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民主共和思想的历史逻辑及其制度设计

1913年3月20日，随着杀手武士英的枪声，宋教仁倒在追寻中国民主共和的道路上。时人为宋教仁年青的生命在31岁时嘎然而止而唏嘘不已的同时，是之、非之也随之而起，并延续至今。

近年来，学界对宋教仁多有论析，然而大多集中于其民主共和思想及其实践研究，对其民主共和思想产生的历史逻辑研究则稍有不足。

一、民族革命：欲作“复仇”满清的“英雄”

“反满”是有清一代的流行词，晚清时期更是达到极点。具有较强烈反满思想的湖南人仇鳌回忆：“我们对于清廷压迫汉人，害怕洋人，愤恨达到极点，尽力鼓吹发动革命，复我河山。所以，那时进行革命，主要是对于清廷压迫汉人出发。人人都造反，人人都要推翻清朝。”[1]438

宋教仁，湖南省桃源县上香冲人，清光绪八年二月十八日（1882年4月5日）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自幼就接受家庭的“反满”教育熏陶。宋氏家族虽然“习儒”者众，但获取功名者少。祖父宋业宏“志洁行芳，闲静寡言，与世无城府，然胸次自分泾渭”，虽然乡试中举，也“征而不仕”。七世伯宋起龙“尤严华夏之辩，著有《腹笥草》诗集，深寓反清复明之旨”。宋教仁对《腹笥草》极为推崇，曾推送给上海《国粹学报》发表。胞兄宋教信“于华夷之辩，持之甚严”，曾加入当地反清复明的会党。在这样具有强烈反清意识与行动的家庭环境熏陶下，宋教仁对满清政权不可能存在认同意识。

在后天学习中，宋教仁也不断接受反满教育。1899年，宋教仁肄业于桃源漳江书院，师从山长黄彝寿。山长黄彝寿“精于宋学，律人律已都很严格，而且坚持民族大义，富于反清革命思想”，曾在窗前贴一副对联以铭志：“莫使真心堕尘雾，要将热血洗乾坤。”[2]670在漳江书院期间，宋教仁阅读过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著作及《资治通鉴》《读史方舆纪要》等，明瞭“夷夏之辨”，同时深受山长黄彝寿反清思想潜移默化影响，反清意识日益滋长，曾与同学慨言：“中国苦满政久矣，有英雄起，雄居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则取粮于湘，系鄂督之头于肘后，然后可以得志于天下”。人多以“狂生”目之。

事实上，反满是晚清时期的革命主旋律，是革命动员的重要口号。1902年宋教仁求学于湖北武昌文普通学堂，结识了同样具有反满倾向的田桐、吴昆、白逾桓等人，并时常在一起议论时政。1903年7月，黄兴在武昌两湖书院发表反满演说，鼓吹反清革命。时在文普通学堂求学的宋教仁是听众之一，并对黄兴的讲演“非常悦服”，后通过他人引荐“和兴结合”。[3]在黄兴等反满志士影响下，宋教仁走上了反清革命道路。

2、加强业财融合的宣传培训。通过内部培训等形式对员工宣传加强往来账款核对的重要性以及对公司整体效益的意义，让全员意识到管控公司往来账款对于降低公司债务风险的重要作用。同时，业务部门要提高本职能部门对于往来款的重视程度，要清楚意识到往来款管理不单单是财务部门的职责，更是需要所有部门公共完成的重大业务，需要发挥公司全员的系统合作，加强业财融合，才能提高全公司的往来款管理水平，降低公司财务风险。

1904年2月，宋教仁协助黄兴组织了中国国内第一个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确定以“驱逐鞑虏，复兴中华”为宗旨，并担任副会长。随后华兴会计划利用湖南官员准备在长沙万寿宫庆贺慈禧七十寿辰的机会发动起义，宋教仁计划在常德响应。不料，“事竟败垂成”，宋教仁仓惶之中“负衣徒步而走”，搭上一往汉口的炭舟，后取道上海流亡日本。同年11月舟过长江上的湖北监利螺山时，满腹忧愁的宋教仁口占长歌一首，说明自己眼前的困境，又表达自己将继续反清革命的决心。

