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七律的文学价值*——以《围炉诗话》评介为中心

七律作为中国古代诗歌艺术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成熟于初唐，大盛于杜甫，此后流经宋元两朝至明清，略呈式微之势。明代大儒王阳明诗歌创作总量现存700余首，其中七律339首*具体数字为笔者根据吴光、钱明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以及束景南撰《王阳明佚文辑考编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中所收诗作统计得出。 ，几据半壁江山，无论是细腻的表现手法或是清新淡雅的诗歌语言，均有可圈可点之处。近年来，对于阳明的文学类作品特别是诗歌方面的研究，论者们多已向解读阐释、创作论、诗学观等细部延展*阐释文本者有徐佳慧《王阳明的心学发展轨迹在其诗歌中的表现》(《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黄诚《从王阳明之“诗”看王阳明之“悟”》(《阳明学刊(第三辑)》，四川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49-63页)等；论其创作的有熊畅、蔡龙文《试论王阳明的诗歌创作》(《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曾硕先《论“寺庙”与王阳明的诗歌创作》(《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3期)等；论诗学观则有左东岭《良知说与王阳明的诗学观念》(《文学遗产》2010年第4期)，杨洋《论王阳明的中和诗学观》(《中国文化研究》2012年第4期)等。 ，但数量仍不多，就其诗歌体式深入探析的论作更是少之又少。阳明虽作为一位在文、哲、政等方面均颇有建树，多元立体的历史人物，其诗人身份的一面依然难以普遍性地为人所接受，故谈及其诗歌时，论者也多难以像对待唐代诗人一般，但闻李、杜之名，便能将其七律、歌行等代表性品作脱口说出。亦有为阳明诗歌辨体作出努力者，如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王阳明诗歌研究》作者朱海峰，在统计阳明各类诗体数据时认为阳明七律“数量最多，质量最高”，遂将之推为其最具代表性的诗歌体例，然而“数量最多”在具体数字的直观呈现下显得有理有据，对“质量最高”的论证却语焉不详，令人难以感受到说服力。有明当朝王夫之《明诗评选》尚对阳明诗作分体录之，今对其诗歌体式的关注反而不若前人。实际上，清代吴乔的《围炉诗话》对阳明七律论述稍详，由其视点展开，得以使我们一窥阳明七律之文学价值。

一、《围炉诗话》对阳明七律之评介

《围炉诗话》为清人吴乔的诗论作品，大抵以古今诗歌之流变为经，以唐、宋、明诗之比较为纬，论述过程中兼及阐发“诗中有人”“比兴”“性情”等一家之言，时有精切之处。然其明诗部分批判何、李等复古派时言辞激切过甚，往往令后人有不堪卒读之感* 如吴乔言何、李“瞎盛唐”，言明诗为“木偶披文绣”云云，故钮树玉《围炉诗活跋》以为吴乔：“上下千载，其于诗学深矣。而持论要未得其平，失温厚之旨。”(参看蒋寅《〈逃禅诗话〉与〈围炉诗话〉之关系》，《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第44页)清代校勘家黄庭鉴则于《围炉诗话》文后缀曰：“惟词锋凌厉，间伤忠厚。”。话虽如此，吴乔对唐、宋、明三代诗歌之识大抵正确：以为唐诗有情意而含蓄，为最上；宋诗惟将情意铺陈言之，则其次；明诗仅字句步趋前代而无情意之致，为最次* 参见《围炉诗话》卷一：“唐诗有意，而讬比兴以杂出之，其词婉而微，如人而衣冠。宋诗亦有意，惟赋而少比兴，其词径以直，如人而赤体。明之瞎盛唐诗，字面焕然，无意无法，直是木偶被文绣耳。”。故《围炉诗话》对明代复古派的诗歌创作虽有矫枉过正之嫌，但对于指出明弘治到嘉靖时诗作徒肖其形而无骨的弊病，依然可谓眼光独到、一针见血，亦合于清诗界主流论调，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虽然以为《围炉诗话》“偏驳特甚”，但对其抨击七子“摹拟盛唐”之流弊基本持肯定态度。也有以为吴乔“绎论唐诗处并无发明”[1] (P1785-1786)者，然在由汉至明各朝诗歌的比较评价中，足见吴氏诗学功底及阅读积累实为不菲，对各体诗歌之辨析、论述亦十分明朗，因此笔者以为《围炉诗话》对阳明七律品评稍详，有值得参考发掘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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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乔对阳明诗歌的三段评价见于《围炉诗话》卷四、卷六之中：

无好句不动人，而好句实非至极处。唐人至极处，乃在不著议论声色，含蓄深远耳。以此求明诗，合者十不得一，惟求好句，则丛然矣……王伯安有“万里沧江生白发，几人灯火坐黄昏”“半空虚阁有云住，六月深松无暑来”“春山日暮成孤坐，游子天涯正忆归”“沙边宿鹭寒无影，洞口流云夜有声”“幽人月出每孤往，栖鸟山空时一鸣”“山色古今馀王气，江流天地变秋声”“棋声竹里消闲画，药里窗前对病僧”。[2](P681)

