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翻译时代人工译者身份的再认识*

一、引 言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不断推进，机器翻译发展突飞猛进，对翻译行业和翻译工作者造成巨大冲击。金字塔形状的翻译市场正在形成，未来只有10%的任务需要人工翻译，70%的文档需要机器翻译，而中间20%的信息则会采用译后编辑(post-editing)方式进行翻译。[1](P1-8)这意味着机器翻译将成为语言翻译的主流模式，并且人机合作的模式也会变得更加广泛。虽然机器翻译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但制约了译者的主体性发挥，“夺走译者翻译时的种种乐趣，弱化、甚至石化译者的翻译思维智力与翻译技能”[2](P22-25)。同时还会让译者遭到社会的质疑：既然机器翻译可以胜任的工作，还要人工译者做什么？译者的社会地位逐渐走向边缘化，劳动价值被忽视或贬低，无形中打击了译者的积极性，进而不利于翻译行业的健康发展。面对这种不利趋势，我们有必要对译者的身份进行重新认识。

译者身份一直以来是业界的讨论焦点，但鲜有篇幅对新形势下的译者身份进行探讨。然而，在翻译机器和技术的冲击下，译者正遭遇着前所有未的威胁和挑战，这点已然是共识。李大屾、吕黛指出译者在大数据时代应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才能避免被新翻译浪潮冲击而迷失自我”[3](P113-116)。蓝红军透过傅雷的个案研究揭示了译者的双重身份——实践主体和精神主体，“机器能取代的只是译者作为翻译实践主体的无精神内涵的工作，而无法取代译者作为翻译精神主体的作用。”[4](P68-73)叶子南借用斯坦纳的理论，分析机译和人译的不同，认为“斯坦纳相信，自然语言松松垮垮、杂乱无章的特征是激发人类想象力所不可缺少的因素，语言的歧义、多义、模糊，乃至不符逻辑、违背规则等不是语言的病态，而是语言精髓之所在。没有了这些东西，人的生命之花就会枯萎。……机器翻译为了提高准确性，势必会极力消除语言的歧义，减少语言中的不必要的同义词、词性、句型和概念”。 [5](P89-91)因此，机译不能与人译相提并论，机译可以完成信息交流，但人译肩负更重要的使命。这些学者虽未对译者身份进行系统性探讨，但他们的观点对我们重新认识译者的身份有着积极的作用，尤其是他们避开“泛技术”的潮流，重拾人文主义的视角审视译者和机器的关系，具有深刻的启发作用。而且身份问题与人文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早在两千多年前,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对人类自身提出一个著名的追问:“我是谁?”那么，在机器翻译时代，译者又是谁？为了找寻答案，本文尝试借用海德格尔的技术和语言哲学观来反思译者在机器翻译时代的身份。

二、海德格尔的技术观和机器翻译的本质

海德格尔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他所生活的年代，西方国家正历经工业革命，现代科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面貌。技术逐渐凝聚成一股神奇的力量，仿佛拥有技术就可以掌握一切。人类将技术奉为至上的时候，却也逐渐被技术反噬——人与自然关系恶化，人与人关系疏远，人类社会在华丽的物欲外衣下，实则精神内核空虚。人类所栖居的精神家园面临着分崩离析，这种“失去家园”的迷茫给西方知识界布下了阴霾。在这种背景下，海德格尔执笔仗剑，直击技术本质，引导人们从更深的层次去思考技术与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对今天的社会仍然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一文中透过技术的表象揭示技术的本质。通行于世的观点认为技术是合目的的工具和人类的行为，但是海德格尔认为这种规定虽然正确，但是没有向我们显明技术的本质。那么，什么是技术的本质呢？海德格尔对此继续追问，最后他得出，“技术乃是一种解蔽方式。倘若我们注意到这一点，那么就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适合于技术的本质的领域向我们开启出来。此乃解蔽之领域，亦即真理之领域”[6](P434-435)。换言之，技术是将遮蔽者带入无蔽状态的一种方式。他接着分析了古代技术和现代技术的区别。古代技术的解蔽是把自身展开于制作(poiesis)意义上的产出，而现代技术的解蔽却是一种促逼。“此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储藏的能量。”[6](P434-435)这就使现代技术与古代技术有了本质的区别：古代技术是顺应自然的诗意的产出。比如，古人的风车是顺着风势而转，并未强迫风提供风能，因而与自然形成了融洽、和谐、美好的关系。但现代技术不一样，它促逼着自然使之被摆置，风是为了订造风能而在场，而不是为了“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春风而展现出来。在人们眼中，风是可以被开采的对象，如此而已。因而，在现代技术的促逼下，物之为物的物性被遮蔽了，只向人们展现出所限定的那个属性。一切事物成为可被订造的持存。因此，海德格尔才说，现代技术的本质居于“座架”中。所谓“座架”，即“那种促逼着的要求，这种要求把人聚集起来，使之去订造作为持存物的自行解蔽的东西”，“座架意味着对那种摆置的聚集，这种摆置摆置着人，也即促逼着人，使人以订造方式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解蔽。”[6](P434-435)

