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与德:亚当·斯密经济人思想的道德审视

经济人是亚当·斯密经济自由主义学说的立论基础和理论载体。学界对经济人的思想解读存在着不同学科视阙。经济学基于科学研究的需要，把经济人抽象成不考虑名誉、亲情、良善的利己存在物；而伦理学视野下的经济人则是社会发展的道德主体、利与义的集合。融经济学家、伦理学家于一身的亚当·斯密既在《国富论》中揭示经济人利己本质，又在《道德情操论》里展示经济人的道德情感。面对商业社会发展所滋生的道德腐化，斯密既不像卢梭高扬美德、鄙夷商业，也不似曼德维尔拥抱商业、轻视美德，而是试图赋予经济人一种道德张力以实现美德与财富的并行。

暗恋是细胞，一旦滋生于体内，就会在浑身上下不断游走；暗恋是精灵，住进我们胸膛，搅得人日夜不宁；暗恋让人大无畏，在空想中牵强地寻找着对方也在乎自己的蛛丝马迹。

财务信息化建设是根据管理会计基础理论和各项管理制度搭建起的框架信息系统。财务管理制度是否建全是财务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必要保障。财务信息标准化的实施，使从事汇总工作的人员可以利用计算机即可完成数据摘取和汇总，从而不用再对非标准的数据进行标准化的调整，这样大大地节约了时间和人力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财务信息得以最快捷的反映，提高了会计信息处理过程中的标准化程度，从而实现降本增效。

一、从私恶到美德：人性自利的道德升华

(一)自利：经济人行为的价值驱动

人生而关心自己，维系自我生存、实现自我发展是人性本然。经济人受利己心驱动，求利与得利贯穿经济人的行为始终。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每天所需的食品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1]谋求自利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经济活动，每个人不仅生而具有追求、捍卫个体利益的权利,而且应为实现这种权利付诸劳动。斯密将这种天赋人权给予经济人主体之中。经济人主观能动的自利行为推动了生产、分工、交换、消费等市场环节的展开，利己之心为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孟德维尔将人的自利称之为人性的私恶，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自利而不损害他人，社会公共利益将得以最大化实现，“私恶即公德”。斯密接受了孟德维尔“私恶即公德”的哲学告诫，而后将自利、自私进行了严格区分。斯密蔑视自私，肯定自利，他将自私与贪婪相提并论，自私只关注个人得失，不顾及他人感受，其后果往往是损害他人利益而饱一己之私;将自利与自爱等同，自利的同时也关照、爱护自己，但以不伤害他人为原则，是个体在经济生活中对生命、权利、价值的维护与尊重。在斯密看来：人们追求自身利益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每个人对于改善自身境况的不断努力是国民财富赖以产生和增长的重要原因。自人类社会形成以来，关于人性利己的研究与争辩从未停息,现代生物学借助科学的方法验证了利己人性的客观存在，这也为经济人理论提供了科学支点。

体制机制上，编织网络，分工负责，分工不分家。形成“三层同心圆”：核心层为编委会及编辑办成员，紧密层为专家及部门牵头人，松散层为部门（单位）一般供稿人。编纂工作中，按照编委会的部署，主编带领编辑办公室负责日常修志运行，编辑集中办公，分工不分家，虚心向专家请教，与每篇牵头部门联络人常联系，对供稿单位多指导。

(二)自爱：自利的道德升华

2.1 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后，治疗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χ2=4.323，P<0.05)。见表1。

（1）教师安排具体活动的活动内容，对家长进行一对一或者分组讲解，使家长能够接受教师的安排，配合教师进行教学活动。

斯密赋予经济人自利以“审慎美德”的思想，对于欧洲走出封建社会、发展市场经济起到了重要的引导和推进作用。在启蒙运动之初，欧洲还没有形成个人为改善自身生活不断努力的劳动观，反而把个人求利视为附和魔鬼的邪说，“当时认为，普遍性求利这一概念，对神是有极端侮慢性的”[3]。斯密将自爱自利这种每个个体于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心理动机和社会行为纳入到美德的范畴，这就为市场经济得以推行、解放发展生产力，扫清了在伦理上、心理上的双重障碍。

二、在利他中利己：制度育德与本体从善的共振

(一)利他：经济人利己的必然路径

给予利己以道德辩护，为经济人自利进行价值澄清，以达成利己愿景。斯密立足于资本主义初始时期，经济形态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传统的人与人的依赖关系被物的依赖关系所取代这一社会背景，为经济人实现利己建构了既以为人己欲有，既以与人己欲多的方法体系。经济人追求自身的利益是以实现他人物质需求为路径，给他其所得，取己之应得，在利他中实现利己。

