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从新疆楼兰遗址采集到魏晋简牍，被看作是中国简牍现代考古发掘的滥觞。2001年8月在湖南长沙召开“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暨长沙吴简国际学术研讨会”，回顾20世纪简牍发现整理研究的历史，预示了21世纪简牍整理研究的强劲势头。值得注意的是，一批重要的简牍图书在2001年出版，成为新世纪中国简牍整理研究最辉煌的开篇。这里仅对其中最具原创性、基础性的五部书试作评介，这五部书是：《关沮秦汉墓简牍》、《龙岗秦简》、《敦煌悬泉月令诏条》、《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关沮秦汉墓简牍》 《关沮秦汉墓简牍》，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编，2001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 书中收录位于今荆州市沙市区关沮乡的清河村周家台30号秦墓和岳桥村萧家草场26号汉墓所出简牍：竹简416枚，木牍1方。 周家台30号秦墓，为原沙市市博物馆（今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前身）于1993年6月间发掘，是一座典型的秦代末期的墓，具体年代相当明确，在秦二世元年（前209）或稍晚些时间，墓主人是一名南郡府署的低级官吏。墓中出竹简381枚，木牍1枚，根据简的形制和内容可分成3组。编者将3组分别定名为《历谱》、《日书》、《病方及其它》。 第1组《历谱》简，包含秦始皇34年、36年、37年和秦二世元年等4份年谱，记载了49个月的朔日干支，其中有3年是连续的。这是难得的重要发现，填补了秦末汉初间历谱的空阙，为解开长期以来困扰学者的秦和汉初行用何种历法的疑团提供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书后所收著名天文学家张培瑜《周家台30号秦墓历谱竹简与秦、汉初的历法》，对此作了细致分析和初步探讨。秦始皇34年历谱，实际上也是一份墓主人该年的日记。它和尹湾汉墓出土简书《元延二年日记》一样，在预先编制成册的历谱上记事，所记之事逐一写于该日干支之下。记事内容基本为与主人有关的官吏任命、机构调整、出差行止等。其中记载的15个地名，是研究江汉地区历史地理的新材料。简文中出现了倒文，为破解《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的倒文之谜提供重要佐证。 第2组《日书》简，是继云梦睡虎地秦简、天水放马滩秦简之后秦代《日书》的又一次重要发现。主要内容有二十八宿占、戎历占、五时占、产子占、五行五子占等，因此这一组简也许定名为“占书”更加贴切。二十八宿占最引人注目，首列自当年八月至次年七月的十二个月月名及各月所值的星宿名，后接一幅画在26枚简上的图，再接详记北斗指向某一星宿时的占卜答案，最后讲关于如何操作的方法。二十八宿占图由两个同心圆构成，从中向外，依次记：表示东西南北中的十天干、表示所谓“二绳”“四钩”的十二地支，二十八时称、二十八宿名、五行中除土之外的其它四行名，大圆外记四方名。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天地合一的式盘平面图。它将一天完整地划分成28个时段，二十八时段的名称为：夜半、夜过半、鸡未鸣、前鸣、鸡后鸣、〖B322〗旦、平旦、日出、日出时、蚤食、食时、晏时、廷食、日未中、日中、日过中、日失、FDA1时、下FDA1、夕时、日〖B322〗入、日入、黄昏、定昏、夕食、人郑、夜三分一、夜未半。这是前所未见的新鲜资料，是对秦代记时制度的重要补充。二十八宿占所占事项有：狱讼、约结、逐盗追亡人、疾病、行者、来者、市旅、物色、战斗等。戎历占，也是首次面世的珍奇数术文献，其具体占法分两种。两种占法，均将一个月30天等分作5个单元来操作，但两种占法的每个单元内的组合结构有所不同。五时占，可与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的《日书》相对照。产子占也见睡虎地秦简《日书》。该组最后有一篇由3幅标着天干地支的图和有关五行、五子（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的文字组成的占书，当属式占地盘系统，非常值得重视。 第3组《病方及其它》，其内容除了几个治病偏方外，基本上是趋利避害、求吉禳凶的各种方术，与所谓《日书》性质相同，也是民俗学研究的宝贵文献。 萧家草场26号汉墓，为原沙市市博物馆（今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前身）于1992年11月间发掘，是一座西汉初年的墓，墓主身份为基层的乡里胥吏。出土竹简35枚，记载随葬器物的名称、数量，并有“方”等作为记号的文字或符号，所记器物有车马、奴婢、漆木器、铜器、陶器，大部分可与出土实物相勘验，是一份典型的遣册。值得一提的是，该墓所出部分漆器上有几十个烙印和刻划的文字符号。 该书以《关沮秦汉墓简牍》为题，发表全部简牍的照片、释文与考释。同时，书中收录了相关的两个墓葬发掘报告——《周家台30号秦墓发掘报告》、《萧家草场26号汉墓发掘报告》，内附大量照片、线图，书后还收有《周家台30号秦墓竹简编排顺序号与出土登记号对照表》、《萧家草场26号汉墓竹简编排顺序号与出土登记号对照表》、《周家台30号秦墓历谱竹简与秦、汉初的历法》、《萧家草场26号汉墓人骨观测》、《周家台30号秦墓、萧家草场26号汉墓出土木制品木材鉴定报告》、《萧家草场26号汉墓部分动植物标本的鉴定报告》作为附录，详细全面地提供了这批简牍的考古背景。本书将出土文字资料与文物考古资料密切联系起来，融为一个有机整体。这就有效地克服了以往同类出版物中文字资料与文物资料彼此脱节分离的缺陷，实现了文字学、文献学和考古学的相互渗透与结合，为提高出土文献整理研究出版的完整性、科学性作了成功的探索，具有独创性和示范性。 该书编者彭锦华在编撰过程中，集思广益，吸收了李学勤、李家浩、俞伟超、张培瑜等各方面专家的研究成果和意见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简牍学、考古学的新水平。《龙岗秦简》 《龙岗秦简》，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2001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收录1989年12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区博物馆、云梦县博物馆在云梦县城东郊龙岗地区发掘的6号秦墓出土的简牍：293枚竹简，1枚木牍，138枚残片。 简牍内容为秦代律令，是继云梦睡虎地秦简、四川青川郝家坪秦牍出土之后，秦代法律文献的又一次重要发现。它向世人第一次展示了秦统一后的法律文本。墓葬年代可以定在秦二世二年(前208)至汉高祖三年(前204)之间，与关沮周家台30号秦墓基本同时。这也是一座典型的秦代末期的墓。墓主人应是一个职掌云梦禁苑管理具体事务的小吏。关于这批简牍的资料，起先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区博物馆、云梦县博物馆的《云梦龙岗秦汉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0年第3期）和《云梦龙岗6号秦墓及出土简牍》（《考古学集刊》第8集，1994年12月）中披露，引起学术界一些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讨以后，中国文物研究所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胡平生、李天虹、刘国胜等联手对龙岗秦简进行了再整理。鉴于简牍质量较差而产生文字模糊的问题，首先利用复旦大学文博学院研制的“红外线读简仪”，重新释读简牍文字，解决了许多疑难，取得重要突破和进展，接着进行重新释文、缀合的工作。在充分吸取已有成果和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这本融整理和研究为一体的《龙岗秦简》。 书中刊载全部简牍的照片和简牍中除残简之外的摹本。考释部分首列释文，然后在每条释文之下分缀合、注释、大意、校证等项作整理研究。编者认为：龙岗秦简的内容有一个中心，即禁苑管理。简文应视为有关禁苑管理法律条文的摘抄，具体内容可分为三类：一是直接涉及禁苑的，二是间接与禁苑有关的，三是可能与禁苑有关的。按照这个思路，对龙岗秦简作了重新整理。显然，这是目前最为合理的编排。 书后附录汇辑了李学勤《云梦龙岗木牍试释》、黄盛璋《云梦龙岗六号秦墓木牍与告地策》、胡平生《云梦龙岗六号秦墓墓主考》、刘国胜《云梦龙岗简牍考释补正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等5篇论文，对龙岗简牍作专题讨论，尤其对木牍的探讨相当深入，十分精彩。 该书成稿后经裘锡圭、李家浩等审读，定稿时吸收了他们的意见。本书可以说从整体上反映了20世纪龙岗秦简整理研究的新水平。《敦煌悬泉月令诏条》 《敦煌悬泉月令诏条》，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2001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收录1990年10月至1992年12月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发掘敦煌悬泉置遗址时发现的“月令诏条”。这份“月令诏条”，原名为“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用墨书写在悬泉置坞堡北侧编号为F26房址的一面墙上。它由正文和标题两部分组成，各有一个由宽约25厘米的墨线绘成的栏框。正文在前，标题在后。正文101行，标题分两行书写。整个壁书长约222厘米，宽约48厘米，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定为国宝级文物。 从原文可知，这是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五月十四日由王莽奏呈、以太皇太后名义颁布的诏条。诏书五十条，按四时十二月次序书写。各条一般分上下两栏，上写诏条正文，下写解释文字。如第二条，上写“禁止伐木”，下写“谓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当伐者”。其中，春季20条（孟春11条、仲春5条、季春4条），夏季12条（孟夏6条、仲夏5条、季夏1条），秋季8条（孟秋3条、仲秋3条、季秋2条），冬季10条（孟冬4条、仲冬5条、季冬1条）。 “月令”一类文献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它是华夏先民进入农业时代以后，对大自然(包括时令气候、动植物生长繁育等)和人类生活、生产之间关系作长期观察体验所得出的经验总结，包含了许多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和真理，特别是其中顺应天时、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意识，至今具有现实意义。《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相传是夏代的遗书，可谓现存最古老的“月令”。敦煌悬泉月令诏条的发现，为认识研究“月令”文献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材料。