循着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我们也来追问机器翻译的本质。机器翻译，顾名思义是一门利用计算机实现一种自然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自然语言的技术。起初机器翻译是通过建立词典和语法规则库实现源语言向目的语言的转换，后来出现了以语料库和统计学规律为核心的机器翻译技术，如今随着人工智能的介入，机器翻译变得更加“人性化”，不仅能够像人类一样从语料库中学习翻译知识，而且能够模拟“神经网络”处理信息，实现“理解语言，生成译文”。但无论机器翻译如何发展，终究逃脱不了其作为现代技术的本性。从其本质来看，机器翻译是一种解蔽方式，是那种促逼着人把自然语言当作持存物来解蔽的“座架”。在这个“座架”中，自然语言是可以被研究、可以被开采的对象，人们用语法描述它，用规则约束它，并把它纳入“语料库”中，通过各种算法“摆置”它，从而“订造”其在另一门语言里的等价值。可是自然语言从发生到发展，几经演变曲折，与一切有生命的万物一样丰富多彩，神秘奥妙，时而表现得有规律可循，时而又无法一概而论。自然语言本身远非条条框框，也非一成不变，其生命和张力在于语言的创造者、继承者和发展者。当自然语言被作为为订造译文而存在的语料即持存物，自然语言的其他属性如艺术性、模糊性和灵活性都可能被遮蔽。这是因为机器翻译为了产出信息准确和结构正确的句子，势必会尽力消除歧义和语法不合设定的情况，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语言被形式化、单义化。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正在降格并逐渐丧失它原来的多义和丰富，日益成为技术化的东西，参与到对事物、世界和人的强求性限定的技术构架方式之中。语言技术化的标志是语言的形式化和齐一化，并成为可生产、设置的单义和精确的信息。作为‘信息’，语言侍奉于向人们尽快地、广泛地和精确地传达方向性的知识——即某种被强求和限定的东西” [7](P19-24)。语言的技术化与计算机语言的应用有关，任何事物包括语言都可以通过计算机语言来表述和呈现，可见语言的技术化是信息化时代的产物，而机器翻译的快速发展同人们对信息交流的日益增长的需求息息相关。机器翻译可以迅速地转达信息，满足现代人对信息交流的需求，但在机器翻译为人们提供便捷的同时也可能为自然语言埋下危险——自然语言的“自然性”被破坏，同时沾染上“机器腔”。或许，这种“机器腔”一开始并不为人所接受，但随着大批量机器翻译作品或译后编辑作品涌向市场后，就会慢慢地渗透进源语言中，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语言原来的模样，久而久之人也开始不说人话，而像机器人在说话。

