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商业画中女性形象的变迁与社会研究

一、民国商业画中女性形象变迁与社会解读

（一）民国初年含蓄、内敛的知识女性形象

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兴起，有知识、理想和抱负的新青年形象深入民心，这一时期的商业画中女性常常手握书籍，表情淡然、内敛，隐约透出书卷气，人物形象既符合当时中国传统审美理想和道德判断，又是有知识的进步新青年的代表。例如画家郑曼陀的早期作品中反复出现女性读书、弹琴、郊游、远足的场景，反映了当时社会思想观念的开放和对女性教育的重视。与民国初期商业画中的“知识女性”不同，中国古代仕女画中的女性形象大多婉约柔美，仕女画题材多包含对女性的规范、劝诫、驯化、教导等内容，如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烈女仁智图》等，兼具教化性和观赏性，女性被赋予贤良淑德、纯洁贞烈等特征，社会也极力宣扬女性这种品质，反映了封建社会男权政治对于女性审美的操控，女性作为“他者”成为被欣赏被约束的对象。民国初期商业画中的知识女性形象与古代仕女画相同之处，在于大多积极表现传统“古典美”，即人物形象包含规范、理性、含蓄、婉约、典雅、内敛等内涵。尽管民国初期的女性并未完全获得精神的自由和经济政治上的独立，但社会思想观念的开放使得女性的生存空间相对宽松，理想化的女性形象反映民国初期市民阶层略微保守的文化心态。由于其商业画的性质，这一时期商业画中知识女性形象大多具有普遍性和类型化特征，呈“娴静素雅之态”，同时具有观赏性和商业性特征。除了作为新青年代表的“知识女性”标签以外，其他个体身份指向模糊。

从图1可以看出，一对一类型占有对应要素的一半以上，由此可见在共同表达的要素中，大部分要素是存在映射关系的，这也是军民基础地理信息分类代码标准融合的一个基础。

（二）民国中期被“物化”的女性

到了民国中期，中西方文化交流频繁，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的逐渐渗透，社会关系的变化影响着市民阶层的审美心理。这一时期绘画作品先后出现两种女性形象：都市摩登女郎形象、海派文化主导下媚俗的裸女形象。两种女性形象反映了社会商品化的进程，物欲横流的社会更加追求“视觉经济”带来的经济效益。女性形象逐渐被“物化”，是商品消费的组成部分，成为商品消费的载体。这一时期出现很多职业女性，如纺织女工、播音员、电话接线员、剧场女演员等，女性社会角色类型多样化发展。这些时尚女性大多卷发，穿旗袍、着高跟鞋，肤如凝脂，体态婀娜，情绪欢快，妩媚动人。如画家杭穉英笔下的旗袍美人，就成为当时的流行风向标。“仕女画家在表现女性美的同时试图剔除‘欲’的成分，以达到理与美的平衡，仕女画在弱化女性、压抑女性方面进行了种种改造”[1]。此时商业画中的女性形象追求的美不同于仕女画中的“理想美”，虽然这一时期的女性仍是男权社会的附属，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她们渴望获得更多独立社会身份的愿望。追求身体自由与自我解放，以及对西方生活方式的认可，也反映出民国中期社会文化的宽松氛围及男性社会对于女性审美标准的改变。

“海派文化”是一种都市文化，兼具市民性和商业性双重特征，商业画中出现媚俗香艳的裸女形象与海派经济文化发展不无关联。海派文化以追求通俗性、趣味性、消遣性、娱乐性和享乐性为特征。这些媚俗香艳的裸女形象坦胸露乳、表情魅惑、衣着暴露，颠覆了传统中国绘画中婉约、典雅、矜持的女性形象。与商品消费相结合的民国商业画中性感裸女形象逐渐脱离社会现实，女性成为被消遣、被消费、被赏玩的对象。彻底商品化的结果，导致这一时期商业画艺术价值的缺失，带有享乐主义特征。

（三）民国中后期英雄女性形象

纵观整个民国历史，可谓内忧外患，民族矛盾尖锐。此时出现了一批隐喻爱国情怀的商业画，如杭穉英的《木兰从军》，画面通过木兰从军的故事表达了保家卫国的民族情怀和坚信革命必胜的自信。另外，还出现了一批类似宣扬民众抗战意识题材的商业画，如谢之光与周柏生等合作的《木兰荣归图》、杭稺英的《梁夫人击鼓抗金图》等，画面中的女性身着戎装，英姿勃勃，通过对女性英雄事迹的歌颂，将商业艺术上升到民族精神的高度。同时，由于外国资本的入侵，在商业画上绘出深入人心的民族英雄女性形象，有利于提醒消费者支持民族产业，从经济角度兴国安邦，也从侧面看出当时的民族企业有号召民众齐心抗日、唤醒人们抗战意识的作用，具有进步意义。

