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文学的重要刊物中以胡适陈西滢为代表的刊物是

鲁迅和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的许多作家都反对胡适的“整理国故”运动。沈雁冰指出，提倡“整理国故”是一种倒退，“遂引起了复古运动”。针对胡适给青年学生开出《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以数量浩繁的书目引导学生钻故纸堆，鲁迅在回答《京报副刊》征询青年必读书时，提出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因为“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成仿吾也指出胡适打着“科学”的旗号，其实“他们的方法与态度，不外是承袭清时的考据家。”结果不外“增加一些更烦琐的考据学者。”当时党的理论刊物也发表文章分析胡适的言行，一方面认为应该联合胡适向封建文化共同进攻，一方面则对胡适的政治表现、他所宣扬的实验主义和“整理国故”等主张给予严厉的批评。求实的《评胡适之的“新花样”》，揭露胡适否认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及提倡“好人政府”为军阀张目，并指出他所号召的“闭门读书”也就是历年军阀政府提出的“学生不应干预政治”。邓中夏也指出，胡适这些言行所造成的罪恶并不在章士钊之下。新文学战线分化的加剧，还表现在鲁迅与陈西滢的斗争上。陈西滢(1896~1970)，江苏无锡人，原名陈源，《现代评论》周刊主要作家之一。《现代评论》创刊于1924年12月，它是个综合性刊物，但也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出现的重要的新文学阵地。它在编辑方针上持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态度，既发表宣传马列主义、赞扬苏联的文字，也发表一些反苏反共的文章。在“五卅”运动和北京的“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中，既有主持正义、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支持进步学生的言论，也散布污蔑学生、为军阀开脱罪责的流言。在文化思想上，既发表批判《学衡》、《甲寅》乃至“整理国故”运动的文章，也发表胡适的《爱国运动与求学》。它发表过许多重要新文学作品，培育过一些新作家，是新月社作家的重要园地。除了闻一多、徐志摩的诗歌，它还发表沈从文和凌叔华的许多小说。凌叔华，是20年代著名女小说家，出版过《花之寺》、《女人》等短篇集。鲁迅认为“她恰和冯沉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这时期收在《花之寺》里的那些短篇的女主人公，多出身于旧式家庭，有的还没有受过新思潮的洗礼，她们也有种种苦闷，然而又都无力摆脱自己现在的生活环境。这些小说确使人看到了“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以及在风格上的一点闺气。陈西滢是《现代评论》上“闲话”专栏的主要作者，后来结集为《西滢闲话》。从这部散文集来看，大致上可以代表《现代评论》的倾向。他对军阀混战、政治腐败的社会现实，常常表示不满与愤怒，因而对群众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也曾有所同情。如他指出“五卅”惨案不是租界役吏的“个人的暴行”，而是“政治的问题”(《五卅惨案》、《干着急》)；“三一八”惨案是军阀“残杀爱国民众”(《文化的交流》)。在文化领域里，他支持新文学和白话文，反对复古倒退，对胡适提倡“整理国故”也有惋惜的表示。但在女师大事件中，他站在章土钊、杨荫榆一边，在《粉刷茅厕》、《多数与少数》等文中污蔑进步学生，攻击支持学生的鲁迅。“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竟说学生之被惨杀，“群众领袖”也要负“道义上的责任”，是他们把盲目的群众引向“死地”。此外，他的一些《闲话》还流露了对人民群众、对革命斗争的错误观点。一部《闲话》非常典型地表现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两面性。鲁迅对他在“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中表现的政治上的反动性，进行了有力的斗争，两本《华盖集》中的大量杂文，就是与陈西滢等斗争的产物。鲁迅说:“我的杂感集中，《华盖集》及《续编》中文，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绝非私怨”。他在《我还不能“带住”》中说:“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这段话概括了陈西滢的手法，说明了对他进行斗争的意义。鲁迅与陈西滢的斗争，不是文艺论争，而是政治斗争。从胡适的脱离《新青年》到陈西滢的攻击、诽谤学生运动，都说明新文学队伍内不仅在文艺思想上，而且，在政治态度上都存在分歧，矛盾已越来越尖锐，预示着一个大分裂必将发生。1928年，一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运动在中国开展起来了。这年1月，创造社的。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上发表麦克昂(郭沫若)的《英雄树》，提出以牙还牙、以限还眼地对待反革命的白色恐怖，这在文艺上便是建立“无产阶级文学”。同月，创造社新办的《文化批判》杂志创刊。在发刊词中，他们引用了列宁的“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的语录，并宣告“它将从事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的批判”，其中包括文艺的批判。创刊号上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便把鲁迅、叶圣陶、郁达夫、张资平都当做“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加以批判。蒋光慈、钱吉屯、孟超等新组成的太阳社，也在一月出版了《太阳月刊》。这个社团同样以提倡无产阶级文学为使命，发表许多倡导文章。此后，这两个社团发表的重要的倡导文章有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蒋光慈的《关于革命文学》、钱杏邮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等。由此引起了一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这是“五四”文学革命之后又一场文学大论争，也是标志着新文学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大运动。现代文学史上的“三十年代”，实是从此开始的。

