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家族：奉公爱国 以学齐家

他是“中国西学第一人”，率先将西方先进的思想通过译著引进中国，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也是我国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观念振聋发聩，为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指明了方向，并影响至今。

井下大型贯通加测陀螺定向边的重要性及其精度分析……………………………………………………… 李孝茂（1-53）

他一生奉公爱国，勤勉治学，以教育救国为己任，先后出任北洋水师学堂校长、复旦公学校长、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殚精竭虑，苦思良策。

他就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严复。

在严复的影响下，严氏家族成员的血液里始终涌动着不变的忧患意识和热烈的爱国情怀，勤学勤思、敬业乐生、学贯中西、爱国奉公始终是严家子孙的处事原则，令人敬佩！

严复：西学先驱　翻译泰斗

继代培养过程中2.0 mg/L 6-BA和0.10 mg/L NAA组合培养基上长出了根，对组培苗驯化，将其移栽到自然环境中，有1株和其他香龙血树明显不一样，在叶片上出现了金边(图5a)，而野生型植株叶色表现全绿(图5b)，可能是体细胞变异，使香龙血树表现型出现了差异，虽然市场上已经有金边香龙血树，但该研究中的金色叶缘变异和现有的金边性状还存在很大差异，可能是一种新的变异类型。这种变异产生的原因是否属于可遗传的变异，以及后代能否100%保持这种变异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生平】

幼年失怙　自强不息

1854年1月8日，严复出生于今福建侯官县盖山镇阳岐村的一个中医世家。严复祖籍福州，其父继承祖业，在乡间做游医。幼年时期，他聪明早慧，其父将其送入私塾，希望他能通过科举考取功名。

李陆峰手心暗暗出汗，却不能转身面对这伙手持棍棒之人，因为他的身侧，还有那难看的马车。他认定，这模样古怪的马车，才应是重点戒备的对象。

严璩在上海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只租了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与一妾同居，生活主要依赖沈葆桢之孙、当时担任英美烟草公司总经理的沈昆山接济。上海沦陷后，接济中断，严璩无力撤往内地，滞留上海，被日寇盯上，一群汉奸打算拥他出来做伪财政部长。他们有意接近严璩，先是装出崇敬无比的样子，来看望严璩。尔后，又想从经济上拉拢严璩。他们借口有个朋友到内地去，留下一幢花园洋房，愿意借给严璩住。严璩不知是计，就搬进洋房。接着汉奸与日寇轮番来动员严璩出任伪财政部长，严璩不从。日寇见利诱不成，就以死威胁。严璩仍誓死不从。

严复12岁时，遵从父母之命，娶王氏为妻。但在他十四岁的时候，福州突发了一场霍乱，作为医生的严振先在抢救霍乱病人时被传染身亡，全家一下陷入困顿之中。面对前来吊唁的客人，严复连连哀叹：“肩不能挑，手不能执，怎么办？怎么办？”

  

严复

  

严复译著《天演论》

  

严复雕像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观严复故居

最后，严复在父亲生前病人的资助下才办完了丧事，卖光家底后，欠债还没还完。严复不得已，终止了自己的学业，孤儿寡母的生活陷入困境。

根据不同水平段长度累产油量数值模拟结果，随着水平段长度的增加，单井累油量始终呈增加趋势，但增幅逐渐变缓（图4）。另外，根据完井压裂对水平段井筒质量的要求（要求水平段全角变化率＜6°／（100m），井眼扩大率＜5%），完井工具的顺利下入要求轨迹自A至B靶点为单斜构造形态（图3）。义123块呈“锅底状”构造，将区块划分为两个井区部署，综合考虑储层展布范围及A靶点中靶厚度要求，设计水平段长度为900～1 700m。

作为家里唯一的男人，严复上有寡母，下有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妹妹，全家人的希望都在他一人身上。他四处投石问路，恰巧这时，左宗棠在福州创立的船政学堂招考学生。船政学堂初名“求实堂艺局”，这个学堂以较好的经济待遇吸引了像严复一样家境困难的读书子弟：凡考取者，饭食及医药费全部由学堂供给；每月俸银四两，还有奖学金,五年毕业后可进入水师领工资。