（四）民国后期健康、活泼的运动女性形象

民国商业画中的女性形象基本囊括了对女性理想化和外表美的追求，同时兼具商品化和观赏性等特征。强调理想美的结果，必然导致外表美，外表美为其主要特征，具备可观赏性，其商业性才能付诸实施。其区别于传统仕女画的，是它不具备“成教化，助人伦”功能，不包含对女性的教化、训诫和规范功能，而是承载更多的商业价值。同一时期商业画美女外在形象大同小异，对女性服饰妆容等描绘有趋同性特征，过分强调外表美和迎合市场需要，导致对女性内在精神诉求的忽视，让人很难看到具有丰富内心世界的女性形象，以及处在不同社会阶层中的女性真实的生存状态。从艺术表现上来比较，中国传统仕女画中女性的情感多是“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内敛、含蓄，表现古典美，包含着中国传统艺术审美观。民国中晚期受西方文化艺术的影响，商业画中女性的情感外露而直接。由此可见，民国商业画无论是技法表现、审美特征，还是人物情感表现，都融合了中西方文化特征，杂糅了社会、文化、经济等因素，是中西合璧的产物。

二、民国商业画中女性形象嬗变的历史背景

商业画的盛行是民国世俗生活的需求，也是商品市场的需求，经济模式的变更必然引起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市民经济的繁荣带来思想解放的先声。但在思想解放旗帜的掩护下，艳俗广告画大行其道，民国中期商业画中出现的媚俗香艳的裸女形象，就反映了当时社会奢靡享乐风气。商业画的美女形象，本质上反映的是男性审美与世俗要求，由于其杂糅了商业价值，多为男性目光过滤后的女性形象，追求外表美同时忽视了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内在精神”需求，从而缺乏真实特征。即便如此，从民国商业画中女性形象的变迁，可以看出社会变革带来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的逐渐觉醒，以及社会地位的提高。

民国商业画中的女性形象嬗变，是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相互间复杂作用的结果。由于商业画追求的是“眼球经济”和利润的最大化，所以，整个民国时期的商业画中不同的女性形象，都脱离不了对女性“形象美”的描绘，“当漂亮成为衡量女性价值的尺度，女性形象便渐渐脱离了生活的真实和作品的内在规定性”[2]。商业画的消费对象大多为男性，如烟草公司商业画，取“香烟”与“香艳”谐音，画中女性袒胸露背也就顺理成章，成功吸引受众眼球，产生视觉经济效应。此外，商业画中所描绘的对象多为中上层社会女性形象，她们或雍容华贵，或清丽脱俗，成为时尚的代名词。画面大多描绘歌舞升平，繁荣太平的盛世景象，描绘的是理想的真实，而非生活的真实。即使在民国中晚期出现“木兰代父从军”“木兰荣归”等利用中国传统故事中女性英勇、自强、独立、无畏的形象来隐晦地宣传民族抗战精神，但就商业画整体而言，社会底层劳动妇女身份缺失，人们很难从商业画中看到真实存在的苦难中的中国劳动妇女形象。从这一层面而言，商业画在传播女性“形象美”的同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有掩盖社会现实、粉饰太平的成分，较少关注社会底层女性的真实生存状态。

三、民国商业画中的美学价值及局限

在民国晚期的商业画中，可以看到骑自行车、打网球、骑马、游泳等女性运动的场景，反映了女子体育运动的兴起与发展。西方价值观的强势渗透，西方文化主张“天赋人权论”，鼓励民众强健身体，女子教会学校开设体育课程，社会提倡男女平等，摒弃封建礼教陋习。通过商业画里运动中的女性形象，可以看到女性为追求身体解放、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而付出的努力。从社会角度来说，上层社会对西方文化生活的向往表现在推崇体育运动上。抗战爆发后，“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女性作为独立的个体投身革命，强身健体成为一种必要。尽管这一时期商业画中的女性形象仍依附于商业价值，但反映了当时社会与文化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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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王宗英．中国仕女画艺术史[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

中华政制作为中国自生政治制度，传承数千年，对东亚地区有着深远影响。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政制虽然已非现实存在，但在今日仍有文化影响与借鉴意义。

[2]金一虹，刘伯红．世纪之交的中国妇女与发展[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