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变化趋势分析

党的十七大以来，党和政府在“补短板”思想指导下，坚守民生底线，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首位，在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业补贴、扩大社保覆盖面、促进就业、加大税收调控力度及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倾向农村居民、落后地区、低收入群体的再分配政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大体从2008年开始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全面缩小的态势。

一、2008年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全面缩小

2008年以来，中国多年来所实施的各种惠农、扶贫和社保政策效果开始显现，并与新一届政府社会兜底政策作用相互叠加，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出现整体向好态势，城镇(农村)内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差距全面缩小，主要表现在∶

第一，城镇或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缩小。随着国家对贫困群体帮扶力度的不断加大，反贫困政策效果逐步显现，无论是城镇居民内部，还是农村居民内部，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速度超过高收入群体，高低收入群体之间收入差距开始缩小。以城镇居民为例，2009—2013年，城镇居民家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0.7%、13.1%、15.6%、17.8%、10.4%，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率分别为8.0%、9.9%、14.2%、9.4%、9.6%，城镇居民高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从5.57∶1、5.41∶1、5.35∶1、4.97∶1一路下降到4.93∶1。以农村居民为例，2009—2013年，低收入群体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为3.3%、20.7%、7.0%、15.8%、11.5%，高收入群体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为9.1%、14.0%、19.5%、13.3%、11.9%，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率个别年份已经超过高收入群体，农村居民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也出现缩小趋势，从2011年的8.39∶1逐步回落到2012年的8.21∶1、2013年的8.24∶1。

第二，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缩小。十六大以来，中国惠农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各种措施综合发力，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呈现加速增长态势，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从2010年开始超出城镇居民，2010—2014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为10.9%、11.4%、10.7%、9.3%、9.2%，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为7.8%、8.4%、9.6%、7.0%、6.8%，农村居民连续5年收入增幅超过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010年的3.33∶1、2011年的3.23∶1、2012年的3.13∶1、2013年的3.10∶1一路下降到2014年的3.03∶1。

第三，区域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缩小。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一直很大，导致东部地区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一直高于东部地区，从2007年开始中国东西部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出现反转，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超过东部地区。2007—2013年，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6.3%、14.7%、9.6%、11.2%、14.9%、13.4%、10.2%，东部地区增长率分别为13.4%、13.1%、9.1%、11.1%、13.5%、12.2%、9.6%，东西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从2007年的1.50∶1缩小至2013年的1.43∶1；西部地区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从2007年以来一直超过东部地区并持续至今。2007—2013年，西部地区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7.0%、16.2%、8.5%、15.8%、18.8%、14.9%、13.4%，东部地区增长率分别为12.9%、12.7%、8.4%、13.8%、17.7%、12.9%、11.4%，东西部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也像城镇居民一样呈不断缩小趋势，从2007年的1.93∶1缩小到2013年的1.73∶1。

比如，老版《梅葛》中，在讲到格滋天神造天造人时，金果造男人，男人再造天，金对应男人和天；而银果造女人，女人再造地，银对应女人和地。而新版《梅葛》，则刚好相反：银果对应男人，天；金果对应女人，地。这个差别，或许涉及到当地彝族的世界观，并不是一个小问题。笔者与郭晓炜核实，他认为确实是老版《梅葛》翻译错了。他说，梅葛演唱时，就是新版《梅葛》这样的表达，而且他强调，彝族的语言里，提到金银时，也通常是银在前金在后。

第四，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也在缩小。近年来，随着中国惠农政策力度的加大，一直收入最低的农林牧渔行业收入增长较快，2009—2014年，收入增长速度分别为14.30%、16.45%、16.46%、16.53%、13.81%、9.82%，而收入最高的金融业增长速度分别为12.06%、16.14%、15.63%、10.64%、11.04%、8.65%，农林牧渔行业收入增长速度连续多年超过金融业，行业工资分配中“高水平高增长、低水平低增长”态势得到扭转，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从2009年的4.21∶1缩小到2014年的3.82∶1。从反映行业工资差异程度的变异系数来看，中国行业工资变异系数在经历了2004—2006年、2007—2008年两次“上台阶”的过程之后，从2009年开始在波折中回落，呈现收敛、缩小的迹象，从2008年峰值0.35下降到2014年的0.34，这说明中国城镇单位19个行业之间的工资差距持续缩小。

人工草地建设品种要具备适宜性、生产性、抗逆性。适宜性即：在生物特性方面与土地温度等气候因子和土壤条件有高度统一性，在经济方面应发挥土地生产最大效应。生产性即：人工草地要具有高产、稳产、优质、营养性能，同时牲畜喜食。抗逆性即：牧草对生产环境中异常因素和外界干扰性不良干扰具有抗拒能力，尤其是抗拒病虫害和抗寒抗旱抗盐碱性能。结合那棱格勒村土壤盐性、气候寒冷、生长期短的牧草生境条件，选择品种为多年生豆科紫花苜蓿系列。其能耐-35℃低温，抗盐碱能力相对较强，产量高，蛋白质含量≥17%，土地适宜性强，经济效益高，抗逆性强，能安全越冬。