当时的正途是考科举，人们对于新式学堂大多不屑一顾。严复为了生计，还是报考了船政学堂。

覆盖层是岩溶塌陷产生的物质载体，既是岩溶塌陷的破坏体，又是抵抗岩溶变形塌陷的重要组成部分。覆盖层厚度越薄，岩溶塌陷越发育，分布密度也越大。覆盖层厚度越厚，地下水潜蚀路径越长，土洞扩展到地面的时间也越长，自身容易达到应力平衡，越不容易发生塌陷[11]。据高密度电法测量，研究区东、西侧山沟第四系覆盖层厚度1～8 m，从钻探情况看，表层覆盖层厚度在1～5 m内。

高职院校校友工作多是以学校需求为主导，开展校友值年返校、校友讲座、校友捐赠等活动，重“索取”、轻“交互”。而与校友企业开展人才培养、社会培训、技术服务等合作，既可以提升母校人才培养质量、社会服务能力，也可以为校友企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从而实现学校与校友企业共赢发展。

考试题目是新任船保大臣沈葆桢所出，也许因为丧亲丁忧的缘故，这个名为《大孝终身慕父母论》的考题使丧父不久、刚经历了双亲生离死别的严复，不免触题生情，有感于怀，下笔如有神，笔端流露了对亡父的哀思，以及对母亲含辛茹苦养育自己的感激之情。他挥笔成章，写下了一篇文采斐然、声情并茂的文章。此文很得沈葆桢的赞赏，被评为笔试第一名。

严复顺利入学，得到了食宿全免，每月有四两白银补贴的学习机会，同批录取的还有林泰曾、刘步蟾、方伯谦等人，不久后，邓世昌也被招了进来。在船政学堂的几年里，严复系统学习了英文、代数、几何、电磁学、光学、热学、化学、天文学、航海术等几十门课程。

严复倍加珍惜进学堂的机会，刻苦勤奋，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同治十年，在学校举行的理论课结业大考中，严复考了最优等的好成绩。

因小儿肺脏娇嫩，感冒之后，易兼夹痰证而出现咳嗽加剧、喉间有痰、舌苔厚腻，此时可口服肺力咳、百寿丹等。不过，出现这些症状时需要与气管炎和支气管肺炎相鉴别，还请及时就医，以免延误病情。

1871年5月，严复以最优等成绩毕业于航行理论科，与同学联名写信给学校教习，表明心迹：“生等愿尽所能为国效劳。”随后他上舰实习，开始了自己的军人生涯，直到1877年被清政府选派出洋留学。

在英国留学期间，严复看到了别的国家的繁荣发达，回顾落后贫穷的祖国，他陷入深深的反思。他认真考察着英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对英国得以崛起的思想根源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求得答案而热切地探索着……资本主义的政教文明在他脑海里扎根，君主立宪、自由平等及达尔文、斯宾塞等的进化论思想，更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英国期间，一件事情对严复刺激很大。有一天上课，内容是让学生们挖军事掩体，要求在一小时内挖出一个深三尺左右的壕沟，每人发了一把铁锹，教官自己也拿了一把一起挖。等时间一到，教官的早已完成，其他学生完成了一半，只有中国学生挖得最慢，而且累得筋疲力尽。

这件事让严复意识到中国人在体能上的落后，根源则是教育方式和生活习惯的差异。赴英之初，他和其他同学一样，希望尽最大可能学习西洋人的技术。但很快，严复的兴趣和视野就不再局限于指定的海军专业，他在课余经常阅读有关哲学、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著作，开始从制度层面及价值观念上探寻西方富强的奥秘。

在英国留学期间，督办福建船政的吴赞诚在给朝廷的奏折上这样评价严复和他的同学：“该生徒等深知自强之计，舍此无可他求，各怀奋发有为，期于穷求洋人秘奥，冀被国家将来驱策，虽七万里长途，均踊跃就道，他日或能蔚成大器，共济时艰。”

1879年7月，严复从格林威治海军学院以“考取头等毕业”，随后回国。

仕途蹭蹬　幡然觉醒

严复回国时，正值日本吞并中国藩属琉球，改名为冲绳县。1880年，他被调到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教，看到日本海军不断强大，而中国国内腐败横行，不禁忧心如焚。