同时，它也为《汉书·王莽传》平帝元始五年“又增法五十条”的记载找到了具体的考古实证资料。对于研究汉代社会历史来说，它独特的文物和文献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它与悬泉简牍一起被发现，实际上已与悬泉汉简融为一体。 书中收录敦煌悬泉月令诏条的图版、释文、注释及有关论文。在2000年第五期《文物》上首次公布了敦煌悬泉月令诏条的释文和1张照片，引起学术界极大兴趣和关注，但所提供的资料和研究存在严重缺陷。为弥补缺憾，取得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领导的支持，胡平生领衔编撰本书，得到裘锡圭、李家浩等帮助。 由于在拼合、修复原件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人为的失误 ，因此编者对原件照片及《文物》公布的释文重新进行认真鉴别、细致讨论，努力恢复其本来面貌，以便为学术界正确认识敦煌悬泉月令诏条提供一个尽可能真实可信的基础资料，体现了客观求真的学术规范和科学精神。 本书共收录原件照片6种，其中原始照片4种，修补本照片2种，最大程度保留了原件在整理过程不同阶段的各种信息。释文按原件行款写定，并加标点符号，保留除重文号之外的其它符号。注释做得相当细致深入，是本书的一个特点。在考订文字中，充分利用了6种照片，并结合对原件实物的直接观察，讨论修补本照片存在的问题，校订2000年第五期《文物》释文；在诠释内容时，兼顾原文行次和十二月份的关系，汇集有关“月令”的重要资料，包括《吕氏春秋》十二纪及高诱注、《礼记》、《月令》及郑玄注、孔颖达疏、《淮南子》、《时则》及高诱注、蔡邕《月令章句》等，进行比勘阐述。书末《附录》收有《敦煌悬泉置出土〈四时月令诏条〉研究》、《〈扁书〉、〈大扁书〉考》，对敦煌悬泉置遗址的概况和《月令诏条》的颁布背景、历史渊源、主要内容、发现意义等作初步探讨
1、早期的文字刻在甲骨和钟鼎上，由于其材料的局限，难以广泛的传播， 所以直至殷商时期，掌握文字的仍只有上层社会的百余人，这极大地限制了文化和思想的传播，这一切直到竹简的出现才得改变。 2、简介 简书，战国至魏晋时代的书写材料。是削制成的狭长竹片（也有木片，称木简），牍比简宽厚，竹制称竹牍，木制称木牍。均用毛笔墨书。册的长度，如写诏书律令的长三尺（约5cm），抄写经书的长二尺四寸（约56cm），民间写书信的长一尺（约23cm），因此人们又称信为“尺牍”。在湖南长沙、湖北荆州、山东临沂和西北地区如敦煌、居延、武威等地都有过重要发现，其中居延出土过编缀成册的东汉文书。 3、影响 竹简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书籍形式，是造纸术发明之前以及纸普及之前主要的书写工具，是我们的祖先经过反复的比较和艰难的选择之后，确定的文化保存和传播媒体，这在传播媒介史上是一次重要的革命。它第一次把文字从社会最上层的小圈子里解放出来，以浩大的声势，向更宽广的社会大步前进。所以，竹简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它的出现，才得以形成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同时也使孔子、老子等名家名流的思想和文化能流传至今
早期的文字刻在甲骨和钟鼎上，由于其材料的局限，难以广泛的传播， 所以直至殷商时期，掌握文字的仍只有上层社会的百余人，这极大地限制了文化和思想的传播，这一切直到竹简的出现才得改变。 竹简的制作过程 现代： 裁、煮、烘，切竹，刮青、书写、钻孔、编。 古代：裁、切、烘（杀青）、书写、钻孔、编。 竹简多用竹片制成，每片写字一行，将一篇文章的所有竹片编联起来，称为“简牍”。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书籍形式，用于书写文字的木片称木牍，多用于书写短文。 简牍是中国古代先民在纸张发明之前书写典籍、文书等文字载体的主要材料，是我国最古老的图书之一。简牍与甲骨文、敦煌遗书、明清档案一同被列为二十世纪东方文明的四大发现，目前简牍学也以惊人的速度形成了世界性学科，它从史学、考古、古文字学、文献学、书法等，多角度多领域，为中国历史文化学术的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简牍几乎与甲骨文、金文同时出现，春秋到东汉末年是简牍最盛行的时期，纸张发明后，竹木简牍又与纸张并行数百年，直至东晋末年恒玄下令，简牍制度方告结束。 竹简是研究战国楚文字和西汉初年书法的重要资料。先秦时代，文字从应用性走向艺术性。这时的书法与文字的 变革紧密联系着，它从稚拙阶段渐趋完美，从而奠定了在中国书法史上的特殊地位。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竹简千余枚，上为墨书秦隶。从考古发掘出来的材料来看，战国和秦代一些木牌和竹简上的文字，已有简化篆体，减少笔划，字形转为方扁，用笔有波势的倾向。这是隶书的萌芽。西汉时，书法中隶体的成分进一步增加。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画《老子甲本》已有了明显的隶意。竹简的字体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常见于楚国简帛，字形结构是楚国文字的本色，书法体势则带有“蝌蚪文”的特征，可以说是楚国简帛的标准字体；第二类出自齐、鲁儒家经典抄本，但已经被楚国所“驯化”，带有“鸟虫书”笔势所形成的“丰中首尾锐”的特征，为两汉以下《魏三体石经》、《汉简》、 《古文四声韵》所载“古文”之所本；第三类用笔类似小篆，与“古文篆书”比较接近，应当就是战国时代齐、鲁儒家经典文字的原始面貌；第四类与齐国文字的特征最为吻合，保留较多齐国文字的形体结构与书法风格。竹简书法俊朗，疏密得宜，对研究中国书法史有很重要价值。 西周和春秋时期有竹木简上记事的方式，战国时期的竹简发现很多。战国中晚期的竹简，内容为遣册、古书和卜筮记录。秦木牍和秦简上的隶书字形正方、长方、扁方不拘，笔画肥、瘦、刚、柔，极尽变化。点面有明显的起伏和波势，用笔有轻、重、疾、徐的区别，是考证隶书发展 的极为珍贵的资料。 战国的竹简是手写。这些字的笔画具有弹性，起止处较尖锐，中间或偏前的竹简部分略粗，充分表现了毛笔书写的特色。这与金文随形轻重和因接搭凝结的笔画形态不同，已由迟重变为流美，笔画和体式也较篆文更为简略。可见早在秦始皇推行小篆之前已有初期的隶书在流行。“简书”是近年在中国书法界兴起了一支流派（又称“竹简书法”）。这是一种仿效秦汉竹简和帛书的“古隶”体式，即效仿先秦、两汉时代在竹片、木片和丝织物上的古文字的书法，即以独特的国画颜料配制古朴赭黄色，以板刷在生宣纸上刷出类似竹简书竖条，字体就写在这赭色“竹简”条上，别有一番古雅特色，适应了现代审美装饰情趣。 对色彩变化瞬息之间的精确把握，使书法获得了“随类赋彩”之妙。这种书法呈现出活泼，具有生机的形象。“简书”这一书法艺术于图与文的抽象共性中彼此和谐。使我们在欣赏书法艺术的同时，又驰骋在色彩和图案带给我们无限想像的空间里。
“显学”之名始见于《韩非子》，它不仅指盛行于世而影响较大的学术派别，更是指文化内涵丰富、学术价值较高的学问。 指学术史上，把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伟大时代-先秦时代的春秋战国（前770－前476、前475－前221）出现的众多的思想流派，称为"诸子百家"。诸子的主要流派包括"九流十家"，即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其中 儒、道、墨、法 为四大显学。
从已出土的简牍来看，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文书类，一类是著作类。 20世纪40年代以前出土的简牍文献，除了孔子旧宅的壁中书和西晋时发现的汲冢书以外，大都属于此类。在战国时期的楚墓出土的竹、木简，几乎都是随葬品的清单(遣策)。云梦秦简,大部分是法律文书,由于中国唐代以前的法典，除了古籍中引用的一些条文外全部亡佚,所以这批秦简是研究秦代法律仅有的资料。居延、敦煌等地出土了皇帝的诏书、中央政府和各级组织下发的一些文书 (如通缉令、边境备警的通知、烽火信号的规定、任免官吏的公文等)。 破城子遗址出土了一些向上级递呈的公文(如《燧长病书牒》)和同级组织之间的往来文书(如《塞上烽火品约》)等等。 内容相中国古代以经过整治的竹、木为记录载体的文献。“简”是用竹、木削成的长条；“牍”是用木间或用竹剖成的板片。上面的文字是用毛笔书写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已有册字，故有学者认为殷商时期已利用简为书写材料。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简是战国初期的。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可知，简牍文献流行于先秦，两汉时期最盛，直到东晋末年才被已发明四五百年的纸质文献所取代，作为主要的文献形式在中国使用的时间长达千余年。
楚帛书是目前最早直接书写在丝织物上的完整作品。帛书与简牍书于条带形空间的墨迹不同，与晋盟书也不同。这是在一个相对宽阔舒展的空间中创造出来的作品，字体略呈横势，仪态雍容娴静，行笔与简牍盟书的率意爽捷也不同，有不激不厉、风规自远之致。
而且文献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前后时代的文化的延续，就像今天习惯于阅读白话文的我们，在阅读文言文时会感到吃力、晦涩一样。当唐朝的人去阅读汉代的文学典籍例如史记的时候同样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因此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对前代的文章进行解释、注释等。而且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古典文献的载体大多是纸质书籍，但是作为文献的载体实则有过众多的变迁，因为纸张没发明之前，古人所采用的记录用品可谓多种多样，例如兽骨、竹简等，这些记录品各有优缺点，而且不易书写，极大的影响了当时文化的发展以及文学的传播。古典文献而且文献的发展以及应用一直都是由文人来攥写的，文献越往后期发展则越成熟，越来越标准化，但是也就造成了后面的编纂文献的人不得不按照前人已有的格式来进行攥写，但是有的人却觉得这样过于形式单一，过于单调，反而不愿意采用相同的格式。因此就有着众多的大学者开始想办法自创一种文献编纂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因此在文献的编纂中就出现了众多不同的文献类型。从甲骨文到纸质文献的演变甲骨文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古典文献以及较为成熟的系统文字，迄今为止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以及其上面所刻写的文字多达四千五百个，但是真正可以被解读的甲骨文字却不到一半，由此可见甲骨文的考证之艰难。但是通过已经解读出的文字依旧可以推算出甲骨文上面主要记载的是殷商时期的统治者进行占卜的相关事宜，一大部分是卜辞，有一部分也记载了当时的一些事件，对于研究商代的历史文化有着巨大的意义。之所以称其为甲骨文主要是由于这些文字刻写在龟甲、兽骨之上，主要是龟的腹板以及牛羊的肩胛骨等，这是我国最早的文献载体，而且甲骨相对之后的竹简等便于保存不易腐烂，但是却不容易获得，数量有限。甲骨文十二生肖而在甲骨文之后主要是将文学刻写于金石之上的，金，主要是指当时的青铜器皿，而且上面刻写的也大多是有关祭祀的事件，但是更为详尽，内容丰富；石，则是主要指雕刻于石头上的文字，例如秦刻石鼓文、曹魏时期的"三体石经"等皆是石刻文字，但是金石文字其最大的缺点就是难以刻写尤其是青铜器皿之上的文字，极为耗费人力，而石刻文字又极易磨损，而且重量太大，难以挪动，在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风吹日晒中，早已经失去了原本的样子。青铜器皿在先秦以及汉代的时候最为常见的书写物品乃是竹简以及帛书，但是其中缣帛作为书写材料极为不便，而且价格昂贵，不易保存，哪怕其质
