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域下我国档案学学术交流模式探析 ——基于两种学术交流模式的对比

引言

互联网时代，学术思维的接收、外化与学术成果的融汇、产出如今成为一种“与时间赛跑”的活动，这一形势下的学术交流需求也在不断增长。我国档案学面临着进一步整合、创新学术交流模式的问题，如何加强各高校、研究机构及实践部门的联系、吸纳更多的成员参与学术交流活动、满足广大档案学学者、学生和工作者的学术交流需求，是构建我国档案学交流模式时应予解决的关键问题。在学术交流模式的革新方面，档案学的临近学科——图书情报学领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实践，iSchool即是其中的重要成果。本文立足于我国档案学学术交流的现状，对以iSchool为代表的图书情报学学术交流模式与我国档案学学术交流模式进行对比，在此基础上探索我国档案学学术交流模式变革的有效路径，以加强档案学科研体系中的横向与纵向联系、激活体系中的有机元素，进而开拓学科视野、促进学术创新。

注重酒店管理系统所包含有序子系统，进行子系统构件时根据酒店具体部门进行设置构建，按照酒店规模扩大或缩小系统构建范围，方便酒店员工对不同类型客人的识别和专业化服务。比如部门子系统满足部门经理人员管理需求，整体酒店管理系统满足高层管理者经营需求等等，以此为基于需求的酒店管理系统的实质性价值作用得以完全发挥[3]。

目前铂钯精矿预处理工艺主要有浸出法、焙烧法、沉淀法、萃取法，原子吸附法、离子交换法［3-6］，可根据铂钯精矿成份的不同，选其一种或多种方法进行提取铂钯。贵溪冶炼厂（以下简称贵冶）铜阳极泥处理工艺过程中，分金液用亚硫酸钠还原提金后，还原后液中含有低浓度的铂、钯（约2～20mg/L），经置换工艺将其中的铂、钯等贵金属富集于铂钯精矿中。贵冶铂钯精矿的处理流程详见图1［7］，实际生产中发现：存在稀贵金属分散，铂、钯回收率低，作业环境差，产品质量不稳定等问题。为此，针对所产铂钯精矿的特性，对工艺进行了优化，并成功实现产业化。

1 研究基础与样本概况

1.1 相关研究综述

在与“档案学交流”主题相关的文献中，学者多以档案学学术交流中的某一具体方式作为切入点进行研究，很少有学者在文章中直接指出或说明学术交流模式及其适应时代需求、创新变革的重要性。目前尚没有从宏观角度切入，对其他国家或学科与我国档案学学术交流的基本模式进行对比探讨的文章。

朱惠钰[1]等归纳了中外档案学界三次重要的学术交流高潮时期，认为在这三次交流中我国档案学界始终扮演信息的单向输入方角色以及学术交流应“以我为主，不能脱离本国实际”；向立文[2]等指出《档案学通讯》的网络版应通过设置相关论坛、板块以及加强站内外链接的形式促进为学者提供更多实用的学术信息、增进学者间的交流；张垒[3]对档案学期刊的知识交流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档案学知识影响力较强的核心期刊有着更高的知识交流效率，肯定了核心期刊在档案学学术交流中的重要价值；王新才[4]等对国内外的档案学术会议从研究议题、热点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探讨了同一时期国际和国内档案学术会议的基本特征；孙大东[5]等通过统计分析说明了目前我国档案学的译著活动处在低谷，学术著作的被引率极低，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外学术交流中学术著作交流的发展现状。

1.2 iSchool基本概况

iSchool即信息学院 （information school）， 这一联盟性的院系间组织肇始于2003年美国7所著名图书情报学院的院长提出的“信息学院运动”，旨在通过学科联盟的形式发掘研究领域、拓宽交流渠道[6-7]。面对学科危机，美国的图书情报学科在宏观层面需要统一的理论与实践指南，微观层面需要打通学术研究与人才教育的屏障，增进不同高校间的交流与合作。iSchool就在这样的学科发展困境中应运而生，并确立了以“信息”为核心概念，以“人+信息+技术”为基本理念的学科发展模式。iSchool的联盟体制，客观上有效促进了各院系之间的学术交流。

