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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休闲研究的展望——对话斯特宾斯的《休闲研究的前方之路》

更新时间:2009-03-28

罗伯特.A.斯特宾斯是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社会学系的一名教授。作为一名很早就认识到休闲研究的意义和重要性的学者,他为休闲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尤其是他提出的以“严肃休闲”概念为核心的休闲理论体系,更是在休闲研究中独树一帜。甚至可以说,斯特宾斯是当代休闲研究中首屈一指的人物,其理论体系对休闲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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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宾斯在提出其理论体系之后,并没有停滞不前,而是不断地对其进行反思和修正。在当代,他的观点同北美和西欧一些休闲学家一样,都认为休闲学走到了一个平台期,遇到了一些瓶颈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他在2011年3月刊载于《世界休闲杂志》上的《休闲研究的前方之路》一文中,就谈到关于休闲学研究的现况和需要认清并解决的问题。

休闲研究是否变得艰辛

在《休闲研究的前方之路》的开篇,斯特宾斯就提出“休闲研究的前方之路是艰辛的”[1]。这是斯特宾斯对休闲研究现况的基本判断。基于这种判断,文章的主要内容就是提出让休闲研究变得艰辛的一些问题,并分析了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针对这些问题给出了他的一些解决之策。

()以实用为导向使休闲学的发展遇到瓶颈

斯特宾斯认为,休闲研究是否变得更加艰辛,原因有二。第一个原因就是多数休闲研究和教学机构都在大量削减对研究项目的财政支持。这就导致了教学机构中课程设置和师资力量的减少,造成了生师比不平衡,使得教学压力增加,进而影响到教学质量。他认为,这种财政上的削减,不只单纯出现在休闲学研究中,也是人文学科或者社会科学研究普遍面临的问题。在西欧和北美的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直有这样一种实用主义导向,即多数研究是从实践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出发,为了解决一个或多个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进而采用一种从实践到理论的问题导向型研究的模式。所以如果不是以一个或几个能解决实际生活中的相关问题为核心的课题型研究,如果只是倾向于做基础型或者指导型的理论研究,就很难找到对此感兴趣的私人基金的赞助。毕竟赞助者的赞助大多是带着自己对经济利益的考量,甚至带着某种更纯粹的商业化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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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可能存在着类似的状况。儒家思想的入世精神和现代的企业家精神是从传统到现今的主流价值取向。说到休闲,可能很多公众自然地联想到了懒散的、甚至消极的人生态度。往小了说,休闲不过就是玩,是茶余饭后无事可做时打发时间的消遣。在这样的想法指导下,对休闲、休闲学的认识就会存在误区和偏见。但是目前,中国政府对于休闲的必要性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和肯定,并且重视程度正在逐步提高,尤其像杭州、上海等东南沿海发达城市的政府,正在以各种方式重新审视城市的休闲服务功能对生活质量的提升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以杭州为例,休闲政策就得到了自上而下的贯彻落实。“‘十一五’以来,杭州将旅游休闲产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将旅游休闲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推进紧密结合,深刻认识到旅游休闲事业与生活品质建设的内在逻辑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杭州进一步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引,努力建设‘国际重要的旅游休闲中心’。”[3]当政策一以贯之的执行下去后,休闲概念也渐渐深入人心,有了群众基础。这对休闲理论的发展和休闲学的学科建设是有极大的帮助和益处的。

药物在使用过程中,会因个体差异或种族差异而产生作用、代谢方面的不同,具体情况如下:①个体差异。由于个体的差异,在相同血药浓度下会产生不同的药物效应,而且在应用相同剂量的药物时会产生不同的血药浓度;②种族差异。对于不同种族,相同药物会产生不同的药物反应,这提醒人们在不可盲目引进或应用国外先进的药物。这些差异的产生,都与遗传因素相关,比如说种族差异,就与能够影响到药物反应或代谢蛋白基因发生突变相关[6]。