流亡日本后，宋教仁继续进行反清活动。宋教仁先是联络同志在东京筹备出版《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并担任杂志社总庶务。该杂志以“提倡国民精神，输入文明学说”为宗旨，意图“革命”，推翻满清政权。1905年1月26日，宋教仁至越州馆田梓琴处午餐，偶然发现有陈天华的《警世钟》，随后在1905年2月撰写的《汉族侵略史略史·叙例》中，宋教仁明确指出：“中国者，汉族之中国也”，主张“速行民族主义”，呼吁汉族“尊祖敬宗之同胞”一起对满清统治“复仇”。当时许多反清革命志士“悟及以帝王称号纪元之非”，相率提出新的纪元方法，宋教仁认为，从“复仇”满清的民族主义角度考虑，“以黄帝生年为纪元之说，似稍合矣”。[4]5-6

总体来看，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以前宋教仁的“苦满政”主要还是停留在传统的夷夏之辩。无论寄希望于“英雄”“系鄂督之头于肘后”的豪言壮语，还是逃亡途中立下的“重展”“汉族自由地”的誓言，抑或改黄帝纪元，等等，宋教仁无非是要对满族“复仇”，可以说主要是从汉族的民族感情出发。

总体来看，流亡、留学日本的经历是宋教仁人生的重大转折点。正是在这段重要经历中，宋教仁开阔了政治视野，练就了深厚的理论功底，其思考问题重心也由一般的“复仇”反满转向现代国家制度的建构。

到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以后，宋教仁的“苦满政”除一般的“夷夏之辩”外，还进一步指出满清政权的专制腐败，丰富了“苦满政”思想内涵。1905年7月满清政府准备立宪，并派使臣出洋考察。宋教仁立即撰写《清太后之宪政谈》，提醒国人西太后不会“发大慈悲”，不会“害已从人，而行此上背祖宗成法、下削子孙权利之非常举动”，[5]17不可能放弃专制统治，期望国人抛弃对清政权实行宪政的幻想。然而，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立宪分子却不以为然，“尚望其由此养成宪政，尚选举许多议员，以希赞助立法，预备许多政党，以谋监督政府”。1910年9月清政府成立资政院，“预立上下议院基础”，作为正式议院的过渡。根据《钦定宪法大纲》的规定，资政院的“发生，则由于一纸之上谕”。宋教仁在1911年3月撰写并发表《宪政梦可醒矣》的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政院是“太新式”的宪法机关，在清朝专制统治面前不过是“可随意招来挥去”的摆设罢了，再次提醒那些对清政府存有幻想的国人，不要作“宪政梦”了。随后，宋教仁认真研读了清政府在1908年8月批准公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在1911年4月又写了《中国古宪法复活》，指出《钦定宪法大纲》中“大清皇帝万世一系，永远尊戴”的规定，完全与中国第一专制君主秦始皇帝的“朕为始皇，二世、三世至于万世”[6]215的定制如出一辙，这说明到了政治形势发生极大变化的20世纪初，清政府依然不愿意放弃专制独裁统治。

[12] 宋教仁.论都察院宜改革为惩戒裁判所[C]//陈旭麓.宋教仁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

二、政治革命：怀抱“创立民国”计划并毅然自任

“复仇”满清的目标完成后，除了重整汉族“汉族自由之地”、恢复汉族政权，未来中国的政治前景应该是什么？直到流亡、留学日本，宋教仁才慢慢有了自己的答案。日本的别样景致吸引着宋教仁，开阔了他的眼界，促使他去观察、学习、研究。流亡日本期间，宋教仁曾一度学习军事，后改学政治法律，先后进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早稻田大学预科班学习。除了完成必要的学习任务，宋教仁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学习、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的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和国家制度，并陆续翻译了《俄国制度要览》《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澳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览》《美国制度要览》《德国官制》《普鲁士官制》等。宋教仁的这些译著，笔者虽然未曾见到，但可以肯定地说，在译著过程中，宋教仁的政治视野为之大开，并肯定从中吸收了大量的政治养料。宋教仁除了亲自参与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外，还常常阅读其他报刊，如《警钟日报》《时报》《中国日报》《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大陆》《国粹学报》《世界杂志》等报刊杂志，浏览国内外时事新闻，了解国内、国外最新形势。例如，在1906年9月1日夜，宋教仁依例“阅新闻良久”，一则与墨西哥有关的新闻引起宋教仁极大兴趣。墨西哥“昔人政治纷乱，革命时起，民不聊生”，但自总统德阿士氏四年一任、连任二十六年执政后，“国运勃兴，殖产兴业，制度文物，皆臻极盛”。宋教仁的这些译著和新闻观察不仅丰富了他的政治知识，同时又把他的注意力导向现实政治，为日后提出较系统的民主共和主张提供了必要的积累。

