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楚七国之乱中的赵王刘遂

汉景帝三年（前154）正月，西汉历史上爆发了规模最大的一次王国叛乱。叛乱由吴王刘濞首倡，并得到楚、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六国的响应和参与，史称“七国之乱”。其中胶西、胶东、菑川、济南均由汉初悼惠王刘肥之齐国析置，与城阳、济北以及当时所存之齐国并称“七齐”。对于参与叛乱的四齐国，除胶西王刘卬史籍着墨较多外，胶东、菑川、济南均相对不显。且胶西等国因围攻齐国受到极大牵制，以致始终都未能给予吴楚以有效支援。是年三月吴楚兵败，四齐国亦旋即覆灭。而赵国却坚守邯郸、直接对抗汉廷达十月之久，是最后一支被平定的叛乱势力。① 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楚元王世家》“相距七月”条：“《史》《汉》《景纪》《绛侯》《梁孝王世家》《周勃》《文三王传》，七国以正月反，三月灭，此及《高五王传》作‘七月’，误。《郦商》《吴濞传》作‘十月’，更误。赵虽后下，不能相距如是之久也。”（[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二六《楚元王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152页）今按：《史记·楚元王世家》《汉书·高五王传》作“相距七月”，《汉书·郦商传》作“七月不能下”（《史记·郦商列传》作“十月不能下”当误，说详下）；《史记·吴王濞列传》《汉书·吴王刘濞传》作“十月而下之”。《史记》《汉书》皆如此频繁出现“七月”、“十月”，若说其皆误，则殊不合情理。盖七国之乱被平定，笼统言之，则是三个月；单言赵国，则不然。且“七月”为郦寄与栾布并兵前独自围赵的时间，“十月”是从开始围赵直至破城的总时间，二者并不矛盾。其说亦详下。换言之，当叛乱发起者和其他参与者三月内被迅速平定后，作为响应者之一的赵国还独自坚守长达七个月。② 按：《史记·楚元王世家》云：“吴楚反，赵王遂与合谋起兵。……汉使曲周侯郦寄击之。赵王遂还，城守邯郸，相距七月。吴楚败于梁，不能西。匈奴闻之，亦止，不肯入汉边。栾布自破齐还，乃并兵引水灌赵城。赵城坏，赵王自杀，邯郸遂降。”（《史记》卷五〇《楚元王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90页）表面上看，似是吴楚败于梁之时，赵与汉军已经相持了七个月。但彼时赵国最多才坚守了三个月。这实则只是史家记事的一种手法，用以阐明匈奴不肯入汉边，以及栾布得以并兵攻赵的缘由。而《汉书·郦商传》云：“上以寄为将军，围赵城，七月不能下。”（《汉书》卷四一《郦商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076页）《史记·吴王濞列传》又云：“郦将军围赵十月而下之，赵王自杀。”（《史记》卷一〇六《吴王濞列传》，第2836页）故正确的理解应当是，赵与汉军对峙七个月后，栾布与郦寄并兵攻赵，又经历了三个月最终邯郸城坏，刘遂自杀。（《史记》卷九五《郦商列传》作“上以寄为将军，围赵城，十月不能下”，班固将“十月”改成“七月”，应当就是出自这种考虑）而从总体上看，其它六国在三个月内被平定后，赵国独自坚守的时间也是七个月，与上述“相距七月”历时虽同，实质则异。个中原因，确实值得探讨。

①国家和相关单位应该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工作重要性的宣传，提高公众和社会对水土保持工作的认可度，使大家能正确对待水土保持工作，而不再认为水土保持工作不重要甚至可有可无。给水土保持工作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有利于增强公众水土保持意识。

关于吴楚七国之乱，后世学者从权力制衡、经济政策、军事策略等各种层面出发，对叛乱的起因、平定、影响诸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七国之乱中的赵国进行的个案探讨，则寥寥无几。宋超先生从汉初诸赵国与匈奴的关系出发，探讨了七国之乱时匈奴不愿“与赵合谋入汉”的原因。[1]此说不无道理，对本文的写作也有一定的启发。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七国之乱中赵王刘遂的相关问题进行专门探讨，以求有所裨益。不到之处，谨请方家指正。