2 iSchool与我国档案学学术交流模式的比较

2.1 学术交流的组织基础

2.1.1 iSchool交流的组织基础。iSchool由全世界60多所顶尖的图书情报学院构成，其中iCaucus是iSchool的领导决策机构[8]，并常设iSchool执行委员会作为最高领导团体负责iSchool中的日常事务，包括iSchool年会iconference的指导与组织。iSchool有着基本的理念和章程，加盟院系需要在章程规定的框架下开展工作，并由iCaucus进行年终审计[9]。除此之外，iSchool在其他方面给予加盟院系宽松的发展环境与空间，重视会员单位间的学术交流。一方面由于iSchool的组织形式灵活、参与面广、目的性强，有利于推动学界的学者、学生跨越学校、职称、行政等社会层级进行交流。另一方面也应看到，iSchool是一种松耦合机制，需要不断协调学院与学校间、学院与学者间以及学院与执委会间的各种矛盾，各院系间发展水平的不均衡性与发展战略取向的差异性难免影响到iCaucus的统一协调与组织。

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采用四格表分析法比较G试验、GM试验以及联合方案的灵敏度和特异性、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之间的差异，并绘制ROC曲线。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2.2 学术交流的成员结构

（3）教师间的科研合作及师生互访

（1）实践背景下主干课程的趋近

2.3 学术交流的基本方式

2.3.1 iSchool的基本交流方式。iSchool的成立使得以欧美国家为核心的图书情报学界在传统的学术交流模式上取得了创新。笔者在此对其既有的交流方式如期刊交流、会议交流以及新晋的互联网交流等不作过多探讨，而是从“学科教育”切入，介绍一些涉及iSchool学术交流本质层面的行为与方式。

2.2.2 我国档案学学术交流的成员结构。伴随着我国档案学研究范围和学科影响力的增长，越来越多拥有计算机科学背景的学者、从业者积极介入档案学研究领域，如201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第七届中国电子文件管理论坛”，就吸引了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学者及软件厂商参会[12]，以档案学学者为核心，以部分专门史学、社会学、管理学及计算机科学学者为外围的我国档案学交流成员结构正在形成。由于学科本身影响力与技术需求有限，目前档案学的交流圈在规模和扩张速度方面还难以与图书情报学相提并论，因此所面临的“边缘化危机”尚不严重。开放与对话是信息时代科学研究应当遵循的原则，如何在不断夯实学科理论基础的同时增强档案及档案学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是我国档案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

传统学术交流方式主要指利用期刊和图书等纸质媒介进行的学术交流，这种方式在互联网时代受到了新媒体的冲击。然而在我国档案学界，档案学核心期刊和学术图书在学术交流中依然扮演重要角色，其在学术交流的内容与深度方面仍具优势。如今，在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的推动下，档案学的学术期刊已经基本实现了网络化，适应了网络时代学术利用的需求。在学术图书方面，《档案学通讯》杂志社将民国时期档案学者的成果编纂为 《档案学经典著作》，受到国内学者的好评。此外还有部分国内学者将博士论文或研究成果改编为专著，有效促进了学术思想的交流。总之，档案学的传统交流方式在互联网时代得以进一步强化，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时空限制，在呈现方式和信息流转速率上都有所提升。

Web2.0战略的推进与社交媒体的发展对档案学学术交流的变革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档案学界，互联网环境下的学术交流具体表现为网络学术论坛（如“档案界”论坛）、电子期刊（如《档案学通讯》网络版、《外国档案》）、档案门户网站（如“中国档案学术网”、“档案学习网”）以及以社交媒体为主要平台的档案微信公众号（如“档案春秋”、“档案那些事儿”）。利用互联网进行学术交流在信息传播方面具有效率高、受众广、准入门槛低的特点，任何人都可以轻便地获取学术知识。学术空间的拓展使得更多初步接触档案学理论与管理方法的学生、青年工作者也能够参与到学术交流活动中，加之网络媒体灵活生动的表现形式，一定程度上能够激发青年学人学习、研究与交流热情。