杜诗无可学之理，诗人久道化成，则出语有近之者……亦有天降名世，匠心出语近之者，如范文正公之“雷霆日有犯，始可报吾亲”“寸心如春草，思与天下共”，如王伯安之“客来湖上逢云起，僧住峰头话月明。”是也。[2](P588)

王伯安胸襟好七律，得子美骨，有数十篇可观。[2](P667)

这组诗作于正德三年(1507)，阳明来至龙场已有月余。他并未因遭受贬谪而一蹶不振，越是在人生陷入谷底之时，越要唱出反抗的最强音。故其言“却喜官卑得自由”，阳明身在夷地，却比在京师奔忙政务时更加心有余力。地僻官闲之处使得他能够细细观察天地万物生长之秩序，如其二“芳春已共烟花尽，孟夏俄惊草木长”，其三“空林惟听鸟间关”，其五“白云晚忆归岩洞，苍藓春应遍石床”，正是因为思考的空间、时间得到了充分保证，他才得以悟出种种心学之关键。阳明虽亦时常忧虑千里之外的朝政之事，时刻保持着警醒之心：“心在夷居何有陋”，“用世谩怀伊尹心”，也不乏抱怨自身人格高洁却曲高和寡“草屋何人方管乐，桑间无耳听咸英”的牢骚之语，而每当其眼见万物共存的和谐之景、耳听万物生长的细碎之音，感受到前人所言之纵浪大化、不喜不惧，阳明才能重振其心，平复感情。阳明晚年“万物一体论”曰：“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养民之政，治历明时之本，固在于此也”[7](P50-60)，“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7](P61)，其机枢实际于此时已发端倪，其一“心在夷居何有陋”，其三“身处蛮夷亦故山”之类随处自乐、以天地为庐的旷达心态即可为证。其五末尾“野夫终不久龙场”则昂扬自信，此宣告可谓充满乐观与活泼之精神，足见其内心之强大。整组诗情感曲折回旋，却不令读者觉得难以捉摸，“芳春已共烟花尽，孟夏俄惊草木长”“用世谩怀伊尹心，思家独切老莱斑”等语虽间有使典用事，但均以平易之语相对，更见其笔力老成，读至最后一句，不禁令人拍手称快。阳明儒者之道对万物生命状态的领会，以天地之心为一己之心的旷达气魄，悉数蕴含于此。

二、阳明七律之语、韵、骨

弘治年间到正德二年(1507)前为早期，其时阳明正当青壮年，在京师与李梦阳等人以诗才驰骋声名，诗作尚不脱与明“前七子”“茶陵派”诗坛唱和的余气，注重音韵合律、雕琢文句。故阳明早期创作的律诗多为正体，20余首七律均平仄严整、押韵考究，基本无拗体作品。颔、颈两联对偶皆用力，重修饰文采，确有模仿盛唐诗人诗律笔法的痕迹。观其《游牛峰寺四首》《化成寺六首》《次张体仁联句韵》，“溪云晚度千岩雨”对“海月凉飘万里风”，“江鸥意到忽飞去”对“野老情深只自留”，“轻云晓薄霭千峰”对“老木沧波万里风”等，无不是景物意象、数词虚词两两相对的。《评释巧对》中曾载阳明八岁与父对句之事，录有“百尺竿头进步，千层浪里翻身”“一年春长长春发，五月夏半半夏生”等联* 参看束景南撰《王阳明佚文辑考编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知阳明自小已有扎实的基础，言其诗学修养深厚并非虚语* 参看赵敏俐，吴思敬主编：《中国诗歌通史(明代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年版，第669页。，此时期阳明的诗学观可归入于复古一途。

(一)语

吴乔所谓“动人”，乃以情以景触动人心，无非是诗歌语言塑造出的意境唤醒了读者沉睡的审美经验。阳明之七律，善以各类意象与不同性质的词语相结合以达到此目的。

2013年底中共浙江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后，“五水共治”作为2014年全省的重点工作被明确下来，X县迅速行动，截至2014年8月初，其主要工作进度具体见表1。该工作进度主要是依据官方发布的有关“五水共治”的正式文件而制定。

