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从新疆楼兰遗址采集到魏晋简牍，被看作是中国简牍现代考古发掘的滥觞。2001年8月在湖南长沙召开“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暨长沙吴简国际学术研讨会”，回顾20世纪简牍发现整理研究的历史，预示了21世纪简牍整理研究的强劲势头。值得注意的是，一批重要的简牍图书在2001年出版，成为新世纪中国简牍整理研究最辉煌的开篇。这里仅对其中最具原创性、基础性的五部书试作评介，这五部书是：《关沮秦汉墓简牍》、《龙岗秦简》、《敦煌悬泉月令诏条》、《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关沮秦汉墓简牍》 《关沮秦汉墓简牍》，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编，2001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 书中收录位于今荆州市沙市区关沮乡的清河村周家台30号秦墓和岳桥村萧家草场26号汉墓所出简牍：竹简416枚，木牍1方。 周家台30号秦墓，为原沙市市博物馆（今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前身）于1993年6月间发掘，是一座典型的秦代末期的墓，具体年代相当明确，在秦二世元年（前209）或稍晚些时间，墓主人是一名南郡府署的低级官吏。墓中出竹简381枚，木牍1枚，根据简的形制和内容可分成3组。编者将3组分别定名为《历谱》、《日书》、《病方及其它》。 第1组《历谱》简，包含秦始皇34年、36年、37年和秦二世元年等4份年谱，记载了49个月的朔日干支，其中有3年是连续的。这是难得的重要发现，填补了秦末汉初间历谱的空阙，为解开长期以来困扰学者的秦和汉初行用何种历法的疑团提供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书后所收著名天文学家张培瑜《周家台30号秦墓历谱竹简与秦、汉初的历法》，对此作了细致分析和初步探讨。秦始皇34年历谱，实际上也是一份墓主人该年的日记。它和尹湾汉墓出土简书《元延二年日记》一样，在预先编制成册的历谱上记事，所记之事逐一写于该日干支之下。记事内容基本为与主人有关的官吏任命、机构调整、出差行止等。其中记载的15个地名，是研究江汉地区历史地理的新材料。简文中出现了倒文，为破解《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的倒文之谜提供重要佐证。 第2组《日书》简，是继云梦睡虎地秦简、天水放马滩秦简之后秦代《日书》的又一次重要发现。主要内容有二十八宿占、戎历占、五时占、产子占、五行五子占等，因此这一组简也许定名为“占书”更加贴切。二十八宿占最引人注目，首列自当年八月至次年七月的十二个月月名及各月所值的星宿名，后接一幅画在26枚简上的图，再接详记北斗指向某一星宿时的占卜答案，最后讲关于如何操作的方法。二十八宿占图由两个同心圆构成，从中向外，依次记：表示东西南北中的十天干、表示所谓“二绳”“四钩”的十二地支，二十八时称、二十八宿名、五行中除土之外的其它四行名，大圆外记四方名。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天地合一的式盘平面图。它将一天完整地划分成28个时段，二十八时段的名称为：夜半、夜过半、鸡未鸣、前鸣、鸡后鸣、〖B322〗旦、平旦、日出、日出时、蚤食、食时、晏时、廷食、日未中、日中、日过中、日失、FDA1时、下FDA1、夕时、日〖B322〗入、日入、黄昏、定昏、夕食、人郑、夜三分一、夜未半。这是前所未见的新鲜资料，是对秦代记时制度的重要补充。二十八宿占所占事项有：狱讼、约结、逐盗追亡人、疾病、行者、来者、市旅、物色、战斗等。戎历占，也是首次面世的珍奇数术文献，其具体占法分两种。两种占法，均将一个月30天等分作5个单元来操作，但两种占法的每个单元内的组合结构有所不同。五时占，可与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的《日书》相对照。产子占也见睡虎地秦简《日书》。该组最后有一篇由3幅标着天干地支的图和有关五行、五子（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的文字组成的占书，当属式占地盘系统，非常值得重视。 第3组《病方及其它》，其内容除了几个治病偏方外，基本上是趋利避害、求吉禳凶的各种方术，与所谓《日书》性质相同，也是民俗学研究的宝贵文献。 萧家草场26号汉墓，为原沙市市博物馆（今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前身）于1992年11月间发掘，是一座西汉初年的墓，墓主身份为基层的乡里胥吏。出土竹简35枚，记载随葬器物的名称、数量，并有“方”等作为记号的文字或符号，所记器物有车马、奴婢、漆木器、铜器、陶器，大部分可与出土实物相勘验，是一份典型的遣册。值得一提的是，该墓所出部分漆器上有几十个烙印和刻划的文字符号。 该书以《关沮秦汉墓简牍》为题，发表全部简牍的照片、释文与考释。同时，书中收录了相关的两个墓葬发掘报告——《周家台30号秦墓发掘报告》、《萧家草场26号汉墓发掘报告》，内附大量照片、线图，书后还收有《周家台30号秦墓竹简编排顺序号与出土登记号对照表》、《萧家草场26号汉墓竹简编排顺序号与出土登记号对照表》、《周家台30号秦墓历谱竹简与秦、汉初的历法》、《萧家草场26号汉墓人骨观测》、《周家台30号秦墓、萧家草场26号汉墓出土木制品木材鉴定报告》、《萧家草场26号汉墓部分动植物标本的鉴定报告》作为附录，详细全面地提供了这批简牍的考古背景。本书将出土文字资料与文物考古资料密切联系起来，融为一个有机整体。这就有效地克服了以往同类出版物中文字资料与文物资料彼此脱节分离的缺陷，实现了文字学、文献学和考古学的相互渗透与结合，为提高出土文献整理研究出版的完整性、科学性作了成功的探索，具有独创性和示范性。 该书编者彭锦华在编撰过程中，集思广益，吸收了李学勤、李家浩、俞伟超、张培瑜等各方面专家的研究成果和意见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简牍学、考古学的新水平。《龙岗秦简》 《龙岗秦简》，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2001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收录1989年12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区博物馆、云梦县博物馆在云梦县城东郊龙岗地区发掘的6号秦墓出土的简牍：293枚竹简，1枚木牍，138枚残片。 