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LZ找了点资料。新月社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一个文学社团，它于1923年成立于北京，是五四以来最大的以探索新诗理论与新诗创作为主的文学社团。该社活动在1927年春迁往上海，1933年结束，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前期他们把《晨报副刊》作为阵地，后期创办《新月》月刊(10)，《诗刊》周刊（1931年）。新月社是一个涉及政治、思想、学术、文艺各领域的派别，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特点。创造社 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成立的文学社团，是中国现代文学团体。1921年7月中旬由留学日本归来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创造社前期主办的刊物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中华新报》副刊）、《洪水》半月刊；后期的刊物主要有《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半月刊、《思想》月刊、《新思潮》月刊等。除文学外，后期创造社刊物更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和宣传。创造社成立后即编辑和出版创造 创造社社丛书，出版的主要是该社成员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理论及译作，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共出版60余种。前期的创造社反对封建文化、复古思想，崇尚天才，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强调文学应该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是其文艺思想的核心命题，表现出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文学研究会新文学运动中成立最早、影响和贡献最大的文学社团之一。它于1921年1月4日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成立，由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郭绍虞、朱希祖、瞿世瑛、蒋百里、孙伏园、耿济之、王统照、叶绍钧、许地山等十二人发起，会员先后有170多人。其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沈雁冰接编的《小说月报》内容经过了全面革新成为其代用机关刊物。后又相继创办了《文学旬刊》（先后改名《文学》周刊、《文学周报》）及《诗》、《戏剧》月刊等刊物。其总部后来迁至上海，并在北京、广州、宁波等地设立分会。“五卅”以后该会活动减少，1932年“一二八”事件发生，《小说月报》停刊，该会无形解散。太阳社现代文学团体。1927年秋成立于上海。主要成员有林伯修(杜国庠)、夏衍、洪灵菲、戴平万、刘一梦、顾仲起、楼适夷、殷夫、冯宪章、任钧、祝秀侠、迅雷、圣悦（李平心）、王艺钟、童长荣等。太阳社的主要成员大都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从实际斗争中转移到上海从事文化活动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有相似的斗争经历和共同的思想基础，在文学主张与创作上,也有某些共同的倾向：积极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反映工农大众的生活与斗争。太阳社先后编辑与出版了《太阳月刊》 、 《时代文艺》 、 《新流月报》 、《拓荒者》、《海风周报》等刊物，以及“太阳小丛书”（“太阳社丛书”）等，在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以《太阳月刊》（1928年1月创刊，同年7月停刊，共出版7期）影响最大，与创造社的《文化批判》一起，成为提倡革命文学的主要刊物。另外，《拓荒者》，也以其刊载的大量革命文学作品和不少倡导无产阶级文学的论文、译文，及关于文艺大众化讨论的文章而在社会上有较大的影响。但由于受到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思潮的影响，太阳社在理论和创作上曾带有过激的偏向。
还有诗刊
现代评论派：胡适与陈西滢、徐志摩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1924年12月13日创刊，称为现代评论派。其成员多是欧美留学归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现代评论》为主要阵地。1927年7月，《现代评论》迁至上海，遂由原来依附于北洋政府转而投靠国民党政权。
