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是我国古代用来保存文字的重要载体，它对我们了解古代文明有着重要的作用。简牍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深远影响，特别是对古代语言文化影响更为深刻。今天我们沿用的许多奇词妙语就来源于简牍
功先生《论书绝句百首》第一 汉晋简牍 西京隶势自堂堂 点画纷披态万方 何必残砖搜五凤 漆书天汉接元康 汉晋简牍 此首作于一九三五年，其时居延简牍虽已出土，但为人垄断，世莫得见。此据《流沙坠简》及《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立论。二书所载，有年号者，上自天汉下迄元康。 汉简北宋出土者，早已无存，仅于汇帖中尚存其文，已经转相临写，非复原来面目。明清人所见汉代字迹，莫非碑刻。且传世汉碑，多东汉人作，偶见西汉石刻，或相矜诧，或疑为伪物。五凤古刻，或石或砖，偶有流传，稀同星凤焉。 今距此诗作时又四十余年，战国秦汉竹帛之遗，纷至沓来，使人目不暇给，生今识古，厚福无涯，岂止书学一道、隶书一体哉！ （以上为启功先生诗及自释） 下面引用罂饕先生之启功先生《论书绝句百首》图解一作一些补充说明： 又名鲁孝王刻石。金明昌二年（1191年）出土于钓鱼池。当时工匠取石维修孔庙，提领修庙的开州刺史高德裔随即移石入孔庙，现存东庑。石长71．5厘米，左高38厘米，右高40厘米，厚43厘米，石灰岩质。刻字为“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3行，隶书，仍带有篆书笔意，简质古朴。刻字处宽25厘米，高24．5厘米，凿成龛形。五凤二年即公元前56年，鲁孝王三十四年。左侧刻高德裔发现此石的题记。 河西汉代简牍的最早发现者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他第二次中亚之行时（一九○六—一九○八），在敦煌西北疏勒河下游三角洲地区，发现了汉代烽燧、城障遗址。后随汉代烽燧沿着疏勒河岸溯流而上，追寻至敦煌东北处，找到了由塞墙、烽燧、城障组成的汉代长城，并在汉代烽燧遗址中发掘得汉简七○五枚，其中有纪年简一六六枚，最早的是西汉武帝天汉三年（前九八），最晚的是东汉顺帝永和二年（一三七）。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五年，斯坦因进行第三次中亚探险考察，他沿着敦煌汉代边塞烽燧遗址向东，穿过安西、酒泉至金塔，并在这一段汉代烽燧线的遗址中获得汉简一○五枚。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间，西北科考团在额济纳河流域居延地区发掘出土简牍一万一千余枚。 一九四四年，西北科学考察团沿着斯坦因的考察路线对玉门关、阳关以及汉代边塞的沿线烽燧进行再调查。夏鼐、阎文儒二先生对敦煌西北的小方盘遗址发掘得到汉代简牍四十九枚，并考证出位于敦煌西北的小方盘便是汉代的玉门关。 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六年，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地区和当地驻军联合组成居延考古队对额济纳旗内汉代时期的甲渠候官、第四燧、肩水金关遗址进行了调查与发掘，获得汉简二万余枚。这批简中纪年最早的是西汉武帝天汉二年（前九九），最晚的为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三二）。 一九七七年，嘉峪关市文管所对位于玉门花海农场附近的一座汉代烽燧遗址调查清理，获得汉简九十一枚。 一九七九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察敦煌附近的汉代烽燧时，在小方盘西十一公里处的马圈湾发现了一座当年斯坦因考察时未登录的烽燧。经发掘获得千余枚汉代简牍。 一九八七年敦煌市博物馆在文物普查时，发现了汉代效谷县境内的悬泉置遗址。自一九九○年起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经三年的考古发掘，完整地提示了由坞、舍、厩、仓等组成的悬泉驿置建筑遗址，获得了数万枚汉代简牍。 以上汉代边塞遗址出土的简牍，虽然宽窄不同，书写时有单双行之别，但长度都按照汉代一尺制作，长二十三厘米左右。 河西地区汉代的墓葬与中原地区丧葬观念及制度相同，但气候干燥，土质透气性好，更利于简牍、丝绸等各种随葬品的保存。因此，河西的汉代墓葬中也有简牍出土。 一九五七年甘肃武威磨嘴子八号墓出土了木简十枚，内容为汉帝抚恤老人，赐予年高者鸠杖的诏书。 一九五九年磨嘴子六号墓发现了汉代“仪礼”简四六九枚，共有九篇。墓中“仪礼”有三种本子，其中，甲种七篇三九八枚，长五十六厘米、宽○点七五厘米，相当汉尺的二尺四寸，是汉代抄写六经时规定的简牍长度。 一九七二年，甘肃省博物馆与武威县文化部门合作，在武威城郊西南十公里旱滩坡的汉墓中清理出了一批医药简牍，有简七十八枚，牍一十四枚，共计九十二枚。简长二十三点二厘米，折汉一尺，属尺书。医药简有二种形制，一种宽度为一厘米，简的边侧有锲口，简文内容是医治内科、外科、妇科及五官科的医方，还有针灸方面的刺疗医术及禁忌。另一种宽度为○点五厘米，简的边侧无锲口，内容是医治各科疾病和疑难症的医方。牍宽度在一厘米到四厘米不等。正反两面墨书，个别有残损。每面一般书写两行或多至六行的。这些医药简牍是用隶书或章草书写的，书体极富特色。因此它不仅是珍贵的古代医方资料，也是古代书法艺术的珍品。 一九八一年，武威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在调查县重点文物时，新华乡缠山村民袁德礼交出了在磨嘴子出土的“王枚诏书令”简册，现存二十六枚。 一九七一年，甘肃省博物馆在甘谷县汉墓中发现二十三枚木简。简长二十三、宽二点六厘米，松木制作，每简书两行，背面上端编写顺序号，连编成册后书写。简文整齐分为三节，可清楚地辨认出整齐秀丽的八分体字，但是大部分简牍已朽碎。 一九八六年，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天水市北道区放马滩古墓群中的一号墓中发现竹简四八○余枚。竹简浸泡在棺液中朽腐严重，已发黑色，简文字体漫漶。竹简有二种形制，甲种长二十七点五厘米，宽○点七厘米；乙种长二十三厘米，宽○点六厘米。 墓葬出土的简牍与河西边塞遗址出土的简牍相比较，墓中随葬简牍的长度因简的文体不同有其特定的尺寸，内容是墓主人认为值得永久珍藏的诏书、律令、经书及医药方等。简牍的书写人都有着深厚的书法功底，又是精心抄录，每枚简牍的每一字都凝聚着时代特色。 河西简牍在汉字演变和书体源流的研究中具有特殊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它在研究书史和书体源流、演变方面占有重要地位。通过仔细的分析和研究简牍中的书体种类，使我们能更好地认清各种书体在历史上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相互关系；二是汉简在书法艺术与美学方面的价值。通过对简牍书法的探索，使人们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基本风格及书法美学的真谛有更深刻的感受与认识。 河西简牍以丰富、翔实的简牍书体显示了隶书的演变发展过程。隶书的起源，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秦既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西晋·卫恒四体书势》）。创建隶书的流行说法是程邈所作，“初，邈以罪系云阳狱，覃思十年，变篆为隶，得三千字。一日上之，始皇称善，释其罪而用为御史。……此天下始用之初也”（《宣和隶谱·叙论》）。隶书书写方便，利于民众。汉代由于隶书在民间和下级官吏中的广泛应用和进一步修饰，使隶书更致完美，终于成为汉代的通用书体。 书法界历来把隶书分成古隶和八分两种，这是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古隶是八分的前身，字形有相当部分跟篆文很接近，有篆文的用笔方法，但浑厚朴淳，结体方中有圆，笔画圆浑中有方折，有顿有提，略有波挑，用笔谨严而古雅秀丽。八分是指结体方整、笔画有明显波势和挑法的隶书，即人们通常所谓的汉隶。