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历史文化论文

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成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该中心的学者们对大众文化研究的新视角引发了一场新的文化研究热潮。在这场文化研究大潮中,西方文化史及其研究成为重要领域和阵地。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有关西方文化史的著述层出不穷,但编著和介绍性的较多而论著则少见。究竟什么是西方文化史?究竟怎样研究西方文化史?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和理解西方文化史?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答案,一些概念性的问题也还模糊不清,这就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必要的思考和解读,以利于对西方文化史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一、西方文化史的学科概念 　　 　　1、从传统史学、新史学到新文化史 　　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文化史自有其产牛、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人们对文化史的认识也随着这个过程而变化。自18世纪兰克客观主义史学产生以来,“照录史实”的实证主义史学至今影响巨大;19世纪以来,“思辨的”历史哲学更是把政治史推到了史学研究的中心地位。当时,文化史在史学中的地位并不高。 　　19世纪下半叶兴起的“新史学”往往自称是文化史或文明史。“新史学”认为文化就是人类发展的各个方面之和,历史就是人类文化的进步。因此,“新史学”研究包括了人类发展各方面的历史。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斯宾塞在他1860年出版的《教育论》一书中讨论了历史学的这一新范围。“在斯宾塞的历史范畴中,政治、阶级、宗教、风俗、文学、艺术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等等几乎是包罗万象。”虽然斯宾塞并未使用文化史这一概念,但是西方学者却通常把他的这一讨论作为对文化史理论的精辟论述。德国文化史家威廉·黎尔认为,文化史是真正的历史哲学,它是“各国全部文明的历史,它既表现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也显示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等方面。”被称为“最卓越的文化史家”的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在一次演讲中更为明确地给出了文化史的定义:“在通常情况下,文化史即是从总体上来考察的世界史,而历史则意味着事件的发展和它们之间的联系……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标准包含:是什么推动世界、什么具有贯穿始终的影响。” 　　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史学界兴起的“新文化史”被认为是“当代西方史学主流的研究趋势”。新文化史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和发展,相较于之前的历史研究取向,新文化史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它注重考察历史中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层面,也就是说,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从以往偏重于政治军事或经济社会等方面转移到社会文化的范畴之内;另一方面,它提出用文化的观念来解释历史,新文化史在方法上借助了人类学、语言学、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意义。新文化史将原先诸如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人类学史学等名目都统一在其旗下。林·亨特主编的《新文化史》(1989)对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文化史作了理论总结,标志着新文化史理论的初步建构,文化史研究的领域也迅速扩展到物质文化史、身体史、表象史、记忆社会史、政治文化史、语言社会史等诸多方面。 　　2、西方文化史的内容 　　有学者认为:“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意识形态的外在表现。文化的组成部分包括意识形态的直接表现,例如科学思想、哲学思想、社会思潮等等。它们是抽象的也是最为基本的。同时,也包括意识形态的外在表现,即通过物的形式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如宗教、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等。而它们是具体和外在的反映。文化史也就是对上述方面的一种历史描述和总结。”由此看来,文化史作为历史学的门类之一,从学科意义上讲,它应该仅仅是关于狭义文化的历史,其中包括思想理论、宗教信仰、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等。但是,国内外许多学者都把文化史研究扩大到其他领域,甚至囊括了人类所有的历史现象,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乃至军事等等,西方文化史也不例外。 　　在国内的西方文化史著作中,庄锡昌主编的《西方文化史》、沈之兴和张幼香主编的《西方文化史》、高福进的《西方文化史论》、叶胜年的《西方文化史鉴》、沈福煦的《现代西方文化史概论》都属于狭义西方文化史,没有系统介绍西方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内容。这些书基本上是作为教材和通俗读物面世,编得多而论得少,所以并不能被称为研究著作。 　　国内具有一定研究性的西方文化史著作主要有北京大学徐新的《西方文化史:从文明初始至启蒙运动》。