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规模化流转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基于上海郊区的实证分析

2005年农业部颁布实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提出鼓励农村承包土地的有序流转，2014—2016年连续三年的一号文件都对农村承包土地的流转管理提出了新的思路。在国家的大力推动下，我国的农地流转*本文分析中所提及的“农地流转”是指农村承包土地流转，不涉及其他地类。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近几年，中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快速增长，2007年约为424.8×104 hm2，仅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5.2%。截至2015年底，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达到2 980×104 hm2，比2014年底增长10.92%；流转面积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的33.3%，比2014年提高2.9个百分点，流转合同签订率达67.8%，农户承包地规范有序流转的机制初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网站：对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6329号建议的答复，http：//www.moa.gov.cn/zwllm/tzgg/tz/201608/t20160810_5234645.htm。。在全国农地流转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农作物的种植面积、种植方式都在不断调整和改变，相比较于传统的小农经营模式，农地规模化流转后将意味着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农业经营管理水平的规范化。那么，农地规模化流转之后粮食产量是否提高了呢？这应该是政策制定者、农业经营管理者以及专家学者都很关注的问题，但是要得出答案并非易事，不同区域、不同流转规模以及流转后用途的变化(是否非粮化)等因素影响着这一问题的分析。基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拟对上海郊区农地流转与粮食生产的相互关系展开分析，以期得出符合实际发展的结论。

一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目前，对于农地流转与粮食生产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分析全国1 740个家庭农场的监测数据可知，当农地流转形成的家庭农场的规模较小时，“非粮化”比例较高，而随着家庭农场规模的扩大，粮食作物的种植比例也会上升[1]。但是，各地区之间仍然存在差异，过高的土地流转成本导致耕地集中后难以维持种粮的盈利[2]。在区位好的地方，由于粮食作物缺乏竞争力，农户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会优先选择种植经济作物，而土地流转的增加也将减少粮食作物的种植比例[3]，而农户似乎更加倾向于在转入耕地上进行“非粮化”种植，转入耕地的非粮化率是原有耕地“非粮化”率的近5倍[4]，进而威胁到地区的粮食产量。对此，应当建立农地流转保障粮食安全的激励机制，在国家规划与战略的指引下，从粮食生产功能区分类管理、生产体系任务分解等方面构建保障粮食生产的约束机制，从社会化服务、财政补贴、科技支撑等方面构建“农地农用”及“农地粮用”的粮食生产激励机制[5]。在粮食生产中，重要的是要提高产量而不是提高粮食种植面积，这便涉及到农业的可持续集约化利用。可持续集约化利用已经成为了全球粮食安全的主要战略之一[6-8]。但是，在推动农业可持续化集约利用的过程中也面临了很多挑战，若要在短时间内实现集约化利用，就需要处理好来自政策、技术和社会方面的挑战，当然，这还需要对农业土地利用进行调整和合理化安排[9]。允许土地在公开市场上自由交易，是造成土地利用不合理的重要因素[10]。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土地交易中自然也会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因此，政府应当对土地市场适当干预，当然，这种干预必须是适当的，不可过度，过度干预则会造成市场效率低下[11]。

2.2 BMI对肝癌术后累计复发率(cumulative recurrence rate, CRR)的影响 388例HCC患者中，消瘦组、体质量正常组与超重肥胖组的中位TTR分别为14、42.5、48个月；208例ICC患者中，消瘦组、体质量正常组与超重肥胖组的中位TTR分别为7、11、12个月。