古隶与篆书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因为隶书是“用笔画符号破坏的象形字的结构，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吴白《从出土秦简帛书看秦汉早期的隶书》）。这是中国文字和中国书法艺术由繁到简，由象形走向抽象，从表形走向表意的根本性发展。甘肃河西地区不仅有古隶体精美的天水放马滩简、敦煌与居延也有西汉古隶的简文。如敦煌马圈湾出土的习字觚，字形和用笔具篆意，无明显波势与挑法，但是结体已有较大变化，用方笔，多取横势，笔画有粗细，行笔简疾。河西简牍中的汉代古隶资料，对于认识古隶向八分发展的轨迹有着重要的意义。 康有为曾主张西汉时期“绝无后汉之隶”，“盖西汉以前无熹平隶体，和帝以前皆有篆意”。（康有为《广世舟双楫》）近人更明确提出“波势之隶至东汉才成熟”（郭绍虞《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也有主张“隶书发展到西汉晚期，达到成熟阶段”（王靖宪《秦汉的书法艺术》）。汉隶的完全成熟与规范究竟在什么时代这是书法史上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从敦煌马圈湾汉简来看，大量的正式文书均为字趋扁形，“蚕头燕尾，逆入平出”的成熟隶书。如有一件西汉宣帝甘露二年觚的字形尤为明显，这又是隶书成熟于西汉中期的例证。近年新发现的悬泉简牍，从结体用笔等方面，明显可见规整、完善的隶书在西汉中期武帝太始年间已产生。这对书法界流行的隶书西汉晚期说、东汉说是重要补正。 敦煌、居延、武威汉简大量草书的发现，对于研究汉代草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许慎说“汉兴有草书”（《说文解字·叙》），汉代的草书是以隶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早期的草书是西汉古隶的简易急速的写法。“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简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之难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书，盖今草书是也”（梁武帝萧衍《草书状》），也就是所谓“章草即隶书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张怀瓘《书断》）。这种草书人们称之为草隶或隶草。草隶的进步发展就出现了带有波磔，笔断意连的章草。章草一名首见于张怀瓘《书断》：“献之尝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合穷伪略之理，极草踪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关于章草的产生，文献记载主要有三种说法：一种是说西汉元帝时史游作章草：“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书，兼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是也。”（张怀瓘《书断》）一种是东汉章帝时作章草。（宁陈恩《书苑精华》引唐蔡希综《法书论》）一种是说杜度作章草。（唐窦《述书赋》）上述文献记载，使书法界受到较大影响，认为章草形成于西汉末，成熟于东汉。河西简牍具体表现了由草隶至章草的发展过程。西汉武帝至元帝年间的居延汉简，有部分简书是解散隶体，急速简易的草隶，有些则是已带波磔、草意浓郁的章草，到西汉成帝时期的简书中已出现了成熟的章草，表明章草已形成一种定型的字体了。敦煌马圈湾汉简中西汉宣帝时期的簿、册、书牍和王莽时期的奏书底稿早已是成熟的章草，而宣帝五凤年间的简册，其书体也是成熟的章草。由此证明，章草的成熟应在西汉中期无疑。汉代草书，尤其是章草，是中国古代书法的一朵奇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它标志着书法开始成为一种能高度自由地抒发情感、表现书法家个性的艺术。但是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章草书仅见于摹本与刻帖，见不到汉代章草的原貌，近代以来汉代简牍的大量出土，才再现其本来面目，被埋没了二千多年的书法艺术珍品得以重现，为中国古代书法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河西简牍的基本风格可以用率意、质朴、粗犷、健雄八字予以概括。河西简牍书艺上“八字”特点，是因特有的时代、军事使命与生存环境诸因素而形成的。河西简牍大部分发现于汉代敦煌、居延边塞的城障烽燧遗址，这些文书的草拟者、誊写者多系边塞军事防御系统、邮驿系统中的下级吏卒。汉简上所出现的古隶、八分、隶草、章草等字体是这些下层吏卒与民众，基于军事形势的需要，从实用出发，为了书写简便而创造出来的。他们“省易”篆书、古隶而创造了隶书，由隶而草，书体演变的真正实践者是这批广大的无名书法家，他们在思想上多创新进取，少墨守成规，故其书风必然是率意洒脱，自然流畅，简古质朴，而少精雕细刻，描头画角的庙堂习气。 时代与地域是汉代简牍形成特有书风的重要原因。河西简牍所出土的地域是汉代的西北边陲，为当时社会、民族矛盾的焦点所在，是汉王朝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的着力经营之处。当时的敦煌、居延边塞是抵御匈奴侵扰的前哨，广大戍边吏卒，离乡背井，常年累月驻守战斗在戈壁荒漠上，披星戴月，风餐露宿。这样的客观环境锻炼了人们的勇敢无畏和开拓进取精神，熔铸了人的雄强豪放性格。在汉简上所遗存的粗犷、雄健书风，正是他们精神境界的真实体现。汉简上所显现的隶书、章草的绝妙佳作正是这样产生出来的。 书法力度来源于用笔。笔力的表达是书法艺术赖以生存的基本特征之一，在笔墨运用中产生书法艺术的骨气与神韵，即“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式自生耳”（李世民《论书》）。它是构成中国书法形式美的重要组成部分。河西简牍的隶书、草书的用笔特点是方圆结合、诸锋交替，既使用方笔，也用圆笔，两者巧妙地结合，相互为用。既用中锋，也用侧锋与逆锋，诸锋交替使用，各显其长。从而使河西简牍的书风时而率意洒脱，自然流畅；时而粗犷泼辣，野趣横生；时而雄健豪放、浑厚苍劲，形成百态千姿，各显其妙的生动格局。居延汉简的逆入平出，藏锋收笔，使一点一画均内含筋骨，力在其中。简书中有的竖画，畅泻而下，收笔处重墨粗画，宛如长矛大戟，挺然大树，表现出了雄浑的笔势和强健的笔力美。 书法艺术是线条艺术。在远古时代第一个用线条创作文字图形、表达文字意思的人就是我国的第一位书法家。如果没有第一位的创造，也就没有汉字，没有传统的中华书法艺术。随着时间的推移，终及篆、隶、楷、草、行五种主要书体的毕至纷呈。汉代是隶书、草书盛行的时代，隶书与草书是更能高度自由抒发情感、表现书法家个性的线条艺术。汉字由各种不同的线条组成，这无数的线条可以千变万化，如方与圆、曲与直、长与短、粗与细、浓与淡、轻与重、缓与速、疏与密、虚与实、斜与正、巧与拙等。在书法家笔下，这些线条有的重如崩石，有的轻如飞花，有的刚如凿铁，有的捷如闪电，有的柔如嫩芽，千姿百态，各显其妙。河西简牍书艺在用笔、结体、章法上的各种变化，归根结蒂是线条形态与组合的变化，由用笔、结体、章法的变化形成了河西简牍书艺的特征，所以说线条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精髓。书法家以自己的作品来反映自然与社会。使书法艺术美与天地山川美、衣冠人物的社会美联系起来的纽带是线条。在书法艺术中，书法家丰富的情感也是通过线条实现的，书法家笔下千变万化的线条是书法家内心世界的表露。中国书法通过变化无穷的线条，把中国近万年的书法史，描绘得有声有色。 书法艺术是心灵的艺术。西汉末年的大文学家、大哲学家扬雄在《问神》一文中指出：“书，心画也。”东汉书法与书法理论家蔡邕更具体地说：“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蔡邕《笔论》）这是扬雄“书为心画”命题的进一步发挥。就是说书法应首先舒展人的心境，再恣意发挥情感，然后落笔任意挥洒，用线条的形式表现自我的心境。