A Contour map drawing method of gpr exploration for bottom boundary of the mud pumping

制度利他是一种外在的客观要求，是主体从善的印象反映；而同情利他则是经济人内在的主观意识，是主体本善的移情表现。“人，不管被认为是多么的自私，在他的人性中显然还有一些原理，促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使他人的幸福成为他的幸福必备的条件，尽管除了看到他人幸福他自己觉得快乐之外，他从他人的幸福中得不到任何其他好处。属于这一类的原理是怜悯或同情。”[2]2同情构成了经济人利他的心理机制，在制度与同情的内外因共振之下，利他孕育出仁慈与正义的美德。仁慈是仁爱、慈善，是减少自身的利益去观照他人的幸福，令人仰慕而不能强求。在斯密看来，人类社会如能步入仁慈的境界当然很好,但最为重要的是正义。正义的准则极为精细，标明它所要求的每一项外在行为的方式，一旦违反正义必将受到处罚；而遵守正义则是义务，得不到任何奖赏。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论述的正义是一种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消极美德,即我为邻人做了正义的事是我不做任何有损邻人的事,这就与《国富论》中经济人的行为边界——利己不损人形成呼应。在不影响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每个个体的自我利益都能实现，国民财富就会快速增长，利他效能也实现了最大化。

晚年的斯密已经看到了经济对道德的冲击，商业社会中道德堕落问题令其忧心忡忡。这位经济学巨匠离世之际，在《道德情操论》最后一版的修订中，花费了相当的笔墨论述克己的重要价值，这对于崇尚自由主义的他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在斯密看来，兼具审慎、正义、仁慈、克己之德才是一个品行完美的人，“一个遵照严格的审慎、严重的公平与适当的慈善等规则行动的人，也许可以成为德行完美的人。但是，仅有最完美的规则知识将不足以使他能够遵照规则行动……最完美的知识，如果没有完美的克己或自我控制的功夫加持，将未必使他的言行得以合宜正当”[2]300。

其次，经济人利他表现为激励他人自利，实现人人互惠。“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之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1]13-14给其所需，对于他人而言只是停留在受动层面，而激励他人利己之心，他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充分显现。经济人与他人构建成一种合作互助关系，将自身的利益与他人的利益达成一致，形成利益共同体，以激发他人利己之心，促进他人自利从而实现自身利益诉求。

在斯密看来，自省源于合宜，合宜则发端于人内心的公正旁观者。如果在白天我们过分勤劳或者懒惰，又或者是一时疏忽侵害了邻人的利益，那么在晚上心中的公正旁观者就会责备我们的言行，让我们反思自己的过错。“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慷慨宽宏的人在所有场合，以及猥琐卑鄙的人在许多场合，为了他人较大的利益而牺牲他们自己本身的利益呢？……它是理智，是原则，是良心，是安住在胸怀里的那个人。”[2]163公正旁观者以他人为眼,反射本我的镜象、审度心中的天平，让经济人的行为合宜于自己、合宜于他人。伦理学中的合宜相近于经济学中的对价，要使对价合理生效，必须建立某种中立、客观的机制，以纠正立场不同所产生的观点偏差。

从利己走向利他，在利他中实现利己，是市场制度对经济人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经济人依度而行、保障自我利益达成的现实需要。

(二)仁慈、正义：制度与本体的双重孕育

首先，经济人利他体现于以货易货，互通有无。斯密认为：“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而生产者的利益,只在能促进消费者的利益时,才应当加以注意。这原则是完全自明的。”[4]27商品兼具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双重属性,商品生产者要想实现商品的价值，必须把使用价值让渡给购买者。想得到我需要的，必先给予你所需要的，如此才能促进物物交换，达成利己目标。

仁慈与正义是经济人主体道德的灵魂，是利己之德导向利他之德的价值升华。经济人恪守正义、放纵慈善，从而实现了与道德人之间的转化。

在仁慈与正义的关系上，斯密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仁慈宛如人类大厦的装饰品，正义宛如支撑大厦的柱石。装饰品可以增加建筑的美感但并不影响建筑的牢固，所以劝诫人类实践仁慈而无强迫之必要；相反，正义则不可或缺，如果柱石被移走，人类大厦顷刻间就会土崩瓦解。斯密仁慈与正义的相互关系论继承了休谟“自私是建立正义的原始动机”的思想，同时又有别于休谟美德源于慈善的论断。他将“不损害他人利益”而不是“增加他人利益”作为正义最核心的道德要求，肯定了正义存在于对个人利益和幸福的审慎追求之中，明确了对个人利益和幸福的追求只要不损害他人就合乎正义；反之，禁锢人们对个人利益和幸福的追求就是非正义。斯密对正义的诠释是对西方正义论的发展，无论是对边沁的功利正义论,还是对罗尔斯的契约正义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自我克制：是与应当之间的逻辑转换