基于以上学者的分析，可以看出关于农地流转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作用有着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不能一概而论，不同经济发展区域情况差异性大。拟借鉴前人的研究，对经济发达地区的农地流转和粮食生产关系展开分析，探求两者的影响作用机理，结合具体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在解释变量的选取中，首先，需要选取可以反映农地流转的变量，由于近年来上海在进行土地整治，每年土地流转的面积会有较大的波动，故而本文选取农地流转率作为解释变量；同时，由于在市场经济下，价格是影响农户决策的重要依据，而导致农户变更粮食用地的直接诱因也多是因为经济作物的收益更高，在土地流转率较高的上海，如果农户对于经济作物的预期导致农户选择大面积地将粮地“非粮化”，则会直接导致粮食产量的减少*在农地流转的实践中，政府对于流转后土地用途的管制及引导也对粮食产量有所影响，但由于该项指标难以量化，并且，作者在调研中发现，土地用途的管制对于家庭农场的影响较大，而对于其他方式的经营方式影响较小。综合以上考虑，本文未将土地用途管制对于粮食生产的影响作为一个独立的解释变量。；此外，农地流转有利于土地的规模化经营，而土地的规模化经营需要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农业化水平的高低也会影响到粮食产量，考虑选取机械总动力作为衡量农业机械化水平的一个指标。因此，选取粮食价格指数、蔬菜价格指数、粮食播种面积比、机械总动力与农地流转率一起作为解释变量，共同分析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由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粮食价格对粮食生产具有正向影响，而蔬菜价格对粮食生产则会产生负向影响，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粮食产量的提高；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与粮食产量呈正相关关系，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提高将会助推粮食产量的增加。

在电力体制改革之前，我国电力行业处于管制状态，电力行业的投资、电量、电价均处于政府管制之下。当前电力市场化模式下，各省市场价格与管制价格均有一定差异，如何解决搁浅成本是每个省面临的问题。理论上，可以出售发电厂，形成资产价值，与账面价值比较，差额部分通过电价分摊，从电费中回收。

假设2：农地流转率对粮食生产具有正向影响。农地流转率提高，原本零碎分散的农地被整合成大面积平整连片的土地，并且，随着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机械化耕作在农业中的应用，充分发挥了机械化耕作在粮食生产中的重要作用，粮食生产中的规模效应的优势也愈发凸显，从而有助于粮食产量的增加。

二 基于Nerlove模型的实证分析

(一)Nerlove模型简介

Nerlove供给反应模型是由纳络夫提出来的，是当前农业供给反应的经济计量中应用较为广泛和成熟的模型。它可以用于分析某一农作物的供给反应情况，例如，基于面板数据构建玉米单产和玉米种植面积的供给反应模型[12-13]。它也可以用于分析多种农作物播种面积对价格的供给反应，例如，对稻谷、小麦和玉米这3种主要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和价格的供给反应分析[14]。

针对上海市当前各区县农机拥有量不均的情况，可以尝试推进农机的跨区县联动调度。将各个区县的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所拥有的农机进行编号汇总，掌握各区县农机的拥有情况，建立农机需求及使用情况实时监控系统，实现农机富余县村与匮乏县村之间的适度调动，提高农机的使用效率。

Nerlove模型是动态自回归模型，因为因变量的滞后项和其他解释变量包括在了模型中。该模型由3个核心式子组成：

 

(1)

 

(2)

 

(3)

其中，At和为t时实际播种面积(或产出)和长期均衡时的播种面积(或产出)，Pt和分别为t时的实际价格和期望价格，参数β和γ分别为期望供给调整系数和预期价格调整系数，μt为随机误差项。

技术创新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变需求结构、改变行业关系，甚至创立新的行业来改变产业结构，而成功的技术创新增加了企业销售和营业收入，还可以促进产品的工艺和技术的改善。国胜铁认为，技术进步引致产业要素需求结构变化，并诱致要素在产业间流动和产业增速的分化是产业结构变迁的根本性原因。[12]李士梅和潘宇瑶利用我国1985—2013年间的数据对自主创新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在长期内两者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均衡，但是自主创新的驱动作用具有一定的时滞性，短期内无法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动。[13]

在对上式进行整理后可得：

At=b0+b1Pt-1+b2At-1+b3At-2+b4Zt+b5Zt-1+υ

(4)

(二)实证区域的选择与概况

目前，上海市的农地流转率在全国遥遥领先，虽然上海的农地面积不多，但是农地基本上都是以粮食生产为主，数据显示家庭农地流转比重达到73.7%，因此，本研究选择上海市涉农郊区作为实证研究区域具有典型性，通过对上海市涉农郊区农地流转的情况开展了调查研究，结合同期该地区粮食生产的情况，以期研究农地流转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作用。