2)不以描述对象为目的,旨在揭示其在生活中存在和发生作用的特征和规律,揭示它对任何社会可能具有的价值和意义;

()公众的刻板印象使休闲学的发展遇到瓶颈

以上几个方面跟中国休闲学界的研究环境有相似之处,但也略有不同。如同我们在前一个问题中所谈到的,休闲在中国的公众认知度虽然有上升的趋势,但总体来讲,认知度还不高。一方面,休闲学界的专家学者并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对公众进行休闲“科普”;另一方面,国内的一些高等院校只是简单地将旅游、体育等专业名称改成了休闲旅游、休闲体育,但是课程设置上并不规范也不系统,造成休闲高等教育不够普及;最后,也是休闲学本身理论体系建设还不够完整,学科边界不够清晰造成的。

这种在学科建设之初,就重视理论建设的态度,强调问题意识的同时也不忽视基础理论建设的双向发展道路,使中国的休闲学具有了自己的特色。在某种程度上也规避了斯特宾斯在其文章中所提到的休闲学发展瓶颈的问题之一。当然,我们同样存在自己的问题。比如,休闲学的发展时间还很短,学科的建设还处于一种起步阶段。相应的,休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知名度还不高,缺少相应的社会关注度,更没有获得太多的社会私人赞助者的经费支持。这些情况也适时地提醒我们,应该更加强调休闲学与实践的结合,适当关注一些具体的生活中的问题,做到问题导向和理论指导的并行发展,用理论的发展指导问题的解决,再用实际工作中遇到和解决的问题充实理论发展。

休闲研究何以变得艰辛

斯特宾斯认为,让休闲学研究变得艰辛的原因有以下三点:

1)休闲学研究者并没有能够让普通大众甚至其他学术研究者认识到休闲学的重要性,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对话机制。

2)休闲学缺乏理论体系,缺少方法论。这一点也是大多数社会科学学科都或多或少遇到的问题。只是其他学科并没有因此而被外界所忽视,比如人类学、考古学和心理学。

板类熔模铸件的内浇口开在正面时,会产生“丁”字形热节。由于直浇口在凝固时发生收缩,型壳会因阻碍收缩而产生变形。故一般将内浇口开在铸件侧面,浇口类型为扁平的梯形,浇口平台(打磨基准)厚度至少为0.5mm。当铸件平面较大时,为了防止压头高度太高而引起型壳膨胀,需要多开内浇口而减少压头的高度。

3)高等教育的普遍困境是休闲学陷入艰辛的大环境。

斯特宾认为,休闲学发展遇到瓶颈阶段的第二个原因是公共休闲服务财政支持的减少。斯特宾斯提出,在英文的词义中,公众对“休闲”的理解还停留在“随意休闲”的阶段。那么它比起健康、教育、安全这类需求就不是那么紧迫的,甚至必要的时候是可以在预算中削减的。公众的刻板印象把休闲仅仅看待成是随意的享乐,认为它不仅不需要政府的大力财政支持,甚至还可以通过主题公园、旅游景点、运动赛事、流行音乐会这样的手段和活动方式盈利,那么休闲就更不需要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财政支持了。

但是在中国的休闲学研究领域一直有这样一种观点,即休闲学本身是一个多学科交叉兼容的学科,其本质是立足于哲学中的生活哲学和存在哲学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休闲学是具备哲学研究的特征的:

白阳不动声色地喝了口酒,那女人通知他今天会带赵晓峰来这家酒店,弦外之音是让他好好地利用,于是他有效地利用了这个情报。

1)它研究作为整体的一般意义上的休闲学,而不是对某个领域的具体内容的专门研究;

终日闲晃的阿不都·列宁阿不尼兹与付江录相识后,付江录帮他买车,为他联系工程,使他年收入达11万元。买买提·尼牙孜在付江录的帮助下,干了跑运输的工作,年收入8万元。克然木·买买提同样是在付江录的帮助下找到工作,2013年他年收入近10万元。这些维吾尔族兄弟的名字和付江录紧紧连在一起,他们都是付江录和家人无私帮助过的亲人。