阳明长于在诗中树立种种自然物之意象。对于自然界，阳明向来怀着极大的热爱，喜漫步于林中水边，而诗中常有“山水平生是课程，一淹尘土遂心生”(《再至阳明别洞和邢太守韵二首》其二)，“平生山水已成癖，历深探隐忘饥疲”之句(《江施二生与医官陶野冒雨登山人多笑之戏作歌》)，同时山水天地间亦为其思悟静坐之场。除了山水题材，其七律中无论是羁旅、怀古还是送别赠友，多有山、水、石、鸟、鸥等自然物意象入其诗中，就算是记录日常，阳明也惯用此类意象为平淡的叙事过程点缀一二。如《家僮作纸灯》中的“花枝绰约含轻雾，月色玲珑映绮霞”，难以想象如此富有自然气息的语言只是在写花灯之精巧。在此基础上，阳明还善于利用颜色词为诗中自然意象稍作点染，将个人心境着墨于其间。据束景南先生考证，弘治年间阳明曾有一段学画的经历，其谓宋赵千里“善丹青人物山水，为李昭道一派，精工之极，并有士气。即或后人仿之者，得其工而不得其雅，得其色而不得其神”[4](P228)，于画家所属流派、画作类型及其技巧、用色等无不一一细数，可见阳明对于中国传统绘画这种艺术形式应有相当的熟悉度与鉴赏力。虽然阳明学画师从何人、详细过程等等业已难考，不过这段经历似乎造就了阳明体察外物色彩时的敏感之心。阳明七律中偏爱的多为青、碧、白等等淡色、冷色，对仗时也多以此两两组合，如“青山”对“碧海”，“苍峰”对“翠瀑”，“紫芝香暖春堪茹”对“青竹泉高晚更分”，“翠壁泉声穿乱石”对“碧潭云影透晴沙”，极少如李贺“铜镜立青鸾，燕脂拂紫绵”“施红点翠照虞泉，曳云拖玉下昆山”“青丝系五马，黄金络双牛”之类用红绿、黄紫、金蓝等互补色从而在视觉上造成较强刺激感的以色夺人之句。在诗歌中大量运用冷色、雅色，往往能够形成一种庄严肃穆、悠远澄淡，苍苍茫茫的意境，令观者心境趋于宁静淡泊。如此景语不仅为诗歌增添了几分水墨画的空灵，使人对诗内描绘的风物图景产生明净澄澈之感，另一方面也对作者远离尘嚣、宁静悠远的闲适心态感同身受，奠定了清新淡泊的基调。兹举《再经武云观书林玉玑道士壁》一诗：

碧山道士曾相约，归路还来宿武云。月满仙台依鹤侣，书留苍壁看鹅群。

春岩多雨林芳淡，暗水穿花石溜分。奔走连年家尚远，空余魂梦到柴门。

此为阳明应约为某道观留下的诗作。其中“苍壁”“林芳淡”“暗水”为周边环境色调之明摹，月色、白鹤、白鹅、春岩等则为暗画，令人自行联想到那一谷清辉，那划空而过的白羽，那春日里伸展开嫩芽的山岩。诗人泼下的青白底色与道观中清静淡泊的氛围相得益彰。当时适逢阳明离开谪地龙场赴任庐陵，复登来时路经过萍乡，感慨良多。诗末言“奔走连年家尚远，空余魂梦到柴门”，诗虽名为赠友题壁，实际却寄托了深厚的思乡之情。阳明两年前抱着九死一生的决意行至龙场，如今一纸调令虽寓示着政治生涯重现转机，自己对此亦喜不自胜* 此段时间阳明诗作中多“阴极阳回知不远，兰芽行见发春尖”(《元夕雪用苏韵二首》其二)、“他年贵竹传异事，应说阳明旧草堂”(《夜宿汪氏园》)等快哉之语。，然而还要在外驱驰到何年何夕才能重归故里，仍旧无处话凄凉。也许是因为心中这份迷惘，春日林芳色彩也因此而“淡”，春水因此而“暗”，令诗外之人亦能感受到其复杂的情绪。

除此之外，阳明笔下也有浩荡旷达之境，以阔大之意象如“天桥”“星河”“万山”“江天”，与“落”“横”“飞”“骤开”等具有动态感的字词组合，空间感与速度感由此即出，拓展了诗歌容量，读之顿生畅快之感，如《过天生桥》云：“水光如练落长松，云际天桥隐白虹”，几笔便从仰视角度勾勒天生桥横亘山间瀑上的险峻之势。《辰州虎溪龙兴寺闻杨名父将到留韵壁间》“云起峰头沉阁影，林疏地底见江流”、《过鞋山戏题》“曾驾双虬渡海东，青鞋失脚堕天风”等无不如此。故学者黄永武以为王世贞论阳明散文语言特征所言“王伯安如食哀家梨，吻咽快爽不可言。又如飞瀑布岩，一泻千尺，无渊渟沉冥之致”[5]，亦适用于阳明之诗。

膀胱穿孔分为腹膜内穿孔与腹膜外穿孔。腹膜内穿孔多发生在膀胱顶壁肿瘤切除时。穿孔时如肿瘤已切除干净，且穿孔小，确认无肠道损伤，可立即停止手术，放置导尿管，充分引流，一般可自行愈合。如电切镜毫无阻力进入腹腔，并见到肠管，应立即停止手术，中转开放。腹膜外穿孔一般不需要特殊处理，放置粗口径导尿管，保证引流通畅。