简牍内容为秦代律令，是继云梦睡虎地秦简、四川青川郝家坪秦牍出土之后，秦代法律文献的又一次重要发现。它向世人第一次展示了秦统一后的法律文本。墓葬年代可以定在秦二世二年(前208)至汉高祖三年(前204)之间，与关沮周家台30号秦墓基本同时。这也是一座典型的秦代末期的墓。墓主人应是一个职掌云梦禁苑管理具体事务的小吏。关于这批简牍的资料，起先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区博物馆、云梦县博物馆的《云梦龙岗秦汉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0年第3期）和《云梦龙岗6号秦墓及出土简牍》（《考古学集刊》第8集，1994年12月）中披露，引起学术界一些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讨以后，中国文物研究所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胡平生、李天虹、刘国胜等联手对龙岗秦简进行了再整理。鉴于简牍质量较差而产生文字模糊的问题，首先利用复旦大学文博学院研制的“红外线读简仪”，重新释读简牍文字，解决了许多疑难，取得重要突破和进展，接着进行重新释文、缀合的工作。在充分吸取已有成果和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这本融整理和研究为一体的《龙岗秦简》。 书中刊载全部简牍的照片和简牍中除残简之外的摹本。考释部分首列释文，然后在每条释文之下分缀合、注释、大意、校证等项作整理研究。编者认为：龙岗秦简的内容有一个中心，即禁苑管理。简文应视为有关禁苑管理法律条文的摘抄，具体内容可分为三类：一是直接涉及禁苑的，二是间接与禁苑有关的，三是可能与禁苑有关的。按照这个思路，对龙岗秦简作了重新整理。显然，这是目前最为合理的编排。 书后附录汇辑了李学勤《云梦龙岗木牍试释》、黄盛璋《云梦龙岗六号秦墓木牍与告地策》、胡平生《云梦龙岗六号秦墓墓主考》、刘国胜《云梦龙岗简牍考释补正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等5篇论文，对龙岗简牍作专题讨论，尤其对木牍的探讨相当深入，十分精彩。 该书成稿后经裘锡圭、李家浩等审读，定稿时吸收了他们的意见。本书可以说从整体上反映了20世纪龙岗秦简整理研究的新水平。《敦煌悬泉月令诏条》 《敦煌悬泉月令诏条》，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2001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收录1990年10月至1992年12月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发掘敦煌悬泉置遗址时发现的“月令诏条”。这份“月令诏条”，原名为“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用墨书写在悬泉置坞堡北侧编号为F26房址的一面墙上。它由正文和标题两部分组成，各有一个由宽约25厘米的墨线绘成的栏框。正文在前，标题在后。正文101行，标题分两行书写。整个壁书长约222厘米，宽约48厘米，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定为国宝级文物。 从原文可知，这是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五月十四日由王莽奏呈、以太皇太后名义颁布的诏条。诏书五十条，按四时十二月次序书写。各条一般分上下两栏，上写诏条正文，下写解释文字。如第二条，上写“禁止伐木”，下写“谓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当伐者”。其中，春季20条（孟春11条、仲春5条、季春4条），夏季12条（孟夏6条、仲夏5条、季夏1条），秋季8条（孟秋3条、仲秋3条、季秋2条），冬季10条（孟冬4条、仲冬5条、季冬1条）。 “月令”一类文献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它是华夏先民进入农业时代以后，对大自然(包括时令气候、动植物生长繁育等)和人类生活、生产之间关系作长期观察体验所得出的经验总结，包含了许多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和真理，特别是其中顺应天时、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意识，至今具有现实意义。《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相传是夏代的遗书，可谓现存最古老的“月令”。敦煌悬泉月令诏条的发现，为认识研究“月令”文献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材料。同时，它也为《汉书·王莽传》平帝元始五年“又增法五十条”的记载找到了具体的考古实证资料。对于研究汉代社会历史来说，它独特的文物和文献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它与悬泉简牍一起被发现，实际上已与悬泉汉简融为一体。 书中收录敦煌悬泉月令诏条的图版、释文、注释及有关论文。在2000年第五期《文物》上首次公布了敦煌悬泉月令诏条的释文和1张照片，引起学术界极大兴趣和关注，但所提供的资料和研究存在严重缺陷。为弥补缺憾，取得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领导的支持，胡平生领衔编撰本书，得到裘锡圭、李家浩等帮助。 由于在拼合、修复原件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人为的失误 ，因此编者对原件照片及《文物》公布的释文重新进行认真鉴别、细致讨论，努力恢复其本来面貌，以便为学术界正确认识敦煌悬泉月令诏条提供一个尽可能真实可信的基础资料，体现了客观求真的学术规范和科学精神。 本书共收录原件照片6种，其中原始照片4种，修补本照片2种，最大程度保留了原件在整理过程不同阶段的各种信息。释文按原件行款写定，并加标点符号，保留除重文号之外的其它符号。注释做得相当细致深入，是本书的一个特点。在考订文字中，充分利用了6种照片，并结合对原件实物的直接观察，讨论修补本照片存在的问题，校订2000年第五期《文物》释文；在诠释内容时，兼顾原文行次和十二月份的关系，汇集有关“月令”的重要资料，包括《吕氏春秋》十二纪及高诱注、《礼记》、《月令》及郑玄注、孔颖达疏、《淮南子》、《时则》及高诱注、蔡邕《月令章句》等，进行比勘阐述。书末《附录》收有《敦煌悬泉置出土〈四时月令诏条〉研究》、《〈扁书〉、〈大扁书〉考》，对敦煌悬泉置遗址的概况和《月令诏条》的颁布背景、历史渊源、主要内容、发现意义等作初步探讨
