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视域下我国幸福困境问题研究述评

“一切有生命和爱的动物、一切生存着的和希望生存的生物之最基本的和最原始的活动就是对幸福的追求，人的任何一种追求都是对幸福的追求。”［1］自古以来，幸福就是人生的最高追求，人们的认识随着历史发展不断深化，对于幸福的理解也伴随着认识的深化不断产生更为深刻的思考与理解，并指导着人们的生产生活。人们普遍认为，幸福的获得离不开因物质财富增加而带来的满足感。

1．研究方法上，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受西方影响比较严重。以开放性的视野汲取各方之长固然是好的，不过东方文学有自身的特点和文化语境，更有自身的诗学传承，所以建构基于中日交流史、东亚传统文化、社会现实和历史语境的研究体系是非常必要的。

然而，20世纪中期，伴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高速发展，人们对于幸福与物质财富关系的判断受到了强烈挑战。调查研究发现，虽然客观物质条件发展不断满足人们的财富需求，但幸福感却没有随之成正相关发展，即出现了幸福悖论。这一悖论的出现引起广泛关注，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纷纷予以解释，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在这里，幸福悖论实际上就是一种因对幸福问题的研究而产生的幸福困境，本文将幸福悖论等同于幸福困境加以解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繁荣进步也没能避免这一困境的发生。在努力实现“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背景下，如何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经验，结合本国传统及国情对幸福悖论问题进行合理解释并给出有效的解决方案成为学者们面临的挑战。本文将以幸福及幸福困境的缘起及概念为出发点，进一步引入幸福困境在中国的产生及表现，最后提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幸福观解决幸福困境的理论假设以供进一步深入思考。

一、幸福困境的缘起及概念界定

学者们普遍认同幸福作为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其获得与人的财富、地位、金钱等有必然联系。换句话说，物质财富增长、地位荣耀的获得等与人们的幸福感呈正相关。因而在此基础上，以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为主要任务的幸福最大化成为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价值理想。然而现实中，客观物质实际并未兑现人们的主观预想［2］，“幸福悖论”由此产生。

1.2 临床诊治及保肢方案 所有患者首先判断生命体征是否平稳，有无重大合并伤。予纠正失血性休克、补充血容量，在维持基本生命体征、全身情况稳定后，评估肢体损伤程度，进行保肢手术。一期彻底清创，清除坏死组织，尤其是失活的肌肉组织不能姑息，清创时注意保护血管和神经。先恢复骨组织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采用外固定支架和钢板内固定。血管修复是保肢的关键，需要时移植血管。骨骼、神经、血管修复后，予以皮肤软组织覆盖，如皮肤软组织缺损较多，行邻近皮肤肌肉转位，优先覆盖血管神经骨骼，残余较大创面予创面封闭负压引流(vaccum sealing drainage,VSD)治疗；二期行植皮或皮瓣修复。

（一）幸福困境的产生及概念界定

幸福困境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通常指人们始终如一追求幸福与幸福水平并未提升的现实之间的矛盾。狭义指向更加明确，即是具体的社会客观物质财富的积累并未相应提升人们的幸福感。目前，学界对于幸福困境的讨论多集中于狭义，本文亦然。

20世纪中期，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不断丰富的物质财富保障下的人们蓦然发现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有给自己带来更高的幸福感，反而与幸福渐行渐远，究竟是什么原因？

最后，值得强调的是社会保障制度对于国民幸福的重要意义。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问题的出现也成为影响获得幸福的重要因素。收入差距的拉大直接导致社会公平感降低，随之而来的就业压力增大、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等等社会困境浮现，进一步降低了人们的安全感。人口比例发生变化、人口老龄化加速、人际关系逐渐陌生，造成了人们精神上的幸福危机。

经济条件永远是解释幸福悖论不可绕开的根本因素。在讨论经济因素中，学者们普遍从相对收入、收入分配格局以及经济转型角度入手。幸福困境即“收入—幸福悖论”中关键在于收入问题。虽然从表面看，幸福悖论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收入对于幸福感的作用，但实际上，收入仍然是幸福观提升的基本保障。消费作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大马车之一，同样以收入提高为前提，收入水平限制着消费水平，进而使得经济增长的成果很难转化为幸福。此外，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是影响国民幸福的重要原因。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诱发人们的攀比心理，降低幸福感。李静在《如何破解中国的“幸福悖论”》一文中指出，幸福的“囚徒困境”表现为，“人类在幸福追求的过程中，也存在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的悖论，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却往往导致了集体的不幸福。［4］”