一、古代文献学基础知识1、 文献一词首见于《论语·八佾》。2、 传统文献学又叫做校雠学，由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所开创。3、 古典文献学的传统主干知识包括目录、版本、校勘。4、 目录学在学术研究中最大的功用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5、 古典文献按照问世或流传的方式来划分，可以分为两大类：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出土文献是商代的甲骨文，最早的传世文献是《易经》《诗经》《尚书》。6、 刘向开始了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上第一次有政府组织的大规模有计划的文献整理工作，著有〈别录〉一书。刘歆在刘向〈别录〉的基础上，撮其指要，著为〈七略〉。7、 两汉古典文献学的集大成者是郑玄。8、 魏晋玄学以谈论三玄《周易》《老子》《庄子》为风尚。9、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古典文献的传播与发现上两件值得关注的大事是魏正始三体石经的刊刻和汲冢竹书的发现。10、单行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如《文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词律》。11、最早的诗文总集是《文选》12、《百川学海》刻于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流传较广，是中国最早刻印的一部丛书。13、《古今说海》是我国最早的小说专门丛书。14、《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型的综合性丛书。15、我国最早的书目是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编撰的《别录》《七略》；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书目是《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制》《四库全书总目》16、中国最早的字典和词典分别是《说文解字》《尔雅》；古代最常见的韵书是《广韵》，它代表了汉语中古语音系统。古代规模最大的词典兼韵书是清人编撰的《佩文韵府》；收汉字最多的现代字典是《汉语大字典》。17、类书是我国古代分类式的资料汇编性的工具书。最早的类书是魏文帝曹丕时编的《皇览》，历代著名的类书有宋代的《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18、十通是指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三通）《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续文献通考》19、我国最早的一书目录是《易·序卦传》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综合性群书目录是《汉书·艺文志》。我国最早的目录书是《别录》。古典文献发生错误的类型有讹、脱、衍、倒。旋风装又叫做龙鳞装 。23．东汉蔡邕的《蔡中郎集》，题“汉左中郎将蔡邕伯喈撰”，“左中郎将”是官职，“伯喈”是字；三国魏曹植的《曹子建集》，题“魏陈思王曹植撰”，“陈”是封地，“陈王”是封爵名，“思”谥号；南宋张炎的《山中白云词》，题“西秦玉田生张炎叔夏”，“西秦”（今甘肃天水）是他的原籍，“玉田生”是号，“叔夏”是字。 正史中只有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为私人修撰，其余均是官修。辨伪的核心内容是考证认定图书文献形成的真实年代。纪传本末体创始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27、我国著录甲骨文第一书是刘鹗的《铁云藏龟》28、金文，又叫铭文、钟鼎文、彝器款识29、孙诒让是最早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其《契文举例》是我国第一部考释甲骨文字的专著。30、汉代人将《左传》与《国语》看作《春秋》的内、外传，认为皆左丘明所作。31、古书注音方式有直音，反切，注解术语读若、读如、如字。编年体史书代表作有《春秋》《左传》《资治通鉴》纪传体三史是指《史记》《汉书》《后汉书》东汉荀悦所编的《汉纪》全称《东观汉纪》，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官修国史，也是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史记》，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汉书》。古书一般格式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周南关雎古训传第一”是小题，列于上；毛诗是大题，列于此行之下。汉代人将《左传》《国语》看做是《春秋》的内外传，作者都是左丘明。38、文献文字在传写中脱去一字或数字，称脱文，也叫夺文、阙文。39、蜀本是指宋代四川地区所刻的书，字体多使用颜体。40、杭本是指宋代浙江地区所刻的书，字体多使用柳体。二、名词解释1、十家九流：「九流」是指： 儒家，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荀子； 道家，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 墨家，代表人物是墨子； 法家，代表人物是李悝、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韩非； 名家，代表人物是公孙龙、惠施、邓析子； 阴阳家，代表人物是邹衍； 纵横家，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鬼谷子； 杂家，代表人物是吕不韦、淮南王； 农家，代表人物是许行。 「九流」之上再加上小说家 (代表人物是青史子)，就是「十家」了。由于小说家只是道听途说，没有有系统的理论，因而不大受世人重视，所以不入流，只能称做「家」。2、本校法：就是将本书前后文字互证，比较其异同，从而断定其中的错误的校勘方法。在没有同书别本可以对校的情况下，采用本校法是一种较好的方法。历代校勘学家根据本书的上下文义，相同的词语，相同相近的句式，校勘出本书错误的例子很多。3、祖本：即初刻本，是最早成书刻印的版本，为后来衍生的同一著作各种不同版本的来源和依据。4、善本：是指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或学术价值较高的本子。5、写本：又称手写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是指非经制版印刷而由手写成书的本子，狭义的写本是指人们约定俗成的唐以前的本子。6、九经正义：为了统一南北经学，解决“儒学多门，章句繁杂”之弊，唐太宗命令孔颖达等人撰写《易》《诗》《书》《左传》《礼记》的义疏，书成名为《五经正义》。高宗时作为官府教材和考试取士的标准经说。后来又有贾公彦作《周礼疏》《仪礼疏》，杨士勋作《谷梁传疏》，徐彦作《公羊传疏》，合成九经正义。7、别集：是指汇集某一个作者所著多种文体作品为一书的文献著作，与“总集”相对而言。如《陆放翁全集》《韩昌黎集》《文山先生集》《杜少陵集》等。别集比较系统地收载了某一个作者的著作，所以这就为研究该作者的生平事迹和他的创作提供了较重要的材料，为研究所涉及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它对保存历史文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是编辑总集不可缺少的重要的依据。8、《十三经注疏》：宋佚名编，清阮元撰校勘记，嘉庆二十年（1815年）南昌府学刊本，中华书局1982年据原世界书局缩印本影印出版。十三经为儒家的经典著作，历代注疏本甚多，且单独成书。南宋绍兴间始有合刊本，共416卷。包括：《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周礼注疏》、《仪礼注疏》、《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春秋公羊传注疏》、《春秋谷梁传注疏》、《论语注疏》、《孝经注疏》、《尔雅注疏》、《孟子注疏》。9、十通：是指我国古代十部著名的政书，包括：唐代杜佑根据刘秩所编《通典》，宋代郑樵编纂的《通志》，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清朝的《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皇朝（清）通典》、《皇朝（清）通志》、《皇朝（清）文献通考》和清末刘锦藻所编《皇朝（清）续文献通考》。“十通”使我国几千年的古代典章制度有了系统完整的记载。10、三体石经：魏正始年间在石头上刊刻的经书。魏废帝齐王芳正始二年，按照古文、篆文、隶书三种字体刊刻儒家经典，故称三体石经或三字石经。其中完整刊立的有《尚书》《春秋》，未刊完的有《左传》。三体石经在古文字学和校勘学上都有很大价值。11、蜀本：宋代四川地区所刻的书，世称“蜀本”。蜀本特点是：字体多似颜体，字画肥劲朴厚，结构架势雄浑壮丽，版式疏朗悦目。版心大都是白口，左右双栏，没有耳子。版心下端多有刊工姓名。纸张洁白，校勘精当，可与浙本相媲美。由于在宋末元军进攻四川时大肆焚毁抢掠，因而蜀本流传至今，比浙本、建本要少得多了。蜀本中又可分为成都本、眉山本。
引自百度百科 文献检索一条 2 什么是文献的内容特征和外表特征？这两者有何区别？与文献信息主题内容没有关系或关系不大的信息称为文献信息的外表特征，例如，著者、著者单位、期刊名称、专利说明书的专利号、政府报告的报告号等。 与文献信息主题内容密切相关的信息称为文献信息的内容特征。文献信息内容特征主要有各种形式的主题词和分类号。文献的标题因常常能够反映文献的主题，常被归入内容特征的范畴。内容特征和外表特征的区别是：与文献信息内容特征的关系密切的是内容特征，反之是外表特征。
文献外部特征的检索语言主要是指对文献的篇名、作者姓名、出版者、报告号、专利号等内容的检索。
简牍是我国古代用来保存文字的重要载体，它对我们了解古代文明有着重要的作用。简牍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深远影响，特别是对古代语言文化影响更为深刻。今天我们沿用的许多奇词妙语就来源于简牍