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有简牍研究院。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究院揭牌仪式暨“新文科视域下简牍学学科建设与内涵发展”高端论坛。西北师范大学是甘肃省人民政府和教育部共同建设的重点大学，历史学是学校传统优势学科。近年来，历史文化学院（以下简称“学院”）以彰显丝路文明研究特色为着力点，努力提升历史学一流学科建设的水平。
1901年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从新疆楼兰遗址采集到魏晋简牍，被看作是中国简牍现代考古发掘的滥觞。2001年8月在湖南长沙召开“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暨长沙吴简国际学术研讨会”，回顾20世纪简牍发现整理研究的历史，预示了21世纪简牍整理研究的强劲势头。值得注意的是，一批重要的简牍图书在2001年出版，成为新世纪中国简牍整理研究最辉煌的开篇。这里仅对其中最具原创性、基础性的五部书试作评介，这五部书是：《关沮秦汉墓简牍》、《龙岗秦简》、《敦煌悬泉月令诏条》、《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关沮秦汉墓简牍》 《关沮秦汉墓简牍》，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编，2001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 书中收录位于今荆州市沙市区关沮乡的清河村周家台30号秦墓和岳桥村萧家草场26号汉墓所出简牍：竹简416枚，木牍1方。 周家台30号秦墓，为原沙市市博物馆（今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前身）于1993年6月间发掘，是一座典型的秦代末期的墓，具体年代相当明确，在秦二世元年（前209）或稍晚些时间，墓主人是一名南郡府署的低级官吏。墓中出竹简381枚，木牍1枚，根据简的形制和内容可分成3组。编者将3组分别定名为《历谱》、《日书》、《病方及其它》。 第1组《历谱》简，包含秦始皇34年、36年、37年和秦二世元年等4份年谱，记载了49个月的朔日干支，其中有3年是连续的。这是难得的重要发现，填补了秦末汉初间历谱的空阙，为解开长期以来困扰学者的秦和汉初行用何种历法的疑团提供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书后所收著名天文学家张培瑜《周家台30号秦墓历谱竹简与秦、汉初的历法》，对此作了细致分析和初步探讨。秦始皇34年历谱，实际上也是一份墓主人该年的日记。它和尹湾汉墓出土简书《元延二年日记》一样，在预先编制成册的历谱上记事，所记之事逐一写于该日干支之下。记事内容基本为与主人有关的官吏任命、机构调整、出差行止等。其中记载的15个地名，是研究江汉地区历史地理的新材料。简文中出现了倒文，为破解《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的倒文之谜提供重要佐证。 第2组《日书》简，是继云梦睡虎地秦简、天水放马滩秦简之后秦代《日书》的又一次重要发现。主要内容有二十八宿占、戎历占、五时占、产子占、五行五子占等，因此这一组简也许定名为“占书”更加贴切。二十八宿占最引人注目，首列自当年八月至次年七月的十二个月月名及各月所值的星宿名，后接一幅画在26枚简上的图，再接详记北斗指向某一星宿时的占卜答案，最后讲关于如何操作的方法。二十八宿占图由两个同心圆构成，从中向外，依次记：表示东西南北中的十天干、表示所谓“二绳”“四钩”的十二地支，二十八时称、二十八宿名、五行中除土之外的其它四行名，大圆外记四方名。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天地合一的式盘平面图。它将一天完整地划分成28个时段，二十八时段的名称为：夜半、夜过半、鸡未鸣、前鸣、鸡后鸣、〖B322〗旦、平旦、日出、日出时、蚤食、食时、晏时、廷食、日未中、日中、日过中、日失、FDA1时、下FDA1、夕时、日〖B322〗入、日入、黄昏、定昏、夕食、人郑、夜三分一、夜未半。这是前所未见的新鲜资料，是对秦代记时制度的重要补充。二十八宿占所占事项有：狱讼、约结、逐盗追亡人、疾病、行者、来者、市旅、物色、战斗等。戎历占，也是首次面世的珍奇数术文献，其具体占法分两种。两种占法，均将一个月30天等分作5个单元来操作，但两种占法的每个单元内的组合结构有所不同。五时占，可与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的《日书》相对照。产子占也见睡虎地秦简《日书》。该组最后有一篇由3幅标着天干地支的图和有关五行、五子（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的文字组成的占书，当属式占地盘系统，非常值得重视。 第3组《病方及其它》，其内容除了几个治病偏方外，基本上是趋利避害、求吉禳凶的各种方术，与所谓《日书》性质相同，也是民俗学研究的宝贵文献。 萧家草场26号汉墓，为原沙市市博物馆（今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前身）于1992年11月间发掘，是一座西汉初年的墓，墓主身份为基层的乡里胥吏。出土竹简35枚，记载随葬器物的名称、数量，并有“方”等作为记号的文字或符号，所记器物有车马、奴婢、漆木器、铜器、陶器，大部分可与出土实物相勘验，是一份典型的遣册。值得一提的是，该墓所出部分漆器上有几十个烙印和刻划的文字符号。 该书以《关沮秦汉墓简牍》为题，发表全部简牍的照片、释文与考释。同时，书中收录了相关的两个墓葬发掘报告——《周家台30号秦墓发掘报告》、《萧家草场26号汉墓发掘报告》，内附大量照片、线图，书后还收有《周家台30号秦墓竹简编排顺序号与出土登记号对照表》、《萧家草场26号汉墓竹简编排顺序号与出土登记号对照表》、《周家台30号秦墓历谱竹简与秦、汉初的历法》、《萧家草场26号汉墓人骨观测》、《周家台30号秦墓、萧家草场26号汉墓出土木制品木材鉴定报告》、《萧家草场26号汉墓部分动植物标本的鉴定报告》作为附录，详细全面地提供了这批简牍的考古背景。