美之建国，其初各部颇起争端，外揭合众之帜，内伏涣散之机。其所以苦战八年，卒收最后之成功者，赖十三州会议总机关有统一进行、维持秩序之力也。[13]365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因子表法在形成和应用因子表的过程中并没有考虑方程组元素本身的对称性。如果考虑这种对称性，则求解A(n-1)′阵时所采用的方式、求取A(n-1)′阵中元素的方式、对后续F阵元素的前代方式等，都将是简化因子表法的形成过程以及提高因子表法计算速度的关键。

孙中山之所以会成为辛亥革命的领袖，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与他的人格魅力有很大关系。老同盟会员杨绩熙说：“孙先生会宣传，会动员，不管谁听了他一席话、一次演说，谁就甘愿跟着他走，赴死不辞。”[2]671他们之所以会走上革命道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折服于孙中山的人格魅力。与大多数革命党人不同，正如辛亥老人仇鳌所评价的那样，宋教仁“不仅是长于辞令的演说家，而且是下笔万言的理论家”[1]449。除了前述大量的译著外，宋教仁以“桃源渔父”为笔名的长篇论著，经常见诸于《东亚新闻》，读者莫不钦佩。在进行反清革命的同时，宋教仁怀抱“建立民国”计划而毅然自任，勤奋著作，陆续撰写并发表了《清太后之宪政谈》（1905年8月22日）、《钦定宪法问题》（1911年2月11日）、《宪政梦可醒矣》（1911年3月25日）、《中国古宪法复活》（1911年4月8日）、《近日各政党之政纲评》（1911年6月23日—7月15日）、《希望立宪者其失望矣》（1911年7月9日）、《英国之国会革命》（1911年8月）、《日本内阁更迭感言》（1911年9月5日）、《萄国改革之大成功》（1911年9月25日）等文章，积极探索反清革命成功后国家政治前景。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全面确立相适应，党的十四大报告强调指出：“我们应当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以巩固和发展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保证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⑮相关资料引自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9月18日。。要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市场制度和法规建设，打破条条块块的分割、封锁和垄断，促进和保护公平竞争。

国家的政体是什么？1906年9月清廷颁布预备仿行宪政上谕不久，很快又拿出官制改革草案，其中首条是：“总理大臣之任，以皇族充之。”第三条是：“设立上议院，其议员以皇族、贵族及三品以上官为之”，下议院要“俟民智开发之日”才设立。[9]668看到清廷的官制草案后，宋教仁很是气愤。他研读清廷预备立宪官制改革决定后，在1908年10月8日的日记中判定清政府不可能放弃专制统治，实行立宪。因此，他认为在进行“复仇”满清的民族革命的同时，还得进行推翻满清专制统治的政治革命。可以说，这篇日记或者是1906年10月8日是宋教仁政治思想演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后，宋教仁对满清专制统治不再停留于一般的揭露与批判，而是转向“政治的革命”了。

那么，“政治的革命”成功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样的呢？宋教仁是在转向对日本、葡萄牙、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观察与研究中慢慢找到答案的。在1911年6月所写的《论近日政府之倒行逆施》中，宋教仁批评清政府“无日不以筹备宪政为藉口，而行其集权专制之策略”。[10]216在这里，宋教仁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国家未来政体是什么，但指出至少不是集权专制。同年9月，在《萄国改革之大成功》一文中，宋教仁总结了“近二年来世界各国中演革命活剧”，革命方法不同，革命结果亦不同。宋教仁对建立民主共和是十分向往的。