1894年，严复给曾在清朝担任内阁学士的陈宝琛写了一封信，赞赏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的勇猛抵抗：“同学诸友，无不见危授命。”同时，严复批评李鸿章用人不当、私心未净，觉得这是海战战败的原因之一。信中他这样评说时局：“所最可痛者，尤在当路诸公，束手无策，坐待强寇之所欲为。”严复认为，当时的朝廷不懂洋务外交，坐井观天，夜郎自大，遇到事情不免像盲人一样掉入深井，不知头绪，这是战败的又一因素。

严复任总办的北洋水师学堂曾被时人推崇为“实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舰之本”。作为一所新式海军学校，该校20年间为社会培养了许多人才，如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以及北洋大学教务提调王劭廉、著名翻译家伍光建等。

但严复在官场始终未被重用，其原因在于他的抱负、见识与朋僚志趣、官场积习格格不入，以至被李鸿章猜忌，不予提拔重用。

而与此同时，严复对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也不满意。他不相信李鸿章所举办的洋务事业能救中国，认为他们所谓的“富国强兵”之道，不过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根本无法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他始终认为，必须从政治制度与思想观念上效法西洋，才能致中国于富强，免于灭种亡国。

在中日甲午战前，封建保守势力依然十分强大，朝廷用人首重出身于科举功名者，对无科举身份的人或留学外洋者则另眼看待。这无疑给严复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使他不得不在而立之年三番五次地经受科场煎熬之苦。尽管他深为“仕宦之不达”而感慨万千，但还是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但两次应试，均以失败告终。他借科举来登上政治舞台，以实现政治抱负的愿望也落空了。

本研究中的60例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免疫球蛋白增加和正色素性贫血，骨髓细胞形态学结果主要表现为异常浆细胞增生，且出现质的改变。

环境的压抑，空气的沉闷，使严复的孤独感陡然倍增。然而，严复毕竟是一位爱国的有识之士，并未因仕途上的屡屡失意而完全消沉，而是把大量精力放在对西学、对救国之道的孜孜追求上。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严复昔日船政学堂和留学英国时的同窗好友或战死，或自尽，让他悲痛欲绝，激愤不已。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洋务派苦心经营的自强求富的事业毁于一旦，一个泱泱大国不仅败给了一个蕞尔小国，而且还被迫签订空前的屈辱条约，这直接导致了帝国主义列强更加疯狂地侵略中国，新的一轮瓜分殖民地的竞赛在列强之间展开。在这种情况下，救亡图存的问题摆到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面前，同时也给严复带来巨大的心灵创伤，他在给吴汝纶的信中说：“尝中夜起而大哭，嗟呼，谁其知之！”他发表了《论世变之亟》等一系列政论文章，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文化，一再大声疾呼救国维新，改造社会，救亡图强：“呜呼！吾辈一身无足惜，如吾子孙与四百兆之人种何！”

严复的到来，给北洋水师学堂带来了西方现代海军管理思想和教学理论。由于他对待工作认真负责、教育教学工作管理有方，因此他由总教习(教务长)、会办(副校长)，一直升至总办(校长)。

同年11月7日，大连被日军攻陷，严复彻底被打醒了。在残酷现实面前，他找到了战败的根本原因，就是清朝官僚政治的腐败。在给陈宝琛的第三封信中，严复认为“北洋海军不败自废”。在他看来，朝廷用人不明，平时不留心济世之才，到了危急时刻，更是乱了阵脚，不知道可以用什么人。真正重权在握的“庸奴”却无策可施，国家的灭亡，便在情理之中了。

译著救国　积极办学

在没有政治实力、无法实现其救国主张的情况下，严复采取了以译著的方式来达到警世的目的。

严复积极投入到爱国救亡运动和思想启蒙宣传之中。他翻译了诸多西方名著，向国人介绍了大量域外新知，对中国近代新文化建设做出多方面的重要贡献，成为倡导近代新文化的奠基人之一。报国无门的苦闷让他开始埋头于翻译工作，译著也凝聚着深厚的爱国感情。

空压机就位→安装通风管(通风管末端安放在采空区顶板处)→料斗就位→送压、注砂→停机、量测→拔出通风管→安装砂泵→充填→封堵孔口。

1897年，严复创办《国闻报》，他先后发表了《驳英泰晤士报论德据胶澳事》《论胶州章镇高元让地事》等文章，猛烈抨击列强的侵略行径，以及中国官僚的腐败无能和丧权辱国。

