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珪《名迹录》文献价值初探*

①周新月《有关元代篆刻家朱珪的研究》，《昆山书法论文集》,北京：荣宝斋出社,2011年版；《元代篆刻史论》，《西泠印社国际印学研讨会论文集》，杭州：西冷印社，1998年。顾工《关于"方寸铁"》，《中国书法》2012年12月刊(第236期)。黄惇《论元代文人印章发展三个阶段》，《元代印风》，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论元代篆刻家朱珪》，《书法研究》,1989年版。孙向群《就<论元代文人印章发展的三个阶段>和黄惇先生商榷》，《中国书画》2004年第1期副刊；《关于朱珪的<印文集考>》(博客文章，网址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6c6c000100c62k.html)。莫武《由朱珪<名迹录>所附<赠言>论元代文人篆刻的发展》，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2001级硕士学位论文。蔡显良《元代论印诗初探》，《西泠艺丛》2016年第9期。

②此处所说“尝取宋王顺伯，元吾衍、赵孟頫诸家印”之说有误，朱珪《印文集考》乃是取此三人印谱编纂而成，而非三人之印，《名迹录》所载甚明。

元末明初篆刻者朱珪，编辑其平生所刻碑文为《名迹录》一书，末附他人所赠诗文一卷，有多种抄本存世。到目前为止，学界已有数篇研究朱珪生平、篆刻活动、佚著《印文集考》等方面的论文①，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观点，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对于朱珪现存的唯一著作《名迹录》，大多数论文对其利用得并不充分。莫武、蔡显良的论文虽利用得相对多一些，但其关注点依然主要局限在篆刻方面。至于《名迹录》所收录的诗文本身所蕴含的文献价值，学界则明显缺乏关注，这无疑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研究空间。

一、朱珪生平及著述考索

(一)生卒年等考述

朱珪，字伯盛，自号静寄居士，昆山人，纂有《名迹录》、《印文集考》(已佚)。黄惇《论元代篆刻家朱珪》[1]103有段引文云：

朱珪，字伯盛，昆山人，从吴睿受书法。凡三代金石刻辞，靡不极意规仿之，久有悟于《石鼓》《峄碑》之法。尝取宋王顺伯，元吾衍、赵孟頫诸家印，旁询博取，纂为凡例，以吴睿等所书印并自制附焉。珪读书十年不下楼，五十年不娶妻，杨铁崖为撰《方寸铁志》②。

(1)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初抄本：六卷附录一卷，共七卷，半叶九行，行二十字，无栏线。此本钤有“曾在沈芳圃家”、“虞山沈氏希任斋劫馀”二印。此本“弘”、“烨”字不避，当为清初抄本。然此书抄手极劣，书写极差，错字较多，虽有朱校，却是不依别本而以一己私意改之，致讹之又讹。

周新月《有关元代篆刻家朱珪的研究》[3]一文重加考订，认为朱珪生卒年“约1316—约1378，享年六十馀”。周文据《名迹录》所收至正二十五(1365)年卢熊《印文集考序》称朱珪“清淡寡欲，五十不娶”，上推五十年，认为“朱珪的生年应该在1316年或稍前”。此结论似乎可信，但亦有所未安。按周文“1316年或稍前”的解释，则意谓至正二十五年朱珪必定年已五十或五十馀。然而朱珪年近五十，也可说成“五十不娶”。所以，将朱珪生年定在“约1316”是可以的，但解释为“应该在1316年或稍前”则不妥。此外，周文考证朱珪卒年时，受黄惇《论元代篆刻家朱珪》一文误导，以为《(洪武)苏州府志》中有对朱珪的记载，并进一步推论：《名迹录》卷五所收《杨子经墓志铭》言杨子经洪武十年(1377)丁巳三月葬，此为《名迹录》所收碑文有纪日期者最晚者；朱珪在“卢熊《苏州府志》”中有记载，故珪卒于1377至1379年间，取中间值就说朱珪约卒于1378年。卢《志》固然不足为据，但《杨子经墓志》对于考订朱珪卒年确有重要参考价值。因此，笔者认为朱珪生卒年当书作“约1316—1377后”为宜。

关于朱珪的号，清冯桂芬《苏州府志·第宅园林》云：“静寄轩，朱珪所居。珪嗜古精篆刻，构轩以藏方寸铁 ，自号静寄居士。”[4]卷47由此可知“静寄”乃朱珪之轩名，又因轩名而自号“静寄居士”。《名迹录》卷六收倪瓒《静寄轩诗》三首，其手迹今尚存于故宫博物馆。明郑文康《送孙飞卿还铜城序》[5]卷9、明方鹏《昆山人物志·艺能》[6]卷8所载倪瓒为朱珪“作《静喜亭诗》”，或朱珪另有一静喜亭，或“静喜亭”为“静寄轩”之误。

