参与近代侵略战争创造思想条件。”（谭建川，2014:89）短短18年间，两套小学汉语教科书，不仅单纯讲授汉语知识，其内容更像是在讲述年代更迭的故事，潜移默化地传递着殖民者的精神。

关于课文的内容，两套教科书教师用书的绪言中都有所提及。

《稿本》教师用书：

三、学生自己一边做动作一边练习发音。

卷一中虽学校题材较多，但本书仍选用了家庭·自然·社会等各方面材料，收集各方面的词汇。（卷二）（转自磯田一雄等，2000a：51）

任一超过材料或结构疲劳极限的应力的循环作用均会对材料或结构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而造成的损伤是累积的，当损伤累积达到材料或结构疲劳失效的临界值时材料或结构就会出现疲劳损坏。

本书力图选取涉及学校·家庭·社会·自然·地理等各方面的材料，由于努力从儿童的生活环境中选取，因此实际上不可避免地选取了较多与学校相关的教材内容。……（卷三）（转自磯田一雄等，2000a:63）

图三 《修订版》卷二 第十三 鸡子儿⑦

本书选取的材料与已经出版的初等支那语教科书各卷相比，学校题材显著变少，常识性题材·社会题材急剧增加。（卷四）（转自磯田一雄等，2000a:77）

题材的内容总体上与卷四相同，涉及趣味·实用两方面，并尽力广泛选取。……（卷五）（转自磯田一雄等，2000a: 93）

关于《稿本》各卷内容，从绪言中可以了解到，卷一到卷三主要是围绕学校生活的题材，并逐步增加家庭、社会生活题材；而卷四卷五虽然也涉及了学校生活的题材，但主要偏向于社会生活题材。

《修订本》教师用书3卷的绪言内容完全一致，对于课文内容的说明也十分简单，具体内容如下：

本教科书的题材不仅限于与学校生活相关的内容，也努力收罗以儿童为中心的一般性日常必需的社会内容。（转自磯田一雄等，2000a:199）

通过《修订本》教师用书的绪言可以推测出，这套教科书在内容上不同于《稿本》，将着眼点从学校生活题材向社会生活题材转变。

从绪言来看，《稿本》中对每一卷内容都进行了概括总结；《修订本》前三卷只有一个总体介绍，卷四、卷五没有发现配套教师用书，《修订本》的绪言符合彼时激烈的侵略步伐，略显仓促。此外，两套教科书都涉及学校生活和社会生活题材，但《修订本》明显偏向于社会生活题材。事实上，通过对这两套教科书的内容进行具体整理分析后可以发现：

（1）从数量上看，《修订本》比《稿本》少了6课。减少的内容基本上都是与学校相关的内容。如“课堂礼仪”等。原来《稿本》卷一中十之七八为学校生活，《修订本》卷一的17课中只有4课与学校生活相关。这与当时汉语教学要求实用性有关。那须清提出：“取材过于学校生活化，缺乏以儿童为中心的一般日常生活所必要的教学内容，因此无法体会实用的妙味”（那須清，1992:29）。

（2）《修订本》在语言表述上尽量使用“满洲”字样，比如两套教科书中有的课文描述的内容几乎相同，《稿本》文本中用“中国”，而《修订本》会使用 “满洲”。例如：《稿本》卷五中“二 学中国话”和《修订版》卷五“第十九課 学满洲话”，虽然课文题目发生变化，但实际学习的语言都是北京官话。《稿本》115课中有10篇课文共出现了15次“中国”及相关词汇；“满洲”只出现在3课里。《修订本》109课中共有14篇课文，出现了26次“满洲”及相关词汇；“中国”只在1篇课文中出现过。笔者认为，这一变化主要是受殖民政策影响。“满洲国”成立于1932年，《修订本》于1936年开始陆续修订出版，此时正是日本军事独裁政权形成并将侵略战争推向全中国的时期，当时提出了“满洲”是日本国土的一部分，“日满亲善、五族协和”等口号。

