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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中国古代文学孤儿故事研究综述*

更新时间:2009-03-28

中国古代文学中孤儿故事十分丰富。《诗经·小雅·蓼莪》:“鲜民(孤儿)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出则衔恤,入则靡至……”汉乐府《孤儿行》:“孤儿生,孤子遇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从发展心理学的观点上看,一个婴儿或儿童,因为人类生物性的限制,必须依赖其父母的抚养教育。[1](P77)失去父母容易产生孤伶苦闷的情感,这种孤独感是封闭心理的反映,长期的孤独感会影响个体的人格。诗歌、小说、民间故事中的孤儿形象常常掩盖在故事情节之下,很少作为故事的行为主体受到重视。近20 年来,关于孤儿故事研究的成果相对增加,除如“赵氏孤儿”复仇故事这样专题的名著研究之外,很多野史笔记和小说中那些琐碎散见的孤儿故事也开始受到关注。而许多孤儿故事类型是属于持续古今且不断演变的,如孤儿读书励志类型,民国武侠小说家还珠楼主《独手丐》第三回,即写幼童姜飞是个孤儿,随寡母纺织度日甚是寒苦。孤儿从小聪明,读书无钱,借着代园丁打扫浇花而混入富家书房偷听勤读。得先生关照,孤儿终因遵循师教不以贫富论人,交名师,获名马,邂逅女侠,成为江湖上一代豪杰。而孤儿故事对于古今武侠文学母题、多民族民间故事母题、中外比较文学研究等,均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具有跨学科的研究价值。

1.2.7.2 规范物品擦拭方法 向各重症监护病房优先推广使用伽玛消毒湿巾取代传统含氯消毒液。物品表面擦拭方法培训如下(1)搭建模拟病床,进行模拟操作培训。(2)物体表面擦拭方法培训:①洗净并擦干双手,穿戴个人防护用品;②遵循“S”形状擦拭,由上到下,由干净到脏,擦拭过程终需要有3 cm的区域重叠范围,坚持“一巾一物”原则。(3)环境清洁效果评价:采用荧光标记法对环境卫生进行评价。环境清洁效果需考评人员与清洁人员共同确认。

一、近20年孤儿故事的研究现状

()国外研究概况

丁乃通先生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导言》(1978,中译本1986)中曾提到,在汤普逊《民间故事类型》第二版所列民间故事,特别是属于印度的类型中,有一部分类型在中国也有发现,其中包括369型“孝子寻父”,男孩经过许多奇遇之后偶然发现了父亲。德国民俗学家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在1999年面世中译本之后,影响很大,虽然没有明确“孤儿”故事,但他在中国发现了包含孤儿母题性质的“灰姑娘”“毛衣女”等故事类型。灰姑娘故事唐代已有,大多讲述灰姑娘受到继母虐待,而后机缘巧合,获得幸运的故事[2](P56-58);毛女(童养媳)则是受到婆婆虐待,逃入森林日久生出体毛且能飞[2](P216-217)。这都启发了国内研究者关注古代文学中孤儿故事。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讲到“白水素女”的故事时也曾指出,作品属于原始的民间故事的典型,孤儿就是故事人物,民间故事多同情那些不幸的人,而原始社会最早的不幸的人物是孤儿,后来才有了贫富之别。同情穷人,是社会发展以后的事,他不同意李剑国教授的田螺姑娘由白水素女演变而来的意见,认为民间流行的民间故事并非从书本而来,民间文学是深入民间的贵族文学家的作品的这一19世纪西方学者的观点已经被抛弃[3]。这些国外的代表性研究触发了国内学术界更多地关注古代文学中的孤儿故事。

