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心雕龙》看“缺席者”陶渊明

一、陶渊明的“缺席”

《文心雕龙》一书中，陶渊明是未被言说的“缺席者”，钱钟书先生曾谈及此点：“晋代文人，略备于《文心雕龙·才略》篇，三张、二陆、潘、左、刘、郭之徒，无不标其名字，加以品题，而独遗渊明。”①诚然，以陶渊明之文学成就竟不见迹于素以“体大而虑周”②著称的《文心雕龙》，难免令人困惑。众多学者对此多有讨论。

首先是《隐秀》篇补文的真伪问题。此篇从“始正而末奇”到“此闺房之悲极也”的一段补文被多数学者认定系后人伪作。詹锳先生则持有异议，提出“明人好作伪书，《文心雕龙》也随之蒙了不白之冤”③。杨明照、王达津等学者对此亦多有商榷，然普遍倾向于后人补作之说。随之而来的是学界关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为何不曾言及陶渊明的诸多讨论,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别:即分别从陶渊明其人之身世行藏及诗歌风格两方面加以推断，这其中自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刘勰的身世背景及其文学观念。虽众说纷纭，且俱从二人之差异处着眼，对于我们加深对刘勰和陶渊明的理解却不无助益。

有一种意见认为刘勰并非有意忽视陶渊明，而将其“不取陶”归因于刘勰著述《文心雕龙》时尚“不知陶”。《文心雕龙》的成书时间，学界一直存有争议，有成于齐末和梁初两种观点。刘永济先生曾论及：

未及陶公只字，盖陶公隐居息游，当时知者已鲜。又颜、谢之体，方为世重，陶公所作，与世异味，而《陶集》流传，始于昭明，舍人著书，乃在齐代，其时《陶集》尚未流传，即令入梁，曾见传本，而书成已久，不及追加。故以彭泽之闲雅绝伦，《文心》竟不及品论。④

这段话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陶渊明的“隐居息游”，一是陶诗的“与世异味”。陶潜弃官之后，退居田园，确有隐世之心，所谓“世与我而相违”，故而下决心“请息交以绝游”，这一宣言在当时是引人嗔目的，尤其在天下熙攘往来、竞奔仕途者的眼中尤为怪哉。然陶潜有自己的一套审美体系与取舍标准，认为“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尘”，进而提出“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像这样流露出隐居息游之意的诗句在《陶集》中还有很多，钟嵘称其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⑤，良有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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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退居田园并不意味着彻底与世隔绝，隐逸诗人也并不等于诗名不著。早在南朝宋时，与陶渊明有过交往且名重一时的颜延之就写下《陶徵士诔并序》一文，盛赞其人格品行。沈约《宋书》为其立传，时代稍后的钟嵘《诗品》将之列入“中品”，梁代萧统对陶诗更是颇为赏爱。除此之外，模仿陶诗风格者也不乏其人，如鲍照《学陶彭泽体》、江淹《拟陶徵君田居》等；至唐宋时期，尤其是在苏轼的极力推崇之后，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攀升，以至被后世推许为“自三代而下为第一风流人物，其诗文自两汉以还为第一等作家”⑥。然而，后世对陶渊明及其诗歌的极度称赏却与南朝时期人们对陶诗的相对忽视形成鲜明对比，如：沈休文《宋书·谢灵运传论》叙晋宋以来诗，终不及陶潜。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遍举诗人、穷源分派，然独缺渊明⑦。而与陶潜过从甚密的颜延之，为之作诔时也仅表达了对其“孤生介立之节”的看重，于其诗文则称“学非称师，文取指达”，虽无明显贬义，却也称不上赏爱；再加上素来以“体大而虑周”著称的《文心雕龙》对陶渊明竟至一字不提，这一现象乃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二、绮靡文风的反叛者：榫卯暗合

陶诗风格与晋宋主流诗风的巨大反差被认为是此一时期陶诗不受重视的主要原因。有学者提出：“颜诔对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是缺乏足够认识的，这正符合晋宋之际文学风尚的时代特征。”⑧由此就不得不谈到关于刘勰“不言陶”的另一种意见：刘勰之“不取陶”并非因其“不知陶”，而是由于二人的诗学观念相去甚远，故有意避而不论。胡国瑞先生指出：“这主要的当因陶渊明的诗风朴质无华，与这一时期文风迥然异向，非如后来萧统所主张的‘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之比，故不入刘勰的评论之列。”⑨徐公持持论相近，“究其因，当是其时流行华靡绮丽文风，‘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物以写貌，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文心雕龙·明诗》），对于陶诗自然浑朴诗风，自不可能十分推重。”⑩皆认为陶诗风格过于质朴，不合时俗，故为刘勰所不取。杨明照先生提出刘勰没有论及陶渊明，显然是与当时的风尚有关，认为若以《明诗》篇“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的标准作为参照，则“陶渊明‘文取指达’的四言、五言”，是不会被刘勰许为“雅润”、“清丽”的。其未对之加以品列，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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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其人其诗都与“自然”水乳交融。其“质性自然”，因而弃官去职、归隐田园，对无数人趋之若鹜的仕禄之途视如敝屣，而为“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心生喜悦。如今，陶潜的南山和桃花源已从自然地理存在转化为当代人的灵魂栖息之所。此外，“自然”是陶诗的最大特点。严羽《沧浪诗话》云：“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方东树《昭昧詹言》曰：“惟陶公则全是胸臆自流出，不学人而自成，无意为诗而已至。”可知陶诗为后世爱重者正是这一份自然。