（3）《稿本》与《修订本》的大部分内容都对中国或者“满洲国”展开正面宣传。甚至卷三篇首出现“满洲国”国歌。教科书中处处展现出“满洲国”学校美丽，家庭富足，社会发达，风光优美，物产丰富，风俗习惯亦是逸趣横生。这样的宣传造势，主要是为了从心理上让日本移民、尤其学校里移民儿童能够安心地生活在中国，达到帮助日本殖民政权维护在中国东北的统治地位。以下仅举几个例子：

走在雪地上，脚下“吱吱”作响，转身一看，身后已经留下了一串串脚印。不知不觉，思绪开始飞扬。一阵爽朗的笑声突然穿透了我耳膜，回首看，一群孩子欢呼着从屋子里跑出来。他们穿着各式各样颜色的羽绒服，仿佛雪地里盛开的朵朵鲜花，他们快乐地奔跑着，一会儿玩着滑雪车的游戏，一会儿打着雪仗；一会儿又兴高采烈地堆起雪人来，尽情享受着北方冬天的快乐时光。

春天 暖和 杏花儿 桃花儿 都开了 很好看（《稿本》卷二 三 春天）（转自磯田一雄等，2000a: 12）

卷一绪言共有12条，其中4条都在讲为何采用直接教学法、如何运用直接教学法。

到了年底了 家家儿都预备过年 贴对子 包饺子 三十儿晚上放鞭炮 大年初一拜年去（《稿本》卷三 十六 过年）（转自磯田一雄等，2000a: 21）

昨天我们一家子 吃满洲菜去了 吃了好几个菜 炸丸子、炒肉片儿、熘海参、三鲜汤、这四样儿、我最爱吃的（《修订本》卷三 第十五课 满洲菜）（转自磯田一雄等，2000a: 155）

四、先进的教学方法——直接教学法

殖民地时期的中国东北地区不同于一般的殖民地，被认为是日本内地的延长线，是试验场。日本移民的教育就是其教育试验的一个方面。此时，在殖民侵略政策和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所进行的对外日语教育改革大获成功的影响下，在山口喜一郎、饭河道雄、秩父固太郎等人的大力推动下，对日本人的汉语教育改革率先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其标志即为《稿本》的出版诞生。而这套教科书被认为是日本最初的儿童外语学习的“准国定教科书”（那須清，1992:28）

那么，当时的直接教学法到底是什么形式？通过《稿本》卷一教师用书的绪言，可以了解一二，甚至可以推测出直接教学法在当时的受重视程度：

七、本教科书分别编辑了教师用书和儿童用书。儿童用书中只有图画，文字（汉字或注音字母）都没有。其原因是为了避免陷入以前那种对译或者阅读为主的教学方法，试图在确立直观的、讲解为主的教学方法的同时，唤起儿童的兴趣、加深印象、通过模仿达到自然习得的效果。

九、虽然本教科书在发行时，为了方便教学也同时制作了教学用挂图，但是希望教师尽量准备更多的对教学有用的实物、标本、图画等，帮助儿童在课堂上迅速正确地理解，并使语言形式与内容能够紧密连接。

十一、在教授本教科书时，虽然有时用母语解释更方便，但原则上不准使用母语，请时常谨记只能用汉语进行教学，除了使用直观物以外，必须巧妙利用事物的状态及人的动作、姿态、面部表情等来充分表达目的。

一方面要打开村部的“院门”，提升知晓度。向广大村民宣传介绍村部建设情况和提供的服务项目，让村部新形象、新功能深入民心，让村民在解决需求时能够想到身边的村部。扩大村部村务公开，在村部公共场所醒目位置开设公开宣传栏，及时公开党务、政务、相关政策等信息，激发村民关心关注村部的积极性，促进其主动参与到村部建设中来。另一方面要拆除值班的“岗门”，提升亲和力。不要让村民有距离感、产生隔阂。同时还要拧松管理的“阀门”，提升参与性。对于乒乓球室、棋牌室、农家书屋等“低损耗低费用”的室内场所，可以开门服务，从而方便村民使用。□