本书将出土文字资料与文物考古资料密切联系起来，融为一个有机整体。这就有效地克服了以往同类出版物中文字资料与文物资料彼此脱节分离的缺陷，实现了文字学、文献学和考古学的相互渗透与结合，为提高出土文献整理研究出版的完整性、科学性作了成功的探索，具有独创性和示范性。 该书编者彭锦华在编撰过程中，集思广益，吸收了李学勤、李家浩、俞伟超、张培瑜等各方面专家的研究成果和意见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简牍学、考古学的新水平。《龙岗秦简》 《龙岗秦简》，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2001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收录1989年12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区博物馆、云梦县博物馆在云梦县城东郊龙岗地区发掘的6号秦墓出土的简牍：293枚竹简，1枚木牍，138枚残片。 简牍内容为秦代律令，是继云梦睡虎地秦简、四川青川郝家坪秦牍出土之后，秦代法律文献的又一次重要发现。它向世人第一次展示了秦统一后的法律文本。墓葬年代可以定在秦二世二年(前208)至汉高祖三年(前204)之间，与关沮周家台30号秦墓基本同时。这也是一座典型的秦代末期的墓。墓主人应是一个职掌云梦禁苑管理具体事务的小吏。关于这批简牍的资料，起先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区博物馆、云梦县博物馆的《云梦龙岗秦汉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0年第3期）和《云梦龙岗6号秦墓及出土简牍》（《考古学集刊》第8集，1994年12月）中披露，引起学术界一些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讨以后，中国文物研究所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胡平生、李天虹、刘国胜等联手对龙岗秦简进行了再整理。鉴于简牍质量较差而产生文字模糊的问题，首先利用复旦大学文博学院研制的“红外线读简仪”，重新释读简牍文字，解决了许多疑难，取得重要突破和进展，接着进行重新释文、缀合的工作。在充分吸取已有成果和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这本融整理和研究为一体的《龙岗秦简》。 书中刊载全部简牍的照片和简牍中除残简之外的摹本。考释部分首列释文，然后在每条释文之下分缀合、注释、大意、校证等项作整理研究。编者认为：龙岗秦简的内容有一个中心，即禁苑管理。简文应视为有关禁苑管理法律条文的摘抄，具体内容可分为三类：一是直接涉及禁苑的，二是间接与禁苑有关的，三是可能与禁苑有关的。按照这个思路，对龙岗秦简作了重新整理。显然，这是目前最为合理的编排。 书后附录汇辑了李学勤《云梦龙岗木牍试释》、黄盛璋《云梦龙岗六号秦墓木牍与告地策》、胡平生《云梦龙岗六号秦墓墓主考》、刘国胜《云梦龙岗简牍考释补正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等5篇论文，对龙岗简牍作专题讨论，尤其对木牍的探讨相当深入，十分精彩。 该书成稿后经裘锡圭、李家浩等审读，定稿时吸收了他们的意见。本书可以说从整体上反映了20世纪龙岗秦简整理研究的新水平。《敦煌悬泉月令诏条》 《敦煌悬泉月令诏条》，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2001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收录1990年10月至1992年12月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发掘敦煌悬泉置遗址时发现的“月令诏条”。这份“月令诏条”，原名为“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用墨书写在悬泉置坞堡北侧编号为F26房址的一面墙上。它由正文和标题两部分组成，各有一个由宽约25厘米的墨线绘成的栏框。正文在前，标题在后。正文101行，标题分两行书写。整个壁书长约222厘米，宽约48厘米，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定为国宝级文物。 从原文可知，这是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五月十四日由王莽奏呈、以太皇太后名义颁布的诏条。诏书五十条，按四时十二月次序书写。各条一般分上下两栏，上写诏条正文，下写解释文字。如第二条，上写“禁止伐木”，下写“谓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当伐者”。其中，春季20条（孟春11条、仲春5条、季春4条），夏季12条（孟夏6条、仲夏5条、季夏1条），秋季8条（孟秋3条、仲秋3条、季秋2条），冬季10条（孟冬4条、仲冬5条、季冬1条）。 “月令”一类文献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它是华夏先民进入农业时代以后，对大自然(包括时令气候、动植物生长繁育等)和人类生活、生产之间关系作长期观察体验所得出的经验总结，包含了许多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和真理，特别是其中顺应天时、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意识，至今具有现实意义。《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相传是夏代的遗书，可谓现存最古老的“月令”。敦煌悬泉月令诏条的发现，为认识研究“月令”文献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材料。同时，它也为《汉书·王莽传》平帝元始五年“又增法五十条”的记载找到了具体的考古实证资料。对于研究汉代社会历史来说，它独特的文物和文献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它与悬泉简牍一起被发现，实际上已与悬泉汉简融为一体。 书中收录敦煌悬泉月令诏条的图版、释文、注释及有关论文。在2000年第五期《文物》上首次公布了敦煌悬泉月令诏条的释文和1张照片，引起学术界极大兴趣和关注，但所提供的资料和研究存在严重缺陷。