古希腊是一种热衷于美德的时代，所以，人们热衷于思考以什么样的教育方式才能最好地促使人们获得美德。美德，是人们使自己成为一个好人，获得心灵品质的提升，从而能过一种好生活的主体素质，也体现了古希腊人对人的应然形象(当然主要是理想的希腊人)的一种理解。亚里士多德对这种理解提供了一个最为完整、最为实际的思路，他把苏格拉底式的独立于政治的知识精英姿态调整为与政治密切合作的立场，从而既可以基于实践理性来思考什么样的政体能够使人们既成为一个好公民又成为一个好人，又可以思考我们应该如何使各种现实政体得以完善，使之发挥塑造人们的完整美德的作用，从而使人们能过上一种大多数人可以平凡拥有的好生活。

（2）iconference成为交流的重要平台

iconference作为国际顶级的信息与数据科学年会，会议本身及其内容都反映了“合作与交流”这一iSchool的核心理念。iconference每年由不同学院承办，世界各国的学者就信息管理类学科丰富多元的前沿课题展开深入讨论，不同观点与视角的相互交融使交流的维度与效果都获得提升，因此iconfer-ence会议本身即是知识创造与知识分享的平台[15]。此外，以增进学术交流为主旨的分议题在近年的iconference中屡见不鲜，iconference2015中有学者提出了 “iSchool院系间科研数据共建共享”、“加强学科联盟与学术共同体的组织规则”[16]等构想，iconference2016中也有学者提到 “共同定位学科方向”、“建立数据开源平台”[17]，2017年在武汉召开的iconference，其会议主题便是 “跨越信息社区的全球合作”。此外，“与特定的朝阳行业建立合作关系”、“协同科学研究平台”[18]被提上议程，学术合作与交流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有关学术合作制度性与技术性支持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2.2.1 iSchool交流的成员结构。形成跨学科、跨领域的多级学术交流层次结构，是iSchool交流模式发展的基本目标。在横向层面，iSchool及其年会iconference的影响力已经超出图书情报学范围。近年来，iconference吸引了来自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社会学、管理学及生物医学等诸多学科的学者与会讨论，极大地拓宽了图书情报学研究视野，有效发挥了图书情报学在学科交叉中的理论与实用价值。而在学科内部，iSchool秉承“学以致用”的原则，建立起了涵盖高校、政府与企事业单位等在内的网状交流模式，学院与学院间、学院与学者及实践部门间有着多元化的交流方式。在美国，大量涉及信息管理的企事业单位都与iSchool学院建立了深度合作机制，本科生可以直接参与到商业公司的具体项目，对提升学生的知识水平与实践能力大有裨益。然而多元化的交流模式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担忧，他们认为以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其他学科理论与技术的过度介入动摇了图书情报学的学科基础，iSchool繁荣发展的背后，“去图书馆学”的倾向值得警惕。[11]

一方面，iSchool学院的教师是图书情报学学术共同体的核心成员，以iconference为代表的交流平台为科研思维相似、研究方向相近的教师们提供了对话的契机，同时也能促进共同体中的不同学派的交融互补。另一方面，学科联盟与学科交叉的现状和趋势也推动着学科准入机制产生变化，跨学科、跨行业的横向课题研究屡见不鲜，多团体、网状的联合发文逐步取代了封闭的作者独立属文模式[19]，而前文提到的盟校间的科研数据开放也能促进新的科研合作模式产生。与教师科研合作不同的是，师生互访在知识的交流与传承、群体信息交互、潜力问题发掘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iSchool学院对教师与学生的校际、国际交流有明确的政策支持，如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有专项资金资助本院教师出国访学，同时联系外校教师定期来本院讲座、研讨。对于学生，则通过交流生项目、海外实习计划和暑期研习[20]等形式鼓励学生 “走出去”，在了解认知国外iSchool院系教学特点与内容的基础上提升自己的实践能力。