“百日维新"失败后，沉浸在巨大悲痛中的严复，专门作长诗《哭林晚翠》，悼念“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表达了对维新派的深切同情。

严复是一个反对顽固保守、力主复法的维新派思想家。他不仅著文阐述维新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而且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时代必进，后胜于今”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严复信奉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的庸俗进化论。这是他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慧之强，三曰德性义仁之强。”他幻想通过资产阶级的体、智、德三方面教育增强国威。“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谓鼓民力，就是全国人民要有健康的体魄，要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恶习；所谓开民智，主要是以西学代替科举；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倡导“尊民”。严复要求维新变法，却又主张“惟不可期之以聚。”“除而不骤”的具体办法就是要通过教育来实现，即在当时的中国，要实行君主立宪，必须开民智之后才能实行，总之，“教育救国论”是严复的一个突出思想特点。

严复疾呼必须实行变法，否则必然亡国。而变法最当先的是废除八股。严复历数八股的危害，主张多办学校，他曾论述西洋各国重视教育，对“民不读书，罪其父母”的强行义务教育表示赞赏。因为中国民之愚智悬殊，自然不能胜过人家。

基于这种思想，严复对办学校是积极的。他除亲自总理北洋水师学堂长达二十年外，还帮助别人办过学校，如天津俄文馆、北京通艺学堂等。严复要求建立完整的学校系统来普及教育，以“开民智”。

此外，严复还很重视妇女教育。他对当时上海径正女学的创办大为赞赏，认为这是中国妇女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开始，也是中国妇女自强的开始。他从救亡图存的目的出发，认为妇女自强“为国致至深之根本”。他还主张妇女应和男子一样，在女学堂里既要读书，又要参加社会活动，这也是他在妇女教育方面高出一般人之处。

1905年，孙中山由美洲到达英国，特意去拜访严复，二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严复回到上海后，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

“义和团运动”发生后，严复离开天津水师学堂，先后任天津开滦煤矿华人总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信译局总办、复旦大学校长、安徽高等师范学堂校长、北京学部（教育部）名词馆总纂等职。但他的精神所寄，仍在于继续维新运动时期提倡西学的工作。

历经动荡　晚景凄凉

从本质上说，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制约，严复并没有对封建势力彻底绝望，他依然希冀得到朝廷的重用，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在戊戌政变前后，他写了长篇政论《拟上皇帝书》，希望光绪帝效法西方，变革政制。但无情的历史再次将他的希望打得粉碎。

1909年5月，严复被派充为宪政编查馆二等咨议官、福建省顾问官。1910年1月，清廷赐予严复文科进士出身。1911年，严复创作了大清国歌《巩金瓯》。

1912年，辛亥革命之后，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严复受命出任首任校长，但同年11月辞去校长职务。1913年，严复任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1915年5月，严复被袁世凯聘为宪法起草员，8月23日筹安会宣布成立，严复列名为筹安会的发起人，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这也是严复一生的污点。

1916年袁世凯死后，国会要求惩办祸首及筹安会六君子，严复避祸于天津。

在经历了变法维新失败、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等一系列事件后，严复从政治活动中“撤离”。此时的他，思想上趋于保守。在文化观上主张回归传统，提倡以引进西学为前提，建立以儒学为主体意识的新时代的文化体系，实现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

在上海，严复有了第三任妻子朱明丽（发妻王氏亡故，有一小妾莺娘）。但相处不到一年，他又再次赴京津谋职。之后，他在写给朱明丽的63封信函之中，有27封谈自身的疾病，17封催促她速寄鸦片，有些信则两者都说。50岁之后的严复，颇有点儿病入膏肓、得过且过的样子。一直如影随形的咳喘病，与他认为能缓解咳喘的鸦片，几乎成了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件事，而妻子与小妾相处不睦，家中时常爆发矛盾。严复在此时感叹：“世间唯妇女最难对付！”

辛亥革命成功后，因为袁世凯当总统，严伯勋隐秘不宣，组织上亦为保密。一直到袁世凯病逝，严伯勋才重出江湖，并回到老本行，进入北洋政府海军部任职，为海军上校军官。1927年，国民党北伐成功，定都南京，他南下到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工作，1933年病逝于南京石头城下，灵柩由海军部派军舰护送回乡，安葬于老家。