一、刘遂其人及叛乱背景

赵王刘遂为汉高祖刘邦之孙，赵幽王刘友之子。关于其父刘友，《史记》卷五〇《楚元王世家》载：“高祖中子，名友，谥曰‘幽’。幽王以忧死，故为‘幽’。”[2]1989《汉书》卷三八《高五王传》云：“高皇帝八男：吕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齐悼惠王肥，薄姬生孝文帝，戚夫人生赵隐王如意，赵姬生淮南厉王长，诸姬生赵幽王友、赵共王恢、燕灵王建。”[3]1987所谓“中子”，即指除长子、幼子之外的中间诸子。刘邦共有八个儿子，刘友具体排行第几，已不可得知。① 梁玉绳曰：“高祖八男，赵王友行居六。”（[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二六《楚元王世家》，第1152页）梁氏所言，未知何据。所谓“诸姬生赵幽王友”，颜师古注曰：“诸姬，总言在姬妾之列者耳。其知姓位者，史各具言之。不知氏族及秩次者，则云诸姬也。而赵幽以下三王非必同母，盖以皆不知其所生之姬姓，故总言之。”[3]1987也就是说，刘友之母系何姓氏，在何位次，史家也不可知。如此看来，刘友既非嫡长子，又非刘邦所宠爱姬妾之子，甚至史家都已失其母家姓氏。在当时“子以母贵”的政治生活中，与吕后之子刘盈、戚夫人之子刘如意相较，刘友的政治地位是可以概见的。

即便如此，刘友毕竟系高祖之子。在“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3]393的背景下，刘友于高祖十一年（前196）被封为淮阳王，赫列九国之中。② 从颜师古对“大启九国”的注解“九国之数在下也”来看，九国分别为是刘建之燕、刘恒之代、刘肥之齐、刘如意之赵、刘恢之梁、刘交之楚、刘濞之吴、刘长之淮南、吴芮之长沙。（《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第393—394页）其中除高祖子外，刘交为高祖弟，刘濞为高祖侄，吴芮为异姓。就《诸侯王表·序》之行文而言，颜注似无可厚非。然从内容上看，“大启九国”应是就“尊王子弟”，即分封同姓王而言的。如此，“九国”应去掉长沙王吴芮，列入淮阳王刘友。惠帝元年（前194），赵隐王刘如意被吕后鸩杀，刘友被徙为赵王。至高后七年（前181）“幽死”，刘友在王位共十四年。[3]405，1989关于刘友之死，《汉书》卷三八《高五王传》记载，刘友以诸吕之女为王后，但并不喜爱而宠爱其他姬妾。后在其谗言下，刘友被吕后召至长安，最终活活饿死。[3]1989从刘友死前所作之歌中“迫胁王侯兮，强授我妃”的语句看，吕后以诸吕女为赵王后，某种程度上带有拉拢甚至胁迫、控制高祖诸子的意图。这与刘友死后，吕后徙刘恢为赵王并“以吕产女为赵王后”[3]1990如出一辙。可见，赵幽王完全是被以吕后为首的吕氏势力迫害而死。且七国之乱爆发时，吕氏势力已被铲除殆尽二十六年之久。故刘友之死绝不构成其子刘遂参与反叛的任何理由，这与淮南王刘安因其父惨死而对汉廷产生的怨念，③ 文帝封淮南厉王四子皆为列侯时，贾谊觉察出其必将进一步封四人为王，因而指出“此人少壮，岂能忘其父哉？……此非有子胥、白公报于广都之中，即疑有剸诸、荆轲起于两柱之间，所谓假贼兵为虎翼者也。”（《汉书》卷四八《贾谊传》，第2263页）可见，贾谊对淮南王刘安等人因其父惨死而对汉廷怀有的仇视之心看得十分清楚。吴王刘濞在发动叛乱时的“敬问”诸侯书中，亦云：“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洗沐十余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史记》卷一〇六《吴王濞列传》，第2828页）虽带有一定的煽动性和夸张色彩，但与贾谊所言实质上并无不同。某种程度上促使了其欲发兵响应吴楚的情形有异。这也是我们探讨叛乱中的赵王刘遂，所应当明确的。