书法艺术的线条实际上是书法艺术家心灵颤动的轨迹，是“心”在书法艺术创作过程中发生作用的结果。中国古典艺术哲学强调艺术表现情感和对人的感化作用，中国书法艺术的创造者充分运用着这一方法，在实践中把自己内心积蓄的情感通过书法线条表达出来。书法作品的欣赏者又以自己的种种情感去体味书法家自由表达出来的心境、情感。通过书法线条达到心灵的交流，从而将书法艺术创作者、书法作品与欣赏者联系起来。李泽厚先生在这方面作了很好的阐述，他说：“书法一方面表达的是书写者的‘喜怒窘穷，忧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引韩愈语），它从而可以是创作者意识和无意识的内心秩序的全部展露；书法艺术所表现所传达的正是这种人与自然，情绪与感受，内在心理秩序与外在宇宙（包括社会）秩序结构直接相碰撞、相斗争、相调节、相协奏的伟大生命之歌。”（李泽厚《略论书法》）我们用书法艺术是心灵的艺术这一书法美学思想来考察河西简牍书法，不难发现施展在甘肃河西简上精妙的隶书与草书，都是自由抒发情感的佳作，字里行间流露出汉简书写者——驻守于边疆，在艰苦的环境中奋争的广大下级吏卒的品格与个性。汉简书法无处不散发着那个辉煌时代的气息，所以它有着巨大的感染力。 书法艺术的真谛是抽象美。表现为静态，展开于空间，流动于时间的书法线条，为什么能抒发情感，造化心灵？其原因就在于书法线条是直观的、形象的，更是抽象的。书法艺术从一诞生起就应用了“抽象”这一艺术的手法。书法艺术对自然和社会的反映是抽象的反映，就是说它不只是具体事物的具体写照，而是通过事物的具体形态，经过提炼，展示事物的本质，即是所谓“囊括万殊，裁成一相”。在书法家笔下，客观世界的“万殊”都净化为“一相”，即净化在抽象的书法线条及其组合之中，净化在书法作品之中，以此牵动欣赏者的思绪、情感，使之获得隽永的美的享受，这就是书法艺术美的特殊性。书法艺术所揭示的事物的本质是同人的自由本质相联系的。这种本质即可以通过对外在事物的形象的模拟再现而显示出来，也可以通过各种人的内在精神、情感相对应的具体可感的形式而表现出来。即“字以神为精魄，神若不和，则字无态度也；以心为筋骨，心若不坚，则字无劲健也；以副毛为皮肤，则若不圆，则字无温润也。……思与神会，同乎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矣”（李世民《指意》）。中国书法艺术的抽象美，在书体演变到了隶书、草书阶段体现得更为显著，河西简牍书艺巨大的感人力量即是明证。书法艺术的真谛 —— 抽象美的不断揭示，必将对人们进一步研究简牍书法，总结、继承、发扬其书艺的精华，推动书法史的研究发挥积极作用。
具有文物、历史、风土人情、社会发展及各个领域的文化学术研究价值，！
功先生《论书绝句百首》第一 汉晋简牍 西京隶势自堂堂 点画纷披态万方 何必残砖搜五凤 漆书天汉接元康 汉晋简牍 此首作于一九三五年，其时居延简牍虽已出土，但为人垄断，世莫得见。此据《流沙坠简》及《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立论。二书所载，有年号者，上自天汉下迄元康。 汉简北宋出土者，早已无存，仅于汇帖中尚存其文，已经转相临写，非复原来面目。明清人所见汉代字迹，莫非碑刻。且传世汉碑，多东汉人作，偶见西汉石刻，或相矜诧，或疑为伪物。五凤古刻，或石或砖，偶有流传，稀同星凤焉。 今距此诗作时又四十余年，战国秦汉竹帛之遗，纷至沓来，使人目不暇给，生今识古，厚福无涯，岂止书学一道、隶书一体哉！ （以上为启功先生诗及自释） 下面引用罂饕先生之启功先生《论书绝句百首》图解一作一些补充说明： 又名鲁孝王刻石。金明昌二年（1191年）出土于钓鱼池。当时工匠取石维修孔庙，提领修庙的开州刺史高德裔随即移石入孔庙，现存东庑。石长71．5厘米，左高38厘米，右高40厘米，厚43厘米，石灰岩质。刻字为“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3行，隶书，仍带有篆书笔意，简质古朴。刻字处宽25厘米，高24．5厘米，凿成龛形。五凤二年即公元前56年，鲁孝王三十四年。左侧刻高德裔发现此石的题记。 河西汉代简牍的最早发现者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他第二次中亚之行时（一九○六—一九○八），在敦煌西北疏勒河下游三角洲地区，发现了汉代烽燧、城障遗址。后随汉代烽燧沿着疏勒河岸溯流而上，追寻至敦煌东北处，找到了由塞墙、烽燧、城障组成的汉代长城，并在汉代烽燧遗址中发掘得汉简七○五枚，其中有纪年简一六六枚，最早的是西汉武帝天汉三年（前九八），最晚的是东汉顺帝永和二年（一三七）。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五年，斯坦因进行第三次中亚探险考察，他沿着敦煌汉代边塞烽燧遗址向东，穿过安西、酒泉至金塔，并在这一段汉代烽燧线的遗址中获得汉简一○五枚。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间，西北科考团在额济纳河流域居延地区发掘出土简牍一万一千余枚。 一九四四年，西北科学考察团沿着斯坦因的考察路线对玉门关、阳关以及汉代边塞的沿线烽燧进行再调查。夏鼐、阎文儒二先生对敦煌西北的小方盘遗址发掘得到汉代简牍四十九枚，并考证出位于敦煌西北的小方盘便是汉代的玉门关。 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六年，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地区和当地驻军联合组成居延考古队对额济纳旗内汉代时期的甲渠候官、第四燧、肩水金关遗址进行了调查与发掘，获得汉简二万余枚。这批简中纪年最早的是西汉武帝天汉二年（前九九），最晚的为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三二）。 一九七七年，嘉峪关市文管所对位于玉门花海农场附近的一座汉代烽燧遗址调查清理，获得汉简九十一枚。 一九七九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察敦煌附近的汉代烽燧时，在小方盘西十一公里处的马圈湾发现了一座当年斯坦因考察时未登录的烽燧。经发掘获得千余枚汉代简牍。 一九八七年敦煌市博物馆在文物普查时，发现了汉代效谷县境内的悬泉置遗址。自一九九○年起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经三年的考古发掘，完整地提示了由坞、舍、厩、仓等组成的悬泉驿置建筑遗址，获得了数万枚汉代简牍。 以上汉代边塞遗址出土的简牍，虽然宽窄不同，书写时有单双行之别，但长度都按照汉代一尺制作，长二十三厘米左右。 河西地区汉代的墓葬与中原地区丧葬观念及制度相同，但气候干燥，土质透气性好，更利于简牍、丝绸等各种随葬品的保存。因此，河西的汉代墓葬中也有简牍出土。 一九五七年甘肃武威磨嘴子八号墓出土了木简十枚，内容为汉帝抚恤老人，赐予年高者鸠杖的诏书。 一九五九年磨嘴子六号墓发现了汉代“仪礼”简四六九枚，共有九篇。墓中“仪礼”有三种本子，其中，甲种七篇三九八枚，长五十六厘米、宽○点七五厘米，相当汉尺的二尺四寸，是汉代抄写六经时规定的简牍长度。 一九七二年，甘肃省博物馆与武威县文化部门合作，在武威城郊西南十公里旱滩坡的汉墓中清理出了一批医药简牍，有简七十八枚，牍一十四枚，共计九十二枚。简长二十三点二厘米，折汉一尺，属尺书。医药简有二种形制，一种宽度为一厘米，简的边侧有锲口，简文内容是医治内科、外科、妇科及五官科的医方，还有针灸方面的刺疗医术及禁忌。另一种宽度为○点五厘米，简的边侧无锲口，内容是医治各科疾病和疑难症的医方。牍宽度在一厘米到四厘米不等。正反两面墨书，个别有残损。每面一般书写两行或多至六行的。这些医药简牍是用隶书或章草书写的，书体极富特色。因此它不仅是珍贵的古代医方资料，也是古代书法艺术的珍品。 一九八一年，武威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在调查县重点文物时，新华乡缠山村民袁德礼交出了在磨嘴子出土的“王枚诏书令”简册，现存二十六枚。 一九七一年，甘肃省博物馆在甘谷县汉墓中发现二十三枚木简。简长二十三、宽二点六厘米，松木制作，每简书两行，背面上端编写顺序号，连编成册后书写。简文整齐分为三节，可清楚地辨认出整齐秀丽的八分体字，但是大部分简牍已朽碎。 一九八六年，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天水市北道区放马滩古墓群中的一号墓中发现竹简四八○余枚。