完善财务报告编制制度的前提就是要深入了解我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建立统一的财务报告编制制度，同时还要要求各级政府部门以及事业单位都统一采用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制度，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对财务报告进行整合分析，有利于财务信息在各部门之间的交流。与此同时，还需要对财务报告的编制进行监督，应该建立专门的监督机构，并建立审查制度，从而能够有效保证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的准确性。最后在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制度中还应该完善详细的工作流程等信息，不断提高政府的财务管理水平。

在戊戌政变后至辛亥革命前这十余年中，他主要翻译了如下几部资产阶级著作：亚当·斯密《原富》、斯宾塞《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甄克斯《社会通诠》、孟德斯鸠《法意》、约翰·穆勒《名学》、耶方斯《名学浅说》。它们与《天演论》一起，是严复最重要的八部译著。

教师只是学生学习的引路人，不是代跑者。老师最终教会学生的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教师对于每个阶段的听力学习要进行实时分析和动态把控，从个体到整体进行深度的剖析，研究整个班级的整体特点以及学生的个体差异，有策略地开展教学。根据学生对知识的把握程度，逐步放手，从手把手的教学方式过渡到学生自我反思的阶段，从基础知识的学习过渡到能力的培养。

这八种西方学术著作，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学术思想介绍到中国来，此后西学的传播才开始具有明确的理论形式和思想内容。这个时期的严复仍以积极向上的工作，影响着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进程。

辛亥革命以后，严复担任了几个月的北京大学校长，但基本上过着衰病闲居的生活。同时，他虽然在所著文章及致亲友的书札中还流露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在思想上，已完全走上保守的道路。在文化方面，他主张尊孔读经，喜读老庄，反对”五·四“运动，走向历史潮流的对立面。

1920年，因哮喘病久治无效，严复回到福州养病。1921年10月27日，严复在福州郎官巷住宅与世长辞，终年69岁。

【轶事】

爬梯子被哄打

严复少年早慧，又格外顽皮。五岁那年，差一点儿闯下一场大祸。那一天，邻居家打井，架子已搭起一丈多高，井也挖了很深。当打井师傅休息时，小严复却爬到了梯子的顶端。恰巧严复的母亲陈太夫人出门，见到这惊险的一幕，心中着急得不得了——稍有差池，严复摔下来就得没命了！严复见到母亲，偏要卖弄精神，在高高的架子上做鬼脸、弄姿势，又喊又叫：“井打得好圆，比月亮还圆！”

严复母亲直吓得浑身冒汗，情急中计上心头，她柔声细语地对儿子说：“我儿好能干！你能下来再给我演示一下怎么爬上去的吗？”

严复信以为真，见大人夸奖特别得意，立刻雄心勃勃地下来，准备给母亲演示。等到他一下地，母亲揪着他回到家中，气得用鞭子狠狠地抽打了严复，同时宣布，即日起，一个月不许他出自家门。这件事成为严复晚年四处与人说笑的谈资。

惜才改试卷

严复任安徽高等学堂的校长期间，见学堂人心涣散，下决心做一番严厉的整顿。他从严肃学生考试纪律入手，制定了严格的考试制度。这样一来，几次考试下来，那些不肯刻苦学习的富家子弟，有三十余人虽然即将毕业，但由于成绩极差，按规定被除名了。除去严格治学以外，严复对确有见解的学生也十分惜才，青睐有加。一次他查阅考卷，发现一位叫王恺銮的学生，以《张巡论》为题，写了一篇文章。他读着，发现此文虽是对公认的英雄大加讨伐，但读完文章，却不得不认同作者的理论。他欣赏此文讨论的尖锐，说理的透彻，但阅卷教师显然只看了皮毛，便只打了40分的不及格成绩。

严复对文章有点儿爱不释手，亲自动手将文中几句过于偏激幼稚的语句作了改动，叫人传唤王恺銮，当面表扬勉励，并拿出工资奖励他。任教教师知道此事后，取出卷子细读，将40分改成了90分。