()寡母抚孤书写

寡母指丈夫逝世后未改嫁而独自抚养子嗣的女性。这一群体虽然未曾作为主人公形象出现,但在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中都占有一定的地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父亲是家庭中主要的经济支柱,父殁则家贫。父亲的缺席导致家庭中供养物质生活的关键角色无人扮演,“寡母抚孤型”故事中“寡母”既要养育幼儿,还要维持家计,两者加在一起,更见艰辛困难。此外,寡母还承担着教育子女的责任。台湾学者熊秉真《建构的感情——明清家庭的母子关系》较早总结了孤儿寡母这一特殊的亲子关系,她注意到研究中国近代家庭的那些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曾观察到,“母以子贵”,中国女人需要儿子来巩固她在家庭与社会上的地位。而那些孤儿寡母分享了持久困苦的生活,在异常严酷的环境中奋斗,在屈辱中共同求生的经验,自然滋长了母子间强烈的联结,这种特殊关系“建构的感情”有着旁人无法体会的亲密,充满了苦中带甜的回忆。[4] 在段塔丽专著《唐代妇女地位研究》等早期研究的基础上,近年齐淑珍、邹殿伟以墓志材料分析唐代寡母对孤子孤女的教育及生活的影响,指出寡母对孤子的教育关注点在于其学业和仕途,望其学有所成,走上仕途光宗耀祖;寡母对孤女的教育目的在于创造条件,使她日后长大能觅得好夫婿。[5]孔令彬曾论述过寡母抚孤的一个特殊类型——陪嫁奴婢“媵”代主母抚孤。媵和女主人是主仆关系,同时也具有夫主妾的身份,双重的身份认同将其与“义仆”“义婢”区分开来,男女主人相继辞世,媵在抚孤的过程中也会遇到很多困难,这种牺牲的精神驱动力包含了道德和情感两种因素。[6]何宏立足于对贵州地方志中《列女传》的文本解读,结合家谱、文书、档案文献等史料,运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对贵州清代的母教文化进行研究与考察。在叙述清代贵州寡母家庭生活的基础上,着力分析中国古代社会母教文化的内容与方法,挖掘母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探索传统母教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价值资源。[7]其实,明清许多地区的地方志,都不乏对于这方面故事传说的载录。曾礼军以戒子诗为材料分析了寡母对孤儿的教育。戒子诗集中出现在清代,是清代独特的文学现象。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清代社会家庭普遍重视母教,特别是父教缺位者尤为突出;另一方面则是清代母亲有能力吟诗教子,因其女性文学素养得到了普遍提升。女性戒子诗作为母教独特而又重要的文献材料,揭示了母教在教化意识、教化内容和教化方法等方面与父教具有同中有异的教化特征。[8]魏健则分析了清代白话长篇小说中寡母崇拜文化内涵。[9]寡母含辛茹苦抚养孤子,可能同时还得侍奉“舅姑”,孤儿的“孝”,一方面是“报亲恩”,另一方面或许也是以母亲为榜样。寡母的操劳,能够换来子女的感激,同时成为他们上进的动力,穷当志益坚,那么寡母的奉献是有希望获得回报的。

受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蜚声大陆的劳伦斯小说《儿子与情人》以及蔼理士等相关性学理论的启发,[10]翟瑞青、孟繁兵探讨了寡母失去丈夫之后,不得不独立支撑门户的悲苦命运。她们担当起抚育儿女、操持家务、维持生计等方面的重任,生活艰辛自不必言说,还要为了抵御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结合得更加紧密,有时这种关系甚至会扭曲变形。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妇女失去丈夫,对丈夫的那份感情无处搁置,自然人欲无处释放,渐渐地就完全转移到了家里的男孩子身上。[11]苗月宁则不仅讴歌了寡母的美德,还分析了作为寡母抚孤的内在动力,她们除了先夫的重托和母性的本能,还有对现实的某些自我超越。由于男性中心社会条件的限制,古代妇女对现实人生的价值追求无法实现,她们并不能像男子一样征战沙场、参加科举。同时,除了母爱,传统社会中大量“母以子贵”的现实生活实例影响着女性,于是她们知道只有通过培养孩子才能间接达到生活目的,这也成为包括寡母在内的传统女性超越观念、现实的重要方式。[12]

随着全国数字化城市建设浪潮兴起,数字城市成为热点研究方向之一。各大院校、科研结构及公司纷纷对数字城市理论进行研究,并开展一些系列的系统开发工作,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如CityMaker三维数字城市可视化平台、Skysymbol网络三维数字城市平台等。由于三维数字城市包含大量地形、影像、城市模型及纹理数据,数据量通常在几百G以上。因此,海量数据成为数字城市实现动态可视化的瓶颈[2]。对于海量级别精细化数字城市模型数据库如何组织与管理以及场景数据如何调度,成为3DGIS数字城市建设的关键问题,也是主要的障碍。