关于其后代，明叶盛《水东日记》云：“(朱珪)性高洁不娶，无子，今孙绍先者，其女兄之孙云。”[7]79朱珪终生不娶，当是以其姐之重孙以为后。郑文康《送孙飞卿还铜城序》云：“延年母朱，同里儒者伯盛女兄。……延年与伯盛以舅甥为师友，故得往返缙绅间。延年五子：长常世、次永世、传世、积世、继世……永世二子，曰绍先、曰嗣昌。绍先，旧隶皇城匠籍中。”[5]卷9孙绍先为朱珪姐姐的重孙，其家本务农，大概是由于过继给朱珪，所以入“匠籍”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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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珪师从吴睿，善刻印、刻碑，工于篆字。张绅于《印文集考跋》中云：“朱伯盛，好考古篆籀之学，与同郡钱翼之父子及陆友仁、吴孟思、卢公武讲论甚博……尤善仿古名刻及士大夫勒名金石，俨然三代制作气象。”[8]卷7 时人张雨因是名之曰“方寸铁”，当是誉其业精志坚之意。上文所说与朱珪“讲论甚博”的钱良佑、陆友、吴睿、卢熊诸人，不仅与朱珪共同爱好篆刻，亦是一时名士。除此数人，还可知当时文士张雨、郑元祐、顾瑛、杨维桢、倪瓒、谢应芳、秦约、钱惟善、郑东、释清欲、释智宽等都与朱珪有交往，所赠诗文，收于《名迹录》末卷。朱珪与顾瑛为邻 ，二人来往比较频繁，顾瑛评价朱珪云：“伯盛朱隐君，予西郊草堂之高邻也。性孤洁，不佞于世，工刻画及通字说，故与交者皆文人韵士。”[8]卷7又有云“珪读书十年不下楼” 者，当为夸饰之语。

(二)交游及才学说略

根据N1运行要求，即在岛内任一电源供应设备发生故障或检修情况下仍能满足最高负荷需求，因此，在考虑建设容量时需计入最大一台机组容量或单极容量。若采用柔直联网方式，需考虑本地机组电源作为柔直单极闭锁的备用；另一方面，岛内中远期电力需求发展有较大不确定性，在混合供电方案中若选较大的柔直联网规模，容易导致柔直设备利用率低，而且降低了本地气电利用小时数，投资回报率相对较低。综合考虑，在混合供电方案中不推荐采用过大的柔直联网容量，因此在以下供电方案研究中按柔直总输送容量80 MW规模考虑。

今未见有朱珪诗文传世。顾瑛《玉山名胜集》卷七记录了一次文人集会：

至正戊戌秋九月......予遂置酒于书画舫，邀恢公复初、袁君子英、陆君元祥、朱君伯盛，以“江东日暮云”分韵同饯。予得东字，子兰得江字，亦赋诗留别，馀字各有所属云。玉山顾瑛识。[9]268

此识语后有《谢应芳得江字》、《顾瑛得东字》、《陆麒得日字》、《释自恢得暮字》、《袁华得云字》诗五首，唯独无朱珪诗。《玉山名胜集》还记录了另一次文会，参加者大多皆有诗，“朱伯盛督行酒令，集者七人。天基道士于方外暨伯盛、善長先醉。”[9]336朱珪又无诗。称其先醉，兴许是讳其无诗之托词？从此二处来看，朱珪不擅诗可知矣。当然朱珪绝非白丁，从《名迹录》卷七相关文献看，显然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此外，卢熊《赠朱伯盛诗序》有云：

珪之言曰：“吾闻位高者身危，禄富者忧大，名盛者毁随。彼有自始壮而仕，至发落齿脱而不知止，及其遭疑忌而废斥，触刑辟而戮辱，于是时也，则虽深咎极悔，已无及之矣。今吾耑吾意于篆画，唯求其无部分之失、旁从之讹，而无戾夫古人制作之义，吾过亦寡矣。”[8]卷7

朱珪洞察世事之境界，从这段话可见一斑。当然，自古作序都难免夸饰，但对后世了解朱珪的处世态度也有一定帮助。

(三)《名迹录》版本举隅

《名迹录》是朱珪存世唯一著述，今存抄本十馀种，限于条件，笔者仅经眼其中四种。此四种抄本，书末皆有明成化二十二年朱存理述其抄录始末一段，则可知其均出自同一祖本，然辗转传抄，各有短长。

黄文自称上述引文出自“明洪武十二年卢熊编修的《苏州府志》”，并据以考证朱珪生卒年为“1327年后—1376年后，1379年前”。其思路大致是：卢熊《苏州府志》成书于洪武十二年(1379)，生人不入志书，故朱珪卒于1379年之前；又据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以为《名迹录》成书于“洪武九年(1376)”，故朱珪当卒于1376年后；又据所谓“卢《志》”云朱珪五十不娶，认为珪卒年大致五十或略大于五十，故逆推朱珪生于1327年后。然而，遍检《(洪武)苏州府志》，并无上引一段文字，亦无朱珪传记资料，而该段文字实见于《(康熙)苏州府志》卷七十八[2]。那么，黄文据《(洪武)苏州府志》成书年份以推断朱珪生卒年，显然不可取①*①后黄惇又著《元代印风》(重庆出版社2011年5月版)一书，论及朱珪时，论据依旧，观点依旧(第14-16页)。。另，黄文所谓引文“五十年不娶妻”有可能误导读者以为朱珪当娶不娶达五十年之久，实则《(康熙)苏州府志》作“五十不娶”。此外，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所言《名迹录》成书时间亦不足为据，《名迹录》所收有明确纪年之最晚一篇为卷五卢熊《杨子经墓志》，墓主葬于洪武十年(1377)。可见，黄文对朱珪生卒年的考订不甚可取。