功先生《论书绝句百首》第一 汉晋简牍 西京隶势自堂堂 点画纷披态万方 何必残砖搜五凤 漆书天汉接元康 汉晋简牍 此首作于一九三五年，其时居延简牍虽已出土，但为人垄断，世莫得见。此据《流沙坠简》及《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立论。二书所载，有年号者，上自天汉下迄元康。 汉简北宋出土者，早已无存，仅于汇帖中尚存其文，已经转相临写，非复原来面目。明清人所见汉代字迹，莫非碑刻。且传世汉碑，多东汉人作，偶见西汉石刻，或相矜诧，或疑为伪物。五凤古刻，或石或砖，偶有流传，稀同星凤焉。 今距此诗作时又四十余年，战国秦汉竹帛之遗，纷至沓来，使人目不暇给，生今识古，厚福无涯，岂止书学一道、隶书一体哉！ （以上为启功先生诗及自释） 下面引用罂饕先生之启功先生《论书绝句百首》图解一作一些补充说明： 又名鲁孝王刻石。金明昌二年（1191年）出土于钓鱼池。当时工匠取石维修孔庙，提领修庙的开州刺史高德裔随即移石入孔庙，现存东庑。石长71．5厘米，左高38厘米，右高40厘米，厚43厘米，石灰岩质。刻字为“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3行，隶书，仍带有篆书笔意，简质古朴。刻字处宽25厘米，高24．5厘米，凿成龛形。五凤二年即公元前56年，鲁孝王三十四年。左侧刻高德裔发现此石的题记。 河西汉代简牍的最早发现者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他第二次中亚之行时（一九○六—一九○八），在敦煌西北疏勒河下游三角洲地区，发现了汉代烽燧、城障遗址。后随汉代烽燧沿着疏勒河岸溯流而上，追寻至敦煌东北处，找到了由塞墙、烽燧、城障组成的汉代长城，并在汉代烽燧遗址中发掘得汉简七○五枚，其中有纪年简一六六枚，最早的是西汉武帝天汉三年（前九八），最晚的是东汉顺帝永和二年（一三七）。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五年，斯坦因进行第三次中亚探险考察，他沿着敦煌汉代边塞烽燧遗址向东，穿过安西、酒泉至金塔，并在这一段汉代烽燧线的遗址中获得汉简一○五枚。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间，西北科考团在额济纳河流域居延地区发掘出土简牍一万一千余枚。 一九四四年，西北科学考察团沿着斯坦因的考察路线对玉门关、阳关以及汉代边塞的沿线烽燧进行再调查。夏鼐、阎文儒二先生对敦煌西北的小方盘遗址发掘得到汉代简牍四十九枚，并考证出位于敦煌西北的小方盘便是汉代的玉门关。 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六年，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地区和当地驻军联合组成居延考古队对额济纳旗内汉代时期的甲渠候官、第四燧、肩水金关遗址进行了调查与发掘，获得汉简二万余枚。这批简中纪年最早的是西汉武帝天汉二年（前九九），最晚的为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三二）。 一九七七年，嘉峪关市文管所对位于玉门花海农场附近的一座汉代烽燧遗址调查清理，获得汉简九十一枚。 一九七九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察敦煌附近的汉代烽燧时，在小方盘西十一公里处的马圈湾发现了一座当年斯坦因考察时未登录的烽燧。经发掘获得千余枚汉代简牍。 一九八七年敦煌市博物馆在文物普查时，发现了汉代效谷县境内的悬泉置遗址。自一九九○年起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经三年的考古发掘，完整地提示了由坞、舍、厩、仓等组成的悬泉驿置建筑遗址，获得了数万枚汉代简牍。 以上汉代边塞遗址出土的简牍，虽然宽窄不同，书写时有单双行之别，但长度都按照汉代一尺制作，长二十三厘米左右。 河西地区汉代的墓葬与中原地区丧葬观念及制度相同，但气候干燥，土质透气性好，更利于简牍、丝绸等各种随葬品的保存。因此，河西的汉代墓葬中也有简牍出土。 一九五七年甘肃武威磨嘴子八号墓出土了木简十枚，内容为汉帝抚恤老人，赐予年高者鸠杖的诏书。 一九五九年磨嘴子六号墓发现了汉代“仪礼”简四六九枚，共有九篇。墓中“仪礼”有三种本子，其中，甲种七篇三九八枚，长五十六厘米、宽○点七五厘米，相当汉尺的二尺四寸，是汉代抄写六经时规定的简牍长度。 一九七二年，甘肃省博物馆与武威县文化部门合作，在武威城郊西南十公里旱滩坡的汉墓中清理出了一批医药简牍，有简七十八枚，牍一十四枚，共计九十二枚。简长二十三点二厘米，折汉一尺，属尺书。医药简有二种形制，一种宽度为一厘米，简的边侧有锲口，简文内容是医治内科、外科、妇科及五官科的医方，还有针灸方面的刺疗医术及禁忌。另一种宽度为○点五厘米，简的边侧无锲口，内容是医治各科疾病和疑难症的医方。牍宽度在一厘米到四厘米不等。正反两面墨书，个别有残损。每面一般书写两行或多至六行的。这些医药简牍是用隶书或章草书写的，书体极富特色。因此它不仅是珍贵的古代医方资料，也是古代书法艺术的珍品。 一九八一年，武威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在调查县重点文物时，新华乡缠山村民袁德礼交出了在磨嘴子出土的“王枚诏书令”简册，现存二十六枚。 一九七一年，甘肃省博物馆在甘谷县汉墓中发现二十三枚木简。简长二十三、宽二点六厘米，松木制作，每简书两行，背面上端编写顺序号，连编成册后书写。简文整齐分为三节，可清楚地辨认出整齐秀丽的八分体字，但是大部分简牍已朽碎。 一九八六年，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天水市北道区放马滩古墓群中的一号墓中发现竹简四八○余枚。竹简浸泡在棺液中朽腐严重，已发黑色，简文字体漫漶。竹简有二种形制，甲种长二十七点五厘米，宽○点七厘米；乙种长二十三厘米，宽○点六厘米。 墓葬出土的简牍与河西边塞遗址出土的简牍相比较，墓中随葬简牍的长度因简的文体不同有其特定的尺寸，内容是墓主人认为值得永久珍藏的诏书、律令、经书及医药方等。简牍的书写人都有着深厚的书法功底，又是精心抄录，每枚简牍的每一字都凝聚着时代特色。 河西简牍在汉字演变和书体源流的研究中具有特殊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它在研究书史和书体源流、演变方面占有重要地位。通过仔细的分析和研究简牍中的书体种类，使我们能更好地认清各种书体在历史上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相互关系；二是汉简在书法艺术与美学方面的价值。通过对简牍书法的探索，使人们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基本风格及书法美学的真谛有更深刻的感受与认识。 河西简牍以丰富、翔实的简牍书体显示了隶书的演变发展过程。隶书的起源，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秦既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西晋·卫恒四体书势》）。创建隶书的流行说法是程邈所作，“初，邈以罪系云阳狱，覃思十年，变篆为隶，得三千字。一日上之，始皇称善，释其罪而用为御史。……此天下始用之初也”（《宣和隶谱·叙论》）。隶书书写方便，利于民众。汉代由于隶书在民间和下级官吏中的广泛应用和进一步修饰，使隶书更致完美，终于成为汉代的通用书体。 书法界历来把隶书分成古隶和八分两种，这是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古隶是八分的前身，字形有相当部分跟篆文很接近，有篆文的用笔方法，但浑厚朴淳，结体方中有圆，笔画圆浑中有方折，有顿有提，略有波挑，用笔谨严而古雅秀丽。八分是指结体方整、笔画有明显波势和挑法的隶书，即人们通常所谓的汉隶。古隶与篆书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因为隶书是“用笔画符号破坏的象形字的结构，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吴白《从出土秦简帛书看秦汉早期的隶书》）。这是中国文字和中国书法艺术由繁到简，由象形走向抽象，从表形走向表意的根本性发展。甘肃河西地区不仅有古隶体精美的天水放马滩简、敦煌与居延也有西汉古隶的简文。如敦煌马圈湾出土的习字觚，字形和用笔具篆意，无明显波势与挑法，但是结体已有较大变化，用方笔，多取横势，笔画有粗细，行笔简疾。河西简牍中的汉代古隶资料，对于认识古隶向八分发展的轨迹有着重要的意义。 康有为曾主张西汉时期“绝无后汉之隶”，“盖西汉以前无熹平隶体，和帝以前皆有篆意”。（康有为《广世舟双楫》）近人更明确提出“波势之隶至东汉才成熟”（郭绍虞《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也有主张“隶书发展到西汉晚期，达到成熟阶段”（王靖宪《秦汉的书法艺术》）。汉隶的完全成熟与规范究竟在什么时代这是书法史上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从敦煌马圈湾汉简来看，大量的正式文书均为字趋扁形，“蚕头燕尾，逆入平出”的成熟隶书。如有一件西汉宣帝甘露二年觚的字形尤为明显，这又是隶书成熟于西汉中期的例证。近年新发现的悬泉简牍，从结体用笔等方面，明显可见规整、完善的隶书在西汉中期武帝太始年间已产生。这对书法界流行的隶书西汉晚期说、东汉说是重要补正。 敦煌、居延、武威汉简大量草书的发现，对于研究汉代草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许慎说“汉兴有草书”（《说文解字·叙》），汉代的草书是以隶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早期的草书是西汉古隶的简易急速的写法。“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简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之难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书，盖今草书是也”（梁武帝萧衍《草书状》），也就是所谓“章草即隶书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张怀瓘《书断》）。这种草书人们称之为草隶或隶草。草隶的进步发展就出现了带有波磔，笔断意连的章草。章草一名首见于张怀瓘《书断》：“献之尝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合穷伪略之理，极草踪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关于章草的产生，文献记载主要有三种说法：一种是说西汉元帝时史游作章草：“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书，兼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是也。”（张怀瓘《书断》）一种是东汉章帝时作章草。（宁陈恩《书苑精华》引唐蔡希综《法书论》）一种是说杜度作章草。（唐窦《述书赋》）上述文献记载，使书法界受到较大影响，认为章草形成于西汉末，成熟于东汉。河西简牍具体表现了由草隶至章草的发展过程。西汉武帝至元帝年间的居延汉简，有部分简书是解散隶体，急速简易的草隶，有些则是已带波磔、草意浓郁的章草，到西汉成帝时期的简书中已出现了成熟的章草，表明章草已形成一种定型的字体了。敦煌马圈湾汉简中西汉宣帝时期的簿、册、书牍和王莽时期的奏书底稿早已是成熟的章草，而宣帝五凤年间的简册，其书体也是成熟的章草。由此证明，章草的成熟应在西汉中期无疑。汉代草书，尤其是章草，是中国古代书法的一朵奇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它标志着书法开始成为一种能高度自由地抒发情感、表现书法家个性的艺术。