()孝子寻父与复仇

孝是古代中国人之伦理的最基本关系,父子关系乃是其核心所在,儒家伦理“差等之爱”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对父子伦理的责任限定,故而《孝经》称“父子之道,天性也”。《周礼》《春秋公羊传》等均有血亲复仇制度明确规定,作为子女,其人生价值永远以父母为坐标。这样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对孝子而言,就像千里之外父母的召唤,让他们义无反顾踏上艰险的旅途。在传统中国社会,孝子雪报亲仇、万里寻亲等被看作是一种孝行的典范。

刘勇强认为万里寻父(母)的叙事情节模式,其标准形态应该是:某人在其幼时,父母因故流落他乡,孩子长大后,不远万里立志寻亲,终于骨肉团圆,并对此主题相关题材作出全面的归纳总结,但更注重对情节模式的研究和“孝道”对这种模式的影响。[13]明清鼎革之际,战火频仍,兵荒马乱。战乱之中,夫妻离别、子女走失乃是常事。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又很看重孝道,所以这个时期孝子、孝女寻亲之事的记载、传播比其他的历史阶段都多。如《儒林外史》郭孝子寻亲的情节,就是综合了当时的寻亲故事而成。[14]

受民间文学研究中对“父子疏离”故事研究的启发,潘林对明清小说中的父子关系主题继续进行梳理,归纳出传统伦理型、相互依托型、形同陌路型这三种类型的父子关系,并总结了父权缺席下的一些孝子行为:为父复仇、万里寻父、矢志守孝。[15]研究者还注意到,《国朝先正事略·孝义门》载明清孝子寻亲远道、备历诸艰的故事很多,其中黄向坚的故事流传较广。黄向坚的父亲是明崇祯年间的举人,被派往云南做官。改朝换代以后,兵戈阻隔,黄向坚不顾族人劝阻,辞别妻儿,前往云南寻父。“一盖一笠,披零丁帖,越关数百重。将及滇,滇人讶其形容衣服不类,欲加刀。时兵戈未靖,疑为间谍也。告以实,痛哭如婴儿,众乃释之。至白盐井,遇父母及从弟向岩,俱无恙,喜极,哭失声。”[16]黄向坚将他万里跋涉的寻亲经历记录下来,整理后编成《寻亲纪程》和《滇还日记》,此外还有《寻亲图》。戏曲研究专家指出清初苏州剧作家李玉将黄向坚寻亲故事改写成《万里圆》传奇,在剧中,骚乱的故乡、动荡的边陲、艰险的旅程等多重空间的交错并置,被寻者、寻访者、苦守者三个叙事焦点的交替展现,有效地引导读者和观众深入探究那些超越于故事与人物之上的文化意义。[17]研究者还揭示,寻亲故事的逻辑起点,基本上是以孝为本的寻根意识,而古人认为父母缺席、无法报恩的人生是不完整的。孝子寻父归来,同时也是伦理秩序的回归,蕴含着家庭团圆的生活愿望。[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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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者吕妙芬从社会史的角度,详密系统地讨论了孝子寻亲的叙述模式,以孝思、受苦之旅、天人交助、救赎四个主题,分析这类叙述所阐发的内涵。她将寻亲故事具体分为四个主要类型:(1)战乱中孝子与父(母)失联,孝子遂开始寻亲;(2)孝子幼时父出门远游,长期音讯全无,孝子长大后立志寻父,展开寻亲之旅;(3)孝子的生母由于种种原因被迫离开,甚至已改嫁,但孝子最终将生母迎归奉养;(4)父(母)或祖父(母)卒于外,无力归葬,孝子尽力寻访亲人尸骨,负归完葬。[19]