(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五卷附录一卷，共六卷，盖合七卷本第一、二卷作为卷一。上二本多处缺文，此本不缺，似为其长。然此本将秦约序及有目无文者之篇目删去①*①四库提要中引用了数处秦约序，足见该序为抄录时所删。，合并原分之卷，改易元人名字，数处阙文未留空白，且文字多有讹误，此为其短。

(3)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杨复吉《艺海阁艺海奇钞》本：此本为经眼四种中之最优者。《艺海阁艺海奇钞》丛书为稿本，所收《名迹录》为六卷附录一卷，共七卷，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无栏线。此本题跋较他本更为丰富，书首有洪武九年秦约序一篇，末有朱存理记一篇，有隆庆二年七月十一日钱榖记一篇，有杨复吉识语一篇。杨之识语虽云“不得他本校补为余憾”，不过此本于书中有目无文者皆存其目，于阙文处皆留空，虽未能补足，但也没有径删，有助于读者了解原书面貌，亦未尝不是一个优点。

(4)国家图书馆藏缪荃孙校本：五卷附录一卷，共六卷，亦如四库本合旧本第一、二卷为卷一，半页十二行，行二十五字，无栏线。此本抄写工整，讹误不多，再经名家校勘，颇有价值。然此本无序文、无目录，改易元人名字，书前录文渊阁四库本《名迹录》提要，故应源自四库本。

从著录情况看，《名迹录》现存十馀种抄本可分为七卷本、六卷本两个系统，七卷本应更近该书原貌，且现存本子更多。内容上，六卷本前四卷、七卷本前五卷皆为朱珪所刻碑铭记志之属，各本倒数第二卷皆为杂刻，乃珪所刻各类诗铭杂文；各本末卷皆为附录，录时人赠予朱珪之诗文。

此处附带说说今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倪瓒撰书《静寄轩诗文》卷，此卷最初主人即是朱珪，是至今存世的与朱珪有关的文物。卷上有倪瓒为朱珪撰书的《邾伯盛氏小像赞》一篇、《刻古印文诗四韵》五律一首、《静寄轩诗》七绝三首，卷右有云门(张绅)篆书“静寄轩诗文”五字，又末附清光绪间杨守敬题跋一则，整卷钤印二十一方，其辗转流传已有六百馀年。倪瓒此数篇诗文皆收于《名迹录》卷七，二者可以互相印证。又清吴升《大观录》卷九还记录了一种《朱伯盛方寸铁歌卷》[10]卷9，亦是时人赠予朱珪之诗文原稿装裱成卷。吴氏所录之诗文名目亦可与《名迹录》卷七篇目相印证，可惜现今不见踪迹，恐已佚。

二、《名迹录》的文献价值

《名迹录》作为元代篆刻史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早已被篆刻界人士所重视，此处从略。然《名迹录》一书所收诗文的文献价值至今还未被深入挖掘，诗文本身和作者都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名迹录》卷一为诰一篇，乃洪武二年圣旨封昆山县城隍神之诰文。卷二收有政绩碑、去思碑两篇，修建祠庙、学宫碑七篇，这些为我们了解研究昆山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事业都有一定价值。卷三所收多为亭台轩舍之记志，可资我们了解当时文士生活情趣以及交往赠答。卷四、卷五为墓志铭、墓碣、圹志，对于考查墓主生平、世系以及当时社会生活有重要价值。卷六为朱珪所收杂刻，一来有一定可读性，二来也反映了当时一些文士的生活面貌。卷七所收时人赠予朱珪之诗文，这对于研究朱珪生平事迹、交际圈子、志趣著述都是重要资料，其中多篇赞述篆刻的诗文，别具一格。此外，全书诗文又是研究其作者的重要材料，多篇诗文可以补正《全元文》、《全元诗》的缺失，颇具价值。下面将按其重要程度依次探讨《名迹录》较为明显的文献价值。

(一)可资考察墓主生平

文渊阁四库本《名迹录》提要云：“元末郭翼，诸书载其洪武中出为学官，非得是书载卢熊所作翼墓志，不知其卒于至正二十四年，未改节仕明也，足见其有资考证矣”[8]四库本卷首。今有卢熊诗文集《蓬蜗录》孤本传世①*①《蓬蜗录》现藏南京图书馆，当为传世孤本。今人张欣《南京图书馆藏孤本<蓬蜗录>考论》(《文献》2014年第2期)一文对《蓬蜗录》有详细介绍与考论，可参考。，内亦收有郭翼墓志铭，疑四库馆臣未见，故云赖《名迹录》而知郭翼行迹。然《名迹录》确有数篇碑文独赖之而传，这些墓主或无存世传记，或仅有简单记载但不如此处详尽，《名迹录》所载碑文就成为研究这些人的重要资料。