但是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章草书仅见于摹本与刻帖，见不到汉代章草的原貌，近代以来汉代简牍的大量出土，才再现其本来面目，被埋没了二千多年的书法艺术珍品得以重现，为中国古代书法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河西简牍的基本风格可以用率意、质朴、粗犷、健雄八字予以概括。河西简牍书艺上“八字”特点，是因特有的时代、军事使命与生存环境诸因素而形成的。河西简牍大部分发现于汉代敦煌、居延边塞的城障烽燧遗址，这些文书的草拟者、誊写者多系边塞军事防御系统、邮驿系统中的下级吏卒。汉简上所出现的古隶、八分、隶草、章草等字体是这些下层吏卒与民众，基于军事形势的需要，从实用出发，为了书写简便而创造出来的。他们“省易”篆书、古隶而创造了隶书，由隶而草，书体演变的真正实践者是这批广大的无名书法家，他们在思想上多创新进取，少墨守成规，故其书风必然是率意洒脱，自然流畅，简古质朴，而少精雕细刻，描头画角的庙堂习气。 时代与地域是汉代简牍形成特有书风的重要原因。河西简牍所出土的地域是汉代的西北边陲，为当时社会、民族矛盾的焦点所在，是汉王朝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的着力经营之处。当时的敦煌、居延边塞是抵御匈奴侵扰的前哨，广大戍边吏卒，离乡背井，常年累月驻守战斗在戈壁荒漠上，披星戴月，风餐露宿。这样的客观环境锻炼了人们的勇敢无畏和开拓进取精神，熔铸了人的雄强豪放性格。在汉简上所遗存的粗犷、雄健书风，正是他们精神境界的真实体现。汉简上所显现的隶书、章草的绝妙佳作正是这样产生出来的。 书法力度来源于用笔。笔力的表达是书法艺术赖以生存的基本特征之一，在笔墨运用中产生书法艺术的骨气与神韵，即“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式自生耳”（李世民《论书》）。它是构成中国书法形式美的重要组成部分。河西简牍的隶书、草书的用笔特点是方圆结合、诸锋交替，既使用方笔，也用圆笔，两者巧妙地结合，相互为用。既用中锋，也用侧锋与逆锋，诸锋交替使用，各显其长。从而使河西简牍的书风时而率意洒脱，自然流畅；时而粗犷泼辣，野趣横生；时而雄健豪放、浑厚苍劲，形成百态千姿，各显其妙的生动格局。居延汉简的逆入平出，藏锋收笔，使一点一画均内含筋骨，力在其中。简书中有的竖画，畅泻而下，收笔处重墨粗画，宛如长矛大戟，挺然大树，表现出了雄浑的笔势和强健的笔力美。 书法艺术是线条艺术。在远古时代第一个用线条创作文字图形、表达文字意思的人就是我国的第一位书法家。如果没有第一位的创造，也就没有汉字，没有传统的中华书法艺术。随着时间的推移，终及篆、隶、楷、草、行五种主要书体的毕至纷呈。汉代是隶书、草书盛行的时代，隶书与草书是更能高度自由抒发情感、表现书法家个性的线条艺术。汉字由各种不同的线条组成，这无数的线条可以千变万化，如方与圆、曲与直、长与短、粗与细、浓与淡、轻与重、缓与速、疏与密、虚与实、斜与正、巧与拙等。在书法家笔下，这些线条有的重如崩石，有的轻如飞花，有的刚如凿铁，有的捷如闪电，有的柔如嫩芽，千姿百态，各显其妙。河西简牍书艺在用笔、结体、章法上的各种变化，归根结蒂是线条形态与组合的变化，由用笔、结体、章法的变化形成了河西简牍书艺的特征，所以说线条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精髓。书法家以自己的作品来反映自然与社会。使书法艺术美与天地山川美、衣冠人物的社会美联系起来的纽带是线条。在书法艺术中，书法家丰富的情感也是通过线条实现的，书法家笔下千变万化的线条是书法家内心世界的表露。中国书法通过变化无穷的线条，把中国近万年的书法史，描绘得有声有色。 书法艺术是心灵的艺术。西汉末年的大文学家、大哲学家扬雄在《问神》一文中指出：“书，心画也。”东汉书法与书法理论家蔡邕更具体地说：“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蔡邕《笔论》）这是扬雄“书为心画”命题的进一步发挥。就是说书法应首先舒展人的心境，再恣意发挥情感，然后落笔任意挥洒，用线条的形式表现自我的心境。书法艺术的线条实际上是书法艺术家心灵颤动的轨迹，是“心”在书法艺术创作过程中发生作用的结果。中国古典艺术哲学强调艺术表现情感和对人的感化作用，中国书法艺术的创造者充分运用着这一方法，在实践中把自己内心积蓄的情感通过书法线条表达出来。书法作品的欣赏者又以自己的种种情感去体味书法家自由表达出来的心境、情感。通过书法线条达到心灵的交流，从而将书法艺术创作者、书法作品与欣赏者联系起来。李泽厚先生在这方面作了很好的阐述，他说：“书法一方面表达的是书写者的‘喜怒窘穷，忧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引韩愈语），它从而可以是创作者意识和无意识的内心秩序的全部展露；书法艺术所表现所传达的正是这种人与自然，情绪与感受，内在心理秩序与外在宇宙（包括社会）秩序结构直接相碰撞、相斗争、相调节、相协奏的伟大生命之歌。”（李泽厚《略论书法》）我们用书法艺术是心灵的艺术这一书法美学思想来考察河西简牍书法，不难发现施展在甘肃河西简上精妙的隶书与草书，都是自由抒发情感的佳作，字里行间流露出汉简书写者——驻守于边疆，在艰苦的环境中奋争的广大下级吏卒的品格与个性。汉简书法无处不散发着那个辉煌时代的气息，所以它有着巨大的感染力。 书法艺术的真谛是抽象美。表现为静态，展开于空间，流动于时间的书法线条，为什么能抒发情感，造化心灵？其原因就在于书法线条是直观的、形象的，更是抽象的。书法艺术从一诞生起就应用了“抽象”这一艺术的手法。书法艺术对自然和社会的反映是抽象的反映，就是说它不只是具体事物的具体写照，而是通过事物的具体形态，经过提炼，展示事物的本质，即是所谓“囊括万殊，裁成一相”。在书法家笔下，客观世界的“万殊”都净化为“一相”，即净化在抽象的书法线条及其组合之中，净化在书法作品之中，以此牵动欣赏者的思绪、情感，使之获得隽永的美的享受，这就是书法艺术美的特殊性。书法艺术所揭示的事物的本质是同人的自由本质相联系的。这种本质即可以通过对外在事物的形象的模拟再现而显示出来，也可以通过各种人的内在精神、情感相对应的具体可感的形式而表现出来。即“字以神为精魄，神若不和，则字无态度也；以心为筋骨，心若不坚，则字无劲健也；以副毛为皮肤，则若不圆，则字无温润也。……思与神会，同乎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矣”（李世民《指意》）。中国书法艺术的抽象美，在书体演变到了隶书、草书阶段体现得更为显著，河西简牍书艺巨大的感人力量即是明证。书法艺术的真谛 —— 抽象美的不断揭示，必将对人们进一步研究简牍书法，总结、继承、发扬其书艺的精华，推动书法史的研究发挥积极作用。
自尹湾汉墓简牍部份资尹湾汉墓简牍料和释文在《文物》 1996年第8期发表以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包括日本、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国内学者的高度重视。当前已公开出版的有关专著五部和70多篇论文。论文的触角已接触到汉代生活的各个层面。一时间，尹湾汉墓简牍成了国内外历史界、考古界特别是简牍研究专家瞩目的焦点。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廖伯源先生，1997年初，才获见国内出版的1996年8月号《文物》，1998年7月，其专论尹湾墓简牍文书考证的专著《简牍与制度》已经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今年五月廖先生又利用尹湾简牍资料新出《秦汉史论丛》一本，约二十万字。其考证之精辟，速度之快，也是前所未有的。从文物的抢救、保护直至合作研究的全过程，得到了市县文化局诸位领导的关心和支持这是工作能够顺利开展的保证。尹湾汉墓简牍，从发现到成书出版历时三载，文易六稿。张政烺先生在鉴定书中的评价是：“从我 94年8月初见到这批文物照片到今年结集成书出版，时仅三年，是我多年来所见简帛书整理中速度最快的高水平的著作”，原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徐苹芳教授认为：“此书释文准确，达到当前的高水平。”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教授认为此书“在已有的关于汉代简牍释文和整理工作中，是一项高水平的成果，完全达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所要求的标准。”李学勤先生在《尹湾墓简牍》出牍鉴定会上指定：“这次《尹湾汉墓简牍》的出版，属于整理的成果。研究工作不是一代人两代人所能完成的。”是的，将这些资料公布于社会，为专家学者的研究活动提供第一手资料，促进历史和相关学科的发展，就是我们工作的目的和意义。另外，由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主编的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尹湾汉墓简牍综论》也于 1999年2月出版发行，其中收集了国内27位学者有关尹湾简牍研究的专论。1999年4月，由日本国社团法人日本书艺院，编辑发行的《尹湾汉墓简牍》，选取了尹湾简牍中有重要书法艺术价值的《神乌傅》等重要简牍，作为1999年日本书艺院展的特别纪念品，在日本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从《尹湾汉墓简牍》公开出版不到一年，利用尹湾简牍在汉史研究上有六大突破：1、校订《汉书》、补正史籍之突破： 《汉书》是研究汉史的信史之作。但在两千多年的转抄、点校和翻印过程中，由于人为的因素，传世典籍，递相传录，极易羼入后人的修改乱窜。《集簿》、《吏员总簿》、《设置簿》等簿籍中揭示的第一手资料，时人实录，原物原貌，原字原形，无窜改之嫌，因而填补了一些关键性的空阙，可以直接用来校订《汉书》，补正史籍，评判前人研究成果的有关结论。《集簿》中有关一些县的名称，可以用来校正《汉书·地理志》中一些县名的讹错。如“海曲”乃“海西”之误。“祝其”当为“况其”之误。“于乡”当为“干乡”之误。“兰祺”当作“兰旗”，“南成”当作“南城”。东海郡有：“平曲”，一为县一为侯国。有人或以为侯国之“平曲”，一为县一为侯国。有人或以为侯国之“平曲当作“曲平”，现在可以断定二平曲是正确的。《汉书·地理志》中有“朐有铁官”之记载。而《吏员总簿》和《长吏名籍》中东海郡下仅有下邳铁官之设，而伊芦有盐官，另有“郁洲”、“北蒲”两个盐官别治。这三地皆为朐地，可证《汉书·地理志》中“有铁官”当为“有盐官”之误。2、汉武库研究之突破尹湾汉墓简牍中《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的发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我国迄今为止所见有关汉代武库建设中时代最早、内容最完备的统计报告，而且是发现在内郡政府文书档案上，其文献价值更非同寻常。正如中国文研所李均明先生在其武库《初探》中所言：该报告“指标项目甚多，数列明确，对我们深入了解汉代武器装备的情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 集簿中开列的是一个郡武库中珍藏车马器及与其相配应的作战武器和其它装备。其中皇室器物与库存器物分列清单。皇室器物冠以“乘舆”，库存武备以“库兵车”统称。其中库存武备之数量足以惊人，两项合计，“凡兵车器二百四十二千三百二十六万八千四百八十七”。东海郡武库当为国家设在内郡的武库之一。《汉书·成帝纪》如淳注引记载：“北边郡库，官之兵器所藏，置令。”汉代不仅在长安，洛阳建直属中央的国家武库，而且在边郡、内郡分设武库。