三、海德格尔的技术观和人工译者的困境

在海德格尔看来，当现代技术促逼着人把自然资源当作持存物来订造的时候，人自身已经更原始地归属于持存，比如流行的人力资源和病人资源等说法就证明了这点。因此，“在技术时代，不仅人限定了事物，而且人本身也完全受制于技术的视野，自觉或不自居地总是按技术的需要去行动。”[8](P61-69)在现代技术的强求下，人、物失去了自我意志，没有了独立性的尊严，沦为功能性的存在。人们越来越依赖技术制造出来的规则生活、工作和学习，同时按照技术的需要被限定。“技术的制造使世界井然有序，其实恰恰是这种井然有序把任何秩序都拉平为制造的千篇一律，从而自始就把一个可能出现秩序和可能从存在而来的承认的领域破坏了。”[6](P434-435)马尔库塞在海德格尔的基础上，将被技术限定的人称为了“单向度的人”。在现代技术的操控下，原本丰富多彩的世界被齐一化、单一化，所有的物都可以通过定量的方式加以计算和控制，使得一切尽在人们的掌握之中。在这过程中，人们的生活变得一样，人们的思想也变得相似，人们沉浸在技术带来的舒适环境中，逐渐失去个性和批判性思维，沦为“单向度”的人。

[3] 李大屾,吕黛.大数据时代中译者如何自处[J].河北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作为“座架”的本质不仅威胁着人与一切存在者的关系，同时也危害着人自身。“今天人类恰恰无论在哪里都不再碰到自身，亦即他的本质。人类如此明确地处身于座架之促逼的后果中，以至于他没有把座架当作一种要求来觉知，以至于他忽视了作为被要求者的自己，从而也不去理会他何以从其本质而来在一种呼声领域中绽出地生存，因而决不可能仅仅与自身照面。”[6](P434-435)“座架”遮蔽了人类对自身本质的认识，迷失了最本真最原始的自我，这就是最高的危险。同样地，在机器翻译时代，译者之所以会陷入困境，迷失自我，或许就是因为译者受到了这种“座架”的促逼，忽视了自身存在的价值，不知不觉成了为订造机器翻译后的译文而展现自我的被订造的持存物，因而沦为被摆置的对象，失去主体性的优势，造成了身份感消融的危机。

[5] 叶子南.又想起了斯坦纳——写在新版“谷歌翻译”诞生之际[J].中国翻译,2017(1).

[6]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四、海德格尔的语言观和译者的身份再认识

海德格尔对人与语言的关系也做了一番深刻的阐释。他认为，人与语言的关系并非主客关系，不能把语言当作工具和操作对象。相反，语言是人的主人，人是通过语言的存在而表现的存在者，语言通过人显示自己的存在。海德格尔由此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语言是存在之家，人居住其中而生存，同时看护存在真理”[9](P402)。他将语言比作了人类居住的家园，有了语言，才有世界、民族和文化的存在。他反对将语言形式化和符号化，正因为语言是存在之家，语言将显示出丰富性和多样性，“语言的形式化和符号化会使语言失去存在的内容，从而使语言失去自身的灵性，甚至最终失去对存在的显示力”[10](P94-98)。海德格尔还引用了德国现代诗人格奥尔格《词语》一诗中的语句“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Kein ding sei wo das wort ge-bricht)”来传达语言的本质。他强调，只有本质的语言才是存在的家，“日常语言”或“技术语言”都不是本质的语言，只有“诗化的语言”才是本质的语言，因此守护这个家园的是思想家和诗人。他担忧技术语言会对诗性语言造成侵蚀。他认为“现实的语言的生命在于多义性。把生动活泼的语句转换成单一的机械的确定的符号系列的呆板性，这是语言的死亡和生活的凝固和萎缩”[11](P150-152)。因此，海德格尔推崇诗，他力图以诗的语言去拯救困在逻辑和语法中日渐苍白的语言。不仅如此，他还呼吁人们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所谓诗意就是通过诗歌获得心灵的解放与自由，只有心灵获得了自由，精神才有安置。实际上，海德格尔是想通过揭示语言的本质，让人们意识到工业文明带来的负面价值——日渐异化的人心，扭曲的审美和失去生命力的语言，呼唤人们重归本性，用诗和艺术找回回家的路。