该书在较为完整地展示西方文化的内涵和发展历程的同时,特别注意凸显贯穿其中推动西方文明进程、对人类社会进步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运动和成就。姜守明等撰写的《西方文化史》虽然基本上也是一本狭义文化著作,但该书在对西方自古至今的精神文化成果进行介绍、对西方文化精粹的细致梳理、对西方文化的起源进行追溯的同时,还探讨了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分析了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碰撞与汇合,因此可以说是研究性著作。 　　从内容角度说,国内的西方文化史著作的一个最大缺憾是基本上都没有涉及大众文化的内容,特别是西方的风俗习惯、下层群众文化等等。 　　3、西方文化史的时间跨度 　　从时间角度看,目前的西方文化史著作主要分为两类:文化史通史和断代史。通史在内容上主要是按照时间顺序描述西方社会从古代两希文化和古罗马文化、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18世纪启蒙运动、理性主义、19世纪自由主义和20世纪现代主义所取得的文化成就。它是对文化史实的客观叙述,国内多数西方文化史著作也基本都是这样写的。 　　断代史的研究者主要针对某个时段的文化来阐述他们个人的真知灼见,其成果多为思辨性的。我们经常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殊不知西方文化史也不狭小简单。要在一本书中就把西方文化史的全部内容解释清楚可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徐新将西方文化史分成两本书来写,可以算是国内少见的西方文化断代史的著作了。法国文化史学家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也是西方文化史中断代史研究的佳作。在该书中他高度赞扬了那个时代,认为“欧洲的文明礼貌和社交精神的产生都应归功于路易十四的宫廷”。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布罗代尔在1949年发表的巨著《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也属同一类。 　　4、西方文化史的空间界定 　　从不断变化的“西方”这个概念上讲,西方文化是一种不断发展、变化、扩张的文化。“18世纪以前的西方还仅限于西欧国家。18世纪以来开始包括北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20世纪以后,广义上的西方不仅包括古代整个欧洲,还包括整个西亚、北非,甚至包括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东亚的日本;狭义上的西方指的是欧美发达国家。从我国现有的西方文化史著作看,人们基本上认同欧美为西方文化的代表,这种空间概念使西方文化史基本上成 为欧美文化史。 　　西方基督教传统、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发达的经济社会使西方学者视自己的文化为最优秀的文化,因此,以往的西方文化史研究充斥着浓重的“西方中心论”的色彩。法国著名史学家基佐和英国史学家巴克尔便专注于欧洲文明史的研究,在他们的思想中存在明显的“欧洲中心论”倾向,认为欧洲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而异族文化通常要么被描写成他者文化;要么被妖魔化。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视野的开阔和文化的交流,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摆脱了“西方中心论”的束缚,认识到其他地区和民族的文化的独特与优秀。荷兰历史学家彼得·李伯庚的《欧洲文化史》打破了“欧洲中心论”的框架,把欧洲文化的发展放到欧洲和其他地区文化的相互关系中去考察。 二、西方文化史研究的视角问题 　　 　　1、历史哲学视角 　　在西方学术界,历史哲学研究一般分为两类:“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前者主要探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特征、意义或规律;后者则着重阐释历史学研究本身特有的性质、方法或作用。何兆武和陈放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一书,把文化形态史观视为当代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主要代表。当代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便体现了文化史研究的历史哲学特征。从文化形态史观的角度,斯宾格勒认为在人类文化中曾出现过八种文化系统,并相信西方文化同其他七种已处于僵死的文化一样,也将走向它的归宿,走向没落。作为“新斯宾格勒派”,汤因比的毕生之作《历史研究》继承和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理论,对人类文明进行了探索研究。他从斯宾格勒的八个文明发展到三十七个。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成为20世纪末继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之后的又一个从文明和文化视角解释历史、认识现实和预测未来的学者,因此有人说亨廷顿是又一个从历史哲学角度看西方文化的人。 　　2、新史学研究视角 　　新史学脱胎于传统史学。传统史学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对人类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的研究,因此其根本缺陷是只注重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的活动。于是,早在18世纪中期,传统史学的局限性和狭隘性便受到了挑战和质疑。被称为“文化史之父”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突破传统史学上作了大胆的尝试。1860年,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的出版,进一步奠定了文化史研究的内容和范畴。 　　