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新月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一个文学社团，它于1923年成立于北京，是五四以来最大的以探索新诗理论与新诗创作为主的文学社团。该社活动在1927年春迁往上海，1933年结束，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20世纪20年代末期一个影响较大的文学社团。它的前身是1923年北京的新月社，先以聚餐会形式出现，后来发展为俱乐部。参加者有梁启超、胡适、徐志摩、余上沅、丁西林、林徽因等人。社名是徐志摩依据泰戈尔诗集《新月集》而起的，意在以“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徐志摩《新月的态度》)。以1926年4月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开辟的《诗镌》作为他们代表性的刊物，宣称“要把创格的新诗当作一件认真事情做。”[1] 1924年12月，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建立现代评论社；1925年10月到1926年10月,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办《诗镌》、《剧刊》。撰稿人多数为新月社成员，或主要是新月社成员。1926年秋,北伐战争进入高潮,新月社成员有的南下,有的出国,俱乐部的活动遂告终止。1927年春，原新月社的骨干胡适、徐志摩、余上沅等人筹办新月书店。1928年3月创办《新月》月刊,新月社的活动由此而正式开始，参加的成员还有罗隆基、梁实秋、潘光旦、储安平、刘英士、张禹九、闻一多、邵洵美等人。除《新月》月刊外，新月书店还编辑出版了“现代文化丛书”及《诗刊》、《新月诗选》等。1931年11月，新月社的发起人和骨干徐志摩机坠身亡，该社活动日衰。新月社还介绍了莎士比亚、哈代、布朗宁夫人、豪斯曼、曼斯菲尔、易卜生、奥尼尔、波德莱尔、魏尔兰、勃莱克等西方各种流派作家及西方现代诗人。他们的这些艺术活动、介绍及创作实践，对于新文学的艺术发展有一定的历史贡献，但是他们的一些成员艺术思想上所表现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和创作中庸俗颓废的气息，也对当时的文艺运动和创作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新月诗社是以诗歌创作、学术交流为主旨的互动团体，以新诗交流为主体并兼顾古典诗词及其它形式优美的文体。诗社取名来源于新诗重要流派新月派，除希望继承新诗前辈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大诗人遗志重振诗歌风采，更引借“新月”的含义，象征着上升、新生、幸福、吉祥、初始光亮、新的时光。
陈西滢 陈西滢，江苏无锡人，原名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1912年去英国读中学，后入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1922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1924年在胡适支持下，与徐志摩等人创办《现代评论》、《周刊》任文艺部主编，在该刊开辟《闲话》专栏，发表许多杂文，另外还翻译了屠格涅夫等人的小说。1927年与女作家淩叔华结婚，1929年到武汉大学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3年到伦敦中英文化协会工作，1946年出任国民党政府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常驻代表。1966年退休侨居伦敦，1970年因病去世。 [编辑本段]著作书目： 《西滢闲话》(杂文集)1928，新月 《西滢后话》(杂文集)1931，商务 陈西滢与鲁迅之战 陈西滢评鲁迅作品 20年代中期，新文化运动主将鲁迅与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闲话"作家陈西滢之间发生过一场论战。这场论战以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为发端，引出了一系列的笔战，也同时涉及到了对对方作品的评价问题。其中，尤以陈西滢对鲁迅作品的评价令人玩味。1927年，陈西滢发表《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一文，是他向读者推荐的新文学杰作。他对鲁迅小说及杂文的评价颇有意味。 陈西滢所列十部著作包括：胡适的《胡适文存》，吴稚晖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与人生观》、顾颉刚的《古史辨》、郁达夫的小说《沉沦》、鲁迅的小说集《呐喊》、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徐志摩的《志摩的诗》、西林的戏剧《一只马蜂》、杨振声的长篇小说《玉君》以及冰心的小说集《超人》。应当说，陈西滢对这些作品的评价总体较为冷静客观，并无拔高之嫌，但态度也不均衡。尤其对鲁迅小说的评价，与后人对鲁迅小说的评价出入较大。 陈西滢认为《孔乙己》、《风波》、《故乡》是鲁迅"描写他回忆中的故乡的人们风物，都是好作品。"但又说，小说里的"乡下人"，"虽然口吻举止，惟妙惟肖，还是一种外表的观察，皮毛的描写。"即使只肯定了这些小说的描写风土人情的好处，也不忘大打折扣。他同时又认为《阿Q正传》要高出一筹，但也不过认为阿Q是同李逵、鲁智深、刘姥姥等"同样生动，同样有趣的人物，将来大约会同样的不朽的"。只承认在艺术上的生动有趣，并不谈及鲁迅的思想深度，以陈西滢留英博士的训练，这种评价绝不是眼光问题。他同时更不忘表示对鲁迅杂文的不恭。在文后的说明中，陈西滢说了一段别有意味的话："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馀的文章。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而他对鲁迅小说的评价，又何以能用"佩服"二字概括呢？因为他对其他列入"十部著作"的作家作品的评价，比对鲁迅要宽松得多。 陈西滢对鲁迅作品的评价，至少说明，一个批评家要真正做到"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谈何容易，作品之外的观点、立场，常常会成为左右批评标准的障碍。