2.1.2 我国档案学交流的组织基础。我国档案学由档案学会统一负责学术交流的组织工作。档案学会在纵向层次上包括中央和地方两种学会模式，在横向层次上，档案学会内部依照研究方向分为基础理论委员会、保护鉴定委员会等多个专业委员会，并在中国档案学会的指导下开展工作。中国档案学会在章程中明确提到 “学会应积极组织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促进档案业务和学科发展”[10]，允许个人、机关及企事业单位会员申请入会，这样能够在集中统一的档案学研究领导体制下最大限度地吸纳档案学研究者参与到学术团体中来。然而，目前我国高校中的各档案学专业院系在资源支配与规则制定的自由度方面还难以与美国iSchool院系相比，各高校的学科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学者更多是以个人身份加入档案学会，因此在不同高校间档案学院系在横向合作方面还有待提高。

表1 我国档案学具有代表性的学术会议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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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iSchool在学术交流方式上的创新依托特定技术与形式，但并不依赖形式，更重要的是学人思维的变化。无论是课程与会议议题的变革或是鼓励交流合作，iSchool都在尝试将新的交流思维融合进图书情报学理论与实践发展的过程中。学科教育的内容革新使多学科体系下学术交流的可行性大幅增加，也使得新的技术与形式拥有了发挥效用的基础平台，而iconference则从属性到功能两个层面都具备推动学术交流的积极作用，师生间科研合作与交流使得各院系在科研动向上始终保有协同化的“接口”，这些外在形式的转变实际体现出了交流模式在更深层次上的本质变革。

本研究施加零价铁导致土壤pH上升，这可能是由于零价铁氧化过程产生 OH-导致的（Fe0+O2+2H2O→2Fe2++4OH-），该过程有利于镉的吸附固定；氧化过程产生的Fe2+进一步通过微生物作用形成无定形铁（Qiao et al.，2018），有利于砷和镉吸附固定。

2.3.2 我国档案学交流的基本方式。与iSchool交流模式中为适应学科战略调整而进行的质变不同，我国档案学在交流方面的变化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结合，这种内容与形式的革新尚处于量的积累过程。在传统交流模式上不断增加学界的热点话题与内容，充分利用计算机与网络技术打破交流的时空界限是我国档案学界近年来在学术交流方式上的变化趋势。

（1）立足国内、面向国际视野的会议体系

一方面，伴随着学科的不断成熟与学术交流的规范化，我国档案学逐步形成了包括档案学高校和实践部门在内各具特色的会议体系，同时也提供不同领域档案学人的交流平台。在中国档案学会与档案行政管理机构的指导下，学术会议的基本形式得以固化，形成了如表1所示的会议体系，学术会议体系的确立为档案工作者提供了稳定的交流平台和学术思维的表现空间。另一方面，随着学科研究范围的拓展与影响力的提升，如今我国国内的档案学学术会议也能够吸引到来自学科领域外乃至国外的专家与会讨论，特别是与“电子文件”、“电子政府”、“数字遗产”、“城市记忆”等交叉研究领域相关的会议，如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近年承办了 “面向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数字档案资源整合与创新国际会议”、“数字记忆国际论坛”等高水平国际会议，得到了计算机科学、公共管理学及社会学等领域专家的青睐。

（2）利用互联网技术拓展学术交流空间

2016年1月-2017年7月收治消化内科患者100例,其中男66例,女34例;年龄平均(62.4±5.8)岁。其中,有11例消化道良性肿瘤患者,有36例消化道出血患者,有46例消化溃疡患者,有7例其他病症患者。以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成两组,即对照组和观察组,各50例。两组在年龄、性别以及病情等临床资料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一方面，在专业主干课程设置上，iSchool各学院拥有比较一致的基本理念——以信息管理和信息技术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取代传统的以纸质文献管理为核心的图书情报学教育方式，绝大多数院系都增开了信息与社会、信息科学研究方法等课程[13]；另一方面，各学院开设的通识课又因学院的人才培养定位而各具特色，其内容具有注重技术、学科交叉和贴近实践的特点[14]。拥有相近的学科背景和学习经历是学术交流的基础，课程设置与教育方式的趋近能够提升身处不同高校的学生在学科认知、知识结构、研究方法上的相似性。同时，交叉学科背景下的专业教育使得学生能够更多地接触、了解其他学科的专业术语和知识体系，有助于提升学生群体的交流水平。