亨利·贝尔可以说是新史学的先驱。他主张以史学为中心统一人类知识,提倡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1900年,贝尔创办了具有跨学科特色的《历史综合杂志》。鲁滨逊是美国新史学的倡导人,他反对传统史学的封闭性,强调史学家要利用关于人类的新科学知识,寻找包括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心理学、比较宗教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在内的“新同盟军”。 　　3、新文化史研究视角 　　前文已经说明,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兴起的新文化史是西方文化史研究的新视角。由于该流派主要是一些研究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学者组成,他们的研究因此而带有社会史、政治史、语言史等色彩,这就扩大了以往西方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形成了新的观念,对文化史走向跨学科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4、跨学科研究视角 　　新史学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是西方文化史研究的一个较为凸显的特征。它促使许多新兴学科呈现在文化史研究的视野中,如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文化哲学、民族文化学和宗教文化学等等。在这些学科中,鉴于文化在各学科的研究视角和内容上所处的不同位置,大致可把它们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是从新的视角来研究文化史,如文化人类学和文化社会学。国内文化人类学学者们在此方面的成果有林惠祥撰写的《文化人类学》和马广海撰写的《文化人类学》等。文化社会学方面的著作有司马云杰的《文化社会学》(2001)等。第二类是文化与其他学科相互作用。文化哲学就是这样一门学科。杨善民等撰写的《文化哲学》(2002)从文化、生活实践和人的解放三个方面论述了文化哲学的特征。第三类是把文化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或氛围进行学科交叉研究,如宗教文化学。张志刚的《宗教文化学导论》下篇的内容就是放眼于现代文化背景来讨论世界宗教关系。 　　5、比较文化研究视角 　　通常,西方文化史研究基本是局限在西方文化的范围内来写作,即便有比较,也是在西方文化范围内进行的。但在中国人写西方文化史的时候,由于从东方人的视角看问题,自然会联想到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别,所以有学者在著作中增加了东、西文化比较的内容。例如,姜守明等著的《西方文化史》就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 　　6、大众文化研究视角 　　大众文化研究虽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但问题却早就存在。如同中国一样,长时间以来,历史写作主要集中在“才子佳人”的上层领域,而少涉及下层人民大众的文化。这个问题从国内西方文化史的著作中可见一斑。在我们见到的同类著作中,只有叶胜年的《西方文化史鉴》中有大众文化的章节。但是在西方,专门写大众文化的文化史著作近年来不断出现,有些已经翻译成中文,例如,英国著名学者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就很具有代表性。三、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史研究的认识问题 　　 　　认识西方文化及其历史是研究西方文化史的关键所在。从现有的论著看,人们对西方文化及其历史的认识和评价还存在不少差异,西方文化史的写作自然各有不同。或许一些写作西方文化史的作者并没有从认识和评价西方文化角度来思考问题,但不思考是难以研究西方文化的。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人们对西方文化及西方文化史研究的认识有四点需作更深入探讨。 　　1、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 　　国内的西方文化史著作对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性质不是很注重,庄锡昌、沈之兴主编的《西方文化史》中虽然有关于基督教的内容,但十分简要,不足以说明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性质。叶胜年的《西方文化史鉴》第四章的标题就是《基督教文化》和《新约全书》,姜守明等著的《西方文化史》第三章的标题为《神秘的中世纪基督教文化》,这些著作虽然对西方基督教文化进行了专门描述,但基本上局限在古代。殊不知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性质一直延续到现在,如何将这种基督教文化的继承性及其发展传达给读者,成为我国西方文化史研究的重要任务。 　　2、西方文化是多元文化 　　对于西方文化的多元性,或者叫多元化,人们早已了解。但是,在西方文化史著作中如何把这种多元化写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徐新的《西方文化史:从文明初始至启蒙运动》和《西方文化史续编:从美国革命至20世纪》对西方文化的复杂性和多彩性进行了描述,可谓是对西方文化的多元化问题涉及较多的著作。然而,西方文化的多元化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却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例如,西方文化中多宗教、多种族、多语言、多民族、多风俗习惯等等,都应该对其特点和差别予以分辨。 　　3、西方文化是具有自己特征的文化 　　关于西方文化的特点,许多论文都有分析,所分析的特点也各自不同,诸如海洋商业文化、扩张文化、动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开拓性文化、斗争文化等等。要写一本成功的西方文化史就应该将这些特点渗透在著作中。但从目前国内学界看,这类著作并不多。 　　