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旁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故形立则文生矣，声发则章成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⑬

从山川、草木、鸟兽推衍而至万物之灵的人类，“文”的内涵不断发生着变化，然而其本质功能却相对稳定。此处所言之文，字面上是讲纹理、文采，实质上却涉及到“美”的范畴。山川万物都有“文采”，这属于自然美；人心感于物而发为诗文，这就是人为美⑭。诗文作为人的心灵外现，自然具有修饰美的功能。六朝时期，文学的修饰美犹为时人所重，文辞是否华丽成为了臧否诗文的一大衡量标准。然而，刘勰一方面虽不可避免受到当时流行的修饰性文学观念的影响——如《文心雕龙》的文体本身就可以看作是对“文学即装饰”这一基本命题的忠实实践⑮，另一方面却又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主流观念，对一味以华丽绮靡为贵的文风进行了反思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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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形器到气韵：诗贵自然

陶诗贵自然，《文心雕龙》亦多处提及“自然”一词，如《原道》篇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又云“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腧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顾随释之曰文辞以自然为宗。而刘勰所谓之自然，乃指文体的简洁和语言的朴素，与自然界之“自然”并不相干⑰。在这里，我们倒不妨将自然涵义看得灵活些，而不必拘泥于文体、语言或者自然界的限定：文体语言也罢，自然界也罢，若行自然之道，便都有了无所为而水到渠成，芙蓉花放而无须雕饰的共质。又《定势》篇云：“因情之体，即体成势。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可知刘勰认为情思、文体、文势三者的关系，乃以自然生发为贵，体因情而立，势即体而流，本乎自然。《明诗》篇有“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之语，此处的自然，一方面指诗歌创作之自然规律，点明因外物而心生感发，借吟咏以抒发情志、形成诗歌的自然过程；而从诗歌的自然生成这一理解出发，则亦可发现其对诗歌艺术风格的内在要求：不同于时人一味追摹绮丽，刘勰还重视诗歌内容的充实、情感的真挚，提出“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物色》），进一步提出“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辞必巧丽”，则刘勰所认同的文辞，要做到情辞兼备、华实俱全，要求“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以上引《诠赋》)，也就是文质并重。此乃刘勰的文学观念超越时侪之处。

《文心雕龙·序志》篇云：“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这反映了刘勰对文学的初步认识，即文学是装饰性的⑫。《文心雕龙》开篇就有极为生动的阐述：

陶诗的自然离不开其“质性”。有学者认为陶诗之所以“平淡自然”，乃是因为他以实际农村生活的感受，来写田园景象和生活的缘故⑱。事实上，假若追流溯源，会发现是诗人的“质性”决定了诗歌风格：“暧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田园生活，正是诗人不再以口腹自役、顺应自然之质性后的选择；“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的家常场景也是出自天性真淳、情意深厚的诗人笔下。陶潜以田园山水为身之归宿，以自然之道为心之依归，其诗发语自然，语言质朴通透，诗境冲淡平和。如果说陶潜在精神上完成了对污浊现实的超越，那么陶诗就是在“技”、“意”两方面实现了对绮靡文风的超越。

刘勰的“自然”与陶诗之“自然”有相通之处，然其差别亦甚明朗。前者从诗歌创作过程的一般规律出发，强调诗文情感和内容的重要性，后者则体现为诗歌的丰美内蕴与简淡语言的自然融合。换言之，刘勰之“自然”重形器，陶诗之“自然”重气韵。刘勰所言“人禀七情，应物斯感”，为诗歌的真实打下了基础，属于诗歌“质”的要求，而真正使诗歌活过来的是诗人。有人评价，“陶渊明是中国诗歌史上最具个人风格的诗人之一。其风格的特质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曰：自然。陶诗的自然风格，出于其’质性自然’的气质和性情。陶渊明为自然之人，遂有自然之诗”，⑲可谓深中肯綮。诗人的气质禀赋决定了一首诗的“风神”，而这恰好是诗歌真正动人的部分。