为弥补缺憾，取得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领导的支持，胡平生领衔编撰本书，得到裘锡圭、李家浩等帮助。 由于在拼合、修复原件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人为的失误 ，因此编者对原件照片及《文物》公布的释文重新进行认真鉴别、细致讨论，努力恢复其本来面貌，以便为学术界正确认识敦煌悬泉月令诏条提供一个尽可能真实可信的基础资料，体现了客观求真的学术规范和科学精神。 本书共收录原件照片6种，其中原始照片4种，修补本照片2种，最大程度保留了原件在整理过程不同阶段的各种信息。释文按原件行款写定，并加标点符号，保留除重文号之外的其它符号。注释做得相当细致深入，是本书的一个特点。在考订文字中，充分利用了6种照片，并结合对原件实物的直接观察，讨论修补本照片存在的问题，校订2000年第五期《文物》释文；在诠释内容时，兼顾原文行次和十二月份的关系，汇集有关“月令”的重要资料，包括《吕氏春秋》十二纪及高诱注、《礼记》、《月令》及郑玄注、孔颖达疏、《淮南子》、《时则》及高诱注、蔡邕《月令章句》等，进行比勘阐述。书末《附录》收有《敦煌悬泉置出土〈四时月令诏条〉研究》、《〈扁书〉、〈大扁书〉考》，对敦煌悬泉置遗址的概况和《月令诏条》的颁布背景、历史渊源、主要内容、发现意义等作初步探讨
1、早期的文字刻在甲骨和钟鼎上，由于其材料的局限，难以广泛的传播， 所以直至殷商时期，掌握文字的仍只有上层社会的百余人，这极大地限制了文化和思想的传播，这一切直到竹简的出现才得改变。 2、简介 简书，战国至魏晋时代的书写材料。是削制成的狭长竹片（也有木片，称木简），牍比简宽厚，竹制称竹牍，木制称木牍。均用毛笔墨书。册的长度，如写诏书律令的长三尺（约5cm），抄写经书的长二尺四寸（约56cm），民间写书信的长一尺（约23cm），因此人们又称信为“尺牍”。在湖南长沙、湖北荆州、山东临沂和西北地区如敦煌、居延、武威等地都有过重要发现，其中居延出土过编缀成册的东汉文书。 3、影响 竹简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书籍形式，是造纸术发明之前以及纸普及之前主要的书写工具，是我们的祖先经过反复的比较和艰难的选择之后，确定的文化保存和传播媒体，这在传播媒介史上是一次重要的革命。它第一次把文字从社会最上层的小圈子里解放出来，以浩大的声势，向更宽广的社会大步前进。所以，竹简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它的出现，才得以形成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同时也使孔子、老子等名家名流的思想和文化能流传至今
早期的文字刻在甲骨和钟鼎上，由于其材料的局限，难以广泛的传播， 所以直至殷商时期，掌握文字的仍只有上层社会的百余人，这极大地限制了文化和思想的传播，这一切直到竹简的出现才得改变。 竹简的制作过程 现代： 裁、煮、烘，切竹，刮青、书写、钻孔、编。 古代：裁、切、烘（杀青）、书写、钻孔、编。 竹简多用竹片制成，每片写字一行，将一篇文章的所有竹片编联起来，称为“简牍”。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书籍形式，用于书写文字的木片称木牍，多用于书写短文。 简牍是中国古代先民在纸张发明之前书写典籍、文书等文字载体的主要材料，是我国最古老的图书之一。简牍与甲骨文、敦煌遗书、明清档案一同被列为二十世纪东方文明的四大发现，目前简牍学也以惊人的速度形成了世界性学科，它从史学、考古、古文字学、文献学、书法等，多角度多领域，为中国历史文化学术的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简牍几乎与甲骨文、金文同时出现，春秋到东汉末年是简牍最盛行的时期，纸张发明后，竹木简牍又与纸张并行数百年，直至东晋末年恒玄下令，简牍制度方告结束。 竹简是研究战国楚文字和西汉初年书法的重要资料。先秦时代，文字从应用性走向艺术性。这时的书法与文字的 变革紧密联系着，它从稚拙阶段渐趋完美，从而奠定了在中国书法史上的特殊地位。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竹简千余枚，上为墨书秦隶。从考古发掘出来的材料来看，战国和秦代一些木牌和竹简上的文字，已有简化篆体，减少笔划，字形转为方扁，用笔有波势的倾向。这是隶书的萌芽。西汉时，书法中隶体的成分进一步增加。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画《老子甲本》已有了明显的隶意。竹简的字体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常见于楚国简帛，字形结构是楚国文字的本色，书法体势则带有“蝌蚪文”的特征，可以说是楚国简帛的标准字体；第二类出自齐、鲁儒家经典抄本，但已经被楚国所“驯化”，带有“鸟虫书”笔势所形成的“丰中首尾锐”的特征，为两汉以下《魏三体石经》、《汉简》、 《古文四声韵》所载“古文”之所本；第三类用笔类似小篆，与“古文篆书”比较接近，应当就是战国时代齐、鲁儒家经典文字的原始面貌；第四类与齐国文字的特征最为吻合，保留较多齐国文字的形体结构与书法风格。竹简书法俊朗，疏密得宜，对研究中国书法史有很重要价值。 西周和春秋时期有竹木简上记事的方式，战国时期的竹简发现很多。战国中晚期的竹简，内容为遣册、古书和卜筮记录。秦木牍和秦简上的隶书字形正方、长方、扁方不拘，笔画肥、瘦、刚、柔，极尽变化。点面有明显的起伏和波势，用笔有轻、重、疾、徐的区别，是考证隶书发展 的极为珍贵的资料。 战国的竹简是手写。这些字的笔画具有弹性，起止处较尖锐，中间或偏前的竹简部分略粗，充分表现了毛笔书写的特色。这与金文随形轻重和因接搭凝结的笔画形态不同，已由迟重变为流美，笔画和体式也较篆文更为简略。可见早在秦始皇推行小篆之前已有初期的隶书在流行。“简书”是近年在中国书法界兴起了一支流派（又称“竹简书法”）。这是一种仿效秦汉竹简和帛书的“古隶”体式，即效仿先秦、两汉时代在竹片、木片和丝织物上的古文字的书法，即以独特的国画颜料配制古朴赭黄色，以板刷在生宣纸上刷出类似竹简书竖条，字体就写在这赭色“竹简”条上，别有一番古雅特色，适应了现代审美装饰情趣。 对色彩变化瞬息之间的精确把握，使书法获得了“随类赋彩”之妙。这种书法呈现出活泼，具有生机的形象。“简书”这一书法艺术于图与文的抽象共性中彼此和谐。使我们在欣赏书法艺术的同时，又驰骋在色彩和图案带给我们无限想像的空间里。