《元故古希道人朱公圹志》仅见于此书。墓主乃元初海漕开创者朱清之子朱旭，碑文为朱旭之子朱明德于至正元年(1341)撰。此碑开篇便序朱旭家世，云：“曾祖讳礼，妣陈氏。祖讳智，妣章氏、陈氏。考讳文清，资德大夫、大司农、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妣邾氏。”[8]卷4文中又云：“(朱旭)娶同郡虞氏，子男四人，长曰明德，娶顾氏；次曰明善，有疾未娶；次曰希贤，赘平氏；次曰明达，赘虞氏。明德、明善，虞出也。女四人。孙男四人，长曰伯不花，从仕郎，婺州路兰谿州判官，次曰兼善、曰善庆、曰观善，孙女十一人，曾孙女三人。”[8]卷4依此记载，则朱氏六世世系可知矣，实为研究该元代海漕世家的重要材料。又文中所记朱旭之生平，详于他书记载②*②如清冯桂芬《(同治)苏州府志》卷九十一载朱旭生平仅六十馀字。，亦可备详考。值得一说的是，朱旭之父虽尝有贼乱之行，既为朝廷所用，则有功于当世，至朱旭，秩满之后则归隐田园，“日与贤士大夫游。乡人死无殓者，则买棺瘗之，贫无以御寒暑者，则置帐并绵纩施之。大德辛丑秋七月，风潮西沙，飘荡民庐，死者八九，而存者无以举火，先考(指朱旭)运米千石往济之。有田数十顷，岁少稔，勿入其租......性好学，素尚儒雅，博涉经史，尤长于小楷、篆、隶、章草，早岁从赵文敏公游，已有能书称，晚年深造晋唐笔法之妙”[8]卷4。这些记载一方面可见朱氏出现的向善、尚文之风，另一方面恐怕也曲折反映了朱氏在一度遭受打击后的没落迹象。

《元故云涛处士吴君圹志》亦仅见于此书。墓主为吴睿，碑文为吴睿之子吴昭于至正十五年(1355)撰。吴睿字孟思，元代重要篆刻家，朱珪之师。由此篇圹志，可知吴睿之名号、生卒年、生平事迹、家世，还可知吴睿之精于篆刻有来自其父之影响。

[6] 方鹏(明).昆山人物志[M].明嘉靖刊本:卷8.

《名迹录》所收各类墓志、墓碣、圹志等碑文，他书不载或首见于此书者还有多篇，此处仅略举上述数例。这些碑文对于考究墓主及撰者来说颇有价值，有待学者们的深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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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资考察诗文作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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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东字季明，号杲斋，平阳人(今属浙江)，寓于昆山，《名迹录》中郑文文末皆自署“昆阳郑东”，昆阳属平阳。郑东弟名采，字曲全。东、采卒后，二人诗文由郑采之子郑思先编为一集，十四卷，名曰《郑氏联璧集》(已佚)，宋濂序云：“杲斋先生天分绝人，尝矻矻穷经，再践场屋，不合主司程度，遂弃去。游淛河之左右，大肆其力于古文辞……大司徒楚国欧阳文公奇其材，欲荐之，会疾作而卒。”[11]545按：欧阳文公(欧阳玄)卒于至正十七年十二月(1358年2月)，而今所见郑东之文署有日期最晚者为《名迹录》所收《赠朱伯盛诗序》，作于“至正十四年(1354)四月”①*①按，《名迹录》还有郑东所作《章母墓志铭》一篇，其中说章母葬于“至正十四年四月十有七日己酉”，此似乎更加精确，然而古人作墓志多有空日期待用时填者，且此处郑东卒年本属推测大致范围，又两处都为四月，故今仍取郑东自署之四月。，据此可推知郑东卒于至正十四至十七年间。杨镰先生主编的《全元诗》中有郑氏极为简略之小传[12]46册，119，且言其生平见《草堂雅集》、《吴中人物志》、《元诗选》。其实，《草堂雅集》中所载仅一二事，明代吴中诸志如张昶《吴中人物志》、杨子器《常熟县志》、王鏊《姑苏志》、方鹏《昆山人物志》等对郑东记载亦皆不甚清晰，甚至有误②*②如张昶《吴中人物志》中将郑采之子郑思先误作郑东之子。，且诸志及《元诗选》郑东小传所用材料显然均源于宋濂《郑氏联璧集序》。那么，研究郑东的生平，还应充分利用《名迹录》。