竹简浸泡在棺液中朽腐严重，已发黑色，简文字体漫漶。竹简有二种形制，甲种长二十七点五厘米，宽○点七厘米；乙种长二十三厘米，宽○点六厘米。 墓葬出土的简牍与河西边塞遗址出土的简牍相比较，墓中随葬简牍的长度因简的文体不同有其特定的尺寸，内容是墓主人认为值得永久珍藏的诏书、律令、经书及医药方等。简牍的书写人都有着深厚的书法功底，又是精心抄录，每枚简牍的每一字都凝聚着时代特色。 河西简牍在汉字演变和书体源流的研究中具有特殊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它在研究书史和书体源流、演变方面占有重要地位。通过仔细的分析和研究简牍中的书体种类，使我们能更好地认清各种书体在历史上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相互关系；二是汉简在书法艺术与美学方面的价值。通过对简牍书法的探索，使人们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基本风格及书法美学的真谛有更深刻的感受与认识。 河西简牍以丰富、翔实的简牍书体显示了隶书的演变发展过程。隶书的起源，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秦既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西晋·卫恒四体书势》）。创建隶书的流行说法是程邈所作，“初，邈以罪系云阳狱，覃思十年，变篆为隶，得三千字。一日上之，始皇称善，释其罪而用为御史。……此天下始用之初也”（《宣和隶谱·叙论》）。隶书书写方便，利于民众。汉代由于隶书在民间和下级官吏中的广泛应用和进一步修饰，使隶书更致完美，终于成为汉代的通用书体。 书法界历来把隶书分成古隶和八分两种，这是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古隶是八分的前身，字形有相当部分跟篆文很接近，有篆文的用笔方法，但浑厚朴淳，结体方中有圆，笔画圆浑中有方折，有顿有提，略有波挑，用笔谨严而古雅秀丽。八分是指结体方整、笔画有明显波势和挑法的隶书，即人们通常所谓的汉隶。古隶与篆书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因为隶书是“用笔画符号破坏的象形字的结构，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吴白《从出土秦简帛书看秦汉早期的隶书》）。这是中国文字和中国书法艺术由繁到简，由象形走向抽象，从表形走向表意的根本性发展。甘肃河西地区不仅有古隶体精美的天水放马滩简、敦煌与居延也有西汉古隶的简文。如敦煌马圈湾出土的习字觚，字形和用笔具篆意，无明显波势与挑法，但是结体已有较大变化，用方笔，多取横势，笔画有粗细，行笔简疾。河西简牍中的汉代古隶资料，对于认识古隶向八分发展的轨迹有着重要的意义。 康有为曾主张西汉时期“绝无后汉之隶”，“盖西汉以前无熹平隶体，和帝以前皆有篆意”。（康有为《广世舟双楫》）近人更明确提出“波势之隶至东汉才成熟”（郭绍虞《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也有主张“隶书发展到西汉晚期，达到成熟阶段”（王靖宪《秦汉的书法艺术》）。汉隶的完全成熟与规范究竟在什么时代这是书法史上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从敦煌马圈湾汉简来看，大量的正式文书均为字趋扁形，“蚕头燕尾，逆入平出”的成熟隶书。如有一件西汉宣帝甘露二年觚的字形尤为明显，这又是隶书成熟于西汉中期的例证。近年新发现的悬泉简牍，从结体用笔等方面，明显可见规整、完善的隶书在西汉中期武帝太始年间已产生。这对书法界流行的隶书西汉晚期说、东汉说是重要补正。 敦煌、居延、武威汉简大量草书的发现，对于研究汉代草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许慎说“汉兴有草书”（《说文解字·叙》），汉代的草书是以隶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早期的草书是西汉古隶的简易急速的写法。“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简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之难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书，盖今草书是也”（梁武帝萧衍《草书状》），也就是所谓“章草即隶书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张怀瓘《书断》）。这种草书人们称之为草隶或隶草。草隶的进步发展就出现了带有波磔，笔断意连的章草。章草一名首见于张怀瓘《书断》：“献之尝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合穷伪略之理，极草踪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关于章草的产生，文献记载主要有三种说法：一种是说西汉元帝时史游作章草：“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书，兼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是也。”（张怀瓘《书断》）一种是东汉章帝时作章草。（宁陈恩《书苑精华》引唐蔡希综《法书论》）一种是说杜度作章草。（唐窦《述书赋》）上述文献记载，使书法界受到较大影响，认为章草形成于西汉末，成熟于东汉。河西简牍具体表现了由草隶至章草的发展过程。西汉武帝至元帝年间的居延汉简，有部分简书是解散隶体，急速简易的草隶，有些则是已带波磔、草意浓郁的章草，到西汉成帝时期的简书中已出现了成熟的章草，表明章草已形成一种定型的字体了。敦煌马圈湾汉简中西汉宣帝时期的簿、册、书牍和王莽时期的奏书底稿早已是成熟的章草，而宣帝五凤年间的简册，其书体也是成熟的章草。由此证明，章草的成熟应在西汉中期无疑。汉代草书，尤其是章草，是中国古代书法的一朵奇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它标志着书法开始成为一种能高度自由地抒发情感、表现书法家个性的艺术。但是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章草书仅见于摹本与刻帖，见不到汉代章草的原貌，近代以来汉代简牍的大量出土，才再现其本来面目，被埋没了二千多年的书法艺术珍品得以重现，为中国古代书法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河西简牍的基本风格可以用率意、质朴、粗犷、健雄八字予以概括。河西简牍书艺上“八字”特点，是因特有的时代、军事使命与生存环境诸因素而形成的。河西简牍大部分发现于汉代敦煌、居延边塞的城障烽燧遗址，这些文书的草拟者、誊写者多系边塞军事防御系统、邮驿系统中的下级吏卒。汉简上所出现的古隶、八分、隶草、章草等字体是这些下层吏卒与民众，基于军事形势的需要，从实用出发，为了书写简便而创造出来的。他们“省易”篆书、古隶而创造了隶书，由隶而草，书体演变的真正实践者是这批广大的无名书法家，他们在思想上多创新进取，少墨守成规，故其书风必然是率意洒脱，自然流畅，简古质朴，而少精雕细刻，描头画角的庙堂习气。 时代与地域是汉代简牍形成特有书风的重要原因。河西简牍所出土的地域是汉代的西北边陲，为当时社会、民族矛盾的焦点所在，是汉王朝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的着力经营之处。当时的敦煌、居延边塞是抵御匈奴侵扰的前哨，广大戍边吏卒，离乡背井，常年累月驻守战斗在戈壁荒漠上，披星戴月，风餐露宿。这样的客观环境锻炼了人们的勇敢无畏和开拓进取精神，熔铸了人的雄强豪放性格。在汉简上所遗存的粗犷、雄健书风，正是他们精神境界的真实体现。汉简上所显现的隶书、章草的绝妙佳作正是这样产生出来的。 书法力度来源于用笔。笔力的表达是书法艺术赖以生存的基本特征之一，在笔墨运用中产生书法艺术的骨气与神韵，即“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式自生耳”（李世民《论书》）。