尽管古代文学孤儿故事研究近20年来取得了较大成绩,但相比国内民间文学界对孤儿形象研究来说,还存在不足。国内民间文学界对孤儿形象的个案研究比较充分,比如张瑞华曾概括了我国境内多民族孤儿故事的四个显著特点:孤儿故事大都由极悲到极喜;孤儿故事所塑造的主人公虽是孤儿,但都是勤劳、善良、机智勇敢、聪明诚实,充满正义感的理想形象;孤儿故事集中地宣扬了“善良定得天助,邪恶必遭报应”的思想;孤儿故事融童话、寓言、传说、故事于一炉,形成了一种具有自己特点的文学形式。[32]陈玉平则就田螺姑娘型故事探讨了“孤儿”的角色及其成年礼内涵。[33]汪文学将民间文学中的“孤儿型”故事分为男性孤儿型和女性孤儿型两类,父亲要维护自己权威,儿女为生存和幸福要推翻父亲的权威地位。角色期待的失望导致父子疏离,“灰姑娘”故事即女性孤儿摆脱继母虐待的母题,而男性孤儿故事中“父亲”角色的消隐,说明了子女成长过程中的不作为。对于父子关系疏离的推因,可揭示现实生活中父子关系的真实状态,[34]这对古代孤儿故事的进一步研究也有些许启发。

基于创客教育的第二课堂活动内容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相对应,以提升专业素养为主线,通过“创造”的具体行为使相应的专业知识、能力和素质得到提升。

首先,此活动设立“青少年情绪疗愈与阅读—发展性书目疗法工作坊”,邀请笔者担任授课讲师。此工作坊针对基隆市各初中图书馆负责人、协助推动阅读的教师及辅导教师,讲授发展性书目疗法的相关专业知能,包括情绪疗愈阅读素材的选择,及如何带领学生阅读疗愈系的素材等,期冀通过研习课程的体验与实作,让参与者对如何选择情绪疗愈素材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孤儿成长

孤儿成长也是孤儿故事中的一种重要类型。上述孤儿寻父或复仇其实都属于孤儿成长的谱系。其中,《西游记》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西游记》的主要人物唐僧和孙悟空无疑都属于孤儿。在以往研究基础上,章军华认为孙悟空作为前行的导引者护送唐僧西天取经,这种角色身份与南方民间送葬仪式中的“相倌”类似。民俗中的“相倌”一般由村族中的孤寡且长相丑陋的老人担当,小说《西游记》则将孙悟空身世玄化为石头所生,其中也有隐喻着他是孤家寡人之意义倾向。[27]唐僧亦如此,唐僧父陈光蕊赴任途中遇害,母被歹人霸占,无奈被迫抛弃他,作为孤儿的他出生后险遭不测,被置于木板上顺水漂流才为金山寺长老救起,长大后法名玄奘,虔诚向佛。在台湾学者胡万川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近年相关研究者进一步重申,古代官员赴任途中遇害,妻被占,遗下其子复仇成长是一个传统的小说题材。[28]另外,唐僧西天取经故事和“仙人谪降”母题与此也有一定联系。师徒四人以谪降身份,到人间历劫,经受考验后重返天界,甚至深受明清小说影响的朝鲜汉文小说也是如此结撰情节结构。[29]这也是另一种成长叙事。

多媒体语文课堂教学除了可以吸引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和突出语文教学中的重难点外,还可以整合文本教学语言。相比较传统语文教学中唯有老师单纯的声音和黑板上的板书,多媒体语文教学使语文课堂内容丰富多彩,语言幽默诙谐,极大地吸引了学生的热情,帮助他们在轻松愉快的课堂氛围中获取更多的知识,同时鼓励了他们积极动脑,开拓思维和想象力。多媒体技术手段使单一的文本教学由教师语言导入变成设置悬念,激发学生参与思维问题的语言形式,突出了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这样的语言转换,既减轻了老师的教学压力,又方便学生快速吸收和消化所学知识点,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对于孤儿成长过程中某些外力的介入,更为复杂的因素也引起了一些关注,如王立追溯了孤儿成长过程中,在保存尚无独立生存能力的孤儿时神异因素的介入及其功能,指出救难时男人生乳汁这一史传母题,来自中古汉译佛经故事,而元代蒙古族崇拜母乳、乳汁的风俗,促进了适合古代中国复仇文学逻辑的这一母题扩散,在明清戏曲小说中多所运用。[30]此外还有论者注意到,一些神怪小说具有孤儿身世人物的神异能力、宗教色彩的浓化与淡化,也与其所运用的神异兵器的内蕴相关,如金箍棒之于孙悟空,九齿钉耙之于猪八戒等,这些研究扩展了孤儿形象多重内蕴生成原因追溯的视野。[31]