3)运用哲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知识对休闲的各种不同形式进行综合研究;

4)对休闲的研究既要静态地表达其内涵、结构、价值,也要动态地揭示其一般形式和规律。

从行业发展空间看,以抽油烟机、电饭煲、微波炉为代表的厨电行业,整体行业成长逻辑不变。厨电行业长期看在品类拓展上亦有空间。依据中怡康数据,从目前市场格局看老板及方太双寡头在终端市场份额始终保持绝对优势,而且增长动力仍然充足。

在这样一种以哲学为根基的理论研究方法指导下,中国的休闲学研究带着鲜明的理论特色。目前,中国唯一的休闲学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点在浙江大学哲学系,是隶属于哲学的二级学科。中国的休闲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为自己奠定了一个哲学的根基,研究者们始终坚持强调在存在哲学的指导下,为休闲学建构完整的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的重要性。因此,中国休闲学研究的哲学理论推进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与此同时,斯特宾斯提出的普通大众中的“休闲”基础和与其他学科之间缺乏对话,这也正是中国休闲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那么要如何才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呢?斯特宾斯给出了他的一些建议。

休闲研究如何才不再艰辛

斯特宾斯为提升休闲学在学术界和公众观念中的认知度,提出了一些颇有建设性的意见。

()构建交流机制

在这一点上,中国的休闲学界也在积极的为同其他学科沟通和交流做着大量的工作。最值得称道的应该算是从2006年起在杭州定期召开的世界休闲博览会。比如2017年10月20日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就召开了第十九届中国杭州西湖国际博览会和第三届世界休闲博览会暨世界休闲高峰论坛。论坛上世界休闲组织主席罗杰·科尔斯、世界休闲组织首席运营官克里斯丁·奥尔特加、亚太休闲教育研究中心荣誉主任庞学铨教授都出席论坛并发表成果。最重要的是,世界休闲高峰论坛并不只是休闲学界内部的活动。这次以“休闲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学术论坛为期两天,与会嘉宾包括中外学者、政府官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士。这样的平台正是一个让公众和其他学科的学者认识休闲学、了解休闲学的最佳时机,也是让休闲学和其他学科沟通交流、建立对话的绝佳机会。

斯特宾斯的第一个策略是通过出版物、口头报告、网站和录像报告的形式,与其他学科的学者进行对话和沟通。并且列举出了他认为休闲学与其核心利益相关的学科或研究范围,包括旅游、种族、幸福、退休、消费、终身学习以及青少年犯罪等16个方面。

当然,这种以问题为核心的更偏重于实用性的研究,在西欧和北美这类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格局下是无可厚非的。而且,在休闲学学科建设的初期,也正是这些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给研究者带来了新的想法和方向,使其产生对休闲学研究的兴趣和热情,从而走上了休闲研究的道路。这点与中国的休闲学发展的原初并无二致。但是,中国的休闲学研究之路,从一开始就在强调问题意识的同时,注意到了休闲学学科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并且有意识地将中国文化渗透其中,使之具有中国味道和中国特色,而不仅仅是把国外成型的理论拿来套用于中国的现实。首先从词源学讲,中国的休闲研究不仅强调古希腊语中“休闲”的本初含义,也有很多学者结合中国语言的特色,考证了“休闲”二字的含义。比如张广瑞认为,“汉语中的休闲包含两层含义;休,停止劳作,休假,休息;闲,闲适,悠闲的状态”[2]。其次,在对“休闲”含义的理解上,中国的休闲学界在吸收了西欧北美的休闲学家以时间、体验和活动为中心对休闲进行界定的同时,弥补了其不足之处;认为没有核心理论指导的概念是空泛的,而休闲作为人类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是要同人和人的生活相联系的。所以,以“存在”为核心的休闲理论体系,越来越为中国休闲研究的群体所接受。

