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日书文献语言研究

1、《〈说文解字〉与同源词探索》，《说文解字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8月。2、《马王堆帛书文字考释》，《古汉语研究》，1995年第3期。3、《汉墓帛书字形辨析三则》，《中国语文》，1996年第4期。4、《汉字构形系统及其发展阶段》，《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5、《〈说文解字〉新证》，《古汉语研究》，1999年第3期。6、《马王堆帛书文字拾零》，《江汉考古》，1999年第3期。7、《<说文解字>版本考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9年第6期。8、《出土文献文字的整理》，《语言论集》第四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9、《秦简字词考释四则》，《中国语文》，2001年第4期。10、《战国楚简遣策的物量表示法与量词》，《古汉语研究》，2002年第3期。11、《汉代简牍遣策的物量表示法与量词》，《简帛语言文字研究》第一集，巴蜀书社，2002年。12、《<说文解字>版本问题》，《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五集，巴蜀书社，2002年。13、《张家山汉简字词释读考辨》，《语言文字学》2004年第2期14、《张家山汉简与<说文>合证》，《古汉语研究》，2004年第2期。15、《浣陵虎溪山一号汉墓竹简字词考释》，《语言研究的务实与创新——庆祝胡明扬教授八十华诞学术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16、《现代汉字三论》，《语言文字应用》，2005年第2期。17、《汉语言文字学发展研究报告》，刘大椿主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200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8、《马王堆一号汉墓竹简字词考释》，《简帛研究二00二、二00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9、《马王堆三号汉墓竹简字词考释》，《中国语文》，2007年第3期。20、《安徽天长汉墓木牍初探》，《古文字学论稿》，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21、《马王堆一号汉墓竹简的“牒”》，《语文研究》，2008年第2期。22、《简帛文献用字研究》，《西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23、《十二生肖来源新考》，《学术研究》，2008年第5期。24、《马王堆一号汉墓竹简的“牒”》《语文研究》2008/0225、《简帛文献用字研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326、《十二生肖来源新考》《学术研究》2008/0527、《周家台秦墓简牍释读补正》，《考古》，2009/02。28、《读孔家坡汉简札记》，《语言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3月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乙《汉代简牍·日书》第17号简原释文为： 行者得功，木者胜，□者不死·陷丙午未申酉戌·则以孝惠三年十一月辛巳夕生。 整理者陈松长注释说： “陷”即陷日，睡简《日书》中有陷日、臽日、窞日。其中陷日见于“除篇”，臽日见于“臽日敫日篇”，而窞日则一见于“除乙篇”，一见于“徐篇”。三者的具体所指并不一样。刘乐贤指出：“‘除篇’、‘除乙篇’、‘徐篇’都属建除家言，其具体内容虽略有差异，但都以地支记日，且相邻月份的对应地支也总是相邻关系。差别较大的是本篇（指臽日敫日篇）的臽日，采用的天支记日，显然与建除说大不相同。