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12]P20。

在1911年7月制定的《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中，宋教仁强调“本会以推覆清政府，以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11]277。在这里，宋教仁将国家未来前景粗定为“民主的立宪政体”，但并没有具体化。在1911年8月所写的《论都察院宜改革为惩戒裁判所》中，宋教仁透露了自己对民权的立宪政体的政治偏好。他说：“然国家政治之组织，宜于专制时代者，往往不宜于立宪时代。今后吾国政治变革，结局虽不可知，然君主专制政体必不再许其存在，而趋于民权的立宪政体之途，则固事所必至者。”[12]281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后，“各省响应，共和政治已为全国舆论所公认”，君主制已被唾弃。共和制虽然成为公认的选项，但是采取何种形式的共和？“事必有所取，则功乃易于观成”。在当时的世界，实行民主共和政治的有美国、法国等国。宋教仁毫不掩饰地称赞美国的共和合众制度。

革命的目的不在于破坏一个旧的社会秩序，而在于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蔡元培在回忆晚清民初的革命经历时说过：“清季言革命者，首推同盟会，会旨有‘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诸义，而会员大率以驱除鞑虏为惟一目的。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少数，宋渔父先生其最著也。”[7]438清末民初，除了与黄兴一起参与策动长沙起义外，宋教仁还积极了参与，甚至策划了其他以“驱除鞑虏”为目的的革命活动。1911年5月前以广东、云南等边省为中心的起义失败后，宋教仁与同盟会部分要人一起“改变方法，乃在上海设立中部同盟会”，并“共筹三策”：上策“为中央运动，推倒政府，使全国瓦解”；中策为“在长江流域同时大举，阻断南北，使两方交通断绝，制政府命脉”；下策是“边省起事，徐图中原”。[8]281辛亥武昌起义发生与成功的事实证明宋教仁推动成立的中部同盟会及所提出的起事三策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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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中国现实，在武昌起义后，必然是烽火四起，要将各种反清力量统一并组织起来，宋教仁明确指出，“美利坚合众制度，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13]365。

第四，企业的财政预算管理可以激发各个部门的积极性。通过财政预算管理可以加强各个部门的凝聚力，但是各个部门的工作不同完成的工作的情况也各不相同。不同部门之间也会相互较劲。通过财政预算可以更好的反应出各个部门工作的完成情况。在加上各个部门之间的合作密切各个部门的信息共享。所有部门都想把更好的一面展现个大家，从而可以激发各个部门的积极性。

三、理想追求：民主共和思想的制度设计

学界在评价辛亥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时，惯常以孙中山的言论与行为为中心来展开评价。客观地说，在建立民主共和问题上，宋教仁与孙中山的目标存在一定的共性，但在民主共和政体的具体制度设计上，尤其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一党制还是两党制等具体设计上，两者又是大相径庭。

Patients presenting with atrophic gastritis, metaplasia, or dysplasia are routinely subjected to eradication therapy targeting the underlying infection; however, eradication is only partly effective at reversing atrophy and often fails to treat metaplasia and dysplasia[63].

（一）舍总统制，取责任内阁制

反清革命成功后，民主共和国家的权力机构如何组织？宋主张责任内阁制，孙倡导总统制，两人存在比较明显的分歧。时人多抑孙贬宋，学界也有此分野，认为孙中山的总统制才是正轨，而宋教仁的责任内阁制是离经叛道。

孙中山推行总统制实际上是强人政治的一种具体表现。在1906年制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孙中山提出“创立民国”的“措施之次序”，即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其中军法之治是革命的军政府“督率国民扫除旧污之时代”；约法之治是军政府“自揽国事之时代”。军政府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权形式，在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出现过，如英国克伦威尔专政、法国的拿破仑专政。这种强权政治在扫除旧制度过程中发挥了巨大威力，但因权力过度集中，又很快转向个人独裁。