《郑氏联璧集序》云：“(郑东)为文多不存稿，......(郑思先)积二十春秋，得文百篇，古今诗四百八十首。”[11]545《郑氏联璧集》今已佚，郑氏诗文散见于他书中。《全元诗》收录郑东诗五十三首，尚有少数遗漏③*③笔者于明代杨子器《(弘治)常熟县志》卷一中见郑东诗一首，《全元诗》失收。。《全元文》则失收郑东文，今有陈开林《<全元文>失收郑东佚文二十篇辑补》④*④陈开林《<全元文>失收郑东佚文二十篇辑补》，《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该文有辑佚之功，但未作校勘，失误之处不少，不可据以径补《全元文》。另外，该文所补也不够全，如明杨子器《(弘治)常熟县志》卷二中尚有郑东《记长兴李烈士庙》文一篇。一文补之，其中有十六篇即源自《名迹录》。

但仅有β=1的条件下，才能使公式(44)结果为零.若β=1，二阶导数的判别式也等于零.故无法确定是否存在β的最优解.

从顾瑛《草堂雅集》等文献中，我们可知郑东与顾瑛、杨维桢、郭翼等人有交往，而从《名迹录》所收作品中，则可以进一步了解郑东更多的交往对象，如蒙泉禅师、杨炼师、曹天德、杨天泽、章麟、朱珪等僧俗人士。此外，从《名迹录》中郑东受邀撰写多篇政绩碑、去思碑、重修学宫寺庙碑记等来看，郑东在当地应颇有名望。卢熊《印文集考序》将郑东与李孝光、张雨、杨维桢等并称，亦可证明这一点。

又如由元入明者袁华，有《耕学斋诗集》十二卷传世。《全元文》不收其文，《全元诗》收其诗，标其生卒年为“1316——1373以后”[12]57册，261。《名迹录》卷五所收袁华《故张公墓志铭》一篇，可进一步考订其卒年。墓主张公洪武六年卒于应天府上元县，洪武八年(1375)九月四日归葬于昆山。据此可知袁华卒年不会早于1375年。

有的作者，《名迹录》中仅收其文一篇，但这一篇兴许就是他们如今存世的唯一作品，如朱明德《元故希古道人朱公圹志》、吴昭《元故云涛处士濮阳吴君圹志》、易伟《故宜人李氏圹志》、易鼎《元故处士易府君圹志》、沈枢《故青村场典史沈公圹志》。经过查考，上述五人皆未见有其它文章存世。对他们来说，这篇文章就是经数百年历史淘洗后的遗迹，随《名迹录》的流传而存于世间。

(三)有助于研究《印文集考》

朱珪佚著《印文集考》颇受篆刻界学人关注，其内容、性质等都有人进行过讨论，然众说纷纷，未有定论。如果我们充分利用《名迹录》，是可以对《印文集考》作进一步讨论的。

曲美他嗪对高血压性心脏病患者心肌重构和氧化应激水平的影响 ………………………………………… 武文君等（1）： 89

明郑文康《送孙飞卿还铜城序》载朱珪“尝自著《印文集考》若干卷行世”[5]卷9。今常见五种元史艺文志有三种记录了《印文集考》⑤*⑤清黄虞稷撰，卢文弨录《补辽金元艺文志》、清吴骞撰《四朝经籍志补》、清张继才撰《补元史艺文志》。，然而诸志作者却未必曾亲见此书。《名迹录》卷七所收卢熊《印文集考序》一篇、张绅《印文集考跋》两篇，对我们了解《印文集考》一书的性质有很大价值。尤其是卢《序》，是明清多种方志著录与介绍《印文集考》的基础。下文将据此序对《印文集考》一书性质作简要讨论。《印文集考序》云：

(朱珪)暇日又取宋王顺伯(王厚之)并吾(吾衍)、赵(赵孟頫)二家印谱，旁搜博取，纂为凡例，并吴睿等所书印文及自制私印附焉，名曰《印文集考》。……千载之下，又孰能辨某印为汉魏，某印为晋唐，而当时作者，岂尽出于蔡中郎、李少温之流乎？苟非识见之博，考订之审，使玉石错杂，泾渭混淆，如郑烨之缪者，亦何益哉。今朱君所著，黜其背戾，存其简约，集为成书，诚笃志古学而有益于当今。

王厚之撰有《复斋印谱》一卷(或云二卷)、《考古印章》四卷、《汉晋印章图谱》一卷，赵孟頫撰有《印史》二卷，吾衍撰有《集古印文》二卷、《古人印式》二卷，今除《汉晋印章图谱》外，其馀皆佚。《汉晋印章图谱》为集古印并附有识读考释之谱；又据零星记载，可知赵、吾二家之书同样汇集古人印章，并加考释。通过卢《序》，可知朱珪取三家印谱，又“旁搜博取，纂为凡例”，对印章时代、制作者加以考释订正，“黜其背戾，存其简约，集为成书”，可知《印文集考》书名“集”、“考”二字的来由。此外，此书末附业师吴睿所书印文及朱珪刻制之印，当是希望借此流传。