十二、提高会话能力的方法，最为重要的就是要抓住一切机会让儿童活动起来，因此尽量做到老师与儿童、儿童与老师、甚至儿童相互之间积极的发问与应答，避免教师独演式教学，必须时常设法将儿童放于发问者的位置。（转自磯田一雄等，2000a:44）

满洲的地方儿很大 高粱 豆子 包米 什么的 出的很多 还有豆油和豆饼 地里头出煤 有地方儿还出铁（《稿本》卷三 十九 满洲的出产）（转自磯田一雄等，2000a:22）

关于直接教学法，据当时在大连寻常高等小学做汉语临时教师的伊藤新次的回忆，以卷一第一课为例，过程如下：

一、教师反复一边示范做“站起来”“敬礼”“坐下”的动作，一边用汉语说“站起来”“敬礼”“坐下”。

二、教师慢慢地发“站起来”“敬礼”“坐下”的音，学生跟着复述。

本教科书的材料依托“由近及远”的原则，尽力从儿童身边选取，十中七八为学校生活，混有极少的家庭生活。以后随着卷数的增加，考虑逐渐加入一般社会生活。（卷一）（转自磯田一雄等，2000a:41）

四、从学生中找几个人到教室前边，边做动作边发音，教师纠正发音。

五、教师用日语说“站起来”“敬礼”“坐下”，学生用汉语说“站起来”“敬礼”“坐下”，同时纠正发音。（转自竹中憲一，2004:359）

《稿本》所推行的直接教学法，看起来科学合理，然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究其原因：

最早将汉语设置为必修课的“满铁”率先确定了小学汉语教授对象的范围，并进行了详细的论证。《满铁教育沿革史》（1937年）提到：

七、本教科书分别编辑了教师用书和儿童用书。儿童用书中只有图片，没有文字（汉字或注音字母）。其原因是为了避免陷入以前那种以对译或者阅读为主的教学方法，试图在确立直观的、讲解为主的教学方法的同时，唤起儿童的兴趣、加深印象、通过模仿达到自然习得的效果。

三是语言环境薄弱。直接教学法对语言环境要求非常严格。《稿本》是在教授对象身处汉语圈的前提下编辑出版的。然而编辑者忽略了一点，每周一或两个小时的授课时间并不能确保学生在课堂上就能牢牢掌握标准的汉语。根据竹中的调查，在中国东北地区学校里学习过汉语的日本学生仅有大约50%的人跟中国人用汉语交流过（竹中憲一，2004:416）。另外，每天充斥在儿童周围的是东北方言、不规范的沿线官话、军队汉语等，只能徒增学生们学习上的困扰。

时至今日，在外语教学中直接教学法依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基于当时的特殊社会背景和教学环境，《稿本》中所提倡使用的直接教学法可以说过于理想化、激进化，无法达到实用性目的。随着教学实践中问题的逐渐凸显，以及殖民扩张对实用性的要求，关于汉语教学法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虽然秩父固太郎、山口喜一郎等都在强调直接教学法的重要性，并于1936年的汉语研究会上再次确认了应该继续推行直接教学法。然而通观1937年出版的《初等支那语教科书教授参考书》卷一绪言，可以推测直接教学法已经名存实亡。绪言中只有一条轻描淡写地提到直接教学法：

儿童用教科书的上栏要展示教授要点，结合图画式直观教学，培养儿童的文字概念并使其记住学习要点。但是没有必要拘泥于文字，或强制儿童记忆。（转自磯田一雄等，2000a:199）

