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学者“新共产主义”评析

面对资本全球化强势推进和新自由主义迅速蔓延，特别是20世纪80—90年代发生的柏林墙倒塌和东剧变事件，西方左翼思想界曾经一度湮没在“历史终结”的喧嚣嘈杂中而集体失语。当历史的车轮刚刚踏进21世纪门槛，在当今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就相继爆发了“9·11事件”、金融危机、占领华尔街运动等重大事件及其引发的一系列全球性经济危机、政治骚乱和恐怖主义，这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其鼓吹的自由民主制度给予沉重打击。面对“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崩溃和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在当代西方左翼思想界迅速兴起了一股“共产主义回归”热潮。面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大面积塌方和全球资本主义及其新自由主义濒临崩溃这一双重现实，以齐泽克、巴迪欧、朗西埃、哈特、奈格里、柄谷行等人为主要代表的西方激进左翼学者吹响了共产主义“集结号”，基于激进的革命主体性话语和替代性政治建构一种“新共产主义”，旨在恢复被污名化了的共产主义观念，其标志性事件是分别在伦敦(2009)、柏林(2010)、纽约(2011)和首尔(2014)召开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观念”大会。面对西方左翼理论家掀起的这股“共产主义复兴”思潮，任何一种非批判的横加指责或无原则的拍手点赞，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立场，相反，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与其展开积极的批判性对话，既要厘清这种“新共产主义”的思想基础与理论主题，同时也要甄别澄清其与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理论边界，彰显马克思共产主义之现实性与理想性——“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内在张力及其思想的原则高度，为坚定中国道路的“四个自信”提供必要的学理支持。

一、巴迪欧：“共产主义假设”——永恒纯粹的平等观念

在当代西方激进左翼思想界，巴迪欧无疑是一位影响广泛的旗帜性人物。尤其是2008年他在英国著名的《新左派评论》杂志上发表的题为《共产主义假设》(The Communist Hypothesis)一文引起了广泛而持续的讨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当今西方左翼思想界正在兴起的“回归共产主义”热潮的始作俑者。①“共产主义假设”这一概念不是巴迪欧的理论发明，而是来自法国前总统萨科齐指责2008年由西方左翼思想界组织开展的纪念法国五月风暴40周年活动的一次公开讲话：“我们拒绝受任何东西困扰。经验上的共产主义消失仍然不够。我们想驱逐它的一切形式。甚至共产主义假设。”巴迪欧对“共产主义假设”做了与萨科齐相反的解释，认为共产主义假设决不意味着共产主义乌托邦，而是一种以永恒的平等原则反抗各种社会形式下的强权政治和不平等的观念。“如果我们抛弃这个假设，那么在集体行动的领域就没有任何值得做的事情了。如果没有共产主义观念，历史和哲学中任何变化都不会引起哲学家的兴趣……事实上，我们被赋予了一个哲学的任务，甚至是一个义务，那就是帮助这一假设的新的存在形态问世。”[1]作为一种所谓的永恒纯粹的平等观念，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假设”的理论基础是“事件”本体论哲学，其理论架构是基于“政治—历史—主体”三位一体的“共产主义理念”。

在《存在与事件》一书中，巴迪欧集中阐述了他的“事件”本体论哲学。在他看来，“事件”(event)一方面作为一种纯粹的偶然性和不可能性，体现为对历史延续性和现存秩序的打破和撕裂，“一个事件就是一个纯粹的偶然，它不可能从先前的情势中推导出来”[2]；另一方面，“事件”作为一种不可能性的可能性，能够把不可能性带到我们面前，也就是说，“事件”同时还意味着一种新的可能性的创造。简言之，“事件”既不是原有历史轨迹的延续，也不是现实本身蕴涵的可能性的实现，而是一种全新可能性和历史视域的开启。巴迪欧从这种“事件”哲学出发，把“共产主义假设”的历史划分为两个序列。在第一个序列中，共产主义假设与推翻现行秩序的群体运动和起义相联系，革命的目的是消灭旧的社会形式，实现平等者的共同体。这一序列在巴黎公社起义中达到顶峰，巴黎公社以实际行动确立了共产主义假设，但没有找到实现的途径。第二个序列是从俄国十月革命开始的，这一序列面临的核心任务是如何实现共产主义假设并取得胜利，因而组织和斗争策略问题成了共产主义假设的核心问题，列宁主义政党成了共产主义假设的物质载体。第二个序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俄国、中国、捷克斯洛伐克、朝鲜、越南、古巴都相继以这种形式取得了政权[3]。巴迪欧认为，从1871年到1914年是一个历史的间歇期，今天我们正处在第二个间歇期，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阶级敌人处在绝对的优势地位，一切新的共产主义尝试都受到禁锢。因此，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直接的行动，而是重新思考共产主义假设的意义及其存在条件。为此，巴迪欧在《共产主义假设》中阐述其“共产主义假设”的基本思想。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假设”试图把自己的事件本体论运用到当下的激进政治。他明确拒斥经济主义，在他看来，革命的基础不是客观必然性而是主观意志，共产主义假设不是建立在客观规律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主体对“真理—事件”的忠诚基础上的。不难发现，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假设”是以偶然性的事件哲学完全否定了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因素的基础性作用，从而也彻底解构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中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因而，这种脱离社会历史进程的共产主义假设的理论，实质是一种抽象的、非历史的因而也是狂热的激进政治构想。