众所周知，西晋以来的文学创作逐渐向形式主义发展⑯。随着形式主义文风的盛行，出现了大批文辞华美、形式精致却空洞无物的诗文作品以及雕章琢句以为文饰然思想贫乏、辞趣一揆的应制文人，正可谓“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文学创作逐步沦为好弄文墨之辈的文字游戏，丧失了树立“天地之心”的本质意义。鉴于此，刘勰提出“华”“实”相扶的论文主张，其写作《文心雕龙》的目的亦是为了纠补时风流弊。《序志》篇云:“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悦。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可见刘勰之所以要论文，是因当时“文体解散”，文风“浮诡”乃至“讹滥”，离开了“体要”之原则。同时，刘勰明确反对“为文而造情”，提出“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认为绮靡之风“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这无异于公然站到时俗的对立面，正可谓“不合时宜”。然而，陶渊明“文体省净，迨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的文风恰恰与时风相左而暗合刘勰之主张。尽管这并不代表刘勰的诗歌主张等于陶诗的质朴无华，但可推知，自然简淡的诗风在刘勰眼中也未必就毫无可取。

四、从诗歌到人生：殊途同归

“诗言志”是传统的诗歌观念，刘勰对这一观念的继承有目共睹，《明诗》篇即称引《舜典》所言“诗言志”之语。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志”并非后世普遍意义上的“情志”、“意志”，而是带有浓厚的儒家政治道德色彩之志。《明诗》篇曰：“神理共契，政序相参。”刘勰进一步提出，诗之要者在“持人情性”。正如郭晋稀先生所言，“刘彦和用他的诗义衡量历代的作品，认为：一种是合乎诗义的，即用诗来“顺美匡恶”；一种是不合诗义的，即用诗来谈玄论道，嘲风弄月。”⑳刘勰的这一衡量标准在诗歌批评史上固然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他不仅持之为据，对部分诗文作品作出了颇中肯綮的评价，同时对当时流于声色而内容空洞的诗风进行了有力针砭；然而这一标准显然存在先天局限：儒家提倡的“顺美匡恶”之志或许具有普遍性，但绝不具有唯一性。它并非个体之种种情感志意中唯一有价值的一种，事实上，对于心灵尤其敏锐、感情尤为丰富的诗人而言，并不存在所谓“绝对正确”。

刘勰在《时序》篇中对玄言诗大加挞伐，称其“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涂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而辞意夷泰”，以“宗经”、“征圣”为出发点，刘勰认为诗歌应当关注现实，而对空谈义理的玄言诗持贬斥态度。《明诗》篇谈及宋初诗作，认为此时“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评语多讥刺。可见不管是谈玄论道的玄言诗，还是模山范水的山水诗，在刘勰的眼中都难登大雅。毋庸置疑，刘勰所指出的问题确实存在，但若因此而将这一时期的玄言诗与山水诗一概否定，未免将抱遗珠之憾。有谚曰 “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就诗歌而言，则可谓“诗歌来源于现实而高于现实”。此处的“高”意指诗歌所反映的不单单是具体的生活现实，更多时候体现为个体心灵的投影。玄言诗与山水诗即往往超越具体现实，虽无法跻身于“顺美匡恶”之类，其价值却不容忽视，它们在诗歌领域内自有其归属。玄言虽远，或有知言，山水之中，犹见怀抱。陶渊明的诗歌即为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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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莫砺锋，《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在陶渊明接受史上的地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12年第5期。

然而陶诗并不类于刘勰所批判者,尽管陶诗中不乏玄远之言与山水之景，然俱发以真情，寄以怀抱，乃情实相扶、意蕴深长之作。陶诗易让人产生一种鲜明印象，以为诗后站着一位悠游田园，逍遥无为的“世外诗人”。朱光潜先生就认为陶渊明在经历过极端的苦闷之后，达到了极端的和谐肃穆㉔——这正是道家追求的最高境界。然而，正如鲁迅先生所言，“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㉕。诗人并未真正忘怀世事，虽有出世之心，但同时是一位有志之士，一个有情的诗人,他无法真正做到与现实人间的彻底割裂。田园风光固然美好，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之下，潜藏着“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的苦闷，“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的欢悦背后，涌动着“抚己有深怀，履运增慨然”的现实忧愁。陶诗之所以不同于刘勰批评“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的江左篇制，就在于其并非一味地“溺乎玄风”，以辞令空谈自我麻醉。恰恰相反，正因诗人既没有忘怀昔日壮志，也没有忘怀现实㉖，才会时时关注政治风云的变幻，“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岂是以诗为“排除忧患，消遣岁月的上等娱乐品”㉗之辈所能道？