海德格尔并非批判技术，相反地，他认为技术的进步是顺应天命，是一种必然。本文的目的也不是批判机器翻译，翻译的技术化和自动化是翻译发展的趋势。我们应当承认机器翻译可以给人类带来福祉，但我们也应当警惕机器翻译的弊端及其可能会带来的不好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译者的重要性。翻译是一种语言活动，翻译语言是源语言的继承和发展，反过来翻译语言又反哺着源语言。本雅明在《翻译的任务》中说过，“伟大的翻译注定会变成自己母语发展的一部分。在各种文学形式中，翻译承担着监视原作语言的成熟过程和自己语言的生产阵痛的这一特殊使命”[12](P106-108)。因此，翻译的好坏影响着一个民族语言的发展，而语言的繁荣象征着民族的繁荣，“一个语言活着，一个文化就活着，一个社会就活着，一群人就活着。一个语言逝去，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就随着逝去”[5](P89-91) 。糟糕的翻译对本族语言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它如同飘来的野草种子，落在了自家花园中，生根发芽，肆意疯长，攫取原本属于玫瑰的营养，以致于杂草丛生，玫瑰枯萎，美感顿失。机器翻译促进了不同语言的交流，但它还称不上是好的翻译。机器翻译出来的语言正如这杂草一般，它不假思索地来到这个园中，虽然有了生命，却没有玫瑰高贵的血统，也开不出五彩斑斓的鲜花。但我们不能因为草芥的低微，而忽略了它的力量，反而我们应该畏惧这股力量，因为草芥的繁殖是无限的，是迅速的，如果忽略了它，它就会占据整个园子，使得玫瑰无处安身。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当语言变成机械单一呆板的符号时，语言就意味着死亡。机器翻译顾及了信息的传递性和准确性，却无法兼顾语言的多义性、模糊性和创造性，正是语言的多义性、模糊性和创造性使得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富有灵性、美感和生命力。

[1] 杜金华,张萌,宗成庆,等.中国机器翻译研究的机遇与挑战——第八届全国机器翻译研讨会总结与展望[J].中文信息学报，2013(3).

五、结 语

不可否认，在未来的几年内，机器翻译将引领着语言服务行业和翻译教育的变革，翻译技术化的时代即将来临。但其现代技术的本质将会越来越深刻地暴露出其中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仅局限于人机矛盾，也是全人类应该关注的问题，因为当机器翻译开始摧毁自然语言的时候，也是人类文明退化之时。海德格尔启发我们应在危险中找出救赎的道路，或许当我们将译者视作守护者的时候，语言的解救之路才会向我们敞开。守护语言是译者的使命，也是新时代赋予译者的新身份。对译者而言，这重身份不是殊荣，而是更大的挑战，意味着译者需要不断提升语言素养和审美，培养语言敏锐感和辨识力，在机器翻译面前，不至迷失自我，沦为机器的奴隶。

官员个人财产申报登记以及相应的公示制度，作为“阳光法案”的一项重要内容，已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接受和采纳，并一再被证明是治理腐败的一种极为有效的制度措施。正如我国学者燕继荣所说的，“作为现代政治结出的一项硕果，官员财产申报登记制度已经成为现代政府的标志性制度。因此，要不要引入官员财产申报登记制度，不仅成为考验各国政府反腐诚意和决心的试金石，而且还是考核各国政治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7］

参考文献：

如果说思想家和诗人是语言的守护者，那么译者——一个有“思考力”、有“创造力”和“艺术感”的译者——同样担负着这个职责。一个会独立思考的译者，懂得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能够批判性地接受或拒绝由机器输出的结果。一个有创造力的译者，不会“机云亦云”，而是适当时加入个人风格，时刻为语言注入鲜活力。一个有艺术感的译者，懂得欣赏原作中的真善美，从而更小心翼翼地将其作为艺术在目的语言中还原。从这个角度来看，译者作为语言“守护者”的身份就呼之欲出了。将译者视为语言的“守护者”是对人工译者身份的肯定和认可，一方面避免了劣质机器译文对自然语言的侵蚀，另一方面有利于人工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7] 董峻.技术之思——海德格尔技术观释义[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12).

[2] 刘满芸.翻译技术时代的译本署名问题研究[J].中国科技翻译，2016(1).