从集簿中档案记录来看，东海郡武库有两个特点，一是库存量大，如弩的总数即达 537707件，矛的总数达52555件，有方（戈类兵器）达78392件。仅以此三顶足可装备50万人的军队，远远超出一郡武库之所需。二是该武库不属东海郡管辖。因为在东海郡吏员总簿或吏员设置簿都未见有“库令”的设置，因而可以断言，东海郡武库是国家设在东南沿海的直接受中央管辖的国家武库。3、西汉上计制度研究的突破尹湾汉简中《集簿》的发现为研究两汉时期的上计制度提供了迄今为止第一份实物范本，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居延汉简、敦煌汉简中各种簿籍可谓大量发现，但还没有县、郡级上计文书的发现，因此尹湾《集簿》就更为珍贵。所谓上计，即由地方行政长官定期向上级呈报上计文书，报告地方治理情况。县令长于年终将该县户口、垦田、钱谷、刑狱等，编制为计簿。从尹湾出土的实物看，它的准确名称应为《集簿》。呈送郡国，郡国再由计吏根据各县的集簿分类统计，再编制郡国向中央上报的集簿，由上计吏专程送长安，上报中央。朝廷据此考核、评定地方长官的政绩。这种制度至西汉已十分完备，并有专门刑律《上计律》来保证上计制度的规范实施。关于上计具体内容，过去从未见过完整的范本，研究者只据胡广《汉官解诂》所言，为“户口、垦田、钱谷出入、盗贼多少”等几项。而尹湾汉墓中出土的 1号木牍是2000年前西汉晚期东海郡上计的原始资料，即使不是原件也是上计的副本，凿凿可信。《集簿》的木质为侧柏，长7厘米，宽6厘米，厚25厘米。正反两面书写，正面12行，反面10行，约700字，草书墨写。 这 700字22项的统计，就是东海郡向中央上计的完整的内容实录。看起来是一组组枯燥无味的数字，而正是这一组组数字，具体地反映了西汉晚期社会形态的各个层面，再现了西汉时期人民的多彩的社会生活的画画。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惊奇、浩叹。他们从这一组组数字里获得了汉代人透露的历史信息；他们从这一组组数字里汲取起无数的源泉，流淌出一篇又一篇的宏文巨制。4、西汉政治制度研究的突破西汉政制定度研究的范围很广，包括政府机构的组成及其运作，法律制度的建立及其应用，军事制度的形成及其变化，文化教育制度的设施及其影响等。汉代职官制度的研究，以往多注重于文献，大多没有跳出《汉书·百官表》、《后汉书·百官志》、《汉旧仪》、《通典》等一些古籍中关于汉代职官设置的记载。而且多侧目于中央政权中的职官设置，最多到郡县职官设置。自居延汉简、敦煌简牍等一些边郡档案文书出土以后，汉代职官制度、政治制度的研究向更广阔的领域发展，成果丰硕。自 60年代始，台湾严耕望先生力致于汉代地方行政治制度的研究完成了系统力作《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将汉代政治制度的研究推向深入，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史学界所推崇。但囿于文献，新的考古材料的阙略，使许多问题，诸如亭制、乡里等机构问题也未能作深入的探讨。翦伯赞先生在其《秦汉史》著作中对西汉盐铁官的设置从郡官以下即语焉不详，甚至有所臆测。自王毓全先生《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一文发表后，聚讼纷纭，论争近三十年。而尹湾汉简一出，各项簿集中的有关记载，条理分明，系统有别，多年的论争问题开始明朗。新的史料，为秦汉史的研究拓了新的渠道，提出了新的课题。5、西汉术数类简牍研究的突破术数作为学科的类目，始于西汉。《汉书·艺文志》载：“（刘）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录，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术数类包括天文、历谱、五行、龟占、杂占、刑法等。尹湾简牍中发现的术数类简牍，有如下几种：一是记于木牍之上的《元延元年历谱》、《元延二年历谱》、《元延三年日书》、《神龟占》、《博局占》；二是记在竹简上的《刑德行时》和《行道吉凶》。《元延元年历谱》和过去出土的西汉历谱相对，其最突出的价值在于其一年中的四时八节、伏、腊、祭日记载齐全，为过去居延简中发现的历谱所未见。为我们研究西汉的历法又提供了一份完整的实例。对于纠正《万年历》中的错讹将起到直接的校正作用。对于重构西汉朔闰表及历式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6、《神乌傅》与文学史研究的突破《神乌傅》是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中唯一的一件文学作品。它写于 21支宽简上。出土时顺序散乱，其中18支书写正文，一支书写标题，一支字迹漫漶不清，所记或为此赋的作者或为抄写者。另有一支素面简。“傅”在汉代是“赋”的通假。《神乌傅》是创作于西汉晚期一篇佚赋，全文约 664字。它讲述了一个十分动人的禽鸟故事。这是一篇亡佚两千多年的非常完整的汉代俗赋，其风格和以往传世和新发现的一些属于上层文学上的汉赋相比，无论从题材、内容和写作技巧来看，更接近于民间文学。此赋以四言为主，用拟人化手法，讲述乌、鸟争巢的故事，与曹植的《鹞雀赋》和敦煌发现的《燕子赋》四言为主的写法如出一辙。它的发现把这种俗赋的历史提早了2000多年，这在古代文学史上特别是赋的研究上，大大地丰富了古代俗赋的研究内容。《神乌傅》的发现价值不可低估。它为汉赋增添了一个新的源头，它补充了古代禽鸟寓言文学系列中的又一个实例。使人们对这一类文学现象，从产生发展延续、变化的过程中有了一个更系统的认识。通过对《神乌傅》源流的观察，起到举一反三，提高人们对古典文学某些主题、题材、意象的产生、发展、继承嬗变的兴趣，从中总结出某些艺术思维的经验与教训，这也是一种新的文学研究的视角。《神乌傅》是我国古代文学史资料的重大发现。补了费振刚先生主编的《全汉赋》的一个空白。更为重要的是《神乌傅》的发现与发表给文学史家一个新的反馈。研究文学史不能孤立地去注意文学现象，更要注意考古资料的新发现。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曾出土《唐勒》佚赋的残简，安徽阜阳双古堆曾出土《楚辞》及辞赋的残简以及东海尹湾《神乌傅》的发现，将把西汉赋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里程。“文史一家”文学和历史双双携手，将会开辟出文学研究的新天地。这批简牍作为西汉末年内郡政府的文书档案，其细致性、完整性和系统性的确为过去所发表的五类汉简（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罗布泊）中所仅见。这批文书档案出自一个确切纪年、明确身份的西汉东海郡功曹史师饶的墓中。文书档案，包括私人文书和汉赋佚篇都是墓主人生前特定地位应该掌握占有或保管收藏的档案和资料，完全可以排除随意制作的可能性。而作为陪葬品带入地下，不仅是汉代葬俗的反映，而且为了希企其仍然具有位宠职高一如生前的地位。因而又确立了这批简牍的科学性和可靠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尹湾汉墓简牍的学术价值是不可低估的。它对于秦汉史、中国政治制度史、档案史、军事史、术数史、文学史、书法史、简牍史以及古籍整理和档案保护技术的研究，都将提供全方位的第一手资料。北大裘锡圭先生说：“对尹湾汉墓的简牍怎样评价都不过份。”尹湾汉墓简牍区区 4万余字，但文献价值极高，等待专家学者的继续研究。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乙《汉代简牍·日书》第17号简原释文为： 行者得功，木者胜，□者不死·陷丙午未申酉戌·则以孝惠三年十一月辛巳夕生。 整理者陈松长注释说： “陷”即陷日，睡简《日书》中有陷日、臽日、窞日。其中陷日见于“除篇”，臽日见于“臽日敫日篇”，而窞日则一见于“除乙篇”，一见于“徐篇”。三者的具体所指并不一样。刘乐贤指出：“‘除篇’、‘除乙篇’、‘徐篇’都属建除家言，其具体内容虽略有差异，但都以地支记日，且相邻月份的对应地支也总是相邻关系。差别较大的是本篇（指臽日敫日篇）的臽日，采用的天支记日，显然与建除说大不相同。所以将臽日与陷日或窞日联系在一起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虽是四枝有关陷日的残简（晏按指十七至二十号简，详下），但其记日既有天干，如“陷己”、“陷庚”、“陷癸”，更有间以地支者，如“陷丙、午未申酉戌”，而且在书写上亦有差别，其中天干是单字较大，而地支附着于所划的曲线两侧，按照“臽日敫日篇”所记，“七月丙臽”，那“陷丙”所记为七月，再按“除篇”所记，“午未申酉戌”乃是二、三、四、五、六月的陷日。现此简将二者合书于一简之内，且月份相连，这是否意味着在汉初，陷日的记日已将天干和地支两种不同的记日法融在一起使用了呢？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i]今细按原照片，陈文所说“地支附着于所划的曲线两侧”之“曲线”，有上下两道，其“曲线”作上圆下尖之曲锥状，恰似人之手足未画全者。拿它与睡简《日书》甲种“人字”图对照，[ii]戌位于足下，申位于手下，未、酉位于手臂之间，午在手臂上。此简正是“人字”图秋冬图的右半部分。可见地支“午未申酉戌”是“人字”的一部分，与“陷日”无关。类似的图形亦见于马王堆帛书《胎产书》[iii]及香港年历和彝族择日文献《通玄大书》中，[iv]可见这一类择日术自战国末年至汉初以迄近现代，有一脉相承的发展线索，并未中断。 据睡简及帛书，此类“人字”图是用以占卜婴儿命运的数术，所不同者，睡简《日书》有占辞，曰：“人字：其日在首，富难胜也。夹颈者贵，在奎者富，在掖（腋）者爱，在手者巧盗，在足下者贱，在外者奔亡。”而马王堆帛书《胎产书》则无占辞。从本简残存情况看，当是只有“人字”图而无占辞，与《胎产书》相近。 简文的后半部“则以孝惠三年十一月辛巳夕生”，陈松长已正确指出“则”为人名，如此，则本条简文与“人字”是配合使用的，以“则”出生的时日与“人字”图对照以占断其命运之吉凶。十一月为冬，查睡简《日书》及马王堆帛书《胎产书》，其秋冬图“巳”正位于“人字”的首（头）部，按睡简《日书》占辞，则其人“富难胜也”，王子今释为“富的程度难以超越，难以匹敌。”[v]如此吉兆，当然值得在简书大书一笔了。 经过上述考索，可以看出本简约可分四部分：“行者得功，木者胜，□者不死”，是以五行生克占出行的吉凶。“陷丙”，讲陷日的安排。“午未申酉戌”是人字图的残留，“则以孝惠三年十一月辛巳夕生”，是对照人字图占“则”的命运流程。 本简中的地支既与陷日无关，则陷日的安排仍以天干为主。睡简《日书》甲乙种均有“臽日敫日篇”，甲种始自四月，乙种起正月，以乙种为例，臽日为：正月壬、二月癸、三月戊、四月甲、五月乙、六月戊、七月丙、八月丁、九月己、十月庚、十一月辛、十二月己。饶宗颐以为此臽日相当于睡简《日书》甲种“除篇”的陷日和乙种“徐篇”的窞日，即后世建除术中的定日。[vi]刘乐贤有很好的辨驳，[vii]刘信芳则更进一步申述，云：正月壬臽、二月癸臽者，是因为正、二月为春季，“壬癸”于日中代表冬季，冬季已过，故壬癸为臽，臽即陷。其余可类推。并说“三月戊臽”、“六月戊臽”、“九月己臽”、“十二月己臽”，戊己为中土日干，古人以中土方无定位，寄在四维，说明先秦已有土居四维的思想。三月末当春夏之交，六月末当夏秋之交，九月末当秋冬之交，十二月末当冬春之交，于方位正当四维。[viii]学问之道，后出转精，二刘氏之说可从。 香港藏简《日书》另有三支陷日简： ……妻寡，不可嫁女，出钱财，亡者不得·陷己（18） □见人，行水，除渠；以取（娶）妻，妻悍；利学人·陷庚·引月从日。（19） ……（爱）夫·陷癸（20） 按睡简臽日之规定，陷日癸在二月，庚在十月，丙在七月，己在九月或十二月。