综上，文帝从赵国析置河间国时，赵王刘遂可能已经心怀不满；在河间地入于汉一事上，又心怀愤恨且始终未能释怀；至景帝时期，不但河间未复，常山郡又被削夺，其怨念汉廷之心，更加可想而知。待天下有变，刘遂参与叛乱也是可以概见的。

值得注意的是，河间王刘辟强“立十三年卒，子哀王福立。一年卒，无子，绝后，国除，入于汉”[2]1989-1990。仅仅十四年后，河间国就因无后而地入于汉。于刘遂而言，这与赵之河间郡被汉廷削除，其实质似乎无异。《汉书》卷五一《邹阳传》即载邹阳语曰：“强赵责于河间。”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文帝）取赵之河间立遂弟辟强为河间王，至子哀王无嗣，国除，遂欲复还得河间。”[3]2338-2339刘遂“欲复还得河间”之语，甚为中肯。然而当时“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3]2222刘遂纵有复得河间之心，亦于事无补。① 按：在诸吕之乱时，涉足动乱的正是此前封地遭到直接削夺的齐、楚两国，而封地未遭削夺的淮南、吴、代三国则没有涉足动乱。（参见丁佳伟、晋文：《叛乱视野下的西汉王国政策》《烟台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可见依此情形，若非当时天下艾安，刘遂是存在反叛可能的。不得不说，在河间地入于汉一事上，刘遂是怀有愤恨之心且始终未能释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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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帝三年正月，“及削吴会稽、豫章郡书至，则吴王先起兵，胶西正月丙午诛汉吏二千石以下，胶东、菑川、济南、楚、赵亦然，遂发兵西”[2]2827。汉廷的削藩诏书方至，吴王刘濞就立即起兵，诸国纷纷响应，赵王刘遂亦举兵迎合吴楚。当此之时，“其相建德、内史王悍谏，不听。遂烧杀建德、王悍”[2]1990。可见其对抗汉廷之决绝。

这从一起被立的城阳王刘章、济北王刘兴居身上更能体现。《史记》卷五二《齐悼惠王世家》云：“始大臣诛吕氏时，朱虚侯功尤大，许尽以赵地王朱虚侯，尽以梁地王东牟侯。及孝文帝立，闻朱虚、东牟之初欲立齐王，故绌其功。及二年，王诸子，乃割齐二郡以王章、兴居。”[2]2010即放弃先前分封梁、赵膏腴大国的承诺，从齐国析置城阳、济北二国。而刘章、刘兴居皆为齐悼惠王诸子，是对二人有封王之名，而行绌功之实。这也为两年后刘兴居的反叛种下了直接祸因。明人王维桢即批评文帝此举曰：“朱虚、东牟二侯有功王室，安得以初欲立齐之故绌其功，是自启祸阶也。”[5]619

诸吕之乱平定后，初登帝位的文帝刘恒立刘友的长子刘遂为赵王。此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出于对刘氏诸王的安抚，文帝即位之后便将惠帝、吕后时期所削夺的王国封地尽数归还”[4]。但随后一年，文帝分赵之河间郡立刘遂之弟为河间王一事，尤为值得注意。《汉书》卷四《文帝纪》、卷三八《高五王传》均载其事，文辞亦大体相同。现录前者如下：