所以将臽日与陷日或窞日联系在一起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虽是四枝有关陷日的残简（晏按指十七至二十号简，详下），但其记日既有天干，如“陷己”、“陷庚”、“陷癸”，更有间以地支者，如“陷丙、午未申酉戌”，而且在书写上亦有差别，其中天干是单字较大，而地支附着于所划的曲线两侧，按照“臽日敫日篇”所记，“七月丙臽”，那“陷丙”所记为七月，再按“除篇”所记，“午未申酉戌”乃是二、三、四、五、六月的陷日。现此简将二者合书于一简之内，且月份相连，这是否意味着在汉初，陷日的记日已将天干和地支两种不同的记日法融在一起使用了呢？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i]今细按原照片，陈文所说“地支附着于所划的曲线两侧”之“曲线”，有上下两道，其“曲线”作上圆下尖之曲锥状，恰似人之手足未画全者。拿它与睡简《日书》甲种“人字”图对照，[ii]戌位于足下，申位于手下，未、酉位于手臂之间，午在手臂上。此简正是“人字”图秋冬图的右半部分。可见地支“午未申酉戌”是“人字”的一部分，与“陷日”无关。类似的图形亦见于马王堆帛书《胎产书》[iii]及香港年历和彝族择日文献《通玄大书》中，[iv]可见这一类择日术自战国末年至汉初以迄近现代，有一脉相承的发展线索，并未中断。 据睡简及帛书，此类“人字”图是用以占卜婴儿命运的数术，所不同者，睡简《日书》有占辞，曰：“人字：其日在首，富难胜也。夹颈者贵，在奎者富，在掖（腋）者爱，在手者巧盗，在足下者贱，在外者奔亡。”而马王堆帛书《胎产书》则无占辞。从本简残存情况看，当是只有“人字”图而无占辞，与《胎产书》相近。 简文的后半部“则以孝惠三年十一月辛巳夕生”，陈松长已正确指出“则”为人名，如此，则本条简文与“人字”是配合使用的，以“则”出生的时日与“人字”图对照以占断其命运之吉凶。十一月为冬，查睡简《日书》及马王堆帛书《胎产书》，其秋冬图“巳”正位于“人字”的首（头）部，按睡简《日书》占辞，则其人“富难胜也”，王子今释为“富的程度难以超越，难以匹敌。”[v]如此吉兆，当然值得在简书大书一笔了。 经过上述考索，可以看出本简约可分四部分：“行者得功，木者胜，□者不死”，是以五行生克占出行的吉凶。“陷丙”，讲陷日的安排。“午未申酉戌”是人字图的残留，“则以孝惠三年十一月辛巳夕生”，是对照人字图占“则”的命运流程。 本简中的地支既与陷日无关，则陷日的安排仍以天干为主。睡简《日书》甲乙种均有“臽日敫日篇”，甲种始自四月，乙种起正月，以乙种为例，臽日为：正月壬、二月癸、三月戊、四月甲、五月乙、六月戊、七月丙、八月丁、九月己、十月庚、十一月辛、十二月己。饶宗颐以为此臽日相当于睡简《日书》甲种“除篇”的陷日和乙种“徐篇”的窞日，即后世建除术中的定日。[vi]刘乐贤有很好的辨驳，[vii]刘信芳则更进一步申述，云：正月壬臽、二月癸臽者，是因为正、二月为春季，“壬癸”于日中代表冬季，冬季已过，故壬癸为臽，臽即陷。其余可类推。并说“三月戊臽”、“六月戊臽”、“九月己臽”、“十二月己臽”，戊己为中土日干，古人以中土方无定位，寄在四维，说明先秦已有土居四维的思想。三月末当春夏之交，六月末当夏秋之交，九月末当秋冬之交，十二月末当冬春之交，于方位正当四维。[viii]学问之道，后出转精，二刘氏之说可从。 香港藏简《日书》另有三支陷日简： ……妻寡，不可嫁女，出钱财，亡者不得·陷己（18） □见人，行水，除渠；以取（娶）妻，妻悍；利学人·陷庚·引月从日。（19） ……（爱）夫·陷癸（20） 按睡简臽日之规定，陷日癸在二月，庚在十月，丙在七月，己在九月或十二月。香港藏简的年代在西汉初年，以十月为岁首，则上述四简的顺序应为19号简（十月）——18（十二月）——20（二月）——17（七月），中间虽有缺简，但“人字”位于这几支简的最末，因之“人字”图的其余部分已亡佚不见了。 --------------------------------------------------------------------------------[i] 陈松长编著《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第20页，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年。 [ii] 睡虎地秦墓竹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01页图版，206页释文，文物出版社，1990年。 [iii]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马王堆汉墓帛书（肆）》第133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iv] 参看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第186～197页，文津出版社，1994年。 [v] 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第289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vi] 饶宗颐《云梦秦简日书研究》，收入饶宗颐、曾宪通合著《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第410页，中华书局，1993年。 [vii] 见文中陈松长所引，上揭刘乐贤书，第176页。 [viii] 刘信芳《日书四方四维与五行试探》，《考古与文物》1993年2期战国楚简 《日书》是古代日者选择时日，占断吉凶的实用手册，类似现今仍在港台地区民间流行的通书或黄历。近年来，在考古发现出土的战国秦汉简帛中，即含有大量的《日书》及相关的文献材料，计有：①湖北江陵九店楚简《日书》；②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日书》残片；③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甲乙种；④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甲乙种；⑤湖北沙市周家台关沮秦简《日书》；⑥湖北江陵岳山秦牍《日书》；⑦江陵王家台汉简《日书》；⑧湖北随州孔家坡汉简《日书》。 此外，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帛书、马王堆汉墓帛书、香港中文大学藏汉代简牍、甘肃武威汉简、居延汉简、流沙坠简、内蒙古额济纳汉简、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河北定县八角廊汉简、安徽阜阳双古堆汉简、江苏连云港尹湾汉简，以及敦煌卷子中也都包含有大量的相关文献，内容十分丰富，可与上述《日书》对比研究。 简帛《日书》涉及的年代从战国中晚期直到东汉晚期。仔细比较简帛《日书》，可以发现其中有些基本差异乃是由于历法的不同所造成的。比如，战国时期楚的历法是以荆夷为岁首，相当于秦颛顼历的四月(巳月)，在九店楚简《日书》中有一篇“建竷”术，就是以刑夷开始以“建日”为首的占术体系，但这个体系在纳入睡虎地秦简《日书》后，被改造为以“渜(惌)日”为首，以十一月(子月)开始的新形式。经过调整改造之后，楚简《日书》中的“建竷”和“结阳”就都被纳入到以秦系为代表的“建除”术中，并一直延续下来。楚系的“建竷”、“结阳”全都失传了。 不过，从《日书》的书写形态和表现内容看，不同时代的《日书》彼此之间的差别其实是很小的。它们都是根据自然的时间节律来安排人世间的生活，关注的内容都是日常生活中衣食居行、生老病死诸方面。尤其让人称异的是，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人字”，不仅见于香港中文大学藏汉简《日书》和马王堆帛书《胎产书》，还见于现今仍在港台地区流行的通书《轩辕黄帝四季诗》和彝族民间选择文献《玄通大书》，其书写形式和表现内容几乎完全一致。可见《日书》这一类东西，历经2000多年的时间洗礼，仍有其顽强的生命力，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经久不变的一面。 简帛《日书》的出土地域，主要在南方楚国故地和西北地区，前者多出自墓葬，后者多出自遗址。全国其他地区尚没有发现或发现甚少，但并不表明当时这一类东西没有流传，只不过当地的地质条件和地理环境不适合保持竹简和丝帛材料罢了。从已发现的不同地区的古代《日书》材料看，也是相同的方面远超相异的方面。我们试比较楚地楚简九店《日书》、楚地秦简睡简《日书》和秦地秦简放简《日书》，就会发现无论是在书写形式还是表现内容方面，三者都基本一致，几乎没有实质性的差别。这就说明，在秦统一全国之前，社会基层的文化面貌和民众心理，已经渐趋一致。