它是构成中国书法形式美的重要组成部分。河西简牍的隶书、草书的用笔特点是方圆结合、诸锋交替，既使用方笔，也用圆笔，两者巧妙地结合，相互为用。既用中锋，也用侧锋与逆锋，诸锋交替使用，各显其长。从而使河西简牍的书风时而率意洒脱，自然流畅；时而粗犷泼辣，野趣横生；时而雄健豪放、浑厚苍劲，形成百态千姿，各显其妙的生动格局。居延汉简的逆入平出，藏锋收笔，使一点一画均内含筋骨，力在其中。简书中有的竖画，畅泻而下，收笔处重墨粗画，宛如长矛大戟，挺然大树，表现出了雄浑的笔势和强健的笔力美。 书法艺术是线条艺术。在远古时代第一个用线条创作文字图形、表达文字意思的人就是我国的第一位书法家。如果没有第一位的创造，也就没有汉字，没有传统的中华书法艺术。随着时间的推移，终及篆、隶、楷、草、行五种主要书体的毕至纷呈。汉代是隶书、草书盛行的时代，隶书与草书是更能高度自由抒发情感、表现书法家个性的线条艺术。汉字由各种不同的线条组成，这无数的线条可以千变万化，如方与圆、曲与直、长与短、粗与细、浓与淡、轻与重、缓与速、疏与密、虚与实、斜与正、巧与拙等。在书法家笔下，这些线条有的重如崩石，有的轻如飞花，有的刚如凿铁，有的捷如闪电，有的柔如嫩芽，千姿百态，各显其妙。河西简牍书艺在用笔、结体、章法上的各种变化，归根结蒂是线条形态与组合的变化，由用笔、结体、章法的变化形成了河西简牍书艺的特征，所以说线条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精髓。书法家以自己的作品来反映自然与社会。使书法艺术美与天地山川美、衣冠人物的社会美联系起来的纽带是线条。在书法艺术中，书法家丰富的情感也是通过线条实现的，书法家笔下千变万化的线条是书法家内心世界的表露。中国书法通过变化无穷的线条，把中国近万年的书法史，描绘得有声有色。 书法艺术是心灵的艺术。西汉末年的大文学家、大哲学家扬雄在《问神》一文中指出：“书，心画也。”东汉书法与书法理论家蔡邕更具体地说：“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蔡邕《笔论》）这是扬雄“书为心画”命题的进一步发挥。就是说书法应首先舒展人的心境，再恣意发挥情感，然后落笔任意挥洒，用线条的形式表现自我的心境。书法艺术的线条实际上是书法艺术家心灵颤动的轨迹，是“心”在书法艺术创作过程中发生作用的结果。中国古典艺术哲学强调艺术表现情感和对人的感化作用，中国书法艺术的创造者充分运用着这一方法，在实践中把自己内心积蓄的情感通过书法线条表达出来。书法作品的欣赏者又以自己的种种情感去体味书法家自由表达出来的心境、情感。通过书法线条达到心灵的交流，从而将书法艺术创作者、书法作品与欣赏者联系起来。李泽厚先生在这方面作了很好的阐述，他说：“书法一方面表达的是书写者的‘喜怒窘穷，忧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引韩愈语），它从而可以是创作者意识和无意识的内心秩序的全部展露；书法艺术所表现所传达的正是这种人与自然，情绪与感受，内在心理秩序与外在宇宙（包括社会）秩序结构直接相碰撞、相斗争、相调节、相协奏的伟大生命之歌。”（李泽厚《略论书法》）我们用书法艺术是心灵的艺术这一书法美学思想来考察河西简牍书法，不难发现施展在甘肃河西简上精妙的隶书与草书，都是自由抒发情感的佳作，字里行间流露出汉简书写者——驻守于边疆，在艰苦的环境中奋争的广大下级吏卒的品格与个性。汉简书法无处不散发着那个辉煌时代的气息，所以它有着巨大的感染力。 书法艺术的真谛是抽象美。表现为静态，展开于空间，流动于时间的书法线条，为什么能抒发情感，造化心灵？其原因就在于书法线条是直观的、形象的，更是抽象的。书法艺术从一诞生起就应用了“抽象”这一艺术的手法。书法艺术对自然和社会的反映是抽象的反映，就是说它不只是具体事物的具体写照，而是通过事物的具体形态，经过提炼，展示事物的本质，即是所谓“囊括万殊，裁成一相”。在书法家笔下，客观世界的“万殊”都净化为“一相”，即净化在抽象的书法线条及其组合之中，净化在书法作品之中，以此牵动欣赏者的思绪、情感，使之获得隽永的美的享受，这就是书法艺术美的特殊性。书法艺术所揭示的事物的本质是同人的自由本质相联系的。这种本质即可以通过对外在事物的形象的模拟再现而显示出来，也可以通过各种人的内在精神、情感相对应的具体可感的形式而表现出来。即“字以神为精魄，神若不和，则字无态度也；以心为筋骨，心若不坚，则字无劲健也；以副毛为皮肤，则若不圆，则字无温润也。……思与神会，同乎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矣”（李世民《指意》）。中国书法艺术的抽象美，在书体演变到了隶书、草书阶段体现得更为显著，河西简牍书艺巨大的感人力量即是明证。书法艺术的真谛 —— 抽象美的不断揭示，必将对人们进一步研究简牍书法，总结、继承、发扬其书艺的精华，推动书法史的研究发挥积极作用。
具有文物、历史、风土人情、社会发展及各个领域的文化学术研究价值，！
简牍是我国古代用来保存文字的重要载体，它对我们了解古代文明有着重要的作用。简牍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深远影响，特别是对古代语言文化影响更为深刻。今天我们沿用的许多奇词妙语就来源于简牍
简书即简牍，是中国古代书写在竹简和木片上的书法的总称，从材料讲有竹简、木简、竹牍和木牍。
而且文献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前后时代的文化的延续，就像今天习惯于阅读白话文的我们，在阅读文言文时会感到吃力、晦涩一样。当唐朝的人去阅读汉代的文学典籍例如史记的时候同样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因此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对前代的文章进行解释、注释等。而且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古典文献的载体大多是纸质书籍，但是作为文献的载体实则有过众多的变迁，因为纸张没发明之前，古人所采用的记录用品可谓多种多样，例如兽骨、竹简等，这些记录品各有优缺点，而且不易书写，极大的影响了当时文化的发展以及文学的传播。古典文献而且文献的发展以及应用一直都是由文人来攥写的，文献越往后期发展则越成熟，越来越标准化，但是也就造成了后面的编纂文献的人不得不按照前人已有的格式来进行攥写，但是有的人却觉得这样过于形式单一，过于单调，反而不愿意采用相同的格式。因此就有着众多的大学者开始想办法自创一种文献编纂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因此在文献的编纂中就出现了众多不同的文献类型。从甲骨文到纸质文献的演变甲骨文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古典文献以及较为成熟的系统文字，迄今为止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以及其上面所刻写的文字多达四千五百个，但是真正可以被解读的甲骨文字却不到一半，由此可见甲骨文的考证之艰难。但是通过已经解读出的文字依旧可以推算出甲骨文上面主要记载的是殷商时期的统治者进行占卜的相关事宜，一大部分是卜辞，有一部分也记载了当时的一些事件，对于研究商代的历史文化有着巨大的意义。之所以称其为甲骨文主要是由于这些文字刻写在龟甲、兽骨之上，主要是龟的腹板以及牛羊的肩胛骨等，这是我国最早的文献载体，而且甲骨相对之后的竹简等便于保存不易腐烂，但是却不容易获得，数量有限。甲骨文十二生肖而在甲骨文之后主要是将文学刻写于金石之上的，金，主要是指当时的青铜器皿，而且上面刻写的也大多是有关祭祀的事件，但是更为详尽，内容丰富；石，则是主要指雕刻于石头上的文字，例如秦刻石鼓文、曹魏时期的"三体石经"等皆是石刻文字，但是金石文字其最大的缺点就是难以刻写尤其是青铜器皿之上的文字，极为耗费人力，而石刻文字又极易磨损，而且重量太大，难以挪动，在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风吹日晒中，早已经失去了原本的样子。青铜器皿在先秦以及汉代的时候最为常见的书写物品乃是竹简以及帛书，但是其中缣帛作为书写材料极为不便，而且价格昂贵，不易保存，哪怕其质