（3）传统交流方式的进一步强化

Ⅲ号矿体呈层状，NW—SE向展布，长轴1000m，短轴宽200m左右，矿体倾向NNE，倾角10°左右，西端局部产状有变化，受构造影响，矿体未闭合。稀土氧化物总量平均品位0.95%，矿体平均厚度0.80m，自西向东厚度变薄，沿倾向变薄。

统计学作为横向性学科，要注重学科交叉，在设计教学大纲时应更新和转变教学理念，重点提高学生运用统计分析方法解决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更新和补充教学内容的同时增加案例分析，用实例阐述统计学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实际意义，满足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2.4 学术交流的动力机制

2.4.1 iSchool交流的动力机制。在iSchool创立与发展的初始阶段，图书情报学变革的紧迫性和图情学人参与变革的使命感成为iSchool初始阶段的源动力，他们的视野延伸至图情学界外，与其他图书情报院系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增进交流。在这种责任与使命感的推动下，iSchool的联盟机制得以创立，进而构建了iSchool在学术交流方面的运作体制。而iSchool其后的发展，尤其是各加盟院系的交流与发展离不开必要的物质与体制基础。前文提到，iSchool部分院系积极资助并鼓励师生访学。除此之外，企业、基金会的赞助也不容忽视，这些外围单位投入科研项目的巨额资金能够有效推动iSchool院系间的交流并催生横向课题。iSchool院系后期的交流与发展离不开物质层面的激励与推动，这成为iSchool交流模式的重要动力。

2.4.2 我国档案学交流的动力机。一方面，“推动学术交流”是《中国档案学会章程》中明确规定的内容，因此促进会员间的交流与合作是档案学会的基本责任与义务。与iSchool相同的是，我国档案学界同样具备在面临学科转型与变革时的使命感与凝聚力，这也是学术交流的源动力。另一方面，企业、政府对高校的资助提供了更多的物质与条件层面的激励，在促进多边合作的同时能够帮助政府与企业解决档案管理中的实际问题。然而与iSchool相异的是，我国档案学高校间的交流较为缺乏，高校间的学术交流更多体现在以档案学者为代表的学者间的科研合作或观点往来以及部分学者前往外校进行学术讲座，这与我国目前的高校较为严格的师生交流体制及其造成的激励因素缺乏不无关系。不难看出，在我国档案学交流的动力机制中，主动因素目前仍比较缺乏，学术交流中的拉力强于推力。

3 我国档案学学术交流模式的继承与发展

通过以上对比，我们能够发现我国档案学交流模式与iSchool交流模式在交流方式和动力机制的表现方面有类似之处，但在成员结构、交流平台以及动力机制中资源的流转方式上有所差异。这种差异涉及了多个范畴，既体现出图书情报与档案学学科在研究视野与领域方面的差异，更反映出我国和欧美发达国家在社会组织的运作、成员关系的协调、对话交流的体制等管理意志与文化层面的区别，这种差异意味着我们不能完全移植iSchool的交流模式，而是在适度借鉴iSchool模式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出适应我国档案学交流模式变革的基本路径。这种变革的路径、对策与结果既要有效增进我国档案学界不同研究单位的交流，能够服务于新形势下学科的变革与发展，更要与当前的学术、科研管理体制相适应。

3.1 学术交流的基础——学科教育的继承与发展

个人通过专业学习获得的知识是学术交流中不可或缺的“知识源”库。iSchool通过课程体系的调整与变革在不同高校的师生间架设了学术交流的桥梁。而在这一方面，我国档案学界首先应做好学科教育体系的继承，确立并优化以《档案学概论》和《档案管理学》为核心的档案学基础理论与技能教育，着力商讨、统一学科教育中涉及的核心概念与理论，以便适时更新完善教材内容，确保不同培养单位的学生首先在学科认知方面具备一致性。而在专业通识课程的革新方面，我国四所iSchool加盟学院已经意识到档案学学生学习同一级学科内逻辑层面相通的基本研究思维、技术与方法的必要性，故而在原有档案学主干课程的基础上增加了如信息组织、信息分析、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等相关课程，为其他高校档案学专业课程的调整与改革指出了方向。档案学课程体系需要进一步现代化、科学化及国际化，让教师和学生在授课与学习这一紧密结合的过程中不断拓展学术视野，提升自己的交叉研究能力，达到“理论基础厚、知识面宽、专业能力强”[21]的基本要求。