二、齐泽克：“共产主义观念”——激进政治的行动纲领

齐泽克一方面追随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假设”，但同时又指出：“仅仅对共产主义观念保持忠诚是不够的：人们应当在历史现实中对对抗进行定位，使其成为实践的紧迫性”[4]90。在他看来，“共产主义是关于激进哲学和激进政治的观念，共产主义作为今天的激进行动的理论前提，要同国家主义和经济主义保持距离，并要和21世纪的政治经验相结合。”[5]对于激进政治学来说，“我们当然不应当抛弃无产阶级概念或无产阶级立场概念；相反，当前的事态格局迫使我们把它激进化到一种远远超越马克思想象的存在层面。我们需要一个更加激进的无产阶级主体概念，一个被还原到笛卡尔意义上的我思之渐趋于零点的主体。”[4]92由此可见，齐泽克就把巴迪欧基于事件哲学的“共产主义假设”归到激进政治学的理论架构中去了。

齐泽克强调，共产主义的意义不在于它仅仅是一个康德意义上的调节性的理念或先验的规范性的平等主义的理想范畴，而应该是摆脱现存社会对抗的客观要求。“马克思有关共产主义不是作为一种理想，而是作为反抗这类对抗性的一场运动的观念仍然完全有效。”[4]88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统治是通过对诸如少数民族、有色人种、妇女等这些“他者”的排斥实现的，他们虽然生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却不是这个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因此，在资本主义实践中，发现其内在的对抗性对回归共产主义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因为，“单纯对共产主义观念保持忠诚是不够的，人们应当在历史实在中确定赋予这个观念以实践紧迫性的对抗性”[4]90。在他看来，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对抗性主要体现在：生态灾难日益逼近的威胁、私有权和知识财产公共性的树立、新的技术特别是生物工程技术中包含着资本主义无法消化的社会伦理意义，以及从隔离墙到新贫民窟的各种社会隔离形式。齐泽克进一步指出，前三种对抗性涉及的是“文化公共体”“外在自然公共体”和“内在自然公共体”等我们社会存在的共享实体日益被私有化和“圈占”，这种对抗性属于主体—实体意义上的对抗，主体最终沦为“无实体的主体”就是这种对抗性的必然结果；而第四种对抗性属于主体—主体意义上的对抗，即被排斥者与被包括者之间的对抗[4]91。相较于前三种对抗性而言，这种对抗性是最关键的，它是其他对抗的参照点，没有这种对抗，其他一切都失去了颠覆性的锋芒。对此，齐泽克给出的理由是，“这就是为何我们应当坚持第四种对抗性——被排斥者同被包括者分离开来的隔阂——和其他三种对抗性之间质的差异的原因：只是由于涉及被排斥者，才证明使用共产主义这个术语的正当性。”[4]97

在当代西方左翼理论阵营中，詹姆斯·劳勒和伯特尔·奥尔曼的理论主张略显“另类”，其主要原因在于，相当于其他激进左翼学者而言，尽管他们在“市场社会主义”论域中有过激烈的思想交锋并持相反意见，但在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的辩证法阐释方面，却表现出基本一致的理论立场。*当然，劳勒曾公开表明他与奥尔曼之间存在的分歧，认为奥尔曼只是在共产主义“景象”同资本主义的“分析”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层面来理解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而没有在“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来理解。(詹姆斯·劳勒：《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共产主义》，参见欧阳康主编：《当代英美哲学地图》，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73页)在笔者看来，他们的这种分歧在总体上没有影响到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的辩证法阐释。

三、哈特、奈格里：“共有的共产主义”

哈特、奈格里不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外部寻找实现共产主义的力量，而是在生产劳动这一核心领域思考共产主义主体条件的变化。然而，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以非物质劳动概念虚构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这种“新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架构中，所谓的“非物质劳动”仍然属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范畴，“非物质劳动”终究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活动；另外，他们虽然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本质方面，即通过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创新占有人的本质，但他们以“共有”这一抽象的范畴来定义共产主义，在较大程度上剥离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历时性，因而终将遮蔽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所蕴含的现实性与理想性之间的内在张力[8]。总之，哈特、奈格里以“共有”之名褫夺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内在的原则高度。