过分夸大秦统一前的地区文化差异，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出土《日书》的墓葬墓主多为社会中下层庶民、士人和低级官吏。西北地区遗址所出《日书》简，也是屯戍士卒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实用文书。因此，《日书》所反映的是社会基层日常生活的实态，是我们研究社会史和日常生活史的基本素材。我国传统史学以王朝为中心、关注王朝的兴衰和统治上层的生活，对社会基层的历史、一般民众的生活注意不够。在研究明清及以后的社会生活史时，我们可以通过方志、私家著述和民间调查来弥补，但对战国秦汉时期的社会生活史，则没有这些便利。简帛《日书》的出土面世，大大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历史早期社会基层民众日常生活的认识。 《日书》文本结构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以天文历法为经，以生活事件为纬，共同交织成一幅日常社会的多彩画卷。《日书》涉及的天文学，可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有关实际天象或与天象有关的知识。在九店楚简《日书》中，有一篇《星朔》，专讲各月合朔所躔之二十八宿，类似的内容见于《淮南子·天文》。在睡简《日书》中，有一篇《玄戈》，依据玄戈、招摇等星每月在天空中的位置和指向，来占断人事的吉凶。不过，这一类记述，很多与当时的实际天象无关，而演变为一种以天象为依据的符号化体系。其二是有关历法的知识。《日书》的内容，多系于某月某日之下，以“时”序“事”。 而连续完整的时日的安排，有赖完善的历法体系。战国秦汉时期的历法非常复杂，不同的历法体系导致《日书》编排体系的不同。根据这些材料，不仅可以修正传统史书中关于“三正”和“六历”记载的讹误，而且我们发现，《日书》中还保存了大量的以二十八星宿记时的资料和以七日为周期的“星期制”，如果再联系其他考古发现，则可以对二十八宿的起源作出新的解释，对“星期制”传入我国的历史重新认识。 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观察，《日书》以“时”序“事”，将人事附著于天文，正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具体表现。《日书》占卜的内容，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即：“生老病死，衣食居行。”《日书》对一个人出生常常从时间、地点等各方面进行预测。比如，在流沙坠简中，有一条占文写道：“生子东首者，富；南首者，贵；西首者，贫；北首者，不寿。”这是依据生子时的方位占卜。睡简《日书·生子》篇则根据时日干支占卜。有一条简文说，庚寅这一天出生，“女为贾，男好衣佩而贵”。我们知道，屈原楚辞《离骚》称“惟庚寅吾以降”，屈原出生在庚寅这一天，而楚辞中有大量关于衣饰的描写，这恐怕不是偶然的。我们只要将《日书》中的这一类材料集中起来加以分析，就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民众对于一个人的未来的期待，以及对于个人事业是否成功的标准所在。 婚姻嫁娶是人生的另一大关节，《日书》中有关这方面的材料也十分丰富。在讲到是否适宜于嫁娶的时日时，往往还和历史上著名的神话传说联系在一起，包括禹娶涂山氏、织女与牵牛、女娲等等。而婚嫁的对象的容貌、品行，也常常是时人关注的焦点，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民众的择偶标准和日常审美观念。至于人的病老，更是《日书》中的重点，在睡简《日书·病》篇中，讲到人生病的原因时，有多处提到恶劣的环境和不良食品，可见当时已经有了环境卫生的意识。 在衣食居行方面，《日书》尤其重视居和行。九店楚简《日书》和睡虎地秦简《日书》中各有一篇《相宅》，讲居室房屋的环境选择，从中我们可以了解战国时期民居的基本形式，附属建筑物以及房屋与周边环境的关系。楚简《日书》多有宗教性建筑祭室、弼堂，秦简《日书》则多有与农牧业生产有关的圈、圂、囷、井，反映了楚、秦文化的一些基本差异。 《日书》基本上不涉及军国大事和公共事务，它关心的只是个人的生老病死和衣食居行，在讲述这些社会基层民众的日常琐事时，它并不是明白直接地道出，而是蒙上一层神秘的外衣，这件神秘外衣的根子就在于五行学说。透过五行学说的迷雾，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古人日常生活的律动。-html