一、古代文献学基础知识1、 文献一词首见于《论语·八佾》。2、 传统文献学又叫做校雠学，由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所开创。3、 古典文献学的传统主干知识包括目录、版本、校勘。4、 目录学在学术研究中最大的功用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5、 古典文献按照问世或流传的方式来划分，可以分为两大类：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出土文献是商代的甲骨文，最早的传世文献是《易经》《诗经》《尚书》。6、 刘向开始了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上第一次有政府组织的大规模有计划的文献整理工作，著有〈别录〉一书。刘歆在刘向〈别录〉的基础上，撮其指要，著为〈七略〉。7、 两汉古典文献学的集大成者是郑玄。8、 魏晋玄学以谈论三玄《周易》《老子》《庄子》为风尚。9、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古典文献的传播与发现上两件值得关注的大事是魏正始三体石经的刊刻和汲冢竹书的发现。10、单行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如《文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词律》。11、最早的诗文总集是《文选》12、《百川学海》刻于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流传较广，是中国最早刻印的一部丛书。13、《古今说海》是我国最早的小说专门丛书。14、《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型的综合性丛书。15、我国最早的书目是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编撰的《别录》《七略》；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书目是《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制》《四库全书总目》16、中国最早的字典和词典分别是《说文解字》《尔雅》；古代最常见的韵书是《广韵》，它代表了汉语中古语音系统。古代规模最大的词典兼韵书是清人编撰的《佩文韵府》；收汉字最多的现代字典是《汉语大字典》。17、类书是我国古代分类式的资料汇编性的工具书。最早的类书是魏文帝曹丕时编的《皇览》，历代著名的类书有宋代的《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18、十通是指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三通）《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续文献通考》19、我国最早的一书目录是《易·序卦传》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综合性群书目录是《汉书·艺文志》。我国最早的目录书是《别录》。古典文献发生错误的类型有讹、脱、衍、倒。旋风装又叫做龙鳞装 。23．东汉蔡邕的《蔡中郎集》，题“汉左中郎将蔡邕伯喈撰”，“左中郎将”是官职，“伯喈”是字；三国魏曹植的《曹子建集》，题“魏陈思王曹植撰”，“陈”是封地，“陈王”是封爵名，“思”谥号；南宋张炎的《山中白云词》，题“西秦玉田生张炎叔夏”，“西秦”（今甘肃天水）是他的原籍，“玉田生”是号，“叔夏”是字。 正史中只有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为私人修撰，其余均是官修。辨伪的核心内容是考证认定图书文献形成的真实年代。纪传本末体创始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27、我国著录甲骨文第一书是刘鹗的《铁云藏龟》28、金文，又叫铭文、钟鼎文、彝器款识29、孙诒让是最早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其《契文举例》是我国第一部考释甲骨文字的专著。30、汉代人将《左传》与《国语》看作《春秋》的内、外传，认为皆左丘明所作。31、古书注音方式有直音，反切，注解术语读若、读如、如字。编年体史书代表作有《春秋》《左传》《资治通鉴》纪传体三史是指《史记》《汉书》《后汉书》东汉荀悦所编的《汉纪》全称《东观汉纪》，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官修国史，也是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史记》，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汉书》。古书一般格式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周南关雎古训传第一”是小题，列于上；毛诗是大题，列于此行之下。汉代人将《左传》《国语》看做是《春秋》的内外传，作者都是左丘明。38、文献文字在传写中脱去一字或数字，称脱文，也叫夺文、阙文。39、蜀本是指宋代四川地区所刻的书，字体多使用颜体。40、杭本是指宋代浙江地区所刻的书，字体多使用柳体。二、名词解释1、十家九流：「九流」是指： 儒家，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荀子； 道家，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 墨家，代表人物是墨子； 法家，代表人物是李悝、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韩非； 名家，代表人物是公孙龙、惠施、邓析子； 阴阳家，代表人物是邹衍； 纵横家，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鬼谷子； 杂家，代表人物是吕不韦、淮南王； 农家，代表人物是许行。 「九流」之上再加上小说家 (代表人物是青史子)，就是「十家」了。由于小说家只是道听途说，没有有系统的理论，因而不大受世人重视，所以不入流，只能称做「家」。2、本校法：就是将本书前后文字互证，比较其异同，从而断定其中的错误的校勘方法。在没有同书别本可以对校的情况下，采用本校法是一种较好的方法。历代校勘学家根据本书的上下文义，相同的词语，相同相近的句式，校勘出本书错误的例子很多。3、祖本：即初刻本，是最早成书刻印的版本，为后来衍生的同一著作各种不同版本的来源和依据。4、善本：是指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或学术价值较高的本子。5、写本：又称手写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是指非经制版印刷而由手写成书的本子，狭义的写本是指人们约定俗成的唐以前的本子。6、九经正义：为了统一南北经学，解决“儒学多门，章句繁杂”之弊，唐太宗命令孔颖达等人撰写《易》《诗》《书》《左传》《礼记》的义疏，书成名为《五经正义》。高宗时作为官府教材和考试取士的标准经说。后来又有贾公彦作《周礼疏》《仪礼疏》，杨士勋作《谷梁传疏》，徐彦作《公羊传疏》，合成九经正义。7、别集：是指汇集某一个作者所著多种文体作品为一书的文献著作，与“总集”相对而言。如《陆放翁全集》《韩昌黎集》《文山先生集》《杜少陵集》等。别集比较系统地收载了某一个作者的著作，所以这就为研究该作者的生平事迹和他的创作提供了较重要的材料，为研究所涉及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它对保存历史文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是编辑总集不可缺少的重要的依据。8、《十三经注疏》：宋佚名编，清阮元撰校勘记，嘉庆二十年（1815年）南昌府学刊本，中华书局1982年据原世界书局缩印本影印出版。十三经为儒家的经典著作，历代注疏本甚多，且单独成书。南宋绍兴间始有合刊本，共416卷。