4、东、西方文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 　　随着科学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跨文化对话与合作交流活动的频繁开展,文化史多样性和统一性已成为其研究的时代特征。《多种文化的星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的报告》一书提出了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平衡的观点,认为世界文化是多种多样的,人们应充分理解和尊重每一种文化。文化交流一方面丰富和加强了一种文化与其他文化的接触和相互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人们生活在一个复杂和不安定的全球性社会中,文化上的差异又成为了国家间和种族间冲突的根源。因此,只有在保持文化的多样性的基础上,本着平等互利、共处、共享的原则达到某种统一。这里的“统一”并不是“一致”,不是损害和抹杀了各文化独特性的一致。一切文化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何兆武先生在《文化漫谈》一书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文化的统一性就寓于其多样性之中。它是多中有一、一中有多。” 　　综上所述,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也是一种决定性力量,它在解决世界问题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西方文化史经历了从传统史学、新史学到新文化史的发展历程,在研究上虽然还存在如概念的界定、研究的范围和研究视角等模糊不清和有争议的问题,但我们相信文化史家通过对上述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决,通过对西方乃至世界文化史发展的根本规律的研究、概括与总结,定会为解决世界争端,维护人民的幸福家园找到一把和平的金钥匙。

大家知道，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源远流长，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我们说西方文明如果从克里特文明开始算起的话，距今已经有4千5百年左右的历史了。而我们中国文明呢，我们常说中国文明5千年的历史，而实际上只有3100年左右，即便是从夏代开始，至多也只有4100年。但是西方学术界只承认我们的文明史是从商代而不是从夏代开始。因为，他们认为夏代只是一种传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是一个文明，尤其是没有找到文字。没有文字的文化只能算是一种原始文化或者是一种传说西方文明主要来自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三大源流。这三大文明之间是具有极大反差的，到了近现代文化，这三大源流才算是百川归海，都汇入西方近现代文化之中。中国的文明源流主要是讲先秦，在先秦时候，大凡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地，就以华夏自居。 到了汉朝，应该说还是长治久安的，历史上有一个说法"雄汉盛唐"，也就是说汉朝很强大。中国人变得文弱是在汉代以后，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开始讲究仁义而不是霸道了。随着中国的不断进步，不断发展，中国自从宋朝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被南移了，南方逐渐繁盛起来了。 首先看中国，它的变革是经历了一个三步曲的过程。商代，中国和其他原始文明一样，都是一种亲代文化，都带有很浓郁的迷信色彩。我们最早的甲骨文就是一种专门用于占卜的宗教文字，为祭祀所用。西方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就是文明最早产生于寺庙之中，庙就是最早的城市中心。周朝取代商代，不仅仅是政权的更替，更为主要是宗教的变化。接下去是先秦的孔子孟子们所进行的儒家思想的变革。 到了孟子，对此又有了系统化的解释，一个人只要去向自己本性发掘，就一定能把自己本性中的美好善良的东西发掘出来，成为一个善人和圣人。因此，只要每个人都"修身、齐家"就能"治国、平天下"，最后达到一个大同的理想世界。中国文化完成的一个重大变革，这个变革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现世的人自我的道德修养，而不太关注外在的上帝鬼神之类的东西。也就是说，中国儒家把大同社会的理想最后落实到每个人的修身养性的工夫之上。同样，西方文化在这个时候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过希腊文化、到罗马文化以及基督教文化，它是一个超越的过程，而不是内敛的过程。到最后，中国文化强调一切从内心做起，西方文化强调一切由外在的上帝决定即上帝决定论。中世纪有一句名言：没有任何一只麻雀从树上掉下来，不是出于上帝的特殊意志。中国文化强调内心的修炼，"内盛外王，成己成物 "，由内向外。中西方文化发生了根本变化。yi般来说，西方人重利轻义，东方人重义轻利或义利兼顾。东方人的意识就是义字当先,古时的关羽不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义气英豪也被当时的人们大加赞赏,我想这也是由于古时的多方思想而造成的一种文化意识5000年的文化也是造成这种重礼的不可忽视的原因相对而言,短短的西方文化更注重利益,这也正是现实主义的表现,从侵华战争及西方的一切生活都可以看出他们的自我意识,也可以称为不虚伪,实事求是的作风。当然,这也只是针对东方的绝大多数而言的。在东方比如中国人的生活中，谦让是一种美德，而西方人对此不知如何是好。西方人在多数时候为了利益可以牺牲自己的义。东方人强调整体性和综合性，而西方人则重视个体性在很多问题上中西方的差异是的，西方人看《梁山伯与祝英台》不一定看不得懂，这里头最大的问题就是中西方文化间的差异，从而造成了中国人细腻含蓄的倾情和西方人的直接表露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中国古代的大家闺秀想必西方人一定毫无想象，更不必说中国古代的“男尊女卑”及古时的家法等一切束缚主义的思想。

这个涉及的时间段很多，古代有那么多的朝代，在这里几句话也说不清楚。建议你还是找详细的资料综合一下，也可以参考历史书籍。