1.上海市农地流转情况

据上海市相关部门统计，截止2015年底，上海市农村集体农用地面积为17.9×104 hm2，其中，农户家庭承包耕地面积11.7×104 hm2，占比65.6%.从流转率角度来看，如图1所示，总体而言，近郊区县流转率较高，中远郊区流转率较低。闵行、嘉定、宝山和松江的流转率最高，流转率超过99%，因为这些地区承包农户二、三产业就业机会较多，农民进行农地流转的意愿较强。其次，流转率较高的是浦东、青浦和金山，流转率分别为76.1%、82.8%和88.2%。而流转率相对较低的两个区县——奉贤和崇明的农地流转率也超过了50%。

  

图1 上海市各区农村农地流转率

此外，在调研中，我们得知，当前农地流转中，由于土地连片及规模化的需要，很多田埂及其他土地质量不太好的土地会与其他原本的粮地一起，进行土地流转。而土地质量对粮食产量还是有较大影响的，当质量不好的土地在所有流转的土地中占到一定比例后，必然会对粮食产量带来影响，造成粮食单产的降低。目前，在上海的绝大部分区县，农业的机械化水平还比较低，农业的机械化水平还不能跟上农业规模化的脚步，很多家庭农场主反映，目前在粮食种植的成本中，人力成本支出仍然占到约50%，而粮食生产“靠天吃饭”的情况也并没有得到多大程度上的改善，在这样的情况下，规模的扩大往往意味着风险的扩大，尤其是在自然状况不佳的年份里。另外，由于当前在家庭农场的建设中，农业现代化水平与农地流转规模化进程的不同步，导致家庭农场在经营中没有足够的机械与人力支持，导致家庭农场相较于小农户无法及时把握农时，从而导致家庭农场在播种与收获上都落后于小农户，故而导致了家庭农场经营中的被动局面以及粮食产量上的减少。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都会对最后粮食的产量造成影响，成为农地流转率与粮食产量呈负相关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素。

不过，近年来，在政府的积极干预和引导下，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占比在逐渐提升，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占比在不断下降。基于上海市农地流转和粮食生产的基本情况，接下来通过Nerlove模型的实证分析，以期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和解释。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已获得人类共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及城镇化水平的推进，城市成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中心，也是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聚集区。而居民作为工业产品和服务消费的主体，对其日常生活产生的碳排放进行有效管理，是控制温室效应、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水上“巴士”较集装箱拖车的优势是其规模运输，避免了拖车的多次往返，但是当单次运输量较少时，驳运成本高；而拖车灵活性较强，对于少量集装箱运输更有优势.这也说明深圳港水上“巴士”的经济性与运输需求量密不可分.以江门集装箱经深圳港出口北美为例，进行具体分析：

  

图2 上海市农村土地流转用途分布

粮食播种面积与粮食产量正相关。当农作物总的播种面积一定时，本文模型中所反映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与粮食产量的关系就相当与是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与粮食产量的关系。而当粮食单产保持一定时，粮食的播种面积将直接影响到粮食产量。

近10年来上海市粮食的播种及产量情况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的是，上海市的粮食产量一直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并且总体上呈上升状态，虽然2013年、2014年和2015年粮食产量出现了下滑，但是下滑幅度不大，粮食总产量的变化是由于粮食播种面积的减少造成的，与此同时，粮食的单产都达到了相对较高的水平，尤其是2015年，上海市的粮食单产达到了近10年来的最高水平。

 

表1 2006—2015年上海市粮食生产情况

  

年份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2015总产量/104t111.30109.20115.67121.68118.40121.95122.39114.15112.89112.08播种面积/104hm216.5516.9617.4519.3317.9218.6318.7616.8516.4916.19粮食单产/(kg/hm2)6.736.446.636.296.616.556.526.786.856.92

从种植结构的整体趋势看，经济作物播种面积要略高于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由此，可以大胆推测的是，如若上海市政府对流转后的土地用途不加干涉，完全放任其市场化的话，上海市种植结构将以经济作物为主(表2)。