后汉廷再次削夺赵国支郡，其封地再度减小。景帝三年（前154）冬，② 关于赵国常山郡被削的时间，周振鹤先生以为在景帝二年。（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8页）我们以为不确。《汉书·吴王刘濞传》云：“三年冬，楚王来朝，错因言楚王戊往年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请诛之。诏赦，削东海郡。及前二年，赵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胶西王卬以卖爵事有奸，削其六县。”（第1906页）从“往年”、“前二年”等来看，此皆是景帝三年冬（当时以十月为岁首），晁错以各诸侯王往时之罪来削减王国支郡。其“有罪”与“削郡”在时间上联系得并不紧密。因此，削减赵国常山郡也当是在景帝三年冬。范文华先生亦主此说。范文华：《汉代赵国编年》《邯郸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及前二年，赵王有罪，削其常山郡”[3]1906。关于“赵王有罪”，史籍并未详载。《史记》卷五〇《楚元王世家》云：“遂既王赵二十六年，孝景帝时坐晁错以適削赵王常山之郡。吴楚反，赵王遂与合谋起兵。”[2]1990《汉书》卷三八《高五王传》载：“赵王遂立二十六年，孝景时晁错以过削赵常山郡，诸侯怨，吴楚反，遂与合谋起兵。”[3]1990两相比照，易知《汉书》乃转写《史记》之语。但班氏加了“诸侯怨”三字，值得玩味。若赵王之“罪”（或曰“適”、或曰“过”）足当削郡之罚，又何必引起“诸侯怨”呢？可见，这只是晁错藉以“削藩”的口实而已，其罪行之本身倒显得无足轻重了。但毫无疑问，削夺赵之常山郡却构成了刘遂参与叛乱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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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赵王刘遂参与叛乱之过程

如前所述，汉廷对赵国封域的不断蚕食，令赵王刘遂的怨念乃至反叛之心日益加剧。等待甚至寻求时机恢复赵国故地，应是其所日夜系念之事。而随后吴王刘濞首倡的“诛晁错，清君侧”，则正好给他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对于刘遂的反叛历程，可从叛乱前暗与胡王约、叛乱中屯兵西界以迎合吴楚、他国兵败后固守城池三个阶段来看。

（一）暗与胡王约

从地理位置上看，高祖九年刘如意为赵王时，曾领有代地三郡。但十一年冬，刘邦即下诏曰：“代地居常山之北，与夷狄边，赵乃从山南有之，远，数有胡寇，难以为国。颇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属代，代之云中以西为云中郡，则代受边寇益少矣。”[3]70自此代自为国，结束了汉代赵国领有北边郡的短暂历史。刘遂之赵国亦是如此，地理位置上与匈奴并不接壤。但值得注意的是，文帝晚年，匈奴复绝和亲，大肆进犯上郡、云中杀略甚众之际，“汉使三将军军屯北地，代屯句注，赵屯飞狐口，缘边亦各坚守以备胡寇”。①《汉书·文帝纪》曰：“六年冬，匈奴三万骑入上郡，三万骑入云中。以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屯飞狐，故楚相苏意为将军屯句注，将军张武屯北地。”（《汉书》卷四《文帝纪》，第130页）与上引《汉书·匈奴传》有异。但从其后“胡骑入代句注边，烽火通于甘泉、长安。数月，汉兵至边，匈奴亦远塞，汉兵亦罢”（第3764页）的记载看，句注的确是由代国把守的。我们认为，可能起初是汉三将军分屯飞狐口、句注、北地三处。后便于缘边布防，改由就近的代、赵分屯句注、飞狐口，三将军则皆屯于北地郡。《文帝纪》与《匈奴传》之异，乃史家互见手法。颜师古注飞狐口曰：“险阨之处，在代郡之南，南冲燕赵之中。”[3]3764-3765

《史记》卷一〇六《吴王濞列传》记载：“燕王、赵王故与胡王有约。”[2]2828这是反叛伊始，吴王刘濞“敬问”诸侯的起兵规划书中的一语。正因如此，此言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刘濞的个人立场，其真实性亦需审慎甄别。有学者即指出，吴王刘濞在“敬问”诸侯书中，刻意强调“燕王、赵王故与胡王有约”，并为无意反汉的燕王刘嘉杜撰出“抟胡众入萧关，走长安”的进军路线，希冀通过燕、赵将匈奴卷入七国之乱中。[1]由此可见，刘遂叛乱前是否已经暗通匈奴，还不能遽下结论。然而，《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载：“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赵王遂乃阴使人于匈奴。吴楚反，欲与赵合谋入边。”[2]2904虽未载明刘遂通使匈奴在何时，但细绎太史公此语，其在七国之乱爆发前，则是可以肯定的。宋超先生即推测，很可能在景帝二年③ 汉廷削除赵之常山郡在汉景帝三年冬，其说详上。赵国被削常山郡时就已有所谋划，也是刘濞所谓“赵王故与胡王有约”的原始依据。[1]结合前述刘遂对汉廷怨念的心理看，此说应当可从。此外，从吴楚起兵后刘遂“北使匈奴，与连和攻汉”[2]1990的行动上看，似也非叛乱爆发后的临时之计。