民报，新青年
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代表刊物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
民报，新青年
辛亥革命之后开展的新文化运动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
《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星期评论》、《建设》、《少年中国》、《曙光》、《新社会》、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觉悟》、《湘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武汉星期评论》、《浙江新潮》最著名的是陈独秀等人主编的《新青年》
陈西滢(1896．5．1O—1970．3．3)江苏无锡人，原名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1912年去英国读中学，后入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1922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1924年在胡适支持下，与徐志摩等人创办《现代评论》周刊，任文艺部主编，在该刊开辟‘闲话”专栏，发表许多杂文。另外还翻译了屠格涅夫等人的小说．1927年与女作家凌叔华结婚，1929年到武汉大学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1943年到伦敦中英文化协会工作，1946年出任国民党政府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常驻代表。1966年退休侨居伦敦，1970年因病去世。
陈西滢(1896．5．1O—1970．3．3)江苏无锡人，原名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1912年去英国读中学，后入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1922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1924年在胡适支持下，与徐志摩等人创办《现代评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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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西滢(1896．5．1O—1970．3．3)江苏无锡人，原名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1912年去英国读中学，后入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1922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1924年在胡适支持下，与徐志摩等人创办《现代评论》周刊，任文艺部主编，在该刊开辟‘闲话”专栏，发表许多杂文。另外还翻译了屠格涅夫等人的小说．1927年与女作家凌叔华结婚，1929年到武汉大学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1943年到伦敦中英文化协会工作，1946年出任国民党政府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常驻代表。1966年退休侨居伦敦，1970年因病去世。陈西滢是五四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领着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大学里得来的博士头衔，更带着西方政治、文化及文学的教养回到中国。在陈西滢的眼里，中国的一切都可以用“看不惯”和“瞧不上”来概括。他写了许多与中国时事有关的文章。也许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绅士的优雅姿态对他浸润太深，他没有一种想做“战士”的意识，他不想失去自己闲适的旁观态度。他的文章以“闲话”命名。按理说，既是“闲话”，就当以陶醉于风花雪月和脉脉温情为主调，在五四这样一个思想交锋激烈无比，笔战叠起的时代里，他同样当是一名旁观者。可偏偏他所谈论的“闲话”又远不是与时代无关的妙文，而是对中国时势的评说，政治的、文学的、运动的，常常在他的笔下出现。