(一)合宜：道德两难的平衡

基于利己孕育了审慎美德,出于利他产生仁慈、正义。这种观点揭示了利己、利他美德的心理机制，但利己同利己分寸的审度、利他同利他尺度的控制，则涉及到是与应当之间的逻辑转换。利己心强烈、利他心薄弱是经济人的天性，如果防范自利过度，将利己控制在惠及他人的范围之内，在道德两难之间内省美德应运而生。节制贪图享乐、爱慕虚荣的激情，克服过度的恐惧、狂暴的愤怒，防止自爱偏向自私、利他走向虚无是内省美德的职责。对我们自身幸福的追求，利己心把审慎美德荐于我们；对他人幸福、困苦的关注，同情心把仁慈与正义荐于我们。“自我克制或克己的美德，在大多数场合，却主要、甚至几乎完全是只被一个道理推荐给我们。这个道理就是合宜感。”[2]335合宜感是自我与他我、自爱与爱人相互作用的情感反应，是道德、利益的度量衡。完全利他，自我将无法保存；一味利己，正义就受到侵犯；克己则防微杜渐，促进两者相容，保障美德之间的和谐、共存。

在经济学中厘清了经济人的行为边界——自利而不损人之后，斯密又从伦理学的视野赋予自利以道德内涵。与《国富论》人性思想相互观照的另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则完全超越了自利是私恶的性恶论，他将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爱升华为美德的范畴，并将其界定为“审慎美德”。“注意个人的健康、财富、地位、名望，这些据说是人在今生舒适与幸福主要仰赖的对象，被认为是那个通常被称为‘审慎’的美德应尽的职责。”[2]斯密将“审慎美德”分为两种境界：当审慎仅仅指向关注个人的身体、财富、地位时，接近于伊壁鸠鲁学派哲人的品质，是较低级的，只能受到某种轻度的尊敬；当审慎导向名誉、人格、价值时，审慎与自省、良知、正义相伴随，类似于逍遥学派中哲人的品质，是高层次的，因而有资格受到广泛的赞美。斯密对“审慎美德”的两分法，在今天看来，即物质与精神之别。追求物质利益，爱自己的身体、财富、地位是《国富论》中经济人自我生存、发展的理性抉择；追求精神利益，爱自己的声誉、人格、价值是《道德情操论》中经济人提升人生价值的感性回归。

经济人利他最后显现为受“看不见的手”的调整。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4]。“看不见的手”引导着人们做出有利于个人与社会的最佳选择，无论市场主体有没有利他意识,他想实现自身利益，谋求社会认同,都必须把利己导向利他,实现利他和利己的统一。

(二)克己：美德的维护与支撑

由图5知机械的共振频带在500 Hz以上，因此对其进行500～5 000 Hz的带通滤波得到如图6所示的频域波形，由于系统噪声淹没了故障频率，对滤波后的信号进行希尔伯特变换并取其包络得如图7所示波形，对其进行谱分析如图8，最后进行低通滤波并将得到的结果进行细化得到如图9所示结果。

克己不仅对经济人原始的自私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而且对经济人自然的同情也富有细腻的感受力，它不断压制自私，修正同情，促使经济人的品行日臻完善，让美德散发光芒。而当经济人的激情破坏了审慎、正义时，克己的力量可以把这些美德重新凝聚，让它们在那些破坏性的激情面前仍然能够彰显出德性的力量。克己为审慎和仁慈、正义之间的和谐提供重要维护和有效支撑，完善了经济人主体人格，引导、激励经济人明善、向善，为经济人通过利他的方法实现利己的目标提供了道德保障。

四、经济人思想对当代道德建设的启示

(一)给予经济人自利以道德善

斯密所力图构建的经济人是利己与利他相融合、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相统一的道德人。斯密以经济人为主体，以自利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为逻辑起点，以利他是自利的方法、律己是利己的保障为主线，以人人平等互利、社会和谐进步为依归，形成了层层递进、首尾呼应的经济道德观，并依此为内核推演出经济自由主义学说。斯密的经济人思想既契合了人类生存的实际，又关照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为西方国家建立市场经济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在斯密看来，无视人性自利的本能，将自利置于道德的审判台上加以批判，既不利于人性的和谐，同时也是对市场发展动力的压制；而过度强调自利的作用，缺乏相应的制衡，就会带来道德堕落的隐忧。尽管审慎之德并不值得人多么敬仰，且自利、自私时常纠缠不清，但斯密认为，好比在收获果园里的果实时，你不得不拾到园中的害物与莠草。难道就因为害怕拾到害物和莠草，就放弃种植果园吗？斯密的回答是否定的。正视人的利己本能，引导利己走向利他，这种原始、自然的能量汇聚交融，就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论设想，斯密赋予了经济人以德性，他一方面批判了霍布斯、曼德维尔的绝对利己主义思想，同时也吸收了“私恶即公德”的合理内核，在《国富论》中将自利视为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斯密修正、发展了哈奇森、休谟的美德来源于慈善的学说，在《道德情操论》中将基于自利的自爱构建成美德共同体中的重要一极。