据谭其骧等先生研究，飞狐口在今河北涞源北，当时属代郡南部，与赵国北境临近。句注则在今山西广武西北一带，当时属雁门、太原的交界地带。[6]17，18二者东西相对，都是代国境内的险要关隘。从“代屯句注，赵屯飞狐口”的军事部署看，单凭代国之力难以把守其境内的两处关隘，故命毗邻的赵国进驻飞狐口，以共同防御匈奴的侵袭。这是保障汉廷北部的一道重要屏障，也是由赵国参与构筑的一道重要防线。从文帝后六年（前158）冬开始，至景帝三年冬常山郡被削除，赵国应在飞狐口屯兵长达四年之久。由于赵国所直接面对的是匈奴的侵袭，也因此为其暗自连和匈奴提供了可能。而七国之乱爆发前夕削除赵之常山郡一事，正好为促使这种可能成为现实提供了契机。

《汉书》卷三五《吴王刘濞传》载：“燕王、赵王故与胡王有约，燕王北定代、云中，转胡众入萧关，走长安，匡正天下，以安高庙。”[3]1910吴王刘濞为发动燕、赵联合反叛，在“敬问”诸侯书中，已将燕国的进军路线规划清楚。不管这是否只是刘濞通过燕国将匈奴卷入叛乱的单方面意图，至少现实中还看不到燕王参与叛乱的任何迹象。宋人吕祖谦认为，“燕王不反，匈奴亦不肯入边，故赵独受围”[7]720。在此情形下，赵王刘遂还积极响应吴楚并连和匈奴，亦可见其参与叛乱之决心。

（二）屯兵西界

表面上看，封刘辟强为王是文帝对赵幽王之死“甚怜之”的体现，我们亦不否认文帝的此种恻隐之心。然而，其缘由应并未如此简单。因刘遂前已被立为赵王，尽有赵幽王故地，从赵国析置河间国，名义上虽使幽王后人为王者增多，但并无多少实际好处。反而借此机会将赵国一分为二，颇有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之效。

三月，有司请立皇子为诸侯王。诏曰：“前赵幽王幽死，朕甚怜之，已立其太子遂为赵王。遂弟辟强及齐悼惠王子朱虚侯章、东牟侯兴居有功，可王。”乃立辟强为河间王，章为城阳王，兴居为济北王。因立皇子武为代王，参为太原王，揖为梁王。[3]117

随后，赵王刘遂“发兵屯其西界，欲待吴与俱西。北使匈奴，与连和攻汉”[2]1990。对于屯兵之“西界”，宋超先生认为，由于赵国最北边的常山郡已被景帝削除，其与北边燕、代之联系已被阻隔，应是屯于赵国西界太行山以东，邻近国都邯郸一带。[1]此说应该大体不差。②宋先生下文又有“赵王刘遂只能屯兵于常山以北、赵国国都邯郸以西的狭长地带”的表述。今按：常山郡被削除后，常山以北更非赵国所有，故宋先生所言之狭长地带应位于常山郡以南。且从其“邻近国都邯郸一带”的表述上看，“常山以北”当为“常山以南”的笔误。如此，在面对曲周侯郦寄的攻击时，赵王能够“遂还，城守邯郸”[2]1990。从迅速还兵的过程看，赵国与汉廷军事实力确实不在一个层面上。但此处史家用“遂还”③ 对于“赵王遂还，城守邯郸”之“遂”，点校本标记有人名符号，即将其理解为刘遂之名，不确。此当与“赵王遂与合谋起兵”之“遂”相同，均应理解为“于是”。点校本之修订本即如此改读。参见《史记》（修订本）卷五〇《楚元王世家》，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402页。一词描述，似也体现了赵王退守时尚有几分从容，其屯兵之西界当与邯郸相去不远。