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制并非心血来潮。早在辛亥武昌起义前，宋教仁就已经认识到责任内阁制在国家权力机构中的重要地位。在1911年6月撰写的《论近日政府之倒行逆施》中，宋教仁就强调：“国势之盛衰强弱，全视其运用国家权力之机关组织为准，而内阁尤众机关之总汇，行政之首脑也。”[10]216在1911年7月9日发表的《希望立宪者其失望矣》中，宋教仁揭露批评清政府预备立宪骗局时，再次强调了责任内阁制的突出地位：“立宪精神，孰有大于立法机关之作用与责任内阁之组织者？”[14]252

理论的意义在于指导实践。武昌起义成功后，宋教仁在主持起草《鄂州约法》时，就把责任内阁制理想渗透其中。《鄂州约法》根据三权分立原则，规定湖北军政府都督、政务委员会、委员会议、法司的职责和权力。其中，关于都督和政务委员职权的规定已经具有了责任内阁制的精神。根据这些规定，政务省就具有内阁的职权，政务长就相当于内阁总理。这部约法虽然是宋教仁“于危城之中穷数日之力草定”[15]121的，似乎有些草率，但同时也说明宋教仁对责任内阁制已经胸有成竹了。

总之，主张责任内阁制是宋教仁一以贯之的政治理念。宋教仁之所以力主责任内阁制，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避免出现“立宪”下的专制独裁。1911年7月宋教仁在研究日本政权更迭时，发现“日本政治号称立宪几三十年，而犹不能脱少数人垄断专制之习，左右国务者，总之不离乎藩阀武人者近是”[16]305。宋教仁不希望中国再现日本表面立宪实则专制的政治格局。二是与总统制相比，宋教仁认为责任内阁制具有很大的优势，更易于运作。

然而，同盟会许多要人不理解宋教仁的良苦用心，使宋教仁的理念在民国成立前就遭受重大挫折。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回到国内，一到达上海就受到各界人士的“盛大欢迎”：

建立四级监督体系。新增、调整专责纪检部门和人员，完善组织架构，理顺纪检组、纪检部门和基层纪检人员工作关系，明确各自职责。积极开展企地廉洁共建，加强合作交流，建立工作机制。探索构建“上下联动”、“内外互动”的四级专责监督体系。

第二天，黄克强、汪精卫、宋教仁、居正，陈其美等民党要人公宴中山先生于哈同花园，决定先分别向各省代表示意，选举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并由马君武著文在《民立报》披露。夜间又在中山先生住所集会，讨论组织政府方案。宋教仁主张采内阁制，以黄克强为总理。中山先生主张暂不设总理，将来再定。黄克强支持中山先生，劝宋教仁不要坚持已见。[1]446

宋教仁的不同意见引起了不少同盟会要人不满。1912年1月3日举行的各省代表会议上，孙中山提议的宋教仁出任内务总长一职被否决。虽然有人为宋教仁打抱不平，他本人却表现淡然：“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共和肇造，非我党负起责任，大刀阔斧，革故鼎新，不足以言政治。”[17]84

与此同时，一些人还通过不同方式中伤宋教仁，“有野心”“自己想当总理”之类的闲言碎语向宋教仁扑面而来。

从常理上来说，孙中山初来乍到，刚回国内，并受到“盛大欢迎”，在总统制意见呈一边倒的形势下，宋教仁却提出与众不同的意见，确实有些唐突。

“深沉稳健，又通达计谋”[18]671是同盟会员杨绩熙对宋教仁的评价。实际上，以“深沉稳健”著称的宋教仁肯定知道在“盛大欢迎”的场合另提建议是不合时宜，以他的“计谋”，也肯定知道，即使要提出自己的建议也应巧妙委婉一些。那么，“深沉稳健，又通达计谋”的宋教仁又为什么要明知不能为而为之呢？关键在于，责任内阁制之议是宋教仁深思熟虑的结果，而且他认为责任内阁制实为共和国之良好制也，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宋教仁不想错失任何实现“良好制”的机会，即使在众人“盛大欢迎”的场面。实际上，这正反映了宋教仁具有坦荡与无私的品德。然而，出乎宋教仁意料的是，他所主张的“良好”制度设计不仅不为他人理解、接受，却招致不少“吾实不解”的“非笑”，甚至引起了孙中山的反感，更引起贪权重利、阴险狠毒的袁世凯的嫉恨。袁世凯曾对杨度说：“以暴动手段，来抢夺政权，我倒不怕，以合法手段，来夺取政权，却厉害得多了”，[19]222于是决定对宋教仁下手。