在翻译逐步走向技术化的今天，译者同样也逃脱不了被技术“限定”的命运。因为机器翻译的不完美，译者被安置到文字生产流水线上，加工机器翻译产出的粗劣半成品，译者的价值按照加工的程度给予兑现。在语言成为一种服务行业后，译者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能够为一个翻译供应商创造多少的利润价值，而很少有人会去关注译者自身，因而译者的个性或风格变得不重要，重要的是译者是否会使用翻译技术、是否会发现机器翻译中的语法错误、是否能按照客户的要求进行翻译。译者按着机器翻译给出的提示，顺着机器翻译的逻辑，用最小的力气得出质量尚可的译文，就算完成任务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隐藏了自己的风格，甚至于他们的风格被机器同化，也变成了“机械化”的风格，这样的风格在逻辑上、形式上无论如何也不会算错的，对科技文献来说，这种风格也是备受青睐的。于是，译者慢慢接受了机器翻译产出的结果，对机器译文的容忍性(译后编辑的能力之一)越来越好。这样的译文不论是哪个译者译的都是一样的，因为它是高度机械化的产物、是流水线上生产出的产品。当译者产出的译文都是千篇一律的时候，译者也就变成了“单向度”的人。翻译也变成了“单向度”的活动。莎士比亚曾说：“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样的情况将不再有，在机器眼里，一个文本在另一个语言里只有一个样子，译者作为“读者”的身份被机器代劳了，以至于他作为“译者”的身份也消失了。

综上所述，DN 患者血清 Cys-C、HCY、HbA1c和UmALB表达水平显著升高，联合检测血清Cys-C、HCY、HbA1c和UmALB表达水平对DN的早期诊断优于单项检测，对评价DN的发生发展以及预后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4] 蓝红军.译者之为：构建翻译的精神世界——《傅雷翻译研究》评述[J].中国翻译,2017(1).

“但哪里有危险，哪里也有救。”这是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引用的荷尔德林的诗句。他认为在危险的地方，必然有救赎的生长，因而救赎是根植并发育于技术的本质中的。人唯有追思技术的本质，守护其中救赎生长的机会，才能避免技术带来的危险。这份守护意味着对无蔽状态亦即真理的守护，也有对大地上万物的遮蔽状态的守护，从而在危险中把救赎带向最初的闪现，让万物的本质在最纯洁的闪现之光辉中现身。既然我们已经意识到机器翻译的本质及其潜在的危险，我们就能从中悟出救赎的道路来，拨开弥漫在译者周遭的迷雾，让人们重新看清译者的真实面目。因为翻译离不开语言，所以我们还需要回到语言中去找寻答案。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实际上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进一步恶化。所谓“前有强敌、后有追兵”，前面是经济新常态的持续影响，地方税收入增长乏力，后面是发债和卖地等不规范融资渠道又大多被堵死，支出方面只能缩减一小部分，大多数的刚性支出易上难下，地方财政陷入困难境地在所难免，政府部门杠杆率持续走高。部分研究机构对2017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进行了估算（见表2）。

气固反应动力学研究的关键是建立合理的反应机理函数模型以加深对分解过程的认识。一般气固反应速率描述方程的基本形式如下：

不同学段的异构要基于学段教学目标和学生的接受能力的考量，不同学力的异构要基于教师对所教学生的不同特点和知识储备的了解，我们重点谈谈后者。

[8] 宋祖良.析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批判[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1(1).

[9]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

跨入新时代，五建不断提升传统业务发展质量，积极探索转型业务，努力从传统施工企业向高新技术企业转变，并与员工共享发展成果。不断变革，不断创新，不断突破，不断凝聚，五建越发展越年轻，脚下的路越走越宽阔。

[10] 王遥,李景娜.语言何以是存在的家——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语言观浅论[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

[11] 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M].宋祖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㉙爱新觉罗·弘历:《西湖晴泛五首》(二)，齐耀珊重修、吴庆坻重纂:《民国杭州府志》(一)，《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1册，第95页。

[12] 北岛.翻译与母语[J].新世纪周刊,201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