(二)韵

阳明七律之用韵，实随其创作心态的转换而呈现出变化，在此不妨以分期的形式考察这一点。

吴乔在《围炉诗话》中所言“王伯安胸襟好七律”“有好句”“得子美骨”等语，反映出他对王诗之数量、语言、质量均具有一定的熟悉程度，其判言是较具概括性的，评论则是认真负责的，不会出现不读原书、妄加评论的情况，由其视点出发考察阳明之七律，具备一定说服力。而就其评论所提炼出的“语”“韵”“骨”三点，从最表层的诗歌语言，到作为创作规则的韵律，再到创作者人格精神在诗中反映成为风格特征，可谓层层递进，循此线索探寻，可知阳明七律之基本面貌。

正德二年后至嘉靖元年(1522)为中期，阳明历经龙场之祸、江西之乱，纷繁复杂的人生体验使得他将思虑精神内转向自己的“心”中，因而有著名的龙场“心即理”之悟、江西“致良知”之说，此时段七律作品逐渐不再纠结于形式上的工饰，创作重点由创作技法转至以手写心之创作目的上，为其逐渐形成的性灵诗学观之实践。虽然如此，正格作品依然占了大多数，但拗体增多，如《宿萍乡武云观》《春行》《白云》等作；失粘失对，当归为“拗调”者亦不少，如《即席次王文济少参韵二首》、《琅琊山山中三首》其一、《寄张东所次前韵》等等。特别是谪龙场后律句气畅神清，已有不拘格套之势，如《罗旧驿》为七律，诗中较为自由地使用“日日”等叠字而不求对仗，列于其后的《钟鼓洞》形式上遵循了律诗的粘对、平仄规律，韵脚则押八庚、十二侵两个韵部，中间二三两联对仗意也不深，其言语浅近、辞以通达处则更类乎古诗。不如在此具体分析一则作品，譬如作于正德九年(1514)的《寄冯雪湖二首》其一：

1)根据流体弹塑性内摩擦侵彻理论，系统提出了超高速动能武器打击侵深、成坑及地冲击效应最小安全防护层厚度计算方法，为建立防护工程抗超高速动能武器打击的防护设计提供理论基础。

竿竹谁隐扶桑东？白眉之叟今庞公。隔湖闻鸡谢墅接，渡海有鹤蓬山通。卤田经岁苦秋雨，浪痕半壁惊湖风。歌声屋低似金石，点也此意当能同。

此诗首联上下两句均为三平尾，颔联上句三仄尾，下句三平尾，可视作对句拗救亦可。颈联上句最后三字以仄平仄收，下句三平调作结，或亦有意救前半句之拗，通观此篇，可谓“大拗”之作，不过除了第一句破格太过，其余皆可算作有规律的拗救。起首双双以三平调结尾，语句有古朴意味，又似乎有种援散入诗的倾向。其后两联稍事骈偶，可属宽对。最后以曾点之典故作结，表达对友人隐居一事的歆羡之情，以近体之律，达高古之意。实际上这组诗的其二亦有“海岸西头湖水东，他年蓑笠拟从公”“席有春阳堪坐雪，门垂五柳好吟风”等平易之语，然而韵律严整。阳明此诗不禁令人想到杜甫当年戏作“吴体”《愁》诗时的无心插柳柳成荫，在精熟声律的基础上追求诗语顺其自然，转而逐渐破弃了韵律规则，其《白帝城最高楼》《郑驸马宅宴洞中》等亦为“大拗”之作，盖吴乔言阳明“出语近似杜诗”缘于此。观阳明早期七律作品，将诗中韵律组织严谨显然对其来说并非难事，如此，这类偏拗偏古的七律便不能算是阳明的无心之作了。熟谙声律的阳明在达义与格律面前毅然选择了前者，这不仅是对自身早期创作的反拨，是彻底脱离字句模拟盛唐、汉魏复古风习的标志，更是其萌发的性灵诗学观追求创作自由、不拘格律的象征。

嘉靖元年(1522)后为阳明诗歌创作之晚期，囊括了居越讲学诗、两广征战诗两部分。阳明晚期七律沿袭了早、中两期的创作方法，以正体为主，兼有少量拗体。虽然在音韵格律上已无甚可说，不过无论是在正体或是拗体七律中，都出现了性理诗题材，几成有韵之哲学语录，如《示诸生三首》《别诸生》等，其中有言“人人有路透长安，坦坦平平一直看”“绵绵圣学已千年，两字良知是口传”，或许于阳明哲学思想之考察有较大意义，却难以言其有文学价值，虽侧面反映了阳明对于韵律的使用更加得心应手，理语亦可入韵，但不应将诗使用到如此随心所欲的地步。不过这类作品的数量不多，其外亦不乏《山中漫兴》《谒伏波庙二首》等七律佳篇，也有《碧霞池夜坐》《中秋》这样的情、景、理通融无阻之作，故不应执此一点便以为阳明晚期七律无甚可取处。