（二）舍一党制，取两党制

实际上，孙中山所倡导的总统制，是基于其一党制设计。前述提到，在1906年主持制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孙中山提出实现同盟会纲领的“措施之次序”，即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实际上，无论是军法之治，还是约法之治，军政府都是革命党人的军政府，即同盟会的一党政权。1912年2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一度支持组建国民党，赞同宋教仁的政党主张。然而，1914年7月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又抛开国民党在东京另组中华革命党，宣称“自革命军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时，名曰革命时期，在此时期内，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20]97，一党主张故态复萌。

与孙中山强调一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不同，宋教仁则侧重于两党政治。宋教仁在武装斗争尚未取得成功的辛亥武昌起义之前，就已经注意到政党政治对于民主立宪政治的适宜性。留亡日本期间，宋教仁学习、研究过西方的政党制度，并很有心得。清政府预备立宪开始后，国内热衷于功名的政客“挟其所简练揣摹之法政知识，欲以问世，藉取卿相，……奔走呼号，若狂若醉，以致力于政党运动”。宋教仁凭藉自己深厚的政治知识，敏锐地发现了这次“政党运动”的问题，即参与政党运动的政党“举动之不洽人意，无大政党态度”，这些政党所发表的政纲也“不善”“往往刺谬不通”。[21]230宋教仁认为，这些政纲不完善、组织要素不全的所谓政党“不禁令人大失望于中国政治前途”。

通过运用巩固所学的知识。语言的学习是有其自身的特点的，并不是掌握了语言知识就可以运用自如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检验来巩固其知识结构。

[6] 宋教仁.中国古宪法复活[C]//陈旭麓.宋教仁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

宋教仁对英国、日本政治观察是着意于“觇世界政治之趋向”。宋教仁从对英国的观察中，看到了“民主政治将普及之征候”[22]302，而日本则“无他种重大影响及于将来之政治”[16]307。英国、日本两国都是搞政党政治，都是两党制。宋教仁选择两国作为“觇世界政治之趋向”的蓝本，显然是有心之作，对两党政治有着特殊的偏好。

民初曾一度党派林立，“沉沉稳健，又通达计谋”的宋教仁纵横捭阖，挖掘自己全部的政治能量，联合统一共和党及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与此同时，在亲自制定的《国民党宣言》中，宋教仁阐明了自己对政党政治的主张，“政党宜二大对峙，希望自党发达，同时并希望反对党亦发达，能至旗鼓相当而后已。”[23]421

需要指出的是，前述论及的宋教仁所强调的责任内阁制实际上与政党制度密切关联的。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应由议会中多数党组织，因此“欲取内阁制，则舍建立政党内阁无他途”[24]400。

余论

[9] 宋教仁.我之历史//陈旭麓.宋教仁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

宋教仁的思想经历了由民族革命到政治革命的演变，其民主共和思想正是这种演变的逻辑结果。宋教仁民主共和思想是他本人不断研究，认真总结的结果，同时又切合世界发展的潮流，其目的是企图将中国导向理想的民主共和之路。然而，宋教仁的民主共和思想有很大的理想化成分，其制度设计是西方多种制度的大糅合。这种超前的制度设计一旦与向有垄断专制之习的中国实际相接触必然出现水土不服，最终导致其赍志而终。

参考文献：

[1] 仇鳌.辛亥革命前后杂忆[C]//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北京:中华书局,1961.

[2] 陈毖涛.记宋教仁[C]//民国风云人物(一).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

综上所述，该新型二氢吡喃并［2，3-c］吡唑类衍生物对体外培养的Bcap-37细胞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其引起的癌细胞早期凋亡可能由细胞内线粒体通路和细胞外凋亡信号通路共同介导，具有潜在的抗肿瘤活性，可作为先导化合物进行结构优化，但该化合物的体内抑瘤作用和具体作用靶点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3] 星林,立春.宋教仁与黄兴比较研究略论[J].武陵学刊,1995(5):18.