从总体形势上看，叛乱前吴王刘濞已将进军路线规划清楚，“齐诸王与赵王定河间、河内，或入临晋关，或与寡人会洛阳”[2]2828。而实际情形却是，“齐王后悔，背约城守”[3]1909。齐国非但退出了叛军联盟，还牵制了其他诸齐国的兵力，所谓“三王之围齐临菑也，三月不能下。汉兵至，胶西、胶东、菑川王各引兵归国”[3]1917。致使在整个叛乱过程中，诸齐国都处于内耗之中，完全没有发挥牵制汉军、支援吴楚的作用。燕王刘嘉也未起兵响应，这就使吴王刘濞的北部作战部署全部落于赵王刘遂身上。虽说刘遂屯兵西界，在面对郦寄的攻击时也只得迅速退守邯郸，但毕竟一直在与汉军相持，牵制住了部分汉军主力。如此看来，赵国竟是唯一给予吴楚叛军主力以有效支援的盟国了。

（三）固守邯郸城

《汉书》卷五《景帝纪》记载：“诸将破七国，斩首十余万级。追斩吴王濞于丹徒。胶西王卬、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皆自杀。”[3]142七国之乱历时三月即被平定，只是就总体形势而言的。此时尚有赵国还在独守邯郸，与汉军相持不下。后来形势又发生了急剧变化，“吴楚败于梁，不能西。匈奴闻之，亦止，不肯入汉边。栾布自破齐还，乃并兵引水灌赵城”[2]1990。此时，吴楚等叛军主力已被平定，匈奴闻之亦不肯入汉边。在此境况下，赵王刘遂还坚守邯郸城。最终汉将栾布等采用引水灌城的战略才得以攻破邯郸，赵王刘遂自杀，邯郸城降。至此，吴楚七国之乱被彻底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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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些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吴王刘濞初欲起兵时，胶西王刘卬受到了特别青睐。史载：“吴王濞恐削地无已，因以此发谋，欲举事。念诸侯无足与计谋者，闻胶西王勇，好气，喜兵，诸齐皆惮畏，于是乃使中大夫应高誂胶西王。”[2]2825在刘濞眼中，其他诸侯都不足与谋大事，只有勇猛、好气且喜兵的胶西王可行。刘濞使应高游说胶西王后，“尤恐其不与，乃身自为使，使于胶西，面结之”[2]2826。刘濞对胶西王的器重和拉拢，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叛乱爆发后，诸齐王围攻齐国三月而不能下，彼时又适逢汉军到来，胶西王亦引兵归。胶西太子表示愿收其父余兵继续对抗汉军，即使不能取胜，届时再逃至海上也未晚。刘卬却回答说“吾士卒皆已坏，不可发用”[2]2835，直接放弃了继续抵抗的机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先前在刘濞“无足与计谋者”之列的赵王刘遂，竟在其它诸国皆被平定后，还独自与汉军相拒七月之久，直至最终城破身亡。

总体来看，这篇报道在使用烂摊子架构和恐怖架构描述前几年温州经济受重创的同时，使用旅程隐喻、人类隐喻和战争隐喻表明了温州经济的现状，并对温州人的勇气和温州经济的前景给予了充分肯定。

诚然，于胶西王刘卬而言，从随后其肉坦与汉军将领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他还存有一定的侥幸心理，希冀可以得到汉廷的宽大处理。[2]2835-2836这大概是胶西王这种个性如此强势的人，也主动放弃抵抗的重要原因。此外，就是刘卬已经充分认识到“吾士卒皆已坏，不可发用”的客观形势。揆诸情理，刘濞眼中不具备胶西王强势气质的赵王刘遂，可能会更加抱有得到汉廷宽宥的侥幸心理。然而，实际上我们并未发现刘遂在此方面的蛛丝马迹。因此，我们认为刘遂之所以选择与汉廷对抗到底，很可能还是基于对当时形势的判断，即匈奴会履约前来救援。