万历三十年三月，时吏科给事中曹于汴劾“南京兵部尚书邢玠，经略播州，苟且卒事，草草而抚，忽忽而还，前旌未启，酋已焚驿，方谈底绩，佯若不知，以致祸结兵连，戕民耗国”[16]，其彻底否定了邢玠的经略播州事宜。明末史学家谈迁曰：“杨氏尝覆我师于白石，罪不当贳，即不欲重烦我健儿，曲示汉德，奈何徇其饰说反就松坎而盟之乎”？[11]4760可见，谈迁也觉得勘播事失策。对邢玠的勘播事，时人很少论及，纵有议论也往往一笔带过，邢玠的处置善后事宜，对杨应龙有无制约作用？

(三)骨

如上所述，若仅仅得益于措辞、格律，恐未能令对明诗挑剔有加的吴乔道出阳明七律“得子美骨”一语。而要想进一步顺着前人思路探讨阳明七律的价值所在，必须事先探明吴乔所谓子美之“骨”究竟为何。在此摘录吴乔对杜诗及学杜之人的一些评价：

钱钟书先生曾言“董容宰首拈出阳明义理与何李辞章之歧出而并世”[8](P733)，指出了作为社会思潮的阳明理学之“师心”与李、何文学之“复古”间的抵牾，但实际上阳明的诗歌作为个体精神之产物，同样表现出了与何、李辞章迥然不同的色彩。各类文学史虽然亦承认阳明心学思想的解放性对后世诗文、戏曲、小说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但对阳明本人的诗歌作品却常常毫无论述*据不完全统计，1900-2015年以来出版的各类《中国文学史》共59部，谈及王阳明及其对明代文坛影响的有12部，其中为王阳明之诗作专门论述者仅4部而已。参见朱萍，李畅，梁圆：《思想背景与名家名作——〈中国文学书〉中的王阳明》，载《江南暨越地文化名人与文化世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第43-47页。，亦极少有论文能专门总结阳明诗歌的艺术特点、风格特征，更别说仅仅着眼于一种诗歌体式的研究了。通过分析吴乔《围炉诗话》之评介考察阳明七律的文学价值，或许能为此打开新思路。

杜诗无可学之理，诗人久道化成，则出语有近之者。[2](P588)

诗出于人。有子美之人，而后有子美之诗。子美于君亲、兄弟、朋友、黎民，无刻不关其念，置之圣门，必在闵损、有若间，出由、求之上。生于唐代，故以诗发其胸臆。有德者必有言，非如太白但欲于诗道中复古者也。余尝置杜诗于《六经》中，朝夕焚香致敬，不敢轻学。非子美之人，但学其诗，学得宛然，不过优孟衣冠而已。元微之极推重杜诗，而自不学杜，先得我心。[2](P583)

由此可知，吴乔以为杜诗贵重，在乎“诗出其人”，“非子美之人，但学其诗，学得宛然”等语，均是对其“人”的强调。故评论阳明“得子美骨”，实际指诗歌所体现出的阳明之人格、思想，即其七律之风格，与杜甫有相似处。子美之诗读之不厌在于其有德行、重人伦，在于“道”存其胸中。何道？儒者之道。吴乔将杜甫譬喻为圣门之“闵损、有若”，亦出于此。其言“诗人久道化成”，所指便是儒道之化；认为太白仅仅执着于“诗道”复古，不若杜甫为人行事具有儒者之“道”，方可使得其诗发之胸臆，内容紧贴君亲、兄弟、朋友、黎民等人伦之情而无造作之感，自有“致君尧舜上”一层古意在。阳明对得儒者之道、养儒者之德有异曲同工之论：在《书玄默卷》一文中，阳明忧心一位致力于诗文雕饰的学生过于执着艺文小道而偏离儒家之大道，警示其养“言”为枝叶，养“德”才是根本。阳明早年出入佛、老，最终笃入儒学，儒者之道随年岁增长逐渐化于其身，再树立功、立德、立言之三不朽，故吴乔对阳明诗的评价显示出一个层递的过程，言语、用韵似老杜，仅为“好句”“出语近之杜诗”，而“数十篇”能够像杜甫那样寄寓深刻、关切人伦者，才算得上是好诗。但可惜的是，吴乔在作品中并未点出阳明可观之“数十篇”究竟为哪些作品。笔者不揣冒昧，试从此处推想这类作品应为何指。《列朝诗集小传》曰：“先生在郎署，与李空同诸人游，刻意为辞章。居夷以后，讲道有得，遂不复措意工拙。”[6](P269)钱谦益对“不复措意工拙”之语赋予了肯定或是否定的价值色彩，如今已难以咀嚼揣测。能够肯定的是，阳明此时的律诗已慢慢脱离形式技巧的束缚，而重在用作品表达以心为师的意思。吴乔所指“数十篇”当从中晚期律诗出。明武宗在位时，阳明曾亲历宦官干政、宸濠之乱，面对如此朝政，常在诗中夙夜忧叹：“身可益民宁论屈，志存经国未全灰”(《游瑞华二首》其二)，“夜起中庭成久立，正思民瘼欲沾裳”(《祈雨二首》其一)。明世宗即位后改元嘉靖，内忧外患之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嘉靖六年(1527)阳明受命征战两广，七律中多军旅题材，内容大多描述行军路上所见所闻，对匪寇流窜地区的黎民百姓寄寓深刻的痛惜之情：“水南多少流亡屋，尚诉征求杼轴空”(《重登黄土脑》)，“燹余破屋须先缉，雨后荒畲莫废耕”(《南宁二首》其二)。阳明胸中的儒者之道使得其待民亲厚，即使在余暇自适之时，亦常念及民瘼，像正德八年(1513)所作《栖云楼坐雪》：