纵观人类道德思想的发展，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理论，还是古希腊智者学派的美德观，对于人性利己均没有给予一种理性、客观的对待，而斯密打破了传统的道德桎梏，给予利己以道德关照。正如约瑟夫·克罗普西所言：“斯密的教诲是要清楚说明道德与保存自我,而这学理能结出的果,是要让人从传统的道德桎格中释放出来,让人活在不繁苟的统治下,可各自按着人的意愿,自由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全面地看,这个成就很了不起。在道德责任的基础上,不用压逼而用自由做手段,调和其自利与公益,这是前无古人了。”[5]

人天生自利、自爱,这被视为是对人的生命权的尊重。自利、自爱不仅成己而且达人，即自利、自爱成为道德善。

(二)致力于财富与美德的并行不悖

斯密所处的年代是资本主义社会初始时期，他见证了经济发展对社会财富的推动，又目睹了商业贪婪滋生的道德腐化。斯密经济人美德观与柏拉图所提倡的美德：智慧、勇敢、正义和节制不尽相同，又与同时期休谟推崇仁慈、正义、轻视自爱的美德思想有着显著差异。斯密立足于经济、伦理的双重视角，从人类众多美德中抽取了审慎、正义、仁慈、克己，审慎的美德让我们关注自己，有利于国民与社会财富的积累；正义、仁慈的美德促使我们利他，致力于社会公平的维护和大同理想的追寻；克己美德则调整内心的平衡，达成自我的和谐。这四种美德既有独立的价值取向，又相互依存、互为支撑，共同构成经济人美德大厦的重要支柱：审慎是美德之基础，正义是美德之核心，仁慈是美德之企盼，克己是美德之维护。

晚年的斯密反复强调四种美德的必要性，这位经济学巨匠力图构建的美德共同体，具有强烈的社会指向。一方面，审慎、正义、仁慈、克己均承载着各自的社会效用，商业社会中过度追求私欲所产生的恶，可以通过这四种美德合成的善来加以制衡；另一方面，斯密以利己与利他相融合的人性二元论为内核，系统地阐述了四种美德形成的心理机制——自爱心、同情心、合宜感，培养这四种美德具备先天的人性基础。尽管斯密所持的人性二元论并设有在他所处的那个年代得到科学理论的支撑，甚至后来一度受到德国历史学派的质疑、批判，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遗传学研究表明,人体内有利己与利他的基因，并借助基因把利己和利他行为传播。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也从心理学的视野，揭示人类动机的发展与需要的满足之间密切相关。这就为斯密构建在人性二元论基础上的经济人美德思想提供了科学辩护。斯密的经济人美德思想于社会发展既有理论的先导性，又有实施的可行性，形成了一个逻辑严密、坚不可破的思想整体。在离世之前，斯密仍然在不断完善、修订《道德情操论》，他赋予经济人以一种道德张力，致力于留给后人的不仅是形而下——防止道德腐化的术，更重要的是形而上——构建财富与美德正向激励的道。在斯密辞世之后，《道德情操论》第六版发行。财富与美德如何并行不悖？这位伟大的哲人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培养具有审慎、正义、仁慈、克己美德的人。

今天我们仍然处于斯密笔下的商业社会中，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打上了经济人的时代烙印。我们既感受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物质生活充盈的喜悦，又背负着道德水准下滑的精神之殇。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两极分化日益增大，资本逐利与人性向善的冲突愈演愈烈，搅动着我们内心的安宁。200多年前的斯密就敏锐地观察到逐利与求德并不矛盾，利益与道德相协调具有人性基础，他赋予经济人以道德因子，如智慧之匙，为我们应对商业社会中的道德堕落、实现财富与美德的同向增长提供了一种路径启示。

参 考 文 献

[1] 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3.

[2]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谢宗林,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265.

[3] 罗伯特.L.海尔布罗纳：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M].蔡受百,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19.

[4] 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4.

[5] 约瑟夫·克罗普西.国体与经体——对亚当·斯密原理的进一步思考[M].邓文正,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