 

表2 2006—2015年上海市种植结构变化情况

  

年份总播种面积/104hm2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播种面积/104hm2占总播种面积/%播种面积/104hm2占总播种面积/%200640.1416.5541.2323.5958.77200739.0716.9643.4122.1156.59200838.8417.4544.9321.3955.07200939.6119.3348.8020.2851.20201040.1217.9244.6722.255.33201140.0618.6346.5021.4353.50201239.0018.7648.1020.2451.90201337.8116.8544.5620.9655.44201435.8916.4945.9419.454.06201534.1616.1947.3917.975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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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1.数据来源

使用的数据，除一小部分来源于相关文献外，大部分来自政府统计部门的统计数据。其中，粮食总产量、粮食价格指数、蔬菜价格指数、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机械总动力来源于上海市2007—2016统计年鉴，农地流转率数据来源于上海市农村经营管理相关部门的调查数据。

2.模型构建

如果直接对Nerlove模型进行估计，就可能产生导致估计结果未必残差服从正态分布这一假设的可能，所以需要对该模型中构建的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以确保残差项同方差，且服从正态分布，并且，采用对数化处理后，可以根据系数直接得出短期供给弹性[14]。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因为在本文模型的推导中，和这两个不可观测变量已经被消除，因此不采用极大似然法进行回归估计。同时，因为本文所采用的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存在因变量的滞后项和价格的滞后项，因此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来避免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可能出现的序列相关和多重共线性问题，保证估计结果是线性无偏估计量。

综上，Nerlove模型构建如下：

按照托架加固施工图的要求，结合实际尺寸，制作新托架。所有钢材按规定提供材质单及合格证，角钢之间双面焊接确保焊接牢固。

zclt=b0+b1lsjgt-1+b2scjgt-1+b3lsbzbt+b4jxzdlt+b5ndlzlt

(5)

(四)模型检验及结果分析

本文研究不同年份的粮食供给效应，采用时间序列进行广义最小二乘回归。表3是用Eviews8.0软件操作得到的结果。

 

表3 粮食供给反应GLS估计结果

  

变量代码系数标准差t统计量P值蔬菜价格指数scjgt-10.65500.06709.64900.001粮食价格指数lsjgt-1-0.91840.3264-2.81370.048粮食播种面积比lsbzbt2.09900.67903.08900.036机械总动力jxzdlt1.82000.22108.22500.001农地流转率ndlzlt-2.39300.3520-6.78600.002

1.粮食价格指数、蔬菜价格指数与粮食产量分别呈负、正相关

从Eviews8.0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各项统计量都非常显著，模型拟合度很好。同时，可以分析得出，粮食的供给反应有以下特征：

价格对于粮食产量影响的实证结果与假设1并不吻合，在实际模型检验中，粮食价格对粮食产量有着负向影响，而蔬菜价格却对粮食产量有正向影响，这是背离假设的。根据笔者实地的调研，认为造成这样结果的原因是：上海的农地流转是政府主导模式，在农地流转后，政府对于土地用途有严格的管制，就当前的实践来看，基本上都是以家庭农场的模式从事粮食种植，农户不能随意变更土地用途。此外，从检验结果来看，粮食价格、蔬菜价格对粮食总产量的影响，不论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影响并不大，因此，对于家庭农场主和种植大户来说，不会因为粮食价格下降及蔬菜价格上涨的微小变化而影响到粮食生产。

2.上海市粮食生产现状

机械总动力与粮食产量呈正相关。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可以提高粮食对于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在出现自然灾害的时候，降低其对农作物的破坏程度，摆脱粮食生产完全“靠天吃饭”的不稳定局面，从而保障粮食供给量。

2.农地流转率与粮食产量呈负相关

6) 外输结束。当外输油量达到既定值时，外输结束，关闭外输泵，常规油船将之前接收的水通过CTV打回到FPSO以冲洗油管，增压泵旁通阀打开，外泄阀关闭，CTV软管与常规油船断开，并将油管中残余的水排至CTV的污液舱，由拖船协助软管回收到CTV的卷筒上。常规油船系泊解脱，CTV回收系泊缆索，断开侧装载接头，由拖船协助软管回收到FPSO的软管收放滚筒上。