包括：《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周礼注疏》、《仪礼注疏》、《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春秋公羊传注疏》、《春秋谷梁传注疏》、《论语注疏》、《孝经注疏》、《尔雅注疏》、《孟子注疏》。9、十通：是指我国古代十部著名的政书，包括：唐代杜佑根据刘秩所编《通典》，宋代郑樵编纂的《通志》，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清朝的《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皇朝（清）通典》、《皇朝（清）通志》、《皇朝（清）文献通考》和清末刘锦藻所编《皇朝（清）续文献通考》。“十通”使我国几千年的古代典章制度有了系统完整的记载。10、三体石经：魏正始年间在石头上刊刻的经书。魏废帝齐王芳正始二年，按照古文、篆文、隶书三种字体刊刻儒家经典，故称三体石经或三字石经。其中完整刊立的有《尚书》《春秋》，未刊完的有《左传》。三体石经在古文字学和校勘学上都有很大价值。11、蜀本：宋代四川地区所刻的书，世称“蜀本”。蜀本特点是：字体多似颜体，字画肥劲朴厚，结构架势雄浑壮丽，版式疏朗悦目。版心大都是白口，左右双栏，没有耳子。版心下端多有刊工姓名。纸张洁白，校勘精当，可与浙本相媲美。由于在宋末元军进攻四川时大肆焚毁抢掠，因而蜀本流传至今，比浙本、建本要少得多了。蜀本中又可分为成都本、眉山本。
1901年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从新疆楼兰遗址采集到魏晋简牍，被看作是中国简牍现代考古发掘的滥觞。2001年8月在湖南长沙召开“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暨长沙吴简国际学术研讨会”，回顾20世纪简牍发现整理研究的历史，预示了21世纪简牍整理研究的强劲势头。值得注意的是，一批重要的简牍图书在2001年出版，成为新世纪中国简牍整理研究最辉煌的开篇。这里仅对其中最具原创性、基础性的五部书试作评介，这五部书是：《关沮秦汉墓简牍》、《龙岗秦简》、《敦煌悬泉月令诏条》、《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关沮秦汉墓简牍》 《关沮秦汉墓简牍》，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编，2001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 书中收录位于今荆州市沙市区关沮乡的清河村周家台30号秦墓和岳桥村萧家草场26号汉墓所出简牍：竹简416枚，木牍1方。 周家台30号秦墓，为原沙市市博物馆（今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前身）于1993年6月间发掘，是一座典型的秦代末期的墓，具体年代相当明确，在秦二世元年（前209）或稍晚些时间，墓主人是一名南郡府署的低级官吏。墓中出竹简381枚，木牍1枚，根据简的形制和内容可分成3组。编者将3组分别定名为《历谱》、《日书》、《病方及其它》。 第1组《历谱》简，包含秦始皇34年、36年、37年和秦二世元年等4份年谱，记载了49个月的朔日干支，其中有3年是连续的。这是难得的重要发现，填补了秦末汉初间历谱的空阙，为解开长期以来困扰学者的秦和汉初行用何种历法的疑团提供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书后所收著名天文学家张培瑜《周家台30号秦墓历谱竹简与秦、汉初的历法》，对此作了细致分析和初步探讨。秦始皇34年历谱，实际上也是一份墓主人该年的日记。它和尹湾汉墓出土简书《元延二年日记》一样，在预先编制成册的历谱上记事，所记之事逐一写于该日干支之下。记事内容基本为与主人有关的官吏任命、机构调整、出差行止等。其中记载的15个地名，是研究江汉地区历史地理的新材料。简文中出现了倒文，为破解《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的倒文之谜提供重要佐证。 第2组《日书》简，是继云梦睡虎地秦简、天水放马滩秦简之后秦代《日书》的又一次重要发现。主要内容有二十八宿占、戎历占、五时占、产子占、五行五子占等，因此这一组简也许定名为“占书”更加贴切。二十八宿占最引人注目，首列自当年八月至次年七月的十二个月月名及各月所值的星宿名，后接一幅画在26枚简上的图，再接详记北斗指向某一星宿时的占卜答案，最后讲关于如何操作的方法。二十八宿占图由两个同心圆构成，从中向外，依次记：表示东西南北中的十天干、表示所谓“二绳”“四钩”的十二地支，二十八时称、二十八宿名、五行中除土之外的其它四行名，大圆外记四方名。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天地合一的式盘平面图。它将一天完整地划分成28个时段，二十八时段的名称为：夜半、夜过半、鸡未鸣、前鸣、鸡后鸣、〖B322〗旦、平旦、日出、日出时、蚤食、食时、晏时、廷食、日未中、日中、日过中、日失、FDA1时、下FDA1、夕时、日〖B322〗入、日入、黄昏、定昏、夕食、人郑、夜三分一、夜未半。这是前所未见的新鲜资料，是对秦代记时制度的重要补充。二十八宿占所占事项有：狱讼、约结、逐盗追亡人、疾病、行者、来者、市旅、物色、战斗等。戎历占，也是首次面世的珍奇数术文献，其具体占法分两种。两种占法，均将一个月30天等分作5个单元来操作，但两种占法的每个单元内的组合结构有所不同。五时占，可与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的《日书》相对照。产子占也见睡虎地秦简《日书》。该组最后有一篇由3幅标着天干地支的图和有关五行、五子（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的文字组成的占书，当属式占地盘系统，非常值得重视。 第3组《病方及其它》，其内容除了几个治病偏方外，基本上是趋利避害、求吉禳凶的各种方术，与所谓《日书》性质相同，也是民俗学研究的宝贵文献。 萧家草场26号汉墓，为原沙市市博物馆（今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前身）于1992年11月间发掘，是一座西汉初年的墓，墓主身份为基层的乡里胥吏。出土竹简35枚，记载随葬器物的名称、数量，并有“方”等作为记号的文字或符号，所记器物有车马、奴婢、漆木器、铜器、陶器，大部分可与出土实物相勘验，是一份典型的遣册。值得一提的是，该墓所出部分漆器上有几十个烙印和刻划的文字符号。 该书以《关沮秦汉墓简牍》为题，发表全部简牍的照片、释文与考释。同时，书中收录了相关的两个墓葬发掘报告——《周家台30号秦墓发掘报告》、《萧家草场26号汉墓发掘报告》，内附大量照片、线图，书后还收有《周家台30号秦墓竹简编排顺序号与出土登记号对照表》、《萧家草场26号汉墓竹简编排顺序号与出土登记号对照表》、《周家台30号秦墓历谱竹简与秦、汉初的历法》、《萧家草场26号汉墓人骨观测》、《周家台30号秦墓、萧家草场26号汉墓出土木制品木材鉴定报告》、《萧家草场26号汉墓部分动植物标本的鉴定报告》作为附录，详细全面地提供了这批简牍的考古背景。本书将出土文字资料与文物考古资料密切联系起来，融为一个有机整体。这就有效地克服了以往同类出版物中文字资料与文物资料彼此脱节分离的缺陷，实现了文字学、文献学和考古学的相互渗透与结合，为提高出土文献整理研究出版的完整性、科学性作了成功的探索，具有独创性和示范性。 该书编者彭锦华在编撰过程中，集思广益，吸收了李学勤、李家浩、俞伟超、张培瑜等各方面专家的研究成果和意见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简牍学、考古学的新水平。《龙岗秦简》 《龙岗秦简》，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2001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收录1989年12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区博物馆、云梦县博物馆在云梦县城东郊龙岗地区发掘的6号秦墓出土的简牍：293枚竹简，1枚木牍，138枚残片。 简牍内容为秦代律令，是继云梦睡虎地秦简、四川青川郝家坪秦牍出土之后，秦代法律文献的又一次重要发现。它向世人第一次展示了秦统一后的法律文本。