自尹湾汉墓简牍部份资尹湾汉墓简牍料和释文在《文物》 1996年第8期发表以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包括日本、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国内学者的高度重视。当前已公开出版的有关专著五部和70多篇论文。论文的触角已接触到汉代生活的各个层面。一时间，尹湾汉墓简牍成了国内外历史界、考古界特别是简牍研究专家瞩目的焦点。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廖伯源先生，1997年初，才获见国内出版的1996年8月号《文物》，1998年7月，其专论尹湾墓简牍文书考证的专著《简牍与制度》已经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今年五月廖先生又利用尹湾简牍资料新出《秦汉史论丛》一本，约二十万字。其考证之精辟，速度之快，也是前所未有的。从文物的抢救、保护直至合作研究的全过程，得到了市县文化局诸位领导的关心和支持这是工作能够顺利开展的保证。尹湾汉墓简牍，从发现到成书出版历时三载，文易六稿。张政烺先生在鉴定书中的评价是：“从我 94年8月初见到这批文物照片到今年结集成书出版，时仅三年，是我多年来所见简帛书整理中速度最快的高水平的著作”，原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徐苹芳教授认为：“此书释文准确，达到当前的高水平。”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教授认为此书“在已有的关于汉代简牍释文和整理工作中，是一项高水平的成果，完全达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所要求的标准。”李学勤先生在《尹湾墓简牍》出牍鉴定会上指定：“这次《尹湾汉墓简牍》的出版，属于整理的成果。研究工作不是一代人两代人所能完成的。”是的，将这些资料公布于社会，为专家学者的研究活动提供第一手资料，促进历史和相关学科的发展，就是我们工作的目的和意义。另外，由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主编的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尹湾汉墓简牍综论》也于 1999年2月出版发行，其中收集了国内27位学者有关尹湾简牍研究的专论。1999年4月，由日本国社团法人日本书艺院，编辑发行的《尹湾汉墓简牍》，选取了尹湾简牍中有重要书法艺术价值的《神乌傅》等重要简牍，作为1999年日本书艺院展的特别纪念品，在日本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从《尹湾汉墓简牍》公开出版不到一年，利用尹湾简牍在汉史研究上有六大突破：1、校订《汉书》、补正史籍之突破： 《汉书》是研究汉史的信史之作。但在两千多年的转抄、点校和翻印过程中，由于人为的因素，传世典籍，递相传录，极易羼入后人的修改乱窜。《集簿》、《吏员总簿》、《设置簿》等簿籍中揭示的第一手资料，时人实录，原物原貌，原字原形，无窜改之嫌，因而填补了一些关键性的空阙，可以直接用来校订《汉书》，补正史籍，评判前人研究成果的有关结论。《集簿》中有关一些县的名称，可以用来校正《汉书·地理志》中一些县名的讹错。如“海曲”乃“海西”之误。“祝其”当为“况其”之误。“于乡”当为“干乡”之误。“兰祺”当作“兰旗”，“南成”当作“南城”。东海郡有：“平曲”，一为县一为侯国。有人或以为侯国之“平曲”，一为县一为侯国。有人或以为侯国之“平曲当作“曲平”，现在可以断定二平曲是正确的。《汉书·地理志》中有“朐有铁官”之记载。而《吏员总簿》和《长吏名籍》中东海郡下仅有下邳铁官之设，而伊芦有盐官，另有“郁洲”、“北蒲”两个盐官别治。这三地皆为朐地，可证《汉书·地理志》中“有铁官”当为“有盐官”之误。