宋超先生指出，在汉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领有边地的不论是异姓还是同姓诸侯王，在面临汉廷裁抑时，都企图引匈奴为奥援以求自保，或试图与匈奴“连和攻汉”。这是考察汉初诸侯国与匈奴关系时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1]如前文所述，尽管与匈奴并不接壤，但七国之乱前赵国一直是汉廷北部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为刘遂暗结匈奴提供了可能。而随着汉廷的汹汹削夺裁抑，刘遂对汉廷的怨念亦逐渐加剧，这种可能性就完全可以转变为现实。从史籍记载的种种迹象看，刘遂对匈奴履约入边的确是抱有极大期望的。如叛乱爆发前，刘遂已与胡王有约；叛乱爆发伊始，又屯其西界，北使匈奴与连和攻汉。其后为避开汉军的直接攻击，才不得不退居邯郸城。从这些层面上讲，确实是匈奴给了刘遂与汉军继续对抗的勇气；同时，也是匈奴辜负了刘遂与汉军对抗时对其所抱有的期望。

三、余 论

清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二《文帝》中说：“赵、楚、四齐，庸劣无大志，濞不先举，弗能自动。”[8]49揆诸叛乱前的政治经济形势，吴国无愧于诸侯第一雄国，且综合国力远在其他诸侯国之上。七国同盟的核心和领导角色，必然会历史性地落在吴王刘濞身上。从这个层面上讲，王氏所言“濞不先举，弗能自动”，确实是很精当的。然若将其作为评判诸王的标准，则未免有些牵强。在综合国力上，当时其它各诸侯国都远逊于西汉中央王朝，这是不争的事实。若其贸然举兵，先前济北王刘兴居的旋起旋灭就是血淋淋的教训。而在叛乱爆发后，刘濞心中“无足与计谋”的赵王刘遂却一直与汉廷直接对峙，给予汉军以较大牵制，从而客观上减缓了吴楚主力的军事压力。且在包括吴王在内的其它诸侯皆被平定后，刘遂还独自坚守长达七个月之久，直到最终城破身亡。从这个层面上看，以“庸劣无大志”来定性赵王刘遂，似乎是很不恰当的。

西汉初期，刘邦鉴于秦专行郡县最终陷于孤立境地的历史教训，在翦除异姓王的同时大封同姓王。即所谓“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不可否认，这种郡国并行制对巩固汉家天下确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如平定诸吕之乱时，齐、楚两国就做出过很大贡献。史称：“孝惠享国又浅，高后女主摄位，而海内晏如，亡狂狡之忧，卒折诸吕之难，成太宗之业者，亦赖之于诸侯也。”[3]394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经过景、武时期对诸侯王的大加裁抑，当王莽代汉之心昭然若揭后，“汉诸侯王厥角䭬首，奉上玺韨，惟恐在后，或乃称美颂德，以求容媚”[3]396。从这些史实上看，汉初诸侯王确曾发挥过较大的积极作用，其存在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9][10][11]然而，诸侯王国的强势存在，也对西汉中央王朝构成了巨大威胁。包括七国之乱在内的一幕幕诸侯王反叛，就是这种情形的最佳注脚。

于赵王刘遂而言，导致其悲惨壮烈人生结局的，既有当时诸侯王国普遍所处境况和赵国独特地理形势的客观因素，亦有赵王刘遂的自身原因。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刘遂是西汉历史上封建制与郡县制博弈下的牺牲品。以赵王刘遂为代表的历史悲剧，仍值得我们今人研究和反思。

参考文献：

[1]宋超.试析刘濞所谓燕王“抟胡众入萧关”说——兼论汉初赵国与匈奴的关系[J].邯郸学院学报，2015(2).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丁佳伟，晋文.叛乱视野下的西汉王国政策[J].烟台大学学报，2016(5).

[5]凌稚隆辑校，李光缙增补.史记评林（四）[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

[6]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

[7]吕祖谦.吕祖谦全集（第8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8]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陈前进.对西汉前期地方王国的重新认识[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1).

[10]岳庆平.汉高祖分封同姓王辨析[J].东北师大学报，1990(6).

[11]孙家洲.楚汉“复封建”论述[J].贵州社会科学，19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