“显学”之名始见于《韩非子》，它不仅指盛行于世而影响较大的学术派别，更是指文化内涵丰富、学术价值较高的学问。 指学术史上，把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伟大时代-先秦时代的春秋战国（前770－前476、前475－前221）出现的众多的思想流派，称为"诸子百家"。诸子的主要流派包括"九流十家"，即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其中 儒、道、墨、法 为四大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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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核心又叫北大核心北核各几年都在变动的，所以需要发表什么方向的刊物，该刊物是否是核心期刊，可以实时的进行查询 查询网址如 知网、万方、维普、之类的。但是只要是核心期刊知网都会收录的。所以一般都是在知网查询就可以了。
国家目前将我国的所有学科划分为12个大的门类：理学、工学、农学、医学、文学、史学、哲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军事学等。由于军事院校一般属于单列，因此完备的综合性大学一般应当包含其余的11个学科门类，高层次的大学应当在这11个学科中的大部分学科中都有从本科到博士的全层次教育和教学，研究型的大学还应当具有博士后研究的条件。在这11个学科门类中，除理、工、农、医外，其它7个门类从整体上看应当属于文科。在文科的7个门类中，既有文学、史学、哲学等基础文科，也有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等应用性较强的学科。管理学以人的行为及其调控为对象和目标，应当属于文科，但又与理工农医商等有更为密切的联系，介于多者之间，有较大的灵活性和可塑性。在文科的7个大的门类之下，除史学、哲学、教育学本身既是学科门类又是一级学科外，文学门类中包含着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艺术学等一级学科，经济学门类中包含着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法学门类中包含着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等一级学科，管理学门类中包含着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行政管理、农林经济管理、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等一级学科。 在学科划分时，习惯上将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等学科统称为自然科学；将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商学等学科统称为社会科学。 参考资料：
中国的核心主要七大类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 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又称“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 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建设中的“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1 南宋辛派词人研究述评 单芳 甘肃社会科学 2009年2期2 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伏俊琏 甘肃社会科学 2009年3期 3 文天祥爱国词略论 单芳 兰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9年03期4 前秦苻氏家族的多元文化倾向及其成因考论 丁宏武 甘肃社会科学 2009年第5期5 试论道教学者葛洪的史学成就 丁宏武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02期6 先秦的祝祷辞、嘏辞及贺辞 董芬芬 辽东学院学报(社科版) 2009年01期7 谈离骚受祝辞的影响 伏俊琏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4期8 周绍良先生的敦煌文学研究 伏俊琏 敦煌学辑刊 2009年4期9 《九歌》文体新论 韩高年 兰州大学学报 2009年04期10 春秋卿大夫的文献整理及其文化意义 韩高年 西北师大学报 2009年02期11 李梦阳诗文集流传及版本考辨——古典文献研究第12辑 郝润华 凤凰出版社 2009年7月12 试论李梦阳对杜甫七律的追摹及创获 郝润华 甘肃社会科学 2009年05期13 唐宋元时期三位吴师道考 雷恩海 甘肃社会科学 2009年1期14 李梦阳集版本考——《澳门文献整理研究暨数字化论集》 郝润华 澳门近代文学学会编辑出版 2009年4月15 谈谈佛教与山水 郝润华 文史知识 2009年6期16 《荀子·赋篇》体制新探—兼及其赋学史意义 马世年 文学遗产 2009年01期17 《吴礼部文集》版本源流考述 雷恩海 聊城大学学报 2009年4期18 最后的古典家园梦想及其破灭—论李广田的《引力》 邵宁宁 文艺争鸣 2009年01期19 突破:从研究敦煌艺术再生开始 王建疆 西北师大学报 2009年03期20 李学勤主编标点本《毛诗正义》点校献疑 赵茂林 诗经研究丛刊 2009年6月17辑21 《幸南容墓志铭》非柳宗元所作 尹占华 中国典籍与文化 2009年02期22 英国汉学家龙彼得发现的三种戏曲文献 李占鹏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9年01期23 鲁迅戏剧评论的涉笔视野与蕴意指向 李占鹏 《飞天》 2009年3期24 梅兰芳兰州巡演回望 李占鹏 甘肃文艺 2009年1期25 中国文学：革命后与后革命 王建疆 探索与争鸣 2009年02期26 北宋真宗仁宗朝的“乐府声诗并著” 杨晓霭 乐府学 2009年月12月5辑27 王绩《游北山赋》注释正补《唐代文学与陇右文化》文集 杨晓霭 文史出版社 2009年6月28 颜延之研究回顾与反思 杨晓斌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01期29 四部分类法中别集与总集关系考论——兼谈“楚辞”的类目设置问题 杨晓斌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9年7月30 说“喝水” 王晶波 中国典籍与文化 2009年02期 李宝通：著有《唐代屯田研究》、《简牍学教程》，参编《简牍学研究》、《丝绸之路文化大辞典》、《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省志·大事记》等。