《印文集考》虽已亡佚，但篆刻界学人仍予以关注，对其性质、价值等给予肯定，成果颇值得参考。不过，其中有些观点似有可以商榷之处。陈道义、周新月合著《吴门篆刻史研究》一书中说朱珪以王顺伯等三家印谱为凡例，“旁搜博取，扩而充之”[13]47，似乎以《印文集考》仅依前人凡例作“汇编”，实与卢《序》“纂为凡例”“存其简约”之说不合。又黄惇《论元代文人印章发展三个阶段》一文认为朱珪曾编自刻印文为《朱伯盛印谱》，且称珪“以印谱表现自己的再创造......为文人篆刻创作印谱的滥觞”[14]16。按：黄文依张绅跋文末署“书于朱伯盛印谱后”，便认为朱珪有《朱伯盛印谱》或《朱伯盛印谱》即《印文集考》所附朱珪自刻印章之称。其实，张跋题作“印文集考跋”，所称“朱伯盛印谱”非别有一书，实则以撰者之名称之，所指为《印文集考》。此外，《名迹录》所收卢熊《印文集考序》称“莆田郑烨又集印文七十馀钮,模刻传之,名曰《汉印式》......又自以所制附后”[8]卷7，若以附自己所制印附于书末为创作印谱，那么郑烨显然早于朱珪，黄文所谓“朱伯盛印谱”为“所知最早的文人篆刻家印谱”之说不攻自破。黄文未充分利用《名迹录》所收的多种资料，故对《印文集考》一书的认识不够全面，导致结论有所失误。还有，孙向群《关于朱珪的<印文集考>》①*①孙向群博客文章，网址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6c6c000100c62k.html一文认为《印文集考》未收录朱珪自己所刻的印，所谓“自制私印附焉”是朱珪“钩摹的古私印”，进而认为《印文集考》“是一本古印章历史考据为目的的集古印谱”。按：“制印”与“摹印”、“自制私印”与“古私印”区别甚大，孙氏此说不可取。既然《印文集考》附有吴睿及朱珪的作品，那么我们可以说《印文集考》以古印章历史源流考据为主，但并非是纯粹的集古印谱。

(四)补充昆山漕运史料

《名迹录》共收诗二十五首，文九十四篇，共计一百一十九篇(首)。若依《全元诗·凡例》所云：“本书仅编录各体诗，不涉及词曲等，对于偈、赞、颂等韵文，特别是整卷以阐述宗教理论为依皈者，不予收录。”那么，《名迹录》中有十首诗可补《全元诗》之失收。又依《全元文·凡例》所说：“由宋金入元，由元入明作家，其主要活动在元者，则作为元人收录。本书按‘以文从人’的原则，凡已收之作家，其文无论是否写于元代，均一体收录。”则《名迹录》中有五十六篇文可补《全元文》之失收。

《名迹录》卷二收有郑东所撰《资政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右丞岳石朮公政绩碑》与《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达鲁花赤脱因公政绩碑》②*②此两篇碑文赖《名迹录》而存，《全元文》亦失收。时人陈基亦有《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达鲁花赤脱因公政绩颂》，《全元文》有收，然而多是誉美之词，史料价值不如郑东所作。两篇碑文，可以作为昆山漕运史料的补充。这两篇碑文都记录了当时每年从昆山输出的漕粮为“三百馀万石”，《元史·食货志》记载“天下岁入粮数总计一千二百十一万四千七百八石”[15]2360③*③虽然二者非确数，且可能会因年份不同有所浮动，但此处仅作估算用。，那么昆山输出漕粮量接近占天下赋粮的四分之一，这充分反映了当时昆山漕运之繁盛及对全国经济的重要意义。《脱因公政绩碑》文中写到“至正十二年冬”所发生的事，故写作时间当在其后。此碑对当时昆山漕运的状况有真实的反映，还记录了脱因整顿昆山海漕的系列改革措施，对于研究昆山漕运颇具价值。然而，就笔者所知，现今只有孟繁清先生研究元代海漕时利用到《脱因公政绩碑》①*①孟繁清有两篇论文提及《脱因公政绩碑》，分别是：《元朝末年的海运与筹粮》，见《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2月；《元代的海船户》，见《蒙古史研究(第九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而《岳石朮公政绩碑》则似乎无人提及。此两篇之外，《名迹录》中其它数篇有关海漕的碑记，其价值也有待发掘。

天妃(妈祖)信仰与航海业密不可分，元代航海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天妃信仰兴盛，《名迹录》所收数篇碑文如《岳石朮公政绩碑》、《脱因公政绩碑》、《重修灵慈宫碑》等记录了当时政府举行的天妃祀典，反映了上自皇帝、下至地方官员对于昆山地区天妃祭祀及海漕的重视②*②陈高华先生《元代的天妃崇拜》一文说：“元朝政府举行的天妃祭典，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海道漕运开始前由地方官员举行的祭祀仪式，另一种是海道漕运结束后皇帝派遣官员到各地天妃庙致祭。”此处所举的三篇碑文就记载了这两种祭祀情况。陈高华《陈高华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343页。。此外，还有《直沽龙祠记》一文记载昆山商人沈某购置木材，船载至直沽修复龙祠，反映了两地海路来往之便捷。