[4] 宋教仁.汉族侵略史略史·叙例[C]//陈旭麓.宋教仁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

[5] 宋教仁.清太后之宪政谈[C]//陈旭麓.宋教仁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

首先，针对跨区域活动的趋势，我国应当尽快在中央建立专门的反黑领导机构，再组建一支国家级的打黑专业队伍。这支队伍的主体应当从公、检、法抽调精兵强将组成，并相对独立于各政法部门，直接对反黑领导机构负责，再辅之以法律、金融等相关行业的专家组成顾问团，主要负责全国反黑情报的收集、研判、立案、流转、指导等工作。［20］这种做法的优势在于，可以从中央层面掌握和分析全国有组织犯罪态势，制定宏观的打击战略和方针，协调各执法部门工作，统筹打击力量，确保打击效果;相对独立和高级别的机构也能较少受到“保护伞”的干扰，有利于深挖国家公职人员中的“内线”。［21］

与此同时，宋教仁很注意观察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运作。1911年8月世界“宪政模范”英国发生了“宪法上革命”，通过了旨在限制由统一党控制的上院否决权的“国会法案”，“上院经此次改革，虽有若无，实际上已变为一院制矣”，“国会之权必操于下院（自由党控制）”。宋教仁对英国这次“宪法上革命”极为关注，认为经此革命，英国政治制度“与民主国体尚有何差异之点乎？”称其为“近来政治史上之一大变故”。[22]299-302几乎在英国“宪法上革命”的同时，宋教仁也关注到日本的新旧内阁更迭。与对英国“宪法上革命”积极评价相反，宋教仁则看到了这次日本此次内阁更替的问题，“既非由于两党主义政见之反对，又非由前内阁之失政为议院所不信任，不过官僚党之私相授受，实无何等之价值”。[16]307宋教仁的结论是，“睹此次政变，愈觉日本政治为非立宪的”，认为“立宪政治，以代表国民公意为准则，而最适于运用此制者，则莫如政党政治”。[16]305

[7] 蔡元培.我之历史序[C]//高叔平.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

[8] 宋教仁.国民党湘支部欢迎会演说词[C]//陈旭麓.宋教仁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

西汉元朔元年（前128年）春，卫子夫生下皇子，被立为皇后。(此前，陈皇后因巫蛊被废。)这一年，匈奴为了报复汉朝偷袭龙城，频繁入侵渔阳、辽西等郡，掳掠人口和财物。

[10] 宋教仁.论近日政府之倒行逆施[C]//陈旭麓.宋教仁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

[11] 宋教仁.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C]//陈旭麓.宋教仁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

总之，宋教仁的反清思想产生的机理与晚清的社会形势及其所受的教育、影响有很大关系。其反清思想实际经历了一个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不断转化过程，即由简单的“夷夏之辨”表面认识到对满清专制政权的深刻剖析，其对满清的态度也由开始的复仇转化为后来的革命，其间没有对满清政权产生过幻想。

[13] 宋教仁.组织全国会议通告书[C]//陈旭麓.宋教仁集(上册).2011.

[14] 宋教仁.希望立宪者其失望矣[C]//陈旭麓.宋教仁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

[15] 黄中恺.辛壬见闻录[C]//阳海清,孙式礼.辛亥革命稀见史料汇编.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7.

综上所述，产时综合护理干预联合中医穴位按摩可以有效提高初产妇的分娩质量，改善产妇妊娠结局和新生儿情况，提高分娩护理满意度。

[16] 宋教仁.日本内阁更迭感言[C]//陈旭麓.宋教仁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

[17] 居正.梅川日记[C]//罗福惠.居正文集上.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18] 陈毖涛.记宋教仁[C]//民国风云人物(一).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

[19] 蔡寄鸥.鄂州血案[M].北京:龙门联合书局,1958.

[20]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孙中山全集:第三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1] 宋教仁.近日各政党之政纲评[C]//陈旭麓.宋教仁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

[22] 宋教仁.英国之国会革命[C]//陈旭麓.宋教仁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

[23] 宋教仁.致北京各报馆书[C]//陈旭麓.宋教仁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

[24] 宋教仁.国民党沪交通部欢迎会演说词[C]//陈旭麓.宋教仁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