香港藏简的年代在西汉初年，以十月为岁首，则上述四简的顺序应为19号简（十月）——18（十二月）——20（二月）——17（七月），中间虽有缺简，但“人字”位于这几支简的最末，因之“人字”图的其余部分已亡佚不见了。 --------------------------------------------------------------------------------[i] 陈松长编著《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第20页，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年。 [ii] 睡虎地秦墓竹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01页图版，206页释文，文物出版社，1990年。 [iii]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马王堆汉墓帛书（肆）》第133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iv] 参看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第186～197页，文津出版社，1994年。 [v] 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第289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vi] 饶宗颐《云梦秦简日书研究》，收入饶宗颐、曾宪通合著《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第410页，中华书局，1993年。 [vii] 见文中陈松长所引，上揭刘乐贤书，第176页。 [viii] 刘信芳《日书四方四维与五行试探》，《考古与文物》1993年2期战国楚简 《日书》是古代日者选择时日，占断吉凶的实用手册，类似现今仍在港台地区民间流行的通书或黄历。近年来，在考古发现出土的战国秦汉简帛中，即含有大量的《日书》及相关的文献材料，计有：①湖北江陵九店楚简《日书》；②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日书》残片；③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甲乙种；④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甲乙种；⑤湖北沙市周家台关沮秦简《日书》；⑥湖北江陵岳山秦牍《日书》；⑦江陵王家台汉简《日书》；⑧湖北随州孔家坡汉简《日书》。 此外，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帛书、马王堆汉墓帛书、香港中文大学藏汉代简牍、甘肃武威汉简、居延汉简、流沙坠简、内蒙古额济纳汉简、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河北定县八角廊汉简、安徽阜阳双古堆汉简、江苏连云港尹湾汉简，以及敦煌卷子中也都包含有大量的相关文献，内容十分丰富，可与上述《日书》对比研究。 简帛《日书》涉及的年代从战国中晚期直到东汉晚期。仔细比较简帛《日书》，可以发现其中有些基本差异乃是由于历法的不同所造成的。比如，战国时期楚的历法是以荆夷为岁首，相当于秦颛顼历的四月(巳月)，在九店楚简《日书》中有一篇“建竷”术，就是以刑夷开始以“建日”为首的占术体系，但这个体系在纳入睡虎地秦简《日书》后，被改造为以“渜(惌)日”为首，以十一月(子月)开始的新形式。经过调整改造之后，楚简《日书》中的“建竷”和“结阳”就都被纳入到以秦系为代表的“建除”术中，并一直延续下来。楚系的“建竷”、“结阳”全都失传了。 不过，从《日书》的书写形态和表现内容看，不同时代的《日书》彼此之间的差别其实是很小的。它们都是根据自然的时间节律来安排人世间的生活，关注的内容都是日常生活中衣食居行、生老病死诸方面。尤其让人称异的是，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人字”，不仅见于香港中文大学藏汉简《日书》和马王堆帛书《胎产书》，还见于现今仍在港台地区流行的通书《轩辕黄帝四季诗》和彝族民间选择文献《玄通大书》，其书写形式和表现内容几乎完全一致。可见《日书》这一类东西，历经2000多年的时间洗礼，仍有其顽强的生命力，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经久不变的一面。 简帛《日书》的出土地域，主要在南方楚国故地和西北地区，前者多出自墓葬，后者多出自遗址。全国其他地区尚没有发现或发现甚少，但并不表明当时这一类东西没有流传，只不过当地的地质条件和地理环境不适合保持竹简和丝帛材料罢了。从已发现的不同地区的古代《日书》材料看，也是相同的方面远超相异的方面。我们试比较楚地楚简九店《日书》、楚地秦简睡简《日书》和秦地秦简放简《日书》，就会发现无论是在书写形式还是表现内容方面，三者都基本一致，几乎没有实质性的差别。这就说明，在秦统一全国之前，社会基层的文化面貌和民众心理，已经渐趋一致。过分夸大秦统一前的地区文化差异，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出土《日书》的墓葬墓主多为社会中下层庶民、士人和低级官吏。西北地区遗址所出《日书》简，也是屯戍士卒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实用文书。因此，《日书》所反映的是社会基层日常生活的实态，是我们研究社会史和日常生活史的基本素材。我国传统史学以王朝为中心、关注王朝的兴衰和统治上层的生活，对社会基层的历史、一般民众的生活注意不够。在研究明清及以后的社会生活史时，我们可以通过方志、私家著述和民间调查来弥补，但对战国秦汉时期的社会生活史，则没有这些便利。简帛《日书》的出土面世，大大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历史早期社会基层民众日常生活的认识。 《日书》文本结构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以天文历法为经，以生活事件为纬，共同交织成一幅日常社会的多彩画卷。《日书》涉及的天文学，可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有关实际天象或与天象有关的知识。在九店楚简《日书》中，有一篇《星朔》，专讲各月合朔所躔之二十八宿，类似的内容见于《淮南子·天文》。在睡简《日书》中，有一篇《玄戈》，依据玄戈、招摇等星每月在天空中的位置和指向，来占断人事的吉凶。不过，这一类记述，很多与当时的实际天象无关，而演变为一种以天象为依据的符号化体系。其二是有关历法的知识。《日书》的内容，多系于某月某日之下，以“时”序“事”。 而连续完整的时日的安排，有赖完善的历法体系。战国秦汉时期的历法非常复杂，不同的历法体系导致《日书》编排体系的不同。根据这些材料，不仅可以修正传统史书中关于“三正”和“六历”记载的讹误，而且我们发现，《日书》中还保存了大量的以二十八星宿记时的资料和以七日为周期的“星期制”，如果再联系其他考古发现，则可以对二十八宿的起源作出新的解释，对“星期制”传入我国的历史重新认识。 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观察，《日书》以“时”序“事”，将人事附著于天文，正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具体表现。《日书》占卜的内容，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即：“生老病死，衣食居行。”《日书》对一个人出生常常从时间、地点等各方面进行预测。比如，在流沙坠简中，有一条占文写道：“生子东首者，富；南首者，贵；西首者，贫；北首者，不寿。”这是依据生子时的方位占卜。睡简《日书·生子》篇则根据时日干支占卜。有一条简文说，庚寅这一天出生，“女为贾，男好衣佩而贵”。我们知道，屈原楚辞《离骚》称“惟庚寅吾以降”，屈原出生在庚寅这一天，而楚辞中有大量关于衣饰的描写，这恐怕不是偶然的。我们只要将《日书》中的这一类材料集中起来加以分析，就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民众对于一个人的未来的期待，以及对于个人事业是否成功的标准所在。 婚姻嫁娶是人生的另一大关节，《日书》中有关这方面的材料也十分丰富。在讲到是否适宜于嫁娶的时日时，往往还和历史上著名的神话传说联系在一起，包括禹娶涂山氏、织女与牵牛、女娲等等。而婚嫁的对象的容貌、品行，也常常是时人关注的焦点，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民众的择偶标准和日常审美观念。至于人的病老，更是《日书》中的重点，在睡简《日书·病》篇中，讲到人生病的原因时，有多处提到恶劣的环境和不良食品，可见当时已经有了环境卫生的意识。 在衣食居行方面，《日书》尤其重视居和行。九店楚简《日书》和睡虎地秦简《日书》中各有一篇《相宅》，讲居室房屋的环境选择，从中我们可以了解战国时期民居的基本形式，附属建筑物以及房屋与周边环境的关系。楚简《日书》多有宗教性建筑祭室、弼堂，秦简《日书》则多有与农牧业生产有关的圈、圂、囷、井，反映了楚、秦文化的一些基本差异。 《日书》基本上不涉及军国大事和公共事务，它关心的只是个人的生老病死和衣食居行，在讲述这些社会基层民众的日常琐事时，它并不是明白直接地道出，而是蒙上一层神秘的外衣，这件神秘外衣的根子就在于五行学说。透过五行学说的迷雾，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古人日常生活的律动。-html
1901年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从新疆楼兰遗址采集到魏晋简牍，被看作是中国简牍现代考古发掘的滥觞。2001年8月在湖南长沙召开“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暨长沙吴简国际学术研讨会”，回顾20世纪简牍发现整理研究的历史，预示了21世纪简牍整理研究的强劲势头。值得注意的是，一批重要的简牍图书在2001年出版，成为新世纪中国简牍整理研究最辉煌的开篇。这里仅对其中最具原创性、基础性的五部书试作评介，这五部书是：《关沮秦汉墓简牍》、《龙岗秦简》、《敦煌悬泉月令诏条》、《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关沮秦汉墓简牍》 《关沮秦汉墓简牍》，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编，2001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 书中收录位于今荆州市沙市区关沮乡的清河村周家台30号秦墓和岳桥村萧家草场26号汉墓所出简牍：竹简416枚，木牍1方。 周家台30号秦墓，为原沙市市博物馆（今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前身）于1993年6月间发掘，是一座典型的秦代末期的墓，具体年代相当明确，在秦二世元年（前209）或稍晚些时间，墓主人是一名南郡府署的低级官吏。墓中出竹简381枚，木牍1枚，根据简的形制和内容可分成3组。编者将3组分别定名为《历谱》、《日书》、《病方及其它》。 第1组《历谱》简，包含秦始皇34年、36年、37年和秦二世元年等4份年谱，记载了49个月的朔日干支，其中有3年是连续的。这是难得的重要发现，填补了秦末汉初间历谱的空阙，为解开长期以来困扰学者的秦和汉初行用何种历法的疑团提供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书后所收著名天文学家张培瑜《周家台30号秦墓历谱竹简与秦、汉初的历法》，对此作了细致分析和初步探讨。