他以闲适的姿态看取时代浪尖上的波涛，用纯粹的绅士的学养评说中国的“特殊国情”，最终遭致自己不情愿地、缺少防备地进入到中国现代思想交锋的湍流之中，他有点难以自持，又不能不为自己站出来辩解。有时候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用并不周密和恰当的言论与人交战，不但失去笔战的优势，而且还丢掉了绅士的从容与优雅。最终，以一个失败者的姿态退出了文坛。他的悲剧多是由他自己一手造成的，但又不能不说是他对当下中国的时代主流缺少感悟和认识。 陈西滢真正捅出了漏子，还是1925年女师大风潮及“三·一八”惨案。这成了他同鲁迅等五四主将的思想阵营的分水岭。事实上，说陈西滢痛恨学生、维护反动军阀，似乎不合实情。但他的确是打着“公理”、“正义”的旗号，对学生运动泼了一盆凉水。读《西滢闲话》会感觉到，陈西滢立场有问题，发端于他总想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博士、北大教授的姿态评论时事，所以他看到学生闹事，首先是“我们只觉得这次闹得太不象样了”，“如果过在校长，自然立即更换，如果过在学生，也少不得加以相当的惩罚。万不可再敷衍下去，以至将来要整顿也没有了办法。”言辞虽显公允，却充满了对学生的不满。他对支持学生运动的鲁迅等发起的“七教员宣言”也看不惯，认为“未免太偏袒一方，不大平允。”他把学生运动看成是一种对学校秩序的破坏，而不是一次对反动势力的反动，这就决定了他的“公理”、“平允”即使不是敌对的，至少也是短浅的、平庸的。所以他才会认为学生风潮是有“我们平素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粉刷毛厕》）。面对刘和珍与杨德群两位女学生的惨遭屠杀，陈西滢除了悲悯之外，更为了自己的立论，减轻他们的革命热情和冲动，把她们的死当做是一种无谓的死亡。他把如此重大事件也当做“闲话”来谈，认为杨德群除学习勤奋外，并不热心于“开会”之类的运动，“三·一八”那天她也并不想去，是返回的途中又被人拉去的。他的言论激起了杨德群同窗学友的愤慨。他们联名写信给陈西滢，澄清与质问。陈西滢并不认错，且有勇气把学生来信在自己主办的《现代评论》公开发表，并坚持认为“许多‘富有思想’、‘大有作为’的青年是简直不参与任何运动的”（《杨德群女士事件》），载《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期）。加之他与鲁迅的纷争及其道义上的失败，他最后从新文化的潮流中退隐而出。至于他同鲁迅之间其它方面的恩怨，话题也多是他不断引出，如“抄袭事件”、“官僚问题”、“某藉和某系”等，最后也都在这些话题上败下阵来，搞得好友徐志摩也不得不中途跑出来劝架，大喊“带住”。 陈西滢对中国社会的问题当成“闲话”来谈，好象站在了一个理智的公理的高度，却不想这种态度正成为鲁迅反击他的枪靶。他说中国民众“不够程度”还不及鲁迅批判国民性的愚昧激烈，但他只想取旁观态度的做法，未免过于绅士，直至自己走向革命的反动一面。其实他对上海工人的罢工也曾声援，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野蛮多有批判，不过站在“公理”的角度，又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并无好处，究竟应该如何，连他自己也没药方。他曾呼吁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实情，向“国外的宣传也万不可缓”，如此“很可以给全世界以一个深切的印象，叫他们知道我们全国人民是怎样的沉痛和决心。”（《五卅惨案》）他相信曾经见过的西方世界。他认为战争是恐怖的和令人厌恶的，而不同意某些“文学家”在那里“赞美战争，歌颂流血”，这种观念也真的够超前，但他因此否定革命和革命者，却显得过于“理智”甚至反动。他开出的最有力的药方，是一句不无思智又无从实施的话：“我希望我们多有憎恶战争而临事不得不挺身去干憎恶的事的平常人。”（《智识阶级》）语调和言辞显然是几经推敲后说出的，可以见出他内心的复杂与矛盾。只可惜这样的声音在那样一个特殊时代，等于没有说。在《西滢闲话》里，有不少观点互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从作文的角度讲，陈西滢的作文之道，还没有完全进入火候。他的“闲话”惹得他自己忙不迭。 从《现代评论》的“闲话”栏停了以后，陈西滢也就退出了文坛，鲁迅先生“不能带住”，只好他自己失败而终了。用一句世纪末的流行词来说，陈西滢也实在是世纪初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里的一个“另类”了，起先还有点自以为是的风采，到最后一点都没有“酷”的感觉了。他后来应国民党请求，去巴黎做教科文组织的官员，又回到伦敦居住，只把他乡认故乡，最后客死英伦。《西滢闲话》结集出版时，他自己剪掉了有关女师大风潮的篇什，60年代之后在台湾重印，又将同鲁迅论战的内容也删去了，这多少可以看出他淡出文坛之后的一点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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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评论》。
指的大概是，革命家文学派的那场改革吧。第二个不是很清楚
高远《渭水》贾平凹《延河》陕西炎黄文化研究会《百姓故事》陕西省子长作家协会《瓦窑堡》宝鸡金台区文学界联合会《金台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