二、居民收入差距或将再度扩大

两幅图画，两个屏幕，顺势而接，隔着两千五百年，依然天籁般洽和。可是现在田园将芜！田园已芜！采莲的男人走了，其他的男人也走了，男耕女织就这样颠覆错位了：

第四，市场机制弥合收入差距的功能不强。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多是政府采取财政措施从外部救济的角度展开的，而不是市场机制自身发展的结果。外因最终通过内因起作用，只有经济自身具备了缩小收入差距的功能，这样的市场经济才是良性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讲究效率的，有其残酷性，但同时又具有弥合收入差距的功能。在一切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经济中，各种要素只能获得正常利润，按照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规律，各行业收入水平相当，居民收入差距不大。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宏观领域充分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补齐民生短板，加大社会保障力度，有力促进了贫富差距的缩小，但在微观领域没能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强。至今，阻挡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户籍藩篱依然没有破除，剥夺了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同台竞争的机会。一些大城市普遍推行的积分落户制度，成为城市向农村掠夺人才的手段，为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埋下了隐患。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落地困难和农村宅基地无法自由买卖的现状，限制了土地、房屋的配置效率，使农民难以盘活固定资产，从中获得更高收益。再如，中国至今没有形成有利于劳资双方博弈的劳动力市场，劳动者没有罢工的权利和结社的自由，就不可能建立真正属于自己的工会组织，也就无法遏制资方利欲熏心的冲动。这不但造成劳动者工资缺乏正常增长机制，而且造成劳资关系紧张，不利于社会稳定。此外，中国行业垄断根基依然牢固，金融业长期保持行业工资龙头老大的地位说明，垄断依然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收入差距的扩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初次分配中起点的不公平引起的。要缩小收入差距，关键是要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规范初次分配秩序，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打破阻碍资源自由流动的藩篱，为广大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搭建一个公平的平台。

要加强养殖、运输、屠宰3个关键环节的监管，进一步落实养殖、屠宰企业的主体责任。动物卫生监督部门要加大违法案件查处力度，严厉打击逃避检疫，出售、贩卖病死畜禽，转让、伪造或者变造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检疫标志，给检疫不合格或点外私宰的猪肉加施检疫合格验讫印花、出具检疫合格证明等违法行为，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做到有案必查，触犯刑法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

第二，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呈下降趋势。近年来，由于经济结构的升级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中国经济增长吸纳劳动力的作用有所减弱。如果用GY表示经济增长速度，用GL表示劳动投入的增长速度，那么，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为E =GL / GY。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计算出1978年以来中国各年份的就业弹性，可以明显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业弹性系数在不断降低。1979—1989年，全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5%，同期平均就业增长率为2.96%，平均就业弹性为0.340；1991—2000 年，全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0.5%，同期平均就业增长率为1.08%，平均就业弹性为0.109；2001—2014 年，全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8%，同期平均就业增长率为0.50%，就业弹性仅为0.052。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GDP增长率一直保持在9%以上，但就业的增长率却不断降低, 就业弹性也在不断下降，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并未引起就业增长的相应变动, 就业变动对经济增长率变动的反应迟缓，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在不断减弱，20 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排挤就业的。随着经济转型和资本有机构成的进一步提高，相对过剩人口会进一步增加，就业压力也将进一步增大，这对于普通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十分不利的。

目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缩小有了一个好的开端，但这种缩小趋势非常脆弱。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居民收入增长，特别是广大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将变得更加困难，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压力增大，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基础并不牢固。这主要基于以下因素的考虑：

 

表1 1979—2014年各时期就业弹性

  

年 份GYGLE1979—19899.52.960.3401991—200010.51.080.1092001—20149.80.500.05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5)》