对现实人生的关怀始终是贯穿陶诗的一大主题，元好问即尝谓之“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虽世事流转、朱颜暮齿，这份关怀亦由青年的热烈直率转入深沉厚重，情意的温度却不曾褪去,这与刘勰著书立说以纠补时弊，传扬圣人之道以力挽颓波的用心何其相似。真正懂得了这一点，陶诗也未尝当不起“温柔在诵，最附深衷”（《文心雕龙·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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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车重(kg) ...................................................................157

①⑦钱钟书，《谈艺录》，三联书店2001年版，均引自第261页。

②〔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59页。

③詹锳，《语言文学与心理学论集》，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82页。

④〔梁〕刘勰著、刘永济校释，《文心雕龙校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7页。

⑤〔梁〕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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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诗风格平淡自然，然而这种质朴却易为人所讥，即文采之缺乏，这几乎是文坛共识。颜延之《陶徵士诔》称其“学非称师，文取指达”，这与颜“铺锦列绣”、“错金镂采”的诗风可谓迥然相异，故在颜延之心中，陶渊明的“文取指达”难免有文采不足之憾。北齐阳休之论陶诗曰：“辞采虽未优，而往往有奇绝异语，放逸之致，栖托仍高”⑪，犹有“辞采未优”之叹。六朝崇尚绮靡，追求缛丽文风，故不论钟嵘还是刘勰，论诗都主张“润之以丹彩”、“丽句与深采并流”。然而刘勰不是一味地追求华文丽辞，亦非狭隘至“非我族类，一概不取”之辈，如若以为刘勰仅仅因陶诗“不合时宜”便将其弃之不论，理解就未免过于偏颇。

⑥何孟春，《陶靖节集跋》，见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编,《陶渊明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6页。

⑩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7页。

陶渊明与玄学的关系历来为研究者瞩目，就其思想渊源而论，“在陶渊明的复杂思想中，经常起作用的是儒家和道家两个方面”㉑。然而何者为其主导思想，则争议尚存。有学者认为陶的思想实质属儒家㉒，也有学者认为陶渊明的思想主要是道家，进而提出陶诗“与东晋时期的玄言诗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可谓是玄言诗的嫡传正脉”㉓。无论如何，陶渊明对老、庄思想的继承和对魏晋玄学的发展是不容忽视的，其诗文深受《老子》、《庄子》的影响，大量相关典故的运用即可为证。如“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拟古九首》其八)，“一世皆尚同， 愿君汩其泥”(《饮酒》 其九)，“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戊申岁六月中遇火》）等,诗文中随处可见的醉心自然、闲远放达之情志，同样与老庄哲学有着内在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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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⑯㉑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分别引自第274页，第269页，第87页。

注：本研究中残障类型包括智力障碍、精神障碍和多重残障，其中多重残障指该残障人士有至少2种残障类型，其中至少有1种残障类型属于智力障碍或精神障碍的情况。由于残障程度和残障等级分别对应(照料者)主观和客观两个量纲，故在表中分别列出。

⑪阳休之，《陶集序录》，见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编，《陶渊明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页。

⑫⑮彭恩华、兴膳宏,《〈文心雕龙〉论文集》，齐鲁书社1984年版，均引自第120页。

(2)可能偏差。对于精煤段，这两种旋流器5个粒级的可能偏差各有不同，但50～0.5 mm综合粒级的可能偏差，三产品重介质旋流器为0.022 kg/L，而主再选两产品重介质旋流器为0.033 kg/L，显然前者优于后者。对于矸石段，50～0.5 mm综合粒级三产品重介质旋流器的可能偏差为0.034 kg/L，主再选两产品重介质旋流器的可能偏差为0.035 kg/L，从各粒级的情况来看，除了13～6 mm粒级以外，前者的可能偏差均优于后者。

⑬⑭⑳〔梁〕刘勰著、郭晋稀注译，《文心雕龙》，岳麓书社2004年版，分别引自第2页，第2页，第42页。

与会人员一致认为，修订《条例》是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适应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对全面从严治党、加强纪律建设再部署、再动员，体现了鲜明的政治性、时代性和针对性。新《条例》把执纪和执法贯通起来，使党的纪律成为管党治党的尺子和全体党员的行为底线，使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更加科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

⑰顾随，《顾随论学精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0页。

⑱㉗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典藏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分别引自第293页，第280页。

⑲徐公持编著，《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2页。

㉒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7页。

㉓陈令钊、丁宏武，《〈文心雕龙·明诗〉篇对陶渊明五言诗的偏见》，《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0卷第5期。

㉔朱光潜，《诗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46页。

㉕转引自陶渊明著、王瑶编注，《陶渊明集》，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12页。

㉖见〔东晋〕陶渊明著、孟二冬注译，《陶渊明集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