田澍：《嘉靖革新研究》、《宦官》、《朱元璋传》等，主编《中国古代史论萃》、《西北史研究丛书》、《西北开发史研究》等。李并成：独著、合著专著十多部，主要有《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瓜沙史地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大漠中的历史丰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丝绸之路文化大辞典》(红旗出版社,1995)、《敦煌学百年文库·地理卷》（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0年）、《敦煌学教程》（商务印书馆，2007）等，并主编《敦煌学百年文库·地理卷》(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等。 在《求是》、《考古》、《地理学报》、《地理研究》、《中国史研究》、《历史地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北京大学学报》、《中国经济史研究》、《敦煌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敦煌学辑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中国农史》、《中国科技史料》、《中国沙漠》、《中国文物报》、《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不少论文被《中国历史学年鉴》、《中国地理科学文摘》、《中国史研究动态》、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美国agrindex、俄罗斯《科技情报》等刊物摘录、转摘。《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文汇报》、《甘肃日报》、《欧洲时报》、《华声报》以及新华社对内对外广播几次专题报道他的有关成果。李清凌： 合著《隋史新探》等，专著《西北经济史》，《元明清治理甘青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和实践》，主编《甘肃经济史》获甘肃省第五届社会科学“兴陇奖”二等奖，主编《西北通史》第三卷，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史学论丛》多期。何双全：专著《居延新简》、《居延新简释粹》、《散见简牍合辑》，《双玉兰堂》上下集，主编《汉简研究文集》和《秦汉简牍论文集，发表论文40余篇，1993年成立国际简牍学会，并成为第一届会长，出版《国际简牍学会刊》1-5辑。李积顺：《第二次世界大战要论》，《承受不起的战争——丘吉尔的坚韧与帝国的崩溃》。李怀顺：专著《甘宁青考古八讲》尚季芳：专著《民国时期甘肃毒品危害与禁毒研究》 序号 论 文 名 称 作 者 发表刊物 时间 1 南宋辛派词人研究述评 单芳 甘肃社会科学 2009年2期 2 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伏俊琏 甘肃社会科学 2009年3期 3 文天祥爱国词略论 单芳 兰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9年03期 4 前秦苻氏家族的多元文化倾向及其成因考论 丁宏武 甘肃社会科学 2009年第5期 5 试论道教学者葛洪的史学成就 丁宏武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02期 6 先秦的祝祷辞、嘏辞及贺辞 董芬芬 辽东学院学报(社科版) 2009年01期 7 谈离骚受祝辞的影响 伏俊琏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4期 8 周绍良先生的敦煌文学研究 伏俊琏 敦煌学辑刊 2009年4期 9 《九歌》文体新论 韩高年 兰州大学学报 2009年04期 10 春秋卿大夫的文献整理及其文化意义 韩高年 西北师大学报 2009年02期 11 李梦阳诗文集流传及版本考辨——古典文献研究第12辑 郝润华 凤凰出版社 2009年7月 12 试论李梦阳对杜甫七律的追摹及创获 郝润华 甘肃社会科学 2009年05期 13 唐宋元时期三位吴师道考 雷恩海 甘肃社会科学 2009年1期 14 李梦阳集版本考——《澳门文献整理研究暨数字化论集》 郝润华 澳门近代文学学会编辑出版 2009年4月 15 谈谈佛教与山水 郝润华 文史知识 2009年6期 16 《荀子·赋篇》体制新探—兼及其赋学史意义 马世年 文学遗产 2009年01期 17 《吴礼部文集》版本源流考述 雷恩海 聊城大学学报 2009年4期 18 最后的古典家园梦想及其破灭—论李广田的《引力》 邵宁宁 文艺争鸣 2009年01期 19 突破:从研究敦煌艺术再生开始 王建疆 西北师大学报 2009年03期 20 李学勤主编标点本《毛诗正义》点校献疑 赵茂林 诗经研究丛刊 2009年6月17辑 21 《幸南容墓志铭》非柳宗元所作 尹占华 中国典籍与文化 2009年02期 22 英国汉学家龙彼得发现的三种戏曲文献 李占鹏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9年01期 23 鲁迅戏剧评论的涉笔视野与蕴意指向 李占鹏 《飞天》 2009年3期 24 梅兰芳兰州巡演回望 李占鹏 甘肃文艺 2009年1期 25 中国文学：革命后与后革命 王建疆 探索与争鸣 2009年02期 26 北宋真宗仁宗朝的“乐府声诗并著” 杨晓霭 乐府学 2009年月12月5辑 27 王绩《游北山赋》注释正补《唐代文学与陇右文化》文集 杨晓霭 文史出版社 2009年6月 28 颜延之研究回顾与反思 杨晓斌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01期 29 四部分类法中别集与总集关系考论——兼谈“楚辞”的类目设置问题 杨晓斌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9年7月 