二、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展望

遗孤复仇往往是在母亲的教导、支持下进行的,被认为是女性多种复仇方式中的一种实现路径。[20]古代文学中孤儿复仇者的典型,是早期史传文学的“赵氏孤儿”,故事雏形最早见于《左传》《史记》,本来从史学家角度看有许多争议,但到了元明以降则演变成情节丰富的多种叙事作品。在文学家“无韵之《离骚》”的生发下,故事被描写为屠岸贾进谗言导致赵盾一家惨遭灭门,赵朔遗腹子赵武在公孙杵臼和程婴的佑护下侥幸免祸,后赵武长大,完成了复仇大任。在这个故事里,复仇是赵氏孤儿与生俱来的神圣使命。与之相类似,明末王世名为父复仇的故事在多部野史笔记及小说中都有详述。王世名十七岁时父亲被人打死,为复仇,他与勇士游习拳勇,佩刀在身,斩杀仇人后到官府请罪。王立、曲艺从地域文化风俗、清官行为方式等角度分析了王世名的复仇行为,指出故事发生在浙江金华,属典型的吴越文化区,有久远复仇的文化传统。[21]在20世纪侠女复仇既有研究的基础上[22],宗敏还由此展开博士论文,比较了男性遗孤和女性遗孤的复仇过程。她认为,相较男性复仇者而言,女性身份不便于行走江湖,只好女扮男装;女性力量相对薄弱,找到仇家后不能立即报仇,只能先忍辱为奴,骗取信任伺机报复。[23]而细究起来,研究者指出传统的“图画唤起真相”关目,在汉族名将遗孤陆文龙省悟民族属性、身世真相、复仇动机生成中具有决定性作用。[24]如《说岳全传》中的陆文龙得知真相后即向继父金兀朮斗争就是循此思路,可补充例证如《说唐全传》中杨林杀死秦琼父,强收孤儿秦琼为义子,秦琼委曲求全认仇为义父,但杀仇决心未曾改变,这也是“赵氏孤儿”型故事的变种。传统评书 《薛刚反唐》中的薛蛟被奸臣杀害全家,只有婴儿薛刚被徐策用自己的亲生儿子救出, 完全袭用了“赵氏孤儿”型故事,后来又被改编为京剧。[25]遗孤复仇多半都有个体成长过程的时间间隔,叙述模式一般是这样:父亲被人陷害致死或杀害,孤儿彼时年幼,不具备复仇能力,只能待长大后复仇。复仇本身是一种暴力行为,而当其作为一种尽孝使命存埋心底,会影响孤儿的行为方式和性格。在对于民国武侠小说的主题史研究中,也有研究者关注到寡母对于孤女执意复仇的主导性作用,认为民国北派武侠小说大家能从偏执型女性的“临终遗命”及其殃及无辜(孤女)的严重后果,来对于传统的复仇逻辑进行文化反思。[26]

对于作家文学来说,孤儿形象及其相关研究则较为缺乏。就目下所及,那些侧重于从家庭伦理视角探讨父权缺位条件下的孤儿命运、解读方式及其得出的结论也较为单一,对孤儿的成因、孤儿成长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孤儿故事的地域性特征等,相当多的论作其实依旧持续停留在描述、介绍的层面和陈陈相因上。[35]而古代文学的孤儿研究亦缺乏放开视野的多方面的专题讨论分析。除了前引台湾学者富有启发力的社会史研究视野外,民间文学的研究视角无疑也是值得借鉴的。

此外,对于“实录型”(原生态的)与“创作型”(衍生的次生态的)叙述中的孤儿形象书写,向来缺少辨析,而如果适当进行一些区别、比较与归纳,当有学理上的开掘空间,而且是十分必要、急需的。同时,如果能不拘于个案研究的现象罗列复述,而像近些年来那些对于“报恩”文学、感戴心理的多学科研究那样,[36]来关注历史时空中的孤儿现象及其载录,与文学作品中孤儿形象的相生互动,当会较大程度上增强研究活力。