第三，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加。近些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由需求拉动转向供给推动，从供给侧进行改革，在政策手段上通过简政放权、放松管制、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等措施，提高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等要素的配置效率，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使经济增长率回归到潜在经济增长率。但供给侧改革是长期的，短时间难见成效。我们仍可从需求一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形势做出研判，受基础设施、制造业和房地产开发投资下滑的影响，2011年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连续5年下滑，2016年1—5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继续探底，同比名义增长9.6%，比1—4月份回落0.9个百分点，投资下滑反映出实体经济的“举步维艰”。消费增速同样出现连续下滑，2011年后，扩内需促消费成为全民口号，但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连续6年下滑，从2010年的峰值18.3%一路降至10.7%，如果扣除价格因素，这一数字将会更低。外贸出口形势也十分严峻，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外需低迷，国际经济总体复苏乏力，全球贸易进入深度调整期，加之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中国低端出口市场，这些因素抑制了中国出口增长。2010年以来，中国出口贸易额增速下滑，从2010年的30.5%下降到2014年的4.9%，2015年为-1.8%，出现2009年以来首次负增长。可以看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进入“十二五”时期以来几乎同时哑火，经济增长动力严重不足，中国经济继续下行的风险加大。目前，中国钢铁、煤炭、石油等传统行业生产困难，企业利润大幅度下滑。201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3 554亿元，比上年(68 155亿元)下降2.3%。这是继1998年以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首次出现负增长。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传统行业开工不足乃至倒闭将成为正常现象，企业利润下降将成为一种常态，就业压力将进一步增大。在经济下行时期，高收入群体收入来源广泛，抵抗经济风险的能力较强，而低收入群体抵抗经济风险的能力较弱，收入来源主要靠就业，经济下行将首当其冲影响到广大低收入群体就业问题。就业不能保障，收入谈何而来。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广大普通劳动者收入已经出现下降。如下页表2所示，2015年以来农村居民各季度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率一直在下降，从2015年第一季度的8.9%下降到2016年第二季度的6.7%，下降2.1个百分点。对于大多数农村居民来讲，农业经营收入在承包土地、技术水平短期内不易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一般比较稳定，外出务工收入的多少直接决定着其家庭收入水平的高低。经济的下行直接带来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下降。对于城镇广大低收入群体来说，能否就业或充分就业也对其收入水平产生着重大影响，经济的下行造成收入水平的下降也是不言而喻的。可见，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背景下，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风险。

可以看出，中国城乡内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居民收入差距全面缩小，收入分配格局出现全面向好态势。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基尼系数呈现“七连降”，从2008年的峰值0.491之后开始回落，2009年为0.490、2010年为0.481、2011年为0.477、2012年为0.474、2013年为0.473、2014年为0.469、2015年为0.462，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趋势得到初步遏制。

 

表2 2015年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情况

  

时 间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值(元)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2015年第一季度3 279.18.92015年第二季度5 553.88.32015年第三季度8 297.28.12015年第四季度11 421.77.52016年第一季度3 578.172016年第二季度6 0506.7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

对动物常见疫病进行分析，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动物疫病防治工作的整体开展水平，有效保证我国畜牧养殖事业整体开展水平。由于我国动物疫病监测工作起步较晚，大部分监测技术和方式应用还不完善，监测人员通常需要在应用规范监测方式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经验，这种形势对我国动物疫病监测工作的高质量进行造成阻碍，同时也降低了疫病监测的准确率[1]。因此，监测机构和工作人员有必要分析和总结动物常见疫病，首先应明确动物疫病监测中常见疫病，进行动物疫病监测中常见疫病分析，主要可将研究内容归纳为动物疫病监测中常见疫病以及动物疫病监测常见疫病的诱因2方面，具体研究内容总结归纳如下。

第一，财政政策的托举作用难以持久。近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缩小主要是国家实施财政政策的结果。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经济发展处于两个宏观背景下：一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城乡壁垒逐步消除，农村经济发展融入城市经济发展中，城乡经济一体化进程在加快；二是国家经济发展理念发生根本变化，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理念深入人心，补短板、惠民生，让越来越多的居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成为党和政府的共识，财政政策向民生领域投入力度在增大。正是在城乡经济一体化和国家“补短板”财政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财政支出力度加大，对落后地区、农村居民、低收入群体的财政支持力度增强，比如，增加种粮农民“四项补贴”，全面取消农业税，“两免一补”政策，完善医疗、养老、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体系，加大扶贫攻坚力度，加大创业就业扶持力度，等等，无一离不开政府财政的支持。国家在这些项目上财政投入力度要远远超过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更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幅度。正是在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全面缩小的趋势，收入分配呈现出良好向上的态势。然而，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从此前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继2012年中国GDP增速回落至7.8%，2013年、2014年中国GDP增速又进一步降至7.7%和7.4%，2015年创25年新低，降至6.9%。受经济下行以及结构性减税、普遍性降费等因素的影响，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增长分别递次下降为12.8%、10.1%、8.6%、8.4%，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农林水利等方面的财政开支依然保持两位数增长，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跟不上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财政收支矛盾加剧，而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财政收入增长呈中速偏低态势成为常态，靠大量财政支出维持的居民收入差距缩小是不可能持久的。