(1)临时库中数据处理。首先在CASS上修改高程点属性、界址点重生成等，检查数据完整性和合理性，在CASS上导出SHP格式数据，同时检查数据是否完全导入临时库，数据命名应便于数据的转换和检查。临时库不需要数据结构相对应，它不是标准结构的数据库，它的作用是把原始数据转换成SuperMap的格式。原始数据包括ArcView Shape格式的空间数据以及Access、Excel表格格式的属性数据，将两种数据导入SuperMap系统中，并以*.sdb和*.sdd格式进行存储。导入后应检查空间数据有无错漏，属性数据有没有同空间数据进行挂接，数据之间关联字段值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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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西方激进左翼思想界中，哈特、奈格里拒绝像巴迪欧那样把共产主义理解为先验的“共产主义假设”，而是通过把德勒兹和福柯生命政治学“嫁接”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重新阐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致力于从资本主义内部发掘实现共产主义的力量。哈特曾明确表示：“马克思主义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遗产，就是让我们看到资本主义之外的替代性方案，让我们认识到这种可能是自资本主义内部诞生的，而不是自资本主义外部发生的……我关心的是如何挑战资本主义，如何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因此就完完全全是资本主义的他者——共产主义也是从资本主义那里来的——而是说真正的挑战是在资本主义内部推翻资本主义的能力。”[6]

毋庸置疑，劳勒和奥尔曼对共产主义的辩证阐释是深刻的，他们都正确领会到了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旧世界”中发现共产主义“新世界”的科学方法论的思想高度，唯有站在这个思想高度上，我们方能识破新自由主义鼓吹的所谓“历史终结论”的虚无主义本质，唯有站在这个思想高度上，我们方能真正获得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之“科学”的思想要领，共产主义与各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之间的边界方能真正彰显。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劳勒和奥尔曼对共产主义的辩证阐释存在的理论缺陷：他们过于倚重用辩证的方法诠释资本主义的历史运动为实现共产主义所提供的物质条件(当然这也是他们深刻的地方)，但在他们那里，马克思共产主义关于历史主体的思想维度都是付之阙如的。另外，无论是劳勒还是奥尔曼，都没有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所蕴含的价值理想维度做出应有的阐明。

四、劳勒、奥尔曼：“辩证的共产主义”

齐泽克对共产主义的思考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一方面，他忠于巴迪欧的事件哲学，相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可能性”梦想；另一方面，他又认同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中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获得解放的观点。但问题在于，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条件是工业资本主义创造生产力和无产阶级，而齐泽克所依赖的是处在资本主义结构之外的“被排斥者”。虽然“被排斥者”这一概念极具正义感和道德感召力，但它们已经与马克思共产主义那里的无产阶级概念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齐泽克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的这种激进政治学阐释，已经不可避免地滑向了后马克思主义激进的革命话语中了。

劳勒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研究者发表过批判性见解，认为在对共产主义的本质理解上，一直存在着“虚无主义的共产主义”和“辩证的共产主义”两种对立的研究方法，前者看不到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中间地带”，而坚持一种抽象的非此即彼的理解逻辑，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被消极地视为一种祸害并最终为共产主义所取代；后者在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上坚持辩证法逻辑，认为共产主义是逐渐在其资本主义的母体中形成并从母体中获取力量的[9]。奥尔曼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今天我们应该研究和呈现的共产主义所用的方法应该以资本主义为中心，即在资本主义的背景下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研究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共产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夹缝之中”[10]。有意思的是，劳勒和奥尔曼他们都是引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共产主义的经典论断，以及《资本论》中有关“工人合作社”的论述为他们自己的观点进行佐证。

哈特和奈格里对共产主义阐释的核心概念是“非物质劳动”，主要包括知识的生产、信息的传播、符号的解释和情感的交流等区别于传统的有形产品的物质生产活动。哈特认为，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的剥削是通过流动资本对非流动资本的支配实现的，如资本相对于劳动来说是流动的，金融资本相对于工业资本是流动的，这正是今天资本主义危机是金融危机的原因。马克思通过流动/非流动这对范畴解释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资本家与地主之间的关系。但哈特认为，今天解释社会冲突的核心范畴不再是流动性与非流动性，而是物质财产与非物质财产。从理论上说，非物质劳动概念具有理论上的优势，非物质财产，如知识、情感等等，是可以共享的。符号解释、情感交往和社会服务既创造价值又直接生产主体，在这里，经济和政治不再存在鸿沟。马克思在谈到共产主义时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劳动只有通过交换才能间接地成为社会劳动，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个人劳动才能直接地成为社会劳动。但在哈特看来，马克思所指的共产主义实现条件已经包含在当下的非物质生产形式之中。非物质财产当下就是公共性的，它在本质上与私有制相对立。哈特坚持马克思的观点，共产主义无非是消灭私有财产的积极表达。共产主义不是对物的占有，而是对人的本质的重新占有，是从人出发并为了人而对我们的主体性的占有。他相信，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包含着公共体的萌芽。在我们时代谈论共产主义，核心问题不是物质财产的生产和分配，而是对非物质生产和公共财产中包含的人类本质和力量的重新占有。共产主义不是抽象的假设而是现实的存在，它的基础包含在劳动和生产非物质化趋势之中。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哈特认为，资本主义的非物质生产出自己的掘墓人。在哈特、奈格里看来，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对资本主义来说是私有财产，对社会主义来说是共有财产，对共产主义来说则是共有(common)[7]。