()与成熟的学科合作

斯特宾斯的第二个策略是让休闲学成为医疗健康、经济管理等此类“强大的、受人尊敬的并且被充分理解的科系或者学院”[1]的一部分。

正如前面所说,在学术交流和沟通中,应该积极地与其他学科,特别是与一些成熟的、在某些方面有积极贡献的学科,就像斯特宾斯提到的经济学、医疗健康以及教育、旅游等学科进行合作。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合作如果能够建立在双方都是独立、对等的学科前提下,应该是更加有效和有益的。并不一定要像斯特宾斯所说的那样,把休闲学纳入到此类学科或院系之下。这是因为:第一,休闲学的理论基础应该是以存在为核心的生活哲学,而不是社会学或经济学这类应用型学科;第二,休闲研究本身包含着以下三个层面:

1)用其他学科的观点研究该学科中的休闲问题,这属于其他学科的问题;2)用休闲理论为基础研究其他现象中的休闲问题,这属于休闲学的交叉学科分支,这些分支构成了休闲学的学科群;3)休闲学理论本身,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休闲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理论。所以,如果简单地把休闲学纳入到其他学科中去,就混淆了这三个层次的休闲学研究的任务;在休闲学的人才培养上,把休闲学纳入到相关的专业或院系就容易造成只是在原有专业上简单地冠以休闲体育、休闲旅游这类名称,实际上并没有对课程设置进行规范和系统的创新,就无法适应休闲人才培养的需求。

胎架制作→H型钢梁的定位拼装→校正→检验→对接焊缝焊接→焊后校正→方钢管上弦杆和腹杆的拼装→焊缝焊接→焊后校正→监理工程师检查验收→涂装→检验合格。

()与公众分享休闲的贡献

无论是休闲研究者还是机构,都不能书斋化地闭门造车、做远离生活的研究。那么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如何改变和提升公众的生活质量,休闲如何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这都需要通过休闲研究者和学术机构有意识地与公众分享其研究目标、进展以及成果,让公众了解并且有意识地参与到休闲中来,这才是休闲学的立足之处。只有公众在认知上对休闲有了根本改变,才能让休闲学以及休闲研究的道路不再艰辛。

利用社会热点是斯特宾斯提出的第三个策略。比如借用大家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热度,强调休闲在创造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上的重要性。休闲研究可以深入到休闲活动对环境的影响领域,还可以深入到休闲活动的环境性政策法规领域等多个方面。同时,休闲活动的参与者也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志愿者、自然环境下的活动爱好者,或者直接以自然为对象的业余艺术家转变成为了可持续发展环境的拥护者[4]

在中国,类似的热点也有很多。比如随着中国老龄人口数量的逐年增加,对老年人休闲的关注也成为了休闲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中涉及到很多相关的课题,比如休闲与健康,老年人的休闲心理以及休闲制约等等。学者龙江智和王苏就曾经做过“基于中国老年群体的本土化研究”,探讨深度休闲行为对老年群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5]。休闲学和休闲研究能够通过对这些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提升自己在公众中的认可度,使休闲以及休闲学更好地被公众认识和接受,从而获得应有的地位和重视。只有这样从根本上改变公众对休闲的认知观念,才会使休闲研究的道路越来越宽阔平坦。

1.2.2 调查方法 研究者在医院各科室发放问卷,讲明研究目的及意义后,调查对象进行问卷填写,经研究者检查无漏填、错填项目后当场收回。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40份,收回有效问卷222份,有效回收率92.50%。

()强调积极的人生体验

休闲学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大多都是与人和生活以及如何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相关。这本身就是休闲的魅力所在。传统观念认为,工作可以积累财富,提升社会地位。这也曾经是基督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一种生活态度和人生哲学。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人们开始拥有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如何善用这些闲暇,开始成为很多人思考的问题。这也正是休闲学研究兴起的原因之一。休闲学的研究者应该提出有效的证据让公众认可休闲不只是享受和玩乐,不只是消磨时间、无所事事。实际上,休闲作为一种积极的人生体验是重要的而且是有价值的。