【解密】

严复家族走出的忠义之士

严复家族是中国近代非常有名的一个科教世家，出了不少作家、翻译家、教授、大学校长，还出过中科院的院士。但这个家族从清末到上个世纪50年代，却走出过不少胆气逼人的忠义之士:

1.严伯勋：刺杀袁世凯的“暗杀大王”

1912年1月16日，北京东安门大街发生了惊人的刺杀案：袁世凯卫士被炸死，袁世凯抱头鼠窜，亡命而逃。三位暗杀者被捕，不久英勇就义，唯有一义士成功脱离险境。这位逃脱的义士就是船政学堂培养出来的中国同盟会暗杀部骨干——严伯勋，人称“暗杀大王”。

严伯勋是严复的侄儿，谱名家鹄，1880年生，少时考入马尾海军学校，在校期间就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开始从事地下革命活动。

1911年10月10日，同盟会发动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为镇压武昌起义，清廷被迫请出于1908年被“开缺回籍养疴”的袁世凯复出，并授予内阁总理大臣之要职。复出的袁世凯率部攻克汉口后，回京组阁，并立即部署镇压革命党人，帮助清廷苟延残喘。同盟会的同志们非常气愤，决定在京津分会设暗杀部，暗杀袁世凯。海军出身的严伯勋即是暗杀队骨干成员，他们集合于北京十三陵、门头沟荒山制作炸弹，并练习投掷炸弹。

1911年11月13日，袁世凯率领大批卫队进京，他的内阁政府就设在石大人胡同迎宾馆。袁世凯本人先是住在王府井大街锡拉胡同私宅，后听说革命党人要杀害自己住在河南彰德府老宅里的家眷，赶紧派人把家眷接来北京，一同住进迎宾馆。这段时间，袁世凯每天早上乘马车经东安门大街到东华门，进宫上朝。

严伯勋数次潜入京城内，观察、记录袁世凯的行动路线、卫队配备、藏身地点，并与时任暗杀部部长的彭家珍一起，制定了详细的暗杀计划。1912年1月16日出发前，他给家人写信诀别，抱定此去无回的坚定信念。

16日早上，严伯勋与三位暗杀部战友一起，进入北京城，他们在王府井至东华门设伏卡三道。严伯勋埋伏在东华门外，战友芝萌、先培驻丁字街口，战友禹昌驻东安市场。快到中午时，袁世凯下朝后乘双套马车回府，车行东华门外三义茶叶店前，隐身于店内的严伯勋沉着快速走出，掷弹于袁世凯马车下，但因投炸弹时间稍缓，而车速又甚疾，因此爆炸声浪只是将袁世凯掀翻在地，警卫营长袁金镖当场被炸死，另有十余个警卫被炸成重伤，双套马车中的右侧马虽被炸伤但仍能跑动，车夫刘二驱车狂奔。严伯勋非常沉着，见状，再退入茶叶店，将怀中手枪插入茶桶，从容逃去。他的战友芝萌、先培听到爆炸声后，开窗手持炸弹站立等候，被随后赶来的军警捕去。禹昌闻声持弹奔出，亦暴露被捕。

严伯勋刺杀袁世凯虽未成功，但直接影响了京师局势，震慑了清廷君臣，摧毁了他们的心理防线，最终谁都不敢出来主持危局，而宁愿到青岛、天津求田问舍，做富家翁。

狡猾的袁世凯遇刺后，一方面致意京津同盟会，言欲效力革命，另一方面下令杀害了芝萌、先培、禹昌三人。严伯勋在众多海军老乡的帮助下，连夜潜出北京城，避居天津，后再潜往南京。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在2013 年提出的战略方针，其核心内涵是“开放、包容、互利和共营”。本研究从语言学的角度对“一带一路”进行分析，为“一带一路”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同时，用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来分析中美两国关于“一带一路”的新闻报道也丰富了批评话语分析的应用研究。

水稻白叶枯病是水稻上主要病害之一，也是一种检疫性病害，对水稻危害性很大。白叶枯病主要发生于叶片及叶鞘上。初起在叶缘产生半透明黄色小斑，以后沿叶缘一侧或两侧或沿中脉发展成波纹状的黄绿或灰绿色病斑;病部与健部分界线明显;数日后病斑转为灰白色，并向内卷曲，远望一片枯槁色，故称白叶枯病。