第五，国家对收入差距的税收调控效果不够理想。税收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能够起到有效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在西方国家，国家不仅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对个人收入进行流量控制，而且通过征收财产税、遗产税进行存量控制。目前，世界上2/3的国家开征了遗产税，其中，美国为35%、英国为40%、德国为50%、日本为70%。简单地说，一个富翁生前所积累的财富传至第二代或第三代人时已经所剩无几。财富来自民间，通过转移支付又重新回到民间，既有利于社会和谐，又避免了贫富代际遗传。一切重新归零，大家又在同一起跑线上通过努力创造财富，整个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但中国目前调控收入的手段主要是个人所得税，遗产税至今没有征收，而且个人所得税主要是向广大工薪阶层征收，这种忽视家庭具体情况“一刀切”的征收方式，实质上起到雪上加霜的作用，而广大富裕阶层收入来源多样化、隐蔽化，收入基本脱离国家征税系统之外，个税征收起不到杀富济贫的作用，相反起到杀贫济富的作用。存量收入与流量收入相比较，更容易产生累积效应，起到滚雪球作用，对贫富差距的扩大起到催化作用。贫富差距扩大都是最初由收入不平等，然后导致财富占有的不平等，从而衍生出贫富差距。目前，中国税收调节的重点应从流量调节转向存量调节，从对大多数工薪阶层“一刀切”的个税调节转向对少数富人阶层进行遗产税、财产税的掐尖调节，进一步促进收入分配合理化，让穷人有希望，富人有压力，整个社会充满勃勃生机。

三、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建议

理论上，收入差距可分为合理的收入差距和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两类。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主要是由于制度设计的不完善引起机会的不均等造成的，必须靠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规范来解决；剔除掉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之后所形成的收入差距就是合理的收入差距或自然的收入差距，比如天赋、受教育程度、身体条件等因素造成的收入差距，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力量来解决。因此，收入差距的有效缩小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仅靠政府财政托举作用是很难持久的。要缩小收入差距，关键要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也要靠政府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更离不开社会力量的慈善救济，市场、政府、社会三方力量在平抑收入差距中各自发挥不同的作用，其中，市场机制发挥最为关键的基础性作用。根据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下面分别就这三个层面提出建议。

第一，在初次分配中着重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有学者说，市场是缩小收入差距的基本之道，但前提条件是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事实上，中国市场经济公平性还远远不够，资源的流动性不高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中国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农业、住宿餐饮业、服务业等行业接近自由竞争市场，竞争激烈，收益低下，金融、石油、电力等行业接近垄断市场，收益偏高，可谓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由于种种因素阻碍着两类市场之间人员、物质、资金等资源的自由流动，人们想通过资源流动提高收入的难度较大，导致城乡、区域、行业之间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因此，缩小收入差距，关键是要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一个高流动性的生产要素市场，真正形成一个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市场局面，收入差距将控制在一定的范围。

第二，在二次分配中税收调控要精准到位。中国税收调控发生错位，主要着力点放在了广大中低收入阶层身上，虽然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一调再调，但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中国税收调控思路应该从面向广大工薪阶层的个税调节转向对少数高收入阶层的财产税的掐尖调节，从单一的流量调控到更加注重对收入存量即资本存量的控制，增加个人财富的持有成本。在建立和完善财产申报和登记制度的基础上，针对房屋、土地等不动产征收房产税、遗产税、赠予税等财产税。房屋、土地等不动产能够给所有权人带来稳定的收益，征收财产税可以有效防止财产过于集中于社会少数人，具有调节社会财富分配、保证社会分配的公正性。财产税与所得税可以使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控作用实现从流量到存量的全过程覆盖，保证人们在一个相对公平的起点上努力拼搏，创造财富，改变生活。

第三，在第三次分配中国民慈善意识急需提高。慈善作为社会财富第三次分配的重要工具，对于缩小收入差距有着独特的作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一直缓慢，社会捐赠总额长期偏低，慈善弥补收入差距的功能被严重弱化。慈善事业发展的滞后，除了与慈善组织公信力不强、法律制度不健全有关，还与公民的慈善意识淡薄有着密切关系。当前尤其要纠正以下几种错误意识：一是慈善是富人的事情。传统观念认为，慈善是有钱人的事情，把慈善责任归于富人身上，忽略大众慈善意识的培养，排除了普通人的社会责任，使其面对贫困群体麻木不仁，却能心安理得，使慈善事业因缺乏群众基础而变得绵软无力。富人虽然是慈善的主角，但普通人绝不是置身度外的旁观者，大家都有义务为这个机制贡献力量。二是做慈善就要倾其所有。做慈善就应该一副菩萨心肠，只有倾囊相助，才值得颂扬。这种成仁立德的慈善洁癖挫伤着人们的慈善热情，阻碍着社会慈善力量的形成和壮大。三是慈善是基于贫困群体的感情冲动。一个成熟的社会，慈善行为不应是一种单纯的情感冲动，而应该内化为自觉行动，成为一种普遍化的社会要求和大众化、常态化的社会行为。只有在道德责任感和使命意识的牵引和推动下，慈善才能克服随意性、偶然性，变成必然性、持久性、普遍性的社会化行为，成为缩小贫富差距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