幸福悖论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们对于幸福悖论的研究也不断实现理论研究的突破，开始走向实证研究，而且在美国、日本等很多发达国家都得到了证实。

（二）幸福悖论的表现形式

在理解幸福悖论的过程中，有学者套用“幸福=效用/欲望”的幸福公式，得出“幸福=收入/欲望”。这一公式直观展现出幸福悖论中“收入—幸福”的关系，幸福主要取决于收入和欲望两个因素。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幸福悖论的两种表现形式，其一是收入悖论，其二是欲望悖论。

收入悖论，强调的是随着国家日益富裕，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而平均幸福水平并未提高。经济学家卡内曼主持的研究小组报告充分展现了收入悖论。他们对美国2004年度的调查发现，在家庭收入、幸福的横截面资料中，同一国家、同一时间，高收入家庭通常比最低收入家庭具有较高的幸福感，但最高收入家庭与中等收入家庭的幸福感没有显著差别。［3］

欲望悖论，更突出以限制人的欲望来追求更高的幸福。有学者更倾向于认为欲望悖论更多出现在中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无欲”思想的追求与理解很深刻，十分强调顺其自然的生活，这样就使得在幸福公式中，分母变小来增大幸福。王瑾在《中西不同幸福悖论及其均衡解》中对此问题进行了充分论证，以期实现欲望与收入的平衡来增强幸福感，解决悖论问题。

试验在湛江市遂溪县前进农业公司岭东队广东广垦农机服务公司的甘蔗机械化基地进行，面积约为5.33hm2，地形有一定坡度，采用顺坡横种植，地块平均长度在200m左右，地头留有机行道，种植行距100cm和140cm，甘蔗品种为脱毒台糖22号、台糖98-2817、台糖00-236等。全部采用机械培土，甘蔗垄高为25cm左右，甘蔗培土高度平均15cm。机械收获作业时的天气是晴天，土壤水分适中，不陷车，田间没有障碍物。

二、幸福困境在中国的产生及阐释

改革开放以来，民生幸福被提到关系国家和社会存亡的高度。一方面，实现民生幸福才是破解幸福悖论的关键。民生幸福，坚持以人为本，全力增进人民福祉，实际上就是对“情感适应”理论的突破，人民所获得幸福快乐的感受不再是短暂的激情。另一方面，实现民生幸福，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以顽强的意志品质、健康的身心人格、乐观的进取精神、和谐的人际关系、脚踏实地的努力来践行梦想，创造幸福，建设幸福中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成为新时代幸福观建设的新要求。

不得不承认，幸福悖论的出现，也凸显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步伐。学者们对我国幸福悖论的产生原因大致归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其中对于经济、政治制度的分析更为普遍，具体表现如下：

（一）幸福困境在我国的产生及解释

相较于幸福悖论理论解释研究，学者们对于我国幸福悖论解决途径的分析还处于起步阶段。大多以国民幸福的量化为起点，将通过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制度政策，最终实现民生幸福作为破解幸福悖论的完整途径。

近年来，许多中国学者也开始关注中国的幸福困境问题，并根据研究调查，结合中国的历史发展、国情等方面进行分析与探讨。目前，对中国的幸福悖论问题进行阐释与归因的研究较为丰富，而对于解决路径的分析仍处于探索阶段。

现代经济学理论建构以“财富增加将导致幸福增加”这一核心命题为基础。经济学家伊斯特林经过研究得出结论，“来自国家层面的时间序列分析显示，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幸福感并没有明显增长。”此外，他还强调，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在国家之间，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幸福水平呈正相关。伊斯特林的这一研究引起了学界的强烈反应，揭开了“幸福悖论”的研究序幕。因此，也将由于收入与幸福水平间不协调关系导致的“幸福悖论”称作“伊斯特林悖论”或“收入—幸福悖论”。

政治制度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幸福悖论的产生离不开制度上存在的需要弥补的缺陷。首先是公正的社会制度体系。国家分配制度“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正是对于影响人们幸福感的公正因素的完美诠释。其次，人们的政治参与也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加强政治参与能够增强人们的参与意识和主人翁意识，增强人们对于决策制度的认同感，在执行过程中满意度提升，幸福感就会增强。

由于不带蓄电池备电，所以在没有市电的情况下，这种供电方式不能为信号源提供电能。综上所述，直流输入不带备电的方案比较适合于信号源为直流输入，对服务要求不高的场景。

（二）幸福困境在我国的解决途径探索

在我国，幸福悖论的产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改革开放使得经历了困难的人们终于获得摆脱贫困的机会，追求物质财富的满足便成为国家建设的当务之急，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发展政策的指导下，造成了我国经济发展贫富分化极不平衡的状况。经济发达地区的精神需求更加丰富和多样，但是快速的财富积累并未带来精神产品的富足积累，因此出现幸福悖论成为必然。