从模型结果来看，农地流转率每提高1%，粮食产量会减少2.4×104t。这一实证结果与假设2是相反的，如何来解释这个结果呢？从模型测算的原理来看，本文所构建的供给反应模型中，农地流转率并不是唯一的自变量，自变量还包括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上文中分析到，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与粮食产量的关系就相当于是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与粮食产量的关系，而粮食总产量等于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乘以粮食单产，因此农地流转率与粮食产量呈负相关，实际上是指农地流转率与粮食单产呈负相关[15]，也就是说，在农地流转后，粮食生产逐步实现了规模化经营，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下不同的是，农户由于自身精力的有限，关注点由单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转到提高土地总体经济效益，因而无法保障每单位面积土地上的粮食产量都能最大化，因此，与传统粮食生产模式相比，粮食单产自然会有所降低。影响粮食产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粮食的播种面积，农地流转面积的增加又会使得抛荒的土地得到重新利用，并且一定规模的农地流转有利于土地规模化，既能够将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中解放出来，又能够充分利用现代化技术为农业发展带来的便利，提高粮食总产量。

从流转用途看，由于上海市政府的积极引导和规范，上海市参与集体流转的农地“非粮化”并不特别明显，大部分流转后的农地仍然会用于种植粮食作物。如图2所示，流转后用于粮食作物种植的农地达4.1×104 hm2，远高于排名第二的蔬菜种植面积。

农地的“非粮化”也是农地流转率与粮食产量呈负相关的重要原因。虽然目前上海市在鼓励流转土地种植粮食，但是在调研中，我们发现，真正能够响应政府号召进行粮食种植的只有享受政府种粮补贴的“家庭农场”，同时，为了更好地养护土地，政府鼓励家庭农场种植绿肥甚至休耕来保护土地的肥力，这种做法有利于保护土地，但是，从短期角度来看，也会造成土地流转率高而全年粮食产量的减少的表象。而尽管目前上海大力推动家庭农场建设，但在实际中，上海的家庭农场建设情况并不是很乐观，在一些区县，尤其是在一些农地流转发展较晚的地区，家庭农场的推行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因此，在这些地区，大部分土地不是在家庭农场手中，因而，他们对土地的利用就有一定的“随意性”，土地的“非粮化”现象时有发生。例如，在对浦东某村的调研中，我们得知，该村的官方统计的流转给家庭农场的农地流转率只有不到30%，而实际流转率却达到90%以上，大部分的土地被流转给了外地人，用于种植各种经济作物。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农地流转中，家庭农场的推行和建设中也存在着“乱象”，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假农场”的现象，即该地区的家庭农场并不是平整连片，而是分散在四五十处、非常不平整且土地质量较差，甚至有工业废弃用地共同“拼凑”而成的家庭农场，这样的土地，除了总面积达到了“规模”，其他条件都完全不符合家庭农场“规模化”的要求，这样的土地上根本无法进行机械化耕作，这就必然会导致粮食产量的减少。

存在于农地流转和家庭农场建设中的种种问题共同阻碍了粮食产量的提高，由此，本文分析中出现农地流转与粮食产量呈负相关的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在农地流转中出现的农地“非农化”和“非粮化”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大量的农地“非农化”和“非粮化”将会直接导致粮食播种面积的减少，进而降低了粮食产量。

四 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基于以上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上海郊区农地流转率超过70%，位于全国首位。近、中郊区域已全部或者绝大多数开展了农地规模化流转，流转后土地主要用于粮食生产。农地规模化流转后，短期内粮食单产有所下降，导致粮食总产量减少。此外，流转农地的“碎片化”、“非粮化”和“非农化”都影响了农地规模效益的产出。