袁世凯被炸的第二天，又有人向迎宾馆投掷炸弹，未炸到人，只将袁世凯的办公室玻璃震碎。受此惊吓，袁世凯搬入地下室办公，从此再不敢去进宫上朝。

1912年2月12日早，大势已去的隆裕太后携6岁的溥仪在乾清宫颁发了退位诏书。因此，可以说，严伯勋刺袁，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贡献巨大，算得上是民国大功臣。

严复原本打算戒烟，因为妻妾之间旷日持久的“物竞天择”而作罢。等闲平地起波澜的妻妾们，让这位天演学家烦躁郁闷不已，只得再吸鸦片消愁解闷了。他在妻妾中间两头受气，因而明知鸦片对自己的哮喘病并无根治意义，他依然依靠鸦片麻痹神经，称自己是“天下第一可怜人”。

严复（1854—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县人，近代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新法家代表人。先后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在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任教期间，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海军人才，并翻译了《天演论》，创办了《国闻报》，系统地介绍西方民主和科学，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是清末极具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因翻译《天演论》而被赞为“中国西学第一人”，且“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泽东语)，国家总理李克强对严复的评价是“放眼世界又葆有纯正中国心”。

2.严璩：拒当汉奸被饿死

严复的长子严璩，字伯玉，乳名阿璋，1874年生于福州，9岁来到严复身边，曾拜郑孝胥为师，1895年去英国留学，1900年回国，1902年开始在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任职，后历任驻法参赞、越南视察吏、广东全省电政监督、福建财政正监理官。民国成立后，历任长芦盐运使、财政部参事、公债司司长、华俄道胜银行清理处督办、三度出任北洋政府的财政部次长、全国盐务署署长兼盐务稽核所总办等要职。后来他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财政部次长、司法行政部总务司司长等职。

严璩少年得志，宣统元年就是二品卿衔大员了，回福建任“财政正监理官”时，还不到35岁，1933年退休定居上海。

严复的父亲严振先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医生，外号“严半仙”。他为人慷慨好施，同时也爱赌钱，但逢赌必输，弄得家无恒产，囊无余钱。但因会医术，严振先结识了当地名儒黄昌彝，将严复送到他的门下读书。黄昌彝学术功底扎实，教学方法也别具一格，为严复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

此时，严璩年近七十，又有极严重的哮喘病，身体每况愈下。日寇见严璩宁死不肯出任伪财政部长，就在一个刺骨的冬日，将严璩赶出洋房。饥寒交迫，严璩卖尽家中值钱的东西，也只租到了一个亭子间的楼下的洗澡间，他的床板就放在房东的澡盆上。入夜，二房东洗澡时，就将严璩赶到大街上。几番折腾，老人已奄奄一息。

1942年冬天，严璩带着一身傲骨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3.严传经：为国葬身鱼腹

严传经是严复的堂弟，1920年毕业于烟台水师学堂航海系。他一毕业就奉派“定安”舰见习，后又升任“克安”舰副长，“海容”舰鱼雷副长、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部副航海长。

抗战中严家有多位在海军任职的子弟为国捐躯，严传经即是第一位严家抗日烈士。

“卢沟桥事变”后，严传经被紧急调赴长江江防司令部，接任“义宁”炮艇上尉艇长，负责在鄱阳湖一带布雷。1938年6月25日，日寇飞机前来轰炸，严传经指挥战士用艇炮、机关枪与敌人飞机激战，敌人从他的军装上知其是艇长，超低俯冲，瞄准他射出一串罪恶子弹，严传经壮烈牺牲，尸沉海底，年仅43岁。

战斗结束后，战友们一遍遍打捞寻找严传经的遗体，但始终无着。严传经实现了自己“海军以为国葬身鱼腹为荣”的战前誓言。海军部按照军人抚恤条例，从优给恤二十年，国防部颂状褒扬，并追令晋升海军少校官阶以慰忠魂。

【家教】

勤勉爱国　以学齐家

1921年10月，严复在福州郎官巷家中病逝。临终前，他给子女写遗训，围绕勤学勤思、敬业乐生、学贯中西、爱国奉公等严氏子孙共同拥有和遵守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原则，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严复的家风、家教，通过大量事例渐次展现优良家风对一个家族的深远影响。