式中τ为初始步长因子。若操作后矢量仍不合格,则用对原步长开方的方法进行收缩再计算,通过控制步长合理度保障算法效率和修复结果。该方法采用多参数重组编码理顺变量逻辑关系,再设置染色体修正算子,引入迭代修正公式,可有效保障基因质量,降低非法染色体产生机率,提升种群生成效率;且通过为模型中所有潜在解与染色体位串创建相互映射关系,保证了编码的完备性和健全性。

初中阶段的英语教学,由于教学内容非常多,教学时间不足,导致很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为了追赶课程进度,只侧重于对学生听、说、读的训练,而对于学生的写作训练由于要耗费较长的时间,往往只是一笔带过,并且在对学生进行写作训练时,忽略了听、说、读、写之间的内在联系,而是将其作为一项独立的能力进行培养。另外,教师在教学中也只会对单词的用法、句型结构等进行讲解和训练,往往会忽略选材、立意、谋篇布局和语言组织能力等相关写作技巧的训练,导致学生仅仅是为了完成写作才写作,缺乏对所写文章的整体构思,写出来的文章缺乏创新和内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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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儿是不幸的,而许多孤儿的奋斗成功又是可资揄扬令人钦佩的,对于孤儿的辅助古今中外、古往今来都是人类伟大同情心的集中表现之一。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有关孤儿题材的作品可谓层出不穷。然而就文学母题史的视点来看,被书写的孤儿形象,迄今仍旧是一个尚未被系统探讨的专题,一如上述,目前对这一专题的研究,基本上还仅限于一些单一作家作品、单个形象的研究上,在多学科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广泛深入地挖掘,仍未上升到群体关怀的现实功能指向。与诸多古今演变研究的主题史、母题史课题一样,孤儿故事隐含着多重深层的艺术和文化审美价值,蕴含着丰富的人类社会永恒的真理,在民族性格与青少年自强不息、克难而进的精神培育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展望未来,这一文学主题学课题的突破,尚需要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共生互动,采借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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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饲料中若维生素A和维生素K缺乏,会造成消化道黏膜的完整性和血液凝固机制受损,球虫易于侵袭,因此,日粮中要给予富含维生素的全价饲料或充足的青绿饲料,提高机体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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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区郁闭度低主要是指该区域中的林木郁闭度低于0.7的人工林或郁闭度低于0.6的天然林,管理人员也要分情况落实森林抚育管理工作[3]。如果郁闭度较低,幼龄木生长易受到其他植物的抑制,但情况较好的林区,管理人员需要重点调节幼龄木与其他植物的营养,帮助幼龄木获取更多的生长营养元素,帮助其快速成长。具体可通过伐除其他植株,移栽生长密集的幼苗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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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愁别绪羁旅之思中写的最出色的要数柳永。柳永一生仕途坎坷,怀才不遇,穷困潦倒。但是他性格放荡不羁,如《八声甘州》中:“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栏杆处,正恁凝愁!”本词通过写对故乡亲人的怀念,直抒胸臆,表达自己明明非常想念故乡却又不忍心登高,有一种“近乡情更怯”的意蕴,毕竟登高望见自己家乡的方向,怕引出更多的乡愁的矛盾心理。回顾自己落魄江湖,四处漂泊的经历,不知道何时自己停下了回家的脚步。全词层层深入,表达了登楼凭栏,望乡思亲的羁旅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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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刘卫英.新世纪最近十年国内朝鲜汉文小说研究综论——兼及中朝古代小说比较研究中的缺失[J].中华文化论坛,2015(2).

在地下水水位年际变化研究中,一般有两种数据选择方法:一是以监测井年平均数据作为研究指标,二是在研究时段内,选取监测井每年某一特定时刻的水位数据作为研究指标。由于3月份受降水等气象因素影响大,地下水开采等人为因素影响较小,故常选取每年3月份的水位值作为年内特定时刻的水位指标。

通过现场聆听讲解和结合高科技电子技术模拟再现情景体验,大家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红色教育,党性得到进一步锤炼,思想得到进一步洗礼。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坚定理想信念,继承和发扬革命先辈坚忍不拔、顽强拼搏、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一定要倍加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以实际行动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不忘初心、尽职尽责、尽力而为,用实践诠释担当,在担当中锤炼党性,为德州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36] 王立,王莉莉.近20年来中国古代文学报恩母题研究综述[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1).

 
王立,黄静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03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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