秦始皇34年历谱，实际上也是一份墓主人该年的日记。它和尹湾汉墓出土简书《元延二年日记》一样，在预先编制成册的历谱上记事，所记之事逐一写于该日干支之下。记事内容基本为与主人有关的官吏任命、机构调整、出差行止等。其中记载的15个地名，是研究江汉地区历史地理的新材料。简文中出现了倒文，为破解《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的倒文之谜提供重要佐证。 第2组《日书》简，是继云梦睡虎地秦简、天水放马滩秦简之后秦代《日书》的又一次重要发现。主要内容有二十八宿占、戎历占、五时占、产子占、五行五子占等，因此这一组简也许定名为“占书”更加贴切。二十八宿占最引人注目，首列自当年八月至次年七月的十二个月月名及各月所值的星宿名，后接一幅画在26枚简上的图，再接详记北斗指向某一星宿时的占卜答案，最后讲关于如何操作的方法。二十八宿占图由两个同心圆构成，从中向外，依次记：表示东西南北中的十天干、表示所谓“二绳”“四钩”的十二地支，二十八时称、二十八宿名、五行中除土之外的其它四行名，大圆外记四方名。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天地合一的式盘平面图。它将一天完整地划分成28个时段，二十八时段的名称为：夜半、夜过半、鸡未鸣、前鸣、鸡后鸣、〖B322〗旦、平旦、日出、日出时、蚤食、食时、晏时、廷食、日未中、日中、日过中、日失、FDA1时、下FDA1、夕时、日〖B322〗入、日入、黄昏、定昏、夕食、人郑、夜三分一、夜未半。这是前所未见的新鲜资料，是对秦代记时制度的重要补充。二十八宿占所占事项有：狱讼、约结、逐盗追亡人、疾病、行者、来者、市旅、物色、战斗等。戎历占，也是首次面世的珍奇数术文献，其具体占法分两种。两种占法，均将一个月30天等分作5个单元来操作，但两种占法的每个单元内的组合结构有所不同。五时占，可与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的《日书》相对照。产子占也见睡虎地秦简《日书》。该组最后有一篇由3幅标着天干地支的图和有关五行、五子（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的文字组成的占书，当属式占地盘系统，非常值得重视。 第3组《病方及其它》，其内容除了几个治病偏方外，基本上是趋利避害、求吉禳凶的各种方术，与所谓《日书》性质相同，也是民俗学研究的宝贵文献。 萧家草场26号汉墓，为原沙市市博物馆（今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前身）于1992年11月间发掘，是一座西汉初年的墓，墓主身份为基层的乡里胥吏。出土竹简35枚，记载随葬器物的名称、数量，并有“方”等作为记号的文字或符号，所记器物有车马、奴婢、漆木器、铜器、陶器，大部分可与出土实物相勘验，是一份典型的遣册。值得一提的是，该墓所出部分漆器上有几十个烙印和刻划的文字符号。 该书以《关沮秦汉墓简牍》为题，发表全部简牍的照片、释文与考释。同时，书中收录了相关的两个墓葬发掘报告——《周家台30号秦墓发掘报告》、《萧家草场26号汉墓发掘报告》，内附大量照片、线图，书后还收有《周家台30号秦墓竹简编排顺序号与出土登记号对照表》、《萧家草场26号汉墓竹简编排顺序号与出土登记号对照表》、《周家台30号秦墓历谱竹简与秦、汉初的历法》、《萧家草场26号汉墓人骨观测》、《周家台30号秦墓、萧家草场26号汉墓出土木制品木材鉴定报告》、《萧家草场26号汉墓部分动植物标本的鉴定报告》作为附录，详细全面地提供了这批简牍的考古背景。本书将出土文字资料与文物考古资料密切联系起来，融为一个有机整体。这就有效地克服了以往同类出版物中文字资料与文物资料彼此脱节分离的缺陷，实现了文字学、文献学和考古学的相互渗透与结合，为提高出土文献整理研究出版的完整性、科学性作了成功的探索，具有独创性和示范性。 该书编者彭锦华在编撰过程中，集思广益，吸收了李学勤、李家浩、俞伟超、张培瑜等各方面专家的研究成果和意见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简牍学、考古学的新水平。《龙岗秦简》 《龙岗秦简》，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2001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收录1989年12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区博物馆、云梦县博物馆在云梦县城东郊龙岗地区发掘的6号秦墓出土的简牍：293枚竹简，1枚木牍，138枚残片。 简牍内容为秦代律令，是继云梦睡虎地秦简、四川青川郝家坪秦牍出土之后，秦代法律文献的又一次重要发现。它向世人第一次展示了秦统一后的法律文本。墓葬年代可以定在秦二世二年(前208)至汉高祖三年(前204)之间，与关沮周家台30号秦墓基本同时。这也是一座典型的秦代末期的墓。墓主人应是一个职掌云梦禁苑管理具体事务的小吏。关于这批简牍的资料，起先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区博物馆、云梦县博物馆的《云梦龙岗秦汉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0年第3期）和《云梦龙岗6号秦墓及出土简牍》（《考古学集刊》第8集，1994年12月）中披露，引起学术界一些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讨以后，中国文物研究所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胡平生、李天虹、刘国胜等联手对龙岗秦简进行了再整理。鉴于简牍质量较差而产生文字模糊的问题，首先利用复旦大学文博学院研制的“红外线读简仪”，重新释读简牍文字，解决了许多疑难，取得重要突破和进展，接着进行重新释文、缀合的工作。在充分吸取已有成果和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这本融整理和研究为一体的《龙岗秦简》。 书中刊载全部简牍的照片和简牍中除残简之外的摹本。考释部分首列释文，然后在每条释文之下分缀合、注释、大意、校证等项作整理研究。编者认为：龙岗秦简的内容有一个中心，即禁苑管理。简文应视为有关禁苑管理法律条文的摘抄，具体内容可分为三类：一是直接涉及禁苑的，二是间接与禁苑有关的，三是可能与禁苑有关的。按照这个思路，对龙岗秦简作了重新整理。显然，这是目前最为合理的编排。 书后附录汇辑了李学勤《云梦龙岗木牍试释》、黄盛璋《云梦龙岗六号秦墓木牍与告地策》、胡平生《云梦龙岗六号秦墓墓主考》、刘国胜《云梦龙岗简牍考释补正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等5篇论文，对龙岗简牍作专题讨论，尤其对木牍的探讨相当深入，十分精彩。 该书成稿后经裘锡圭、李家浩等审读，定稿时吸收了他们的意见。本书可以说从整体上反映了20世纪龙岗秦简整理研究的新水平。《敦煌悬泉月令诏条》 《敦煌悬泉月令诏条》，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2001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收录1990年10月至1992年12月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发掘敦煌悬泉置遗址时发现的“月令诏条”。这份“月令诏条”，原名为“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用墨书写在悬泉置坞堡北侧编号为F26房址的一面墙上。它由正文和标题两部分组成，各有一个由宽约25厘米的墨线绘成的栏框。正文在前，标题在后。正文101行，标题分两行书写。整个壁书长约222厘米，宽约48厘米，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定为国宝级文物。 从原文可知，这是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五月十四日由王莽奏呈、以太皇太后名义颁布的诏条。诏书五十条，按四时十二月次序书写。各条一般分上下两栏，上写诏条正文，下写解释文字。如第二条，上写“禁止伐木”，下写“谓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当伐者”。其中，春季20条（孟春11条、仲春5条、季春4条），夏季12条（孟夏6条、仲夏5条、季夏1条），秋季8条（孟秋3条、仲秋3条、季秋2条），冬季10条（孟冬4条、仲冬5条、季冬1条）。 “月令”一类文献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它是华夏先民进入农业时代以后，对大自然(包括时令气候、动植物生长繁育等)和人类生活、生产之间关系作长期观察体验所得出的经验总结，包含了许多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和真理，特别是其中顺应天时、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意识，至今具有现实意义。《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相传是夏代的遗书，可谓现存最古老的“月令”。敦煌悬泉月令诏条的发现，为认识研究“月令”文献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材料。同时，它也为《汉书·王莽传》平帝元始五年“又增法五十条”的记载找到了具体的考古实证资料。对于研究汉代社会历史来说，它独特的文物和文献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它与悬泉简牍一起被发现，实际上已与悬泉汉简融为一体。 书中收录敦煌悬泉月令诏条的图版、释文、注释及有关论文。在2000年第五期《文物》上首次公布了敦煌悬泉月令诏条的释文和1张照片，引起学术界极大兴趣和关注，但所提供的资料和研究存在严重缺陷。为弥补缺憾，取得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领导的支持，胡平生领衔编撰本书，得到裘锡圭、李家浩等帮助。 由于在拼合、修复原件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人为的失误 ，因此编者对原件照片及《文物》公布的释文重新进行认真鉴别、细致讨论，努力恢复其本来面貌，以便为学术界正确认识敦煌悬泉月令诏条提供一个尽可能真实可信的基础资料，体现了客观求真的学术规范和科学精神。 本书共收录原件照片6种，其中原始照片4种，修补本照片2种，最大程度保留了原件在整理过程不同阶段的各种信息。释文按原件行款写定，并加标点符号，保留除重文号之外的其它符号。注释做得相当细致深入，是本书的一个特点。在考订文字中，充分利用了6种照片，并结合对原件实物的直接观察，讨论修补本照片存在的问题，校订2000年第五期《文物》释文；在诠释内容时，兼顾原文行次和十二月份的关系，汇集有关“月令”的重要资料，包括《吕氏春秋》十二纪及高诱注、《礼记》、《月令》及郑玄注、孔颖达疏、《淮南子》、《时则》及高诱注、蔡邕《月令章句》等，进行比勘阐述。书末《附录》收有《敦煌悬泉置出土〈四时月令诏条〉研究》、《〈扁书〉、〈大扁书〉考》，对敦煌悬泉置遗址的概况和《月令诏条》的颁布背景、历史渊源、主要内容、发现意义等作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