而通览《初等支那语教科书教授参考书》后，可以看到，从《修订本》卷一开始就导入了系统的汉语语法。而这种教学方法无疑又增加了学生的学习难度。

那须清认为，其实从1936年开始《稿本》的逐渐废除，就意味着直接教学法的后退（那須清，1992:41）。而笔者认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稿本》的废除，《修订本》的编辑出版，是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汉语教学的又一次改革，可以说对移民的汉语教学正逐渐从理想主义回到现实主义。但同时也因殖民扩张的急速变化呈现出激进的势头。

五、结论

综上所述，《稿本》和《修订本》，从编辑出版到教授对象和教员的确定、再到内容题材的选定以及教学方法，都受到了当时社会背景、殖民侵略政策的极大影响。通过对两套教科书的整理分析可以看出，当时的汉语教科书，不是单纯作为外语教科书为人授业解惑的，而是为殖民侵略者利用，对尚处于年少阶段的儿童实施精神教化，为他们能够支持并参与近代殖民侵略创造思想条件。

不可否认，《稿本》和《修订本》的出版，尤其是直接教学法的采用，从汉语教学的角度来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特殊的历史时期与要求，导致直接教学法在对日本人的汉语教学中以失败告终，进而转向传统的语法教学。

《修订本》的实用性、功利性，既体现出日本殖民政权面对现实及时作出了政策上的调整，也曝漏了其急功近利的侵略野心。

关于 《稿本》和《修订本》的现存版本、文中出现的语言问题等，笔者将做进一步的研究。

注释：

① 修订本： 1936年1月“满铁满洲语（即汉语）教育委员会”成立，并申请尽快修改教科书。同年3月《初等支那语教科书》卷二出版。故本文将此版本称为《修订本》。

创意产业覆盖范围非常广，手工制造、传统艺术、文化遗产、传统工艺都是创意产业的重要分支。近些年，在全球兴起的一场文化创意产业热潮将民间美术艺术推到了世人的面前。创意特色与本土文化渐渐成为文化竞争最核心的要素。[1]民间美术的传承不仅仅关系到文化凝聚力与民族自信心的培养，也对民间美术传承对国家文化产业的调整、转型、升级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文化创意能够为民间美术的发展、传承、延续提供良好途径。[2]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有着大量丰富的美术资源，包括木雕、刺绣、琉璃、堆锦、陶瓷、雕塑、漆器，都是非常常见的美术资源。

② 下文引用部分如无特殊提示，均为笔者译。

③ 满语：汉语。

④ 寻常小学：日本政府根据1907年《小学校令》，将小学设置为寻常小学6年和高等小学2年。

⑤ 选自磯田一雄 槻木瑞生 竹中憲一 金美花.2000a.在満日本人用教科書集成（第8巻）支那語教科書 [M].東京：柏書房.133.

⑥ 选自磯田一雄 槻木瑞生 竹中憲一 金美花.2000a.在満日本人用教科書集成（第8巻）支那語教科書 [M].東京：柏書房.15.

⑦ 选自磯田一雄 槻木瑞生 竹中憲一 金美花.2000a.在満日本人用教科書集成（第8巻）支那語教科書 [M].東京：柏書房.144.

参考文献：

[1] 磯田一雄 野村章 吉村徳蔵 白川今朝晴.1989.複刻 満洲官製教科書=解説[M]. 東京：ほるぷ出版.

[2] 磯田一雄 槻木瑞生 竹中憲一 金美花.2000a.在満日本人用教科書集成（第8巻）支那語教科書 [M].東京：柏書房.

[3] 磯田一雄 槻木瑞生 竹中憲一 金美花.2000b.在満日本人用教科書集成（第10巻）教育関係法規·解題[M].東京：柏書房.

[4] 李素楨.2013.旧「満洲」中国語検定試験の研究[M].東京：文化書房博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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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宇宏. 2013.论日本军用中国语教科书的编撰[J].军事历史研究，(1)： 141-145.

[11] 王宇宏. 2015. 汉语词汇的音节构成与语言系统的平衡性——以近现代“日本军用汉语教科书”中的军事词汇为例 [J].东疆学刊，(3)： 3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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