墓葬年代可以定在秦二世二年(前208)至汉高祖三年(前204)之间，与关沮周家台30号秦墓基本同时。这也是一座典型的秦代末期的墓。墓主人应是一个职掌云梦禁苑管理具体事务的小吏。关于这批简牍的资料，起先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区博物馆、云梦县博物馆的《云梦龙岗秦汉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0年第3期）和《云梦龙岗6号秦墓及出土简牍》（《考古学集刊》第8集，1994年12月）中披露，引起学术界一些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讨以后，中国文物研究所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胡平生、李天虹、刘国胜等联手对龙岗秦简进行了再整理。鉴于简牍质量较差而产生文字模糊的问题，首先利用复旦大学文博学院研制的“红外线读简仪”，重新释读简牍文字，解决了许多疑难，取得重要突破和进展，接着进行重新释文、缀合的工作。在充分吸取已有成果和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这本融整理和研究为一体的《龙岗秦简》。 书中刊载全部简牍的照片和简牍中除残简之外的摹本。考释部分首列释文，然后在每条释文之下分缀合、注释、大意、校证等项作整理研究。编者认为：龙岗秦简的内容有一个中心，即禁苑管理。简文应视为有关禁苑管理法律条文的摘抄，具体内容可分为三类：一是直接涉及禁苑的，二是间接与禁苑有关的，三是可能与禁苑有关的。按照这个思路，对龙岗秦简作了重新整理。显然，这是目前最为合理的编排。 书后附录汇辑了李学勤《云梦龙岗木牍试释》、黄盛璋《云梦龙岗六号秦墓木牍与告地策》、胡平生《云梦龙岗六号秦墓墓主考》、刘国胜《云梦龙岗简牍考释补正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等5篇论文，对龙岗简牍作专题讨论，尤其对木牍的探讨相当深入，十分精彩。 该书成稿后经裘锡圭、李家浩等审读，定稿时吸收了他们的意见。本书可以说从整体上反映了20世纪龙岗秦简整理研究的新水平。《敦煌悬泉月令诏条》 《敦煌悬泉月令诏条》，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2001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收录1990年10月至1992年12月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发掘敦煌悬泉置遗址时发现的“月令诏条”。这份“月令诏条”，原名为“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用墨书写在悬泉置坞堡北侧编号为F26房址的一面墙上。它由正文和标题两部分组成，各有一个由宽约25厘米的墨线绘成的栏框。正文在前，标题在后。正文101行，标题分两行书写。整个壁书长约222厘米，宽约48厘米，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定为国宝级文物。 从原文可知，这是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五月十四日由王莽奏呈、以太皇太后名义颁布的诏条。诏书五十条，按四时十二月次序书写。各条一般分上下两栏，上写诏条正文，下写解释文字。如第二条，上写“禁止伐木”，下写“谓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当伐者”。其中，春季20条（孟春11条、仲春5条、季春4条），夏季12条（孟夏6条、仲夏5条、季夏1条），秋季8条（孟秋3条、仲秋3条、季秋2条），冬季10条（孟冬4条、仲冬5条、季冬1条）。 “月令”一类文献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它是华夏先民进入农业时代以后，对大自然(包括时令气候、动植物生长繁育等)和人类生活、生产之间关系作长期观察体验所得出的经验总结，包含了许多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和真理，特别是其中顺应天时、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意识，至今具有现实意义。《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相传是夏代的遗书，可谓现存最古老的“月令”。敦煌悬泉月令诏条的发现，为认识研究“月令”文献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材料。同时，它也为《汉书·王莽传》平帝元始五年“又增法五十条”的记载找到了具体的考古实证资料。对于研究汉代社会历史来说，它独特的文物和文献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它与悬泉简牍一起被发现，实际上已与悬泉汉简融为一体。 书中收录敦煌悬泉月令诏条的图版、释文、注释及有关论文。在2000年第五期《文物》上首次公布了敦煌悬泉月令诏条的释文和1张照片，引起学术界极大兴趣和关注，但所提供的资料和研究存在严重缺陷。为弥补缺憾，取得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领导的支持，胡平生领衔编撰本书，得到裘锡圭、李家浩等帮助。 由于在拼合、修复原件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人为的失误 ，因此编者对原件照片及《文物》公布的释文重新进行认真鉴别、细致讨论，努力恢复其本来面貌，以便为学术界正确认识敦煌悬泉月令诏条提供一个尽可能真实可信的基础资料，体现了客观求真的学术规范和科学精神。 本书共收录原件照片6种，其中原始照片4种，修补本照片2种，最大程度保留了原件在整理过程不同阶段的各种信息。释文按原件行款写定，并加标点符号，保留除重文号之外的其它符号。注释做得相当细致深入，是本书的一个特点。在考订文字中，充分利用了6种照片，并结合对原件实物的直接观察，讨论修补本照片存在的问题，校订2000年第五期《文物》释文；在诠释内容时，兼顾原文行次和十二月份的关系，汇集有关“月令”的重要资料，包括《吕氏春秋》十二纪及高诱注、《礼记》、《月令》及郑玄注、孔颖达疏、《淮南子》、《时则》及高诱注、蔡邕《月令章句》等，进行比勘阐述。书末《附录》收有《敦煌悬泉置出土〈四时月令诏条〉研究》、《〈扁书〉、〈大扁书〉考》，对敦煌悬泉置遗址的概况和《月令诏条》的颁布背景、历史渊源、主要内容、发现意义等作初步探讨
可以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还有一些，历史背景。让人们充分的意识到当时的环境都是什么样子的。
帛书内容涉及战国至西汉初期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及科学等各方面，有重要学术价值，又可作为校勘传世古籍的依据。它不仅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汉代书法及书法演变、发展提供了珍贵的依据。如《老子》甲乙写本，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今本次序相反，其中的佚文是研究儒家学说和汉初思想的宝贵资料；另一部类似《战国策》的帛书，约六成不见于《战国策》，现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为研究战国中期合纵连横斗争的重要史料。马王堆帛书是汉代简帛文献最具重要意义的发现。此外马王堆道家文献出土之丰富，也可证实老学及黄老之学的主导地位。马王堆出土的这批珍贵帛书，确实是“道家学派的资料汇编”①。《老子》甲、乙本及《黄帝四经》之震撼学坛固不用说，新近帛书《系辞》之全文公布，可以看出它是现存最早的道家抄本②，而其他《易》说类的佚书《二三子问》、《易之义》、《要》及《缪和》、《昭力》等，则全都渗透着浓厚的黄老思想。
千年不腐的女尸和衣物，各种陪葬珠宝，还有当时的竹简，都是研究古代文化科技的重要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