国民幸福是测量国民幸福感的重要条件。陈艳丽把国民幸福界定为国民幸福感，即国民实现自身人生理想和预定目标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主观感受和心理体验［5］。目前，我国对于国民幸福的实证研究、量化研究不断丰富。关于解决悖论的具体方法讨论也十分丰富。一是从心理学角度，积极发展幸福心理学，引导人们学会自我调试；二是从道德反思角度，引导人们进行精神建设，培养道德品质；三是从社会学角度，进行和谐社会的建构，发展并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四是从文化角度，倡导实现文化转型，重建文化信仰体系等。为进一步研究探讨提供了丰富的思考角度。

西方发达国家幸福困境现象的研究日益成熟后，学者们开始将视线转向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黄有光提出的“东亚幸福缺口假说”认为，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很高，但是其幸福水平却比其他地区国家更低。因而，称其为幸福困境在东亚地区的表现。

用人单位普遍存在追求高学历化的倾向，不考虑人才配置的合理结构，在录用人才时常把高职生拒于门外。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技术操作型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小。市场经济下的“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机制还不完善，毕业生就业靠社会关系而不是看实力的现象依然存在，不同程度上挫伤了毕业生的就业积极性。加之，学校所设的专业与社会需求相对脱节，难以适应人才市场瞬息万变的形势。

三、中国梦背景下科学的幸福观对幸福困境的解读

幸福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追寻，人民幸福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追求，特别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物质财富不断积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开展，党和国家对于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幸福的问题越来越重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的幸福观体系成为当务之急。形成既结合中国优秀的历史传统，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同时体现我国当下中国梦背景下的国情民情社情的科学的幸福观对于理解并解决我国的幸福困境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近年来，学者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研究逐渐深入，如高延春所著《马克思幸福论》系统介绍了马克思幸福观形成和发展的脉络，同时对于幸福困境予以马克思幸福观角度的回应。于晓权等人进一步深入探究马克思幸福观的哲学内涵，并对于西方哲学对马克思幸福思想提出的诘难予以解答。此外，还有学者如江海全、吴冬梅、张立飞、乔志君等对于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进行了考察，并对其当代价值与意义进行思考，对中国幸福观的发展变迁进行了概括与介绍。

可是年初WSET三级课程才刚刚进行改革，加入了白酒的内容。而越来越多葡萄酒教育机构的兴起又让人看到这一市场的繁荣发展。这些负面新闻是否就是一个行业发展期的阵痛？我们暂时还有待观望，不过重要的是每一次这样的新闻出现都在提醒着我们对待葡萄酒教育认证都应该持有一份认真谨慎的态度。

幸福困境的破解不仅意味着人们幸福水平的提高，更是推动国家和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目前，关于我国幸福困境问题的研究视角多集中于经济学、心理学领域。针对中国幸福问题现状，阐释当前幸福困境，发展中国科学的幸福观视野不失为科学合理的路径。无论是中国梦视域下科学幸福观的完整诠释还是以科学幸福观破解幸福困境的理论解释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广西保险业创新路径 ………………………………………………………………… 吴望春 李春华（5/44）

学者们试图解释幸福困境的困惑时，常常把幸福仅仅看作人的主观心理体验，进而削弱物质财富对于幸福的影响。在此前提下得出一个既能够合理解释对于物质的追求，同时又以人的主观体验概括幸福感得不到提高的结论，即人的幸福感与物质追求的关系不明显。然而，这个结论无疑忽略了获得幸福感的物质基础，使人的主观体验脱离了社会实际，同时缺乏与我国历史与现实国情民情的结合考虑，导致幸福感衡量体系与实际社会发展程度脱节，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释并解决我国幸福困境的问题。

我国国内对于中国梦视域下科学幸福观的研究还十分贫乏，关于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以及人民幸福的研究中，缺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幸福观的体系化梳理，中国梦视域下的科学幸福观研究任重道远，但也要相信随着人们对于幸福问题的关注，科学幸福观研究的理论前景必定十分广阔。

参考文献：

［1］费尔巴哈著作选集（上卷）［M］.荣震华，李金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王艺.幸福转型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3］王瑾.中西不同幸福悖论及其均衡解［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0.

［4］李静，郭永玉.如何破解中国的“幸福悖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1（6）.

［5］陈艳丽.国民幸福与幸福指数论析［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