生长初期从5月中下旬至7月中下旬，持续时间约为1-2个月，初期幼苗生长缓慢，叶面积逐渐增大，开始高生长，后期幼苗生长由缓慢逐渐加快。幼苗定植要掌握好株行距，保证幼苗分布均匀。当苗高5-10cm时，根据情况喷0.2-0.3%的氮磷钾叶面肥，每周进行1次浇水和除草，保证幼苗正常生长，进入7月每周浇水2次。

Fig. 2 shows the diagram of the proposed POR circuit.This circuit is composed of two cascade delay elements, and four inverters. One of the inverters, INV3, is connected as a two-inputs logic gate, which is shown in Fig. 3.

虽写酒席事，却无如“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千百杯”的热闹恣肆。庭树凝凇、积雪漫阶、飘雪入觞、冰凌挂檐，对雪天的一系列环境描写为宴饮场合平添一丝清醒与肃然。最难能可贵的是，阳明因严寒天气惦念征南将士冬日作战的艰辛，使得诗歌脱离了闲适自乐的格调，转向深沉与博大。其中部分诗语虽不用修饰、不讲对仗，但是在质朴天然上得胜，直接体现着诗人的所思所想甚至精神人格，儒门之道的人伦关怀溢出于字里行间。

不过，与杜甫关切人伦相比，阳明由于其理学家的身份，对世间万物亦以有情之眼观之，胸怀显得更为博大，因此在他遭受诽谤而流离时，独在异乡而失落时，圣学不明而叹息时，每当其抬眼静观鸢飞鱼跃、各路生灵竞相自由，往往能调动起他内心活泼、快乐的一面，从而在作品中表现出乐观旷达的风格。在此选取组诗《龙冈漫兴五首》试分析：

投荒万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由。心在夷居何有陋？身虽吏隐未忘忧。春山卉服时相问，雪寨蓝与每独游。拟把犁锄从许子，谩将絃诵止言游。

最后，阳明七律之思想性深刻，除了吴乔指出的“得子美骨”，在诗中体现出对家国人伦的关切，亦由于阳明的哲学家身份，在人伦之外，对世间万物持同样的仁心对待，自有一股乐观、旷达之精神流动在诗歌作品之间，可为明初诗坛独立之风格。故当代学者李圣华谓“阳明诗澹适自然，道物外之情，求自得之意，平易见道，不慕古奥。可称之阳明体，以与七子体并举也”[10](P8)。