30 说“喝水” 王晶波 中国典籍与文化 2009年02期 31 敦煌文学中的死而复生故事及其内涵 王晶波 甘肃社会科学 2009年01期 32 兰陵萧氏思想信仰分析 杜志强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4期 33 关于侯景之乱的 几则史料释证 杜志强 辽东学院学报 2009年6期 34 清人题咏《桓上草堂图》《松林读书图》述论 漆子扬 西北成人教育学报 2009年04期 35 应劭《姓氏篇》产生背景及清人辑本状况 漆子扬 丝绸之路 2009年20期 36 《潜研堂诗续集》有关甘肃诗人邢澍的几首作品 漆子扬 丝绸之路 2009年10期 37 张澍经学成就概述 漆子扬 甘肃文史 2009年4期 38 张澍的金石学姓氏学成就 漆子扬 甘肃文史 2009年4期 39 张澍文学成就概述 漆子扬 甘肃文史 2009年4期 40 张澍《二酉堂丛书》的学术价值 漆子扬 甘肃文史 2009年4期 41 清代史学家张澍五种方志著述论略 漆子扬 甘肃文史 2009年4期 42 钱大昕题赠甘肃学者邢澍的诗作 漆子扬 丝绸之路 2009年10期 43 钱大昕两首佚诗 漆子扬 甘肃文史 2009年1期 44 冯国瑞先生著述考 漆子扬 甘肃文史 2009年2期 45 冯国瑞先生简谱 漆子扬 甘肃文史 2009年2期 46 邢澍著述考录 漆子扬 甘肃文史 2009年3期 47 邢佺山先生年表 漆子扬 甘肃文史 2009年3期 48 应劭《姓氏篇》产生背景及清人辑本状况 漆子扬 丝绸之路 2009年2期 49 试论先秦儒道两家在文学理论探索上的成就 赵逵夫 江西社会科学 2009年3期 50 屈原的名、字与《渔父》《卜居》的作者、作时、作地问题 赵逵夫 兰大学学报 2009年04期 51 先周历史与牵牛传说 赵逵夫 人文杂志 2009年2期 52 论矒瞍、俳优在俗赋形成中的作用 赵逵夫 陕西师大学报 2009年08期 53 诗的采集与《诗经》的成书 赵逵夫 文史 2009年08期 54 再论《惜往日》《悲回风》的作者问题 赵逵夫 文献 2009年08期 55 《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序 杨晓斌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9年8月 56 读杜甫的《天河》、《牵牛织女》等诗 赵逵夫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03期 57 汉王朝的兴衰与汉赋的发展及转变 赵逵夫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9年02期 人才培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简况
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有简牍研究院。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究院揭牌仪式暨“新文科视域下简牍学学科建设与内涵发展”高端论坛。西北师范大学是甘肃省人民政府和教育部共同建设的重点大学，历史学是学校传统优势学科。近年来，历史文化学院（以下简称“学院”）以彰显丝路文明研究特色为着力点，努力提升历史学一流学科建设的水平。
成都老官山汉墓经抢救性考古发掘发现了920件医学竹简。根据竹简的长度、摆放位置以及竹简内容，专家初步分为了9部医书。墓葬中除了《五色脉诊》之外，其余8部医书都没有书名，经过初步整理命名为《敝昔医论》《脉死候》《病源》《经脉书》《诸病症候》《脉数》等。从墓中出土的这9部医书，部分医书很有可能是已经失传已久的扁鹊学家的经典著作，因此也被称为“九阴真经”。此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西汉竹简，这在四川地区也是第一次发现。这一发现不仅使四川成都成为我国又一处汉代竹简出土地，从出土的9部扁鹊学派医书，可以看出其对中医研究发展的重要性。
敦煌书法所用材料有竹木简牍、绢麻、纸张、碑碣、印章、砖瓦、器皿、牓壁，等等。因此，敦煌书法从作品的载体书写材料来分，主要有六种：敦煌汉简书法、敦煌纸本写卷书法、敦煌壁画题写书法、敦煌绢本书法、敦煌碑刻书法、敦煌器物题写书法。汉简书体是千年前镇守边关的将士家里的书信所用字体，或者是战事紧急的时候，写下战报发往最高指挥官这里。隶书写起来很慢，为了写得快，汉简书体开始逐渐流行。因为空气潮湿，可能保存不下来汉简书体的实物，但敦煌非常干燥，有利于这些东西的保存。现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悬泉置遗址，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唯一汉代驿置机关遗址，保存较为完整，出土文物丰富，特别是悬泉简牍数量达3万多枚，相当一部分还有明确的纪年，对研究汉代邮驿制度及西北边郡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生活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是丝绸之路长距离交通保障的重要见证。书法史描述价值：中国书法史资料虽然很丰富，但是墨迹原件的流传很困难，现在唐代以前的墨迹几乎都是出土文献。由于敦煌书法文献跨越西晋到北宋大约700年时间，数量达到五六万件，因此是用于描述中国书法史的最佳资料。
敦煌汉简是竹子材质，窄窄长长的竹片。过去以为都是用刀刻写的，通过考古学家的研究，到秦时，开始用毛笔书写了。甘肃汉简在我国考古学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在我国目前已知的各地汉简中当属第一。汉简类型之多，内容之丰富，令人惊奇，堪称百科全书。由此使甘肃获得了“汉简之乡”的美称。敦煌汉简的价值从1907年、1914年分别于第二、第三次中亚考察时在敦煌、酒泉一线的汉塞烽隧发现汉简以来，至今已一个多世纪。期间所发现的敦煌汉简、居延汉简、悬泉汉简、武威汉简等都曾闻名海内外，成为研究两汉时期历史、地理、经济、文化、交通、民族和西北边疆的第一手资料。20世纪以来，在甘肃酒泉、嘉峪关、武威、天水等地的汉代烽燧遗址和墓葬中，发掘出汉简约5万枚。这些汉简以大量的屯戍简而自成特色。历史价值较高的有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武威汉简和甘谷汉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