2、汉武库研究之突破尹湾汉墓简牍中《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的发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我国迄今为止所见有关汉代武库建设中时代最早、内容最完备的统计报告，而且是发现在内郡政府文书档案上，其文献价值更非同寻常。正如中国文研所李均明先生在其武库《初探》中所言：该报告“指标项目甚多，数列明确，对我们深入了解汉代武器装备的情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 集簿中开列的是一个郡武库中珍藏车马器及与其相配应的作战武器和其它装备。其中皇室器物与库存器物分列清单。皇室器物冠以“乘舆”，库存武备以“库兵车”统称。其中库存武备之数量足以惊人，两项合计，“凡兵车器二百四十二千三百二十六万八千四百八十七”。东海郡武库当为国家设在内郡的武库之一。《汉书·成帝纪》如淳注引记载：“北边郡库，官之兵器所藏，置令。”汉代不仅在长安，洛阳建直属中央的国家武库，而且在边郡、内郡分设武库。从集簿中档案记录来看，东海郡武库有两个特点，一是库存量大，如弩的总数即达 537707件，矛的总数达52555件，有方（戈类兵器）达78392件。仅以此三顶足可装备50万人的军队，远远超出一郡武库之所需。二是该武库不属东海郡管辖。因为在东海郡吏员总簿或吏员设置簿都未见有“库令”的设置，因而可以断言，东海郡武库是国家设在东南沿海的直接受中央管辖的国家武库。3、西汉上计制度研究的突破尹湾汉简中《集簿》的发现为研究两汉时期的上计制度提供了迄今为止第一份实物范本，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居延汉简、敦煌汉简中各种簿籍可谓大量发现，但还没有县、郡级上计文书的发现，因此尹湾《集簿》就更为珍贵。所谓上计，即由地方行政长官定期向上级呈报上计文书，报告地方治理情况。县令长于年终将该县户口、垦田、钱谷、刑狱等，编制为计簿。从尹湾出土的实物看，它的准确名称应为《集簿》。呈送郡国，郡国再由计吏根据各县的集簿分类统计，再编制郡国向中央上报的集簿，由上计吏专程送长安，上报中央。朝廷据此考核、评定地方长官的政绩。这种制度至西汉已十分完备，并有专门刑律《上计律》来保证上计制度的规范实施。关于上计具体内容，过去从未见过完整的范本，研究者只据胡广《汉官解诂》所言，为“户口、垦田、钱谷出入、盗贼多少”等几项。而尹湾汉墓中出土的 1号木牍是2000年前西汉晚期东海郡上计的原始资料，即使不是原件也是上计的副本，凿凿可信。《集簿》的木质为侧柏，长7厘米，宽6厘米，厚25厘米。正反两面书写，正面12行，反面10行，约700字，草书墨写。 这 700字22项的统计，就是东海郡向中央上计的完整的内容实录。看起来是一组组枯燥无味的数字，而正是这一组组数字，具体地反映了西汉晚期社会形态的各个层面，再现了西汉时期人民的多彩的社会生活的画画。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惊奇、浩叹。他们从这一组组数字里获得了汉代人透露的历史信息；他们从这一组组数字里汲取起无数的源泉，流淌出一篇又一篇的宏文巨制。4、西汉政治制度研究的突破西汉政制定度研究的范围很广，包括政府机构的组成及其运作，法律制度的建立及其应用，军事制度的形成及其变化，文化教育制度的设施及其影响等。汉代职官制度的研究，以往多注重于文献，大多没有跳出《汉书·百官表》、《后汉书·百官志》、《汉旧仪》、《通典》等一些古籍中关于汉代职官设置的记载。而且多侧目于中央政权中的职官设置，最多到郡县职官设置。自居延汉简、敦煌简牍等一些边郡档案文书出土以后，汉代职官制度、政治制度的研究向更广阔的领域发展，成果丰硕。自 60年代始，台湾严耕望先生力致于汉代地方行政治制度的研究完成了系统力作《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将汉代政治制度的研究推向深入，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史学界所推崇。但囿于文献，新的考古材料的阙略，使许多问题，诸如亭制、乡里等机构问题也未能作深入的探讨。翦伯赞先生在其《秦汉史》著作中对西汉盐铁官的设置从郡官以下即语焉不详，甚至有所臆测。自王毓全先生《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一文发表后，聚讼纷纭，论争近三十年。