路僻官卑病益闲，空林惟听鸟间关。地无医药凭书卷，身处蛮夷亦故山。用世谩怀伊尹心，思家独切老莱斑。梦魂兼喜无余事，只在耶溪舜水湾。

卧龙一去忘消息，千古龙冈漫有名。草屋何人方管乐，桑间无耳听咸英。江沙漠漠遗云鸟，草木萧萧动甲兵。好共鹿门庞处士，相期采药入青冥。

归与吾道在沧浪，颜氏何曾击柝忙？枉尺已非贤者事，斩轮徒有古人方。白云晚忆归岩洞，苍藓春应遍石床。寄语峰头双白鹤，野夫终不久龙场。

观以上引文，除了第三条评论明确指出其论点即为阳明之七律，余下诸条似乎并无设定仅就七律而言的前提，然其所列阳明诗句，细数之皆为七律。无论吴乔此举为有意择取也好，无意凑泊而成也罢，在阳明体式众多的诗歌作品中仅对七律情有独钟，已不算是偶然性事件，这正昭示着阳明之七律在自己的作品群中卓然而立，或于明代诗坛大背景而言确有过人之处。吴乔在第一条评论中以为，诗贵在有“好句”，而“好句”之标准由其后种种诗句举例可推知，在于以诗歌语言所构建而成之景或所抒之情触动人心。此尚非最高境界，追求诗之“至极”处应如严羽所言般“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即将情感含蓄地蕴藉于诗句中。阳明此类仅被归入“好句”之语，或是因其抒怀太发露耳？不过本文论述重点并不在此，至少在这段评论中，吴乔侧面肯定了阳明七律的诗歌语言水平，将之与高启、宋濂、刘基等诗人并举，亦足征此。第二、三两条评价相对而言值得仔细咀嚼。吴乔在第四卷中云“杜诗无可学之理”，而阳明之诗仅为“出语近之”；在第六卷中却一反前态，赞扬阳明七律“得子美骨”。杜诗最佳处，一在于将七律之音韵格律艺术推至顶峰，二在于诗歌风格受其人格影响，遂有“沉郁顿挫”之特点。细观吴乔的第二条评价，认为阳明缘于“匠心”之故而出语近之杜诗，“匠心”一词相对“天成”而言更多地带有技巧性、修饰性的色彩，在此极有可能便是就其用韵、格律方面而言的。第三条评论所云之“骨”则指风格，在中国古代诗论文论中，多以“风骨”一词两两组合出现。虽对此释义各家各持己说* 童庆炳在《〈文心雕龙〉“风清骨峻”说》(《文艺研究》1999年版，第6期)中曾举出十种对“风骨”的解释，其中部分学者便认为“风骨”为一种“风格”。，因人而异，不过究“骨”之本义为“肉之核也”[3](P164)，知其应是比诗歌语言、诗歌格律更为深刻、本质的存在——语言、格律好比皮肉，而作家个人的思想、性格才是支撑诗作之“骨”，“风格即是人”，如杜甫性格中的儒家气质表现在其诗中，便是“沉郁顿挫”的风格。关于阳明如何“得子美骨”，下文将详解，在此暂不赘述。对吴乔的三类评语略加提炼，即知其从“语”“韵”“骨”三方面为阳明七律赋予了一定价值色彩。

三、阳明七律之文学价值

子美之诗，多发于人伦日用间，所以日新又新，读之不厌。[2](P585)

首先，比较而言，才更能见出阳明七律的价值所在。明初诗坛模拟唐人风习，阳明在此间另辟一路，破弃格律、师心自用，展现出与众不同的一面，就诗歌本体的文学价值来说，高于弘嘉年间只知倡言复古的诗人。明代诗论注重辨体，诗坛上对格律的要求早已蔚然成风。如明初闽中诗派作诗仿效唐人，“不但字面句法，并其题目亦效之”[9](P1374)，明代前七子对汉魏唐人格律的亦步亦趋则更不必言说 。求得“形似”而忽视“神似”的弊病，最终导致当时的大量诗作，发自肺腑、另立门户者，屈指不可得一二。当时的阳明受到复古风习的影响，亦无法脱身例外，但如果他的律诗仅仅满足于雕绘辞藻、刻意音律，也终究只是复古派之一羽，律诗的文学价值仅仅“达标”而已。弘治十五年(1502)，阳明曾有“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7](P1351)一言，不少学者据此以为他自动从明代诗坛上退却而下，但实际上阳明的诗歌创作伴其一生，甚至在此之后依然存有与京师旧交唱和往来的诗作* 束景南《王阳明佚文辑考编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辑录《梦游黄鹤楼奉答凤山院长》一诗，后附详考，可知正德十年(1515)时阳明犹有与李东阳等茶陵派诗人唱和之作。，可见阳明此言并非否认、贬低诗歌创作的价值，而是对当时何、李等复古派因循模拟汉唐诗歌的字词、藻饰表达不满。纵观《围炉诗话》论述唐人的部分，吴乔以为盛唐李白、晚唐义山等人皆不若子美，显而易见，杜甫的作品被其大为推介，相对于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等倡言复古之人最后都只能被苛刻地以“瞎盛唐”三字否定，从“出语近似杜甫”至于“得子美骨”一句，实际上也成为了吴乔对阳明诗作文学价值的最高认可

其次，七律作为阳明好用的诗歌体式，数量较多，因而也更能清晰地表现出其诗学观之转变。当阳明对七律音律规则态度发生由守到破的变化时，容易令人误以为阳明于诗歌创作已不甚在意，实则是对形式主义的反拨，对性灵、自由的发现。以龙场悟道为结点，阳明的心学使得其诗歌更加注重心性、自我的表达，具有强烈主观色彩的转变，故其后阳明作律诗时渐渐不再刻意工拙。虽然后来的作品中也不乏韵律、对偶严整精工的好句，那是原本深厚的诗学修养使然。学者左东岭为论证阳明性灵诗学观的萌发，在《龙场悟道与王阳明诗歌体貌的转变》一文中主要从阳明整体诗歌风格、作品内涵搜求其性灵诗歌表现出的新特征，所举例证涵盖了古诗、七律、七绝、五绝等诗体，虽论辩有力、思路明晰，为不可多得之佳作，但体多诗杂，难免稍有不够集中之惋惜。以笔者愚见，由阳明七律入手，探究其格律技巧、思想内涵的转变，或许可以更加明显地让我们注意到其性灵诗学观之萌发、对复古模拟的破弃。就此而言，阳明七律的价值被遗落的时间太过漫长，理应被重视。