3.2 学术交流的组织——档案学会与学术共同体的使命

在组织方面除中国档案学会之外，中国档案学共同体作为我国档案学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形成的概念性学术团体，同样有责任和义务推动档案学学术界的交流[22]，并成为档案学教育体系变革的引导者和参与者。我国档案学在交流方式的转变上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利用互联网思维与技术进行的交流方式变革有效促进了档案学学术信息与知识的传递，而既有的比较完善的会议体系也为不同研究单位面对面的交流提供了契机。事实上，以上学术交流的主体大多是学者和单位代表，博士生以下级别的档案学学生参与以上高水平交流的机会较少，说明我国档案学学术交流在交流层次与成员结构方面还具备调整的潜力与空间。诚然，研究生及本科生的整体学术水平与能力较为有限，这就要求学术交流的组织领导机构为不同的交流主体提供不同的交流平台，同时进一步创新学术交流方式，打造更多与档案学学术交流相关的互联网平台，给予青年学子从更新视角、更深层次认识档案与档案学的机遇，形成不同高校间从学者（教师）到学生跨层次、呈网状的学术交流关系，为档案学学生提供表达学术思维的空间。

3.3 学术交流的环境——交流氛围的再造与培植

学术交流中围绕某一主题产生的议论与争辩是学术氛围活跃的表现。近些年来我国档案学界出现了如“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适用性”之争、“Records翻译之争”等代表性的学术争论，但最终并未形成清晰明确且赢得共识的争辩结果[23]，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这种学术观点的争辩缺乏持续、稳定、直接的交流环境，而学术交流环境的培植需要交流模式的变革作为基础。学术交流方式的更新与转变使得各校档案学专业的联系更加密切，学术话语权更为均衡，学者与学生们都将获得更为宽松的话语环境以及更为多样的表达方式。不同的观点为档案学界提供了更多值得研讨的课题，对学术课题的解决伴随着学人学术知识与交流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我国档案学科在学术研究中形成 “研究并得出结论—→学术交流与意见反馈—→调整并重组结论”一般的良性循环模式，增强学术活动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3.4 学术交流的深化——校企合作共谋发展

iSchool院系以本专业研究范围为基础，与多个行业的企业单位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新兴电子商务企业、软件公司、战略咨询公司以及其他需要进行信息网络构建的单位均被iSchool院系纳入了合作范围，学生在实习时所负责工作的技术含量也显著提高。相比之下，我国各高校的档案学院系在校企合作的数量和深度在近些年也有所增进，尤其是东部地区的知名高校，帮助政府和企业建立起了行之有效的电子政务体系与数字档案管理体系。在立足于档案学现有研究范围的基础上，我国档案学院系应以深度合作及拓宽学生就业面为导向，使得校企合作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不仅限定于传统意义上的档案概念，其业务性质或实践需求与电子文件、数据的保存、管护、挖掘、知化及其业务系统的设计、构建相关，与区域记忆、文化及其服务相关，与特定单位的知识管理、内容管理相关等的企业及组织都可以纳入档案学的合作范围。努力实现学术层面交流与实践层面合作的耦合，让档案学及档案学研究在不同行业的实践工作与应用中产生效益和价值，是档案学与外界进行交流的重要目的，也是提升学科价值与地位的可行之道。

结语

“科学起源于讨论，扎根于交流”，这是物理学巨擘海森堡对学术交流价值的精确概括。良好的学术交流机制对于一个学科走向成熟与稳定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我国档案学的学术交流机制与氛围尚需不断调整、发展，这一过程既包括理论方面的经验建构，也包括实践方面形式与内容的不断充实。需要注意的是，在不断提倡档案学交流“国际化”的同时，对档案学学科在国内的对话交流与均衡发展也应给予同样的重视，二者不可偏废，毕竟国内的整体研究水平与高度是我国档案学与国际档案学界进行平等对话的基础。而国内档案学与档案事业的繁荣，则是学术交流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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