1.6 统计学处理 数据分析采用SPSS19.0软件统计完成。所有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两组分类变量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语

西方激进左翼学者面对20世纪传统社会主义模式遭遇重大挫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的境况，以激进的“共产主义观念”作为行动纲领，重新激活马克思共产主义话语的革命性叙事和主体性力量。

公共图书馆服务范围、对象、开馆时间以及读者的权利和法律责任都在《公共图书馆法》中有了具体的法律条文，尤其在读者服务上人性化越发浓郁了。比如，法律34条：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应当考虑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的特点，积极创造条件，提供适合其需要的文献信息、无障碍设施设备和服务等。《公共图书馆法》的问世将推动、促进、引领、服务全民阅读，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提高公民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传承人类文明，坚定文化自信，给读者阅读带来有力的法律依据。

从式(3)可知,变压器效应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对磁通门信号来说是非常大的噪声来源,所以在实际应用中一般选择如图1所示的差分结构磁通门传感器,该结构上下两个铁芯参数完全对称,激励线圈反向串联,因此激励绕组在磁芯中产生的磁场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但是被测磁场在两铁芯中分量大小方向均相同。所以在检测线圈上,激励产生的感应电动势互相抵消,而被测磁场呈两倍效果,则检测线圈上的感应电动势可表示为:

西方左翼学者“新共产主义”的理论主题主要表现在：其一，告别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20世纪一些西方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溃败宣告了将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一个阶段的传统观念的终结，也宣告了彻底告别传统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回到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原初语境，重新发明“新共产主义”作为后社会主义解放政治的行动纲领，无疑是西方左翼学者所共识的一个突出的理论主题。其二，重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基于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全面否定和当代资本主义新发展的理解，西方左翼学者以生命政治学的“共有”“非物质生产”等核心概念重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其“新共产主义”提供理论支持。其三，主张共同性参与的多元政治。基于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改组重构，西方左翼学者以所谓的共同性参与的多元政治替代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与国家理论，而所谓“非部分的部分”(朗西埃)、“被排除者”(齐泽克)则是其“新共产主义”的革命主体。

西方激进左翼学者“新共产主义”的理论范式主要体现在：第一，相较于马克思共产主义来说，西方左翼学者诉诸激进的革命主体性话语和替代性政治想象展开对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与阶级主体的双重改造，这与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作为“消灭现存状况的运动”与实现“自由人联合体”辩证统一的共产主义学说具有根本的异质性。第二，相较于后马克思主义而言，虽然西方左翼学者大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其“新共产主义”表现出来的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未来的期待这一理论气质与对马克思主义彻底丧失信心的后马克思主义立场大相径庭，总体上并没有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

总体而言，我们一方面要为西方左翼学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跌入低谷的情境下，以集体回归共产主义的激进方式对共产主义的未来充满信心“点赞”；另一方面，我们更要站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高度，对其“新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特质保持清醒的认识，对于左翼学者关于资本全球化时代实现共产主义的可能性条件等重大的时代性课题，也要予以积极的回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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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lain Badiou. The Communist Hypothesis[J].New Left Review, 2008,(1)：35.

[4] Slavoj Zizek.First as Tragedy,then as Farce[M].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09.

[5] Costas Douzinas， Slavoj Zizek.The idea of Communism[M].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08：115.

[6] 迈克尔·哈特，秦兰君.概念的革命和革命的概念[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1).

[7] 汪行福.为什么是共产主义——激进左派政治话语的新发明[C]//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8] 胡绪明.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论特质及其生存论意蕴[J].社会科学战线，2015，(11).

[9] 詹姆斯·劳勒.虚无主义的共产主义与辨证的共产主义[J].段忠桥，吕梁山，译.国外理论动态，2006，(2).

[10] 奥尔曼.共产主义：乌托邦的“马克思主义幻想”还是辨证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EB/OL].http://www.dialecticalmarxis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