而尹湾汉简一出，各项簿集中的有关记载，条理分明，系统有别，多年的论争问题开始明朗。新的史料，为秦汉史的研究拓了新的渠道，提出了新的课题。5、西汉术数类简牍研究的突破术数作为学科的类目，始于西汉。《汉书·艺文志》载：“（刘）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录，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术数类包括天文、历谱、五行、龟占、杂占、刑法等。尹湾简牍中发现的术数类简牍，有如下几种：一是记于木牍之上的《元延元年历谱》、《元延二年历谱》、《元延三年日书》、《神龟占》、《博局占》；二是记在竹简上的《刑德行时》和《行道吉凶》。《元延元年历谱》和过去出土的西汉历谱相对，其最突出的价值在于其一年中的四时八节、伏、腊、祭日记载齐全，为过去居延简中发现的历谱所未见。为我们研究西汉的历法又提供了一份完整的实例。对于纠正《万年历》中的错讹将起到直接的校正作用。对于重构西汉朔闰表及历式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6、《神乌傅》与文学史研究的突破《神乌傅》是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中唯一的一件文学作品。它写于 21支宽简上。出土时顺序散乱，其中18支书写正文，一支书写标题，一支字迹漫漶不清，所记或为此赋的作者或为抄写者。另有一支素面简。“傅”在汉代是“赋”的通假。《神乌傅》是创作于西汉晚期一篇佚赋，全文约 664字。它讲述了一个十分动人的禽鸟故事。这是一篇亡佚两千多年的非常完整的汉代俗赋，其风格和以往传世和新发现的一些属于上层文学上的汉赋相比，无论从题材、内容和写作技巧来看，更接近于民间文学。此赋以四言为主，用拟人化手法，讲述乌、鸟争巢的故事，与曹植的《鹞雀赋》和敦煌发现的《燕子赋》四言为主的写法如出一辙。它的发现把这种俗赋的历史提早了2000多年，这在古代文学史上特别是赋的研究上，大大地丰富了古代俗赋的研究内容。《神乌傅》的发现价值不可低估。它为汉赋增添了一个新的源头，它补充了古代禽鸟寓言文学系列中的又一个实例。使人们对这一类文学现象，从产生发展延续、变化的过程中有了一个更系统的认识。通过对《神乌傅》源流的观察，起到举一反三，提高人们对古典文学某些主题、题材、意象的产生、发展、继承嬗变的兴趣，从中总结出某些艺术思维的经验与教训，这也是一种新的文学研究的视角。《神乌傅》是我国古代文学史资料的重大发现。补了费振刚先生主编的《全汉赋》的一个空白。更为重要的是《神乌傅》的发现与发表给文学史家一个新的反馈。研究文学史不能孤立地去注意文学现象，更要注意考古资料的新发现。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曾出土《唐勒》佚赋的残简，安徽阜阳双古堆曾出土《楚辞》及辞赋的残简以及东海尹湾《神乌傅》的发现，将把西汉赋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里程。“文史一家”文学和历史双双携手，将会开辟出文学研究的新天地。这批简牍作为西汉末年内郡政府的文书档案，其细致性、完整性和系统性的确为过去所发表的五类汉简（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罗布泊）中所仅见。这批文书档案出自一个确切纪年、明确身份的西汉东海郡功曹史师饶的墓中。文书档案，包括私人文书和汉赋佚篇都是墓主人生前特定地位应该掌握占有或保管收藏的档案和资料，完全可以排除随意制作的可能性。而作为陪葬品带入地下，不仅是汉代葬俗的反映，而且为了希企其仍然具有位宠职高一如生前的地位。因而又确立了这批简牍的科学性和可靠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尹湾汉墓简牍的学术价值是不可低估的。它对于秦汉史、中国政治制度史、档案史、军事史、术数史、文学史、书法史、简牍史以及古籍整理和档案保护技术的研究，都将提供全方位的第一手资料。北大裘锡圭先生说：“对尹湾汉墓的简牍怎样评价都不过份。”尹湾汉墓简牍区区 4万余字，但文献价值极高，等待专家学者的继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