旅况萧条寄草堂，虚檐落日自生凉。芳春已共烟花尽，孟夏俄惊草木长。绝壁千寻凌杳霭，深岩六月宿冰霜。人间不有宣尼叟，谁信申韩未是刚？

绕看庭树玉森森，忽漫阶除已许深。但得诸生通夕坐，不妨老子半酣吟。琼花入座能欺酒，冰溜垂檐欲堕针。却忆征南诸将士，未禁寒夜铁衣沉。

1.切实加强领导，建立健全学校德育工作领导责任制。学校要成立德育工作领导小组，校长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相关处室具体负责，班主任和科任教师具体实施，把德育工作摆在学校工作的首要位置，对德育教育的内容、方法和具体活动等详细设计，将道德教育落实到学校教育的各个环节。

2.2.1 师德水平 有的教师师德缺失，对待学生态度不端正，甚至辱骂、体罚学生，这必然导致师生关系紧张甚至对立。有些教师偏护优秀学生，对“差生”态度差，甚至冷嘲热讽或置之不理，使“差生”产生心理阴影。有些教师上课不严格要求自己，做不到为人师表，难以树立威信；有些教师备课不认真，消极怠工，举止粗俗，使得一些学生消极模仿或厌恶排斥。

综上所述，清人吴乔的诗歌批评著作《围炉诗话》对王阳明之七律多正面评价。其言阳明诗“有好句”“出语近之杜诗”“得子美骨”，分别对应阳明七律中“语”“韵”“骨”的文学性特点。就其“语”而言，阳明七律善以意象、色彩词等诗歌语言造境以动人；就其“韵”而言，阳明早期七律多正体，中、晚期拗体增加，标志着创作重点由创作技法转至以手写心之创作目的上，是其萌发的性灵诗学观在创作实践中的体现；就其诗歌之“骨”而言，体现出了阳明性格、思想得儒者之“道”，而对人伦、万物充满深刻的人文关怀，从而使得其诗歌形成了既有类似于杜甫沉郁顿挫的一面，又有乐观旷达的一面。这些特点无论是就阳明七律的诗歌本体而言，或是将其置于明初诗坛背景下观其独特性，均有一定文学价值，在此期盼能有更多目光聚焦到阳明诗歌研究领域上。

同步碎石封层技术在应用于实际生活中时，对路面封层时的碾压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只有控制好碾压速度、碾压的强度以及碾压时在路面上停留的时间，才能保证路面封层的效果和使用寿命。这就要求施工人员在根据沥青材料选择的基础上，对路面的碾压速度进行匀速处理，努力保证在路面的停留时间相近或相同。并且，在特殊地段可以采用多次反复碾压的方法，强化地面粘合度，增强路面封层的使用时间。

参考文献：

[1] 雷国楫.龙山诗话[M]//张寅彭主编,吴忱、杨焄点校.清诗话三编(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根据表3结果，可以总结出这3个等级的森林古道特点：一级(90分及以上)：共22条，此级别森林古道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风景资源较好，环境优美，森林古道完整度较高，基本为块石或条石路面，安全系数较高，可作为周边旅游景区景点路线。二级(70～90分)：共24条，此级别森林古道文化内涵较丰富，风景资源好，环境良好，古道存在局部破损情况，需要进行保护与修复工作以提高它们的综合价值。三级(70分及以下)：共27条，此级别森林古道大多完整度较差，土质路面较多，破损较为严重，后期需要投入较大的人力物力进行保护与修复工作。

[2] 吴乔.围炉诗话[M]//郭绍虞.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4] 束景南.王阳明佚文辑考编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依托穿村而过的甬金高速公路和上三高速公路，建设高速公路服务区，通过服务区销售渠道打开当地产品销路.华堂古村在山区外围，其所处位置距下一出口奉化溪口达59公里，司机有在此地休息调整的需要，因此建设高速公路服务区的条件十分优越.

[5] 王世贞.艺苑卮言[M].济南:齐鲁书社,1992.

[6]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 根结线虫的分离。选择烟草根结线虫病发病严重的连作烟地，取有大量根结的发病烤烟根系，用水轻轻冲洗干净，将病根剪成约5 cm小段，在1%的次氯酸钠溶液漂洗约4 min，挑取烟根上表面组织，利用200目与500目线虫筛冲洗并收集线虫卵放入直径8 cm的小培养皿内，加入少量无菌水，在25℃恒温箱中孵化3～4 d，收集2龄幼虫，并加入无菌水将其配制成浓度500头/mL的悬浮液备用。

[7]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吴光，钱明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8] 钱钟书.谈艺录[M].上海:三联书店,2007.

[9] 李东阳.麓堂诗话[M] //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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