严复在遗嘱中说：“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须知人要乐生,以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须勤于所业,知光阴、时日、机会之不复更来；须勤思,而加条理；须学问,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圆满；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毋造孽。”

遗训的精神与严复平时的家教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在孩子的学习上，他虽是将西学介绍到中国的先驱，却始终注重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为他们规划了“先中后西”的成才之路；在为人处世上，他为孩子们订立的标准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勤谨”。

在严复看来，“勤”代表了恒心与毅力，是求学立业所应具有的基本态度。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对子女的殷切希望。他在家书中提醒三子严琥当勤勉好学。“谨”为专心，这在严复看来是治学做事的关键。他在书信中告诫孩子们，要做到“谨”，必须耐得寂寞，守得孤独，以无所畏惧之心，以严谨求实的态度，一点一点朝目标前行。

生前，严复不仅聘请家庭教师，他也非常用心地亲自教育。与子女常常不在一起，严复写信非常勤，信中多是谈学习问题。他也督促子女勤于给他写信，如果隔几天没有收到子女来信，一定写信询问。子女信中如果有错别字或其他不妥之处，他都一一耐心地在回信中指出来。他想以此方式，增进子女读写能力和心性修养。

中国历来重视家教和门风。严氏家风的缔造与传承，是历代家族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但严复的言传身教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正是在他的带动下，严复家族愈加绵延昌盛、繁荣兴旺。

【家族】

严复共生有九个儿女，后代中也有许多令人敬佩的人才。

次子严琥：字叔夏，1897年生于天津，从小生长在严复身边，幼名普贤。曾先后入北京清华大学和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学习，但中途都被严复召回，在家为其聘请家庭教师。1937年起在福建协和大学等学校历任教授、系主任、教务主任和文学院院长等职。解放后历任协和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福州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教务长、福州市副市长，同时还是省、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后在福建省教育学院任职，1962年病逝。1984年福州市为他隆重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并称：“严叔夏同志的一生，是不断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一生，是热爱党、热爱祖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民主人士。”1994年福建省又隆重举行“严叔夏先生纪念会”，省、市领导及民盟中央负责人参加大会。2002年修复建立的严复故居纪念馆，专门设立了严叔夏展览室。

长孙严侨：谱名严以侨，严叔夏长子，1920年出生于福州。就读福建协和大学，解放前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初，接受组织派遣，和妻子林倩一起偷渡到台湾。1953年被捕，关进“火烧岛”，1961年被保释出来，“或许是托严复之孙等原因之福，总算判得比别人轻……”1974年病逝，终年55岁，2003年国家民政部追认严侨为烈士。

长孙女严倚云：严璩的长女，1912年生于北京。在北京圣心女中读中学，后考入北京大学教育系。毕业后曾在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任教。1947年赴美，1956年获康奈尔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先后任南加州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由于她在学术研究等方面的成就，曾被列入《美国学者名人录》、《美国教育家名人录》、《美国妇女名人录》，并被选为全美外国语学会第二副主席。经胡适先生介绍与天体物理学教授高叔哿博士结婚，他们两人在华盛顿大学设立了“严复翻译奖学金”和“严复奖学金基金会”，奖励对中国文化有研究成果和兴趣的学生。1991年不幸因车祸逝世。

孙女严系云：严璩次女，1917年生于北京，北京辅仁大学毕业，一直在唐山市第四中学任英语、音乐教师。任唐山市海外联谊会副主任、唐山市老干部合唱团团长。夫婿梁绍造为医学博士，著名眼科专家。

孙女严倬云：严叔夏的长女，1924年生于福州，曾就读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1946年到台湾，后与辜振甫结婚。曾精心经营屏东农场，热心妇女及慈善事业，现为台湾妇联会领导人。曾陪伴丈夫、原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参加汪辜会谈，1998年到北京大学瞻仰了在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时竖立的严复像，2004年到福州出席了纪念严复诞辰150周年大会。

孙女严停云：严叔夏的次女，1926年生于福州，曾就读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1948年到台湾，后与时为中央通讯社台湾分社主任的叶明勋结婚。她是台湾著名作家，笔名华严，以《智慧的灯》一举成名，台湾文艺小说创作奖获得者，曾获世界艺术文化学院荣誉文学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