(二)对策建议

针对农地流转中诸多影响粮食生产的突出问题，提出如下的对策建议：

1.严格土地用途监管

农地流转中“非农化”和“非粮化”现象的出现，会减少我国的粮食产量，不利于粮食供给量的保障。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就对农地的用途做了明确规定，要求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利益。因此，在农地流转中，就应当加大对土地用途的监管，并对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的承包户和企业组织进行严厉的惩罚。鉴于上海市的实际情况，市政府可以适当加大种粮补贴力度，引导农户或农业企业在自己经营的土地内提高粮食作物的种植比例，保障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

2.加大农业科技投入

在上文中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的是，机械化水平与粮食产量具有正向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提高机械化水平将有利于粮食产量的提高。在上海，农地数量非常有限，而农地流转率较高，因此要提高粮食产量，就必须要提高农业的机械化水平，从而提高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效率，这就需要政府加大对农业的科技投入。加大农业科技的投入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加大对农业科技的资金投入，包括，在财政预算中提高对于农业科技投入的预算比例，将科技经费的划拨适当向农业倾斜，引入金融机构、企业及社会资金投入农业科技研发，形成多元化投资主体共同发展农业的良好局面。另一方面是要加大对农业科技人员培养的投入，鼓励和引导更多优秀人才从事农业科技研究，为我国农业技术的长远发展提供足够的人才。

偿债能力分析，是指对企业偿还各种债务的能力和保障程度所作的分析，通过这种分析可以有效地揭示出企业存在的财务风险。分析和评价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财务指标主要有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等。

3.推进农机跨区域联动

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农业的科技创新也在产生日新月异的成果。有机硅功能肥在全国各地经过5年的推广示范应用，充分证明有机硅材料是一种特殊的、神奇的材料。它用到农业上，不仅能增产增收、改变品质，还能有效的治理板结土壤、酸性土壤、重金属污染土壤、盐渍化盐碱土壤。

该模型区别于生产函数，生产函数应用的原理是对一组投入要素的组合对产出影响进行分析，而Nerlove模型是假定农户会根据预期价格来调整面积(产出)从而对外部刺激做出反应。该模型中，农户会对价格的预期存在一个适应调整的过程。该模型既可以表示为种植面积的反应，也可以表示为农作物产量的反应。在本文中，Nerlove模型用于表示农作物产量的反应。

简析：据奥维云网（AVC）零售监测数据显示，线下燃气灶市场监测销量21.1万台，同比下降7.6%，其中台式同比下降42%，嵌入式同比下降5.9%。

4.适度发展规模经营

农地流转有利于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但是经营规模并非越大越好，需要根据实地条件以及基础设施配套的情况开展适度规模经营，从政府层面来看，应当以鼓励为主，而不是“指标”的下达；应当注重农民专业技能的培训以及规模经营准入资格方面的审查，形成比较规范的农户规模经营管理机制，这样可以有效规避农户规模经营的风险。此外，政府应该做好正确的引导和监管，确保农地流转后土地经营的规模质量，杜绝“数字规模化”而非“质量规模化”的问题。

1.2.2 疾病观察以及护理。护理人员应当对患者进行全面检查，关注患者生命体征变化情况。重点查看患者神志、意识清醒情况，确保患者呼吸道畅通，对于存在呼吸困难的患者，可以实施低流量吸氧，或者使用呼吸机。对于使用呼吸机的患者，应做好相关护理工作，积极预防患者心脏、脑以及其他机体重要器官出现缺氧缺血性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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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属矿产是矿产资源中的重要类型，具有许多优越及独特的性能，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成为应用领域最广、市场需求最大、开发前景最广的重要矿产资源类型；而膨润土矿又是非金属矿中的重要矿产资源品种，具有“万用黏土”之称。2015年我国膨润土矿产品产量已达560万t，按产品产量排序在所有非金属矿产品中排在第7位，但按加工产品产值计，在非金属矿中则排在第6位。

[13]王宏，张岳恒.中国玉米供给反应：基于Nerlove模型的实证研究[J].农村经济，2010，(6)：36-38.

[14]范垄基,穆月英,付文革,等. 基于Nerlove模型的我国不同粮食作物的供给反应[J]. 农业技术经济,2012,(1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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