昆山作为元代海漕起点，海漕对当时昆山的经济、文化影响不小。除去上文所列举的文章外，《名迹录》中还有若干篇可作为研究昆山海漕、元代海漕的相关材料，如《元故希古道人朱公圹志》[8]卷4、《元故海道千户曹君圹志》[8]卷4等，限于篇幅，此处不予详论。

五、所收诗文可刊补《全元诗》和《全元文》的阙误

漕运为当时国家大计，自从朱清、张瑄开海路之后，海漕一直是元代主要的漕粮转运方式。昆山为元代海漕首创之地，昆山太仓刘家港亦是当时最大的海漕港口。漕船从刘家港出发，经由海路到达直沽，漕粮再经转运到达京城，以供京城之食，故而研究元代海漕必然要从昆山开始。

《名迹录》中有三篇文可勘正《全元文》之误。《全元文》卷一四三九倪瓒名下收录《金粟道人小像赞》[16]46册，549一篇，卷一六一五顾瑛名下亦收有《金粟道人小像赞》[16]52册，554一篇，两处文字相同。《名迹录》卷六所录《金粟道人小像赞》则为一文配一诗之式，文末署曰“倪瓒造于戊戌(1358)八月法喜精舍北楼”，诗末署曰“顾阿瑛自题”。金粟道人为顾瑛之号，倪瓒为顾瑛小像题一赞，顾氏又自题一诗，由此可知《全元文》在顾瑛下误收倪瓒之文。

第三，加强疫苗免疫工作。疫苗免疫是我们控制鸡群发病尤其是病毒性疾病的重要措施，免疫工作的好坏直接决定了鸡群的发病率、成活率和产蛋率，但免疫往往会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比如疫苗的品质、毒株的类型、免疫的时机、免疫操作的规范以及蛋鸡机体对于免疫的应答反应等，许多时候鸡群的免疫系统由于应激、疾病、毒素等多方面的影响，会发生免疫抑制，这都有可能影响到免疫的效果。

《全元文》卷一七九七收作者“许规五”[16]59册，127一人，其名下仅有文《昆山州重修三皇庙记》一篇，文末标注其来源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吴都文粹续集》”。此文末段作“费侯名复初，字克明，东平人。石君字安卿，西夏人。至正二十三年夏五月望日，平江路昆山州知州偰傒斯③*③偰傒斯，亦作偰斯。，同知州事郜肃，州判丁克明，提控案牍赵从周，都目谢弘道，医学权教授许烨，教授许规五撰，饶介书，余诠篆额。”《名迹录》卷二中亦收有《昆山州重修三皇庙记》，为陈秀民撰，文末云：“费侯名复初，字克明，东平人。石君字安卿，西夏人。 陈秀民撰，饶介书，余诠篆额。 至正二十三年夏□月□日，平江路昆山州知州偰斯，同知州事郜肃，州判丁克明，提控按牍赵从周，都目谢弘道，医学权教授王烨，教授许规，立。”两相对比，可知《吴都文粹续集》缺失原撰者名字，又因字形相近，将“立”字误作“五”，导致《全元文》误立“许规五”一目。《名迹录》所收不误，嵇璜《续通志》卷一百六十九、孙星衍《寰宇访碑录》卷十二均著录该文作者为陈秀民。那么，《全元文》当删除作者“许规五”，而以“陈秀民”代之④*④《全元文》未收陈秀民。除《昆山州重修三皇庙记》外，《赵氏铁珊瑚网》卷十还有陈秀民文一篇。，并当以《名迹录》所收为底本，而校以《吴都文粹续集》所收。

又《全元文》卷一七〇二收录卢熊《烈士王世淳志略》[16]56册，182一篇，全文五十六字，文末标注其来源为“清末抄本《昆山先贤冢墓考》”。而《名迹录》卷五有卢熊《故王子厚墓志》一篇，全文一百六十一字。经过校对，可知《志略》乃节略《墓志》文句而成。故《全元文》当收《故王子厚墓志》，以取代《烈士王世淳志略》。

六、结语

朱珪作为一个刻碑刻印的手艺人，其人其事到了两百年后居然还有人用在诗中作“典”，而用这个“典”的乃赫赫有名的戏曲作家汤显祖。汤显祖有诗《李篆史索新婚诗小谑》一首，云：“朱珪不娶何孤洁，李子催妆强索诗。向后勒成双凤纽，臂花偷押睡红脂。”[19]780李篆史为何人已不可考，朱珪不娶的事迹却被写入诗中，亦足见其人在身后还是有一定影响的。直至今天，朱珪仍因自己的技艺成为篆刻研究者热衷讨论的人物。然而，其《名迹录》一书，今人研究时虽有引用，却深入研读者甚少。本文也只是初步探讨了《名迹录》的文献价值，至于其更大的文学、史学价值，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名迹录》共收录诗文一百一十五篇，其中收郑东作品十六篇，卢熊作品十二篇，杨维桢作品七篇，顾瑛作品七篇，殷奎作品六篇，此五人为收录作品较多者，其馀作者皆仅录一两篇，至多三篇。杨维桢、顾瑛、卢熊、殷奎有大量作品存世，《名迹录》所收他们数篇作品不足以作为研究他们的重要依据。但是郑东文章大多散佚，现知存世有二十馀篇，《全元文》皆失收，《名迹录》所收十六篇郑东文无疑对学界研究他的创作及活动皆有一定价值。