陈西滢 陈西滢，江苏无锡人，原名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1912年去英国读中学，后入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1922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1924年在胡适支持下，与徐志摩等人创办《现代评论》、《周刊》任文艺部主编，在该刊开辟《闲话》专栏，发表许多杂文，另外还翻译了屠格涅夫等人的小说。1927年与女作家淩叔华结婚，1929年到武汉大学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3年到伦敦中英文化协会工作，1946年出任国民党政府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常驻代表。1966年退休侨居伦敦，1970年因病去世。 [编辑本段]著作书目： 《西滢闲话》(杂文集)1928，新月 《西滢后话》(杂文集)1931，商务 陈西滢与鲁迅之战 陈西滢评鲁迅作品 20年代中期，新文化运动主将鲁迅与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闲话"作家陈西滢之间发生过一场论战。这场论战以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为发端，引出了一系列的笔战，也同时涉及到了对对方作品的评价问题。其中，尤以陈西滢对鲁迅作品的评价令人玩味。1927年，陈西滢发表《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一文，是他向读者推荐的新文学杰作。他对鲁迅小说及杂文的评价颇有意味。 陈西滢所列十部著作包括：胡适的《胡适文存》，吴稚晖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与人生观》、顾颉刚的《古史辨》、郁达夫的小说《沉沦》、鲁迅的小说集《呐喊》、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徐志摩的《志摩的诗》、西林的戏剧《一只马蜂》、杨振声的长篇小说《玉君》以及冰心的小说集《超人》。应当说，陈西滢对这些作品的评价总体较为冷静客观，并无拔高之嫌，但态度也不均衡。尤其对鲁迅小说的评价，与后人对鲁迅小说的评价出入较大。 陈西滢认为《孔乙己》、《风波》、《故乡》是鲁迅"描写他回忆中的故乡的人们风物，都是好作品。"但又说，小说里的"乡下人"，"虽然口吻举止，惟妙惟肖，还是一种外表的观察，皮毛的描写。"即使只肯定了这些小说的描写风土人情的好处，也不忘大打折扣。他同时又认为《阿Q正传》要高出一筹，但也不过认为阿Q是同李逵、鲁智深、刘姥姥等"同样生动，同样有趣的人物，将来大约会同样的不朽的"。只承认在艺术上的生动有趣，并不谈及鲁迅的思想深度，以陈西滢留英博士的训练，这种评价绝不是眼光问题。他同时更不忘表示对鲁迅杂文的不恭。在文后的说明中，陈西滢说了一段别有意味的话："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馀的文章。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而他对鲁迅小说的评价，又何以能用"佩服"二字概括呢？因为他对其他列入"十部著作"的作家作品的评价，比对鲁迅要宽松得多。 陈西滢对鲁迅作品的评价，至少说明，一个批评家要真正做到"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谈何容易，作品之外的观点、立场，常常会成为左右批评标准的障碍。

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新月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一个文学社团，它于1923年成立于北京，是五四以来最大的以探索新诗理论与新诗创作为主的文学社团。该社活动在1927年春迁往上海，1933年结束，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20世纪20年代末期一个影响较大的文学社团。它的前身是1923年北京的新月社，先以聚餐会形式出现，后来发展为俱乐部。参加者有梁启超、胡适、徐志摩、余上沅、丁西林、林徽因等人。社名是徐志摩依据泰戈尔诗集《新月集》而起的，意在以“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徐志摩《新月的态度》)。以1926年4月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开辟的《诗镌》作为他们代表性的刊物，宣称“要把创格的新诗当作一件认真事情做。”[1] 1924年12月，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建立现代评论社；1925年10月到1926年10月,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办《诗镌》、《剧刊》。撰稿人多数为新月社成员，或主要是新月社成员。1926年秋,北伐战争进入高潮,新月社成员有的南下,有的出国,俱乐部的活动遂告终止。1927年春，原新月社的骨干胡适、徐志摩、余上沅等人筹办新月书店。1928年3月创办《新月》月刊,新月社的活动由此而正式开始，参加的成员还有罗隆基、梁实秋、潘光旦、储安平、刘英士、张禹九、闻一多、邵洵美等人。除《新月》月刊外，新月书店还编辑出版了“现代文化丛书”及《诗刊》、《新月诗选》等。1931年11月，新月社的发起人和骨干徐志摩机坠身亡，该社活动日衰。新月社还介绍了莎士比亚、哈代、布朗宁夫人、豪斯曼、曼斯菲尔、易卜生、奥尼尔、波德莱尔、魏尔兰、勃莱克等西方各种流派作家及西方现代诗人。他们的这些艺术活动、介绍及创作实践，对于新文学的艺术发展有一定的历史贡献，但是他们的一些成员艺术思想上所表现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和创作中庸俗颓废的气息，也对当时的文艺运动和创作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新月诗社是以诗歌创作、学术交流为主旨的互动团体，以新诗交流为主体并兼顾古典诗词及其它形式优美的文体。诗社取名来源于新诗重要流派新月派，除希望继承新诗前辈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大诗人遗志重振诗歌风采，更引借“新月”的含义，象征着上升、新生、幸福、吉祥、初始光亮、新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