那么如何实现这一点呢?首先要达到一种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就像亚里士多德说的“工作是为了更好的休闲”。我们在努力工作的同时,要清楚工作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只是一味的追求财富和成就,急功近利,偏离了做一项工作和事业的初衷,就可能会出现被工作异化的情况,人也将沦为工作和金钱的奴隶。正确的休闲观正是要保证人劳逸结合的基础上,给人以更丰富的生活。“休闲不能简单地看成是为工作而服务的。换句话说,即使某些学者认为休闲使我们恢复体能再次工作,休闲也不是为了工作而存在的。”[6]因为休闲活动的目的本身就是分成这样几个层级的(休闲活动层级理论):身体的放松和休息;娱乐和感官的享受;心理需求的满足;最终达到审美、自由和自我实现的最高境界。善用工作、生活、劳作之外的闲暇时间,通过从事更高层级的休闲活动才是人通向自由人的有效途径。

休闲活动层级理论中的第三个层级——心理需求的满足是休闲对现代社会特别重要的一种贡献。这也是斯特宾斯所提到的第二个积极方面,即休闲带来社会交往,提升幸福感。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在满足了较为低级的生理和安全需求之后,交往、爱和尊重是人作为社会人最主要的需要。在当代的生活中,人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越来越疏离,甚至科技的发展、手机和网络的发达都让这个资讯时代下生活着的人们更加物化、更加远离他人。而良好的休闲态度和观念以及积极的休闲活动正是重新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联络的有效方式。与家人、朋友一起参与到社区和团体之内的休闲活动是最有效的让人建立社会联系、满足交往需求的途径。正如斯特宾斯所言,“虽然休闲并不等同于幸福,但毋庸置疑,它对创造幸福至关重要”[7]

中国的休闲研究之路

斯特宾斯的文章主要针对的是他所在的西方世界,尤其以西欧北美为例的发达国家的休闲研究的一些现况。在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当然也有许多的不同。比如中国的休闲研究一直较为重视理论基础和体系的建设,这也是近期中国休闲学研究者努力的方向。虽然不太容易遇到斯特宾斯提到的研究导向所带来的瓶颈,但是也提示我们应该在强调理论研究的同时,要更加重视结合实际生活中的问题。

改变公众对休闲的刻板印象同样是中国的休闲学界需要意识到的严肃问题。因为只有大家接受了“休闲”,那么“休闲研究”才有价值。休闲与其他学科的交流与合作,让公众正确认识休闲,强调休闲对生活的积极一面,这些都是休闲学研究者应该在未来的工作中应该更加关注的内容。只有这样,中国的休闲研究才能走上更加宽广和平坦的道路。虽然我国的休闲理论发展晚于西方国家,但是如果我们能有效地吸取他们的经验和成果,规避他们已经发现的问题,中国休闲研究的前方之路才不会如此艰辛。

[1] Robert A.Stebbins.Leisure studies:the road ahead[J].World Leisure Journal,2011,53(1):3-10.

[2] 张广瑞,宋瑞.关于休闲的研究[J].社会科学家,2001,16(5):16-20.

[3] 庞学铨.休闲与城市发展的杭州样本[R].休闲与城市发展杭州样本课题组,2017.

[4] Robert A.Stebbins."Amateur" and "Hobbyist" as concepts for the study of leisure problems[J].Social Problems,1980,27(4):413-417.

[5] 龙江智,王苏.深度休闲与主观幸福感——基于中国老年群体的本土化研究[J].旅游学刊,2013,28(2):77-85.

[6] Karen Gallant,Susan Arai & Bryan Smale.Celebrating, challenging and re-envisioning serious leisure[J].Leisure/Loisir,2013,37(2):91-109.

[7] 罗伯特·斯特宾斯.休闲与幸福:错综复杂的关系[J].刘慧梅,译.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42(1):31-43

 
陈竞
《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03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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