[1] 黄惇.论元代篆刻家朱珪[J].书法研究,1989(4):103.

[2] (清)甯云鹏等修,沈世奕等纂.(康熙)苏州府志[M].康熙三十年刻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卷78.

[3] 周新月.有关元代篆刻家朱珪的研究[J].昆山书法论文集,北京：荣宝斋出社,2011:187.

[4] 冯桂芬(清).(同治)苏州府志[M].清光緖九年刊本:卷47.

从1979年世界气候大会到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中国的气候外交路线可划分为“跟随者”“参与者”“引领者”三个阶段,坚定发展中国家立场,落实减排目标责任,争取发展权益,有力地推动了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5] 郑文康(明).平桥稿[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9.

还有《故处士夷孝先生卢君墓志铭》、《卢府君妻王夫人墓志铭》、《故刘府君妻卢氏墓志铭》同样不见于他书。此三篇分别是卢熊父亲卢观、母亲王氏、姑姑的墓志铭，对于研究墓主及卢熊家世有重要意义。明方鹏《昆山人物志》卷五对卢观的记载有部分材料显然来自《卢君墓志铭》。

[7] 叶盛撰(明),魏中平点校. 水东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0:79.

[8] 朱珪(明).名迹录(四个版本)[M].

基于问卷星平台的“微测试”，以二维码形式发放问卷，插入幻灯片，方便在多媒体教室展示，学生通过扫码即可查看问卷。该种随堂测试方法信息容量大，与传统在幻灯片中直接插入习题相比，解决了容量有限、教室后面的学生看不清的问题；问卷提交之后可以自行查看答案，自我测试，与传统习题相比，方式更为灵活；扫码获取答卷内容符合目前信息化时代生活习惯，可及性强；教师通过账号可即时查看答卷提交及正确率情况，反馈迅速。

[9] 顾瑛辑(元),杨镰、叶爱欣整理.玉山名胜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8:268,336.

[10] 吴升(清).大观录[M].民国九年武进李氏圣译廔铅印本:卷9.

[11] 宋濂著(明),黄灵庚编辑校点.宋濂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545.

而个体发展作为工具性的一面是指当每个人都获得充分且合法的满足之后，自动的，则表明一切人都已经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现实中，如果过分强调工具性的一面，即过分强调个体对集体的奉献，则必然只突出了共性、而忽视了个性，就是本末倒置、倒果为因了。

[12] 杨镰.全元诗[M].北京：中华书局，2013:199(第46册),261(第57册).

[13] 陈道义、周新月.吴门篆刻史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42,47.

[14] 黄惇.元代印风[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14,16.

阅读教学与阅读行为本身相互交织，密不可分。阅读是一系列复杂的心理活动过程，包含观察、想象、记忆、思维等智力因素。阅读教学即发展学生智力的过程[9](P13)。阅读是学生个性化的行为，我国教育学界已对学生非智力因素发展引起高度重视。例如倡导阅读教学应引导学生主动积极地开展情感和思维活动，并从中加深对文本的理解和体验，获得思想启迪、审美乐趣与情感熏陶。同时，阅读也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认识世界、发展思维与获取情报的活动。阅读教学则应被视为学生、教师、文本和教科书作者间交流对话的过程 [12]（P242-243)[9](P247)。

[15] 宋濂(明).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2360.

[16]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462(第50册)，549(46册)，554(52册)，127(59册)，182(56册).

发热期间，体温时高时低是普遍现象，须待病因消除、疾病治愈后，体温调定点恢复到原来的设定，这时体温才能恢复到正常。体温高低与疾病严重程度不一定成正比，严重感染时体温可能不升反降。

本文通过分组研究可知,研究组治疗有效性优于对照组,但两组治疗安全性对比并无明显差异,此结论与付士平[2]等人研究结果相符。分析原因为:球囊于骨折处扩张时仅需利用较小压力即可达到理想的伤椎高度恢复效果,因此对因球囊扩张治疗原发疾病的过程中所致骨小梁损伤情况得以有效避免[1],此外椎体高度恢复效果较优则有利于保障骨水泥的弥散效果,对确保临床疗效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2]。

[17] 嵇璜(清).续通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169.

[18] 孙星衍(清).寰宇访碑录[M].清嘉庆刊本：卷12.

[19] 汤显祖著(明),徐朔方笺校.汤显祖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